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From the passive defense of "relying on our preparedness" to the offensive anchor of "luring the enemy a thousand miles away" --- the path...

  文/陳竹奇（作家，曾任職國安幕僚） 中國對「經緯航太」與其母公司「緯創」的施壓傳聞並非空穴來風，這主要源自於2025年7月中方祭出的實體管控名單，以及後續緯創集團在經營策略上的急轉彎。 中國的出口管制： 2025年7月，中國商務部將包括經緯航太在內的8家台灣國防相關廠商，列入出口管制與實體管控名單，嚴格禁止企業出口給這些台灣企業。 緯創的策略調整： 在中國實施制裁後，緯創集團高層定調「不碰軍工國防」，僅專注於民用與農用無人機領域，並完全退出了國內的無人機標案。此舉在業界與內部引發不少猜測，認為緯創在中國大陸仍有龐大投資與員工，面臨了兩岸政治上的敏感壓力與考量。 經緯航太遭併入重組： 近期緯創集團決定進行集團資源重整，決議讓經緯航太先減資七成，隨後由新成立的子公司「翔譽科技」以換股方式合併經緯航太。經緯航太於合併後依法解散並消滅，此舉引發經緯原始股東的強烈不滿與訴訟風波。 緯創已經實質介入經緯航太的經營，介入又擺爛，那就是故意「癱瘓」。經緯航太是台灣無人機產業的發動引擎，癱瘓了台灣無人機產業的發動引擎，就是癱瘓了台灣的國家核心戰略，想必有人此刻是沾沾自喜。 緯創確實因兩岸政治敏感與中國制裁而調整策略，雖然沒有直接受到中國實質箝制而無法營運，而是選擇「主動退出軍工無人機領域」以保護其全球代工業務。 這完全符合目前中國對台戰略的基本綱領，就是癱瘓台灣的自主防衛力量。中國採取「文攻武嚇」戰略，「以武促統」，並非直接對台灣使用武力，而是透過各種手段來癱瘓台灣的自主防衛力量。 根據各財經媒體的調查與報導，我們看出中國的戰略原則正在不斷運行，蠶食鯨吞台灣的防衛力量。 中國的確祭出了對「經緯航太」的制裁列入出口管制：中國商務部將包含經緯航太、漢翔、中科院等 8 家台灣國防工業廠商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這直接衝擊了經緯航太當時由羅正方主導、積極打造的「非紅供應鏈」無人機布局。 緯創的策略大轉彎：制裁後「不碰軍工」保護全球電子代工業務：緯創身為全球資通訊（ICT）代工大廠，在中國仍有龐大的供應鏈與生產基地。在經緯航太遭到中國制裁後，牽動了敏感的兩岸政治神經。緯創管理高層為避免整體集團遭到中國更大規模的牽連或制裁，決定策略大轉彎，明確表態「不朝軍工方向發展」。創辦人黯然離職：由於經營理念與緯創不碰軍工的方針不合，經緯航太的創辦人羅正方已離開經緯，並賣掉手中持股。 緯創解散經緯航太，強行整併引發內鬨公司將「消滅解散」。緯創決議將經緯航太進行大幅減資 7 成，隨後併入旗下另一家 100% 持股、主要負責智慧系統代理銷售的子公司「翔譽科技」。合併後經緯航太將正式消滅並依法解散，改由翔譽科技為存續公司，等同抹去經緯原本的軍工色彩。原始老股東火大提告。緯創這一連串「先減資、再低價換股」的收編動作，引發經緯航太原始股東與法人的強烈不滿。大股東控訴此舉根本是刻意把老股東的股權「洗掉」，目前原始股東們正準備對緯創經營團隊提出法律訴訟，雙方矛盾全面引爆。 總結 緯創並不是在技術或營運上被中國勒索控制，而是出於商業利益與政治避險的考量，在中國出手制裁後，主動割捨具有敏感情資的「軍工無人機」業務。這場商業聯姻在維持兩年後變調，也反映出台灣科技大廠在跨足國防產業時，難以擺脫的兩岸地緣政治枷鎖。而中國這支幕後黑手到底扮演何種角色，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緯創的舉動正一步步實現了癱瘓甚至消滅台灣無人機產業的戰略目標。

  在愛丁堡的轉角遇見文學 1994年夏天，我以大會主席的身份，在英國愛丁堡大學主持「平行與分散式模擬研討會」（PADS 94）。這是一場雲集世界資訊學者的盛會，我們熱烈討論如何藉由分散式系統提升電腦模擬的效能與規模。會議議程緊湊，演講與辯論一場接一場，但在某個午後，我仍抽出時間，走進位於市中心的蘇格蘭國家圖書館。 圖書館外觀莊重典雅，矗立在大學與舊城區之間，散發著歷史與學術交織的氣息。我原本只是想暫時遠離技術性的密集思考，隨意翻閱藏書，稍作休憩。未料在一處特展區，我邂逅了一場關於穆麗爾・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2006; 圖一）的展覽。 圖一: 斯帕克 展櫃裡陳列著她的初版小說、詩集、評論文章，以及部分手稿的複印本。我對斯帕克並不陌生，她的代表作《珍・布羅迪小姐的青春》早已因改編舞台劇與電影而廣為人知，但那天我第一次如此貼近她的創作核心。站在《苗條佳人》與《駕駛座》的手稿前，我看見密密麻麻的增刪註記，字句精煉而銳利，宛如手術刀切開日常，卻依然保有詩的節奏。那一瞬間，我彷彿踏入一個冷冽卻充滿張力的敘事宇宙。 正當我凝神細讀時，一位年輕女士走近。她注意到我專注的神情，微笑問道：「您也是研究文學的嗎？」我略帶尷尬地解釋，其實我是來參加電腦科學會議的，研究的是「平行與分散式模擬」。她聽後先是一愣，隨即笑道：「真巧，這和斯帕克的小說很像呢。」我正要追問，她補充說：「我是這次斯帕克作品的策展人。」 她說，斯帕克的小說裡，人物與情節常像分散的線索，各自展開，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交匯。「您研究的模擬技術，不也是讓許多獨立的單元協同運作，最後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果嗎？」這番比喻讓我忍不住笑出聲來，同時深深折服於她的洞見。她以文學的語言，捕捉到了分散式模擬的本質。 我們並肩站在展櫃前，她指著一頁手稿的修改痕跡，告訴我斯帕克如何苛求文字的準確與節制：「她總說，寫作要像發電報，刪去所有不必要的詞，只留下最鋒利的那些。」我聽著這句話，腦中立刻浮現我們在模擬研究中追求的原則: 以最小的計算成本，換取最大的準確度。科學與文學在此刻意外交會，竟呈現出異曲同工的境界，毫無違和感。 離開前，她微笑著對我說：「也許文學與科學並沒有那麼遙遠。」我深深點頭。在愛丁堡這座城市裡，理性與詩意並非對立，而是在偶然的縫隙間互相照亮。 許多年後回想起那個午後，PADS94 的技術討論依然是我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但真正讓我長久回味的，卻是這段意外的邂逅。它讓我明白，最深刻的洞察往往不在專業的高牆之內，而在跨越領域的對話與碰撞之中。科技若只專注於計算，終將淪為冰冷的技藝；唯有保持對人文的感知與開放，才能讓模擬不僅服務於效率，更觸及生命經驗的核心。 1994年的愛丁堡，在國家圖書館的那道微光，至今仍時常閃耀在我心中。它提醒我，無論模擬系統多麼複雜，都不該忘記敘事的本質，因為故事，才是人類理解世界最古老也最深刻的方式。

  深入論述特定 台灣媒體集團 或及大型傳產企業 過去受美方關注的 FARA 相關案例. 在美國的法律框架下，針對台灣特定媒體與傳產企業的監控與 FARA（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相關的案例分析如下。雖然台灣企業目前較少直接出現在司法部已起訴的 FARA 登記清單中，但美方對其「親中」行為的追蹤已形成具體的法律壓力。 台灣媒體集團：從「言論自由」轉向「代理人審查」 美方關注台灣媒體的核心在於其「產權與資金來源」是否受中共控制。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 (Want Want China Times Group)： 關注焦點： 該集團及其主席蔡衍明長期受到美方與台灣監察機構的密切關注。美方報告指出，該集團接受中國政府的高額補貼（來自旺旺控股在中國的業務），並在報導中顯現親中傾向。 FARA 相關潛在風險： 雖然目前該集團在台灣運作，但若其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如中天美洲台或其在美發行的報紙）被認定直接接受中共指令進行「心理戰」或影響美國輿論，美方可依 FARA 要求其註冊為外國代理人，類似於對新華社 (Xinhua) 或 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的強制要求。 2026 年最新動態： 有建議指出美國應考慮取消親中媒體高層的美國簽證，將其視為干預現狀的協作者。 網路宣傳案例 (新黨王炳忠案)： 案例細節： 台灣檢察官調查發現，新黨發言人王炳忠曾收受國台辦資金運作「燎原新聞網」，用於發展共諜組織。 美國連結： 這類由中國直接出資的「新聞網」若在美有相關活動，將直接觸發 FARA 的刑事調查。最近在 2026...

文/王至劭（台聯政策顧問、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國小的時候，老師有跟我們說「走路靠右邊」，但後來我覺得這個樣子很不舒服，摩托車、汽車等等行車方向和我同方向，我老是怕哪個不長眼的從我後面撞了上來，怎麼被撞的都不知道。因此後來我走馬路，我就儘量靠左邊，除非有人行步道，那就無所謂。 十幾年前有一次在台中市區走路，因爲騎樓很多摩托車和其它障礙物，沒有辦法走騎樓，所以我就靠馬路的最左邊慢慢走。走了一小段，看到一名三十幾歲的婦女騎著小摩托車從騎樓小坡坎準備下來，我的位置剛好離她大約只有1.5公尺，她一直在看左手邊車況，我在她的右前方她完全沒注意到，我大約等了三秒鐘，開口跟她說：「要注意！」她完全沒聽到，繼續看左邊，再等兩秒鐘我又講了句：「要注意！」可能因為街道嘈雜，她還是沒聽到，還是一直看左邊，再過兩秒鐘我大吼了一句：「要注意啦！」她渾身抖了一下，猛然轉過頭來，說：「嚇我一跳！」接著，她用不以爲然的口氣指責我：「走路要靠右邊涅！」我沒搭理她，迅速走了過去。但是我心裡也很不服氣，爲什麼走路要靠右邊？我滿二十歲的時候就有考過摩托車和小轎車駕照，沒有任何一條規定說行人走路要靠右邊，我讀國小的時候車輛非常少，現在不一樣了，還能靠右邊嗎？ 一陣子後，和太太回她大甲的娘家，她爸爸接受過六年的日本教育，從小就很會念書，日文學得非常好，也喜歡日本文化，小六下的時候差點參加日本神風特攻隊，是他的爸爸叫他哥哥去屏東大鵬灣那邊把他抓回來。和岳父談這事，岳父告訴我說：「台灣人以前走路是靠左邊的，這完全是學日本的，日本以前有很多步小徑，而日本男人很多有佩刀，刀都是配在左邊(用右手拔出)，走路如果靠右邊，路太小刀如果撞到，日本人認爲那是非常嚴重的事，可能刀拔出來就要互砍了。因此，日本人自古以來，大家走路靠左邊。」後來我才知道，台灣在日本時代車子也是靠左邊行駛，一直到1949年國民黨來了之後才學美國改爲靠右行駛。 台灣人很多陳腐、守舊的觀念、思想相當嚴重，我再講一個例子，以前我讀大學時，曾經抱怨給一個同學聽，我說：「我們考試時間都只有五十分鐘，大學聯考數學、物理等等也只有八十分鐘，時間太短。」我那同學說：「根據科學家研究，人的注意力很難超過五十分鐘，所以我們上課都是五十分鐘，考試考太久是不正確的。」我當時沒有再回他話，但心裡很不以爲然，所謂上課五十分鐘，那是經常性的，而我們並不是天天考試。筆者在美國和英國都念過書，重要科目都是考三個小時，有的根本不能上廁所，也有老師會特別說：「想要上廁所必須經過我同意。」 此外，還有一件事情令我覺得揪心： 我太太的哥哥是受國民黨教育的，娶的老婆是湖南人，有一次我岳父在說日本人好話，罵國民黨貪污、腐敗、沒原則，他就很不高興，說我岳父不對，他還說：「國民黨是缺點很多，但這畢竟是我們自己的政府(馬英九剛上任)。」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政治、社會經驗，應該互相體諒、諒解，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問題，多多體諒別人。人的觀點會有不同，也可能會有高低，但他個人的經驗應該獲得尊重。例如，有人不敢吃牡蠣，因為以前有次吃了兩顆，狂吐三天，不管是他體質特殊，還是剛好吃到不潔牡蠣，那是他的經驗，尊重他，他不吃就不吃，不要試圖強迫他吃牡蠣。

  文/李建畿(福和會副理事長、前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理事長) 今天一早從高雄搭飛機到馬尼拉參加NNAF2026亞洲非核論壇，順便拜訪台灣駐菲律賓代表處，我們前空軍中將退伍被派任駐菲律賓的李公使特別安排一位友台菲國教授來跟我們簡報座談印太戰略，在這印太戰略第一島鏈圍堵中共武力犯台的當下，李將軍的角色更形重要，也讓我們同行的幾位在國外學政治的年輕人如魏揚，張安安，林冠伶，施芳瓏等人見識一下外交戰場。 跟我同房的是15年前在福島參加NNAF 的印度反核人士Mr。X,他是美國政治學教授，在美國教了12年書，2001回印度後就參與反核運動，2011參加福島NNAF後,護照就被政府沒收了，14年不能出國，今天最高法院才判定回復，才能再來菲律賓參加，他是住在印度最南端，素食主義者，兩個兒子，一個在德國，一個在美國學開飛機，他家30km外那裏就有兩座大核電廠在運轉，另4座還在興建中，他很羡慕台灣能成為亞洲第一個成為非核家園的國家，他也關心台灣的未來，怕台灣像香港一樣被中國併吞，我說台灣一分一秒都不曾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過，中國完全沒有權利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的國名是中華民國，也是因為蔣介石的軍政府在二戰日本投降後，受聯軍之命託管，最後竟然由託轉佔，實施39年的戒嚴法，殺害台灣精英後，留下來的後遺症！ 他也知道中國不只在台灣軍機軍艦擾台造成台海緊張，更在南海菲律賓，越南，印度北方的克什米爾，侵犯別人的主權！是個流氓國家！讓全世界同聲譴責，抵制中國，我不相信習近平的政權還能活多久！

