文/曹長青

一個被比鄰的黑人強暴的美國女性要求法官釋放那個罪犯，說她向來同情黑人，不能再因為她而導致多一名黑人失去自由。結果那個後來被「假釋」的罪犯又性侵了其他女孩。
 
更出名的一個案例是，一個女性多年為一個殺害她母親的兇犯呼籲，要求釋放。這個兇犯真的被釋放了，她居然自己雇用這個殺人犯，幫她做家裡的雜工。結果這個男人把救他的這個女人強姦、殺害了。美國很多網民說，這是一個典型自己找死的女人。
 
這不是偶然事件。美國近年發生的重大惡性案件，如當街兇殺、把人從地鐵站台推下被車撞死，在巴士上持刀殺人、在火車上放火（把人活活燒死）等等。這些兇犯全部都有「前科」，被逮捕過多次，最後都被左派法官釋放了（很少的保釋金）。為什麼稱之「左派法官」，因他們多是左翼人士，對犯罪者充滿同情，尤其對黑人或少數族裔嫌犯。
 
「零元購」是踐踏法治，毀掉商店
 
這種所謂「共情」被濫用到這種地步：在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州，竟通過法案，把盜竊950美元以下的行為定為輕罪，警察通常不予逮捕。即使抓了，也可在幾小時內以「零保釋金」釋放。所以加州竟然出現盜竊者拿著計算機進商店，只要不超過金額，就可以在大庭廣眾下搬走商品，不付分文。
 
左派民主黨掌控的加州所以有這種法律，出發點也是「共情」，說要偷盜搶劫不到1000美元商品的人，一定是窮人，要對他們有同情心，理解他的生活艱難，所以不要輕易對其逮捕判刑。這種現象被稱為「零元購」，即一分錢不花，就可拿到商品。顛覆了「購」字的定義。購，等於白拿。
 
上述種種現象，不僅是在美國，在歐洲國家也發生。為什麼有這麼離譜的事情？背後是什麼社會原因、心理問題？
 
今年5月中旬美國出版的一本研究這個現象的新書立即爆紅：《自殺式共情：拼命表現仁慈》（Suicidal Empathy: Dying to Be Kind），作者是加拿大知名的心理學家薩阿德（Gad Saad）。
 
這本暢銷書集中引述分析很多這種案例，指出這是一場西方文明的危機，過度的同情心、非理性的共情，已是一種「思想病毒」，正在殺死西方。
 
本來殺人、強姦、搶劫，都是明顯的犯罪行為。可是左翼人士（尤其掌握話語權的左派知識分子）卻不是正視這種犯罪，而是強調犯罪者的身分、膚色、歷史原因等等。如果嫌犯是黑人，就強調他們之前有過被白人欺壓（販賣黑奴時代）的歷史，所以白人要贖罪，對黑人網開一面，濫用同情心而放棄依法處理。這不僅是踐踏法治，而且對遵紀守法的人們已構成損害。放縱壞人，就是危害好人。
 
「當慈悲變成了對他人的殘忍，這種慈悲就是邪惡的」
 
像美國左派民主黨掌權的舊金山和西雅圖，這些城市為了所謂不要「污名化」吸毒者和無家可歸者，竟然允許他們在公共公園、小學附近搭建帳篷、公開吸毒。這些左派政客們對癮君子展示「慈悲」，事實上是剝奪了普通市民和兒童能安全地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另外，像左派掌權的美國紐約（市長是共產份子）和英國倫敦（市長是左翼穆斯林），政府斥鉅資將高檔酒店改造成非法入境者的免費庇護所，並提供免費醫療、轉帳卡和伙食;而與此同時，大量本國的退伍軍人和貧困二戰老兵卻流落街頭，得不到妥善安置。
 
還有生理男性以自己是「心理女性」名義，參加女子體育比賽。尤其是游泳、拳擊、舉重等項目，更依賴性別產生的爆發力和體力。以生理女性為名參加比賽的生理男人，明擺著是佔女性運動員的便宜，簡直就是公然欺負女性、公開欺詐。但左派就以照顧「弱勢群體」（跨性別者）的名義對這些荒唐大開其門。而不顧真正女性運動員受到的不公和欺負。
 
