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根據路透社駐美國白宮特派記者南迪塔·博斯（Nandita Bose）於7月9日的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在過去兩週內，於公開談話與社群媒體貼文中高達81次提及「共產主義」一詞。這項由路透社進行的分析顯示，川普使用該詞彙的頻率在6月23日之後急遽上升，恰好與紐約州等多場民主黨左翼候選人在初選中勝出的時間點重疊。川普將部分勝選的候選人稱為「極端、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其政治團隊正積極測試這套反共論述能否在11月期中選舉前夕，超越其核心支持者而產生更廣泛的共鳴。這波操作不僅是選舉策略的轉向，更是一場將當代美國政治論述拉回冷戰語境的意識形態試驗。 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詞彙升級背後的選舉算計 博斯的報導指出，川普團隊的焦點團體測試初步發現，「共產主義」這個標籤在某些選區中比「社會主義」更具殺傷力，而「社會主義」則可能在付費廣告和選區層級的訊息傳播中擁有更廣泛的吸引力。這項發現揭示了共和黨策略的細緻轉變：當「社會主義」一詞因長期使用而鈍化，更極端的「共產主義」便成為升級版武器。事實上，2025年蓋洛普民調顯示，57%的美國人對社會主義持負面看法，39%持正面看法，這為共和黨的攻擊提供了民意基礎。 博斯分析認為，將民主黨人描繪為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是川普重啟美國政治中最古老武器之一的做法。共和黨人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雷根（Ronald Reagan）均在冷戰期間使用過這條攻擊路線。然而，川普的作法在兩個層面上與前輩不同：其一，他將攻擊的頻率與強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等級，兩週81次意味著每天將近6次提及；其二，他選擇在傳統上應保持超黨派的七月四日獨立紀念日慶祝活動中，將國家生日演說轉化為對政治對手的猛烈抨擊。在華盛頓國家廣場的集會上，川普將共產主義比喻為「必須切除的癌症」，強調「你必須把它割掉，而且要快」。 基本盤的興奮劑，中間選民的冷感劑 川普這套反共論述的最大問題在於其效果的選擇性。根據路透社報導中引述的兩名知情人士說法，焦點團體的初步發現顯示，這套訊息能強烈激發川普基本盤的熱情，並可能提高不常投票的共和黨選民的投票率。對一個需要鞏固基本盤、確保核心支持者出門投票的陣營而言，這無疑是一劑興奮劑。 然而，博斯指出這套論述的致命缺陷：它對獨立選民，往往在激烈競爭的選區中扮演決定性角色，以及未經歷冷戰的年輕選民效果不彰。共和黨策略師艾米·科克（Amy Koch）的評論一語道破核心困境：「我不認為共產主義對任何55歲以下的人有同樣的意義。」對冷戰世代而言，共產主義是曾經真實存在的生存威脅；但對千禧世代和Z世代而言，那不過是歷史課本中的名詞。當一個政治標籤無法在目標受眾心中激起情感共鳴，它的政治效用便大打折扣。 博斯進一步指出，共和黨人認為這套訊息在佛羅里達州和德克薩斯州的西語裔選民中特別能引起共鳴，在佛州，反社會主義的訴求長期以來在那些家族逃離拉丁美洲左翼政府的選民中具有吸引力。這種地域性和世代性的差異，使得「共產主義牌」註定無法成為放諸四海皆準的萬靈丹。 轉移焦點的政治操作與歷史迴響 川普團隊選擇在此時大舉推進反共論述，背後有強烈的政治動機。博斯分析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和其他進步派候選人在科羅拉多州、肯塔基州、紐約州、俄亥俄州、德州等地的民主黨初選中取得成功，為川普和共和黨人提供了全新的攻擊路線：將民主黨描繪成極端政黨，而非為川普處理高昂生活成本的政績進行辯護。許多進步派候選人主張對富人課稅、削減軍事支出、反對美國資助以色列、擴大政府資助計畫以及廢除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川普，以直白有力的政治標籤著稱，迅速將這些主張的支持者貼上共產主義者的標籤。 然而，博斯的報導中明確指出，許多候選人自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主張透過選舉推動進步政策，而共產主義則尋求廢除財產私有制並建立無階級社會。兩者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差異，但川普的選舉語言選擇了簡化與污名化。 這套策略給予共和黨人轉守為攻的機會。過去幾個月，他們一直在為川普的經濟紀錄辯護，同時幕僚們努力讓他專注於選民最關心的生活負擔問題。然而川普屢次削弱這套訊息：他曾說自己「熱愛通膨」，將伊朗衝突導致的油價上漲形容為「花生」（Peanuts / 芝麻小事），並稱旨在降低房價的跨黨派住房法案為「無聊至極」。在經濟議題上處於守勢的共和黨，迫切需要一個能將焦點從川普執政表現轉移到民主黨「激進本質」的議題框架。 白宮發言人奧莉維亞·威爾斯（Olivia Wales）表示，「民主黨擁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對我們國家的生存威脅」，川普將「持續揭露他們的激進主義，並與他常識性的『美國優先』議程形成鮮明對比」。眾議院議長麥克·強生（Mike Johnson）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喬·格魯特斯（Joe Gruters）等共和黨領袖迅速跟進，將期中選舉定調為「常識與極端主義」之間的選擇。 結語 川普在兩週內81次提及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組驚人的數字，更折射出當代美國政治中深刻的世代斷層與認同政治困境。這套策略能否在11月的期中選舉中發揮作用，將取決於一個關鍵問題：在一個冷戰記憶逐漸褪色的國家，「共產主義」這個標籤還剩下多少政治動員能量？對基本盤而言，它或許仍是有效的動員口號；但對決定選舉勝負的獨立選民和年輕選民而言，它可能只是一場與自身生活經驗脫節的政治表演。 博斯在報導的結尾暗示，共和黨人看到了將訊息與西語裔選民連結的機會，但整體而言，這套論述能否幫助共和黨在11月守住國會控制權，仍是未定之天。當一個政治人物必須不斷提及一個多數年輕選民僅在歷史課本中讀過的詞彙來動員支持時，這或許本身就已說明了某種政治敘事的疲態。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近年來，網路攻擊的威脅持續演進且日益嚴峻，其背後涉及全球地緣政治不穩定、技術快速進步以及跨國供應鏈日趨複雜等多重因素。世界經濟論壇於2026年發布的報告指出，網路安全已不再只是幕後的技術功能，而是政府、企業與社會必須正視的核心戰略課題。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爆發式成長，為網路風險管理帶來了全新的變數。從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於2023年12月生效的網路安全揭露規則，要求上市公司在確定重大資安事件後的4個工作日內以8-K表格通報，並於每年度的10-K年報中說明其網路風險管理、策略與治理架構，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於2025年2月成立網路與新興技術單位以打擊網路相關不當行為，監管機關對網路風險資訊透明度的要求正快速收緊。在此背景下，企業如何在其法定揭露文件中描述網路風險，已成為投資人評估其風險管理能力的重要依據。 日本生命基礎研究所於2026年7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針對日本金融廳電子資訊開示系統中有價證券報告書的「事業等風險」項目進行了系統性的文本分析。這份研究提供了量化視角，幫助我們理解企業在人工智慧時代如何認知與揭露網路風險。