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璋/成大退休教授、台灣人權文化協會顧問 周武王以寡敵眾 軍師姜太公牧野鷹揚 打敗了殷商的紂王 這個亡國之君 穿上寶玉的衣裳引火自焚 頭顱在朝歌城被高高掛起 身体被寶劍殺戮 周公制禮作樂 建立周朝八百年的基業 農業文明吊打商業文明 反商情結成了 中國文化的童年創傷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延續到 三千零七十二年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國進民退 能解決經濟的問題 當初何必改革開放呢 向松祚教授大聲疾呼 他不知道這是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農業文明大勝商業文明 反商情結到現在 還在淌血 控制著習近平的腦袋 使他神魂顛倒 完全脫離現實 活在虛幻的幽靈世界      

  田牧（德國） 我們為什麼紀念？ 因為紀念，不是停留在昨天，而是為了把昨天的精神帶到明天。所有真正的紀念，都是為了傳承。 每年的7月13日，人們都會想起一個名字——劉曉波。 九年前的今天，他帶着「我沒有敵人」的信念離開人世；九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因為追求真相、自由與尊嚴而身陷囹圄。 2026年7月13日，歐洲之聲與中國研究在德國萊比錫舉行「2026年劉曉波逝世九周年——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暨中國憲政民主討論會」。這不僅是一場紀念活動，更是一場跨越生死、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 曉波魂歸天國，張展身陷囹圄。 一個已經穿越死亡，一個仍在承受苦難；一個成為照亮后來者的星光，一個仍在黑暗中守護光明。 在這一天，在曾以和平革命改變歷史的萊比錫，我們紀念劉曉波，也向張展致敬。 這是天國與地獄的對話，是自由與專制的對照，是良知與暴政的碰撞，更是一場關於人性、信念與希望的靈魂相遇。 中國研究負責人黃華主持了大會開幕式，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致歡迎辭。她表示，在萊比錫紀念劉曉波的同時，中國仍有人因為祭奠曉波而遭到監禁。去年今日，浙江七位獨立中文筆會成員在錢塘江畔祭奠劉曉波，被警方抓捕、訓誡，其中昝愛宗、魏鄒兩人分別被判處三年至三年半有期徒刑。她指出，這正說明紀念劉曉波不僅是緬懷，更是對現實中國人權處境的見證。 台灣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謝志偉大使在致辭中表示，劉曉波畢生追求的是讓所有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人，都能成為享有天賦人權的「完整的人」。沒有人權，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中共以所謂文化差異否定普世人權，只會制造順從權力的人，而不是擁有尊嚴的人。 國際筆會前秘書長、德國筆會前會長雷古拉·文斯克（Regula Venske）在致辭中回顧了自己與廖天琪長期攜手推動國際筆會援助中國作家的歷程。她表示，能夠來到萊比錫參加此次紀念活動，深受感動，也向所有長期堅持中國人權事業的人士表達敬意。 下午，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在萊比錫舊交易所舉行。 萊比錫市國際合作部部長加布里埃爾·戈德福斯（Gabriel Goldfuss）致辭，對劉曉波追求自由、人權與和平的精神表示敬意。 在莊嚴的音樂與全場掌聲中，首屆劉曉波人權獎正式揭曉。 德國牧師、人權活動家羅蘭德·庫訥（Roland Kühne）與中國公民記者張展榮獲首屆劉曉波人權獎。 英國大主教科斯塔基斯·埃萬杰盧博士與黃華分別宣讀頒獎詞。兩位獲獎者各獲得五千美元獎金、一尊劉曉波紀念塑像及獲獎證章。由於張展仍身陷囹圄，著名作家嚴歌苓代為領獎，并宣讀了張展的獲獎感言。現場許多與會者深受感動。 劉曉波雖然離世，但他的名字已經成為一種精神；張展雖然身在牢獄，卻讓這種精神繼續在人間燃燒。 首屆劉曉波人權獎，不僅表彰兩位獲獎者，更向世界宣示：無論專制如何壓迫，總會有人繼續承擔自由的代價；無論黑暗持續多久，總會有人把光亮傳遞下去。 此次紀念活動匯聚了來自歐洲、北美、紐澳及台灣的人權人士、作家、學者、外交官、宗教界人士及民主運動代表六十余人出席，包括台灣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謝志偉、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國際筆會前秘書長雷古拉·文斯克、英國大主教科斯塔基斯·埃萬杰盧、著名作家嚴歌苓、德國作家烏蘇拉·克雷切爾（Ursula Krechel）、法國漢學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德國憲法學者馬丁·薩特勒（Martin Sattler）等，多位國際嘉賓共同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與此同時，英國倫敦亦設立劉曉波紀念暨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分會場，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主席王冠儒、副主席王蘊溥等出席紀念活動，與萊比錫主會場遙相呼應，共同表達對劉曉波精神的緬懷與傳承。 紀念終會結束，但精神不會落幕。 劉曉波曾說：「改變在於每一個人。」 今天，我們紀念劉曉波，并不是為了沉湎於曆史，而是為了讓他的思想繼續影響未來；不是為了重復苦難，而是為了延續良知；不是為了停留在昨天，而是為了走向明天。

