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過去，人們談論健康，多半指的是身體沒有病痛。然而在今日，健康這兩個字的內涵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蛻變。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光有強健的體魄並不夠，心理狀態、情緒起伏、人生的意義感，乃至於日常生活中的小確幸，都與真正的健康息息相關。從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到各國的社會調查，心理健康已不再是被忽視的角落，而是躍升為全球最受關注的健康議題之一。這場從「身體」延伸到「心靈」的關注轉向，背後反映的不只是醫療觀念的進步，更是現代人在高壓與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對「什麼是好的生活」這個根本問題的深刻反思。 壓力升級的時代：為什麼心理健康成了頭號課題 如果說身體疾病是看得見的敵人，那麼心理壓力就是看不見的暗流。2025年的多項調查顯示，壓力與焦慮已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一項涵蓋34個國家的研究中，心理健康被列為僅次於癌症的全球第二大健康關注議題，自2018年以來關注度上升了18個百分點。而在歐盟，將近三成的勞工表示自己正承受著壓力、憂鬱或焦慮之苦。 年輕世代的情況尤其令人憂心。根據調查，73%的Z世代曾因壓力過大而影響日常生活，35歲以下的人群中更有71%表示過去一年曾因壓力而一度難以承受。這些數字不是冰冷的統計，而是無數個在深夜輾轉難眠、在職場上喘不過氣的真實人生。工作的超時、經濟的不確定性、以及職場文化的疏離，都成了壓垮心理防線的巨石。 與此同時，人們對心理健康的態度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全球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表示，如今他們願意與親友談論心理健康問題，這個比例比兩年前提升了6個百分點。從沉默到開口，從隱忍到求助，這種文化的位移雖然看似微小，卻標誌著整個社會對「什麼是健康」的認知正在鬆動與重建。心理健康不再被視為弱者的標籤，而是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的日常狀態。 幸福的多重面貌：不只是快樂，還要有意義 如果「健康」的定義正在擴張，那麼「幸福」的面貌也遠比想像中複雜。心理學研究指出，所謂的「好狀態」至少可以從三個不同維度來理解：情感上的快樂、人生意義的充實，以及心理層面的豐富。快樂的人可能擁有較多的正面情緒和較少的負面情緒；有意義的人則能在社會貢獻與自我價值之間找到連結；而心理豐富的人，則追求多元的體驗與持續的學習。 這三者之間並非總是同步。一個人可以對生活感到滿意，卻未必覺得人生有意義；反之，也可能在艱困的處境中依然找到深刻的使命感。世界幸福報告的排名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2025年蟬聯榜首的芬蘭，國民平均幸福感高達7.74分（滿分10分），而日本則以6.15分位居第55名。然而，經濟富裕的國家未必能帶來意義感的提升。研究顯示，GDP高的國家，人生意義感反而可能較低。當物質生活無虞，人們反而更需要停下來思考：我為什麼而活？我的存在對誰有意義？ 職場與社會的結構性反思：從制度到文化的轉變 壓力的根源往往不在個人，而在於結構。職場是現代人花費最多時間的場域，也是最容易侵蝕身心健康的所在。調查指出，工作中長期超時、努力不被看見、以及職場文化 toxic，是導致壓力的主要因素。在美國，工作已超越經濟與家庭，成為超過半數成年人每日最大的壓力來源。 相較之下，北歐國家的經驗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芬蘭連續八年蟬聯世界最幸福的國家，靠的不只是高GDP，而是完整的社會安全網：從免費的教育到普及的醫療，從長期的產假到合理的工時。高稅收換來的是高回報，民眾對制度的信任轉化為對生活的安心。而日本雖然在社會福利方面有一定基礎，但勞動時間過長、托兒所不足、以及「上司不走下屬不敢走」的職場文化，都成為拉低身心健康的絆腳石。OECD的報告顯示，日本的勞動生產力在37個國家中僅排第26位。這說明了，工作效率與身心健康並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 個人可以做的事：從微小行動開始 結構性的改變需要時間，但個人的行動可以從今天開始。心理學研究提供了幾項具體而有效的方法，幫助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回身心平衡。 其一，把錢花在「體驗」而非「物品」上。研究顯示，與其購買新衣服或名牌包，不如把錢投入旅行、音樂會或與朋友共進晚餐。物品的新鮮感很快就會消退，但經驗留下的回憶與人際連結，卻能持續帶來幸福感。 其二，把一部分收入用在別人身上。無論是請家人吃頓飯、送伴侶一份小禮物，或是小額捐款，為他人付出所帶來的滿足感，往往比為自己花錢更加持久。 其三，珍惜日常中的微小交流。週末和朋友喝杯咖啡、定期與老友敘舊，這些看似平凡的互動，其實是幸福感最穩固的根基。升遷與加薪的快樂或許短暫，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才是支撐心理健康的長期力量。 其四，勇於表達感謝。寫封信給曾經幫助過你的人，當面說聲謝謝，這些舉動不僅能增進關係，也能讓自己重新審視生命中的善意。 其五，如果想為人生找到更多意義，不妨從身邊的小事做起。關心某個社會議題、參與社區的志工活動，不必做驚天動地的大事，只要親眼看見自己的努力帶來一點改變，意義感就會悄然萌芽。 最後，別怕做「不划算」的事。人生最後悔的，往往不是做錯了什麼，而是錯過了什麼。與其被效率與成本效益綁架，不如偶爾放縱自己嘗試新事物，讓生活多一點即興與驚喜。 結語 從身體到心靈，從個人到社會，人們對健康的關注正在經歷一場全方位的升級。這不是一時的流行，而是對現代生活本質的深刻回應。當壓力無所不在、當物質的富足不再能保證內心的平靜，人們開始重新追問：什麼才是真正值得過的生活？ 答案或許不只一個。對某些人來說是快樂，對另一些人是意義，對更多人則是這一切的交織。但無論如何，這場關於身心健康的集體覺醒，正提醒著我們：健康不再是醫生的事，而是每一天、每一刻，我們為自己與他人所做的選擇。而這些選擇，終將決定我們不僅能活得久，更能活得好。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據歐亞集團創辦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於7月8日在Gzero Media發表的文章指出，一場堪稱歐洲自英國脫歐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投票已經拉開序幕。2026年7月7日，法國上訴法院裁定縮短對極右翼領袖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參選禁令，使其得以在2027年總統大選中角逐大位。宣判數小時後，勒龐正式宣布第四次挑戰愛麗舍宮。儘管法院維持了其挪用公款的定罪判決，並判處一年居家監禁及電子腳鐐，但參選禁令的鬆綁已為法國及歐洲政治投下震撼彈。布雷默認為，這不僅是一場法國國內的政權交替之爭，更可能從根本上動搖歐盟的運作根基，其影響力將遠超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 極右翼從邊緣邁向核心 布雷默的觀察指出，勒龐所屬的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RN）已是法國國民議會中最大的政治力量，如今比自1944年以來任何時刻都更接近權力核心。在法院裁決前進行的多項民調已持續顯示，勒龐及其指定的接班人、現任黨主席喬丹·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在第一輪投票中均以明顯優勢領先群雄，進入第二輪決選幾乎已成定局。