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手發動「史跡怒火行動」，精準襲擊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不僅將中東推向全面戰爭邊緣，更在國際法治的地基上炸出一道深淵。當強權繞過聯合國安理會，以武力決定他國命運時，《聯合國憲章》所構築的秩序承諾瞬間顯得蒼白。然而，法治失靈的裂縫中，一股基於自發道德的民間力量正悄然擴大其活動，試圖在舊秩序廢墟上重建某種平衡。本文旨在探討此衝突如何暴露既有法治架構的局限，以及全球「民眾」何以在此背景下擴大其秩序塑造的角色。 法治極限的殘酷顯現 美以行動對國際法治的衝擊，首先在於其對武力使用規則的粗暴踐踏。《聯合國憲章》明確禁止使用武力侵害他國領土完整，例外僅限自衛或安理會授權。美國雖以「集體自衛權」為由致函安理會，聲稱伊朗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卻未能提出實質證據。所謂「預防性戰爭」在國際法上從未被廣泛接受，而這一切發生在美伊就核協議進行談判之際。這種「邊談邊炸」的行徑，摧毀了現代外交的信用基石：若對話誠意仍可能招致「定點清除」，任何國際協議都將淪為陷阱。 美國國內同樣浮現正當性赤字。依據1973年《戰爭權力決議》，總統僅在國會宣戰或國家遇襲時可發起敵對行動，川普繞過國會的舉動引發兩黨質疑。然而制衡機制未能在關鍵時刻阻止戰爭。這些事實顯示，無論國際法或國內法，在強權意志面前均顯示出顯著的局限性：規則的存在無法自動轉化為對權力的有效約束。當「力量即公理」重新主導國際關係，人類社會似乎正被推回叢林法則的時代。 全球格局的震盪與重組 衝突對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遠震盪。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迫使全球主要經濟體直面能源中斷的現實。中國大陸作為中東原油重要進口國，其原油進口的42%依賴中東地區，能源價格劇烈波動對中國大陸經濟構成額外衝擊。中國積極透過外交管道推動停火，形成「美國放火、中國救火」的鮮明對比。新加坡尤索夫伊薩研究所2026年4月7日發布的東南亞調查顯示，在中美之間選擇合作夥伴時，選擇中國的比例首次超越美國，達到52%比48%，而前一年美國為52%、中國為48%。這一逆轉反映全球南方國家在親眼目睹美國主導的法治秩序失效後，重新評估自身戰略定位的趨勢。 與此同時，俄羅斯嚴厲譴責美以行動為「預謀已久、無端的針對主權國家的武裝侵略」，指責美國「攻擊世界秩序的國際法律支柱」。中俄在此次危機中的立場協調進一步深化，顯示與西方秩序相抗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正加速成形。歐洲與中東各國普遍認為，川普的軍事行動不僅浪費美國優勢資源，更變相壯大了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實力。單極國際體系的殘餘正在瓦解，世界格局向多極化轉變的步伐明顯加快。 西方陣營的信任裂痕 若說美伊衝突動搖全球法治根基，美歐之間日益加深的不信任則進一步撕裂西方內部團結。西方盟友紛紛與美國劃清界限：西班牙直言「不要戰爭」，英國拒絕參與進攻性打擊，法國禁止美軍使用本國基地，加拿大與北歐五國甚至著手組建「中等強國新聯盟」，主張減少對美依賴。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明確表示，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是需要糾正的弱點，「我們必須照顧好自己，不能依賴單一外國夥伴」。哈佛大學教授沃爾特（Stephen Walt）提出的「掠奪性霸權」概念，精準概括了當前美國利用霸權地位壓榨盟國資源的行為模式。 盟友的疏離並非一時情緒，而是對美國戰略可靠性與道德領導力的根本性質疑。川普政府反覆改變對伊朗的目標說辭，連內閣成員也無法確定其戰略意圖。當霸權國家不再願意承擔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角色，盟國便被迫尋求戰略自主。英法甚至召集數十個盟國磋商確保荷姆茲海峽安全的方案，而這些會議均未邀請美國。這種「去美國化」趨勢，標誌著西方同盟體系正面臨二戰以來最深刻的危機。 自發道德與民眾秩序活動的擴大 在國家層面法治失靈、大國博弈加劇及同盟體系動搖的背景下，一股基於自發道德的民間力量正在崛起。戰爭爆發後，美國國內反戰浪潮迅速蔓延。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五十多個城市於2026年3月7日舉行大規模遊行，高舉「停止對伊朗戰爭」標語。民調顯示，高達43%的美國民眾反對出兵，僅27%支持。抗議核心力量來自進步派左翼，尤其是Z世代和千禧一代年輕選民，其抗爭精神根植於經濟現狀不滿與長達20年的戰爭創傷。 更值得關注的是，民眾反戰行動具有跨國聯動特徵。在穆斯林世界，美國軍事行動引發強烈反美情緒。巴林、印尼等與美國關係較友好的國家，當地媒體充斥反美言論，能源危機更加劇這種情緒擴散。這種基於自發道德立場的民間動員，正形成一種新型「跨國公共領域」，不依賴國家授權，不受國界限制，以人類共同的安全與尊嚴為出發點，對強權行為進行道德審判與輿論制約。 民眾擴大秩序塑造活動的背景，恰恰是國家層面法治架構的全面失靈。當安理會因大國否決權癱瘓、國際法院裁決被強國視若無物、雙邊談判淪為軍事打擊掩護時，民眾被迫越過國家這一中介，直接參與全球治理進程。這一趨勢的深層意義在於：它標誌著國際秩序建構主體的多元化，也預示著一種不以「權力」而以「道德」為紐帶的新型全球公民社會雛形正在形成。 結語 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是一場關於國際法治局限性的殘酷壓力測試。它顯示在強權政治面前，法律規則的約束力何其脆弱；也顯示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正加速單極秩序瓦解。然而在法治失靈的裂縫中，基於自發道德的民眾行動正悄然填補真空，以超越國家邊界的方式對強權行為進行道德制約。這股力量尚不足以取代國家成為秩序的主要建構者，但它無疑為一個更加多元、更具道德意識的全球治理未來提供了想像空間。歷史或許將證明，2026年的這場衝突不僅是美國霸權衰落的標誌，更是一個新時代的序章，在那個時代裡，秩序的形成不再僅由強權與法律決定，也將由覺醒的民眾共同書寫。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5月15日，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的議長任期即將屆滿。然而，在距離卸任僅剩數週之際，他與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之間的衝突非但未見緩和，反而在繼任人選懸而未決、司法調查持續延燒、以及法律解釋各執一詞的三重壓力下，演變為一場撼動全球金融市場的政治風暴。這場對決不僅涉及個人去留，更觸及聯準會獨立性這個百年制度的存續底線。 衝突核心：一場圍繞任期與權力的法律角力 川普與鮑爾之間的矛盾可追溯至2025年。當時川普多次公開要求聯準會大幅降息以刺激經濟，但鮑爾主導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始終維持審慎立場。2026年1月，川普對鮑爾的批評進一步升級，公開以「蠢蛋」、「無能或貪腐」等強烈措辭抨擊鮑爾，甚至直言「那個混蛋很快就會滾蛋」。衝突的高峰出現在4月15日，川普在接受福斯財經新聞台專訪時明確放話：若鮑爾在5月15日任期結束後拒絕離任，他將直接將其開除。 然而，這場爭議的法律基礎遠比川普的個人威脅更為複雜。鮑爾的聯準會主席任期雖將於5月15日結束，但他作為理事的任期將持續至2028年1月。根據《1913年聯邦準備法》，聯準會理事只能在「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被總統解職，而鮑爾並未涉及任何構成解職理由的嚴重不當行為。鮑爾本人也明確表示，他將依法在後繼人選獲參議院確認之前，以「臨時主席」身分繼續主導聯準會的運作。 川普陣營則提出截然不同的法律見解。