本文將以此研究為核心，結合相關國際趨勢與實例，探討證券報告文本分析所揭示的企業網路風險揭露樣貌及其深層意涵。 網路風險揭露的普及化：從邊緣議題到核心課題 根據該文本分析研究的結果，截至2026年，在日本有價證券報告書中提及「網路攻擊」的企業比例已達47.2%，幾乎接近半數。更重要的是，此一趨勢並非僅限於特定大型企業或高科技產業，而是呈現出跨規模、跨產業的全面性成長。這項發現顯示，網路風險已從過去被視為資訊部門的技術問題，轉變為橫跨所有業種的共通性經營課題。 網路風險揭露普及化的背後，反映了企業經營環境的根本性變化。2025年台灣上市公司揭露的資安重大訊息已超過40起，且多次出現單日多家公司集中公告的情形。在中國大陸，上市公司同樣面臨日益嚴峻的網路威脅，重大資安事件的揭露頻率與複雜度均顯著提升。這些實際發生的案例說明，網路攻擊已不再只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會發生」以及「會造成多大影響」的風險管理課題。 從資訊揭露的理論角度來看，企業自願性揭露網路風險資訊的行為，傳遞了管理階層對風險認知與治理能力的訊號。當越來越多企業選擇在法定報告中明確提及網路攻擊風險，某種程度上顯示此一風險已具備足夠的重大性，足以影響投資人的決策判斷。然而，揭露行為的增加本身並不等同於揭露品質的提升，文本分析還需要進一步探究企業究竟說了什麼、以及如何描述這些風險。 人工智慧風險的急遽升溫：從邊緣提及到戰略關注 文本分析研究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發現，是「人工智慧」一詞在企業報告中的出現頻率呈現爆炸性成長。提及人工智慧的企業比例從2021年的3.6%躍升至2026年的19.4%。這一成長幅度遠超同期網路攻擊相關揭露的增幅，顯示企業對人工智慧議題的關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升溫。然而，研究也指出，目前企業關於人工智慧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人工智慧應對落後可能導致競爭力下降的危機感，真正將人工智慧與網路攻擊等風險明確連結的記述仍相對有限。 此一發現與國際上的研究趨勢相互呼應。一份針對美國證交會10-K年報中人工智慧風險揭露的大規模系統性分析顯示，在2022年至2024年間，於申報文件中提及人工智慧的企業比例已成長超過一倍。這些研究進一步指出，企業自願性的人工智慧揭露不僅反映了其當前在人工智慧活動上的參與程度，也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重大資訊。換言之，投資人正逐漸將企業報告中的人工智慧相關敘述，視為評估其未來競爭地位與風險曝險的重要依據。 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慧風險的複雜性遠超出傳統的資訊安全範疇。除了模型幻覺導致的輸出不可靠、資料隱私與保護問題外，代理式人工智慧更為網路風險增添了全新的維度。資訊處理推進機構於2026年首次將「人工智慧利用相關的網路風險」選為組織面向的十大威脅之一，警示範圍涵蓋因對人工智慧理解不足導致的資訊洩漏、權利侵害、模型幻覺造成的誤認、人工智慧遭惡意濫用於網路攻擊，以及人工智慧本身存在的脆弱性等多元問題。這些風險面向的多元性，對企業的風險辨識與揭露能力構成了嚴峻考驗。 人工智慧與網路風險的交織：尚未填補的揭露缺口 文本分析研究中最具啟發性的發現，莫過於人工智慧與網路攻擊兩者在企業風險揭露中的「脫鉤」現象。儘管分別提及網路攻擊和人工智慧的企業比例都已達到相當水準，但將兩者明確連結起來描述的企業仍屬少數。這一揭露缺口反映出企業在風險認知上可能存在滯後性，亦即雖然意識到人工智慧是重要的經營議題、也意識到網路攻擊是嚴峻的威脅，但對於人工智慧如何改變網路威脅的樣貌、如何放大攻擊的規模與效率，尚未形成系統性的理解與表述。 然而，現實世界中人工智慧與網路風險的交互作用已相當明顯。根據Check Point於2026年發布的網路安全報告，2025年全球企業平均每週遭受高達1968次網路攻擊，較2023年大幅成長70%。人工智慧正在重新定義威脅態勢，攻擊者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偵察的時間大幅壓縮，在調查的最快案例中，攻擊者僅需72分鐘即可從初始訪問轉移到資料外洩。Anthropic的年度報告也發現，在其風險評分系統中被歸類為中等風險或更高風險的行為者比例，在半年內從33%躍升至56%。這些數據顯示，人工智慧並非只是輔助工具，而是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網路攻擊的速度、規模與複雜度。 與此同時，人工智慧本身也成為企業內部風險的來源。近期中國大陸方正證券的一則研究報告烏龍事件，即被業內人士認為高度符合大型語言模型「幻覺」的典型特徵，模型在生成文本時未能準確錨定時間戳，而是基於機率拼接了歷史語料。這一事件凸顯了人工智慧工具在專業研究領域應用時可能引發的資訊失真風險。從基礎資訊整理、文本潤色到初步資料建模，人工智慧雖大幅提升了券商研究報告的產出效率，但網際網路上的資訊污染也透過人工智慧工具反向滲透到專業研究領域。這些案例說明了企業在享受人工智慧所帶來的效率提升的同時，也暴露於前所未有的新型風險之中。 研究報告預期，在經歷一系列與人工智慧相關的重大事件後，全球對人工智慧威脅的認知正在提升，來年的有價證券報告書中，人工智慧與傳統資安威脅之間的關聯性描述可望進一步加深。這一預測是否成真，將取決於企業風險管理機能的反應速度，以及監管機關對揭露品質的要求程度。 結語 透過對證券報告書的文本分析，我們得以窺見企業在人工智慧時代如何認知與溝通網路風險。從網路攻擊提及率達47.2%的普及化趨勢，到人工智慧提及率在5年間從3.6%攀升至19.4%的爆發性成長，這些量化數據勾勒出一幅企業風險意識快速演進的圖像。然而，人工智慧與網路風險兩者在企業揭露中的脫節現象，也揭示了企業風險認知的結構性缺口。 對投資人而言，證券報告書中的風險揭露章節不應被視為制式化的合規文件，而應被解讀為管理階層風險認知與治理能力的縮影。當一家企業能夠清晰地描述人工智慧如何改變其網路威脅樣貌、以及其採取了哪些因應措施時，這本身就傳遞了關於其風險管理成熟度的正面訊號。反之，空洞、樣板化的風險描述，可能暗示著企業對新興風險的認識仍停留在表層。 對企業經營者而言，在人工智慧時代提升網路風險揭露的品質，已不僅是滿足法規要求的合規問題，更是建立市場信任、維護企業價值的戰略選擇。隨著美國證交會成立專責單位加強對網路與新興技術領域的監管，以及各國金融監理機關陸續發布人工智慧應用指引，網路風險揭露的標準只會日益嚴格。能夠率先填補人工智慧與網路風險之間揭露缺口的企業，將在投資人關係與風險管理層面上取得競爭優勢。 證券報告的文本分析提供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觀察企業風險認知的演變軌跡。在人工智慧持續重塑威脅景觀的此刻，這扇窗所映照出的圖像，值得所有市場參與者持續關注與深思。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根據路透社於2026年7月9日的報導，川普（Donald Trump）宣布與伊朗的停火協議已經「結束」，並下令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這一宣告發生在伊朗針對美國在巴林和科威特的軍事設施發動攻擊之後，而美方稍早已因伊朗在荷莫茲海峽攻擊油輪而進行了報復性轟炸。川普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於安卡拉舉行的峰會上向記者表示，這份諒解備忘錄已經「死亡」，他不願再與伊朗打交道。距離雙方於6月17日簽署這份被視為邁向持久和平「藍圖」的協議不過三週有餘，戰火卻再度燃起，清楚顯示出川普欲從這場不得人心的戰爭中抽身的努力，正面臨嚴峻考驗。 停火協議名存實亡，談判前景黯淡 這份在巴基斯坦調解下於日內瓦簽署的「伊斯蘭馬巴德諒解備忘錄」，原訂為期60天的談判窗口，旨在終結自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空襲以來、已持續數月的武裝衝突。