  ​鄭紹春（前中華民國駐索羅門群島技術團水利專家） ​一、 苦澀之名：從墾荒村落到帝國象徵 ​「滿者伯夷」（Majapahit）一名，意為「苦澀的木橘」。此名稱源於開國之初的墾荒經驗：羅登·韋查耶（Raden Wijaya）在多烏蘭森林建立據點時，部眾飢餓之際摘食木橘果實，入口苦澀，遂以「Maja（木橘）」與「Pahit（苦）」命名此地。 ​這個名稱不僅記錄了創業的艱辛，也象徵一種政治隱喻：從困頓中誕生的政權，最終成為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海上帝國之一。 ​二、 借刀開國：蒙古遠征與權力重組（1293） ​滿者伯夷的誕生，源於一場精密的地緣政治操作。元朝忽必烈原本打算征討信訶沙里國（Singhasari），卻因該國內部政變而使局勢逆轉。 ​信訶沙里國王克塔納伽拉（Kertanegara）拒絕臣服元朝，甚至羞辱使者，引來遠征。然而在元軍抵達前，其屬國諫義里（Kediri）國王賈亞卡旺（Jayakatwang）已發動叛亂，滅掉信訶沙里。羅登·韋查耶利用此一資訊差，與元軍合作攻滅賈亞卡旺，隨後迅速反擊元軍，成功驅逐外敵，於1293年建國。這一戰略顯示滿者伯夷的核心特質：靈活運用海陸權力、操控區域秩序，而非單純依賴軍事征服。 ​三、 海洋帝國的巔峰：秩序、網絡與文化整合 ​14世紀中葉，在哈亞姆·烏魯克（Hayam Wuruk）與宰相伽查·馬達（Gajah Mada）領導下，滿者伯夷達到鼎盛，最多時期（1365）海外擁有98個附屬國。伽查·馬達提出「帕拉帕誓言」，誓言統一群島（Nusantara），透過政治聯盟、貿易控制與文化輸出，建立一套以爪哇為核心的海洋秩序。 ​此時的滿者伯夷並非直接統治所有地區，而是透過港口網絡與朝貢體系，掌控香料貿易、航線安全與文化交流。宗教上則呈現印度教與佛教的融合（濕婆—佛教合一），並形成高度宮廷化的宇宙觀與政治神權體系。 ​四、 轉折的開端：權力裂解與海洋秩序鬆動（1389之後） ​1389年哈亞姆·烏魯克去世後，帝國進入長期動盪，而這段時期，正逢北方大明帝國重新形塑東亞秩序的關鍵時刻。 ​王位繼承危機與內耗： 貴族與王族間權力鬥爭頻繁，爆發了長達數年的雷格戰爭（Paregreg War），嚴重削弱了中央國力。 ​明朝「不征之國」的雙重涵義： 明太祖朱元璋於1397年將爪哇列入「十五不征之國」，這項政策表面上穩定了兩國的宗藩關係，排除了北方的直接軍事威脅；但在實質地緣政治上，明朝的「不征」也意味著對南洋採取消極不干涉態度。當滿者伯夷陷入內戰、地方勢力崛起時，失去了強大外力的調停或震懾，反倒加速了內部權力的裂解。 ​海禁與朝貢的經濟擠壓： 伴隨不征政策而來的明代海禁，將利潤豐厚的民間海上貿易強行納入官方朝貢體制。這使得滿者伯夷原本依賴的「間接統治與自由港口網絡」出現裂縫，爪哇北岸的港口城市為了尋求生存與更大的自主權，開始繞過中央，直接與明朝或新興的穆斯林商人建立更緊密的網絡。 ​終致滿者伯夷的海洋朝貢秩序，在內戰與明朝東南亞政策的雙重推拉下，逐步走向不可逆的解體。 ​五、 伊斯蘭化的滲透：從貿易網絡到社會轉型（15世紀） ​滿者伯夷的衰落，與伊斯蘭勢力的崛起密不可分，但這並非單純的宗教征服，而是一場深層的經濟與社會轉型。 ​隨著印度洋穆斯林商人（來自古吉拉特、阿拉伯與波斯）主導海上貿易，伊斯蘭逐漸成為商業語言與信任體系。在香料貿易中，加入伊斯蘭網絡意味著更穩定的商業信用、更廣泛的市場連結與更低的交易成本。 ​爪哇北岸港口（如圖班、泗水、格雷西克）逐漸形成穆斯林社群。這些港口由商人階層主導，與國際貿易緊密連結，對中央王權依附較低，因而成為伊斯蘭化的前沿基地。伊斯蘭透過通婚、宗教領袖（如「九聖人 Wali Songo」）的文化調適以及蘇菲主義的包容性，逐步融入在地社會。相較於強調王權神聖與階級秩序的印度教—佛教體系，伊斯蘭提供了更平等的社群觀與更靈活的商業倫理，對新興商人階層具有極大吸引力。 ​六、 霸權轉移與最終崩解：從馬六甲到淡目蘇丹（1293–1527） ​15世紀，馬六甲蘇丹國崛起，掌控馬六甲海峽並建立伊斯蘭商業網絡，提供安全與制度化的貿易環境。滿者伯夷逐漸被排除於核心航線之外，失去了經濟基礎。 ​到了16世紀初，爪哇北岸已全面伊斯蘭化。由新興政治力量淡目蘇丹國（Demak，1478–1546）崛起領銜，最終於1527年攻陷滿者伯夷的殘餘勢力，象徵著歷時兩百餘年的滿者伯夷帝國（1293–1527）正式終結。大量不願改宗的印度教—佛教貴族、祭司與文化傳統被迫東遷至峇里島，使其成為印尼古典文化的海外保存地。 ​七、 後滿者伯夷時代的群雄逐鹿：從淡目、帕章到馬打藍 ​滿者伯夷的覆滅，並未讓爪哇立即迎來長治久安，反而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權力板塊重組。 ​新崛起的淡目蘇丹國雖然終結了舊帝國，但其內部的王位爭奪戰同樣激烈。1546年，淡目蘇丹國陷入內訌而實質解體，權力核心隨後轉移到中爪哇內陸的帕章國（Pajang，1546–1586）。然而帕章國國祚短暫，很快地，其屬下的地方勢力在1586年脫離帕章宣告獨立，這便是印尼史上最後一個本土大帝國——馬打藍蘇丹國（Mataram Sultanate，1586–1755）的開端。 ​馬打藍蘇丹國建立後，其政治核心主要位於中爪哇內陸，但勢力一度擴及東爪哇。在第三任統治者蘇丹阿貢（Sultan Agung，1613–1645年在位）的領導下，馬打藍達到全盛，幾乎統一了整個爪哇島（除了西端的萬丹蘇丹國與被荷蘭控制的巴達維亞），成為抗衡西方殖民勢力的最後中流砥柱。 ​八、 巴達維亞的陰影：荷屬東印度的分化與馬打藍的消亡 ​然而，馬打藍的輝煌並未持續太久。17世紀後半葉開始，帝國暴露出內陸農耕政權的局限性，並在繼承人危機中走向衰落。這給了爪哇西北岸新興殖民勢力——以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為統治中心的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絕佳的介入機會。 ​荷蘭人採取了精密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策略，利用馬打藍王室的內部矛盾，透過提供軍事援助來換取經濟特權與領土。到了1749年，馬打藍的王權已實質交給VOC，淪為其政治附庸。 ​最終的分裂與碎片化發生在18世紀中葉： ​1755年《吉揚蒂條約》（Treaty of Giyanti）：...