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4月14日表示，若後繼人選未獲確認，「鮑爾不僅無法續任，數人都可能擔任聯準會的暫代領導者」，並點名現任副主席傑佛遜（Philip Jefferson）及理事沃勒（Christopher Waller）為可能人選。面對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法律解釋，華盛頓的聯邦法院去年曾裁定，總統無權在未經參議院確認的情況下任命主要官員的暫代者，這項判例為鮑爾的法律立場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支持。 刑事調查：司法工具化的陰影 讓這場權力衝突更加錯綜複雜的，是司法部對鮑爾展開的刑事調查。2026年1月9日，司法部向聯準會送達傳票，針對鮑爾於2025年6月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就聯準會總部大樓翻修工程作證一事提出刑事指控。川普多次公開指稱，鮑爾在該工程中「超支數十億美元」，質疑其管理能力。 然而，這項調查自啟動以來便受到跨黨派人士的質疑。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Jamie Dimon）公開表示：「任何削弱聯準會獨立性的作法，都可能帶來反效果，包括推升通膨預期並在中長期推高利率」。共和黨籍參議員甘迺迪（John Kennedy）也直言，讓聯準會與行政部門陷入對立，反而更可能導致利率上升。更重要的是，聯邦法官已罕見地撤銷了司法部對聯準會發出的傳票，顯示法院對這項調查的法律基礎存有嚴重疑慮。 鮑爾的回應同樣強硬。他在3月向媒體表示：「在調查完全結束、確保透明性與最終性之前，我無意離開理事會」。這項聲明不僅是對司法調查的回擊，更間接形成了對華許（Kevin Warsh）提名案的政治綁架，只要調查不撤銷，鮑爾就不走；只要鮑爾不走，華許就無法順利上任。 華許聽證會：獨立的承諾與質疑 4月21日，川普提名的聯準會主席候選人華許終於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出席確認聽證會。華許曾任聯準會理事，擁有豐富的金融市場經驗。他在聽證會上明確否認曾向川普承諾降息，並強調「貨幣政策必須遠離政治，政治也必須遠離貨幣政策」。他也主張聯準會應進行廣泛改革，包括縮減資產負債表、調整通膨衡量方式，以及改變對外溝通策略。 然而，民主黨議員對華許的獨立性提出強烈質疑。委員會資深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在聽證會上追問華許是否承認川普在2020年大選中落敗，華許選擇迴避正面回應。華倫更直言，華許若無法回答這類基本問題，顯示其「缺乏勇氣與獨立性」。此外，華許個人持有超過1億美元的龐大資產，其資金來源與川普家族的潛在關聯也成為聽證會上的爭議焦點。 更令局勢複雜的是，共和黨籍參議員提利斯（Thom Tillis）明確表態，只要司法部對鮑爾的刑事調查持續進行，他就不會支持任何聯準會人事案的確認。這項立場意味著，即便華許在聽證會上展現出充分的能力與獨立性，其提名仍可能因川普對鮑爾的調查而遭到實質凍結。 通膨陰影下的政策兩難 這場權力衝突的背景，是美國經濟正面臨嚴峻的通膨挑戰。2026年3月的FOMC會議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3.5%至3.75%區間，聯準會官員的經濟預測顯示，2026年核心PCE通膨率可能上調至2.7%，高於原先預期。芝加哥聯邦準備銀行總裁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警告，若美伊戰爭導致油價持續居高不下，聯準會可能被迫推遲至2027年才降息。 川普則持續主張聯準會應立即大幅降息，並公開表示若華許上任後未「馬上」降息，他將感到「失望」。然而，華許在聽證會上明確否認曾承諾降息，並強調物價穩定是聯準會「不容推脫、不容含糊」的核心使命。他同時批評現行的通膨衡量方式「相當不完善」，主張利用大數據技術建立更精準的通膨評估框架。這些表態顯示，即便華許成功上任，他與川普之間的政策衝突恐怕才正要開始。 結語：獨立性面臨的最大考驗 鮑爾與川普之間的對決，已遠超個人恩怨的範疇，成為美國金融制度史上罕見的壓力測試。川普試圖以刑事調查與解職威脅迫使聯準會屈服於政治壓力，鮑爾則以法律與制度為盾，堅持完成任期並確保平穩過渡。夾在中間的華許，則必須在證明自身獨立性與獲得參議院確認之間，走出一條極其狹窄的路徑。 無論這場對決最終如何落幕，它都已向全球市場傳遞了一個明確訊號：聯準會的獨立性並非理所當然的制度保障，而是需要在每一次政治壓力來襲時，由制度內部的每一個環節共同捍衛。鮑爾的卸任前夕，或許將成為檢驗這項百年制度韌性的最重要時刻。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六十五年前的清晨，近1,500名中情局訓練的古巴流亡者衝上豬玀灣灘頭，企圖推翻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的革命政權。美方曾信心滿滿，卻在兩天內遭遇潰敗，上百人陣亡，其餘成為戰俘。這場徹底的反向災難不僅鞏固了卡斯楚的政權，更將古巴徹底推向蘇聯陣營，與美國的對峙格局就此定調。如今，據GZERO電子報創意總監、資深編輯亞歷克斯·克里門特（Alex Kliment）於4月17日在Gzero Media發表的文章指出，美國再次對古巴發出軍事行動信號，五角大廈據報正在為川普準備軍事選項，這位美國總統正持續施壓，要求這個共產主義島國達成某種「協議」。克里門特認為，川普自1月以輕而易舉之勢推翻委內瑞拉強人尼可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後，便不斷加強對古巴的封鎖壓力，甚至威脅要「拿下」這座島嶼。那麼，在經歷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對抗之後，古巴這一次能否繼續抵擋美國的野心？ 歷史的傷痕與川普的鐵腕 豬玀灣的失敗不僅是軍事上的災難，更在政治上適得其反。卡斯楚領導下的古巴，以弱勝強的姿態不僅激發了國內的民族主義熱情，也在拉丁美洲贏得了廣泛的同情與支持。更重要的是，這場入侵讓卡斯楚確信，與這個北方強鄰之間不存在任何可行的「妥協方案」。克里門特觀察到，正是在這場戰役之後，卡斯楚徹底倒向蘇聯，拉開了美古長達數十年對峙的序幕。這段歷史塑造了古巴政權頑強求生的基因，也成為理解當前危機的關鍵背景。 然而，克里門特分析，川普所施加的壓力已非冷戰時期的政治角力，而是一場赤裸裸的經濟「窒息戰」。自上任以來，川普迅速推翻了拜登政府在卸任前將古巴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移除的決定，並簽署備忘錄，進一步收緊對古巴的金融交易和旅行限制。更致命的打擊來自於能源供應的掐斷。克里門特指出，美國在2025年12月完成了對委內瑞拉石油運輸的徹底封鎖，並透過關稅脅迫墨西哥停止向古巴輸油，這一系列操作直接引發了古巴全國性的能源與糧食危機連鎖反應。據統計，古巴經濟在2019年至2024年間下滑了11%，而在2025年前九個月更驟降了5%。聯合國甚至發出了「人道主義崩潰」的警告，顯示島內食品、藥品極度匱乏，通膨失控。 中國大陸的崛起與俄羅斯的退場 面對美國的極限施壓，古巴傳統盟友俄羅斯已顯得力不從心，而中國大陸的影響力則在悄然填補真空。克里門特在文中提示，中國大陸正逐步取代俄羅斯成為古巴最主要的支撐者。搜尋結果顯示，大陸正為古巴提供實質性的基礎建設與能源支持。例如，大陸正參與一個全面現代化古巴電網的計畫，在2025年資助建設55個太陽能發電園區，並規劃在2028年前再建37個，這些項目將為古巴電網增加高達2,000兆瓦的電力，幾乎相當於該國目前三分之二的電力需求。 除了硬體建設，大陸也在金融領域提供協助。古巴正與大陸談判重組其高達46.43億美元的債務，試圖在經濟崩潰邊緣爭取喘息空間。同時，大陸也成為古巴振興旅遊業的唯一希望。由於美國制裁與國內能源危機，古巴2025年第一季的入境旅客人數較前一年同期大減三成，官方不得不承認全年達標難度極高。為此，古巴將目光轉向中國大陸，不僅開通了直航與免簽政策，更積極吸引大陸遊客以彌補來自北美與歐洲客源的流失。