根據法國《費加羅報》聯合Ifop-Fiducial於2026年6月底發布的民調，國民聯盟依舊佔據明顯優勢，巴德拉的支持率更創下歷史新高。而勒龐宣布參選後，Ifop為LCI和《費加羅報》進行的調查顯示，她在第一輪和第二輪的所有假設情境中都將領先。 布雷默分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執政十年來，移民問題、治安惡化與經濟停滯已讓法國選民對建制派充滿懲罰心態，國民聯盟正處於收割這股民怨的絕佳位置。2026年3月的市鎮選舉結果顯示，已有11個法國城市落入移民管控相關議題的主導權變動之中。法國內政部6月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因慶祝活動相關騷亂，全法超過890人被拘捕，較2025年增加45%。與此同時，一項針對超過1.2萬名法國人的調查顯示，購買力以37%的比例位居個人最關切議題之首，高達48%的受訪者將其視為國家的首要優先事項。 共和陣線的褪色與中間派的分裂隱憂 然而布雷默也提醒，極右翼的勝利絕非不可避免。約60%跨越各政治光譜的選民對國民聯盟懷有本能性的敵意，過去兩次總統大選都曾團結在馬克宏身後阻擋勒龐。但這道「共和陣線」已逐年鬆動萎縮，儘管尚未徹底崩潰。2026年3月的市鎮選舉顯示，策略性投票抵制國民聯盟的反射動作依然存在，但在極左派選民中已較不明顯。 真正決定選戰走向的關鍵，在於反對國民聯盟的各股力量能否整合。馬克宏受憲法限制不得連任，但他的兩任前總理愛德華·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和加布里埃爾. 阿塔爾（Gabriel Attal）目前都在角逐中間派位置。菲利普於7月6日在巴黎集會正式啟動競選，此後陸續獲得中間偏右勢力支持，民調穩定維持在19%，是所有非國民聯盟候選人中最高。阿塔爾則始終無法突破14%到15%的瓶頸，與不受歡迎的馬克宏過於緊密的關聯成為其致命傷。智庫Fondapol近期研究「潛在選民」顯示，在第二輪對決中菲利普以34%對32%領先勒龐，仍有三分之一的選民尚未決定。兩位中間派候選人雖非正式同意在2月前由民調較高者出線，但缺乏初選機制約束，分裂風險依然存在。 左翼的混亂與極右的歷史包袱 左翼陣營同樣面臨群龍無首的困境。不屈法國（France Unbowed）領袖尚-呂克·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已於2026年5月3日宣布第四度參選。布雷默指出，這位74歲的反資本主義、疑歐派老將擠壓了所有建立溫和左翼替代方案的嘗試。社會民主派的拉斐爾·格魯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民調雖有上升，前社會黨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也預計於秋季參選，但兩人都未能脫穎而出。梅蘭雄目前民調約16%，落後於菲利普但領先阿塔爾。 布雷默警告，令法國溫和派和商界領袖最恐懼的場景，是第二輪出現勒龐對決梅蘭雄、沒有任何中間派候選人的局面，這幾乎將確保極右翼輕鬆勝出。只要中間派能整合單一候選人，這種恐懼尚屬多餘，因為溫和選民日益傾向在第一輪策略性投票以阻止梅蘭雄進入第二輪。但風險絕非為零。 另一方面，勒龐雖然花費整個政治生涯試圖讓國民聯盟變得體面，但其父尚-馬利·勒龐（Jean-Marie Le Pen）創黨時期的公開反猶太主義和仇外心理，至今仍令許多年長保守派選民卻步。定罪判決雖能激勵基本盤，卻會嚇跑她在第二輪需要爭取的傳統右翼選民。她的經濟政綱對許多親市場選民而言仍帶有難以接受的國家主義色彩，是低稅收與慷慨社會支出、保護主義和產業政策的矛盾混合體。 歐洲核心的裂痕 布雷默強調，這場選舉的影響遠超出法國國境。勒龐雖早已放棄退出歐元區和歐盟的誓言，但一位疑歐派總統入主歐盟創始成員國之一，將癱瘓位於歐洲中心的法德引擎，使歐盟瀕臨崩潰邊緣，徹底摧毀其協調集體政策和應對危機的能力。 在華盛頓對北約承諾存疑、歐洲各國首都急於填補缺口之際，勒龐的法國將從搭便車者變成體系內的對手，撤出對烏克蘭武裝聯盟的法國支持、阻礙歐盟行動、並促使其他非前線國家遠離對俄羅斯的共同立場。布雷默指出，英國脫歐只是從歐盟邊緣帶走一個國家，但勒龐當選總統將直接打擊歐盟的核心。 自川普第二度就任總統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政治風險的最大單一驅動因素。在此背景下，歐洲已承受來自多個內外戰線的壓力。未來十個月內，歐洲大陸沒有任何一場投票比法國總統大選更重要。布雷默的結論是：極右翼從未擁有比現在更好的機會，勒龐的勝利絕非定局，但這場競爭將異常激烈，而賭注遠不止於法國。 結語 從英國脫歐到川普重返白宮，西方世界的政治板塊持續位移。如今，法國的選擇可能成為下一個決定性轉折點。這不僅是一次政權更迭的考驗，更是對歐盟韌性、跨大西洋聯盟以及歐洲自由民主價值的一次全面壓力測試。布雷默的觀察提醒我們，無論2027年4月投票結果如何，法國這張骨牌一旦倒下，其漣漪效應將在未來數十年間持續重塑歐洲的政治地景。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美國右翼知識界經歷了雙重震盪。年初，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打破了川普「美國優先」與「不開啟新戰爭」的競選承諾，在右翼陣營內部引爆激烈論戰。幾乎同時，極右活動家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獲邀登上保守派名嘴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的播客節目，其反猶太主義言論引發軒然大波，更導致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內部嚴重分裂。這兩起事件宛如兩面鏡子，映照出美國右翼知識份子在新右翼崛起、MAGA運動鞏固之際，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路線之爭與身分危機。 伊朗戰火：親川普與反川普的界線全面失守 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成為檢驗右派知識份子對川普忠誠度的最新試金石。長期被歸類為「保守本流」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主編李奇·勞瑞（Rich Lowry），在伊朗攻擊後對川普的評價急速攀升。勞瑞不僅批評「孤立主義右派」將川普描繪成以色列傀儡的說法與過去民主黨指控川普為俄羅斯工作如出一轍，更直言「川普是美國政治史上最不受他人指使的人」。勞瑞在2026年4月30日的論文中，更直接點名批判卡爾森與阿馬里，認為兩人如今才因伊朗攻擊而質疑川普人格，根本是自相矛盾。 然而，新右翼知識份子陣營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反應。2022年創刊的線上雜誌《 Compact 》共同創辦人索拉布·阿馬里（Sohrab Ahmari），在2026年3月19日發表的文章中痛陳，川普2016年曾批判伊拉克入侵是「巨大、可怕的錯誤」，如今卻聯手以色列發動美國人民根本不想要的伊朗侵略。阿馬里坦言，過去用川普的「動物性本能」來合理化其人格缺陷的作法太過輕率，缺乏人格與審慎制衡的本能終將誤入歧途。卡爾森的反應更為激烈，公開稱攻擊伊朗的行為「令人作嘔」且「邪惡至極」，並宣布在2026年11月期中選舉中「絕無可能支持共和黨」，與共和黨徹底決裂。 這場論戰徹底顛覆了傳統的親川普與反川普二分法。勞瑞代表的傳統右派知識份子因支持介入主義而靠攏川普，新右翼中具孤立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卻因反對戰爭而背離川普。右派言論界的裂縫不再是主流與非主流的問題，而是圍繞外交政策、美國在世界角色等根本性議題的深層對立。 富恩特斯風暴：反猶主義的紅線之爭 如果伊朗戰爭暴露的是右派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那麼富恩特斯事件則直指右翼知識圈的核心價值之爭。