協議內容包含立即且永久的停火、承諾在60天內談判最終協議、以及涉及制裁救濟、航行自由與重建等相關措施。然而，川普在最新一輪交火後直言協議「結束」，並稱進一步談判是「浪費時間」，令外界對這份協議能否轉化為最終和平協議深感悲觀。分析人士普遍懷疑雙方能在協議所定的期限內達成全面解決方案。協議將最棘手的問題留待反覆討論，但這些討論幾乎未取得任何進展，下一輪談判的時間也充滿不確定性。 川普或許指望能以轟炸迫使伊朗回到談判桌，就他設定為主要戰爭目標的核計畫命運進行交涉。但多數專家認為，幾乎沒有跡象顯示德黑蘭會做出他所尋求的重大讓步。有分析指出，川普從最初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到如今立場反覆，其戰爭目標不斷變動，早已陷入困境。伊朗方面同樣宣稱協議是自身的勝利，其強硬派領導層似乎願意承受更多打擊；部分分析師認為，雙方近期的攻擊可能是為了在未來的談判中爭取更有利的籌碼。 國內壓力與政治時鐘雙重夾擊 川普急於尋求退出策略，背後是迫切的國內政治壓力。這場已造成數千人喪生的戰爭，不僅在國內造成經濟痛苦，更在11月美國期中選舉前夕嚴重拖累了他的支持率。根據路透社與易普索於6月23日公布的民調，川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4%，追平他第二任期的最低點。這項為期五天的民調顯示，戰爭沉重打擊了川普的聲望；他第二任期開始時的支持率為47%，如今的下滑幅度對其所屬共和黨在國會期中選舉保住多數黨地位的希望構成重大威脅。 民調同時顯示，63%的美國人認為與德黑蘭的休戰不太可能持久，僅有23%的人認為美國在與伊朗的戰爭後變得更強大。許多川普的支持者擔心，他向伊朗做出不受歡迎的讓步，將使共和黨更難在期中選舉中保住國會控制權。有中東專家指出，川普深知自己需要將焦點放在經濟上；他援引美國前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在經濟大蕭條初期施政失敗的教訓，認為若讓戰爭持續下去，自己可能步上胡佛的後塵。此外，戰爭推升的汽油價格可能促使選民背棄共和黨，也被廣泛視為川普的壓力點。 荷莫茲海峽控制權爭端無解 最新一輪敵對行動的根源，在於雙方對初步協議中關於荷莫茲海峽控制權的解釋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認為自身在管理這條承載全球五分之一石油運輸的戰略水道上應有未來角色，甚至可能收取費用或通行稅；而川普與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邦則堅持恢復自由且安全的通行權。伊朗方面強硬表態，荷莫茲海峽只會在德黑蘭的條件下、而非在美國的威脅下開放。 有戰略學者分析，伊朗的判斷是川普不願被拖入一場沒有終點的戰爭，而海灣國家也急切渴望恢復正常狀態。因此伊朗認為，川普只會戰鬥幾天，而海灣阿拉伯國家會推動他停止行動。這種「可控的不穩定」狀態，被認為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最可能出現的格局。曾任美國中東副國家情報官的學者指出，這種模式很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持續下去；局勢不會恢復到大規模戰爭，但也沒有永久的出口匝道，反覆發生的暴力將成為常態。最新的攻擊行動使荷莫茲海峽的航運近乎停擺，約6000名海員滯留在數百艘船隻上，海灣國家高度戒備。 結語：短期脫身幾無可能 川普想結束伊朗戰爭的願望，與中東地緣政治的殘酷現實之間存在巨大鴻溝。停火協議的瓦解、伊朗的頑強抵抗、國內政治時鐘的滴答作響，以及荷莫茲海峽這個無解的戰略癥結，共同構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在11月期中選舉的壓力下，川普既不能承受全面戰爭的代價，也無法容忍在伊朗的挑釁面前退縮。他面臨的選擇極為有限且大多糟糕；任何超出「以牙還牙」層級的嚴重升級，都可能冒著重回全面戰爭的風險。多位專家一致認為，無論透過軍事或外交手段，川普都很難從伊朗身上獲得太多實質利益。這場戰爭短期內不會結束，川普的伊朗困局，還將持續考驗他的政治智慧與決策能耐。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中國大陸商務部於2026年6月29日發布公告，將40家日本公司與組織正式列入出口管制對象，此項措施自發布日起立即生效。此次行動分為兩大類別：其中20個機構被納入嚴格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原則上禁止中國大陸企業對其出口所有兩用物項；另外20家企業則被列入「關注名單」，須經過嚴格的個別許可申請與最終用途審查。這項決定不僅涵蓋日本防衛省下屬的多個重要研究機構，更擴及無人機、核能、通訊、工作機械與精密測量等廣泛的民用技術領域，顯示中國大陸正將出口管制制度提升為戰略性對外政策工具，其影響深度與廣度均超越以往單純的貿易糾紛範疇。 管制清單解析：從軍事核心到戰略新興產業的全方位覆蓋 第一份禁止出口清單明確針對日本防衛體系的核心研究機構，包括防衛研究所、防衛裝備廳轄下的陸上、艦艇與航空裝備研究所。這些單位肩負日本自衛隊未來作戰系統的研發重任，從地面戰鬥車輛、水面艦艇到新一代戰機的關鍵技術，均與這些機構密切相關。清單同時納入三菱電機防衛與太空科技公司、三菱精密公司、日本飛行機公司等長期參與日本國防供應鏈的企業。值得注意的是，三菱重工體系下的多家子公司，如MHI Oceanics、MHI相模高科技、MHI Logitec與MHI Maritech等，也一併遭到點名，顯示大陸方面對日本軍工複合體生態系的掌握相當精確。 第二份「關注名單」的產業覆蓋面更為廣泛且耐人尋味。無人機領域的Terra Drone與ACSL均為日本空中工業的先驅企業，在先進飛控系統與感測器整合方面具有深厚技術底蘊。核能相關的三菱原子燃料與日本原燃公司入列，則凸顯大陸對核燃料循環技術出口的高度警覺。富士通網路解決方案、日立先進系統等IT服務商的納入，顯示網路安全與數據基礎設施已成為出口管制的新焦點。此外，OKI電工集團旗下六家關係企業同時上榜，涵蓋從電路技術到工程服務的完整價值鏈，這種針對特定企業集團的全面性管制，在大陸過往的出口管制實踐中較為罕見。 制度運作邏輯：雙軌制管制背後的戰略意涵 大陸此次採用的「管控名單」與「關注名單」雙軌機制，體現了差異化的管制思維。被列入前者的機構面臨的是近乎全面的交易禁令，不僅禁止大陸企業直接出口，更嚴禁任何外國組織或個人將大陸原產的兩用物項移轉給這些實體。這種「延伸管轄」效應，將使得全球供應鏈中涉及大陸零組件的廠商，都必須重新評估與日本防衛相關機構的業務往來，其震撼效果遠超出雙邊貿易範疇。而被列入「關注名單」的企業，雖然未被徹底斷絕貿易渠道，但出口商必須逐案向商務部提交風險評估報告與最終用戶承諾書，繁瑣的行政程序將大幅增加交易時間與法律成本。 此項制度的設計思維，與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的實體清單有高度相似性，但在執行細節上更強調「最終用途導向」的審查邏輯。大陸商務部明確指出，審查重點在於判斷出口物品是否可能被用於軍事目的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活動。然而，從此次清單涵蓋大量純民用技術企業的現實觀察，管制範圍已明顯超越傳統的武器擴散防制框架，轉而將經濟與科技競爭力作為核心考量。這項轉變預示大陸未來可能更頻繁地運用出口管制手段，回應其在半導體、人工智慧與量子計算等戰略領域所面臨的技術圍堵壓力。 地緣經濟漣漪：中日科技供應鏈的斷裂風險 日本長期以來是大陸重要的技術來源國與關鍵零組件供應方，尤其在精密機械、光學元件與特殊材料領域，日本企業的技術優勢難以被其他國家快速取代。此次管制措施雖然名義上限制的是從大陸向日本的出口流向，但其真正殺傷力在於切斷日本企業參與大陸內需市場與供應鏈體系的機會。