雖然大陸的援助無法完全替代蘇聯時期的無償輸血，但其在能源與金融上的戰略投入，確實為古巴抵擋美國封鎖提供了關鍵的緩衝。 外逃的巨浪與內部的崩解 儘管有大陸的援助，克里門特警告，長期的經濟窒息正在從內部瓦解古巴的社會結構。最顯著的指標就是大規模的人口外流。根據統計數據，自2021年至2025年間的大規模出走潮，已使古巴的實際人口從約1,130萬銳減至約860萬至880萬。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寧願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海峽，也不願繼續留在這個缺乏電力、糧食與未來的島嶼。 然而，川普政府對這股難民潮採取了更為嚴厲的態度。克里門特的看法顯示，川普不僅沒有放鬆對古巴社會的壓力，反而終止了拜登時期的人道主義假釋計畫（該計畫曾合法接納超過10萬名古巴移民），更進一步撤銷了數十萬在美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和委內瑞拉人的臨時保護身份，使他們面臨被驅逐出境的風險。對於逃離家園的古巴人而言，美國這個曾經的避難所如今也關上了大門。這種內外夾擊的策略意圖非常明顯：透過切斷海外資金匯回與旅遊收入，並阻止人口壓力向外釋放，加速古巴國內的社會崩潰，進而迫使政權更迭。 軍事幽靈與最後的底線 克里門特觀察到，川普的野心似乎不僅限於經濟制裁。根據近期報導，川普政府已向古巴發出明確的最後通牒，要求現任總統米格爾·狄亞士─卡奈（Miguel Díaz-Canel）下臺，以換取解除制裁。此外，五角大廈正在擬定軍事選項，這讓人不禁聯想到65年前豬玀灣的悲劇是否會重演。克里門特認為，古巴能否繼續抵擋，關鍵已不在於其自身的經濟韌性（這一方面已幾乎耗盡），而在於美國是否願意承擔直接軍事干預的政治代價。 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提斯（Ron DeSantis）已表示，如果古巴政權垮臺，他計劃管理可能湧入的大規模移民潮，但他更希望古巴流亡者能返回島嶼重建家園。這顯示美國內部對於介入古巴的後果仍存有顧慮。對於古巴政權而言，其最後的底牌或許是民族主義與歷史記憶。豬玀灣的勝利雖然遙遠，但仍然是凝聚國內抵抗意志的象徵。克里門特指出，在缺乏外部軍事介入的情況下，古巴的崩潰可能來自於內部的斷電與饑餓；然而，一旦美國的軍事介入成為現實，或許反倒會重新點燃古巴人對於「北方強鄰」的歷史仇恨與抵抗決心。 結語 六十五年前，卡斯楚用蘇聯的羽翼擋住了美國的槍砲；六十五年後，狄亞士─卡奈試圖用中國大陸的太陽能板和重組債務來抵擋川普的經濟絞索。克里門特認為，川普的極限施壓策略，結合了對委內瑞拉石油的封鎖與對移民的驅逐，確實已將古巴逼至前所未有的崩潰邊緣。古巴能否繼續抵擋美國的野心？從純粹的經濟與能源角度來看，古巴政權的生存空間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失。然而，歷史的弔詭在於，赤裸裸的軍事威脅與政權更迭的最後通牒，往往會激活深植於古巴社會的反殖民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基因。最終，決定古巴命運的，或許不是哈瓦那街頭斷電的次數，而是川普政府是否有勇氣承擔第二個「豬玀灣」所帶來的政治災難。在這個距離美國海岸僅90海里的島嶼上，歷史的陰影依然籠罩著現實的棋局。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4月，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與信仰對決正在上演。川普（Donald Trump）與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之間的公開對立，從移民政策一路延燒到伊朗戰爭，雙方在公開場合針鋒相對。川普在社群媒體上痛批教宗「在打擊犯罪方面軟弱無力」；教宗則回應「絲毫不懼怕川普政府」，將繼續大聲疾呼和平的福音信息。 常駐加拿大多倫多的政治專欄作家塔莎·凱里丁（Tasha Kheiriddin）於2026年4月21日發表專文，深入剖析這場震撼美國政壇與宗教界的對立事件。凱里丁認為，這場衝突觸及了美國政治中一個核心問題：當政治權力挑戰道德權威時，選民究竟會站在哪一邊？川普會因此付出代價嗎？ 一場史無前例的公開交鋒 凱里丁指出，川普與良十四世的衝突源於長期醞釀。良十四世身為首位美國出生的教宗，對美國政治文化有著與生俱來的熟悉，批評更具針對性。衝突導火線是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的空襲。教宗隨即表達「深切關切」，當川普威脅要摧毀伊朗的「整個文明」時，良十四世直斥這種言論「完全不可接受」。 川普的反應堪稱空前。他在「真相社群」發布長文，指責教宗「軟弱」，更聲稱良十四世能當選教宗「完全是因為教廷認為美國人教宗是與川普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凱里丁引述川普原文寫道，川普甚至宣稱「如果我不在白宮，良也不會入主梵蒂岡」。更引發軒然大波的是，川普發布了一張AI生成的圖片，將自己描繪成擁有療癒神力的基督形象，許多基督徒痛斥此舉「褻瀆神明」。凱里丁觀察到，這一系列操作顯示川普不僅無意緩和對立，反而刻意升高衝突。 一個「不好惹」的對手 凱里丁分析，良十四世採取與前任方濟各（Pope Francis）截然不同的策略。方濟各雖以挑釁性言論著稱，卻因單打獨鬥而疏遠了美國主教等內部群體；良十四世則更像「交響樂團指揮」，做事講求系統並在幕後積極布局。 更重要的是，凱里丁指出，良十四世已大幅修復了梵蒂岡與美國天主教右翼的關係。他選擇住在宗座宮、恢復傳統禮儀細節、聚焦人工智慧倫理等無黨派議題，這些舉措讓許多原本對教宗抱持懷疑的保守派天主教徒轉而支持他。凱里丁引述一位戰略傳播專業人士說法，指出他在華盛頓地區的許多天主教友人，包括一些在聯邦政府任職的人，都「一致批評」川普對教宗的過激言論。在德州的一場彌撒後，一位過去三次總統選舉都投票給川普的共和黨人直言：「作為天主教徒，我對此感到被冒犯。」凱里丁認為，這樣的聲音顯示川普的攻擊正在動搖他最穩固的支持基礎。 天主教選票：從鐵票到變數 川普與教宗的衝突直接衝擊了他的選票基本盤。凱里丁指出，2024年大選中川普獲得54%天主教選民支持，比2020年有顯著成長。然而，2026年3月的民調顯示，川普在天主教選民中的支持率已跌至48%，不支持率高達52%，其中強烈反對者高達40%。在伊朗戰爭議題上，僅40%的天主教受訪者認可川普的處理方式。 民意支持度對比更為懸殊。凱里丁的資料顯示，良十四世在美國選民中享有正34個百分點的淨正面評價，而川普則是負12個百分點。2026年4月最新民調顯示，川普整體支持率維持在36%，不支持率達62%，與他第二任期的最低點持平；與此同時，良十四世的正面評價高達60%。凱里丁分析，這種巨大的民望落差意味著教宗在美國輿論場中擁有遠超川普的道德號召力。 支持者的「豁免機制」：核心票倉依然穩固？ 儘管數據顯示天主教選民對川普的支持正在流失，凱里丁引述政治顧問莎拉·朗威爾（Sarah Longwell）對天主教川普選民進行的焦點小組訪談顯示，核心支持者雖然對川普發布AI耶穌圖片感到不滿，卻未因此徹底與他決裂。這些選民對教宗的不滿由來已久，認為教宗在移民議題上「太自由派」，因此當川普與教宗衝突時，他們反而站在川普一邊。受訪者普遍表示：「我不喜歡川普這樣做，但我喜歡他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 凱里丁分析，這種「議題權衡」心態讓川普在核心支持者中享有某種「豁免權」。此外，川普陣營也積極辯護，邊境沙皇湯姆·霍曼（Tom Homan）公開呼籲教宗「不要干涉移民政策」，強調嚴格邊境管控正在拯救無數生命。凱里丁的看法是，這類論述在基本盤中具有強大號召力，能夠將教宗的道德批評轉化為「菁英干預內政」的敘事框架。 中期選舉的陰影 凱里丁警告，儘管核心支持者可能不會立即背棄川普，但天主教選民支持率顯著下滑仍是不容忽視的政治警訊。2026年11月的中期選舉已近在眼前，共和黨在國會的微弱多數席位正面臨考驗。凱里丁特別指出，天主教選民在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威斯康辛等關鍵搖擺州佔有相當比例，這些地區的選情往往取決於數萬票的微小差距。