2025年10月28日，卡爾森在其高收視率的播客節目中，邀請以公開反猶、否認大屠殺著稱的極右活動家富恩特斯對談。富恩特斯在節目中主張白人在美國擁有特殊遺產，並暗示好戰的新保守主義者與以色列的特徵與猶太人身分脫不了關係。卡爾森幾乎未對這些言論提出任何挑戰。 此舉立即在保守派陣營引爆巨大爭議。更具衝擊性的是，傳統基金會會長凱文·羅伯茲（Kevin Roberts）不僅未與卡爾森切割，反而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聲援，稱攻擊卡爾森的人是「惡意聯盟」。羅伯茲的發言被許多人解讀為暗指猶太人的 coded language，傳統基金會內部隨即爆發強烈反彈。基金會特別研究員克里斯·德穆斯（Chris DeMuth）立即辭職。反猶太主義行動小組宣布切斷與傳統基金會的關係。在2025年11月5日的內部會議上，羅伯茲被迫道歉，承認「惡意聯盟」一詞對猶太同事和朋友而言完全不恰當。 然而，裂痕已經造成。2025年12月，包括約翰·馬爾科姆（John Malcolm）、理查·史特恩（Richard Stern）在內的13名傳統基金會研究人員集體轉投前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成立的智庫「推進美國自由」（AAF）。彭斯表示，AAF在保守派運動中扮演「錨」的角色，對抗左派與崛起的右派民粹主義帶來的混亂。 重組進行式：人格、原則與後川普時代的摸索 伊朗戰爭與富恩特斯事件雖性質迥異，卻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右派知識份子究竟該如何定位自身與川普及新右翼的關係？勞瑞對阿馬里的辛辣反諷或許最能點出此一尷尬，當年阿馬里正是靠著批判像大衛·弗倫奇（David French）這類因人格問題反對川普的宗教保守派而嶄露頭角，如今卻自己也走上同一條路。勞瑞的質問直指要害：川普從2015年宣布參選那一刻起就是同一個人，現在才來驚訝他的為人，未免太過虛偽。 但阿馬里等人的轉向也非無的放矢。當川普的「動物性本能」缺乏人格與審慎的制衡，最終導向一場背離「美國優先」承諾的戰爭時，過去那些對其人格缺陷的容忍就顯得代價過於高昂。右派知識界正陷入兩難：如何在維持對川普的政治效忠與堅守政策原則之間取得平衡？ 與此同時，傳統基金會從反川普的旗艦智庫轉變為親川普的堡壘後，如今又因是否接納極右翼而陷入內部鬥爭。這顯示即使是最堅定的親川普陣營，也無法在反猶主義等基本道德底線上無限讓步。右派知識份子的重組仍在進行中，無論是對川普又愛又恨的《國家評論》世代，還是試圖在後川普時代另闢蹊徑的AAF，都在人格與原則之間持續摸索。 結語 2026年的伊朗戰爭與富恩特斯事件，猶如兩把利刃，將美國右翼知識界切割出遠比「親川普vs反川普」更為複雜的意識形態版圖。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義與介入主義之爭、文化戰場上對極右翼的容忍底線之辯、以及對川普本人究竟是「不受指使的強人」還是「缺乏審慎的莽夫」的認知鴻溝，三重張力同時迸發。右派知識份子正經歷一場從核心價值到戰略選擇的全面重組，這場內部革命不會很快平息，而其結果將深刻影響後川普時代美國保守主義的走向。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7月4日，美國獨立宣言發表250週年這天，一項名為「川普（Trump）帳戶」的兒童投資儲蓄制度正式上線。兩天後，川普從橢圓形辦公室同時敲響紐約證券交易所和那斯達克的開盤鐘。這項源於《大而美法案》的制度，表面上為兒童提供稅務優惠投資帳戶，背後卻牽動著資本市場的深化運用、退休金制度的結構性調整，以及面對AI時代的一項新思維：全民基本資本。這三個看似獨立的改革方向，正在川普帳戶的旗幟下匯流。 資本市場的全民化實驗 川普帳戶的核心機制，是將兒童與資本市場直接連結。任何未滿18歲且擁有社會安全號碼的兒童均可開設帳戶；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美國公民兒童，還可獲得聯邦政府1000美元的種子資金。帳戶資金強制投資於低成本的美國股票指數ETF，預設為道富的SPDR投資組合S&P 500 ETF（SPYM），費用率僅0.02%。後續還可選擇貝萊德的iShares Core S&P 500 ETF（IVV）、先鋒領航整體股市ETF（VTI）等標的。所有非政府來源的年度捐款上限為5000美元。 這項設計的精妙之處在於強制參與資本市場。資金在兒童年滿18歲前原則上不得提取，確保長期複利效果。實證研究顯示，擁有教育儲蓄帳戶的家庭，其子女升學意願明顯提高。在此之前，全美已有38州推出類似的兒童儲蓄計畫，累計近600萬人使用，其中約九成屬於州政府主導的機制。川普帳戶將這股風潮推向聯邦層級，並大幅簡化了稅務程序。國稅局與財政部已明確排除贈與稅申報障礙，個人對帳戶的現金捐款只要在年度免稅額內，即視為「現在權益」贈與，無須額外申報，大幅降低親屬參與的門檻。 制度上線後民間反應熱烈。截至7月10日，已有650萬名兒童完成註冊，其中超過150萬人符合領取種子資金的資格。開跑前五天，親屬等個人捐款總額已近1.25億美元，其中70%的捐款低於250美元，顯示這項制度並非僅由富裕階層主導。川普帳戶專屬App在蘋果App Store拿下整體排行第一名，平均評價4.75顆星，遠優於2013年歐巴馬（Barack Obama）健保網站首日僅6人成功註冊的窘境。 企業響應與跨黨派共鳴 企業的參與為這項制度增添了動能。截至7月13日，已有51家企業宣布為員工子女的川普帳戶提供相對提撥。摩根大通、美國銀行、高盛、英特爾等企業均承諾匹配政府1000美元的種子資金。羅賓漢執行長表示，參與川普帳戶的關注重點在於「與次世代投資人建立連結」，而非短期的收益獲取。勞動部已明確界定企業的提撥方案不屬於《員工退休所得保障法》規範的年金制度，大幅減輕了雇主的管理責任，有效降低了企業的導入門檻。 慈善力量的投入同樣可觀。戴爾夫婦承諾提撥62.5億美元，為年收入低於15萬美元地區、2016年至2024年出生的兒童每人注入250美元。SpaceX總裁宣布捐贈超過200萬股公司股票給低收入地區兒童。財政部更開放接受公開市場交易的股票捐贈，為大額慈善捐贈提供了便捷的管道。 這項制度也獲得了跨黨派的肯定。馬里蘭州州長讚揚這是「解決兒童貧窮和種族財富差距最快的方式之一」。國稅局執行長更提出最終目標：讓全美7000萬名18歲以下兒童都擁有川普帳戶。 退休金改革的澳洲路徑 川普帳戶的另一層意涵，指向退休金制度的深層改革。川普公開表示，政府正「非常積極地」研究澳洲的退休金制度。澳洲的「超級年金」要求雇主強制為員工提撥至少12%的薪資進入退休金帳戶，基金投資於國內外股票、不動產等資產。這套制度累積了約3.5兆澳元的退休金池，公年金則聚焦於中低所得層的基礎保障。 川普強調，這項計畫將是兒童帳戶的「成人版」，政府會與國會討論並推動。財務長在川普帳戶啟動時直言，這「可說是後門式的年金民營化」。這套設計也呼應了2005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將公年金部分移至個人帳戶的改革構想。在美國社會安全制度財政日益吃緊的背景下，澳洲模式提供了從「隨收隨付」走向「預籌積累」的參考方向。與此同時，川普政府也正推動將401(k)退休帳戶的投資選項納入私募信貸等另類資產，進一步擴大個人退休儲蓄的投資視野。 全民基本收入（UBI）的升級版：全民基本資本（UBC） 川普帳戶最前瞻的意義，在於它可能成為「全民基本資本」的實驗場。UBC的概念是給予每個人資本資產的所有權，讓人們靠股利和資本利得生活。與UBI仰賴政府稅收發放現金不同，UBC讓國民直接持有成長性資產的權益。傳統的所得重分配在大量失業時稅收基礎會萎縮，但UBC機制下，即使就業率下滑，國民仍能從持有的資本中獲得報酬，具備更強的韌性。 據報導，川普政府已與OpenAI展開初步協商，討論由該公司自願移轉5%股權給政府，再分配給美國民眾，選項之一就是將股份直接放入川普帳戶。另一種構想是成立國家財富基金，將股權集中管理，再將收益用於提撥公年金財源或作為全民基本收入的資金來源。加州州長已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研究UBC的可行性。川普帳戶正是UBC的具體實踐，每個兒童從出生就獲得一個投資帳戶，直接持有美國企業的權益，分享經濟成長果實。 未竟的難題 然而，這三項改革能否真正匯流成為時代浪潮，仍面臨諸多考驗。