  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毛澤東利用群眾的領袖崇拜和集體狂熱，鼓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對異己的黨內外力量和黨國體制，以階級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之名進行打擊。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利用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以暴力揪下與其意見不合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並將之殺害，並縱容狂熱而無知的紅衛兵四處串聯，破壞歷史文物、挑戰公權力與社會秩序，並任意侵害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和幸福。     1974年11月10日，有廣東省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肄業生李正天、廣州市第十七中學高級中學部應屆畢業生陳一陽、十七中肄業生廣東水產製品廠鍋爐工人王希哲，在廣東省人民廣播電臺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指導下，以共同筆名李一哲，在廣東省廣州市張貼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藉由批判「林彪體系」，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的問題。中共廣東省委員會第一書記趙紫陽下令保護李一哲等人之人身安全，由宣傳部以筆名宣集文對大字報進行批判，批判文件附有大字報原文向全國各地發佈，同時並組織批判會，允許李正天公開辯論達上百場。     趙紫陽轉任四川省委書記後，李一哲等人即以反革命遭到逮捕，直到1979年2月，始為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主持平反。 它為結束文革作了思想準備，也開啟了隨後的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的先聲。 主持人（溫大同）： 歡迎收聽《兩岸新聞導報》，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訪問的是曾建元老師。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 溫大哥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溫大同： 上次的節目在第四集裡面，我們介紹的是〈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接下來在中國共產黨全面地跟知識份子翻臉，而且違背自己的承諾，無恥地鎮壓民主人士這樣的背景之下，共產黨的威權更加地旺盛，毛澤東在民間的威望，甚至非常非常高漲。這樣的情況之下，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他不但沒有因此失去民間的支持，反倒是年輕人對他狂熱地崇拜，──這裡可見得宣傳和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當然我們不太理解中國大陸那時候，到底是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那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然後接下來在1966年，他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用暴力和不合法的方式，把他們那些黨內的高層，包含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都把他逮捕，然後下獄甚至殺害。在那個時代，很多年輕的學生／紅衛兵到處串聯，到處去針對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破四舊和立四新，不管是破壞文物、破壞歷史古蹟，而且還對於當時被認定為有問題的壞分子，對他們打擊、羞辱甚至殺害。我覺得這一段確實後來被認為是浩劫。這一段歷史，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你怎麼理解它的成因跟它的過程？ 曾建元： 　　基本上它是毛澤東在黨內發動的一次政治運動、政治鬥爭。他是以文化大革命為藉口，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他在1953年至1956年完成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在持續推動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政治運動中遭到重大挫敗，胡搞了半天之後，被迫下臺，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位，但仍保留中共中央主席位子。為什麼失敗呢？毛澤東思考再三，就是臺上的這些牛鬼蛇神的錯，原來他們是走資派。這其實就是給人戴帽子，因為在之前的各種政治運動當中，劉少奇也是非常重要的打手，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就是劉少奇捧出來的。所以文革是一次黨內的政治鬥爭，它的本質是這樣子的。 　　因為整個黨國意識形態機器被共產黨中央所控制，所以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啟動黨的宣傳機器，你在國內就很難有可以跟他競爭的媒體力量或者是發聲的管道。中國大陸人民因此被蒙蔽了，失去多方面的資訊來源，而被共產黨徹底洗腦，所以毛澤東才有機會成為紅太陽。我們現在想這是很荒唐的事情，在臺灣很難想像人們怎麼會這麼瘋狂地崇拜這樣的一個領袖，其實都是一個被洗腦的社會化過程。共產黨非常理解這個機制，所以緊抓著洗腦的意識形態控制不放。像現在的中國大陸人民，很多還存在著愚昧的黨國領袖崇拜，跟那個時候的思想結構沒什麼大的改變。 　　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標榜無法無天，…… 溫大同：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曾建元： 所以呢，對學生來講，哇，簡直是快樂得不得了！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不曉得是哪裡來的權利，搞革命，不用去上課，然後國家幫你付車錢，你要到哪裡串聯吃喝玩樂不用錢，不爽就燒砸打搶，學生其實是不受拘束的，但也是沒有教養的時代。 溫大同： 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認識一個現在在澳洲的人，是文化大革命時的參與者。小孩子嘛，紅小鬼，他自己的看法是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民主運動。為什麼？因為他們這些人可以自己組織團體，自己來判定誰是對的、誰是不好的，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認為那個時代，是一個民主的時代，而且後來鄧小平他們在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是想講說，我們不要大民主。他用「大民主」，稱有「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些權利。你怎麼看，這是所謂的民主嗎？還是說這種民主是一種錯覺，你怎麼理解？ 曾建元： 這是錯覺。你說民主，就要有一個制度，建立一套關於政治權力競爭的遊戲規則，所有人都可以來自由競爭權力和資源，這才是民主最基本的定義。如果你缺乏權力競爭制度的要素，這個沒有的話，什麼全過程民主、大民主都是虛假的。而所謂自由，臺灣人受三民主義教育影響，就比較清楚孫中山引述的英國彌勒（John Stuart Mill）的這個觀念：「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自由必須要以尊重別人自由為界限，群己權界，尊重別人自由，尊重他人的人格，不同意見之間，也是基於我保護你的自由、保護你的權利的基礎而展開對話。但是我們看到文化大革命，其實是暴動，號稱無法無天，卻崇拜單一無上的統治權威，對於異議者，全面地 對抗和消滅，像黑社會的流氓混混一樣。 溫大同： 　　對，它事實上有某種程度的弔詭。第一個，它對於毛澤東權威的崇拜；第二個，它又對於校長老師的權威加以踐踏，最有名的就是宋彬彬，在1966年8月5日的紅八月事件中，把他們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遊街示眾，在凌虐數小時後，把她活活打死。而且非常典型的就是，毛澤東還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她，給她戴了「紅衛兵」袖章，還問說：「妳是什麼名字？」「我叫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毛澤東回道：「要武嘛。」。這是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畫面。這種對於特定權威的崇拜，卻宣稱要打倒其他的權威，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弔詭的社會心態。對於年輕人來說，真的是一個令人瘋狂的狀態。 曾建元： 　　是，我認識過幾個紅衛兵，其中有從廈門游泳逃到金門而來臺灣的凌耿（郭坤仁）。他們在談到過去那一段的時候，的確像剛才溫大哥這樣講的，有些人還是眉飛色舞。他們的學生時代，他大字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沒有人管他，反而是共產黨在鼓勵。所謂的社會主義道德，可能在那個時候達到高峰。這些青年學子、紅衛兵，他們的思維就是非常單純，反正就打倒一切不平等，或是要除四舊，因為他沒有受到完整的教育跟文化上的教養，他不懂得去品鑑、去欣賞、去珍惜文化，所以只會用共產黨的那套階級鬥爭的觀念去看待他們眼中覺得是不對的事情，而沒有價值多元的觀念。所以你看到的紅衛兵就是打家劫舍、燒殺掠奪，非常沒有規矩，但這個行為又受到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鼓勵。 　　我們臺灣人說：「教歹囡仔大細」，上樑不正下樑歪。這個黨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真的文化浩劫，真的是瘋狂到讓人對於人之間的基本尊重都泯滅了，然後把中國原來建立在家庭倫理關係上面的社會倫理關係完全打破。我記得文革的時候，我正在唸小學，學校老師跟我們講，說共產黨說：「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們聽了就感奇怪，怎麼會這樣子呢？我們在臺灣也不會覺得蔣總統比我們父母還親，沒有那麼離譜，不會到這種程度。所以文化大革命它破壞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價值體系，整個文化基因徹底突變了，不是變好，而是變壞。文化大革命，它帶來的問題就在這個地方。文化大革命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有17年了，但是民主的制度，並沒有建立起來，而是透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清洗，在獵巫，承認異議者是一個公民乃至平等的政治競爭者，這個觀念從來沒有被建立起來，異議者不是被認為是階級敵人，就是國家的敵人。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歷年政治運動的高峰，而且它影響的是一代年輕人和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成長的這一代人，在中共建國之後成長的中國人，在這樣的教育觀念、社會文化氛圍下成長的中國人，不是怪胎，就是異形了，而更大的問題是什麼？十年學校關門了，共產黨黨內一反撲，就把這些失學的青少年紅衛兵丟到牛棚去了，去上山下鄉，去支邊了。到了情況無法收拾，再用國家的力量，甚至動用軍隊來鎮壓這些人。這個模式很像反右派鬥爭，一樣引蛇出洞，最後再一網打盡。共產黨對付當時的中國大陸青年學生，方式一樣，先讓你出來造反，幫它打倒它要剷除的黨內敵人之後，你的利用價值沒有了，然後再來收拾你。這種政治鬥爭手法，在毛澤東手上的不同時期，都是這樣在玩。 溫大同： 　　您剛剛有談到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破壞，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譬如說，薄熙來鬥爭他爸爸薄一波，把他爸爸肋骨打斷，結果他的爸爸還非常地高興，覺得這個小孩子很有出息。那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扭曲人性的時代，而且我們不得不注意到一個現象，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層的領導人習近平，就是那一代成長的人，他們的腦袋裡最高的理想，是人類的命運共同體，解放全人類。但是接下來他的鬥爭手腕，他對於權力的掌握， 我覺得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 曾建元： 在紅衛兵彼此之間，後來也發生戰鬥，武鬥非常多，真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甚至還去搶軍火庫，把槍砲都拿出來在街上對幹。 溫大同： 這哪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整個社會秩序全部都沒了。 曾建元： 可是我還想談一句說，當時西方世界對文化大革命，卻有另外一種因為資訊的封閉和冷戰的關係，在西方的左翼文化圈中形成一種錯誤的、距離的美感，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覺得文革是浪漫的文化反叛。後現代主義，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潮中在西方捲起來的。 溫大同： 所以，有夠荒謬。 曾建元： 的確，但是它在西方社會帶來新的思潮，「反」的文化，膽敢去挑戰既有的一些價值。 溫大同： 1968年的全球學生運動風潮，文革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曾建元： 甚至對我們臺灣也發生影響。因為當時日本有國立東京大學事件，美國有新左派、反戰和民權運動、法國有五月風暴（Mai 68）、捷克斯洛伐克有布拉格之春，臺灣和海外留學生有保衛釣魚臺運動，都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全球外溢的現象，而主要是學生運動間的共振。 溫大同： 對，我們在談到文化大革命，事實上也要看到這樣一個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性的現象。 曾建元： 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表現。在西方社會，挑戰傳統權威的結果，因為它有尊重不同價值的文化，所以促成了後現代文化和整個社會的進步。但在中國大陸，由於欠缺對於不同文化價值的尊重，帶來的是文化和倫理的巨大災難。 溫大同： 在全世界，事實上是一個價值多元的表現，可是在中國大陸，卻是價值一元化的極端呈現，是個非常非常強烈的對比。 我們講到這邊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我們再談相關的話題。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曾建元老師今天要跟我們談的主題是：〈中國文化大革命跟《李一哲大字報》〉。接下來我們再看這個《李一哲大字報》。 《李一哲大字報》是發生在1974年，廣東省時有三位年輕人，一個是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肄業生李正天、一個是廣州市第十七中學高級中學部應屆畢業生陳一陽、還有廣州市第十七中學肄業的廣東水產製品廠鍋爐工人王希哲。他們在廣東省人民廣播電臺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的指導下，用他們三個人名字各取一次叫李一哲發表了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提出非常多關於自由民主與法制的討論。因為之前1971年有913事件，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林彪逃走然後墜機死在蒙古國肯特省溫都爾汗，林彪是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這事震撼中國大陸各界。郭鴻志、李正天都因清階級隊伍被林彪集團的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關過了幾年，因林彪出事而獲得平反。李一哲集團四人透過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當中，對於當下的社會制度，提出了非常清晰和深刻的批判，轟動廣東，也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民主運動。 接下來到1976年，懷仁堂政變粉碎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四人幫，文革結束。1977年李一哲集團四人被捕而且被宣佈為反革命集團，直到1978年12月才獲得了平反。所以這是一個在文革後期發生的事情，那時候在臺灣也都赫赫有名。 我們都知道這個《李一哲大字報》，那時候臺灣人人都關注，因為臺灣反共，像這一類的中國大陸內部對共產黨的批判，政府都會大肆宣傳，所以那是蠻赫赫有名的一個事件。曾老師，你怎麼從民主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曾建元： 的確，那個時候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所以青年學生向天借膽，有話敢講，敢發表大字報。我們看到的確很多人早慧，所以他們去思考社會的問題，有時候比那些個狂熱的或者蒙昧的大人們看得更清楚。《李一哲大字報》中的三個撰稿者，分別是高中畢業生、大學肄業生和高中肄業工人，那個時代的那一輩青年人，我有些還認識，現在都已垂幕。我覺得他們像那個漆黑宇宙當中閃爍的小星星，不是巨大的恆星，是小星星，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它的光亮。這些年輕人他們看到他們所置身的中國社會是這個樣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可能很多人和早期的紅衛兵，原來是非常欣喜迎接文化大革命的來臨的。他們這些早慧的青年，後來就開始對於文化大革命產生懷疑，對這個社會和政治結構開始思考和批判。不管他們日後個別的人生發展怎麼樣，當時這些人的勇氣，他們的觀察和智慧，我還是欣賞的。 溫大同： 我看了一下他們其中的一些內容，我覺得他們對於民主自由，還有對中共那個特權社會的批判，其實他們已經有了像南斯拉夫吉拉斯（Milovan Djilas）寫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那樣的觀念。我的意思是說，其實他們對共產黨這樣一個極權社會，共產黨自己成為一個新階級的這樣一個現象，他們都有發現，而且都能夠提出來。這裡所看到的是，即使在一個極權的社會之下，人們的判斷力、認識力還是無法完全被掩蓋的，有思考力的人，只要有機會，而且他有勇氣，政治上有一定的空間讓人們講，這些時代的智慧就會出來。我們在資料當中看到，《李一哲大字報》出現的時候，有多少人去抄錄、轉述，甚至黨國組織內部也有討論。他們本來就是要接受批判的，可能因為有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暗中保護，中共黨內的開明、比較自由派的領導剛好在廣東，所以事實上也形成了名為批判實為學習的大眾教育效果。 曾建元： 　　其實大家到街頭去討論公共事務的這種氛圍，在臺灣還看不到。它是一個非常畸形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說，文革的這種大鳴大放，只是一時的政治鬥爭的過程，如同烏雲密佈的時候，突然間有天光露出來。它的問題是說，它並沒有真正地掌權，掌權的是共產黨，沒有一個力量能真正地去挑戰共產黨。所以當共產黨決定要去鎮壓的時候，大字報、民主運動，就都不見了。 溫大同： 　　非常有意思的是，資料當中有說陳奎德先生說，《李一哲大字報》為結束文革做了思想準備，也開啟了隨後的四五運動跟民主牆的先聲。我覺得以那時候的效果，確實可以這樣地評判。不過您剛剛有談到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也就是說，即使這樣的一個類似暗夜當中的流星，或是暗夜當中的閃電，稍縱即逝，我們看到，事實上在中國大陸，這樣的現象一直都是存在的，甚至到習近平掌權時代，我們以為已經沒有了，還有白紙運動，還有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拉布條，還有前一段時間（2024年）河南鄭州學生集結夜騎腳踏車到開封，都是看起來非常非常浩大的民間意見的集體表達，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見表達，它就真的好像暗裡夜的閃電，又好像是周而復始、生生不息的。 曾建元： 　　其實某種程度上都是被鎮壓了！ 　　要期待另外一波的民主運動，它必須是沒有受到鎮壓影響的下一波的青年學生上來，恐懼的經驗和記憶不再附身。阻礙中國民主化的關鍵點，就是黨國體制，這個黨國體制和人類有史以來的所有暴政相比，都是一個全新的統治形態。因為它的控制深入到生活世界，它有國家的警察制度深入到社會基層，然後有國家的洗腦教育到你的心裡，到你的腦中。傳統中國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這種現象在極權社會當中完全不存在，你任何一個人，最終乃都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這是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的統治下，70年來不知出現了多少人為的政治災難，死了多少人，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仍然屹立不搖，它就是靠這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極權統治，才能夠安坐它的江山直到現在。所以我覺得，全人類要解放，就必須要先去解決這個極權黨國統治形態的存在所帶來的問題。 溫大同： 我想在談《李一哲大字報》的時候，我們也會去看一下這幾位人士。李正天，他本來是美術學院的學生，他後來成為美術學院的老師，我看他也有蠻多著作的。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者。李一哲集團後來是習仲勳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時平反的。習仲勳的兒子就是習近平，他是在中國大陸內部，進入到體制裡面的。那我們就不得不談我們在海外經常有機會往來的王希哲先生。王希哲先生在海外民主運動當中，一直都是佔有一席之地的人，而且他算是老民運，應該說沒有人會忽視他的存在。我們大致上也都知道，這個人他本來在共產社會當中支持法治民主的，可是他到了海外以後，他的民族主義認同，勝過了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他公開主張，如果臺灣要尋求獨立的話，他要支持共產黨把臺灣給消滅。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裡面，民族主義跟民權主義，到底你最後要選擇哪一個，就是一個歧路。王希哲先生是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 曾建元： 你要成為神還是鬼，你的靈魂是上升還是下去，那個界限就是在於這個民族主義跟民主／民權主義的選擇，後者是建立在對個人的自由的尊重的基礎之上。對於成為什麼樣的人，成為哪一個國家的人，我都尊重。極端的民族主義像孫中山講的只有國家自由。追求國家自由，最終要犧牲個人自由。所以這兩者如果極端地發展，它是衝突的。 　　民族主義極端化以後，你必然會壓制反對者，民族主義許多走向了帝國主義。個人主義，那該怎麼辦呢？你對於這些異議的聲音，你要怎麼面對它呢。考驗你是不是一個真誠的、民主的信仰者，若你不是用一種制度化的機制來維護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力的競爭。你如果不尊重這種機制，還是用共產黨慣用的階級敵人、國家敵人的敵我矛盾思維和政治鬥爭手段要消滅對立面，那就完蛋了。 溫大同： 　　是，我覺得所有的知識分子，不管在臺灣、在中國，都面臨到一個抉擇，就是在民族主義跟民主之間，當這兩個你只能選一個的時候，你要以哪一個為主。那是一個歧路，對，有時候不能兼顧。沒辦法兼顧的時候，你要選擇哪一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曾建元： 　　回到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Marxism）。馬克思主義理想的國家是什麼呢？《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裡面講，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你國家一定要建立在自由人的基礎之上，沒錯，人們自由的政治選擇。因為這個國家，它的社會制度保障，讓每個人自由可以充分發揮，每個人創造力，他的人格可以充分地外現，所以我們才喜歡這個國家，我們才共同結合成為這樣的國家，正因有這個國家制度的整體進步，每個人都有餘裕可以充分投入他喜歡做的事情，這個文化就會多元進步。到最後呢？馬克思主義就想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不需要為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來進行鬥爭，或者是違法犯禁，這時候就不需要法律，甚至國家這種暴力的機構也不需要了，都消亡了。因為社會會自治，人有自由，他也會有自主的判斷。這是很烏托邦的想法，是左派的理想。如果你真的要追求社會主義這樣的理想的話，你就不可能去強調民族主義，強調愛國主義，要犧牲個人自由去成就民族和國家。所以我們說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他們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它是一個異形。社會主義的異化，我們在中國大陸充分地看到。我們如果能夠把這些道理講清楚，中國大陸的人民如果還相信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或者21世紀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思想，它最核心的，還是要從人的本質自由這邊出發，那你就會對於他講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實暗地裡是一種大漢族主義和專制主義的論述，對於這種黨國的作為，是應該要有所批判和抵制的。 溫大同 ： 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到現在基本上已經不太能夠宣揚共產主義的價值，現在反倒只能用民族主義來號召人，這也代表了他們思想的破產。民主的價值，尊重人權，尊重每一個人自由，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這也是中國大陸的《李一哲大字報》當中所呈現出來的精神。 曾建元： 現在兩岸之間，長期捲入到統獨的論爭，各自內部、或者是雙邊之間，關於統獨的各種爭論不休。其實先要有獨立和自由的個人，才有接下來我們在談的是不是我們要成為一個聯合體，才有統一的問題。所以對於個人自由的尊重，對個人認同的選擇的尊重，是非常基本的社會主義道德。 溫大同： 所以從對個人的意志自由的尊重，衍生的其實就是自決權。人跟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尊重。每個人都有自由，我們要在一起，還是要各自獨立，都是無妨的。就好像英國跟美國，他們同樣都是民主國家，並不因為美國曾經鬧過獨立，打過戰爭，自英國分離，就永遠都是仇人。 曾建元： 　　我們談到《李一哲大字報》，我覺得令人最感慨的地方在這裡，因為我記得《李一哲大字報》，我最早認識它，是在《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本》裡面。所以我有機會認識王希哲的時候，其實我原來還保留著學生時代的敬意。的確也是了不起，想說他高中時領導過紅衛兵而肄業，《李一哲大字報》運動時年紀也大不了幾歲，26歲，他怎麼能夠寫出這樣了不起的東西。可是他最終沒有辦法超越自己。 溫大同： 　　而且可以說是墮落了。 曾建元： 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面，我覺得他們也深受到文革的傷害，表現在那種對於集體主義的崇拜，對於敵人意欲除之而後快的心態。 溫大同： 而且他思想的混亂，可以說到達無以復加的地步。我曾經聽他講過一句話，因為我也見過他，他說如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統治了中國，也就是說它如果成為像滿清政府這樣子，入主中國，那我們就不會反對日本了。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我們消滅，所以我們反對日本。他的民族主義變成這樣子，荒謬到極點。你把我完全奴役了以後，我就認同你，你沒有完全奴役我，我就反對你。他的民族主義概念竟然是這樣，真的好好笑。 曾建元： 對啊！所以很令人感慨。王希哲先生跟我還是臉友，我也會不時跟他打招呼，我把他當成是一個用來自我警惕的錯誤示範，要自我警惕，不要變成像他這樣。另外一方面，我也是尊重他是老人家。他數度表達，希望說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邀請讓他再來臺灣，至少我沒有答應。 溫大同： 對，他在臺灣公開宣揚他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臺灣，我們怎麼會歡迎這樣的人。 曾建元： 他期待他恩人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解決臺灣問題，這我就沒辦法接受，所以我就沒有歡迎他。 溫大同： 他來臺灣幹嘛？你來臺灣講這些東西幹嘛？你對這個土地一點都沒有基本的尊重。你難道可以在美國說，我希望共產黨把這個美國給滅了，美國能夠容許這樣嗎？任何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時候說，我支持美國把中國給滅了，中國人可以接受嗎？對不對，我覺得這是常識。怎麼會這麼狂傲，莫名其妙。 　　今天節目時間關係，我們就進行到這裡。謝謝曾老師，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 曾建元： 　　好，再見！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5月17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6月18日中午12時1刻 新北板橋喬崴萊芬園校畢