如果搖擺州的天主教選民持續對川普不滿，共和黨的期中選舉前景將變得嚴峻。 凱里丁分析，美國總統與教宗之間過去70年維持著建立在民主、人權與和平基礎上的戰略夥伴關係。川普公開挑戰教宗權威、甚至發布AI圖像自比耶穌的行為，打破了這項傳統，模糊了政治權力與道德權威的邊界。凱里丁的觀察顯示，這種模糊可能從長遠來看分化美國右翼支持基礎，因為保守派選民中那些重視宗教權威的群體，將被迫在政治忠誠與信仰良知之間做出艱難選擇。 結語 凱里丁認為，川普與良十四世的衝突本質上是一場政治算計與道德權威的博弈。短期而言，核心支持者可能繼續以「不完美的器皿」來合理化他的行為，使他免於立即的政治代價。然而長期來看，當教宗憑藉高達60%的正面評價與系統化的教會動員能力持續發聲，當天主教選民在搖擺州轉向觀望，凱里丁警告，川普正在為一場本可避免的信仰戰爭付出代價。教宗良十四世曾寫道：「戰爭、暴力、不公與謊言令天主心碎，但天父的心不與邪惡、傲慢或驕傲的人同在。」凱里丁在文末指出，這段話雖未指名道姓，卻為這場世紀對決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註腳。川普究竟會因此付出多大的政治代價，2026年11月的中期選舉將給出最直接的答案。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根據常駐加拿大多倫多的政治專欄作家塔莎·凱里丁（Tasha Kheiriddin）於4月14日在GZERO Media發表的分析文章，她指出一個值得深思的政治現象：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在4月12日的國會大選中敗選，其領導的青民盟在執政16年後失去政權。這場選舉投票率高達74%，創下匈牙利歷史新高。凱里丁認為，匈牙利選民的選擇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整個歐洲極右民粹主義浪潮可能正面臨轉折點的關鍵訊號。 匈牙利變天：歐洲極右陣營的支柱崩塌 凱里丁分析，歐爾班的敗選對歐洲極右民粹主義陣營而言是一記重擊。歐爾班執政16年間，以反移民、反歐盟的民粹主義路線聞名，不僅獲得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親自前往布達佩斯站台助選，更曾獲川普（Donald Trump）多次公開力挺。儘管匈牙利選舉規則長期有利於執政黨，選民仍然以壓倒性的三分之二多數席位，將政權交給了馬札爾（Péter Magyar）領導的中右翼蒂薩黨（Tisza）。 值得注意的是，凱里丁的觀察顯示，馬札爾雖然出身保守陣營，甚至曾是歐爾班青民盟的一員，但他代表的是一條與歐爾班式民粹主義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線。匈牙利選民選擇的不是左派革命，而是一種更為務實的保守主義轉向。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在回應匈牙利選舉結果時直言，這是「右翼民粹主義的一次沉重挫敗」。歐洲極右陣營失去了一位最具影響力的精神領袖與政治樣板。 挫敗蔓延：從羅馬到海牙的極右困境 凱里丁指出，匈牙利並非孤例。過去數年間，極右政黨在歐洲多國屢屢遭遇選舉挫折。2025年5月，羅馬尼亞總統選舉中，親歐盟的中間派候選人達恩（Nicușor Dan）擊敗了極右翼候選人西米翁（George Simion），後者曾承諾將羅馬尼亞帶上一條「川普式」的民族主義道路。主流政黨對極右翼崛起的反擊日趨猛烈，歐洲建制派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團結意志。 在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義大利兄弟黨（Brothers of Italy）正面臨日益嚴峻的執政考驗。凱里丁分析，梅洛尼上任後試圖將施政焦點從反移民、反LGBTQ等極右核心議程轉向經濟與司法改革，但她在推動司法改革公投時遭遇挫敗，這被廣泛視為對其政府公信力的一次重大打擊。2025年6月，義大利反對派推動的五項公投更因投票率過低而全數失敗，梅洛尼雖暫時保住政權，但其「不可戰勝」的政治形象已受到侵蝕。 荷蘭的情況同樣值得關注。凱里丁提到，2025年10月的荷蘭國會大選中，極右派領袖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所屬的自由黨（PVV）與親歐中間派六六民主黨（D66）勢均力敵，最終中間派政黨以微弱優勢取得組閣主導權。分析人士指出，懷爾德斯「只會反對、不會治理」的弱點在選戰中暴露無遺，這是歐洲民粹政黨面臨的普遍困境。 暗流湧動：極右勢力在部分地區持續擴張 然而，凱里丁的分析並非一面倒的樂觀。她提醒讀者，極右民粹主義雖然在某些國家遭遇挫折，但在歐洲其他地區依然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2025年8月，極右翼與民粹主義政黨首次在歐洲三大經濟體——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民調中同時領先，這是現代史上的首次。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民調支持率一度達到26%，創下該黨歷史新高。在2025年2月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AfD以創紀錄的得票率首次躍升為第二大黨，緊追傳統中右翼陣營。 西班牙的情況更值得警惕。2025年12月，西班牙埃斯特雷馬杜拉自治區選舉中，極右翼呼聲黨（Vox）的席次翻倍成長，成為組建地方政府的關鍵力量。2026年2月，呼聲黨在阿拉貢地區選舉中再次擴張勢力。捷克方面，被稱為「捷克川普」的前總理巴比斯（Andrej Babiš）領導的民粹政黨「不滿公民行動黨」（ANO），在2025年10月的國會大選中拿下近35%的選票，強勢回歸政壇。 凱里丁的看法是，極右民粹主義的勢力並未真正消退，而是在不同國家之間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歐洲的「防火牆」（Brandmauer）策略在部分國家有效阻擋了極右勢力執政，但在地方層級和歐洲議會層面，極右政黨的影響力仍在擴大。 2027決戰之年：極右民粹主義的終極考驗 凱里丁在文中特別引述了歐亞集團歐洲事務總監拉赫曼（Mujtaba Rahman）的觀點：羅馬、華沙和巴黎的民粹主義者將在2027年面臨一系列「極其重大的選舉考驗」。梅洛尼的義大利兄弟黨將於2027年底尋求連任；法國國民聯盟（RN）領導人勒龐（Marine Le Pen）雖因挪用歐盟資金案被判5年內禁止競選公職，但她的子弟兵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已準備好接班出戰2027年總統大選。波蘭方面，法律與公正黨（PiS）支持的候選人納夫羅茨基（Karol Nawrocki）在2025年6月的總統選舉中以微弱優勢當選，顯示民粹保守勢力在東歐仍具深厚根基。 這些即將到來的選舉將成為檢驗極右民粹主義是否真正見頂的關鍵指標。如果極右勢力在2027年的連番大選中再度受挫，歐洲政治或許將迎來真正的轉折點；反之，若極右政黨在法國或義大利取得突破，當前所見的「挫敗潮」便只是一次短暫的喘息。 結語：高峰已過，但浪潮未退 綜合凱里丁的分析與近期歐洲選舉的脈絡，一個謹慎的結論浮現：極右民粹主義或許已在歐洲達到某種意義上的「高峰」，但這絕不意味著浪潮的消退。匈牙利歐爾班的敗選、羅馬尼亞與荷蘭中間派的勝利、義大利梅洛尼的執政困境，這些跡象顯示極右勢力在部分國家的擴張動能正在減弱；但德國AfD的強勢崛起、西班牙呼聲黨的持續擴張、捷克巴比斯的東山再起，則證明極右民粹主義遠未消亡。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驅動極右民粹主義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歐洲經濟成長乏力（過去五年歐盟平均成長率僅約1.2%）、移民壓力持續累積、社會兩極分化加劇，這些都為民粹主義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政治養分。