首先是受益的公平性。川普帳戶雖有650萬兒童註冊，但符合領取種子資金的僅150萬人。批評者指出，富裕家庭更有能力為子女補足帳戶資金，可能反而擴大財富差距。當年小布希倡議的「所有權社會」概念，就曾因類似疑慮而受阻。 其次是自動化註冊的推動。目前仍需家長主動申請，但推動者已提出與社會安全局合作，為全美7000萬名18歲以下兒童自動創建帳戶的構想。第三是風險的承擔。股票投資必有波動，將過去由政府財政承擔的退休保障風險部分移轉給家戶，需要審慎評估社會安全網的調整。此外，關於個別股票如何移轉至帳戶內、如何評價與保管，目前仍缺乏明確的作業指引，有待後續補充規範。 結語 川普帳戶不只是一項兒童投資儲蓄方案。它是一場將資本市場從少數人的遊戲轉變為全民基礎建設的制度實驗，是退休金體系從隨收隨付走向預籌積累的結構性嘗試，更是面對AI時代財富集中化威脅時，以全民持股取代現金發放的治理思維轉向。這三條改革軸線能否真正交織成一股不可逆轉的洪流，取決於政策制定者能否在擴大參與、兼顧公平與管理風險之間找到平衡。無論如何，當一個兒童從出生就成為股東，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確實正在被悄悄改寫。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7月14日，路透社發布了一篇深度報導，根據對16位現任與前任美國衛生部及白宮官員的匿名訪談，揭露了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自2025年初上任以來，如何將一系列曾經難以想像的公衛提案推向川普政府高層。這些第一手證詞顯示，甘迺迪不僅推動了美國數十年來最重大的疫苗政策變革，更曾試圖走得更遠，徹底顛覆現行體制。 這位環境律師出身的衛生部長，沒有醫學背景，卻憑藉二十年來對疫苗安全性的持續質疑，站上了美國公共衛生政策的最高決策位置。他的崛起本身就是一個時代縮影：當疫苗懷疑論者掌握了制定疫苗政策的權力，數十年來建立在科學共識之上的免疫接種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顛覆常規的疫苗議程 甘迺迪最引人注目的提案，是試圖徹底廢除美國兒童的聯邦免疫接種計劃。根據路透社取得的內部討論紀錄，他甚至主張將兒童常規推薦疫苗從原本涵蓋17種疾病的清單中刪除6種。這一提案若付諸實施，將使流感疫苗、輪狀病毒疫苗、A型肝炎疫苗及新生兒B型肝炎疫苗等不再對所有兒童普遍推薦，而僅建議用於高風險群體。 除了縮減疫苗推薦清單，甘迺迪還推動了一項規模驚人的研究計劃：從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挪用50億美元經費，用於調查疫苗與自閉症之間的關聯。這個研究方向在科學界早已被廣泛否定，然而甘迺迪作為衛生部長，卻準備以鉅額公帑重新點燃這場早已熄滅的爭論。報導指出，他甚至主張全面撤銷聯邦免疫接種時間表，徹底改變美國兒童接種疫苗的常規。 白宮內部的角力與阻力 甘迺迪的疫苗議程並非暢行無阻。路透社的調查發現，他在政府內部遭遇了來自衛生部及白宮不同部門的強烈抵制。一些官員對他的提案感到震驚，認為這些主張脫離了科學證據的基礎。 最重大的打擊來自司法體系。聯邦法官在回應美國兒科學會等醫療團體的訴訟時，發布命令暫停了甘迺迪縮減兒童疫苗推薦清單的計劃。法官認為這些變更「任意且反覆無常」，挑戰者很可能在訴訟中證明這些改革措施不合法。川普政府隨後要求加快上訴程序，以便聯邦疫苗顧問能夠重新開會決定疫苗政策。 儘管遭遇挫折，甘迺迪仍在衛生部內部推動了多項重大改革。這些改革包括逐步終止mRNA疫苗的研發、撤回對國際疫苗聯盟的資金支持，以及收緊COVID疫苗的接種門檻。這些措施雖然不如全面推翻免疫計劃那般激進，卻已對美國的疫苗研發、採購和接種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 科學界的警訊與公共衛生代價 疫苗政策的大幅轉向，正在美國社會產生可量化的公共衛生後果。2026年，美國經歷了三十多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回升。麻疹是一種傳染力極強的疾病，疫苗接種率一旦下降，疫情便會迅速蔓延。費城兒童醫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指出，甘迺迪透過散布對疫苗安全的疑慮，讓民眾對接種產生恐懼，直接導致了疫苗接種率的下降。 在2026年4月的國會聽證會上，多位民主黨議員嚴詞批評甘迺迪散布關於疫苗的虛假資訊，並要求他對兒童疫苗接種率下降及麻疹病例增加提出解決方案。然而甘迺迪在聽證會上的回應未能令批評者滿意。與此同時，已有超過2000例麻疹病例在2026年通報。這個數字在過去幾十年間幾乎絕跡的疾病，如今重新成為美國公共衛生的威脅。 體制與理念的持續碰撞 面對司法和國會的雙重阻力，甘迺迪並未放棄他的疫苗議程。2026年6月，他透過改寫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轄下免疫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的章程，試圖改變這個對兒童免疫接種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聯邦委員會的職能焦點。公共衛生專家批評此舉是為了讓甘迺迪能夠繼續塑造符合其反疫苗理念的政策。 在2026年4月的參議院聽證會上，甘迺迪承認終止ACIP所有17名成員的決定，是經過川普及白宮高層官員親自批准的。這顯示他的疫苗政策並非個人行動，而是獲得了行政部門最高層的授權。與此同時，甘迺迪在聽證會上也曾表示，他的部門「建議每個兒童接種MMR疫苗（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這種公開表態與他推動縮減疫苗推薦清單的內部努力之間存在明顯矛盾，進一步加劇了外界對其真實意圖的質疑。 結語 小羅伯特·甘迺迪推動推翻美國數十年疫苗政策的努力，是一場仍在進行中的體制衝撞。從試圖廢除兒童免疫計劃、挪用50億美元追查已被否定的疫苗自閉症關聯，到實際推動終止mRNA疫苗研發和縮減疫苗推薦清單，他的每一步都在挑戰美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科學根基。 路透社的調查報導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一個國家的衛生政策制定者本身是長期的疫苗懷疑論者，科學共識與政治決策之間的張力將如何被化解？聯邦法院的介入暫時遏制了最激進的變革，但甘迺迪透過改寫委員會章程等方式持續推進其議程。麻疹疫情的重現或許是最直接的警訊，提醒世人疫苗政策的倒退可能付出的代價。這場圍繞疫苗的戰爭，短期內恐怕還看不到終點。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以來，美國勞動市場呈現出一種看似矛盾的景象：經濟持續擴張，但就業成長卻明顯放緩。6月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僅增加5.7萬人，遠低於市場預期的11.3萬人，同時失業率卻從4.3%降至4.2%。這種背離傳統經濟邏輯的現象，引發了經濟學界對於「無就業成長」是否將成為美國經濟新常態的熱烈討論。 事實上，美國勞動市場正處於一個獨特的穩定階段。企業招聘意願低迷，裁員規模也同步萎縮，「低招聘、低裁員」的格局逐漸定型。與此同時，勞動力供給因人口結構變遷與移民政策收緊而持續緊縮，使得失業率在就業創造動能不足的情況下依然維持低檔。人工智慧的快速普及更進一步改變了企業的用人模式，讓經濟成長與就業擴張之間的傳統連結日趨鬆動。 就業數字放緩背後的穩定訊號 從表面數據來看，2026年6月的美國就業報告並不亮眼。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僅增加5.7萬人，較5月下修後的12.9萬人明顯減速。然而若觀察3個月移動平均數據，則顯示新增就業仍達11.1萬人，此為2024年12月以來的相對高檔，顯示就業成長動能並未完全消失。 更值得關注的是失業率的表現。6月失業率降至4.2%，較5月的4.3%進一步改善。民間非農業部門的雇用擴散指數在6月為54.4，雖較前月的56.0小幅下滑，但仍穩定站穩代表擴張與收縮分界的50關卡。