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22年，中國共產黨將其建黨後參加中國民主建國進程的總路線，稱為新民主主義。中共認為中國國民黨在實施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後，三民主義的內容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成分，而可稱之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下的民權主義，則為新民主主義。中共認為，國民政府在1927年清黨分共和於1931年實施訓政後，就背叛了新三民主義，成為資產階級的一黨專政政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取消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宣布共赴國難，而提出戰時民主主張，並在其所統治的陝甘寧邊區實施以人民代表制為憲政體制選擇的新民主主義憲政。

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共參與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和平建國綱領》，與中國民主同盟合作，支持張君勱修正式內閣制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方案，最終拒絕參與制憲國民大會，以軍事力量將中華民國逐出中國大陸。

溫大同：

上次在本單元中談到中國共產黨創黨的陳獨秀先生，接下來的第二個主題是新民主主義與新三民主義。

這段期間是兩次國共合作與其間中國國民黨清黨分共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是在北洋政府時期創立，初始是由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領導組織，在1920年6月草創，當時稱作社會共產黨，後採李大釗意見，定名為「共產黨」，10月李大釗主持共產黨小組在國立北京大學成立。到了1921年7月底到8月初，與當時各地方和旅日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組建了中國共產黨。第二年的1922年加入共產國際接受指導與援助，並受其指揮與國民黨合作。差不多與此同時，時任非常大總統的孫中山在廣州碰到陳炯明粵軍叛變，之後離開廣州到了上海。在孫中山遭遇這個挫折時，他接受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對他的支持，然後雙方會晤談到國共合作。就在這個情況下，孫中山決定實施聯俄容共，邀請共產黨協助改組國民黨。在上次的節目中，曾老師也跟我們介紹過，陳獨秀要求孫中山不能再主張所有國民黨黨員都要向孫中山個人效忠，所以事實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民主發展。您怎麼看這段歷史？

曾建元：

陳獨秀創立共產黨後，更協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同時也協助孫中山重新草擬中國國民黨基於三民主義的黨綱以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這當中都可以看到陳獨秀非常積極的投入，我覺得從那個時代來看，有很深刻的意義。一方面，是國際形勢的判斷：當時在國際間願意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的國家，就是看似對中國非常友善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當時蘇俄由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發表《加拉罕宣言》（《俄國政府致中國南北政府各界書》），要放棄從清朝以來所有不平等條約、歸還土地之類的，──但到現在都還沒看到完全實現；另一方面，就國內形勢來說，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國會的仕紳政治，無法真正喚起人民的感動，以及整個社會對民主或社會改革的完整認識。陳獨秀組織中國共產黨，更積極投入工人運動，表示他不只是一個坐而言的讀書人，他起而行帶領當時中國的勞動階級認識什麼是人權、什麼是勞動權，如何爭取平等的地位。

關於選舉，馬克思（Karl Marx）曾經說過，真正的民主制是普選制，因為中國的民主發展是後發，所以在孫中山他們建立中華民國之後，可以看到《鄂州臨時約法》、《臨時約法》等等都放入關於選舉權的規定，辛亥革命時的廣東省臨時省議會首先有女性議員，國民政府北伐後於1931年頒布《訓政時期約法》，明定男女平權，較之民主先進國家，美國在1920年《憲法第19修正案》實施後才賦予女性選舉權，英國到1928年始有《人民代表（平等投票權）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Equal Franchise) Act）跟上，法國則要到自由法國流亡政府頒布《1944年4月21日法令》（l’ordonnance du 21 avril 1944）才接受女性參政權。比之當時的美、英、法在公民權的保障上，乃不遑多讓。但這都只是存在概念上。如果要讓工農群眾不但有觀念而且還要有能力、有餘裕投入民主政治，經營公共生活，參與公共事務，就要給他們比較好的社會地位及社會待遇，因此陳獨秀等等共產黨人，關於三民主義或他們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最核心的理念就在「平等」這個地方，與當時多數西方國家只有男性和有一定資力者才能享有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就有所分別。而這正是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貢獻，在觀念上真正突破，讓所謂的「人民民主」概念應運而生。然而如何落實是另外一個問題，這需要一個漫長的社會改革過程，而中國的國民革命，也就如同俄羅斯一般有後發的優勢，一開始就是普遍的民主概念，只是當時的社會條件還不夠，需要革命者來進行社會啟蒙，所以它也必然帶有菁英由上而下的領導色彩，並不完全像傳統中國的農民革命由下而上，結果又是皇帝上臺的治亂循環。這就是中國國民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因為時代觀念不同所形成的極大分野，所以我們強調人民民主或者無產階級民主，用共產黨的語言，又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其實以人民民主，能更精確地描述普選的精神。

溫大同：

孫中山做出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等三大政策，也改造了國民黨。事實上，像興中會、中國革命同盟會或是中華革命黨，或許可以理解為比較有個人色彩或中國古代地下會黨的味道，改造之後，我們一般人都稱國民黨同共產黨一樣都是為列寧式（Leninist）政黨，是不是在國共合作之後，事實上也將國民黨的體質做了改變？