  文/李建畿(福和會副理事長、前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理事長) 我們台灣人對這位美國記者威廉牛頓大概都會覺得陌生，然而你一定看過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內展出中的這個美國 《華盛頓每日新聞》（The Washington Daily News） 於 1946年3月21日（星期四） 發行的頭版吧！ ​照片中醒目的頭條標題為 "CHINESE EXPLOIT FORMOSA WORSE THAN JAPS DID"（中國人剝削台灣比日本人更甚）。這是由美國駐外記者威廉·牛頓（William Newton）在二戰結束後親自來台實地調查所撰寫的知名特稿，內容深刻記錄了當時行政長官公署統治下台灣社會的經濟與政治狀況，是研究戰後初期台灣歷史與二二八事件背景的重要海外史料。 威廉·牛頓生於1912年美國俄亥俄州，1933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新聞系。他早年因報導俄亥俄州長遭誣陷案而在新聞界成名。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加入美國陸軍航空隊（官階為中尉），先後在歐洲與中國服役。 二戰結束後，他在中國退伍並擔任海外通訊員。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開始接收台灣，但因錯誤的金融政策導致嚴重通貨膨脹，民怨四起。1946年3月，牛頓親自來台採訪，他拒絕單方面聽信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說法，決定親自走訪街頭了解真相。他在發回總部的新聞稿中毫不客氣地指出，中華民國官員從上到下幾乎都在貪污，利用接收物資的便利低買高賣圖利，甚至向日本人索賄與偷竊；官員們更將台灣的礦場、工廠搞到荒廢，爭先恐後地偷拆設備變賣！ 可惜他在1949年7月12日搭荷蘭皇家航空飛印尼開會時在孟買發生空難 (The 1949 Bombay KLM Crash).1949年夏天，荷蘭政府邀請了一批頂尖的美國記者前往當時的荷屬東印度（現為印尼）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訪問，希望透過媒體改善其在當地的國際形象。 該航班結束印尼行程後，原定從巴達維亞（雅加達）飛往阿姆斯特丹，並於途中在印度孟買降落加油。當天孟買正遭遇強烈的季風暴雨（Monsoon storm），能見度極低。飛行員在惡劣天氣中嘗試降落時，不幸撞上機場附近被雲層遮蔽的800英尺高山丘，飛機隨後解體並起火。這場空難導致機上 45人全數罹難（包含34名乘客與11名機組人員）。死者中包含了 13位美國知名新聞記者，威廉·牛頓便是其中之一，享年38歲。威廉·牛頓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不畏強權的筆觸，為戰後的台灣留下了珍貴的第三方歷史見證，他的逝世是當年國際新聞界的巨大遺憾。 身為台灣人能讓世界看見台灣總是要靠這些有正義感的國際記者，否則在資訊戰的今天，如果我們恬恬無出聲，就會被中國的強勢資訊戰打敗，他們靠著183個...

  陳竹奇（作家） 韓江《素食者》的敘事手法，從「被動受害者」的視角轉向了「主體性反抗」，完成了一次對父權暴力與結構性創傷的悲劇性超越。 視角的位移--從「被凝視的客體」到「主動變形的異類」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為一齣悲劇，聚焦於少女在權勢性侵下的毀滅，敘事多在「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凝視中拉扯，突顯了純真被暴力無情輾壓的無力感。 而「素食者」中英惠的超越，在「素食者」中，女主角英惠透過「拒吃肉」，即拒絕將暴力內化，來抵抗社會規訓。隨著章節推進，敘事者從丈夫、姊夫轉為姊姊，英惠本人的聲音雖然缺席，但她的身體卻成為一場激烈的「植物性革命」。她藉由倒立、斷食，企圖將自己轉化為一棵無害、純粹、行光合作用的樹。這是一種將痛苦轉化為「主動異化」的過程。 暴力的層次--從「性暴力」到「生存本質的叩問」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為悲劇，揭露了文學、教育、社會階級如何被挪用為性暴力的遮羞布，著重於具體且殘酷的人際權力剝削。 而「素食者」中英惠的超越，則將暴力擴展至人類生存的本質。韓江不僅描寫家庭與婚姻中的精神與肉體壓迫，更直指人類存在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其他生命的殺戮，即吃肉這個象徵與意符的運用之上。英惠的拒絕吃肉，是對整個「弱肉強食」世界規則的最高度反抗。 悲劇的核心--從「毀滅的絕望」到「靈魂的突圍」 房思琪的悲劇在於留給讀者的是無盡的窒息、心碎與憤怒，思琪最終在瘋狂與毀滅中凋零。而英惠的超越，雖然結局同樣是悲劇性的肉體衰竭與精神病院禁錮，但英惠在過程中奪回了對自己身體的最終控制權。她透過極端的節食與變形，擺脫了人類社會的異性戀矩陣與道德枷鎖。她的瘋狂是一種對抗平庸現實的覺」」」醒，某種程度上達成了精神上的絕對自由與純粹。 韓江的「素食者」並非是一部單純探討飲食習慣的小說，她透過詩意、冷靜且壓抑的語言，將父權社會結構中的「隱微暴力」具象化。文字不僅僅是記錄，更是重塑暴力的載體，將性暴力轉化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卻又無可遁形的「恐怖美學」。 從「素食者」的文字書寫中，可以剖析其如何塑造性暴力的美學。 以「植物性」對抗「肉體剝削」的詩意隱喻 韓江的文字將女主角英惠的拒食即拒絕吃肉，昇華為一種企圖擺脫人類殘酷、轉化為植物的悲劇美學。 肉身在此隱喻中即牢籠，在文本中，吃肉此一人類進食的本能被賦予了強加慾望與暴力的符號。當英惠拒絕成為食物鏈的一環，她其實是在拒絕成為父權社會中被宰割、被物化的「肉體」。 