歐盟內部的「防火牆」策略或許能暫時阻止極右勢力掌控中央政權，但無法消除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 因此，與其說極右民粹主義已達高峰而即將衰退，不如說歐洲政治正進入一個漫長的拉鋸戰階段。2027年的連番選舉將為這場拉鋸戰畫下關鍵性的分水嶺，而結局如何，仍充滿變數。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根據常駐加拿大多倫多的政治專欄作家塔莎·凱里丁（Tasha Kheiriddin）於4月14日在GZERO Media發表的分析文章，她指出一個值得深思的政治現象：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在4月12日的國會大選中敗選，其領導的青民盟在執政16年後失去政權。這場選舉投票率高達74%，創下匈牙利歷史新高。凱里丁認為，匈牙利選民的選擇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整個歐洲極右民粹主義浪潮可能正面臨轉折點的關鍵訊號。 匈牙利變天：歐洲極右陣營的支柱崩塌 凱里丁分析，歐爾班的敗選對歐洲極右民粹主義陣營而言是一記重擊。歐爾班執政16年間，以反移民、反歐盟的民粹主義路線聞名，不僅獲得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親自前往布達佩斯站台助選，更曾獲川普（Donald Trump）多次公開力挺。儘管匈牙利選舉規則長期有利於執政黨，選民仍然以壓倒性的三分之二多數席位，將政權交給了馬札爾（Péter Magyar）領導的中右翼蒂薩黨（Tisza）。 值得注意的是，凱里丁的觀察顯示，馬札爾雖然出身保守陣營，甚至曾是歐爾班青民盟的一員，但他代表的是一條與歐爾班式民粹主義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線。匈牙利選民選擇的不是左派革命，而是一種更為務實的保守主義轉向。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在回應匈牙利選舉結果時直言，這是「右翼民粹主義的一次沉重挫敗」。歐洲極右陣營失去了一位最具影響力的精神領袖與政治樣板。 挫敗蔓延：從羅馬到海牙的極右困境 凱里丁指出，匈牙利並非孤例。過去數年間，極右政黨在歐洲多國屢屢遭遇選舉挫折。2025年5月，羅馬尼亞總統選舉中，親歐盟的中間派候選人達恩（Nicușor Dan）擊敗了極右翼候選人西米翁（George Simion），後者曾承諾將羅馬尼亞帶上一條「川普式」的民族主義道路。主流政黨對極右翼崛起的反擊日趨猛烈，歐洲建制派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團結意志。 在義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義大利兄弟黨（Brothers of Italy）正面臨日益嚴峻的執政考驗。凱里丁分析，梅洛尼上任後試圖將施政焦點從反移民、反LGBTQ等極右核心議程轉向經濟與司法改革，但她在推動司法改革公投時遭遇挫敗，這被廣泛視為對其政府公信力的一次重大打擊。2025年6月，義大利反對派推動的五項公投更因投票率過低而全數失敗，梅洛尼雖暫時保住政權，但其「不可戰勝」的政治形象已受到侵蝕。 荷蘭的情況同樣值得關注。凱里丁提到，2025年10月的荷蘭國會大選中，極右派領袖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所屬的自由黨（PVV）與親歐中間派六六民主黨（D66）勢均力敵，最終中間派政黨以微弱優勢取得組閣主導權。分析人士指出，懷爾德斯「只會反對、不會治理」的弱點在選戰中暴露無遺，這是歐洲民粹政黨面臨的普遍困境。 暗流湧動：極右勢力在部分地區持續擴張 然而，凱里丁的分析並非一面倒的樂觀。她提醒讀者，極右民粹主義雖然在某些國家遭遇挫折，但在歐洲其他地區依然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2025年8月，極右翼與民粹主義政黨首次在歐洲三大經濟體——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民調中同時領先，這是現代史上的首次。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民調支持率一度達到26%，創下該黨歷史新高。在2025年2月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AfD以創紀錄的得票率首次躍升為第二大黨，緊追傳統中右翼陣營。 西班牙的情況更值得警惕。2025年12月，西班牙埃斯特雷馬杜拉自治區選舉中，極右翼呼聲黨（Vox）的席次翻倍成長，成為組建地方政府的關鍵力量。2026年2月，呼聲黨在阿拉貢地區選舉中再次擴張勢力。捷克方面，被稱為「捷克川普」的前總理巴比斯（Andrej Babiš）領導的民粹政黨「不滿公民行動黨」（ANO），在2025年10月的國會大選中拿下近35%的選票，強勢回歸政壇。 凱里丁的看法是，極右民粹主義的勢力並未真正消退，而是在不同國家之間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歐洲的「防火牆」（Brandmauer）策略在部分國家有效阻擋了極右勢力執政，但在地方層級和歐洲議會層面，極右政黨的影響力仍在擴大。 2027決戰之年：極右民粹主義的終極考驗 凱里丁在文中特別引述了歐亞集團歐洲事務總監拉赫曼（Mujtaba Rahman）的觀點：羅馬、華沙和巴黎的民粹主義者將在2027年面臨一系列「極其重大的選舉考驗」。梅洛尼的義大利兄弟黨將於2027年底尋求連任；法國國民聯盟（RN）領導人勒龐（Marine Le Pen）雖因挪用歐盟資金案被判5年內禁止競選公職，但她的子弟兵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已準備好接班出戰2027年總統大選。波蘭方面，法律與公正黨（PiS）支持的候選人納夫羅茨基（Karol Nawrocki）在2025年6月的總統選舉中以微弱優勢當選，顯示民粹保守勢力在東歐仍具深厚根基。 這些即將到來的選舉將成為檢驗極右民粹主義是否真正見頂的關鍵指標。如果極右勢力在2027年的連番大選中再度受挫，歐洲政治或許將迎來真正的轉折點；反之，若極右政黨在法國或義大利取得突破，當前所見的「挫敗潮」便只是一次短暫的喘息。 結語：高峰已過，但浪潮未退 綜合凱里丁的分析與近期歐洲選舉的脈絡，一個謹慎的結論浮現：極右民粹主義或許已在歐洲達到某種意義上的「高峰」，但這絕不意味著浪潮的消退。匈牙利歐爾班的敗選、羅馬尼亞與荷蘭中間派的勝利、義大利梅洛尼的執政困境，這些跡象顯示極右勢力在部分國家的擴張動能正在減弱；但德國AfD的強勢崛起、西班牙呼聲黨的持續擴張、捷克巴比斯的東山再起，則證明極右民粹主義遠未消亡。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驅動極右民粹主義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歐洲經濟成長乏力（過去五年歐盟平均成長率僅約1.2%）、移民壓力持續累積、社會兩極分化加劇，這些都為民粹主義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政治養分。歐盟內部的「防火牆」策略或許能暫時阻止極右勢力掌控中央政權，但無法消除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 因此，與其說極右民粹主義已達高峰而即將衰退，不如說歐洲政治正進入一個漫長的拉鋸戰階段。2027年的連番選舉將為這場拉鋸戰畫下關鍵性的分水嶺，而結局如何，仍充滿變數。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在當今華語影壇中，犯罪動作題材已不再侷限於感官刺激，而是轉向探討極端環境下的人性實驗與地緣政治中的平民悲劇。