  --Jesffer風險投資講座第二二五講： 視頻位址： https://youtu.be/4aO7cKWOCNo 我們繼續架構元素及文稿內容十五、投資條件 Deal Conditions。 我們就來仔細詳談及探討● 投資條件這個商業計劃書及報告書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及其內容！ 十五、投資條件-Deal Conditions 融資目的、私募融資計畫、投資亮點 融資額度及規模、方式、資金投向及用途、增資時程 交易結構、股數、金額、投資股價計算、股東結構與持股比例 公司市值測算 限制條件、其他條件及需求 投資法律條款及文件 價值與機會評量 投入成本、投資效益分析、回報預測與預估 投資階段及作業進度說明、其他重要投資人 退出策略、上市計劃、類似上市公司比較參考 風險評估 風險防範、投資人啟動DD作業 越清晰明瞭 募資更順利成功；時程更縮短 首先，你一定要說明得清楚此次融資的主軸，主要要目的是什麼？你準備好的這份私募融資計畫完整了嗎？是什麼內容？這一次投資的亮點在哪？為什麼你值得被投資？融資額度有沒有具體數字，其規模多大？要以何種方式推進？募得的資金主要是投向到哪些用途？開發新產品、買新設備、進入新市場、擴大產能、併購其他公司或綜合性資金需求？實際上增資理由有太多太多，琳瑯滿目，為求公司健康持續發展，使得你必須向外求援，尋找新資金。也要說明增資相關時程需多長？有多少時間留給投資人評估？預計何時將結束？或哪種情況或情境下，可能終止或改變這回原本之資金計劃？ 是怎樣子的交易結構？增資前多少股數？這次增資後總共有多少股？募資金額為多少？投資股價如何計算出來的？股東結構與持股比例資料有嗎？詳實嗎？ 公司市值為多少？以怎樣的計算方式得到的？此外有什麼限制條件沒有？譬如說有最低投資金額、只開放給合作夥伴、或限定必須搭配老股出售？有沒有其他條件及需求？準備好了投資法律條款及文件嗎？譬如說以投資協議書為主體的所有文件，有關這些投資法律條款非常多，在此我並不想深入說明，預備將來再以一個大篇章具體完整呈現，如此才能夠逐一詳實地介紹和解說，讓你有全面完整的認知及理解，以期掌握到其要旨及精髓！ 投資人一定會就投資整體價值與機會中進行高度且縝密的評量，所以你的募資商業計劃書中若能以投資人的角度考量，做諸如此類價值與機會的分析和說明，必然有助於縮短你的募資時程！ 公司需要投入多少成本，經你對未來投資效益的仔細分析後，公司最終將獲得多少的預估回報，其測算越合理、越有依據及論證基礎，且經得起與投資人論辯，或甚至被投資人盤詰或質問，若能夠過關的話，獲得被投資的可能性便越高！當然，有時也可以以投資人的單筆資金投入，測算其可能獲取的財務回報為何做為切入說明，因為他們會更關心這次投資的這筆錢的回報！ 此外，本次投資是第幾輪、詳細的作業進度到哪階段、以及有沒其他已存在或本次增資也打算加入的重要投資人，也得要說清楚！ 當然投資人也非常關心你未來的退出策略！何時會上市？你的上市計劃為何？有沒有準備類似上市公司各種數據或發展模式供投資人比較參考？或者你極可能最後採取被併購以求退出？其潛在對象是誰？和他們談過了沒？談到哪階段了？有備忘錄或可出示的郵件文字記錄嗎？ 投資人不可能只看到機會，卻完全看不到可能潛在的風險，這碼事基本上不會發生！ 投資人真想投資，必然會做更詳細的風險評估，並進行各種風險的治理及防範！ 若真有必要，投資人便會立即啟動DD- Due Diligence盡質調查作業，但這需要諸多的時間、資金及資源的多重投入，假設已進行到這個階段，投資人原則上一定會和你展開談判，看雙方要如何配合dd的進行，以及雙方要如何付掉這筆費用，特別是萬一DD過程中發現嚴重和計劃書不吻合不一致的地方，甚或有欺騙或隱瞞的事實及證據，這下問題就大條了，不僅募資會不成功，還可能吃上官司！ 記住DD，旨在確認你所說的事是否為真或經不經得起考驗！ DD盡質調查絕對是重頭戲，是投資世界裡不可獲缺無法忽略的巨大環節，只是這裡邊有太多細節、學問及內涵，因此無法在此贅述，這樣會偏離主題！ 我將來也預備以大篇章的結構講述DD盡質調查這個大主題，讓大家看個清楚、看得明白！ 你的募資條件和情境講得越清晰明瞭，募資作業就會更順利成功，且會大幅縮短時程！祝福大家募資成功！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一、《歷史學柑仔店》刊登〈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如何變成俗諺？〉 台灣歷史學者在網路上，開了一個《歷史學柑仔店》的網站，最近登了葉高華教授的〈有唐山公 無唐山媽 如何變成俗諺？〉 葉文說：「2006年起，七家出版商同步在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一冊加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內容。」「並將其理解為原漢通婚。」 又說：「這句話其實是1990年以後才突然流傳開來的。早先，從片岡巖的《日臺俚諺詳解》（1913）、臺灣總督府的《臺灣俚諺集覽》（1914），到吳瀛濤的《臺灣諺語》（1975），收錄數千條俗諺，就是不見這句話。直到1990年代，呂自揚的《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1994）、楊青矗的《台灣俗語辭典》（1997）才開始收錄這句話。」 葉景華詳細考證最早記載此諺語的是1952年台南吳新榮的小說〈此時此地〉。後來才有1985年楊青矗，1990年許雪姬、葉石濤、王昶雄，1991年游錫堃，1992年張炎憲，1993年簡烱仁，曾在文章或演講中提到這句諺語。接著寫到呂自揚： 「呂自揚（1944-），高雄高工的國文教師，熱愛的是古典文學，因此在葉石濤的新文學圈子裡並非核心人物。不過，他參加過葉石濤圈子的文學活動，且相當景仰葉石濤。1994年1月，他出版《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是第一本收錄「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諺語專書。」 葉景華依年代這樣記述這句諺語成為俗諺的傳播過程，明顯認為呂著所寫這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是看到1990年葉石濤文章或聽到葉老說起這句諺語才寫的。 事實上，這是很大的誤會。 葉景華找到這些在1993年之前發表的文章和演講，都極冷門，我都未看過。葉老文章是1990年才登在《自立晚報》，發行雖廣，除非有特殊訊息，平常我不會去買《自立晚報》又剛好看到副刊有登葉老這篇文章。而且我和葉老雖同住高雄，都是在文藝活動場所見面，問候或說些閑話而已。 二、呂自揚1994年出版《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 我很早就買有許多台灣諺語書，知道光是日本時代總督府編的《台灣諺語集覽》和戰後吳贏濤編的《台灣諺語》收集的諺語最多，去掉相同和語意雷同的，就超過五千句（條）。這些「諺語」，有祖先在台灣這塊土地，從實際生活經驗產生的民俗諺語，也有很多是讀書人在說而通俗化的古詩文格言佳句。 我從1976-1986年出版散文《短詩短語短歌》、《多目標國文閱讀訓練》和《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等古典文學13本著作，就想也來寫長期關注的台灣歷史文化。卻因《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遭二次抄襲盜版，民刑事訴訟糾纏。直到1982年，第二次抄襲中央大學中文系出具某教師須整體「一字不漏，一字不改才算抄襲」之違背常識與學術倫理的鑑定意見被廢棄，只剩一件民事訴訟，才開始台灣諺語的寫作。 剛好，1982年6月，新任《聯合晚報･當代》藝文版黃永傑主編向我邀稿，就把所寫的民俗諺語以《台灣諺語林》專欄陸續發表。主編還特別請畫家給每句諺語畫插圖，於1994年1月出版為《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很受歡迎。同年3月，就應邀在高雄警廣交通台的台語節目，每週一次以台語介紹民俗諺語。 三、《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寫的是在月世界流傳的 諺語 《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全書寫的都是我從小在高雄月世界田寮鄉村長大，聽許多識字和不識字長輩說的60句生動深刻「民俗諺語」（加附註提到的有100多句）。 我在書封面介紹說：「這是第一本爲台灣民俗諺語尋根探源的著作。精選最有代表性的民俗諺語，一方面析賞它的原義與用法，一方面探源它的背景由來和相關民俗。」 也在自序說：「這些諺語，都是前代農村社會的產物，而我從小在偏僻多山的鄉下長大，家裡世代做田種樹，也養過雞鴨牛羊豬，大部分的農事，像墾山、種田、挑擔，挲草、割稻，和賣龍眼、放牛羊、餵雞豬等工作，我都做過；許多諺語中所提到的果蔬動物和生活習俗，我不只聽過，見過，且多做過和參加過，所以，對這些諺語的由來及其相關生活習俗，自然都是我所熟悉、親切、喜愛和念念不忘的。」 四、「食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拜田頭」的由來 我寫最有名的台灣諺語：「食果子拜樹頭，食米飯拜田頭」，是第一位寫出這句諺語的由來與原意的人：這是早期農村逢年過節祭拜祖先神明，也都要到耕種果樹山坪的樹下，和種稻種五穀的田頭（田園邊）拜土地神（公）的習俗，所產生的民俗諺語。是拜土地神的護佑農作物，不是拜樹。引伸為教人要懂得感恩和飲水思源。 一般說這句諺語都只說前半句「食果子拜樹頭」，未說後半句「食米飯拜田頭」。我是從小逢年過節，就常擔祭品到自家的山林龍眼樹下，和種稻種番薯田園拜土地神，當然知道這句諺語的由來和真正原義。沒有這種生活經驗者，當然不會知道這句諺語的由來和本義。 五、〈有唐山公 無唐山媽〉是月世界自古流傳的諺語 我寫〈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這句諺語，是我家住在高雄大崗山後田寮月世界，從小就聽過的諺語。 清初大崗山後是平埔番社領域，田寮人的漢人（或漢化改漢姓的平埔族）祖先，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單身前來田寮向社番典買月世界地形光禿荒山旁邊的綠地山林耕墾，娶平埔女子，世代定居，傳衍子孫。 田寮人都相傳祖先是從唐山（長山）來，田寮現在仍有平埔社番的後代居住，所以自古就流傳有此諺語，我少小時才會聽到還有人在說這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我們南勢湖呂家土地，就是向清代水蛙潭社番典買的，典買土地古契有的還保存著。所以，我解說這句諺語。才能實地很清楚漢人向社番典買土地耕墾，娶當地平埔女子傳衍子孫的歷史，而不是道聽塗說。 我在附記也有寫：「很早就聽過這句話：「有唐山公，無唐山媽。」1993年7月25日，問同鄉牛稠埔（今新興村，原住新港社）七十歲的何耀景先生，他說較早也曾聽過，並說這句話也有人說成：「有番仔媽，無番仔公」，他有位叔公輩的親戚，娶的即是平埔族女人。 六、月世界保存最多平埔古契與習俗文化 清代以前的台灣沿海平地，都居住有今稱「南島語族」的平埔族，到清末日治初幾已從平地消失，很多與平埔族有關的習俗、語言、文化，也大多消失。 高雄大崗山後田寮（含燕巢）月世界，荒山地形和居民生活皆封閉，卻只隔著海拔才300多公尺，寬不到200公尺的大、小崗山，是最鄰近沿海平原，迄今仍有平埔族後代居住，保存清代社番典賣土地古契、平埔語地名和平埔習俗文化最多的地方。 七、清代台南鹽分地帶，也有在說「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葉景華教授依年代論述「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成為廣知俗諺的傳播過程，考證出台南將軍佳里人吳新榮，是在1952年最早記載這句諺語。 佳里舊名蕭壟，是荷蘭時期到清代平埔蕭壟社居住地，由此可知，今稱西拉雅族原居地的鹽分地帶，在清代也有在說、有在流傳這句諺語，很合「漢人與平埔族融合通婚」的歷史，是到1907年出生的吳新榮年代，已少人知，1925年府城出生的葉石濤，顯已未聽過了。 八、高雄月世界流傳「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最久 再說，呂自揚1984年出版《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所寫的「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是根據1960年代田寮月世界還在流傳的話，與葉景華考證從1952年吳新榮的小說，到多位學者名人傳播此諺語的脈絡，完全無關。 呂自揚書中解說這句諺語的第一行就說：「很多五、六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小時曾聽說過這句話：『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可惜葉景華教授並未對呂著多了解。。 由葉景華教授的論述和呂著，可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這句諺語，在清代流傳多廣，已無從查考。至少南部的台南高雄地區，都有在流傳， 這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如何變成俗諺？〉一文最有價值的地方。 呂自揚《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則是記載1960年代的田寮月世界民間，仍有在說「有唐山公，無唐山媽」，1990年仍有鄉老記得這句話。    