而純潔與毀滅的交織，則透過冷靜的散文詩筆觸，描寫英惠身體消瘦、長出斑痕與植物般的幻覺，這種將人「物化」為自然景觀的描寫，既展現了反抗的極致純粹，也揭示了暴力逼人走向瘋狂、自我毀滅的詩性悲劇。 多重視角下的「凝視」與精神暴力 小說分為〈素食者〉、〈胎記〉與〈樹火〉三個篇章，藉由丈夫、姊夫、姊姊三個視角推進，文字書寫在此成為一種「觀看」的暴力。 首先，是男性凝視的慾望剝削。在〈胎記〉中，姊夫將英惠的裸體彩繪上花朵，利用藝術、愛之名，行性剝削與權力宰制之實。韓江用冷冽的文字描寫這種帶著「美感」的變態慾望，反而讓暴力顯得更加陰森且令人窒息。而旁觀者的共謀，則透過不同敘述者的冷漠、不解或無能為力，文字揭示了社會結構性暴力無所不在的本質。讀者被迫隨著敘事者的視角，成為目睹暴力發生的共犯。 以平靜語調反襯極致殘酷 韓江最著名的文字美學，在於她擅長用極度平靜、近乎白描的詞彙，去書寫極度殘酷與血腥的暴力行為，如家庭聚會中父親強硬塞肉、割腕自殘、精神病院的強制灌食等。 此種文字書寫呈顯出一種對比的張力，文字越是冷靜客觀，暴力在讀者心中引發的不適感與震撼力就越強烈。這種「輕描淡寫」反而打破了傳統書寫對暴力的煽情渲染，讓性暴力的本質，即赤裸裸的權力壓迫與靈魂抹殺——赤裸裸地暴露在讀者眼前。 這部作品的文字成功地讓暴力超越了生理層面，成為一種精神與生存哲學的深刻叩問。 在韓江的「素食者」中，文字書寫並非將性暴力浪漫化，而是透過「感官的錯位」與「非人化的意象」，將暴力的殘酷本質轉化為一種極致、冷冽且令人窒息的「痛苦美學」。 這種美學的塑造，透過文字書寫來實現。首先是透過視角的冷酷與客體化過程。小說中的女主角英惠始終是被書寫、被凝視的客體，她失去了主體發聲的權利。其丈夫的平庸之惡，從第一章以丈夫冷漠、公式化的視覺文字，將英惠去性欲化與工具化，日常的婚姻性愛被書寫得如同例行公事，揭示了常態社會中隱蔽的性體制暴力。 再透過姐夫的藝術凝視，於第二章姐夫以「藝術創作」為名，將性欲與暴力包裝於審美之下。文字在此處產生了極大的張力，將背叛與肉體侵犯，置換為對「植物性」與花朵的藝術崇拜。 意象的挪移--肉體、植物與花朵 韓江運用高度詩意且魔幻的文字，重構了性暴力的視覺感知。他運用了彩繪花朵的偽裝，書寫姊夫在英惠與自己身上繪製花朵，文字細緻地描繪這些絢麗的圖騰，使原本充滿剝削與精神失序的性接觸，在字面上呈現出如畫般的盛開與交融。藉此產生了美感與痛苦的共生，文字將暴力的骯髒感抽離，代之以植物繁衍、陽光、綠意等自然意象。這種「美麗的視覺」與「倫理的崩解」並置，正是文字書寫塑造出的性暴力美學，——讓讀者在感受到罪惡的同時，卻耽溺於文字營造的淒美氛圍中。 痛苦的具象化與無聲反抗 文字書寫最終將性暴力的美學，導向對「肉身」極限的探索。拒絕成為人類的英惠面對父權體制與性侵犯的最終反抗，是透過文字展現的「植物化」。她絕食、裸露，試圖化為一棵樹。最終引導至聖潔的毀滅，是韓江的文字書寫無意控訴，而是白描肉體的消逝。性暴力帶來的創傷在文字中昇華，英惠的自我毀滅不再只是悲劇，而被書寫成一種拒絕與暴力世界共謀的，聖潔且尊貴的無聲抗爭。 透過這種文字書寫，「素食者」成功地將粗暴的性掠奪，轉化為一場關於慾望、罪疚、瘋狂與救贖的感官儀式，令讀者在文字的極致美麗中，體驗到最深刻的刺痛與不安。 韓江的「素食者」與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皆是當代女性文學中極具震撼力的悲劇史詩。兩部作品同樣聚焦於女性肉體與靈魂遭遇的父權暴力、社會性扼殺與精神崩潰。 然而，從敘事手法的角度切入，「素食者」展現出了一種對「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毀滅性悲劇」的文學超越。這種超越並非指藝術成就的高低，而是敘事視角、主體性重構以及悲劇終局的救贖路徑上，展現了不同的文學跨度。 視角的超越--從「當事人的痛苦自白」到「失語者的多維鏡像」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營造極致的痛苦共感。林奕含採用了高度貼近受害者，近乎血淋淋的工筆雕琢敘事。讀者被強行拉入房思琪那文字極度華美卻無處可逃的痛苦深淵中。這種手法具有極強的道德控訴力，但也讓敘事高度受限於「受害者肉身被摧毀」的現場，逼迫得令人窒息。 而「素食者」則以客觀的「間接敘事」與留白，做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敘事選擇。英惠在整部小說中幾乎是「失語」的。小說分為三幕，分別由英惠的丈夫、姊夫、姊姊擔任第一人稱敘事者。英惠的痛苦與反抗，全由這三位「加害者」或「旁觀者」的扭曲視角映照出來。這種「間接敘事」拉開了審美距離，將個人的創傷抽離成一幅剖析整個父權社會機制的巨大鏡像。 暴力的超越--從「具象的性暴力」到「抽象的體制性吞噬」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主題展現為誘姦與肉體奴役。房思琪的悲劇核心源於具象的性暴力、權力不對等的誘姦，以及社會對受害女子的集體失語。其對抗的客體是具象的罪人補教名師李國華與封建的儒家倫理家庭觀念。 而「素食者」主題展現為文明、肉食與人類基因中的暴力。「素食者」將暴力的範疇放大到了極致。英惠拒絕吃肉，對抗的不僅是丈夫的冷暴力或父親強行灌肉的家庭暴力，她對抗的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捕食本能」。韓江將女性命運上升到了存在主義與哲學的高度。如果這個世界運行的邏輯就是強權捕食弱者，那我不願成為加害者，就只能拒絕這個世界的秩序。 終局的超越--從「精神的純潔毀滅」到「物種跨越的自我救贖」 這是兩者最本質的超越之處，如何面對無法逆轉的悲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水晶的粉碎。房思琪的悲劇是「毀滅性的」。當她發現自己引以為傲的文學與靈魂無法消解現實的凌辱時，她的世界徹底坍塌，最終走向精神失常與靈魂的死滅。這是一種「將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古典悲劇，留給讀者的是無盡的絕望與道德重負。 而「素食者」隱含著痛苦「質變」與羽化的象徵運用及隱喻。英惠同樣走向了瘋狂，被送入精神病院。但韓江賦予了這種瘋狂一種神聖的反抗性。英惠不只是「壞掉」，而是在進行一場「退化成植物」的物種跨越。倒立、拒食、渴望陽光，她想擺脫人類那具充滿暴力的肉身，化為一棵純粹的樹。 房思琪的瘋狂是「無路可走後的墜落」。而英惠的瘋狂是「主動選擇的決裂與飛升」。 結論--悲劇如何被安放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將創傷燃燒殆盡的灰燼，它讓世界記住了痛。而「素食者」則展現了文學在面對同等量體的巨大痛苦時，如何透過敘事手法的轉向，將女性的悲劇從「受害者的哀鳴」，昇華為一場「向死而生、與文明決裂」的壯烈獻祭並變身的象徵革命。這正是韓江在敘事手法上，對女性命運悲劇性的一種超越。