2026年上映的《用武之地》（又名《絕境之域》），由申奧執導，肖央、任達華領銜主演，不僅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境外逃生，更是一首關於普通人在戰亂真空地帶守護尊嚴與生命的壯烈戰歌，以及對和平最沉重的告誡。 真實的窒息感 電影改編自境外倖存者的真實經歷，背景設定在法治難以觸及的三不管地帶。這裡曾是生機盎然的城鎮，如今在軍閥割據與武裝衝突中化為焦土。肖央飾演的馬笑，一個平凡的中國公民，意外捲入跨國綁架案。電影前三分之一用寫實鏡頭營造出近乎窒息的壓抑感：沒有法律，只有槍炮的準星；沒有人權，只有武裝分子的喜怒哀樂。 「不知道明天是否還能見到太陽」的絕望，不僅是馬笑的寫照，更是成千上萬戰火平民的縮影。戰爭的荒誕在於它毫無理由地降臨，將普通人推入深淵。導演申奧用近乎紀錄片式的冷靜鏡頭，呈現廢墟中殘存的日常生活痕跡：半堵牆上的兒童塗鴉、被燒毀的車輛殘骸。這些細節讓觀眾意識到，這裡曾經有過與我們別無二致的普通人。馬笑被囚禁的日子裡，唯一能做的就是數算牆上的刻痕，記錄自己還活著的天數。這種真實背景為全片奠定了悲憫而嚴肅的基調。 戰火中的人格蛻變 肖央貢獻了教科書級別的演技。他飾演的馬笑是一個極具代入感的普通人，會為了活命表現出卑微與恐懼。當綁匪用槍指著他的頭時，他顫抖著求饒；當同伴被打得奄奄一息時，他不敢發出一點聲音。肖央將從驚慌到麻木、再從麻木中重拾求生意志的轉變，演繹得絲絲入扣。 任達華飾演的華僑商人周偉傑，是一個在亂世中求生多年的長者，也是馬笑的精神支柱。他的一句台詞令人心碎：「在這種地方，活下去不是靠勇氣，是靠習慣死亡。」這句話揭示了長期戰爭對人的異化，當死亡變得像吃飯一樣平常，和平時代的道德與秩序也隨之崩塌。兩人從陌生到相濡以沫的過程，成為電影最動人的情感線索之一。在獄中，他們沒有豪言壯語，只有壓低聲音的對話和偶爾交換的眼神。任達華用極少的台詞和豐富的面部細節，塑造了一個在深淵中仍願為他人點燈的形象。 守護與希望 齊溪飾演的潘文佳，一位身懷六甲的志願醫生，比馬笑更早被反政府武裝俘虜，在魔窟中度過一百多天。她既是準媽媽又是醫者，承受肉體折磨與對胎兒的擔憂，卻仍利用醫學知識照顧同伴，甚至在獄中與丈夫相見卻不敢相認，因為被綁架的夫妻往往會被殺一個留一個。潘文佳展現了女性在極致壓迫下，將醫者天職置於個人安危之上的守護力量。 另一個動人轉折來自馬笑與工程師苗峰的遭遇。當他們第一次被貧困的村民綁架時，發現綁匪的動機只是為被地雷炸斷腿的女兒湊錢買假肢。馬笑選擇放下仇恨，以善意回應這份因貧窮與戰爭而扭曲的暴力。他幫助那位父親畫兒子的肖像，更在苗峰死後，將苗峰留下的農業知識付諸實踐。 在那片被炮火封鎖的貧瘠土地上，馬笑教導村民用廢棄的地雷殼種植西紅柿。地雷代表死亡與毀滅，破殼而出的鮮紅西紅柿則是生命與希望的象徵。他告訴村民：「在我們國家，紅色象徵和平。」這些善舉悄然生根，最終在馬笑夫婦最危急的關頭得到回報，曾經綁架他們的村民拼死救出他們。這顆從彈殼中長出的西紅柿，成為跨越文化隔離的善意寓言。 戰爭的惡果與冷峻的反思 《用武之地》用極具衝擊力的視覺語言刻畫戰爭的惡果。學校變成軍火庫，醫院成為囚禁人質的牢籠。當電力中斷、水源污染、藥品斷絕，人類文明退回到原始時代。更可怕的是心靈的荒蕪：眼神空洞的難民、被洗腦後手握鋼槍的少年，他們失去了愛的能力與對未來的想像。在法治社會生命無價，在戰亂區一條命可能抵不過一袋糧食。這種極致對比讓觀眾感受到刺骨的寒意。 繼《孤注一擲》後，導演申奧再次展現了對境外地緣政治題材的掌控力。他的鏡頭冷峻犀利，對暴力場面的處理克制而精準，不歌頌暴力，反而透過血腥映襯和平的可貴。電影中有一場戲令人印象深刻：馬笑在逃亡途中路過一片廢墟，廢墟中夾著一張發黃的全家福照片，那是他在地獄中唯一的溫暖瞬間。這一幕無聲控訴了戰爭如何在一瞬間撕碎無數平凡家庭的幸福。申奧透過這些細微的人情味，在冰冷的戰亂敘事中注入對和平的極度渴望。 用武之地的真義與和平的珍貴 片名《用武之地》具有深層的諷刺意味。在那個混亂的絕境中，每個人都在展現「武力」，包括綁匪的暴行、軍閥的威懾。然而馬笑與周偉傑所展現的力量，是為了回歸文明世界的自衛之武。電影提醒我們，武力不應是掠奪與殺戮的工具，而是守護家園、捍衛和平的底線。真正的勇氣，是在充滿惡意的環境中依然堅持做人的底線，依然渴望那個有法律、有秩序、有愛的世界。 當馬笑最終走出絕境，踏上充滿陽光與寧靜的土地時，電影情緒達到高潮。那種喜悅並非來自動作戲的勝利，而是來自對和平生活的久違重逢。他回到家中，看到妻子潘文佳抱著他們的孩子，站在門口等他。沒有擁抱，沒有哭泣，只是靜靜地看著彼此。這一刻，所有的苦難都化作了無言的淚水。 我們生活在和平中太久，往往將安穩視為理所當然。然而《用武之地》用血淚教訓告訴我們，和平是如此脆弱又如此珍貴。它是孩子手中的課本，是夜晚街頭的霓虹，是家家戶戶飄出的飯香。這一切平凡的幸福，在戰爭陰影下都是奢侈品。 結語 《用武之地》不僅是一部高質量商業大片，更是一部關於生存、尊嚴與和平的啟示錄。它對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表達深切同情，也對身處和平的我們敲響警鐘：珍惜和平，遠離戰端。正如電影中的寓言：「子彈、砲彈打不到蒼蠅，但會給牠們帶來許多食物。」戰爭從不是精準的懲罰，它只會製造死亡、混亂與寄生其上的罪惡。而從地雷殼裡長出的西紅柿告訴我們，唯有文明與善意，才能讓生命在最貧瘠的土壤中重新找回尊嚴與希望。只有在和平的陽光下，人才有尊嚴，智慧才有價值，生活才有希望。當我們走出影院，那條熟悉的街道、那盞溫暖的燈光，都將因為這部電影而擁有全新的意義。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的訪問學者哈米德雷扎·阿齊齊（Hamidreza Azizi）於4月16日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文章，對當前伊朗戰爭對「抵抗軸心」的深層影響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分析。阿齊齊的核心論點並非聚焦於戰術層面的得失，而是揭示了一個可能改寫中東地緣格局的深層趨勢：這場戰爭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喚醒並強化跨越國界的什葉派集體認同，使原本可能因各自利益而離散的武裝團體，在一種共同受困的焦慮下重新凝聚。 阿齊齊認為，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Ali Khamenei）在戰火中身亡，不僅是伊朗國內的重大政治事件，其衝擊波更遠遠超越了國界，在整個中東乃至南亞的什葉派社群中引發了強烈震動。阿齊齊指出，哈米尼生前將對抗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敵意刻意賦予宗教色彩，援引什葉派第三任伊瑪目胡笙（Imam Husayn）拒絕向暴君效忠的歷史典故，將抵抗塑造為一種植根於歷史與身份認同的價值。哈米尼死後，這種論述並未消散，反而被區域內的政治人物、教士和社群廣泛接納，成為一種集體焦慮與脆弱感的投射。阿齊齊的分析顯示，這場戰爭正在多個層面同時凸顯什葉派身份的重要性，進而重塑政治與軍事行為者對自身利益與風險的評估。 焦慮的熔爐：從哈米尼之死到區域圍堵 哈米尼之死之所以能引爆如此廣泛的跨國情緒，關鍵在於它將長久以來什葉派社群中隱伏的不安感推向了臨界點。阿齊齊觀察到，從巴基斯坦到巴林，什葉派民眾對哈米尼之死的反應，顯示他們是透過一種共享的宗教身份與集體命運來解讀伊朗的事態發展。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近年來一系列區域變局的累積效應：黎巴嫩真主黨在2024年與以色列的戰爭中元氣大傷，削弱了該國脆弱的教派平衡；2024年底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倒台，則在伊拉克什葉派心中投下新的陰影，擔憂一個具遜尼派聖戰背景的新秩序可能重新引燃跨境的宗派衝突。 阿齊齊進一步指出，美國官員的言行更加劇了這種被圍堵的恐懼。例如，美國敘利亞特使在2025年9月公開聲稱「沒有中東，只有部落和村莊」，此番言論被什葉派觀察家解讀為美國主導區域重組的證據，意在建立一個以遜尼派為主導、邊緣化什葉派勢力的新格局。從歷史上看，中東多地的什葉派社群長期處於政治弱勢地位，即便他們在人口上佔據相當比例。