  陳禹成 美國華府執業律師 外國媒體對台灣的報導和批評 美國媒體《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於 2026 年 6 月 16 日發表了一篇由駐台記者希爾頓．葉（Hilton Yip）撰寫的評論文章，英文標題為 "Taiwan Bet Too Big on Washington"（台灣對華府賭太大），這也就是國內媒體近期廣泛報導「台灣對美期望過大」或「重押美國」的來源。 該文章的核心論點與警告核心示警內容： • 過度押注華府：文章指出民進黨政府將台灣的未來與安全「過度重押」在美國的支持上，卻忽略了「沒有任何大國會永遠無條件支持另一方，所有承諾最終都必須服從自身利益」的國際政治現實。 • 川普言論的警訊：美國總統川普在 2026 年 5 月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後，發表了許多與過去立場截然不同的言論（例如在受訪時表示不希望台灣宣布獨立、將對台軍售形容為「很好的談判籌碼」，並表示將與中國討論對台軍售）。作者認為川普上任以來連象徵性的支持言論都沒有，這對台灣執政黨是一大警訊。 • 切斷對陸溝通的風險：文章批評民進黨政府在寄託美國支持的同時，卻中斷了與中國大陸的溝通管道。 • 具體建議：作者呼籲台灣不應盲目樂觀，應該與台獨保持距離，並盡一切努力與北京展開對話以降低風險、避免危機。 這個作者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事實，就遽下，他文章標題的結論，不如有深度內涵及邏輯分析的知情者！（【專欄】新西廂記...