  鄭紹春/前中華民國駐索羅門群島技術團水利專家 一、前言：水利文明的歷史長波 中南半島的文明發展，本質上是一部「水」的歷史。從湄公河三角洲的海洋貿易網絡，到洞里薩湖（Tonlé Sap）的季節性脈動，再到吳哥巨型水利工程的極致運作，權力、宗教與生態之間始終維持著微妙平衡。 高棉帝國的崩潰，並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歷時超過250年的系統性失衡過程。若將其置於更長時段觀察，則必須回溯至更早的扶南邦聯（Funan）與真臘（Chenla）的歷史演變，方能完整理解其興衰邏輯。 二、扶南邦聯：海洋貿易文明的起點（約1–6世紀） 扶南，是中南半島最早見於中國史籍的政體之一，其核心區域位於今日柬埔寨南部與越南湄公河三角洲。 1. 海洋導向的國家形態 扶南並非高度集權帝國，而是一個以港口城市與河口據點構成的「邦聯型貿易體系」。其繁榮來自印度洋與南海之間的海上貿易，扮演早期「海上絲路節點」的角色。 2. 印度化的開端 扶南透過與印度商人與婆羅門的接觸，引入印度教、梵文與王權神聖化觀念，奠定後來高棉文明的文化基礎。 3. 衰落的結構原因 6世紀後，扶南逐漸衰落，其原因包括： - 貿易路線轉移 - 內部鬆散結構難以應對競爭 - 內陸勢力崛起 最終，被來自內陸的真臘政權所取代。 三、真臘轉型：從水路貿易到陸權農業（7–8世紀） 真臘的興起，標誌著中南半島權力結構的重大轉變。 1. 內陸化與農業化 不同於扶南的海洋導向，真臘轉向以湄公河中游與內陸盆地為核心，建立以稻作農業為基礎的政權。 2. 水利控制的初步發展 開始重視對河川與季風水文的掌控，為後來吳哥水利體系奠基。 3. 分裂與過渡 8世紀後，真臘分裂為「水真臘」與「陸真臘」，政治鬆動，為下一階段的重新整合創造條件。 四、吳哥帝國的崛起：水利國家的極致形態（9–13世紀） 802年，闍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宣告「神王」（Devaraja）體制，標誌高棉帝國正式誕生。 1. 水利工程的巔峰 吳哥文明的核心，不在宗教，而在水利： - 巨型蓄水池（Baray） - 運河網絡 - 洪水調節與乾季灌溉系統 這使吳哥能支撐當時全球最大之一的城市人口（最旺時期的吳哥人口100萬超過同時代北宋的開封府）。 2. 神權與勞動體制 透過印度教與後期大乘佛教的神聖王權，動員龐大人力建造： - 吳哥窟（Angkor Wat） - 巴戎寺（Bayon） 這是一種高度依賴徭役與奴隸的「超大型工程國家」。 3. 區域霸權形成 高棉帝國勢力曾擴及： - 今日泰國東北 - 寮國南部 - 越南南部 成為中南半島的陸權霸主。 五、關鍵轉折：周大觀的歷史切片（1296–1297） 元朝使節周大觀所著《真臘風土記》，為吳哥晚期留下唯一的「現場紀錄」。 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 -...

  文/ 高登黃 引言：在野搭戲台上，看盡時代的風霜雨露 凌煙於 1990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失聲畫眉》，是台灣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草根經典。這部帶有作者親身漂泊經歷的作品，以 1980 年代台灣解嚴前後的傳統野台歌仔戲班「光明少女歌劇團」為背景，透過一位懷抱藝術理想而離家出走的少女「慕雲」的邊緣視角，細細端詳後台人生的悲歡離合。 這不單是一部戲班的血淚辛酸史，更是一面銳利反照的時代鏡子。當我們順著小說的脈絡，將目光從戲台上的才子佳人，拉向 1980 年代台灣變動劇烈的社會政治洪流，便能看見傳統文化的失語、底層畸零人民的情慾掙扎，以及國家體制、地方黑金派系如何聯手踐踏邊緣群體的生存空間。 筆者從當年政治氛圍、媒體變遷、權力壓迫、人物命運、性別研究及當代價值等面向，試圖解讀這隻在時代巨輪下「失聲」的畫眉鳥。 一、 畸形的轉型期：1980年代的政治氛圍與庶民壓抑 小說所聚焦的 1980 年代，是台灣歷史上最驚心動魄、野性生長、也是最混沌的社會轉型時期。雖然台灣在 1987 年正式宣告解嚴，但是威權體制的巨大陰影與「白色恐怖」的殘留餘緒，依然深深制約著人民的日常生活。那是一個「表面正在轉化鬆綁，底層依舊自我禁錮」的畸形社會。 在當時政治氛圍下，長年來以「大中國主義」為核心的主流意識形態，將台灣本土的母語和地方民間戲曲（如歌仔戲、布袋戲、南北管等）壓抑及邊緣化。中央政策對方言節目的嚴格限制，使得歌仔戲等本土藝文表演，無法進入精緻的國家殿堂，只能被迫輾轉淪落成為鄉野廟埕前、不入流的「野台戲」。野台戲班的四處流浪，本質上就是一種被政治邊緣化的漠視與疏離。 底層百姓在威權高壓下，精神生活長期受到抑鬱箝制，這使得他們在面對劇烈變動的社會時，一方面對國家統治體制仍懷著深深的恐懼，另一方面則無助的在道德與感官夾縫中尋求最赤裸的宣洩。 二、 媒體的巨輪：電視、電影興起對野台戲的致命衝擊 除了政治正確上的邊緣化，現代科技與大眾媒體的迅速崛起，更對傳統野台戲帶來了致命性的經濟打擊。1980 年代，電視機已經在台灣農村全面普及，美國好萊塢電影與本土國片（如早期的國語片與健康寫實電影）已然篡位成為主流娛樂。 