在伊拉克，什葉派直到2003年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垮台後才取得政治主導地位，但其優勢極度依賴脆弱的教派分權制度與「人民動員部隊」等武裝力量；在黎巴嫩，什葉派影響力取決於與遜尼派和馬龍派基督徒之間的微妙平衡。阿齊齊警告，什葉派擔心近數十年來在伊拉克、黎巴嫩等地取得的成果可能被逆轉，而哈米尼之死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猛烈軍事行動，讓這種焦慮更形尖銳。 迫於存亡的應戰：武力下的被迫動員 在這種日益高漲的危機感驅使下，原本在2025年6月短暫衝突中保持觀望的什葉派武裝力量，如今即使面臨巨大資源限制，也被迫捲入戰局。阿齊齊認為，這種行為模式清楚地顯示身份認同的重要性已不僅停留在口號層次，而是轉化為實質的戰鬥決策。黎巴嫩真主黨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這個早已在以色列持續打擊下元氣大傷的組織，仍於2026年3月選擇對以色列發射大量火箭彈。以色列隨即擴大攻擊範圍，對什葉派聚居區進行大規模轟炸，導致超過百萬人流離失所，其中絕大多數是什葉派民眾。 阿齊齊的分析指出，此類攻擊模糊了真主黨與其群眾基礎之間的界線，也大幅提高了真主黨克制行動的代價。該組織必須持續戰鬥，以免被視為拋棄了其作為什葉派社群守護者的角色。在伊拉克，情況雖更受制約，但同樣顯示類似的動態。伊拉克最具影響力的什葉派教士大阿亞圖拉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在戰爭初期強調克制，避免將國家拖入更廣泛的戰爭，顯示出伊拉克什葉派領袖對該國脆弱政治秩序崩潰的極度擔憂。然而，隨著美國與以色列反覆對人民動員部隊（PMF）據點發動打擊，克制的邏輯正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部分伊拉克民兵對美國目標發動攻擊，引來美以對整個PMF更廣泛的報復，擴大了衝突範圍，也對伊拉克政府及其什葉派支持者構成更大壓力。阿齊齊特別強調，PMF不僅是一批民兵組織，更是伊拉克後海珊時代什葉派權力的核心支柱，同時也是伊拉克國家武裝力量的一部分。打擊PMF形同攻擊伊拉克國家本身，這迫使伊拉克政府軍更難不對美國和以色列做出直接回應。 新軸心的重鑄：由下而上的有機連結 無論當前停火談判的結果如何，什葉派身份認同的凸顯都可能決定未來區域緊張的走向。阿齊齊的觀察顯示，在黎巴嫩，即便真主黨承受著持續的軍事壓力，這種身份政治也使其在政治上更難被孤立。以色列若如其所暗示，對黎巴嫩南部採取類似加薩拉法市的長期佔領模式，什葉派將把此舉視為對其生存與安全的直接威脅。在這種壓力下，黎巴嫩國內的什葉派政治力量，如真主黨與阿邁勒運動（Amal Movement），已擱置過往分歧，重新團結起來共同應對危機。在伊拉克，類似的動態也可能上演。過去因應對美國入侵和伊斯蘭國崛起而生的什葉派武裝，如今在面臨新的外部壓力與主權受侵犯的恐懼下，正重新喚起抵抗的敘事。更多團體可能願意對美國施壓以削減或終止其在伊拉克的軍事存在，而伊拉克什葉派與遜尼派、庫德族之間的教派與政治緊張也將進一步加深。 阿齊齊提出了一個核心且帶有警示意味的觀點：這場旨在削弱伊朗及其區域網絡的戰爭，最終可能反過來強化支撐該網絡的社會與政治條件。未來的「抵抗軸心」將不再是由德黑蘭中央精心協調的產物，而更可能是一個更為碎片化、更難控制，但也更具韌性、不依賴任何單一國家或行為體，且根植於日益擴散的集體恐懼中的網絡。這是一個由下而上、有機重鑄的「新軸心」。 結語 伊朗戰爭的硝煙不僅燃燒在波斯灣，更在無數什葉派社群的心中點燃了火焰。哈米尼之死與區域內的廣泛軍事打擊，並未如外界預期般瓦解「抵抗軸心」，反而在什葉派世界深植的焦慮土壤中，催生出一股由身份認同驅動的強大凝聚力。阿齊齊的分析揭示了這場衝突最深層的悖論：以武力打擊伊朗代理人網絡的行動，最終可能只是強化了這些網絡賴以生存的集體意識與社會根基。這場戰爭不只是一場地緣政治角力，更是一場形塑中東未來數十年教派政治版圖的熔爐考驗。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人工智慧正重塑全球產業與社會，但各國民眾如何看待AI與創造力的關係，存在顯著文化差異。一份由博報堂旗下「UNIVERSITY of CREATIVITY」於2026年2月底發布的《創造性白皮書2026年版》，針對日本、美國、中國大陸、德國、法國五國共3,526名消費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越是自認具有創造性的人，越傾向將AI視為拓展創造力的合作夥伴。其中，中國大陸民眾對AI的期待尤為突出，熱情程度遠超其他四國。這份調查揭示了中國大陸在AI浪潮中所抱持的獨特雄心。 創造力自認與AI活用度的正向關聯 調查首先詢問受訪者是否自認具有創造性，並劃分7個等級。選擇「非常認同」的最高等級「高創造性自我認同群體」佔13.3%；加上「認同」的第二等級後，合計「創造性自我認同群體」佔39.0%。而末尾兩個等級的「創造性非自我認同群體」僅佔9.2%。也就是說，近四成五國民眾自認具備創造力。 更關鍵的是創造性認知與AI使用行為的關聯。調查將AI應用程度分為高級（內容創作、AI智慧體搭建）、中級（創意構思、商業模式製作）、初級（日常閒談、資訊檢索）。結果顯示，在「創造性自我認同群體」中，AI使用者達到高級或中級水平的比例高達61.8%；而在「創造性非自我認同群體」中，該比例僅為28.8%。這清楚顯示，對自身創造力的信心越強，人們越傾向積極擁抱AI並運用於高層次創作，形成正向循環。 中國大陸民眾對AI的獨特期待與高度信心 五國比較中，中國大陸民眾的態度最為獨特。當被問及「創造性應該更積極運用於哪些領域」時，美國、德國、法國均將「教育與學習」排第一，「生活與生活方式」排第二。日本順序互換但傾向相似。唯獨中國大陸的答案截然不同：第一位是「AI的開發與利活用」，高達55%的受訪者選擇此項，是唯一超過50%的國家；第二位是「新的經濟模式」，這兩個項目在其他四國甚至未進前五。 這反映出大陸民眾的深層思維：AI不僅是提升創造力的工具，更是創造力應當直接投入的核心場域。人類應運用創造力推動AI技術進化，形成人與AI相互促進的循環。 博報堂生活綜研·上海與中國傳媒大學於2025年9至11月進行的聯合研究進一步印證。該研究針對4,871人的調查顯示，61.6%的受訪者「正在使用AI」。在確認使用AI的3,000人中，「每週使用5天以上」的重度使用者達46.2%，30歲世代更高達54.2%。對於AI的感受，表示「感到不安」的僅有1.8%，表示「充滿期待」的高達68.6%，另有29.6%表示「既有期待也有不安」。超過三分之二的大陸AI使用者對技術抱持純粹正面期待。 創造力的文化解讀與各國認知差異 五國民眾對創造力本身的認知也存在顯著差異。當被問及「聽到『創造性』一詞會聯想到什麼」時，日本最多人選擇「創造出前所未有的事物」（44%）；美國和德國最多人選擇「融合不同事物以創造新事物」（美國50%、德國45%）；法國最多人選擇「產生能改善日常生活的好點子」（42%）；而中國大陸最多人選擇的是「打破現有的常識與秩序，創造出新事物」（52%）。 這組數據揭示了各國對創造力本質的不同想像。日本傾向將創造性視為超越日常的特殊才能。歐美國家則傾向理解為參與生活與社會的態度。而中國大陸的詮釋最具革命性：創造力是「破壞與重建」的動力，能夠從根本上轉變社會模式。這種思維與大陸近數十年高速的社會變遷及經濟轉型深刻相關。對於經歷快速現代化的社會而言，創造力自然被賦予改變現狀、開創新局的使命。這也解釋了為何大陸民眾對AI寄予厚望：他們看到的不僅是新技術，更是能夠打破既有框架、重塑經濟與社會的革命性力量。 從行為差異到社會願景的深層動因 創造性認知差異也深刻影響日常行為。調查顯示，在「創造性自我認同群體」中，除了「自己動手創造事物」，多數人還會提及「保持能全身心投入的愛好」、「提升自身技能」、「重視原創性與獨特性」。在創造性被寄予運用的領域（如福祉、教育、媒體），該群體的選擇比例相較於「創造性非自我認同群體」高出13至30個百分點。 在中國大陸，這種行為傾向與對AI的高度期待疊加，形成獨特社會氛圍。聯合研究指出，大陸AI使用者當前的應用方式分為四類：將工作與生活資訊收集效率化的「任務效率化」（80.0%）、深化興趣與學習技能的「興趣技能的進化」（65.2%）、以AI獲得療癒的「情緒控制」（38.8%）、以及透過AI對話審視自我的「善於內省」（29.7%）。