這本書中還引述了女子監獄中的跨性別囚犯：加拿大和美國部分地區把自認為女性的生理男性暴力罪犯（甚至是強姦犯）安置進女子監獄。作者薩阿德憤怒地指出，這種為了照顧罪犯「性別認同」的共情，直接導致了女子監獄中女囚犯被性侵的悲劇。
 
上述這些荒唐的事情怎麼能在歐美國家發生？因為左翼勢力在美國（包括歐洲）都佔據主要輿論陣地——報紙，電視，廣播，好萊塢，大學等等，所以，他們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推崇這種濫用同情心。任何人不贊同或公開反對這種所謂的共情，就被他們視之「反動、落後、頑固」，被貼上「不寬容」、「政治不正確」、甚至「種族歧視」的標籤，輕者被輿論批判，重則可能因此失去教職，失去演員機會，失去職務，失去工作。久而久之，人們因為害怕被貼上「不寬容」或更嚴重的「歧視弱者」的標籤，而主動壓制自己的理性思考，不敢發聲，到最後可能隨波逐流，成為「共情」大軍的一員。
 
《自殺性的共情》作者薩阿德尖銳地指出：「當慈悲變成了對他人的殘忍，這種慈悲就是邪惡的。」社會治安的敗壞，往往就是從這種「不分是非的慈悲」開始的。這是「用善良殺死自己」的人類文明的解體，本質上是一個文明在主動選擇走向消亡（即「文明的自殺」）。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通向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早就精闢地指出：「通向地獄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的。」
 
美國和歐洲現在是「癌症」幾期？
 
本來，同情弱者、同情勞苦大眾、同理心是一種美德。但在今天的西方，這種原本是美好道德機制的同情、共情卻被左翼勢力政治化、極端化，脫離了理性和常識，演變成一種政治正確——對犯罪忍耐、對罪犯寬容，卻無視受害者。更有一些是為了顯擺自己是多麼善良高尚而做出「共情」姿態的偽善（以此佔據道德高地）。這種行為，在本質上是顛覆人類文明基本價值的自殺。
 
俗話說「談虎色變」，現在是「談癌色變」。患癌就是人的免疫系統失調，無法區分「好細胞」和「壞細胞」，最後不是優勝劣敗，而是劣幣驅良幣，人就被劣幣殺死了。現在美國和西方社會的「自殺性共情」就是癌症：當一個社會的法律系統（免疫系統）失去了區分「病原體（犯罪者）」和「健康細胞（守法公民）」的能力，並開始為了保護病原體而攻擊健康細胞，那麼這個「文明有機體」就「離死亡就不遠了」。
 
這本書自出版以來，在西方輿論界引發了巨大關注和激烈辯論，社會評價呈現高度的兩極分化。正面評價主要來自保守派陣營。最出名的支持者是特斯拉公司老闆、科技巨頭馬斯克。他對這本書讚譽有加，在播客中頻繁借用「文明的自殺式共情」這一詞彙來批評現代文化。他呼籲每個人都應認真看待這本書。很多國際知名學者視此書為一記「清醒劑」，勇敢地挑戰了那些因害怕「政治不正確」而無人敢言的禁忌話題，為捍衛法治、科學、理性和社會秩序提供了理論武器。
 
對這本書的負面評價主要來自左派陣營。一些左翼學者和自由派媒體批評說，「自殺式共情」正在淪為右翼輿論和保守主義敘事的「時髦術語」（Buzzword）。他們批評薩阿德將複雜的社會問題（如移民、跨性別權益、司法改革等）簡單化，甚至可能被用來合理化對弱勢群體的冷漠或歧視。
 
但不管贊成還是反對，正面還是負面評價，這本書的作用，正如一個書評所指出的，就是展示出這些現象和衝突，強迫所有人——無論是裝睡的精英，還是忍氣吞聲的大眾——都睜開眼睛看看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是一記響亮的「耳光」，正在把自殘的西方從虛幻的道德自我感動中抽醒。
 
這本目前在亞馬遜等各大書店都位居前列的暢銷書，會讓更多美國人民知道，左翼煽動和洗腦的「共情」就是癌細胞，它要殺死好細胞（常識）而毀掉美國。所以，科技巨頭馬斯克大聲疾呼，每個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6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