2026年以來，該指數持續高於50，顯示就業增加的行業別範圍正在擴大，不再僅由醫療照護、娛樂餐飲等少數行業支撐。 從勞動需求的綜合指標來看，美國勞動市場的底氣依然存在。5月職位空缺與勞動力流動調查顯示，職位空缺數小幅升至759.4萬個，略高於4月修正後的758.5萬個，也遠高於經濟學家預測的730萬個。這顯示企業雖未大舉招聘，但對現有員工的保留意願強烈，並未出現大規模縮減人力的跡象。 「低招聘、低裁員」的新常態 當前美國勞動市場最顯著的特徵，莫過於「低招聘、低裁員」的雙低格局。企業在歷經新冠疫情後的過熱招聘階段後，如今對新增人力採取審慎態度，但同時也極力避免大規模裁員。 裁員數據充分反映此一趨勢。根據就業顧問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的報告，2026年6月美國雇主宣布的裁員人數為45,849人，較5月的97,006人銳減53%，亦較2025年同期下降4.5%，為2025年12月以來的最低月度數字。累計2026年上半年，美國雇主宣布的裁員總數為443,604人。企業對人力調整的謹慎態度，使得勞動市場的下行風險受到有效控制。 然而企業的招聘意願同樣不振。儘管職位空缺數量維持在相對高檔，但實際招聘人數僅持平於520萬人。這種「缺工卻不補人」的矛盾現象，反映了企業在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寧可維持現有人力編制也不願冒險擴張。大企業的招聘意願略有回溫，但中小企業仍保持高度審慎，不同規模企業間的招聘態度呈現明顯分歧。 這種雙低格局的結果，是勞動市場流動性大幅下降。勞工轉職的意願降低，企業換血的頻率減緩，整個勞動市場進入了一種「凍結」般的穩定狀態。從正面來看，這避免了失業率的急遽攀升；但從反面來看，它也抑制了薪資成長的動能與勞動生產力的動態配置。 勞動力供給萎縮的結構性因素 就業成長放緩而失業率不升反降的另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勞動力供給面的持續緊縮。2026年6月，美國勞動參與率驟降0.3個百分點至61.5%，創下2021年3月以來的最低水準。同期就業總人口減少50.7萬人，多達83.2萬人退出勞動力市場。 勞動參與率的長期下滑趨勢，部分可歸因於人口老齡化。2026年6月，55歲及以上群體的勞動參與率已滑落至37.1%，觸及21年來的低點。2026年美國股市的強勁表現，使大量持有退休帳戶的高齡員工財務狀況改善，進而提前選擇退休。這批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持續退出，正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勞動力的供給結構。 移民政策的收緊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供給的壓力。川普政府上台後推動的嚴格移民政策，使得外國出生的勞動力人口成長明顯鈍化。在過去，移民一直是美國勞動力成長的重要來源，如今這條管道的緊縮，直接限制了勞動市場的供給彈性。勞動力供給成長減緩的結果，是所謂的「損益平衡就業」門檻大幅降低。即便就業創造的速度不如以往，只要新增就業能夠超過勞動力成長的幅度，失業率仍可維持穩定甚至下降。 「無就業成長」能否成為現實 在勞動需求趨緩、勞動供給萎縮的雙重作用下，美國經濟正逐步走向一種罕見的「無就業成長」格局。所謂「無就業成長」，指的是經濟產出持續擴張，但就業人數卻未相應增加，甚至出現停滯的現象。 從總體數據來看，此一趨勢已現端倪。2026年第一季美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以年率2.1%的速度成長，全年成長預測普遍落在2%至2.2%之間。與此同時，就業成長的月均增幅僅約9.2萬人。經濟持續擴張而就業動能疲軟的並存，正是「無就業成長」的典型特徵。 人工智慧的快速普及，是促成此一格局的關鍵驅動力。研究顯示，當前人工智慧技術已能處理美國價值4.5兆美元的工作任務，並可能影響現今93%的職位。在人工智慧導入速度最快的金融活動與資訊產業，就業人數下滑趨勢正在加速，2026年平均每月流失2.8萬個職位。人工智慧對就業的「替代效應」正逐步顯現。 然而，人工智慧同時也帶來了生產力的提升。企業透過人工智慧進行業務流程優化，得以用更少的人力維持甚至擴大產出。這種生產力的提升，使得經濟成長不再需要等同比例的就業擴張來支撐。換言之，人工智慧正在切斷經濟成長與就業成長之間的傳統連動關係。 移民政策的緊縮進一步強化了此一趨勢。勞動力供給的減少，意味著即便就業創造速度放緩，勞動市場也不至於出現嚴重的供需失衡。再加上企業「低招聘、低裁員」的行為模式，使得就業人數在經濟擴張過程中呈現停滯，而失業率卻能維持在相對低檔。 結語 美國勞動市場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低招聘、低裁員」的雙低格局、勞動參與率的長期下滑、移民政策的收緊，以及人工智慧對生產力與就業結構的深層改造，四股力量交織之下，一個「無就業成長」的新時代正在成形。 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衰退，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轉變。經濟可以繼續擴張，企業可以持續獲利，但這些都不再必然轉化為大規模的就業創造。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這意味著必須重新審視充分就業的定義與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對於勞工而言，這代表著職場競爭將更趨激烈，技能升級與終身學習將不再是選項而是生存的必要條件。 「無就業成長」究竟是暫時的過渡現象，還是後工業時代的永久特徵，目前尚難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勞動市場已經回不去疫情前的運作模式。一個招聘與裁員同處低檔、經濟成長與就業擴張日漸脫鉤的新均衡，正在成為美國經濟的新現實。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只需點擊滑鼠，海量知識便盡收眼底；打開人工智慧模型，複雜問題即刻獲得條理分明的解答。這已是當代學生司空見慣的學習場景。當知識的獲取變得如此便捷，一個尖銳的疑問隨之浮現：教師作為知識傳授者的核心角色，是否正被技術迅速侵蝕？甚至，這個職業本身是否終將被人工智慧所取代？這不僅是教育工作者的焦慮，更是整個時代對教育本質的深刻追問。本文將從人工智慧的能與不能、教師角色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未來的轉型路徑等面向，剖析在只需點擊滑鼠即可獲取知識的時代，教師究竟該如何自處與突圍。 人工智慧的能與不能：效率的長處與理解的短板 人工智慧在教育領域的優勢顯而易見。它能高效提供標準化答案，處理大量資訊，並根據學生需求推送個性化練習。在知識傳遞層面，技術已展現出驚人的效率與精準度，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批改作業、分析學情數據等重複性工作，大幅減輕教師的行政負擔。 然而，人工智慧的顯著局限同樣不容忽視。它難以精確解讀複雜的社會情境，在面對新環境或突發變化時也力不從心。人工智慧缺乏真實的情感，也無法建立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連結。教育者所具備的價值判斷、當場應變的能力、人際情感關係的構建，以及對教育行為的反思與改進，這些核心素養在現階段是人工智慧難以企及的。換言之，人工智慧擅長處理的是「術」的層面，而教育的核心始終在於「人」的層面，這是一道技術無法跨越的鴻溝。 不可取代的教師價值：社會成長的培育者與情感的連結者 學生的成長不僅是知識的累積，更離不開社會能力的養成。人際關係的建立、表達與溝通能力、團隊協作、傾聽與共感，這些社會化的過程，必須仰賴教師面對面的陪伴、示範與引導。沒有感情的演算法無法給予學生溫暖的擁抱，也無法在學生受挫時提供真摯的鼓勵。學生的社會性成長、情感與價值觀的引導、心理健康的支持，唯有透過教師的言傳身教才能達成。 