  文/陳竹奇（作家） 從短篇小說集「以父為名」到長篇小說「psoseongana」，陳竹奇要扣問的是當代哲學最核心的論題，「我是誰？」並將此叩問的回應以文學的文本來表現，將其植基於堅固而牢不可破的基礎之上，這個基礎最後呈現的是自然，也就是「母親、母土、母國」所立基的土地。 從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視角來看，台灣作家陳竹奇的長篇小說「阿拔泉之霧：台海風雲戰記三部曲」展現了極其強烈的空間流動性與不確定性。包曼認為，液態現代性的核心特徵在於「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過往穩固的、邊界清晰的「固態空間」與身分認同，已被高速移動、快速變遷且難以預測的「液態流動」所取代。 陳竹奇在完成「阿拔泉之霧-台海風雲戰記三部曲」的同時，返鄉長照九十二歲的母親，正是在長照過程中，啟發了他的靈感。將認同政治的流動性與對土地的情感融為一體。將感性的質素透過對於土地的描寫注入國際政治陽剛的框架與場域之中。 「牛稠溪與光與影-忍園日記」以及「竹奇的母親之書」可以視為是對於長篇小說「阿拔泉之霧-台海風雲戰記三部曲」的最佳註腳。 在「阿拔泉之霧」中，這種空間的流動性不僅體現在軍事地緣政治的衝突上，更深入到家族記憶、族群邊界以及國家認同的解構與重塑中。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加以剖析小說中的空間流動性： 地緣政治空間的「液化」與跨國界流動 在小說宏大的政治與軍事敘事中，傳統上由國家主權所框限的「固態邊界」變得高度不穩定且具滲透性。 空間的全面交織。故事場景從台北、北京、哈爾濱，一路延展至廈門灣、西湖、巴達維亞（雅加達）與仰光。兩岸與國際間的情報戰、無人機奇襲、乃至誘發的內戰，打破了海峽的物理阻隔，使亞洲地緣政治空間轉化為一個相互牽引、瞬息萬變的液態網絡。 時間戰勝空間。包曼強調液態社會中「速度與時間至上」。小說中如「無人機斬首與奇襲」等現代軍事科技，讓距離失去防禦意義，空間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是被資訊與武力瞬間穿透的流動場域。 政治認同的流動與「大中國敘事」的解體 包曼指出，液態現代性導致人們的思維轉向「零散化」，不再依附於永恆不變的紐帶。這完美對應了書中主角與作者本身的「認同幻滅與重構」。 國家認同產生流動性，小說描述了對「紅色中國夢」從理想期待到幻滅的轉變過程。這種認同的游移與剝離，展現了政治信仰在現代性浪潮下如同液體般無法凝固。 空間話語權的奪回，是小說透過歷史詮釋的能動性，解構了過去由外來政權強加、靜態不變的「大中國歷史敘事」，將認同拉回流動、多元的在地視角。 族群邊界的消融與「阿拔泉」的歷史空間 小說的核心原點——嘉義竹崎的「阿拔泉」，從一個封閉的地理孤島，轉化為一個充滿包容與流動性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 跨族群的交會，由源於主角母親（漢人少女）與鄒族青年湯守仁在阿拔泉山道上的偶遇故事展開。原本在殖民或統治歷史中被嚴格劃分的原／漢「固態疆界」，在山林與山道這類自然的流動空間中產生了情感交融，模糊了族群的邊界。 歷史層疊的流動，透過阿拔泉一帶疊加了四百年前原住民與平埔族的生活、日治時期的樟腦業與流籠、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痕，以及當代的台海危機。空間在此不是靜態的背景，而是不同時代記憶不斷湧入、洗刷、流動的載體。 霧的隱喻彰顯了空間的模糊性與文學的想像自由。書名「阿拔泉之霧」中的「霧」，正是液態現代性最具象的物質隱喻。 物理與心理邊界的模糊，霧氣模糊了視線，也抹去了空間的確定邊界。在現實政治中，認同與主權受到高度的對立與擠壓；但在「阿拔泉之霧」所營造的文學空間裡，固態的政治教條被液化、霧化，進而為讀者保留了跨越意識形態、重新想像「土地與自然」的自由空間。 回歸母土的液態反思 包曼的《液態現代性》揭示了現代人在缺乏根基、四處游移時的「流動恐懼」。陳竹奇在「阿拔泉之霧」中，固然描繪了台海局勢與國際浪潮中那種漂泊、崩裂與不確定性，但他給出的解方並非試圖重建一個僵化的、排他的固態意識形態，而是回歸「土地、自然與母親」這類孕育生命、具有包容力的母體。 在小說中，空間的流動性最終引導讀者超越狹隘的政權或政黨認同，在變動不居的現代世界中，將認同建立在真切流淌於家族記憶與本土歷史的生命體驗之上。 陳竹奇不僅僅是回顧自己的生命史，將認同政治的流動性與自己的生命史、家族史結合。同時，他也企圖將此種母性的液態現代性延伸至妻子與岳母的母系社會脈絡，即西拉雅族新港社李氏家族傳奇的家族歷史，這個傳奇的歷史不僅透過家族來呈現，在小說「夢迴熱蘭遮」中而是更加聚焦於妻子與岳母的家族史、生命史脈絡呈現，使得液態現代性的母性特質與陰性書寫不斷蔓延至不同文本的呈現，而讓每個文本都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拼圖一樣，看似疏離、離散，實則為一整體。 最後，「鐵國山的紅太陽」更是一張充滿反諷意味的拼圖，他透過反烏托邦的書寫手法，企圖顛覆其他所有拼圖的認同敘事，卻又在最後關鍵時刻，呼喚召回靈魂對於土地的記憶，隨風飄揚的靈魂並非真正離散，而是漂浮在土地之上，飄揚在溪谷之間，如同鳥的羽翼一般地飛翔。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6月15日至17日，七大工業國集團第52屆正式峰會在法國埃維昂萊班（Évian-les-Bains）舉行。然而，當與會領袖齊聚一堂之際，國際社會的權力格局已與1975年這個論壇誕生時截然不同。根據常駐加拿大多倫多的政治專欄作家塔莎·凱里丁（Tasha Kheiriddin）於6月16日在GZERO Media發表的文章，2026年的G7發現自己正運作於一個「G零」世界，一個沒有明確領導者的世界。 「G零」一詞由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提出，描述的是一個沒有任何單一國家或國家集團有能力且有意願主導全球議程、解決世界最緊迫問題的時期。凱里丁指出，美國已從全球警察的角色撤退，轉而追求「美國優先」的議程，這使其與盟友疏離。在此脈絡下，G7有時看起來與其說是七國集團，不如說是「G6加1」。這個走過半世紀的集團，在一個缺乏領袖的世界裡，究竟還能扮演什麼角色？ 從危機管理到內部分裂 G7的誕生本身就是危機的產物。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崩潰與石油危機席捲全球，當時全球最發達的工業民主國家決定定期聚會，共同管理全球危機。此後數十年，這個集團協助協調應對冷戰結束、恐怖主義、氣候變遷、新冠疫情以及烏克蘭戰爭等重大挑戰。 然而時至今日，這個曾經的「全球危機管理俱樂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內部裂痕。凱里丁的觀察顯示，本屆峰會的議題清單本身就充滿分歧：烏克蘭戰爭、伊朗局勢、人工智慧與網路監管等。有些議題能產生共識，有些則引發對立，而這引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在一個沒有領袖的世界裡，G7是否仍然重要？ 凱里丁分析，美國與伊朗之間的協議是G7成員能夠找到一些共同點的領域，各方都希望停止敵對行動並重新開放荷莫茲海峽。然而，共識僅止於表面。協議的執行細節（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停止敵對行動的條件、協議的執行機制、以及船隻通過荷莫茲海峽是否需繳納通行費等）都充滿不確定性。更關鍵的是，G7盟友可能在這些事務上沒有發言權，正如他們在戰爭爆發前未被諮詢一樣。 數位監管的「一國一制」 如果說伊朗議題顯示的是「表面共識、內部矛盾」，那麼網路與人工智慧監管則赤裸裸地暴露了G7成員國之間的根本分歧。 凱里丁指出，就在科技巨頭的高層主管準備與G7領袖會面之際，英國宣布全面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加拿大和法國也跟進採取類似措施。然而，白宮批評英國的禁令與言論自由不一致；日本拒絕了以年齡為基礎的禁令構想；義大利和德國則採取較不嚴格的限制措施，如要求家長同意。 更尖銳的衝突在於網路監管的經濟層面。據報導，美國威脅除非法國取消其數位服務稅（華盛頓認為該稅損害美國科技公司），否則將對法國葡萄酒和香檳加徵100%的關稅。凱里丁的觀察顯示，這種貿易摩擦並非新鮮事，加拿大去年就取消了實施類似稅收的計劃，以換取與美國就《美墨加協定》的未來進行談判。在數位監管這個議題上，G7不僅沒有統一戰線，反而呈現出「一國一制」的破碎景觀。 烏克蘭：共識的表象與權力的現實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以法國嘉賓的身分出席峰會，向G7領袖推銷他的和平方案。會前，他呼籲G7國家為烏克蘭的防空提供更多支援。會後，他與川普和馬克宏進行了會談。川普將會面描述得相當正面，表示「俄羅斯應該達成協議」，因為雙方在戰爭中都遭受了巨大損失。 然而，凱里丁警告，表象之下隱藏著深刻的權力現實。烏克蘭的歐洲盟友目前負擔了烏克蘭戰爭 effort 的三分之二經費，他們希望在任何衝突解決方案中擁有發言權。問題在於，他們是否真的能如願，或者說，他們是否真的希望川普來主導談判的基調。在G零世界中，即便是在烏克蘭這個「共識議題」上，盟友之間也存在著誰來主導、誰來買單的微妙角力。 萎縮的經濟實力與擴張的兩難 除了政治分歧，G7還面臨一個更根本的挑戰：經濟影響力的持續衰退。凱里丁引用的數據顯示，1980年G7國家佔全球GDP的60%以上和全球人口的近14%；如今，這兩個數字分別降至44%和不到10%。中國大陸經濟的擴張、印度的成長，以及韓國和新加坡等經濟強權的崛起，已將經濟影響力從擁有五個G7成員國的歐洲轉移出去。 面對影響力下滑，G7能否透過擴張來重振聲威？凱里丁的看法是，雖然G7每年邀請觀察員國與會（今年包括肯亞、印度、巴西、埃及和韓國），但它並不接納新成員。俄羅斯曾在1998年加入，短暫將集團轉變為G8，但在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後被凍結會籍。 近年來，學者和觀察家呼籲接納韓國和澳洲，認為這將使G7在印太地區戰略重要性日益增長的背景下更具相關性和有效性。但批評者反駁說，更大的G7將是多餘的，它將開始與已包含全球有影響力開發中國家的G20功能重疊。凱里丁的觀察顯示，G7陷入了擴張的兩難：不擴張則影響力萎縮，擴張則可能喪失其作為「精選俱樂部」的獨特性。 團結起來，或是讓開道路 決定G7未來命運的最大因素可能不是任何單一危機，而是集團內部缺乏團結。凱里丁指出，在去年於加拿大卡納納斯基斯舉行的峰會上，G7打破了先例，未能發表一份全面的最終聯合公報，主要原因是美國與其他成員國在貿易問題上的分歧。集團最終只發布了一系列範圍較窄的聲明。 今年在法國埃維昂的峰會，外界普遍預期將重蹈覆轍，不會發布全面的聯合公報。凱里丁引述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峰會開幕時的談話：「在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秩序中，人們不能依賴單一組機構、單一集團、單一國家來提供答案。」卡尼的這句話，或許是對G7在G零世界角色最精確的註腳。 結語 在G零世界中，G7的角色正處於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它既無法像冷戰時期那樣充當西方陣營的指揮中心，也無法像金融危機時期那樣扮演全球經濟的消防隊。凱里丁的整體分析顯示，當美國從全球領導者轉變為一個「美國優先」的競爭者時，G7的其他成員國被迫在「追隨美國」與「尋求替代方案」之間做出選擇。 G7不會消失，它仍然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已開發國家論壇之一。但在一個沒有任何國家或集團能夠主導全球議程的世界裡，G7的命運或許正如凱里丁所暗示的那樣：它必須決定是要重新找到團結的基礎、成為一個真正能行動的集團，還是繼續在內部分歧中空轉，看著自己的影響力在G零時代的碎片化浪潮中一點一滴流失。2026年的埃維昂峰會，或許不會給出最終答案，但它無疑是一個值得密切關注的風向球。

  微分方程式（Differential equation）是一種數學方程式，用來描述某一類函數與其導數之間的關係。微分方程式的解是一個滿足方程式的函數，通常微分方程式的解並不唯一，經常要給定恰當的初始條件或邊界條件才能確定。 微分方程式的應用十分廣泛，可以解決許多與導數有關的問題 。微分方程式在物理、化學、工程學、經濟學和數理生物學等領域都有應用。 微分方程的起源與需求相當基礎與普遍，也相當有趣，我們就來做個簡單假設問題： 假設有個國家2000年時人口是4000萬，2010年的時候人口是4200萬，假設這個國家沒有戰爭、沒有嚴重天災，經濟、社會各方面都穩定，人口按照此等速率成長，試問，該國到了2050年時會有多少人口？   解法： 按照這個假定，該國的人口成長模型會遵照以下的微分方程，每單位時間t人口增長，將會正比於其人口成長係數k，以及當時的人口總量y。 微分方程兩邊同乘e的指數： A為常數，此即為微分方程之解。接著我們求A值， 因此2050年時，總計5105.12萬，如下， 其實錢的複利計算也是完全一樣的，你如果4000萬放銀行，每年利率固定，10年後變成4200萬，那利率是多少呢？50年後呢？和上面完全一樣。現在銀行定存利率常不到1%，上面假設是合理的。 這個題目用猜的勉強也可以猜出來，打個比方，先試試每年的倍增率是1.01，可用計算機慢慢按，或使用可求次方的工程用計算機求解，10年後我們發覺超過了，我們改爲1.005，發覺還是超過了一點點，改爲1.004試試，不足，用內插法很快可以找出不錯的答案。 微分方程就是這麼有趣，也這麼實用，對賺錢對銀行複利有興趣的更是要多留意。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結束美國之行，回到台灣後，只有紅媒持續對她歌功頌德；，連藍營內部都不以為然，國民黨很多高幹，為了攀上更高權位，去過美國，但是，這是第一次，不必等待台僑來踢館，黨主席已經公開和反共人士衝突，還有僑社黑幫護著，把民運人士趕出去，鄭女士身上沾滿紅色油漆，不只是美國國安部門不開門迎客，真正有選票的台僑，對她避之唯恐不及，我形容；這是一次走錯路的和平之旅，找錯對象的和平喊話，以這樣的成績表態，要選台灣總統，那就看國民黨內如何內鬥了。 中國俗諺；，在這場紅色中國和台灣的鬥爭中，代表台灣或稱中華民國，代表紅色中共國，希望和平的樹，遇到不願和平的風，樹除了堅強自己不被風吹倒外，實在沒有其他方法，因為訴苦沒人聽，國際外交被風封鎖，戰爭的發動權和和平之路，其實是一體兩面，更簡單說；只要風停止吹拂，樹木就靜止了，和平因此來臨，鄭麗文的和平之旅，應該是到，勸告老共停止颳風才對，鄭麗文吹牛說；已經搞定習大大，但是，事實是沒搞定，老共對台灣灰色侵擾變本加厲，認知作戰從不停止，習大大沒有發表半個字，表達不會對台發動戰爭，這與台獨不台獨根本無關。 客觀論，國共內戰後，80年，台灣脫離老共掌握，台灣實質獨立80年，至少維持和平現狀70年，如果按照老韓的金句；，那麼，，台灣70年保持和平獨立現狀，依靠的就是手上拿刀子，連睡覺也身不離刀，日子當然辛苦，因為流氓住在隔壁，隨時打算衝進來，打人搶劫。 蘇聯崩盤，烏克蘭脫離俄羅斯之後，開始保持和平，放下心防，於是把保護國家的核子彈送給俄羅斯，航空母艦賣給中國，放下刀子的結果就是等待流氓衝進來打人，戰爭爆發，人民大量死了，和平被毀了，烏克蘭的經驗告訴台灣人，要擁有和平不是講廢話，喊口號，要刀不離身，心不離腦，要願意付出代價，流氓來了，就要拼命，這樣才會有和平，而不是這種好聽的，不合乎邏輯的廢話。 鄭麗文跑到美國喊和平之旅，喊放棄第一島鏈，喊美國不要當和事佬，等同要美國放棄身邊帶刀習慣，不要管老共欺負台灣的事，這根本找錯對象，風來自，不來自美國，只要風停了，樹就安靜了，這是簡單道理。 鄭麗文應該再跑一趟北京；告訴習大大，台灣早就放棄反攻中國了，但是中共卻不放過台灣，確實搞定習大大，而不是形容老男人的手有多溫柔，要和平，要降低軍事誤判，無須談判，首先是老共撤離導彈，降低海空侵擾，維持中線，終止演習，自然不會有軍事誤判，先請溫柔的手放下刀槍，承認台灣是國家，幫助台灣進入國際組織，這樣子才好談和平，鄭麗文沒膽子在北京說這些話，卻偏偏跑到美國，要求和平。 說實在，1945年兩個中國為了奪權開始打架，美國只是扮演勸架腳色，這個腳色演出超過70年，客觀說；和事佬沒幹好，看錯蘇聯，結果是蘇聯用美金壯大老共，搞到中國雞飛狗跳，死人無數，美國豬八戒照鏡人，兩邊不是人，國共打架的事，本來跟他無關，但是，躺進混水後，變成有關了。 台灣努力維持和平，確實付出不少金錢，但是，金錢和生命相比，這些錢確實花在刀口上，無人可以預料；習大大吃錯藥，明天一睜眼，老習決定對台開打，破壞和平的決定權，不在美國手上。 回台後，鄭麗文還是不停叫囂反台獨，要和平保台，這是廢話，還顛倒邏輯，反台獨就是反對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也就是反對國民黨政客參加各種選舉，更何況象徵主權的總統，支持藍白營的人搞清楚，你只是投了票，也就算台獨分子了。                