被列入管控名單的日本機構，將無法取得大陸生產的稀土磁性材料、電池關鍵原料或特定規格的電子零部件，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基礎材料，往往是日本高端製造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 更深層的影響則體現在技術合作的信任基礎遭到侵蝕。日本企業向來對技術外流高度警覺，大陸此次單方面且大範圍的管制行動，將強化日本業界對大陸市場的政策不確定性疑慮。尤其在被列入關注名單的20家企業中，有多家同時也是大陸半導體設備與工業機器人產業的重要供應夥伴，這些企業未來面對大陸客戶時，勢必更加謹慎評估技術移轉的程度與範圍。長期而言，此舉可能加速日本推動「去風險化」的供應鏈重組策略，促使更多關鍵生產環節撤出中國大陸或轉向其他亞洲國家。 結語 北京當局此次將40家日本實體納入出口管制體系，絕非單純的貿易管理措施，而是其「制度性競爭」戰略的具體實踐。透過精確鎖定日本防衛科研機構與戰略新興產業的領導企業，大陸不僅展示了其運用國內法規影響全球供應鏈布局的能力，更向國際社會傳遞明確訊號：在技術主權與經濟安全的時代浪潮下，出口管制已與關稅、投資審查並列為大國博弈的核心工具。對日本而言，這記警鐘提醒著東京當局必須正視其對大陸市場與材料的結構性依賴風險，並加速建構自主可控的關鍵物資供應體系。而在更宏觀的層面上，此事件標誌著東亞科技生態系從過往的互補合作，逐步滑向壁壘分明的集團對抗格局，其後續發展值得持續密切觀察。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5年，日本旅遊業迎來歷史性里程碑，訪日外國旅客突破4000萬人大關，達到4268萬人，較2024年成長15.8%，入境消費額高達9兆4549億日圓，雙雙創下新高。然而，榮景背後潛藏結構性挑戰。2026年，日本旅遊業正站在量的擴張與質的轉型交叉點。從地緣政治震盪、供給瓶頸到政策干預，日本如何在全球變局中找尋下一階段成長動能，成為各界焦點。 繁榮背後的警訊：量變到質變的轉折 2025年亮眼數據高度依賴弱勢日圓。安永（EY）策略顧問公司報告顯示，入境消費成長「受日圓貶值的影響很大」，若匯率回歸至135日圓兌1美元的中位數水準，僅匯率因素就可能蒸發約9454億日圓。換言之，當前消費熱潮部分只是匯率波動的數字幻象。 市場結構正深刻重組。EY數據顯示，2025年整體訪日旅客中，初次訪問者占35%，重訪者達65%。但各市場差異懸殊：韓國初次訪問者僅16%，台灣約12%，香港低於10%，這些市場已高度成熟，以重訪者為主。而歐美澳長途市場，美國初次訪問者約60%，澳洲過半，英國與法國均逾60%，顯示這些市場仍處於成長期，具備提升重訪率的潛力。此外，初次訪問者中30歲以下占76.7%，但第4次以上訪問驟降至56.2%，年齡結構變化對產品布局構成挑戰。 地緣政治與市場重組：中國大陸旅客變數的衝擊 2026年最顯著的不確定因素來自中國大陸旅客驟減。受雙邊關係影響，中國大陸官方於2025年11月呼籲國民避免前往日本，導致赴日需求降溫。日本交通公社（JTB）預測2026年訪日外國人約4140萬人，較前一年減少3%。實際數據印證此趨勢：2026年第1季，中國大陸訪日旅客僅107萬3500人，年減54.6%；前5個月日本入境旅客累計年減1.1%，5月單月年減3.6%，連續第二個月下滑。 然而缺口由其他市場填補。2026年第1季，韓國訪日旅客305萬8千人（年增22%），台灣204萬1500人（年增25.7%），美國80萬3400人（年增12.1%）。在中國大陸旅客大幅減少的5個月期間（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整體入境旅客仍成長3.5%；排除中國大陸後，其他國家成長率達15.7%。這顯示日本市場具備韌性與替代性，但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風險不容忽視。 供給側的瓶頸：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源的雙重制約 供給面已出現天花板效應。航空方面，2025年冬季國際航班每周5679班，較上年冬季增10%，但較夏季僅增4班。截至2025年1月，全國機場旅客服務人員仍較疫情前減少5%，人力短缺成為航班擴增障礙。 住宿供給同樣吃緊。東京與大阪酒店入住率接近85%的營運上限。建設成本攀升與人力短缺導致部分大型開發案擱置，名古屋車站前再開發案因建商放棄投標而停擺，原訂引入凱悅酒店的計畫延宕。日本綜合研究所預測，至2030年實際訪日人數可能僅約5000萬人，較政府目標6000萬人短少1000萬人。 旅宿業人力方面，八成經營者反映人力不足。觀光廳在2026年度預算中將住宿業人力對策經費提高至前一年度6倍，達3億日圓。但在勞動力持續減少的結構性趨勢下，短期根本解決仍艱鉅。 政策轉向：從「衝量」到「優質」的治理思維 面對過度旅遊副作用，日本政府積極調整政策。2026年3月27日，內閣通過第5次「觀光立國推進基本計畫」，將2026至2030年度列為計畫期間。2030年訪日旅客6000萬人、消費額15兆日圓的目標維持不變，但首次納入過度旅遊對策的具體數值，將對策實施地區從2025年的47處倍增為100處。計畫同時強調旅客往地方分散、數位轉型與人才培育。 財政手段同步收緊。2026年7月1日起，單次入境簽證費從3000日圓調漲至15000日圓（原標準5倍），多次簽證從6000日圓調至30000日圓。離境稅（國際觀光旅客稅）從1000日圓上調至3000日圓。京都市自2026年3月起大幅調高住宿稅，最高達每人每晚1萬日圓。這些措施一方面用以抑制過度旅遊，另一方面也可能「篩走低收入旅客」，削弱價格競爭力。離境稅調漲後，2026財年相關稅收預計從490億日圓增至1300億日圓。 但亦有觀點認為，在日圓持續弱勢下，簽證與稅費調漲對多數旅客決策影響有限。真正的考驗在於能否有效引導旅客從「黃金路線」（東京、大阪、京都、富士山）往地方城鎮分流，同時確保整體競爭力不受侵蝕。 未來十年的趨勢與轉型契機 EY於2026年3月出版的《旅遊商業的未來2026-2035》中，以PEST（政治、經濟、社會、技術）架構歸納七大趨勢。包括全球化走向，無論世界朝向無國界、區域主義或自國優先，人們移動的欲望不會消失；人口結構與經濟變遷，超高齡社會與新興國家崛起的中產階級將重塑客源結構；以及AI與體驗價值的革命，生成式AI將從根本改變旅遊行銷與商業模式。 儘管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全球觀光需求仍在創新高。關鍵在於將「量的成長」轉化為「質的提升」，從追求來客人數轉向停留天數、消費深度與地方分散。JTB預測呼應此趨勢：2026年訪日人數雖略減，但人均消費預估上升至23.3萬日圓，入境消費總額可望達9.64兆日圓，續創新高，顯示「以價補量」已成新常態。 結語 2026年的日本旅遊業正處於繁榮與危機並存的時刻。突破4000萬人次值得慶賀，但若無法正視匯率依賴、供給瓶頸、市場集中與過度旅遊等問題，榮景難以持久。從EY的市場分析到JTB的趨勢預測，從觀光立國基本計畫的政策調整到簽證與稅費的實質調漲，種種跡象顯示日本旅遊業正從追求數量極大化的粗放模式，轉向兼顧品質、永續與韌性的精緻路線。 未來挑戰不僅在吸引更多旅客，更在於讓旅客留得更久、走得更深、花得更多，同時確保在地居民生活品質不被侵蝕。這條轉型之路漫長而艱辛，但對立志以觀光為核心戰略產業的日本而言，這是沒有退路的硬仗。全球旅遊版圖重組，日本能否站穩腳步，將取決於未來幾年的政策智慧與產業應變能力。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初春，一場為期39天的軍事衝突在中東地區激烈上演。美國憑藉其傳統空中霸權，對伊朗境內目標執行了超過13,000次打擊，展現了舉世無匹的毀滅性火力。然而，這場壓倒性的武力展示並未換來預期的勝利。伊朗發射了超過2,200枚飛彈與4,400架無人機進行反擊。至少8架美軍飛機遭摧毀或損壞，多座雷達站被擊中，7名美軍人員陣亡。戰事結束之際，伊朗政權依然穩固，持續扼守荷莫茲海峽，美國未能實現其戰爭目標。 據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執行副總裁保羅·沙爾（Paul Scharre）於6月23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中指出，這場衝突是美國對新時代戰爭的初次嚐鮮。