在知識傳授層面，教師的價值同樣無法被取代。雖然人工智慧能快速給出答案，但教師能根據學生的認知水準、興趣方向和所處的社會情境，對知識進行篩選、重組與批判性的引導。課堂上真實的互動對話、啟發式的提問、以及學生之間觀點的碰撞，才是培養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的最佳途徑。人工智慧可以解答萬卷題，卻難以培育一顆心。教育的本真，在於以人育人的溫暖與深度，這種溫度是任何程式碼都無法模擬的。 角色轉型的必然：從知識權威到學習的引路人 既然知識傳授的功能可被部分替代，教師的角色轉型便成為必然。傳統上，教師常被視為知識的權威與主要傳遞者。然而在資訊爆炸、人工智慧工具隨手可得的時代，教師必須從「講台上的權威者」轉變為「雲端」的陪伴者、引導者、賦能者與設計者。其專業重心也應從知識傳授的執行者，轉向學習歷程的架構師與成長數據的詮釋者。 這種轉變並非對教師原有價值的否定，而是一種專業的升級與跨越。未來的教師更像是學習的引導者，幫助學生在資訊海洋中進行有效的資源篩選與判斷，引導他們主動學習、提出問題並深入思考，從而激發學習的內在驅動力。當試卷批閱、學情數據分析等重複性工作交由人工智慧處理後，教師便能從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將更多精力投入教學設計、課程創新與學生個別輔導，真正發揮其不可替代的專業價值。 制度與政策的回應：建構人機協作的新格局 教師角色的轉型不僅是個人層面的調適，更需要制度與政策的支持。近年來，許多國家和地區已開始制定教師數位素養的相關標準，釐清教師在人工智慧時代應具備的能力組合。師資培育課程也隨之改革，將新興技術知識納入培訓體系，以更新教師的知識結構。國際組織同樣積極回應此趨勢，陸續提出教師在人工智慧時代應掌握的知識、技能與價值觀框架。這些舉措均顯示，未來的教育圖景並非人與機器的對立，而是「人機共教」的協作格局。 有觀點認為，人工智慧對教師的「替代」焦慮不過是轉型期必然經歷的副產物。隨著各主體逐步適應數位智慧技術的深度介入，教師的心態與行動也將隨之改變，最終形成技術更好地支援教師工作的新模式。政策制定者需要提供足夠的培訓資源與時間緩衝，讓教師能在安心穩定的環境中逐步掌握新工具，而非被迫倉促應對。唯有制度與個人雙向奔赴，才能真正實現人機協作的教育新常態。 資訊浪潮中的燈塔：培養批判思維與價值引領 身處資訊爆炸、價值多元的時代，學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人幫助他們釐清方向。網路上的資訊良莠不齊、真假難辨，缺乏足夠辨別能力的學生容易在海量資訊中迷失，或被虛假訊息誤導。這賦予了教師一項新的、至關重要的使命：成為學生在數位環境中的引導者，培養他們健康的媒體使用習慣與批判性思維。教師需教會學生如何提問、如何驗證、如何從不同角度審視同一問題，而非被動接受演算法推送的內容。 這種價值引領需要教師以自身的人格、學識與判斷力，在言傳身教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與此同時，一個更深層的追問隨之而來：人工智慧改變世界，那麼由誰來改變人工智慧？答案正是教育。透過教師培育出能夠理解技術邏輯、作出獨立判斷並引導技術向善的新世代公民，才能確保技術始終服務於人類的福祉。在這個意義上，教師非但不會被邊緣化，反而將站在塑造未來社會的關鍵位置，成為數位洪流中堅定不移的燈塔。 結語 在只需點擊滑鼠即可獲取知識的時代，教師的角色正經歷一場深刻而不可逆的變革。他們不再是知識的唯一壟斷者，但這並不意味著價值的貶損，反而是價值的昇華與聚焦。人工智慧擅長處理標準化與重複性的工作，卻無法取代教師在情感連結、社會能力培養、價值引領與批判性思維啟發上的獨特功能。未來的教師將從知識的傳授者轉型為學習的設計者、成長的陪伴者與價值的引領者。這既是挑戰，也是重新定義教育專業、回歸教育本真的契機。教育的核心從來不是知識的搬運，而是人的培育；這是在任何時代都顛撲不破的真理，也是教師永恆不變的使命與榮光。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根據路透社駐美國白宮特派記者南迪塔·博斯（Nandita Bose）於7月9日的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在過去兩週內，於公開談話與社群媒體貼文中高達81次提及「共產主義」一詞。這項由路透社進行的分析顯示，川普使用該詞彙的頻率在6月23日之後急遽上升，恰好與紐約州等多場民主黨左翼候選人在初選中勝出的時間點重疊。川普將部分勝選的候選人稱為「極端、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其政治團隊正積極測試這套反共論述能否在11月期中選舉前夕，超越其核心支持者而產生更廣泛的共鳴。這波操作不僅是選舉策略的轉向，更是一場將當代美國政治論述拉回冷戰語境的意識形態試驗。 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詞彙升級背後的選舉算計 博斯的報導指出，川普團隊的焦點團體測試初步發現，「共產主義」這個標籤在某些選區中比「社會主義」更具殺傷力，而「社會主義」則可能在付費廣告和選區層級的訊息傳播中擁有更廣泛的吸引力。這項發現揭示了共和黨策略的細緻轉變：當「社會主義」一詞因長期使用而鈍化，更極端的「共產主義」便成為升級版武器。事實上，2025年蓋洛普民調顯示，57%的美國人對社會主義持負面看法，39%持正面看法，這為共和黨的攻擊提供了民意基礎。 博斯分析認為，將民主黨人描繪為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是川普重啟美國政治中最古老武器之一的做法。共和黨人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雷根（Ronald Reagan）均在冷戰期間使用過這條攻擊路線。然而，川普的作法在兩個層面上與前輩不同：其一，他將攻擊的頻率與強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等級，兩週81次意味著每天將近6次提及；其二，他選擇在傳統上應保持超黨派的七月四日獨立紀念日慶祝活動中，將國家生日演說轉化為對政治對手的猛烈抨擊。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的集會上，川普將共產主義比喻為「必須切除的癌症」，強調「你必須把它割掉，而且要快」。 基本盤的興奮劑，中間選民的冷感劑 川普這套反共論述的最大問題在於其效果的選擇性。根據路透社報導中引述的兩名知情人士說法，焦點團體的初步發現顯示，這套訊息能強烈激發川普基本盤的熱情，並可能提高不常投票的共和黨選民的投票率。對一個需要鞏固基本盤、確保核心支持者出門投票的陣營而言，這無疑是一劑興奮劑。 然而，博斯指出這套論述的致命缺陷：它對獨立選民，往往在激烈競爭的選區中扮演決定性角色，以及未經歷冷戰的年輕選民效果不彰。共和黨策略師艾米·科克（Amy Koch）的評論一語道破核心困境：「我不認為共產主義對任何55歲以下的人有同樣的意義。」對冷戰世代而言，共產主義是曾經真實存在的生存威脅；但對千禧世代和Z世代而言，那不過是歷史課本中的名詞。當一個政治標籤無法在目標受眾心中激起情感共鳴，它的政治效用便大打折扣。 博斯進一步指出，共和黨人認為這套訊息在佛羅里達州和德克薩斯州的西語裔選民中特別能引起共鳴，在佛州，反社會主義的訴求長期以來在那些家族逃離拉丁美洲左翼政府的選民中具有吸引力。這種地域性和世代性的差異，使得「共產主義牌」註定無法成為放諸四海皆準的萬靈丹。 轉移焦點的政治操作與歷史迴響 川普團隊選擇在此時大舉推進反共論述，背後有強烈的政治動機。博斯分析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和其他進步派候選人在科羅拉多州、肯塔基州、紐約州、俄亥俄州、德州等地的民主黨初選中取得成功，為川普和共和黨人提供了全新的攻擊路線：將民主黨描繪成極端政黨，而非為川普處理高昂生活成本的政績進行辯護。許多進步派候選人主張對富人課稅、削減軍事支出、反對美國資助以色列、擴大政府資助計畫以及廢除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川普，以直白有力的政治標籤著稱，迅速將這些主張的支持者貼上共產主義者的標籤。 