  銳傳媒 (Vigor Media) 網報撰寫的專欄。這篇文章不僅是「科技、能源、兩岸」三大軸線的總結，更是一份帶著溫度與哲學厚度的家書，旨在為台灣社會提供心靈與戰略的雙重定錨。 科技的終點是人文：給台灣社會的一封信 站在 2026 年的歲月門檻，回望台灣在矽盾的震盪、能源的轉型與兩岸的博弈中，走過了一段極其不平凡的旅程。身為一名在電子工程與創投領域穿梭數十載，並經營媒體平台的觀察者，我在此刻最想與讀者分享的，不是冷冰冰的產經數據，而是一份關於「人心與技術」的期末檢視。 我們必須承認：再精密的算力，也算不出幸福的公式；再先進的製程，也無法自動生成社會的信任。 科技的終點，終究必須回歸到「人文」的懷抱。 一、 效率之外：找回被演算法遺忘的「共感能力」 2026 年是 AI 徹底平民化的一年，我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效率紅利。但我也觀察到，當我們習慣於將決策交給演算法時，人類最珍貴的「共感能力（Empathy）」正在退化。 在兩岸議題的焦慮中，我們容易被極端言論撕裂；在能源政策的辯論中，我們容易落入非黑即白的對立。我始終相信，台灣最強大的韌性，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專利，而在於我們在分歧中仍能保持理性溝通、在危機中仍能推己及人的人文底蘊。2027 年的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快的晶片，而是更寬廣的包容心。 二、 韌性的根源：從「生存」進化到「生活」 我們這一整年都在談「韌性科技」與「能源自主」。但在工程邏輯之外，真正的韌性來自於我們對這片土地「生活方式」的認同。 如果我們的科技發展只是為了換取經濟數據，而犧牲了環境、教育與心理健康，那這樣的「矽盾」將會是一座空殼。我主張的「非對稱思維」，核心價值在於守護台灣這份獨特的自由與多元。當我們能把科技能量轉化為改善醫療、精進長照、普及教育的工具時，這種「生活的尊嚴感」將成為全球人才最嚮往的磁石，也是任何外力都無法奪走的軟實力。 三、 媒體的使命：在紛擾時代守住「思考的火種」 經營 銳傳媒 (Vigor Media) 的初衷，就是想在碎片化的資訊洪流中，為台灣社會留下一處可以冷靜思考的「文化合作社」。 我們不追求爆款的點擊，我們追求的是讀者在閱讀後的那份「定力」。面對未知的挑戰——無論是地緣政治的變局還是技術範式的轉移，唯有具備哲學底蘊與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能在洪流中安身立命。我們不是在播報新聞，我們是在與讀者共同編織一條通往未來的理性之路。 結語：願 台灣，溫暖且堅定 科技是工具，人文是歸宿。 感謝各位讀者與我一同在「科技、能源、兩岸」的題目中鑽研。曙光即將升起，讓我們帶著工程師的嚴謹去解決問題，帶著文學家的感性去體會生活。請記住，台灣最美的風景，始終是那群在極致的技術追求中，依然不忘守望相助的人們。

  --Jesffer風險投資講座第二二四講： 視頻位址： https://youtu.be/W13XTot5N6Q 五. 我們繼續架構元素及文稿內容，十三、財務 Financial及十四、法律 Law。 我們就來仔細詳談及探討●財務●法律這兩個商業計劃書及報告書中重要的要素及其內容！ 十三、財務Financial 財務四大報表總覽、歷年營業額變化 未來財務計劃預估、營收盈利假設及預測、財務模型、數據模擬 財務分析：敏感性分析、財務結構分析、最低純利預估、管理能力分析、負債管理能力分析、變現能力分析、報表趨勢分析、淨現金流量 實收資本額、近年資本額變化 與同業各項財務數據比較、資產配置 資金來源(募資/借貸/信用融資) 、資金計劃、資金用途、報酬率 支出、成本與毛利分析、損益兩平 財務政策及內規 能提供完整財務四大報表總覽嗎？歷年營業額變化數據有嗎？ 未來財務計劃很認真地預估了嗎，還是只求應付投者人？營收盈利假設及預測確實嗎？營收是公司的命脈，馬虎不得！ 財務模型的依據是什麼？有沒有仔細地做過數據模擬及推算？ 與同業各項財務數據有比較資料嗎？公司是如何配置整體資產的呢？ 資金來源為何，募資、借貸或信用融資，其比例及考量各自為何？資金計劃完善了沒？資金用途是哪些？各種資本投入的報酬率算過了沒？ 總支出是多少？成本與毛利分析討論過了嗎？何時可以損益兩平？ 十四、法律Law 法律不會以單章節呈現 其內涵出現在商業計劃書各章節中 清晰表達和方便理解能增強投資者信心 公司法、商業登記、個資法、勞動法規 重要合約文件、MOU、合作框架協議 智慧財產權(IP)：專利、商標、著作權 法律風險與管理：法律結構、法律規範、法律責任、合規性策略、法規變動、法律文件、法律事務所、法務單位、風險評估 保護權益：公司、股東、員工、合作夥伴 創造價值：商業競爭優勢、IP、強化企業體質 規避風險：適法性、治理風險 在此必須非常清楚地強調，法律部份不會以單章節做為主體的方式呈現出來，但其內涵則會出現在商業計劃書各章節中，藉以增強及補充該章節的主題說明，其目的就是讓投資人對該相關事項或事件的討論，有更清楚的法律釐清及認知。 因此若能在募資商業計劃書中的論述及已存在或將進行的商業活動中，適當地加入法律內容，並清晰表達其要旨，以期讓投資者獲得更全面快速的理解，必然可以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及投資意願。 重要合約文件、MOU及合作框架協議等法律文件必須備妥，並在適當的章節中表現出來，扼要說明其內涵，若投資人有進一步意願想了解，可以附件形式提供，假使有保密性質，就請投資人簽定保密協議書後再提供，或者讓投資人親眼過目該文件。 而有關專利、商標、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IP)方面，也請依上述方式呈現及作業。 法律風險與管理至關重要：舉凡公司治理及募資的法律結構、法律規範、法律責任、合規性策略、法規變動、法律文件及風險評估都必須準備妥當，必要時宜聘用法律事務所以協助之，若律事務繁重，則需成立法務專責單位。 這麼做無非就是要保護公司、股東、員工及合作夥伴等多方的個別及共同權益。 如此一來才能進一步創造企業更高的價值，累進公司的商業競爭優勢，而更多的IP也會提高競爭門檻，強化更良性的企業體質，投資人自然也就會有更高的投資興趣及意願！ 此外，當然要利用法律進行規避任何可能的風險，這是守的概念，所以一切都要適法，才能有效治理相關出現的風險！記住，更完備法律要素，風險自然越低！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文/王至劭（台聯政策顧問、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我們看一下質數2,3,5,7,11,13,17,19,23,29.....，3和5，5和7，11和13，17和19都是剛好差2。那問題來了，質數一直列下去，這樣差2的孿生質數是不是有無窮多對？這個證明非常困難，也牽涉到很多傳奇故事，搞了好幾百年，還是莫衷一是。 一直到2013年在美華人張益唐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張益唐這個人相當傳奇，命運也相當坎坷。他1991年在美拿到博士學位之後開始失業，從1991年到1999年，他是在中餐廳送外賣、洗盤子，還有在汽車旅館裡做服務人員。住是住朋友的地下室或住在自己服務的汽車旅館裡。唯一收穫是他認識了現在美麗的妻子，雖然結婚晚。 一直到199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變成新罕布夏大學的講師。一直到2013年4月，他向「數學年刊」投稿了一篇文章，指出這些質數對一直到無窮大，其兩者相差一定小於七千萬。這下子不得了了，他已經證明了明確有限的一個數字差距了。 「數學年刊」是全世界最頂尖的數學專業年刊，審稿平均要一年，而張益唐這篇文章竟然創紀錄三週就被接受了，於是張立即被新罕布夏大學升爲正教授，可說是在數學界立即從沒沒無聞到名聞天下。 接著華裔天才數學家陶哲軒創立一個「博學者計劃」，把這個數目壓到4680以下。沒多久，英國數學天才詹姆斯·梅納德繼續壓縮到600。接著他們兩個人合作，壓縮到246以下的一個偶數，這個偶數到底是多少還不知道，只知道不會大於246。 我們做個假定，你如果能證明質數不管多大、一直下去，我們一直能找到兩個連續質數其差小於200，或者繼續壓縮，小於等於10或小於等於8，最好就是等於2。 換句話說，你如果能證明相差為246以下、二位數、一位數、甚至就是2的孿生質數有無窮多對，一直找下去成雙成對永遠找不完，那你便能在數學上名垂青史。不要小看這一問題，許多大天才都還只解出一部分。 張益堂淡泊名利，一生默默努力，他往後還有許多重大貢獻，證明了「老人」也可成為傑出數家(絕大多數的數學家成名於四十歲之前)，他對「黎曼猜想」（由波恩哈德·黎曼所提出的未解決之問題）也做出重大突破，雖然還未徹底解決。100萬美金的獎金(和諾貝爾獎差不多)還在那兒擺著，等著有人徹底解決黎曼猜想。 張益堂在中國文革時從不跟著同學去鬧事，而是買了幾本文革之前出版的數學書籍，躲在家裡讀書。他後來到了美國讀普渡大學，成名後，人家問他的指導教授莫宗堅(外省人，小時來到台灣，台中一中、台大。)為何沒給他寫工作介紹信，莫宗堅也講不出所以然，最後只表示，張益唐自由自在的個性不會適合學術圈的人才評價體制，還表示”在承受磨難之後一鳴驚人也許真的就是張益唐的宿命”("Maybe it was his destiny to endure and turn out to be great.") 出生於浙江在上海長大的張益唐，於2014年經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31次院士會議，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30屆數理科學組院士。 我們期待張益唐的故事能啟發更多台灣學子往數學等基礎科學努力，我們台灣學生國際奧林匹亞數學競賽都能名列前茅，團體成績大多20名內，2014年更名列世界第三。但我們在世界數學界還無足輕重，願意終身投身數學研究的人才太少了。各校數學系分數偏低，不像國外許多天才去讀數學。 台灣許多數學頂尖學子去念醫科實埋沒人才，或許多一些人才去讀數學，會有不少人能在數學界像張益堂這樣一鳴驚人，說「名利雙收」也不為過，雖然張益堂對此非常淡薄。