長久以來被美軍視為制勝法寶的技術優勢正在消逝。在過去的時代，美國在匿蹤技術與精確導引武器方面擁有決定性的領先。但如今，真正在重塑戰爭面貌的關鍵技術—無人機與人工智慧—美國並不具備獨占優勢。新興技術的擴散正在抹平華府與其對手之間的戰場差距。沙爾的這篇警示性文章，為美國敲響了可能輸掉未來戰爭的警鐘。 廉價武器的經濟顛覆 沙爾分析指出，當前戰爭型態最深刻的變革之一，在於戰爭經濟學的徹底翻轉。過去，昂貴的「精美」武器平台是軍事強權的象徵。然而，廉價的空中與海上無人機及飛彈，如今能輕易摧毀價值數億美元的資產。烏克蘭戰場便是鮮明例證：造價30萬美元的自殺式無人艇，癱瘓了價值數億美元的俄羅斯海軍軍艦。在對伊朗的衝突中，更凸顯了這種不對稱的交換比。攔截一架造價約35,000美元（或如近期部分估計低至7,000美元）的「見證者」無人機，美軍卻需耗費一枚400萬美元的愛國者飛彈。攔截成功本身卻是一場得不償失的勝利。 更令人擔憂的是庫存消耗速度。沙爾警告，開戰以來美軍已耗用約半數的愛國者飛彈庫存，以及50%至80%的薩德（THAAD）攔截飛彈。這種消耗速度遠超補充能力。與此同時，美國在低成本無人機的生產規模上嚴重落後。沙爾的數據顯示，烏克蘭每年生產400萬架無人機，而美國陸軍僅採購50,000架。即便五角大廈已將量產低成本無人機列為優先事項，但結構性問題重重。美國國防工業數十年來習慣於生產高單價、低數量的武器，對於快速、廉價、可消耗的無人機大量生產模式顯得格格不入。沙爾指出，美國現行的「複製者」（Replicator）計畫雖企圖快速部署數千套自主系統，最終卻僅產出數百套。 人工智慧：紅利不再的軍備賽跑 人工智慧被視為決定未來戰場勝負的關鍵，但沙爾的看法是，美國在此領域的主導地位同樣岌岌可危。儘管全球頂尖的AI公司多在美國，但這項技術的商業化本質使其擴散極為迅速。沙爾觀察到，中國大陸的AI模型與美國領先模型之間的差距僅有數月。更嚴峻的是，大陸企業正透過「對抗性蒸餾」（adversarial distillation）等技術，以極低成本模仿美國頂尖模型的能力，實質上抵銷了美國在最先進AI晶片上的出口管制優勢。 沙爾強調，在AI時代，誰先開發出新工具並非勝負關鍵，真正決定成敗的是誰能率先有效採用並整合這些技術。美國軍方雖已在對伊朗的行動中運用大型語言模型輔助目標優先排序與打擊規劃。但沙爾示警，此領先優勢可能僅有數月之遙。對於美軍而言，真正的挑戰在於其龐大的官僚體系與緩慢的採購流程，能否跟上AI技術日新月異的迭代速度。沙爾直言，美國國防部在和平時期慣有的審慎、拖沓作風，必須轉變為戰時思維下的快速迭代與適應。 組織文化與人才的最終決戰 沙爾認為，技術本身的擴散無可阻擋，真正的決戰點在於組織文化與人才。回顧歷史，二戰前夕英國擁有先進的飛機技術，卻因錯誤的組織架構（將海軍航空兵交由空軍管轄）而延誤了技術採用，最終落後於日本和美國。這顯示方法與組織，往往比尖端裝備更能決定戰場勝負。在一項針對1956年至1992年陸戰的研究中，交戰雙方在軍事技術上的時間差距平均不到三年。沙爾據此推論，在技術趨於普及的未來，美軍的組織應變能力將是成敗關鍵。 在人才方面，沙爾指出美國仍擁有顯著優勢：全球頂尖的AI人才絕大多數傾向於在美國生活與工作。這是美國可以善用的寶貴資產。然而，將這些人才與創新思維有效融入龐大的國防體系，需要打破傳統的科層體制。沙爾建議，美國政府應與AI企業合作，打擊外國競爭者的非法技術竊取行為，並透過立法保護企業間的威脅情資共享。同時，限制部分最先進AI模型的公開發布，雖非長久之計，但能為美國爭取寶貴的緩衝時間，讓軍方與資安專家得以先行適應與部署防禦措施。 結語 沙爾的文章為美國描繪了一幅嚴峻的未來圖像。在對伊朗的衝突中，美軍雖然展示了壓倒性的傳統火力，卻無法兌現為戰略勝利，這正是新時代戰爭的縮影。廉價無人機與擴散的AI技術，已成為弱勢一方對抗軍事強權的「平等化武器」。美國若不能正視自身在低成本製造與快速創新上的結構性缺陷，並從根本上改革其軍事官僚文化，那麼即便坐擁全球最強大的軍隊，也可能在未來的戰場上面臨旗鼓相當的對手，甚至嚐到敗績。 沙爾的警示並非鼓吹失敗主義，而是呼籲美國必須即刻行動。這不僅關乎投入更多資金，更關乎思維的徹底轉變。從追求「精美」昂貴的少數平台，轉向大量生產「夠好」且可消耗的裝備；從緩慢的採購週期，轉向戰時般的快速迭代；從封閉的軍工複合體，轉向與商業科技產業的深度結合。唯有如此，美國才能在這個技術快速擴散的新時代，設法保住那稍縱即逝的領先優勢，避免在未來戰爭中將霸權拱手讓人。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西元前五世紀，雅典使者在米洛斯島上擲下一句冷峻的名言：「強者盡其所能，弱者受其所必受。」這句話穿越兩千五百年，至今仍在國際政治的辯論中迴盪。然而，這句經常被引用的話，究竟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權力政治的終極肯定，抑或是一則被嚴重誤讀的悲劇預言？ 據美國波士頓學院政治科學與國際研究教授喬納森·柯什納（Jonathan Kirshner）於2026年7月3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這個問題的答案關係到我們如何理解當今世界秩序的走向。在川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後，美國外交政策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權力自信，從加勒比海的緝毒行動、委內瑞拉總統的綁架、伊朗的轟炸，乃至對盟友主權的公開威脅。白宮副幕僚長更在2026年1月宣稱，世界「由武力治理」、「由權力治理」，這些是「自開天闢地以來的鐵律」。觀察家們在這些言論中聽到了修昔底德的迴響，但柯什納警告：這恰恰是對這位古希臘史學家最根本的誤讀。 被濫用的對話 西元前416年，正值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期，雅典帝國派遣遠征軍前往基克拉澤斯群島的米洛斯島（Melos）。米洛斯雖為斯巴達殖民者的後裔，卻在戰爭中長期保持中立，拒絕加入雅典主導的提洛同盟。雅典無法容忍這種自主立場，遂以武力相脅，要求島民無條件投降。在攻城之前，雅典使者與米洛斯統治者進行了一場著名的談判，這份談判記錄即為後世所稱的「米洛斯對話」。在這場對話中，米洛斯人試圖訴諸正義與公平，而雅典人則以赤裸裸的權力邏輯回應，給出了那句冷峻的名言。 米洛斯對話向來被視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經典文本。然而，柯什納指出，修昔底德在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反覆提及、卻從未背書「強者擁有為所欲為的自由」這個命題。恰恰相反，仔細閱讀這部鉅著會發現一個截然不同的觀點：修昔底德傳達的核心教訓之一，是強者的野心往往導致自身的毀滅。 歷史學家在2026年1月發表的文章中，曾明確援引米洛斯對話來頌揚川普作為修昔底德式現實主義者的勝利，並宣稱在米洛斯「現實主義者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柯什納認為，這種對對話及其作者的理解，從根本上顛倒了原意。 傲慢與墜落 柯什納的論證有一個關鍵的文本依據：修昔底德在記述雅典使者的命運之言以及隨後米洛斯的毀滅之後，緊接著用了大量篇幅描述雅典遠征西西里的災難性行動，這場遠征最終導致了雅典的戰敗和斯巴達的勝利。這個敘事安排絕非偶然。米洛斯對話不是權力在國際關係中偉大價值的證明，而是「驕傲必敗」的寓言。 政治學家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指的是崛起強權與既有強權之間張力所蘊含的動態。但柯什納的看法更進一步：他認為修昔底德真正關心的不是強權如何征服弱者，而是強權如何在征服的過程中自我毀滅。雅典在米洛斯的暴行，不是力量的展現，而是狂妄的開端，這種狂妄最終將雅典推向了深淵。 據柯什納的觀察，當代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們似乎只記住了米洛斯對話的前半句，卻忽略了緊接在後的悲劇性後果。