當人們坐在客廳裡看著螢幕上的五光十色，或者走進戲院享受現代化的視聽震撼時，原本作為農村核心娛樂的廟埕野台戲，瞬間失去了吸引力。為了在慘淡的票房中活下去，「光明少女歌劇團」不得不做出最痛苦、也是最卑微的妥協——在原本神聖的酬神戲演出空檔，引進流行熱舞、鋼管舞甚至色情脫衣舞。 傳統歌仔戲為了生存不得不走向「低俗化」，這正是媒體變遷下本土文化付出的慘痛代價。舞台上的演員口中不再只是早年吟唱的忠孝節義，她們必須在觀眾的口哨及叫囂聲中剝光衣服，這種人性尊嚴的集體沉淪、明目張膽的「賣肉」，成了那個時代傳統戲劇式微最無可奈何的寫照。 三、 體制的爪牙：政治人物與警察對戲班的利用與踐踏 在《失聲畫眉》中，凌煙極其辛辣地批判了威權黑金體制對底層戲班的雙重壓迫。在書中，警察與政客並非秩序與正義的維護者，而是粗暴的掠食者。 1. 警察的索賄與威權恐懼 在那個警察國家、戒嚴體制的餘緒中，公權力擁有支配底層命運的絕對權力。戲班每到一個新的鄉鎮演出，班主林清標首要的任務不是排戲，而是低聲下氣地去向地方警察局「拜碼頭」、塞紅包。如果規費沒有送夠，警察就會動輒以「妨害風化」、「違反社會秩序」或「違規佔用路面」等為由進行高壓取締。這種潛規則般的暗黑勒索，更加深了她們對公權力的恐懼與無奈感。 2. 政客的政治作秀與黑金工具 正逢台灣地方選舉、黑金派系蓬勃發展之際，議員候選人與地方樁腳成了野台戲班的大金主。然而，他們請戲班演戲，根本不是出於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與愛護，而是把傳統戲劇演出，當成「吸票的工具」的舞台。 常常戲演到一半，政客們會強行中斷演出，帶著大隊人馬登上舞台高喊政見口號。在他們眼裡，演員只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甚至為了衝高造勢晚會的熱度，政客會逼迫女演員穿得更加清涼、暴露來吸引目光及選票。政治暴力對傳統藝術的踐踏，在此時達到了最高點。 四、 紅塵的羅網糾葛：主角與後台小人物的愛恨情仇 小說的血與肉，建立在「光明少女歌劇團」後台那群「畸零人」的情感拉扯上。凌煙沒有將她們的故事浪漫化，而是用極具鄉土味的筆觸，描繪出了這群人在命運網羅裡的苦命掙扎。  1.慕雲： 作為帶有作者自身影子的女主角，她帶著純真的文藝幻想離家，卻在後台看盡了人性的污穢與生存的無奈。她是整個戲班悲劇的「見證者」，並在理想幻滅後換來了心智上的覺醒與提升。 2.彩鳳與秀絹： 她們是戲班的台柱與靈魂。彩鳳身為「當家小生」，在台上英氣逼人，在台下則對秀絹有著極其激烈、敢愛敢恨的同性愛戀。然而，飾演花旦的秀絹卻是平靜務實，她深知演出的漂泊無常性，最終選擇向傳統異性戀家庭與物質生活低頭，嫁人離團。彩鳳因此陷入自殘式的瘋狂與絕望。這段「假戲真做」的悲劇，道盡了底層女性在情感與現實夾縫中的無奈。 3.班主林清標： 他是一個典型的草根性大男人。他娶了多個老婆（大嫂與小老婆們），在後台享盡父權齊人之福，卻也常常夾在女人的爭風吃醋中而疲於奔命。他精明、市儈、滿口粗話，逼迫演員跳豔舞；但當戲班遭遇地痞或黑道刁難時，他又會抄起傢伙迎敵展現江湖義氣。他是一位底層生態鏈的壓迫者，同時卻也是威權時代被重擔壓垮的小人物。 4.阿珍與水仙： 阿珍是毫無道德包袱的脫衣舞孃，她拜金、市儈，卻活得赤裸而充滿野性的頑強生命力；水仙則是退役的當家花旦、班主清標體弱多病的小老婆，她天天抱著藥罐子哀怨過去的光榮，她淒涼病苦的晚景，正是秀絹等年輕演員最深沈恐懼的宿命警示。 五、 歷史的輓歌：傳統戲劇式微的深刻文化評論 透過慕雲替代神明發言的眼界，小說對傳統戲劇的式微進行了極為震撼的文化評論。在傳統庶民信仰中，廟埕演出是神聖的「酬神」儀式。然而，在經濟與色情文化的夾縫中，這份神聖性被徹底給瓦解了。 當台下的爐主、廟方耆老與虔誠的信徒們，在神明的低垂眼眉底下，或伸長脖子、或垂涎三尺地看著台上的脫衣豔舞時，慕雲在內心冷冷地鄙視及嘲諷這群人的虛偽。人們把神明供奉上高桌，但卻利用祂們之名來滿足人性暗藏的私欲。 這種「人神共看豔舞」的荒謬場景，宣告了本土傳統藝術的失根與失格。歌仔戲的變質與凋零，其根本原因不在於戲班演員的墮落，而在於整個社會的消費者、政客與權力者，都在聯手逼迫這門藝術向市場的低俗化下跪。畫眉鳥之所以失聲喑啞，是因為環境污濁再也沒有容納牠清脆啼鳴的空間。 六、...

道東堂座落在楊梅區正中心的水美里 長岡嶺下的道東堂 道東堂前的頂湖塘 石門大圳繞嶺支渠   文／鄭紹春（前中華民國駐索羅門群島技術團水利專家） 觀水：生命的溫柔起點 水，無處不在，卻最常被我們忽略。它靜靜流淌，滋養著萬物，卻從不爭名逐利。 老子在兩千五百年前便曾洞察其至高的神性，言道：「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正是「道」在人間最具象的化身。 回溯至三十七億年前，地球上最初的細胞在古老的鹽水中緩慢孕育，那是生命的起點。時至今日，無論生命如何演化，每一尊軀殼依然離不開這片溫柔的懷抱。我們的每一次呼吸、每一場體內的新陳代謝、每一次細胞間的微小交談，都必須在水的溶液中才能完美達成。水，是生命的起點，是生物的奶嘴，是新陳代謝的舞台，更是我們最長情的生命伴侶。 調御：大地的無聲守護 從水利專家的宏觀視角來看，水更是這顆藍色星球上最偉大的調節者。 它擁有極大的比熱，像一雙溫柔的手，在白晝撫平烈日的炙烤，讓氣溫不致過於狂暴；它擁有極高的汽化熱，悄悄儲存了太陽那近乎毀滅性的巨大能量，使地球不致於瞬間燃燒。水以這種冷靜、無聲的方式，守護著大地的四季和諧，編織出春天的鳥鳴、夏日的荷塘、秋天的倒影與冬日的雪融。 人間的萬般詩意，皆因水而生。它以最平凡、最清澈的姿態，展現了最深邃的物理與生態哲理。 尋幽：上陰影窩的時空足跡 講到水與土地的交織，便不能不提到深藏於桃園楊梅上陰影窩的歷史足跡。 打開地圖翻尋，那座承載家族記憶的老宅——道東山莊，至今仍靜靜佇立在楊梅的土地上。而就在老宅的正北方，一方占地廣達一千五百坪的「頂湖塘」，正如同巨幅的翠綠翡翠般橫躺在那裡，在天光雲影下閃爍著微芒。 這片水域之所以能長久涵養生機，其源頭並非封閉的靜水，而是來自一條仍然流動至今的歷史水脈——繞經長岡嶺嶺頭的石門大圳繞嶺支渠。鄭家的道東堂，正巧坐落在這條支渠與民富路一段之間，彷彿被一條溫柔的水脈環抱。