   文/曹長青 一個被比鄰的黑人強暴的美國女性要求法官釋放那個罪犯，說她向來同情黑人，不能再因為她而導致多一名黑人失去自由。結果那個後來被「假釋」的罪犯又性侵了其他女孩。   更出名的一個案例是，一個女性多年為一個殺害她母親的兇犯呼籲，要求釋放。這個兇犯真的被釋放了，她居然自己雇用這個殺人犯，幫她做家裡的雜工。結果這個男人把救他的這個女人強姦、殺害了。美國很多網民說，這是一個典型自己找死的女人。   這不是偶然事件。美國近年發生的重大惡性案件，如當街兇殺、把人從地鐵站台推下被車撞死，在巴士上持刀殺人、在火車上放火（把人活活燒死）等等。這些兇犯全部都有「前科」，被逮捕過多次，最後都被左派法官釋放了（很少的保釋金）。為什麼稱之「左派法官」，因他們多是左翼人士，對犯罪者充滿同情，尤其對黑人或少數族裔嫌犯。   「零元購」是踐踏法治，毀掉商店   這種所謂「共情」被濫用到這種地步：在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州，竟通過法案，把盜竊950美元以下的行為定為輕罪，警察通常不予逮捕。即使抓了，也可在幾小時內以「零保釋金」釋放。所以加州竟然出現盜竊者拿著計算機進商店，只要不超過金額，就可以在大庭廣眾下搬走商品，不付分文。   左派民主黨掌控的加州所以有這種法律，出發點也是「共情」，說要偷盜搶劫不到1000美元商品的人，一定是窮人，要對他們有同情心，理解他的生活艱難，所以不要輕易對其逮捕判刑。這種現象被稱為「零元購」，即一分錢不花，就可拿到商品。顛覆了「購」字的定義。購，等於白拿。   上述種種現象，不僅是在美國，在歐洲國家也發生。為什麼有這麼離譜的事情？背後是什麼社會原因、心理問題？   今年5月中旬美國出版的一本研究這個現象的新書立即爆紅：《自殺式共情：拼命表現仁慈》（Suicidal Empathy: Dying to Be Kind），作者是加拿大知名的心理學家薩阿德（Gad Saad）。   這本暢銷書集中引述分析很多這種案例，指出這是一場西方文明的危機，過度的同情心、非理性的共情，已是一種「思想病毒」，正在殺死西方。   本來殺人、強姦、搶劫，都是明顯的犯罪行為。可是左翼人士（尤其掌握話語權的左派知識分子）卻不是正視這種犯罪，而是強調犯罪者的身分、膚色、歷史原因等等。如果嫌犯是黑人，就強調他們之前有過被白人欺壓（販賣黑奴時代）的歷史，所以白人要贖罪，對黑人網開一面，濫用同情心而放棄依法處理。這不僅是踐踏法治，而且對遵紀守法的人們已構成損害。放縱壞人，就是危害好人。   「當慈悲變成了對他人的殘忍，這種慈悲就是邪惡的」   像美國左派民主黨掌權的舊金山和西雅圖，這些城市為了所謂不要「污名化」吸毒者和無家可歸者，竟然允許他們在公共公園、小學附近搭建帳篷、公開吸毒。這些左派政客們對癮君子展示「慈悲」，事實上是剝奪了普通市民和兒童能安全地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   另外，像左派掌權的美國紐約（市長是共產份子）和英國倫敦（市長是左翼穆斯林），政府斥鉅資將高檔酒店改造成非法入境者的免費庇護所，並提供免費醫療、轉帳卡和伙食;而與此同時，大量本國的退伍軍人和貧困二戰老兵卻流落街頭，得不到妥善安置。   還有生理男性以自己是「心理女性」名義，參加女子體育比賽。尤其是游泳、拳擊、舉重等項目，更依賴性別產生的爆發力和體力。以生理女性為名參加比賽的生理男人，明擺著是佔女性運動員的便宜，簡直就是公然欺負女性、公開欺詐。但左派就以照顧「弱勢群體」（跨性別者）的名義對這些荒唐大開其門。而不顧真正女性運動員受到的不公和欺負。   這本書中還引述了女子監獄中的跨性別囚犯：加拿大和美國部分地區把自認為女性的生理男性暴力罪犯（甚至是強姦犯）安置進女子監獄。作者薩阿德憤怒地指出，這種為了照顧罪犯「性別認同」的共情，直接導致了女子監獄中女囚犯被性侵的悲劇。   上述這些荒唐的事情怎麼能在歐美國家發生？因為左翼勢力在美國（包括歐洲）都佔據主要輿論陣地——報紙，電視，廣播，好萊塢，大學等等，所以，他們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推崇這種濫用同情心。任何人不贊同或公開反對這種所謂的共情，就被他們視之「反動、落後、頑固」，被貼上「不寬容」、「政治不正確」、甚至「種族歧視」的標籤，輕者被輿論批判，重則可能因此失去教職，失去演員機會，失去職務，失去工作。久而久之，人們因為害怕被貼上「不寬容」或更嚴重的「歧視弱者」的標籤，而主動壓制自己的理性思考，不敢發聲，到最後可能隨波逐流，成為「共情」大軍的一員。   《自殺性的共情》作者薩阿德尖銳地指出：「當慈悲變成了對他人的殘忍，這種慈悲就是邪惡的。」社會治安的敗壞，往往就是從這種「不分是非的慈悲」開始的。這是「用善良殺死自己」的人類文明的解體，本質上是一個文明在主動選擇走向消亡（即「文明的自殺」）。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通向奴役之路》作者海耶克早就精闢地指出：「通向地獄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鋪成的。」   美國和歐洲現在是「癌症」幾期？   本來，同情弱者、同情勞苦大眾、同理心是一種美德。但在今天的西方，這種原本是美好道德機制的同情、共情卻被左翼勢力政治化、極端化，脫離了理性和常識，演變成一種政治正確——對犯罪忍耐、對罪犯寬容，卻無視受害者。更有一些是為了顯擺自己是多麼善良高尚而做出「共情」姿態的偽善（以此佔據道德高地）。這種行為，在本質上是顛覆人類文明基本價值的自殺。   俗話說「談虎色變」，現在是「談癌色變」。患癌就是人的免疫系統失調，無法區分「好細胞」和「壞細胞」，最後不是優勝劣敗，而是劣幣驅良幣，人就被劣幣殺死了。現在美國和西方社會的「自殺性共情」就是癌症：當一個社會的法律系統（免疫系統）失去了區分「病原體（犯罪者）」和「健康細胞（守法公民）」的能力，並開始為了保護病原體而攻擊健康細胞，那麼這個「文明有機體」就「離死亡就不遠了」。   這本書自出版以來，在西方輿論界引發了巨大關注和激烈辯論，社會評價呈現高度的兩極分化。正面評價主要來自保守派陣營。最出名的支持者是特斯拉公司老闆、科技巨頭馬斯克。他對這本書讚譽有加，在播客中頻繁借用「文明的自殺式共情」這一詞彙來批評現代文化。他呼籲每個人都應認真看待這本書。很多國際知名學者視此書為一記「清醒劑」，勇敢地挑戰了那些因害怕「政治不正確」而無人敢言的禁忌話題，為捍衛法治、科學、理性和社會秩序提供了理論武器。   對這本書的負面評價主要來自左派陣營。一些左翼學者和自由派媒體批評說，「自殺式共情」正在淪為右翼輿論和保守主義敘事的「時髦術語」（Buzzword）。他們批評薩阿德將複雜的社會問題（如移民、跨性別權益、司法改革等）簡單化，甚至可能被用來合理化對弱勢群體的冷漠或歧視。   但不管贊成還是反對，正面還是負面評價，這本書的作用，正如一個書評所指出的，就是展示出這些現象和衝突，強迫所有人——無論是裝睡的精英，還是忍氣吞聲的大眾——都睜開眼睛看看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是一記響亮的「耳光」，正在把自殘的西方從虛幻的道德自我感動中抽醒。   這本目前在亞馬遜等各大書店都位居前列的暢銷書，會讓更多美國人民知道，左翼煽動和洗腦的「共情」就是癌細胞，它要殺死好細胞（常識）而毀掉美國。所以，科技巨頭馬斯克大聲疾呼，每個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6年6月號    

  鄭紹春/前中華民國駐索羅門群島技術團水利專家 ​一、前言 ​2026年6月15日至16日，達悟族拼板舟「Ovayan黃金友誼號」成功完成蘭嶼至巴丹群島的首航，象徵三百年來中斷的南島海上古道再度被喚醒。這不僅是文化復振的壯舉，更是台灣重新定位自身區域角色的契機。從地緣地理的客觀事實來看，台灣蘭嶼島至菲律賓巴丹島的直線距離（約140公里），實際上比從菲律賓呂宋島北端（阿帕里或聖安娜）到巴丹島的距離還要臨近。 這項「地理反轉」的關鍵事實，賦予了台灣強大的正當性，我國應以此為主訴求，主導南向航線的制度化，並正式納入國家戰略規劃。 ​二、政策意涵與對菲訴求 1. 文化復振與地緣認同 ​透過制度化航線，推動蘭嶼達悟族與巴丹伊瓦坦族（Ivatan）的語言、歌謠、航海技術交流，建立「台菲島嶼文化研究平台」。向菲國強調，兩島因地理距離更近，在歷史與血緣上的鏈結遠比馬尼拉中心視角更為緊密。 ​2. 區域安全與韌性通道 ​富岡—巴斯科（Basco）航線可作為災害救援、人道支援的韌性通道。由於蘭嶼比呂宋島更臨近巴丹，一旦巴丹群島遭遇颱風等天然災害，從台灣東部出發的人道救援物資與醫療協助，能以最快速度抵達，有效降低巴丹過度依賴馬尼拉遠程補給的風險。 ​3. 互補型經濟互動 ​打破「大島對大島」的傳統貿易思維，推動短鏈化、在地化的海運模式。利用地緣之利，促進台灣東部與巴丹群島的互補型經濟（如台灣的蔬果、日常物資與基礎建設技術支援，交換巴丹的漁業資源），並帶動雙島旅遊與海洋產業合作。 ​三、推進路徑 ​短期（1–3年）：地理借力與行政奠基 ​政策遊說： 主動向菲律賓中央及巴丹省政府提出「雙島臨近互航協議」，以「距離更近、救援更快、物流更便」為訴求，突破傳統航權限制。 ​基礎盤點： 持續試航並改善富岡、蘭嶼與巴斯科港口的通關與硬體基礎設施。 ​民間先行： 擴大青年、南島語族學者交流計畫，鞏固地緣情感。 ​中期（3–7年）：常態互航與微型經濟圈 ​發展雙島特色觀光，建立定期或季節性客貨運航班。 ​擴大民間與地方政府參與，建立小型、高頻率、低碳排的海運模式，打造「藍色公路」。 ​長期（7年以上）：島鏈安全與新戰略節點 ​形塑「蘭嶼－巴丹」島鏈型經濟與交流走廊。 ​將此航線納入印太區域安全與人道援助的合作架構，使台灣主導的南向航線成為西太平洋舞台上的關鍵戰略節點。 ​四、結語 ​「蘭嶼－巴丹首航」不只是一次文化壯舉，更是台灣主動提出新區域想像的起點。當我們以地理臨近性為利刃，向菲國與國際社會展現台灣主導南向航線的天然優勢時，這條航線將不再只是地圖上的虛線，而是台灣走向海洋國家定位、開創印太戰略新局的里程碑。 ------------------ 達悟族大舟航向巴丹群島、完成這項歷史性跨越的海上英姿後的歡呼！

  老共的海巡剛剛宣布海峽中線消失了，霸氣得很，但是，在上突然釋出善意，不但搞出，欺騙台灣年輕人，還要買台灣東西了，欺騙農民，中國自家的鳳梨放著爛，農民哀號，卻買台灣的，到底甚麼居心，膝蓋想也知道，國台辦說話也軟了，這是軟硬兩手策略的施展。 兩手策略下，只要台灣人相信投降可以帶來和平，老共就會一直搞下去，當然，對台灣下功夫並不夠，重點是美國，所以，鄭麗文當了說客，勸美國放棄圍堵老共，不要介入中國併吞台灣，出嘴的還有一堆紅色智庫，更多外國老政客，例如新加坡馬凱碩，楊榮文之流，說話以老共吞台，馬首是膽。 鄭麗文赴美，替老共大外宣，一路被美國反共人士一頓臭罵，國民黨不幫忙中國人爭民主自由，反過來幫老共圍事，真的丟臉到家。 但是，老共的一連串認知作戰，透過台灣紅媒天天放送，幾年下來，效果其實不差，被小紅書抖音洗腦的年輕人一大堆，竟然有民調顯示；過半的台灣人願意政治談判了，中台兩國可以政治談判嗎，當然可以，但是要看前提是甚麼，條件環境如何，如果還是前提下談判，沒有國際組織或其他國家見證，有談等於沒談，因為下，台灣已經投降，還談甚麼。 國共內戰初期，老蔣要毛澤東坐下來談判，團結國家，老毛不要，因為害怕人到重慶就被暗殺，後來被逼急了，到了重慶，老蔣要毛澤東承認，老毛不認，因為認了就是投降，同樣情況又輪迴一次，這次換成老共逼台灣投降。 這個民調看來；很顯然，維持現狀還是多數，一國兩制不是多數，獨立建國卻是少數，台派團體還是努力不夠，或者是民調問券的設計不清楚。 美國智庫的分析；2027年是習大大對台動武時間，但是，在此之前，逼降還是老共最佳選項，上次有民調顯示；為了和平有22%人願意一國兩制，當然，還有一派智庫認為；老共不可能在2030年前動武，其實，這些分析都無法準確，因為習大大是否動武，是一個人的武林，無法預料，不管台灣投降或者被武統，比較可以預料的是；位於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的正在加速擬定；拿下台灣後必須做的幾件事；第一；先宣布戒嚴，台灣人的行動全面管制。 第二，取消新台幣，發行台版人民幣，國民黨搬到台灣也幹過這件事，這件事等同讓台灣人先變窮，新人民幣兌換，應該落在1比10，按照目前匯率，台灣人財富會減掉一半。 第三，中華民國身分證和護照同時無效，如果不是投降前跑路，等到解放軍登陸，想跑太慢了，因為戒嚴已經發布。 第四；清查戶口，開始分類，集中營再教育，這是整肅的前兆。 過去，毛澤東把中國人分成紅黑五類，台灣也逃不掉；從每個人平日言行，大數據歸納分析就可以分成幾個類別；親共分子，反共分子，從職業可以分成軍公教，也可以從黨派傾向分類，即便你從來不關心政治，也可能被送進集中營，習大大說過；洗腦從小洗起，台灣的幼兒園小孩也逃不掉再教育。 不要對老共的野蠻殘酷認識不清，認為被一國兩制也是過同樣日子，你就大錯特錯，共產黨不是一般政黨，拿下台灣，衝著幾十年台灣人纍積的財富，對老共破產的經濟，就是最大的誘因，不要以為投降可以換和平，放下刀槍之後，換來的可能是永遠無法翻身的牛馬命運，看看目前中國95%的人，過著甚麼樣生活就知道了。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6月10日，美國范德堡大學研究教授雅各布·姆昌加馬（Jacob Mchangaama）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共同發表的文章，對歐洲數位政策的走向提出了嚴厲警告。姆昌加馬指出，歐洲聯盟近年來以打擊非法內容與虛假資訊為名，推出《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等一系列監管措施，表面上是在捍衛網路安全與公民權利，實際上卻可能正在加速終結過去三十年來開放互聯網的黃金時代。姆昌加馬的看法是，歐洲在線上言論監管上雖然搶佔了道德高地，卻在全球數位競爭的版圖中逐漸失去戰略優勢。這個現象不僅關乎言論自由的界線，更深刻影響了歐洲整體的經濟競爭力、科技主權與地緣政治地位。 監管巨獸降臨：DSA如何重塑網路言論生態 姆昌加馬分析，歐盟推出的《數位服務法》已於2024年2月全面適用，並在2025至2026年期間進入積極執法階段，對超大型網路平台（VLOPs）如Meta、TikTok等，課以極其嚴格的通報、風險評估與內容審核義務。該法要求平台每年至少發布一次標準化的內容審核透明度報告，大型平台更須每年發布兩次，且必須建立有效的內部申訴機制，讓用戶得以對內容移除或帳號刪除的決定提出異議。姆昌加馬指出，這些規範雖然立意良善，旨在保障歐洲公民的基本權利，但實際執行上卻賦予監管機構極大的裁量權，甚至可能導致言論審查的過度擴張。 更令人擔憂的是，DSA具有明顯的域外效力。姆昌加馬警告，凡是在歐盟境內提供服務的數位企業，無論其總部位於何處，都必須遵守歐盟的內容審核規則。由於當今全球主要的社群平台與搜尋引擎幾乎都是美國企業，這項法規實際上等於將歐洲的言論標準強行套用在全世界。姆昌加馬的看法是，歐盟監管機構在執法過程中經常出現政治化的傾向，例如2024至2025年間，歐盟監管機關被指控干預愛爾蘭的選舉程序，透過施壓平台限制特定的政治言論。這種作法引發了美國國會的高度不滿，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Jim Jordan）直言，歐盟無權將其審查標準強加於美國公民與企業身上。 數位主權的代價：歐洲科技競爭力節節敗退 姆昌加馬指出，歐洲在追求「數位主權」的過程中，逐漸走向一條自我孤立的不歸路。面對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在歐洲雲端市場掌握近百分之七十市佔率的現實，歐盟近年來推出「科技主權套案」（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 Package），試圖大規模汰換來自美國的數位服務與晶片，轉而扶植本土替代方案。法國政府已著手將公務系統的Windows作業系統更換為Linux，並以本土開發的視訊平台Visio取代Zoom。德國什勒斯維希－荷爾斯坦因邦也在逐步將Microsoft的工具替換為開源軟體。 然而，姆昌加馬分析，這種脫鉤策略的代價極為高昂。歐洲在人工智慧領域的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美國與中國大陸。數據顯示，美國掌握全球百分之七十四的高階AI算力，中國大陸擁有百分之十四，而整個歐盟僅佔百分之五。在基礎模型方面，美國已開發出四十個，中國大陸有十五個，而歐洲僅有三個。姆昌加馬的看法是，歐洲過度專注於監管與防堵，卻忽略了創新與基礎建設的必要投資。歐盟雖然喊出每年動員二百億歐元投入AI研發的目標，但實際進展緩慢且分布不均，各成員國之間的資源與政策嚴重碎片化，導致無法形成規模化的競爭優勢。 全球連鎖效應：歐盟標準的輸出與反噬 姆昌加馬警告，DSA的影響力並不僅限於歐洲境內。由於美國科技平台為了服務歐洲市場，不得不全面遵循歐盟的內容審核規範，這使得DSA在實務上成為一套事實上的全球內容審核標準。姆昌加馬指出，這種「布魯塞爾效應」正在深刻影響其他國家的數位立法方向，包含拉丁美洲、東南亞與非洲的許多國家，都在參考DSA的架構來設計自身的網路監管制度。 然而，姆昌加馬分析，這種影響力並非沒有反作用力。美國川普政府對於歐盟的監管擴張已經表達了強烈不滿，並威脅採取貿易報復措施。姆昌加馬的看法是，歐盟試圖透過監管來約束美國科技巨頭，卻反而激化了跨大西洋的科技冷戰，迫使美國政府更加堅定地保護本國企業的利益。更嚴重的是，這種監管對抗可能導致互聯網的進一步分裂，最終形成一個以美國為首的開放陣營、一個以大陸為主的管制陣營，以及一個試圖走出第三條路的歐洲陣營。姆昌加馬指出，歐洲在這個分裂的格局中處境最為尷尬，既沒有美國的創新資本與市場規模，也缺乏大陸的國家主導發展模式與內需市場。 結語 姆昌加馬總結指出，歐洲在線上言論監管上的積極作為，表面上展現了捍衛民主價值與公民權利的決心，實際上卻正在為開放互聯網敲響喪鐘。姆昌加馬警告，歐洲若繼續以監管作為數位政策的核心，而不積極投入技術創新與基礎建設，終將在全球數位競爭中徹底失去優勢地位。姆昌加馬的看法是，歐洲領導人必須重新思考數位主權的真正內涵，不應只是消極地防堵與限制，更應該積極地打造具有競爭力的本土生態系，否則，歐洲不僅將淪為數位時代的規則追隨者，更可能在這場科技冷戰中成為最大的輸家。開放互聯網的終結或許無可避免，但姆昌加馬認為，歐洲至少應該確保自己在終局時，不是那個被動承受後果的旁觀者，而是有能力塑造未來的參與者。