他們把「強者盡其所能」當作行動指南，卻忘記了修昔底德緊接著展示的教訓：強者不僅盡其所能，也承受他們必須承受的痛苦。 權力的代價 柯什納分析，修昔底德對權力的真正想法遠比流行的解讀更為複雜。作為親身參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雅典將領，修昔底德親眼目睹了雅典霸權的由盛而衰。這場戰爭的失敗給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他筆下的雅典不是一個成功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過度擴張、戰略失誤和最終崩潰的悲劇。 在米洛斯對話中，雅典使者以罕見的坦誠道出了權力政治的殘酷法則。但修昔底德將這段對話置於西西里遠征之前，正是要迫使讀者思考兩者之間的關聯。米洛斯人曾警告雅典人：「如果你們到了傾危之時，你們不但會遭到最可怕的報復，還會成為全世界引為殷鑒的一個例證。」這個警告最終成為了預言。 沒有正義的秩序終將難以維繫。迷信權力而罔顧正義的大國所建立的秩序，以及大國自身的結局，這正是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欲傳達的核心信息。當一個強權將「強者盡其所能」奉為圭臬，它不僅在摧毀對手，也在為自己的毀滅埋下伏筆。 現實主義的誤讀 柯什納指出，數代國際關係學子被指派閱讀這些從修昔底德浩瀚著作中抽離出來的片段，並被教導這就是修昔底德的教訓。如今，大批評論者開始慶賀（或哀嘆）所謂美國外交政策的「修昔底德式轉向」。但這種理解不僅是膚淺的，更是危險的。 真正的古典現實主義，按照柯什納的闡釋，不是對權力的歌頌，而是對權力限度的深刻認知。它接受國際行為是在深刻的不確定性中進行的。傲慢，無論是雅典的傲慢還是當代超強國家的傲慢，都是戰略上最致命的弱點。 據柯什納的觀察，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危機，某種程度上正源於對修昔底德的這種系統性誤讀。當決策者相信世界只受「鐵律」支配，他們就會忽視正義、聲譽、合法性等軟性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而歷史顯示，正是這些被忽視的因素，往往在關鍵時刻決定了一個霸權的命運。 結語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不是強權的政治手冊，而是一部關於權力如何腐蝕、盲目和最終摧毀擁有它的人的悲劇史詩。米洛斯對話中那句被頻繁引用的名言，如果脫離了上下文，確實可以被解讀為對權力政治的冷酷肯定。但正如柯什納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所顯示的，修昔底德將這句話放在一個更大的敘事框架中，在這個框架裡，雅典在米洛斯的勝利只是通往西西里災難和最終敗亡之路上的第一站。 當今世界面臨的挑戰，或許不在於如何獲取更多權力，而在於如何理解權力的界限。強者不僅要問自己能做什麼，更要問自己應該做什麼、以及做了之後將承受什麼。修昔底德兩千五百年前的警告，在今天聽來依然清晰：那些只記住「強者盡其所能」而忘記「承受其必須承受之痛苦」的人，終將重蹈雅典的覆轍。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根據美國農業部截至2026年3月的數據，全國已有超過470萬人因此失去食品券補助，約占全體參與者的11%。據路透社2026年6月24日報導，這項大規模削減源自2025年7月川普簽署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該法案對美國第二大的社會安全網計畫，即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NAP，俗稱食品券），發動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削減。在這場席捲全美的斷糧風暴中，亞利桑那州受創最為嚴重，SNAP受益人數腰斬，超過45萬7000人失去補助，其中包括將近19萬6000名兒童。本文將深入剖析這項政策如何從聯邦立法落實到地方執行，以及它對弱勢群體造成的真實衝擊。 聯邦大刀砍向糧食安全 川普簽署的這項法案在未來十年內削減SNAP經費約1870億美元，降幅達17%。法案主要透過三個途徑達成削減目標：大幅擴大工作要求、排除特定移民群體的受助資格，以及將更多行政成本轉嫁給各州。 在工作要求方面，新規將適用年齡上限從54歲延長至64歲，並首次將沒有14歲以下子女的父母納入規範。受助者每月必須至少工作、參與志願服務或接受職業培訓80小時，否則將在三個月後失去福利。國會預算辦公室曾估算，這項改變可能導致240萬人喪失食品券資格。此外，法案也針對各州設立了績效標準，自2027年10月起，未達標的州將面臨巨額罰款。 亞利桑那州的崩潰：全國最嚴重的斷糧危機 亞利桑那州成為這場政策變革的重災區，絕非偶然。該州的SNAP受益人數從法案生效至2026年5月，驟降約一半，減少超過45萬7000人，其中包括將近19萬6000名兒童。根據非黨派組織「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的分析，亞利桑那州的削減幅度遠超其他各州，跌幅最大的第二名佛羅里達州，其受益人數減少不到16%。若以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的數據來看，亞利桑那州的降幅高達53.9%，而佛羅里達州為21.1%。 亞利桑那州之所以受創最重，關鍵在於該州以遠比其他州更快的速度執行聯邦新規。州政府發言人表示，亞利桑那別無選擇，必須配合聯邦要求，否則將面臨數億美元的罰款。而州政府之所以如此急切地配合，與該州2024年SNAP的錯誤率高達8.84%有關（雖然低於全國平均的10.9%），但此數據仍超過新法規定的6%門檻，一旦超過此門檻，州政府就必須負擔高達15%的SNAP福利成本。對財務吃緊的亞利桑那而言，這可能意味著2027年將增加約2.015億美元的額外支出。 層層加碼的申請障礙 新法生效後，亞利桑那州經濟安全局（DES）大幅收緊了申請和續約程序。過去申請人可以直接前往DES辦公室進行面談，如今卻只能透過電話完成，而這支電話經常根本無人接聽。 圖森市的單親母親安潔莉卡·加西亞（Angelica Garcia）就是典型的受害者。今年春天她嘗試續約食品券時，反覆撥打DES電話，經常在線上等到斷線；她還親自前往人員稀少的DES辦公室，苦等數小時才見到承辦人員。等到6月終於獲得重新批准時，她的家庭已經錯過了兩個月的補助，只能靠食物銀行捐贈以及豆子、米飯和玉米餅等廉價主食度日。她感嘆道：「一直都有層層關卡要闖，但現在政府加了更多關卡。」 鳳凰城的七個孩子的母親米里安·佛洛雷斯（Myriam Flores）處境更為艱難。她自1月起就無法續約SNAP，每月損失1100美元的補助。她花數小時打電話給DES，電話卻總是被掛斷。如今她幾乎每天都要前往鳳凰城的聖文森保羅食物銀行，才能養活她的孩子們。另一位兩個孩子的母親查莉絲瑪·加西亞（Charisma Garcia）為了完成SNAP申請的面談，連續數週打電話只得到語音留言，後來她在日出前就去排隊等待DES辦公室開門，卻被警衛告知該機構已不再提供現場面談。 食物銀行不堪重負 當數十萬人失去食品券補助，亞利桑那州的食物銀行系統瞬間被推向了崩潰邊緣。根據亞利桑那食物銀行網絡的數據，2026年4月約有84萬3000名亞利桑那人前往食物銀行尋求援助，較2025年4月的77萬9000人成長約8%，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該州當時仍在領取SNAP的總人數。 亞利桑那食物銀行網絡執行副總裁表示，食物銀行正努力填補「巨大的缺口」。然而，食物銀行的資源終究有限，無法取代SNAP這種按月發放、可自主選擇食物的穩定補助。更令人擔憂的是，亞利桑那的案例可能只是全國性的預警。亞利桑那經濟進步中心執行主任直言：「亞利桑那只是警鐘，這種情況很可能會在每一個州發生。」 結語 川普的食品券削減政策，以打擊浪費、詐欺和濫用為名，在全國範圍內讓超過470萬人失去糧食補助。