然而，博斯的報導中明確指出，許多候選人自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主張透過選舉推動進步政策，而共產主義則尋求廢除財產私有制並建立無階級社會。兩者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差異，但川普的選舉語言選擇了簡化與污名化。 這套策略給予共和黨人轉守為攻的機會。過去幾個月，他們一直在為川普的經濟紀錄辯護，同時幕僚們努力讓他專注於選民最關心的生活負擔問題。然而川普屢次削弱這套訊息：他曾說自己「熱愛通膨」，將伊朗衝突導致的油價上漲形容為「花生」（Peanuts / 芝麻小事），並稱旨在降低房價的跨黨派住房法案為「無聊至極」。在經濟議題上處於守勢的共和黨，迫切需要一個能將焦點從川普執政表現轉移到民主黨「激進本質」的議題框架。 白宮發言人奧莉維亞·威爾斯（Olivia Wales）表示，「民主黨擁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對我們國家的生存威脅」，川普將「持續揭露他們的激進主義，並與他常識性的『美國優先』議程形成鮮明對比」。眾議院議長麥克·強生（Mike Johnson）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喬·格魯特斯（Joe Gruters）等共和黨領袖迅速跟進，將期中選舉定調為「常識與極端主義」之間的選擇。 結語 川普在兩週內81次提及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更折射出當代美國政治中深刻的世代斷層與認同政治困境。這套策略能否在11月的期中選舉中發揮作用，將取決於一個關鍵問題：在一個冷戰記憶逐漸褪色的國家，「共產主義」這個標籤還剩下多少政治動員能量？對基本盤而言，它或許仍是有效的動員口號；但對決定選舉勝負的獨立選民和年輕選民而言，它可能只是一場與自身生活經驗脫節的政治表演。 博斯在報導的結尾暗示，共和黨人看到了將訊息與西語裔選民連結的機會，但整體而言，這套論述能否幫助共和黨在11月守住國會控制權，仍是未定之天。當一個政治人物必須不斷提及一個多數年輕選民僅在歷史課本中讀過的詞彙來動員支持時，這或許本身就已說明了某種政治敘事的疲態。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近年來，網路攻擊的威脅持續演進且日益嚴峻，其背後涉及全球地緣政治不穩定、技術快速進步以及跨國供應鏈日趨複雜等多重因素。世界經濟論壇於2026年發布的報告指出，網路安全已不再只是幕後的技術功能，而是政府、企業與社會必須正視的核心戰略課題。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爆發式成長，為網路風險管理帶來了全新的變數。從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於2023年12月生效的網路安全揭露規則，要求上市公司在確定重大資安事件後的4個工作日內以8-K表格通報，並於每年度的10-K年報中說明其網路風險管理、策略與治理架構，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於2025年2月成立網路與新興技術單位以打擊網路相關不當行為，監管機關對網路風險資訊透明度的要求正快速收緊。在此背景下，企業如何在其法定揭露文件中描述網路風險，已成為投資人評估其風險管理能力的重要依據。 日本生命基礎研究所於2026年7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針對日本金融廳電子資訊開示系統中有價證券報告書的「事業等風險」項目進行了系統性的文本分析。這份研究提供了量化視角，幫助我們理解企業在人工智慧時代如何認知與揭露網路風險。本文將以此研究為核心，結合相關國際趨勢與實例，探討證券報告文本分析所揭示的企業網路風險揭露樣貌及其深層意涵。 網路風險揭露的普及化：從邊緣議題到核心課題 根據該文本分析研究的結果，截至2026年，在日本有價證券報告書中提及「網路攻擊」的企業比例已達47.2%，幾乎接近半數。更重要的是，此一趨勢並非僅限於特定大型企業或高科技產業，而是呈現出跨規模、跨產業的全面性成長。這項發現顯示，網路風險已從過去被視為資訊部門的技術問題，轉變為橫跨所有業種的共通性經營課題。 網路風險揭露普及化的背後，反映了企業經營環境的根本性變化。2025年台灣上市公司揭露的資安重大訊息已超過40起，且多次出現單日多家公司集中公告的情形。在中國大陸，上市公司同樣面臨日益嚴峻的網路威脅，重大資安事件的揭露頻率與複雜度均顯著提升。這些實際發生的案例說明，網路攻擊已不再只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會發生」以及「會造成多大影響」的風險管理課題。 從資訊揭露的理論角度來看，企業自願性揭露網路風險資訊的行為，傳遞了管理階層對風險認知與治理能力的訊號。當越來越多企業選擇在法定報告中明確提及網路攻擊風險，某種程度上顯示此一風險已具備足夠的重大性，足以影響投資人的決策判斷。然而，揭露行為的增加本身並不等同於揭露品質的提升，文本分析還需要進一步探究企業究竟說了什麼、以及如何描述這些風險。 人工智慧風險的急遽升溫：從邊緣提及到戰略關注 文本分析研究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發現，是「人工智慧」一詞在企業報告中的出現頻率呈現爆炸性成長。提及人工智慧的企業比例從2021年的3.6%躍升至2026年的19.4%。這一成長幅度遠超同期網路攻擊相關揭露的增幅，顯示企業對人工智慧議題的關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溫。然而，研究也指出，目前企業關於人工智慧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人工智慧應對落後可能導致競爭力下降的危機感，真正將人工智慧與網路攻擊等風險明確連結的記述仍相對有限。 此一發現與國際上的研究趨勢相互呼應。一份針對美國證交會10-K年報中人工智慧風險揭露的大規模系統性分析顯示，在2022年至2024年間，於申報文件中提及人工智慧的企業比例已成長超過一倍。這些研究進一步指出，企業自願性的人工智慧揭露不僅反映了其當前在人工智慧活動上的參與程度，也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重大資訊。換言之，投資人正逐漸將企業報告中的人工智慧相關敘述，視為評估其未來競爭地位與風險曝險的重要依據。 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慧風險的複雜性遠超出傳統的資訊安全範疇。除了模型幻覺導致的輸出不可靠、資料隱私與保護問題外，代理式人工智慧更為網路風險增添了全新的維度。資訊處理推進機構於2026年首次將「人工智慧利用相關的網路風險」選為組織面向的十大威脅之一，警示範圍涵蓋因對人工智慧理解不足導致的資訊洩漏、權利侵害、模型幻覺造成的誤認、人工智慧遭惡意濫用於網路攻擊，以及人工智慧本身存在的脆弱性等多元問題。這些風險面向的多元性，對企業的風險辨識與揭露能力構成了嚴峻考驗。 人工智慧與網路風險的交織：尚未填補的揭露缺口 文本分析研究中最具啟發性的發現，莫過於人工智慧與網路攻擊兩者在企業風險揭露中的「脫鉤」現象。儘管分別提及網路攻擊和人工智慧的企業比例都已達到相當水準，但將兩者明確連結起來描述的企業仍屬少數。這一揭露缺口反映出企業在風險認知上可能存在滯後性，亦即雖然意識到人工智慧是重要的經營議題、也意識到網路攻擊是嚴峻的威脅，但對於人工智慧如何改變網路威脅的樣貌、如何放大攻擊的規模與效率，尚未形成系統性的理解與表述。 然而，現實世界中人工智慧與網路風險的交互作用已相當明顯。根據Check Point於2026年發布的網路安全報告，2025年全球企業平均每週遭受高達1968次網路攻擊，較2023年大幅成長70%。人工智慧正在重新定義威脅態勢，攻擊者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偵察的時間大幅壓縮，在調查的最快案例中，攻擊者僅需72分鐘即可從初始訪問轉移到資料外洩。