  陳禹成 華府Q-Day Defender, LLC法律總顧問 當北京試圖利用魯比歐的「建設性戰略穩定」將台灣邊緣化為美中大國談判的靜態背景時；賴政府在西廂體制內做認知微調，加上魏哲家在體制外，透過華府Q-Day Defender 釋放「混沌軌跡」的非對稱技術能力，恰好形成了內外聯動的「數位與戰略雙堡壘」。 壹. 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從何而來？ 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源於 2026年5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訪問北京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會晤所達成政治共識。此新詞由習近平在「川習會」中首度提出，作為界定美中雙邊關係的新定位。這項新定位的由來與背景，可拆解為以下三大核心層面： 1. 歷史論述與外交詞彙的演變 • 大國關係新表述：中國官方過去曾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但因美方固守「戰略競爭」敘事而未能延續。此次新提法旨在將雙邊摩擦降級為「可控的常態」。 • 歷史詞彙融合：此名詞融合了 1997 年江澤民與柯林頓時期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並退一步抽離「夥伴」字眼，轉而強調「戰略穩定」，反映出美中進入全面持久戰後的現實權力平衡。 2. 雙方各自的現實主義與政治利益 兩國領導人皆基於「交易性休兵」的現實主義考量： • 美國（川普）：希望爭取實質的經濟成果（如北京承諾在 2026 至 2028 年間大幅採購美國農產品），藉由降低經貿與軍事誤判風險，鞏固其第二任期的政治地位。 • 中國（習近平）：面對長達近十年的美中貿易與科技戰壓力，北京試圖藉由主場優勢劃定戰略紅線（包含台灣議題與核心關切），緩和區域緊繃局勢，進而提升其國內聲望。 3. 「四個穩定」的戰略內涵 中方進一步將此關係拆解為四個行為準則，作為未來三年以上的戰略指引： • 積極穩定：以合作為主體，通過交流增強關係韌性。 • 良性穩定：競爭有度，不搞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 •...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 外勞有人權，雇主與失能家庭同樣有人權。外勞有工作權與合理待遇，失能者也有被照顧的權利、家庭也有維持生計的權利，同樣的台灣的小農、漁民與中小企業也有生存權。 2023年監察院報告批評的是勞動部管理失職、失聯外勞增加與仲介制度失靈，不是要求把所有成本全部轉嫁給台灣雇主。今天如果制度有問題，那麼應該改革仲介制度、擴大直聘、要求來源國共同負責，而不是把每位外勞十幾萬元甚至近二十萬元的招募成本，全數丟給台灣家庭與產業承擔。 如果有人說大家都是制度受害者，筆者同意。但既然如此，為什麼改革的結果是讓其中一群受害者去補貼另一群受害者？ 所謂外勞零付費，本質上並不是成本消失，而是成本轉移了。外勞少付了，最後一定有人要付。問題就在於，憑什麼全部是由台灣雇主、失能家庭、農民與漁民承擔？ 真正公平的改革，是降低仲介剝削、提高制度透明度、建立多方分擔機制，而不是用「人權」兩個字包裝成本轉嫁。 人權不應建立在另一群人的負擔與犧牲之上！

文/王至劭（台聯政策顧問、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我們是怎麼來的？這問題引起無數人的關切。筆者也從小對這問題十分好奇，我大概念小一的前一年問我媽媽：「媽媽，我怎麼來的？」 母親隨口說：「石頭蹦出來的啦！」這答案讓我不安，我叫了一、兩聲，有些惶恐，母親才接著說：「媽媽生的啦。」我才放心些。現在的成年人當然都沒這疑問了，大家都知道是自己的媽媽生的，但人類是怎麼來的呢？ 恐龍時代是沒有人的，六千六百萬年前，那一顆直徑大約十公里的大隕石擊中墨西哥猶加敦半島末端的淺海區，就那麼剛好擊中那兒，造成恐龍的滅絕(翼龍有些例外，鳥類的起源。)被恐龍逼到角落的哺乳類開始大爆發。大約接近一千萬年前，人類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開始分歧演化。 大約600萬至800萬年前，人科(界、門、綱、目、科、屬、種)。動物起源於東非，接著，大約440萬年前開始可以直立行走，這需要經過數十萬年的演化，起因於環境變化的需求。直立行走可以節省四分之三的能量，換句話說，如此一來人類可以走得更遠，雖然速度不快。 所有物種的基因，都會有一個小小的機率會突變，這是演化很重要的機制。事實上，沒有突變就有沒有演化，這些突變的基因絕大多數是有害的，只有數萬分之一是有利的，有利的突變基因經過物競天擇，就會順利地留下來，流傳下去。 演化的發生有些需要數萬年，甚至更久，但有少部分也可能數百年之間就會有明顯的演化，最有名的例子，工業革命前科學家就注意到英國曼徹斯特的胡椒蛾主要有黑白兩型，且比例差距甚大，黑化型十分稀有。在18世紀末比例卻完全顛倒，黑蛾占了98％，曼徹斯特工業化後空氣中充滿二氧化硫與黑煤煙導致如此的演化方向。 大約170萬年前，巧人（早期直立人）開始走出東非，假設每一年走一公里，那麼大約2萬年的時間就可以走到東南亞。這些直立人在許多地方獨自演化，但或多或少也會互相交流。既然會往東走，當然也有一部分人會往西走祖先的回頭路。 其後發展的若干人屬物種和亞種，已告滅絕，這些包括活動在亞洲的直立人、丹尼索瓦人、在歐洲的尼安德塔人。古智人（早期智人）大約在距今25萬年到40萬年間演變出來。智人起源於東非，這是人類最直接的祖先，大約10萬年前，比較大量的智人陸續走出東非。 人類的汗腺非常發達，和動物比起來毛髮最少，容易散熱，易於長期行走或跑步，這是許多動物不具備的能力，直至今日，許多運動選手可以慢慢跑，連續跑12至24小時以上，沒有任何動物有這種能力。人類也具有交流和貿易（早期是以物易物）的能力。 我們現在一般的人們，常常會想要開車出去逛逛走走，這其實是遠古流傳下來的基因。到處走走不但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觀，還可能會有更多不同的食物來源。 智人有個很大的特色，那就是他們開始發展比較精緻的語言，並能組織到150人左右的團體(尼安德塔人沒這種能力)，團結力量大，捕獸、禦敵能力大大增強。這些智人滅絕了絕大多數其它地方的直立人，當然也有可能借由交配而留下混血基因。例如，尼安德塔人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不過據信，尼安德塔的人的基因是有流傳下來。 這些尖石是在古人類活動的石頭堆當中找到的，石頭的使用對人類非常重要，人類可以撿拾石頭，甚至磨尖扔向動物，這是其它動物做不到的。 （維基百科圖片） 大約6萬年前人類到達澳洲，1.6萬年前經由白令海峽（當時是可以走過去的）到達北美洲，再經過2千年到達阿根廷。 不管是澳洲或者是美洲，智人到達之後，許多大型哺乳類動物經過數千年的被捕獵就絕種了。以北美洲來講，大約四分之三的大型哺乳類動物因而消失。 又根據考古學研究，早於智人的出現，人屬動物接近50萬年前就開始會造船，4萬年前人類便已經擁有相當高超的技術，可以往返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澳洲、索羅門群島等地。 目前百分之九十五的科學家認為人類的起源就是在東非，那是我們遠古祖先的故鄉。 珍稀地球的產生，哺乳類動物大量出現、人類的出現，一切都是巧合中的巧合，偶然中的偶然，願每人都愛惜自己生命、愛惜別人生命，進而愛護動植物、萬事萬物，並思考人類如何存續，地球如何存續，永續發展，而不是只有想到自己。「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從英國肯特郡出土的石斧，這是直立人使用的燧石器。 （維基百科圖片）

  全球品牌管理協會 秘書長 王仁傑         面對即將到來的超高齡社會，當「好好呼吸」成為一種期盼，醫療的疆界也正悄悄改變。由馬偕醫院張瀚文醫師提出的「呼吸健康與居家氧護生態系」核心思維，將冷冰冰的醫療器材與專業，轉化為家中最溫暖的守護。這不只是一場醫療科技的跨域革命，更是一份讓長輩在熟悉客廳裡，也能安心吐納、尊嚴變老的在地關懷。   【內容摘要】 核心理念： 結合全人社區照護，將馬偕醫院張瀚文醫師的「居家氧護生態系」思維延伸至家庭，讓高齡與肺部亞健康族群在熟悉環境中獲得持續性照顧。 產業優勢： 結合台灣自主研發的高品質醫材與智慧監測，落實郭智輝部長強調的「醫療與科技跨域合作」，打造具國際競爭力的健康照護方案。 社會推手： 全球品牌協會積極扮演產官學媒合橋樑，推動居家照護與生醫產業升級，實踐「以人為本、預防優先」的超高齡社會溫暖願景。 把愛送回客廳：張瀚文醫師的「居家氧護」讓呼吸變安心        在無聲的日常裡，每一次順暢的呼吸，都是高齡長輩與慢性肺病患者最珍貴的日常。隨著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醫院診間外的長照需求迫在眉睫。馬偕醫院張瀚文醫師深感於此，特別提出「呼吸健康與居家氧護生態系」的全新思維，試圖打破傳統白色巨塔的圍牆，把醫療的觸角與溫度，直接延伸到民眾最熟悉的客廳與床邊。 這項模式的核心，在於「全人社區照護」的實踐。張瀚文醫師強調，照護不該只是生病時的圍堵，而是融合了預防、日常管理與長期陪伴的生命支持。透過智慧健康監測技術的牽線，專業醫療團隊的關懷不再受限於診間，而是化為一條隱形的線，時時刻刻拉住在家休養的長輩與肺功能亞健康族群，讓「在家安老」不再只是口號，而是充滿安全感的現實。   台灣科技研發注入溫度：郭智輝期許台製醫材走向國際         然而，要讓這份居家照護的溫度持久，背後需要強大的產業力量做後盾。前經濟部長郭智輝便多次在公開場合指出，台灣具備享譽國際的醫療實力，更擁有無可替代的科技研發能量。 這一次，台灣將這份科技實力用在了最貼近人心的島嶼需求上。透過「呼吸健康與居家氧護生態系」，台灣自主研發的高品質醫療器材得以走入尋常百姓家。這些精準、便利且高度人性化的台製醫材，不僅減輕了家屬的照顧負擔，更證明了台灣有能力打造出兼具頂尖品質與國際競爭力的健康照護解決方案。科技，在跨域合作的火花中，展現了最溫暖的人道關懷。   串連產學研的力量：全球品牌協會引領「以人為本」的照護革命        在這場建構健康照護新生態的巨浪中，全球品牌協會則扮演了最關鍵的「引路人」與「黏著劑」。 長期隱身在產業推動幕後的全球品牌協會，深知一個好的醫療創新若要落地，必須仰賴醫療機構、產業界與學術界三方的緊密交織。為此，協會不遺餘力地透過舉辦論壇、專業分享以及跨域資源整合平台，把優秀的生醫成果與優質的品牌價值擴散出去，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看見這道呼吸的曙光。 面對超高齡社會帶來的寂寞與挑戰，全球品牌協會將持續攜手各界，推動居家照護與生醫科技的雙重升級。這不只是一場產業的翻轉，更是一場以愛為名、預防優先的照護革命，期盼讓每一位在這片土地上攜手走過歲月的台灣長輩，都能在最安心的環境中，享有更有品質、尊嚴且自由呼吸的晚年生活。         https://youtu.be/kqsninR9a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