亞利桑那州因為急於配合聯邦新規以避免巨額罰款，成為受創最深的州，超過45萬7000人（其中近20萬是兒童）失去了賴以為生的食品援助。與此同時，該州的食物銀行湧入創紀錄的人潮，慈善系統正努力填補政府撤退後留下的巨大缺口。 這項法案在未來十年削減1870億美元的SNAP經費，將更多行政成本和壓力轉嫁給各州，也讓最脆弱的群體（包括兒童、單親母親、低收入家庭）承受了最直接的衝擊。當政府以財政紀律之名削減社會安全網，真正付出代價的，永遠是那些在飢餓邊緣掙扎的普通人。亞利桑那的警鐘已經敲響，全美各地恐怕也將陸續聽見同樣的回聲。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6月14日，美國與伊朗宣布終結同年2月下旬爆發的戰爭，雙方同意立即停火、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並解除美國海軍封鎖。消息傳出，全球市場振奮，油價應聲下跌，各國政府紛紛鬆了一口氣。然而，這份表面上的和平協議，掩蓋不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崩壞。 據歐亞集團創辦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2026年6月17日於Gzero Media發表的文章中指出，這場戰爭最持久的遺產，與其說是伊朗問題，不如說是美國在整個中東地區地位的全面滑落。布雷默認為，過去數十年由美國主導、維繫中東秩序的安全架構已經加速崩潰，那個確保石油暢通、阻止競爭勢力介入、由華盛頓一手包辦從伊朗圍堵到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一切事務的時代，正式走入歷史。中東已經率先進入布雷默長期預言的「G零」（G-Zero）世界，一個沒有任何單一強權或國家集團既有能力又有意願維持秩序的新階段。 美國信譽破產：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布雷默直言，川普（Donald Trump）發動的伊朗戰爭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四個月的區域破壞與全球混亂之後，美國未能實現任何一項戰爭初始目標，伊朗的核計畫依然存在，彈道飛彈和無人機能力未遭摧毀，其在伊拉克、黎巴嫩和葉門的代理人網絡也完好無損。那個川普誓言要擊垮的政權雖然遭受重創，卻依然屹立不搖，戰略處境甚至比戰前更為有利。布雷默將此評為美國自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嚴重的外交政策失誤。 更致命的打擊不在戰場上，而在於盟友的信任。布雷默分析，海灣國家眼睜睜看著川普任由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主導攻勢，而他們自己，巴林、科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卻要承受伊朗報復性飛彈與無人機攻擊的代價，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完全沒有發言權。區域各國得出的教訓殘酷而明確：美國的安全保證，如今附帶了一個巨大的問號。當擔保人開始搖擺不定，地區強權的唯一選擇就是各自站隊。 兩大陣營對峙：從海灣到紅海的分裂線 布雷默的觀察顯示，中東正在分裂成兩個幾乎在所有事情上都對立的陣營。一方是由以色列和阿聯酋為核心的「亞伯拉罕聯盟」，緊密依附華盛頓，並在國防、能源和貿易上偶爾拉攏希臘與印度。另一方則是由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埃及等遜尼派大國組成的「伊斯蘭聯盟」，這些國家雖然仍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但已認定這種依賴如今已成為一種值得避險的負債。 布雷默指出，兩大陣營雖然都視德黑蘭為威脅，但在如何應對上存在根本分歧：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伊斯蘭夥伴希望平衡伊朗、嚇阻伊朗，並保留最終和解的空間；以色列和阿聯酋則將伊朗政權視為必須對抗而非管理的永久敵人。而最致命的問題在於，再也沒有一個雙方都信任的仲裁者居中協調。 伊朗並非唯一的斷層線。布雷默回顧2025年9月以色列對卡達境內哈瑪斯談判團隊發動空襲，這是首次對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的此類打擊。華盛頓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利雅德由此得到的教訓是，以色列和伊朗一樣，都可能成為美國不願或無法約束的破壞性力量。此後，沙烏地阿拉伯與擁核的巴基斯坦簽署共同防禦協議，約定對任一國的攻擊即視為對兩國的侵略，1萬3000名巴基斯坦士兵和一個戰鬥機中隊隨後部署至沙烏地領土。利雅德正與土耳其協商類似協議，並與埃及和索馬利亞討論組建聯盟，以在非洲之角抗衡以色列和阿聯酋。 經濟秩序瓦解：OPEC的終結與制度失靈 布雷默分析，這場分裂同樣貫穿經濟層面。2026年5月，阿聯酋宣布退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及「OPEC+」機制，終結近60年的成員國身份。這項決定符合阿布達比全力增產、加速經濟去化石燃料化的戰略，也符合華盛頓削弱OPEC定價權的利益。但對沙烏地阿拉伯而言，這無異於沉重打擊，其「願景2030」整個轉型計畫，都建立在石油長期維持高價以籌措資金的基礎上。 布雷默進一步指出，曾經讓區域尋求共識的制度機構正沿著同樣的斷層線陷入癱瘓。在海灣合作委員會內部，科威特和卡達逐漸靠向利雅德，巴林靠向阿布達比，阿曼則獨自維持與德黑蘭的溝通管道。一個曾經由美國霸權撐起的區域秩序，正以驚人的速度碎裂成相互競爭的權力板塊。 中國的機遇：不承擔責任的影響力 在布雷默看來，這個碎片化的格局中，中國大陸正以一種獨特的方式進場。北京在區域內沒有敵人，也沒有興趣承擔維持治安的負擔。布雷默指出，大陸的主要優勢在於對比。對一個被美國反覆無常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區域而言，沒有反覆無常本身就是巨大的吸引力。大陸可以透過貿易和外交調解獲得比航空母艦更多的影響力。 布雷默特別提到，北京已在2023年促成沙烏地與伊朗的關係正常化，這使大陸在伊斯蘭陣營中擁有美國無法比擬的立足點，同時還能與阿聯酋及其他貿易優先的國家維持商業關係。利雅德目前正推動以赫爾辛基進程為藍本的海灣合作委員會與伊朗互不侵犯協議，而與各方都有聯繫、對德黑蘭具有槓桿、又不涉入教派鬥爭的大陸，無疑是最適合調解的外部力量。 布雷默警告，這套邏輯並不限於外交，也不限於中東。從關鍵礦物到電池和太陽能板，大陸在能源轉型供應鏈上的主導地位，已使其對亞洲所有能源進口國不可或缺，無論誰來保障他們的安全。歐洲正走向戰略自主，減少採購美國武器；拉丁美洲正深化區域內部及與歐盟的貿易，而非與華盛頓。布雷默的診斷在所有大陸上都一樣：美國的可靠性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已從奢侈品變成必需品。北京不需要承擔取代華盛頓的責任就能從中獲益，它只需要在美國缺席的時候在場。 結語 布雷默總結，川普的伊朗戰爭本應投射美國的力量，結果卻恰恰相反，它將中東決定性地推入了G零世界。一個沒有主導力量、沒有共同規則、沒有可信擔保人的中東，意味著區域內的每一個衝突都可能失控升級，每一次危機都可能找不到調解者。 布雷默認為，這不會是例外，全球其他地區將隨後跟上。從東地中海到印度次大陸的權力正在重新分配。當美國親手拆掉自己建立的秩序，而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有能力或意願填補這個真空時，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比冷戰初期更加危險的時期。中東只是第一個倒下的骨牌，絕不會是最後一個。