水流不疾不徐地穿行於地勢之間，為頂湖塘注入源源不絕的活水，也為整個上陰影窩帶來長年穩定的濕潤環境。 正因如此，這裡並非單一的人工埤塘，而是一個持續呼吸的微型生態系。水岸邊的草本與灌木層層疊疊，季節更迭之間展現出多彩繽紛的樣貌；昆蟲低鳴、鳥影掠水，偶有魚群於水面泛起細碎漣漪。當微風拂過湖面，波光與綠意交織成一幅流動的畫面，讓人不自覺放慢腳步，心境也隨之沉澱。景緻之美，足以讓來訪者在不經意之間鬆開緊繃的心弦。 這座湖塘的存在並非歷史的偶然，而是與清代開墾的拓荒史緊密相連。出生於1715年的鄭家第一代傳人鄭大模，於1735年（雍正十三年）投入「諸協和墾號」，在北台灣的荒野中一鋤一犁地流汗拓墾。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爆發了震動全台的林爽文事件，在戰火與社會動盪過後，鄭大模與同屬墾首的黃燕禮，承接了諸協和墾號的重任，成為該墾號的接班人。 整座上陰影窩一帶，皆曾是先民揮汗開墾的萬頃良田。而這方頂湖塘，正是在那段與天地搏鬥的歲月中，為灌溉稻作而築起的生命之源。 迴響：善利而不爭的功德 韶光荏苒，如今這片土地不再以傳統的種稻維生，昔日的灌溉遺跡，卻在時光的洗練下，反芻成一方洗滌心靈的哲思湖泊。 頂湖塘雖屬鄭氏家族的私產，卻有機緣在未來張開雙臂，接納四方來訪的旅人。讓人們在走過紅塵喧囂後，能來到道東山莊北畔的湖邊尋幽探勝，看風吹皺一池綠水，感受水靈動而沉靜的內在神性。 當人們意識到這片水域不僅承載歷史，更持續孕育生命時，所見所感便不再只是風景，而是一種與自然重新連結的契機。 若能如此，讓這座埤塘轉型為兼具生態保育與心靈療癒的綠洲，那便是一種廣結善緣的功德，也是對老子「善利萬物而不爭」最美的當代實踐。 歸真：如水般的生命智慧 水柔弱，卻能滴水穿石；水低下，卻能匯聚百川。它不爭領地，卻成就了萬物與生態系的欣欣向榮。觀水，即是觀道。 這片上陰影窩的水與綠，像一面澄澈的鏡子，提醒著行色匆匆的現代人：水的普世價值，在於它無私地哺育生命、調節天地、啟發人心。它不只善利於人類，更善利於整個生態系中的一草一木、飛鳥與游魚。 真正的力量，不在於掠奪與爭奪，而在於包容；真正的智慧，不在於佔有，而在於施予。若我們能如這頂湖塘的水一般生活，利人而不爭，施予而不求回報，那麼，在湖水映照出藍天白雲的瞬間，我們便已觸及了「道」的真意，與萬物同歸於內心的寧靜。          

  陳世雄/前明道大學校長 長期以來，台灣許多單項體育協會淪為特定政治勢力的「禁臠」與酬庸工具。部分協會理監事長期由國民黨等政客、地方派系及裙帶關係者把持，將本應服務運動員的公共資源，當作個人營私謀利、鞏固權力的工具。 在這種萬年不倒的黑箱結構下，經費核銷不清、選拔黑箱作業、扼殺選手權益的醜聞屢見不鮮。 當選手在國際賽場上孤軍奮戰時，協會在後方不僅未能提供充足的後勤與專業支援，反而往往成為最大的絆腳石。這種本末倒置的陳年積弊，早已踐踏了體育的核心精神。 要徹底剷除體育協會的腐敗毒瘤，必須採取以下強力手段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一、切斷政治黑手：嚴格限制現任政治人物與地方派系擔任協會高層，徹底落實利益與親等迴避，防止協會家族化與政黨化。 二、財務全面公開： 建立第三方獨立審計機制，所有政府補助、企業贊助與賽事營收必須逐筆公開、透明上網，杜絕任何中飽私囊的空間。 三、改組協會落實選手共治： 開放各協會新會員入會，修法強制提高現役及退役選手在理監事會中半數以上的席次比例，確保運動員在自身專業領域擁有實質的決策權與話語權。 四、建立退場懲罰： 運動部須建立嚴格的評鑑與退場機制，對情節嚴重的黑心協會應立即斷絕補助、撤換高層並移送法辦。 台灣的體育改革不能只停留在修法的口號上。唯有徹底打破封闭的權力結構、讓體育回歸專業與選手，台灣的運動員才能真正擺脫體制枷鎖，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                

  文/陳竹奇（作家，曾任日本筑波大學外國研究員、上海交大訪問學者） 竹內好、孫歌與白永瑞皆為東亞批判思想的重量級學者，但因所處時代與社會脈絡不同，其對於「東亞」的想像側重點各有千秋，從反省日本帝國主義、解構西方現代性，到立足韓國的分斷體制（英语：Division system）探索區域共生。 以下為三位學者的東亞想像核心剖析： 1. 竹內好（日本）：作為「抵抗」原理的亞洲 核心主張： 提出「作為方法的亞細亞」。竹內好認為「東方與西方」並非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種價值哲學。他視日本為現代化的「優等生」，卻也因此喪失了自我主體性。 抵抗精神： 他強調後進國家應透過不斷「抵抗」西方現代性來建立自身的主體性。他將魯迅的「絕望」視為一種能動的抵抗力量，藉由亞洲的異質性來翻轉歐美的單一現代化道路。 2. 孫歌（中國）：超越本質主義的對話空間 核心主張： 作為竹內好研究的權威與東亞思想史學者，孫歌試圖將竹內好的思想「方法化」，並警惕任何形式的亞洲本質主義。 主體與空間： 孫歌的東亞想像建立在「主體彌散的空間」之上，強調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性。他認為東亞不應是被預設為統一的政治實體，而是一個容納差異、讓中日韓等地知識分子進行具體歷史語境對話的機制與場域。 3. 白永瑞（韓國）：雙重周邊視角與共生社會 核心主張：立足於朝鮮半島的分斷體制（Division system），白永瑞提倡從「雙重周邊視角」來看待東亞，跳脫以大國（中、日、美）為中心的霸權框架。 社會人文學：他所想像的東亞是一個「作為過程的東亞共同體」，並非制度性的國家聯合，而是朝向人性尊嚴與和平的區域共生社會。他認為透過韓國的視角，能有效衝擊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並開創新的思想維度。 竹內好（日本）、孫歌（中國）與白永瑞（韓國）是當代亞洲批判文化研究與東亞思想史中極為關鍵的三位知識分子。