Anthropic的年度報告也發現，在其風險評分系統中被歸類為中等風險或更高風險的行為者比例，在半年內從33%躍升至56%。這些數據顯示，人工智慧並非只是輔助工具，而是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網路攻擊的速度、規模與複雜度。 與此同時，人工智慧本身也成為企業內部風險的來源。近期中國大陸方正證券的一則研究報告烏龍事件，即被業內人士認為高度符合大型語言模型「幻覺」的典型特徵，模型在生成文本時未能準確錨定時間戳，而是基於機率拼接了歷史語料。這一事件凸顯了人工智慧工具在專業研究領域應用時可能引發的資訊失真風險。從基礎資訊整理、文本潤色到初步資料建模，人工智慧雖大幅提升了券商研究報告的產出效率，但網際網路上的資訊污染也透過人工智慧工具反向滲透到專業研究領域。這些案例說明了企業在享受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率提升的同時，也暴露於前所未有的新型風險之中。 研究報告預期，在經歷一系列與人工智慧相關的重大事件後，全球對人工智慧威脅的認知正在提升，來年的有價證券報告書中，人工智慧與傳統資安威脅之間的關聯性描述可望進一步加深。這一預測是否成真，將取決於企業風險管理機能的反應速度，以及監管機關對揭露品質的要求程度。 結語 透過對證券報告書的文本分析，我們得以窺見企業在人工智慧時代如何認知與溝通網路風險。從網路攻擊提及率達47.2%的普及化趨勢，到人工智慧提及率在5年間從3.6%攀升至19.4%的爆發性成長，這些量化數據勾勒出一幅企業風險意識快速演進的圖像。然而，人工智慧與網路風險兩者在企業揭露中的脫節現象，也揭示了企業風險認知的結構性缺口。 對投資人而言，證券報告書中的風險揭露章節不應被視為制式化的合規文件，而應被解讀為管理階層風險認知與治理能力的縮影。當一家企業能夠清晰地描述人工智慧如何改變其網路威脅樣貌、以及其採取了哪些因應措施時，這本身就傳遞了關於其風險管理成熟度的正面訊號。反之，空洞、樣板化的風險描述，可能暗示著企業對新興風險的認識仍停留在表層。 對企業經營者而言，在人工智慧時代提升網路風險揭露的品質，已不僅是滿足法規要求的合規問題，更是建立市場信任、維護企業價值的戰略選擇。隨著美國證交會成立專責單位加強對網路與新興技術領域的監管，以及各國金融監理機關陸續發布人工智慧應用指引，網路風險揭露的標準只會日益嚴格。能夠率先填補人工智慧與網路風險之間揭露缺口的企業，將在投資人關係與風險管理層面上取得競爭優勢。 證券報告的文本分析提供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觀察企業風險認知的演變軌跡。在人工智慧持續重塑威脅景觀的此刻，這扇窗所映照出的圖像，值得所有市場參與者持續關注與深思。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根據路透社於2026年7月9日的報導，川普（Donald Trump）宣布與伊朗的停火協議已經「結束」，並下令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這一宣告發生在伊朗針對美國在巴林和科威特的軍事設施發動攻擊之後，而美方稍早已因伊朗在荷莫茲海峽攻擊油輪而進行了報復性轟炸。川普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於安卡拉舉行的峰會上向記者表示，這份諒解備忘錄已經「死亡」，他不願再與伊朗打交道。距離雙方於6月17日簽署這份被視為邁向持久和平「藍圖」的協議不過三週有餘，戰火卻再度燃起，清楚顯示出川普欲從這場不得人心的戰爭中抽身的努力，正面臨嚴峻考驗。 停火協議名存實亡，談判前景黯淡 這份在巴基斯坦調解下於日內瓦簽署的「伊斯蘭馬巴德諒解備忘錄」，原訂為期60天的談判窗口，旨在終結自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空襲以來、已持續數月的武裝衝突。協議內容包含立即且永久的停火、承諾在60天內談判最終協議、以及涉及制裁救濟、航行自由與重建等相關措施。然而，川普在最新一輪交火後直言協議「結束」，並稱進一步談判是「浪費時間」，令外界對這份協議能否轉化為最終和平協議深感悲觀。分析人士普遍懷疑雙方能在協議所定的期限內達成全面解決方案。協議將最棘手的問題留待反覆討論，但這些討論幾乎未取得任何進展，下一輪談判的時間也充滿不確定性。 川普或許指望能以轟炸迫使伊朗回到談判桌，就他設定為主要戰爭目標的核計畫命運進行交涉。但多數專家認為，幾乎沒有跡象顯示德黑蘭會做出他所尋求的重大讓步。有分析指出，川普從最初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到如今立場反覆，其戰爭目標不斷變動，早已陷入困境。伊朗方面同樣宣稱協議是自身的勝利，其強硬派領導層似乎願意承受更多打擊；部分分析師認為，雙方近期的攻擊可能是為了在未來的談判中爭取更有利的籌碼。 國內壓力與政治時鐘雙重夾擊 川普急於尋求退出策略，背後是迫切的國內政治壓力。這場已造成數千人喪生的戰爭，不僅在國內造成經濟痛苦，更在11月美國期中選舉前夕嚴重拖累了他的支持率。根據路透社與易普索於6月23日公布的民調，川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4%，追平他第二任期的最低點。這項為期五天的民調顯示，戰爭沉重打擊了川普的聲望；他第二任期開始時的支持率為47%，如今的下滑幅度對其所屬共和黨在國會期中選舉保住多數黨地位的希望構成重大威脅。 民調同時顯示，63%的美國人認為與德黑蘭的休戰不太可能持久，僅有23%的人認為美國在與伊朗的戰爭後變得更強大。許多川普的支持者擔心，他向伊朗做出不受歡迎的讓步，將使共和黨更難在期中選舉中保住國會控制權。有中東專家指出，川普深知自己需要將焦點放在經濟上；他援引美國前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在經濟大蕭條初期施政失敗的教訓，認為若讓戰爭持續下去，自己可能步上胡佛的後塵。此外，戰爭推升的汽油價格可能促使選民背棄共和黨，也被廣泛視為川普的壓力點。 荷莫茲海峽控制權爭端無解 最新一輪敵對行動的根源，在於雙方對初步協議中關於荷莫茲海峽控制權的解釋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認為自身在管理這條承載全球五分之一石油運輸的戰略水道上應有未來角色，甚至可能收取費用或通行稅；而川普與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邦則堅持恢復自由且安全的通行權。伊朗方面強硬表態，荷莫茲海峽只會在德黑蘭的條件下、而非在美國的威脅下開放。 有戰略學者分析，伊朗的判斷是川普不願被拖入一場沒有終點的戰爭，而海灣國家也急切渴望恢復正常狀態。因此伊朗認為，川普只會戰鬥幾天，而海灣阿拉伯國家會推動他停止行動。這種「可控的不穩定」狀態，被認為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最可能出現的格局。曾任美國中東副國家情報官的學者指出，這種模式很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持續下去；局勢不會恢復到大規模戰爭，但也沒有永久的出口匝道，反覆發生的暴力將成為常態。最新的攻擊行動使荷莫茲海峽的航運近乎停擺，約6000名海員滯留在數百艘船隻上，海灣國家高度戒備。 結語：短期脫身幾無可能 川普想結束伊朗戰爭的願望，與中東地緣政治的殘酷現實之間存在巨大鴻溝。停火協議的瓦解、伊朗的頑強抵抗、國內政治時鐘的滴答作響，以及荷莫茲海峽這個無解的戰略癥結，共同構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在11月期中選舉的壓力下，川普既不能承受全面戰爭的代價，也無法容忍在伊朗的挑釁面前退縮。他面臨的選擇極為有限且大多糟糕；任何超出「以牙還牙」層級的嚴重升級，都可能冒著重回全面戰爭的風險。多位專家一致認為，無論透過軍事或外交手段，川普都很難從伊朗身上獲得太多實質利益。這場戰爭短期內不會結束，川普的伊朗困局，還將持續考驗他的政治智慧與決策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