  文8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走在中國大陸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頭，都不難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外送平台的外送員在等待訂單的空檔翻閱經濟學書籍，低薪的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熱烈討論財務獨立與提早退休（FIRE）的理財策略，基層服務業從業者對房地產市場動向、教育政策變革乃至平台經濟的運作邏輯如數家珍。這些人身處收入光譜的底層，卻展現出與其經濟地位極不相稱的認知能力與知識視野。這不是少數特例，而是一個正在快速擴大的社會群體，即高認知能力與低收入水平並存的人口。此一現象的浮現，反映了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結構深層的系統性轉變，其背後的教育擴張效應、資訊普及後果與勞動市場結構失衡，值得深入剖析。 教育擴張下的認知提升與職位瓶頸 中國大陸過去數十年間經歷了人類史上規模最龐大的高等教育擴張。大學入學率大幅攀升，城鄉教育資源持續投入，升學考試競爭的壓力推動了國民抽象思維與理解能力的普遍提升。許多年輕人對於總體經濟、產業政策、社會階層流動、資產配置等複雜議題，具備了比上一代人更加豐富的知識儲備與分析詞彙。然而，認知能力的提升並未自動轉化為職業地位與收入水準的對等躍升。 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教育擴張與高端職位供給大致保持同步，進入大學、移居城市、投身成長性產業，幾乎就意味著生活水準的持續改善。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由高速成長轉入中高速成長的成熟化階段，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持續膨脹，而能夠充分運用其認知能力的職位數量卻未能以相同速度成長。分析經濟形勢的人變多了，但願意且能夠為此類分析能力支付合理報酬的工作崗位並未等比例增加。這種教育供給與職位需求之間的結構性落差，使得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被迫進入與其認知能力不相稱的低薪職業，形成認知能力與勞動報酬之間的嚴重背離。 此一發展軌跡在歷史上有其前例可循。日本在明治末期至大正時期亦曾出現類似狀況，高等教育培養了大量知識人與專業職預備軍，但國家機關、教育體系與民間企業的吸納能力有限，導致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長期處於職業上的等待狀態。當代中國大陸的高認知低所得群體，問題同樣不在於教育不足，而在於教育所形塑的理解力與判斷力，缺乏足夠寬廣的職業世界予以承接。 資訊普及使結構困境無所遁形 如果說教育擴張提供了認知能力的硬體基礎，那麼行動網路與數位內容的爆炸性普及則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軟體環境。智慧型手機、短影音平台、社群媒體、線上課程、投資理財資訊、政策解讀與經濟評論，已經全面滲透進普通民眾的日常資訊接收範圍。即便是收入最低的年輕勞動者，也能輕易接觸到關於產業政策、半導體供應鏈、房地產調控、失業率波動、內需不足、資本市場動向乃至資產配置策略等過去專屬於菁英圈層的知識話語。 然而，資訊的近用與資源的掌握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知道如何運用財務槓桿，並不代表擁有足夠的本金；理解產業轉型的方向，不代表能夠找到進入新興產業的職涯切入點；熟知資產配置的原則，不等於擁有可供配置的可支配所得；看透平台經濟的競爭格局，也不意味著有更好的退出選項。資訊讓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變得清晰可見，但「看見」與「能夠在其中行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當越來越多人具備了分析自身處境的能力，卻同時發現自己無力改變所處的結構性位置時，認知能力的提升反而可能加劇相對剝奪感與社會不滿。 勞動市場結構失衡與收入分配惡化 高認知低所得群體的擴大，與中國大陸勞動市場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密切相關。隨著產業升級加速、技術衝擊深化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就業市場呈現出「高技能人才短缺與低技能勞動者過剩並存」的雙重困境。生成式人工智慧、智慧化生產線與自動化平台持續壓縮基礎行政、低端製造與簡單服務類崗位，低技能勞動者與中高齡勞工面臨巨大的轉崗壓力。與此同時，經濟成長放緩使得高質量就業機會的創造速度遠遠跟不上高等教育畢業生的供給速度。教育體系大量生產的學歷供給與產業升級緩慢所導致的高質量崗位需求之間，出現了一道日益擴大的鴻溝。 這種結構性錯配的直接後果，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續惡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4年中國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係數達0.465，自2015年以來持續處於0.4的國際警戒線之上，且呈現小幅攀升趨勢。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36231元，僅為平均數的83.5%，此一差距意味著收入分布明顯向高收入端傾斜。按五等份收入分組來看，最低20%低收入組與最高20%高收入組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稅收制度對個人所得的調節功能有限，全部稅收收入中不足10%直接來源於個人，且幾乎沒有居民財產稅，導致稅前與稅後基尼係數差距極小，再分配機制調節貧富差距的能力嚴重弱化。 在此背景下，具備高認知能力卻身處低收入階層的人口自然不斷累積。他們能夠清晰辨認自己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卻缺乏足夠的管道與資源突破既有的經濟社會位置。認知能力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傳統連結，正在大規模斷裂。 結語 中國大陸高認知低所得人口數量的持續增加，並非源於國民認知能力的倒退或衰退，恰恰相反，它是教育大幅擴張與資訊全面普及所帶來的正向成果，與經濟成長放緩、勞動市場結構失衡、收入分配惡化等負面趨勢交織作用的產物。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具備高度分析能力與知識視野的勞動力，但經濟結構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對應職位；數位科技讓底層民眾得以透視整個社會經濟機制的運作，卻未能賦予他們改變自身處境的有效途徑。 當一個人能夠精確診斷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卻找不到解決方案的著力點時，認知能力的提升反而可能成為一種折磨。此一結構性矛盾的持續深化，不僅關乎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更將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與長期發展構成深遠挑戰。如何重建認知能力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連結，將是未來十年無可迴避的核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