他們共同的目標是解構「歐洲中心主義」的近代化盲區，但由於各自所處的國族歷史脈絡（日本的帝國侵略與戰敗、中國的革命與大國崛起、韓國的殖民與南北分斷）不同，他們對於「東亞」的想像與建構路徑呈現出既對話又具張力的互補關係。 一、 竹內好：作為抵抗主體的「亞洲作為方法」 日本思想家竹內好（1910–1977）的東亞想像，建立在對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脫亞入歐」路線的深刻批判上。 近代的超克與抵抗的亞洲：竹內好提出，西方的現代性是透過侵略他者來完成的自體擴張。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為了不被侵略而選擇模仿西方，最終自己也變成了侵略者。相反地，他高度讚揚中國（以魯迅為代表）的現代化，認為中國展現了一種「回退」與「抵抗」的精神—在承認自己落後的痛苦中，保持主體性去抵抗西方，這才是亞洲真正的生命力。 亞洲作為方法：竹內好著名的「亞洲作為方法」，強調亞洲不是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劃或文化圈，而是一種「主體性的批判視野」。他認為亞洲必須將自身的殖民與被侵略經驗轉化為普遍價值，進而反過來包容並變革西方，重構整個世界的文化版圖。 二、 孫歌：作為動態知識範疇與溝通媒介的「東亞」 中國政治思想史學者孫歌長期引介與研究竹內好，他將竹內好的精神延續並轉化為當代的亞洲對話方法。 打破實體化的想像：孫歌強調，東亞不應該被視為一個享有共同儒家文化或命運的「實體空間」。過度追求和諧的實體想像，往往會掩蓋歷史上的支配、戰爭與現實的權力不對等（如中、日、韓之間的歷史恩怨與大國沙文主義）。 在矛盾與狀況中「對話」：她將東亞視為一個「知識範疇」與「問題意識的聚集地」。孫歌提出，東亞的價值在於「異質性」，各國知識分子必須透過與鄰國的頻繁「撞擊」與「逼問」，將對方的問題內化為自身的鏡子，從而走出自身國族主義的封閉盲區，共同在具體的歷史狀況中摸索新政治想像。 三、 白永瑞：從核心現場出發的「雙重周邊」與共生東亞 韓國歷史學者白永瑞則從韓半島（朝鮮半島）身處冷戰分斷、夾縫生存的特殊地緣政治出發，為東亞想像注入了極強的底層社會與運動實踐性格。 雙重周邊的視角：白永瑞指出，東亞在世界格局中具有雙重邊緣性。 外部周邊：在以西方（美歐）為中心的世界史中，東亞整體處於非主體化的周邊。 內部周邊：在東亞內部的位階秩序中，台灣、韓半島、沖繩等弱勢地域，長期受到區域霸權或大國（如戰前的日本帝國、當代崛起的中國）的帝國霸權壓迫與價值轉嫁。 核心現場的制度與運動：他主張，對東亞的想像不能依賴國家或政權由上而下的整合，而必須聚焦於「核心現場」（帝國權力矛盾最激烈處，如南北韓三十八度線、沖繩美軍基地、台灣的認同焦慮）。 作為過程的共同體：白永瑞的東亞是一個「追求共生社會的動態過程」。他提倡「社會人文學」，呼籲東亞民間社會、邊陲地域的知識分子與大眾建立橫向跨國連帶，由下而上地解構冷戰分斷體制，實踐更具人性尊嚴的區域民主。 小結：三者如何交織？ 這三位學者的東亞想像，形成了一條從「主體哲學」走到「認識論」、再落實到「社會實踐」的思想脈絡。 竹內好給予了東亞一個精神立足點，我們要用亞洲的抵抗經驗去挑戰、改造西方的普遍性。 孫歌提供了東亞一個思維的工具，我們不要把東亞理想化，而是要在各國歷史與感情傷痕的「不和諧」中，建立具批判性的動態對話。 白永瑞指明了東亞的實踐路徑，我們要站在台灣、韓國、沖繩等弱勢周邊的立場，橫向結盟，抵抗多重霸權，將東亞打造成一個開放、民主且不斷生成的共生社會。 我對東亞的想像，主要建立在「地緣政治戰略、邊陲後殖民反思、海洋與南島史觀」的交織地圖上。透過學術專論與其歷史長篇小說《阿拔泉之霧：台海風雲戰記三部曲》，打破了傳統以大國或單一國族為中心的論述。 我對東亞的具體想像與宏觀視野可以解構為以下四個核心面向： 1. 擺脫「二元帝國」夾縫的後殖民視野 我認為東亞歷史長期籠罩在雙重壓迫中。一方面是傳統中華帝國的擴張與侵略，另一方面是明治維新後崛起、走上向外擴張之路的日本帝國。 邊陲地區的命運：台灣、琉球（沖繩）、朝鮮等地，在歷史上皆處於這兩大帝國體制的夾縫與雙重擠壓中。 共同的殖民經驗：我主張東亞各國不應流於個別的國族史觀，而應將共同面對的殖民與啟蒙雙重性，視為建構一套屬於東亞、反文化霸權的「後殖民哲學」起點。 2. 「島嶼鏈」的殖民記憶與命運共同體 我透過文學創作，將台灣的命運與東亞其他受邊陲壓迫的島嶼相連，構築出一個跨越國界的抗爭與創傷地圖： 從阿里山到八重山：在《阿拔泉之霧》中，將台灣鄒族的自治理想延伸至日本沖繩（八重山）。藉此叩問台灣人：是否能真正理解沖繩人在美日霸權夾縫中、二戰末期及戰後淪為美軍基地的殖民遭遇？ 召喚濟州島悲劇：我也企圖重新開啟冷戰遺緒下，同處帝國邊陲的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歷史記憶，透過文學打破旅遊觀光對歷史悲劇的掩蓋。 3. 以海洋文明與南島史觀重組霸權 對東亞未來的想像必須具有「能動性」，而非僅是悲觀的受害者敘事。 南島與海洋主體性：主張台灣人的認同應超越傳統的漢人拓墾殖民論述，轉向擁抱廣闊的海洋文明與南島語族視野。 分裂與重組的政治想像：在其小說虛構的世界中，想像透過島嶼邊陲子民的情報戰與歷史能動性，促使大國分裂重構（如中國走向民主化）、解除美日霸權壓迫，最終落實島嶼原住民族的自治理想。 4. 戰略上的多邊均勢與文化主權戰線 在地緣政治層面，東亞局勢有冷靜的國際關係巨視觀察： 朝鮮與台海局勢：北韓（朝鮮）並非真正追求半島統一，而是利用美、中、俄等大國的均勢來確保自身政權延續；台海問題則是東亞地緣政治洗牌與美國勢力擴張的核心。 文化主權的戰線：兩岸關係不只是政治對抗，在東亞脈絡下更是一場「爭奪文化主體性」的戰線。台灣的白話文與鄉土文學運動源自世界性的啟蒙，不能被化約為中國五四運動的餘緒或日本思想同化的後果。 總結來說，在我的東亞想像中，東亞不該是一個由中、美、日等大國巨獸支配、宰制邊陲的權力棋盤；而應是一個由台灣、沖繩、朝鮮等擁有共同後殖民創傷的島嶼與邊陲子民，透過土地、母性記憶與海洋史觀，共同聯手反抗霸權、重塑主體性的生命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