未來使用意向更呈現強勁成長：「任務效率化」達96.8%，「興趣技能的進化」達92.8%。這顯示大陸民眾不僅已將AI廣泛融入生活，更對未來應用抱持極為正面的預期。 結語 綜合五國調查結果，中國大陸民眾對AI的期待不僅遠高於日本、美國、德國、法國，其思維邏輯也獨樹一幟。在其他國家將創造力寄託於教育與日常生活時，大陸民眾已將目光投向AI本身的開發與應用，視其為創造力最應投入的核心戰場。超過三分之二的AI使用者「充滿期待」，僅不到2%感到不安，這樣的比例在全球堪稱罕見。同時，大陸民眾將創造力理解為「打破常識與秩序、創造新事物」的革命性力量，與AI作為破壞性創新技術的本質形成深層呼應。可以說，在中國大陸，AI不僅是一項產業政策或技術趨勢，更承載了社會對於突破現狀、開創未來的集體想像。當多數國家仍在討論AI風險與倫理問題時，大陸社會已以高度一致的熱情，準備迎接人與AI共同驅動的創造力新時代。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由於以色列與伊朗軍事衝突惡化，導致全球能源市場劇烈震盪，IMF將2026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從3.3％下修至3.1％。該機構首度警告，若戰事升溫且油價居高不下，全球經濟恐面臨繼2009年金融海嘯及2020年新冠疫情後的全面衰退。這場戰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點燃全球通膨引信。 預警：從火藥庫蔓延至全球的經濟風暴 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在2026年早春急轉直下。在停火談判數度破裂之後，伊朗於4月初向以色列發射了超過180枚彈道飛彈，以此報復以色列此前的暗殺行動。這不僅是伊朗對以色列本土的第二次直接攻擊，其規模更遠超以往，導致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溢價瞬間飆升。市場普遍擔憂，以色列的打擊目標極可能鎖定伊朗的石油出口設施，甚至引發伊朗透過封鎖荷姆茲海峽進行反制。 荷姆茲海峽堪稱全球石油運輸的「咽喉」，每日約有2100萬桶原油通過。一旦受阻，全球能源供應鏈將面臨斷鏈危機。標普全球副董事長耶金（Daniel Yergin）形容，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危險時期」。若伊朗選擇封鎖海峽一個月，布蘭特原油價格恐將飆升至每桶350美元，足以瞬間癱瘓全球工業生產。 IMF在最新報告中，明確將此次中東衝突升級視為當前全球經濟最大的下行風險。報告指出，若無這場衝突，得益於科技投資與利率趨降，2026年全球經濟預測本應微幅上修至3.4％。然而地緣政治的介入徹底顛覆了樂觀預期。現今的局勢直接衝擊生產成本與民生消費，報告更強調衝突若持續超過三個月，供應鏈的斷裂將從能源擴散至製造業與農業。 裂變：三大經濟體系的強韌與脆弱 在這場全球經濟降溫中，美國展現出相對韌性。報告顯示，美國2026年成長率僅從2.4％微幅下修至2.3％，2027年甚至小幅上調至2.1％。雖然能源價格上漲抑制了消費力，但川普政府結束關門危機後的「報復性反彈」效應仍在持續，且美國本土製造業效率成長超出預期，抵消了部分負面衝擊。此外，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與頁岩油增產潛力，也提供了較充裕的緩衝空間。 與美國相比，中國大陸的處境進退維谷。作為全球最大能源進口國，大陸對中東原油依賴度極高。報告預測，大陸2026年成長率從4.5％下修至4.4％。雖然中東戰火推高了進口成本，但川普政府對大陸關稅政策的潛在鬆動，以及大陸官方推出的財政刺激措施，恰好形成抵銷效應，避免了更大幅度的衰退。不過報告也警告，若油價長期維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大陸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可能跌破榮枯線。 相較之下，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歐元區與日本則格外脆弱。IMF數據顯示，歐元區2026年成長預測被大幅下修0.2個百分點，降至僅1.1％。俄烏戰爭後歐洲雖努力降低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但中東供應中斷直接導致替代來源價格飆升。分析人士指出，能源價格長期上漲將破壞歐洲央行抑制通膨的努力，導致降息步伐減緩甚至被迫升息，使剛從疲軟中復甦的歐洲經濟再次踩下煞車。 日本的經濟前景同樣黯淡。IMF維持日本2026年0.7％的成長預測，未進一步下調。報告解釋，雖然能源成本上升對日本製造業構成重壓，但日本新政府迅速推出的大規模財政刺激及能源補貼，恰好抵消了外部衝擊。然而這種以赤字換取穩定的策略能否持續，仍有待觀察。一旦補貼效果消退，日本可能面臨比歐洲更嚴重的停滯性通膨風險。 最壞劇本：當通膨猛獸再度破籠而出 為了向各國示警，IMF此次設計了三套情境分析，分別為「標準」、「惡化」與「嚴峻」。當前的「標準」情境建立於相對樂觀的假設：中東衝突在2026年中之前逐漸降溫，原油價格回落至每桶82美元。在此情境下，全球通膨率將逐步回穩，各國央行得以維持緩慢降息路徑。然而市場更關注的是後面兩套「脫軌」的劇本。 在「惡化」情境中，衝突陷入長期僵持，原油價格持續徘徊於每桶100美元。屆時全球經濟成長率將被拖累至2.5％。這不僅意味著成長停滯，更伴隨著全面的物價失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將因輸入性通膨而被迫大幅升息，導致資本外逃與債務違約風險急遽升高。IMF估計，在此情境下全球消費者物價指數將比基準預測高出約1.8個百分點。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嚴峻」情境。IMF警告，如果能源價格因全面性戰爭而飆升至每桶110至125美元且長期居高不下，全球成長率將崩跌至2.0％。這是自1980年以來，全球僅在2009年金融危機與2020年新冠疫情時觸及過的衰退臨界點。屆時通膨預期將徹底失控，引發工資與物價的螺旋式上漲，各大央行將被迫重啟極度緊縮的貨幣政策。報告特別指出，在這種極端情況下，全球失業率可能飆升逾兩個百分點，數千萬人將失去工作。 傷痕：新興市場與中東地區的絕望深淵 在這場經濟亂局中，真正的苦難落在最脆弱的環節。IMF報告特別點出，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正面臨最嚴峻考驗，其2026年成長預測從4.2％被下修至3.9％。這些國家的貨幣普遍疲軟，高度依賴糧食與能源進口。當中東戰火推高國際油價與運費時，這些國家將面臨輸入性通膨與經常帳赤字的雙重打擊。報告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為例，該地區多國同時承受糧價飆升與借貸成本高漲的壓力，債務違約風險已升至十年新高。 若將鏡頭拉回衝突核心的中東與北非地區，經濟斷裂更是觸目驚心。由於戰火的直接摧毀與能源減產，該區域2026年成長率已降至2.1％，較先前預測大幅下修0.6個百分點。報告指出，加薩走廊的經濟幾乎崩潰，GDP驟降86％，約旦河西岸也萎縮25％，以色列經濟同樣遭受重創。沙烏地阿拉伯因自願減產延長而成長預期遭下修；伊朗更是承受最直接打擊，IMF將其成長率預測一口氣下調7.2個百分點，落入嚴重負成長。這場衝突留下的不僅是經濟數據上的疤痕，更是社會層面難以癒合的重創。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未來數年的重建成本將高達數千億美元。 結語 2026年春天，全球經濟站在極度危險的十字路口。IMF的報告如同一份沉重警報：過去數年對抗通膨的成果，可能在幾周戰火中化為烏有。從美國的堅韌、中國大陸的政策平衡、歐洲的脆弱，到新興市場的掙扎，每個經濟體都在重新校準生存之道。如果國際社會無法盡快促成停火，一場全球性經濟衰退恐怕難以避免。這已不再是經濟預測修正，而是對當代全球治理能力的終極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