曾建元：

當然可以這樣理解，因為國共合作之後的國民黨，雖然還是以孫中山為最高領袖，但他的角色基本上已經和過去中國的會黨如各種效忠個人的哥老會、三合會、洪門的大哥大大不同，因為黨國體系有意識型態、有思想、有黨的組織領導和紀律，也就是說，哪怕是終身制的領袖，也會有權力繼承的問題，而權力繼承的正當性就在意識型態，這就使得革命黨和傳統中國地下組織會黨或農民的英雄革命，在性質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為什麼它變得很有戰力？就像孫中山常講的，思想產生信仰，產生力量。

溫大同；

我們也知道，國共合作接下來所做的，其實就是繼續辛亥革命未完成的國民革命。孫中山在廣東黃埔建立了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打造黨的軍事力量，甚至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擘劃了軍政、訓政然後憲政等階段的革命進程。他說出為什麼要從事武裝推翻北洋政府的整個規劃，因此國共合作事實上也包含內戰的準備與開始。而且也是因為如您所說，這兩個黨結合之後戰力很強大，擁有宣傳及軍事力量，又加上蘇俄提供步槍及軍事訓練等援助，北伐可以說是所向披靡，一下子就勝利了，而統一了中國。可是，國共兩黨也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大的矛盾，乃至於有國民政府的清黨，而在清黨之後，中共有南昌暴動，接下來1922年又跑去江西省瑞金井岡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有憲法、選舉，挺有意思的。您怎麼看這段過程？如果從民主的角度，您如何評價？

曾建元：

我覺得問題還是出在黨國體制。因為孫中山過世之後，權力的轉移並不是那麼順暢，誰能夠宣稱他繼承了孫中山交辦的任務，在思想上繼承孫中山？從當時的形勢看起來，應當是在北京伴隨著孫中山，並且幫他起草遺囑的汪精衛。可是，國民黨內部的不同派系是不服的，像孫中山這樣具有charisma神奇魅力的領袖，在國民黨內一時沒有出現，所以就開始了黨內的權力鬥爭，例如西山會議派的出走、寧漢分裂之類的。

共產黨表面上是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其實它還是國民黨內的一個重要派系，而且它有民主集中制的紀律，所以它也是一個黨的體制，所以它並沒有真正解散，以個人融入國民黨。因此在國民黨黨內的權力競爭中，它變成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勢力，特別是有蘇俄在背後支持，它要麼就跟某個派系合作，要麼就是成為與人敵對的派系。在那個階段，因為共產黨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政黨，然後又加入另外一個更大的民主集中制政黨國民黨。國共一有裂縫，那你要效忠誰？共產黨的忠誠最早就引起西山會議派的質疑，所以他們就在北京另立黨中央，然後我們看到當時國民黨的左派是汪精衛，中間派的蔣中正其實是中間偏左，是因為他是黃埔軍校的校長，而軍校接受俄國的軍事援助及軍事訓練，所以共產黨基本上比較信任他，而且他還把兒子蔣經國送到俄羅斯留學，一方面也當人質跟蘇俄交心。當時蔣中正的力量也遙遙呼應西山會議派，因為西山會議派裡有一個他很好的朋友叫戴季陶，戴季陶也是共產黨最早的創黨黨員之一。

戴季陶是那個時代對各種新思潮非常好奇且熱衷學習的代表性人物，當然最後戴季陶的觀念還是回歸到中國的文化傳統，戴季陶主義的孫文主義哲學論述或話語，中國人就比較聽得懂。孫中山在宣揚三民主義時，老講一些盧梭（Rousseau）、孟德斯鳩（Montesquieu），當時的中國人可能很多不知道他在講什麼，而講孟子、民為貴等等大家就聽得懂。所以我們看到，在孫中山過世之後，國民黨裡像戴季陶之類的崇古派，讓孫中山的面貌又改變了，他們要讓孫中山脫離共產黨的影響，然後把他改造成中國道統的繼承者。

溫大同；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然後孫中山，我們以前讀三民主義就這麼說的。

曾建元：

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Maring）到中國來和孫中山見面，孫中山跟他講我的思想基礎就是中國的道統，這是戴季陶的書《孫文主義哲學的基礎》裡記載的。事實上，這是一個孤證，戴季陶等於是編了這段謊話，因為在馬林的傳記裡沒有這個說法，他只是問孫文與中國傳統的關係，但在戴季陶的文章裡就變成這樣，成為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版本，尤其是他們塑造的孫中山形象。國民黨就此與共產黨完全分開，開始指責共產黨是外國西方勢力、外國帝國主義勢力，接著就爆發清黨。

1927年的清黨最早發動是在上海，國民革命軍利用上海的青幫杜月笙、黃金榮等人的力量，對上海的共產黨組織與工人組織在事實上進行了屠殺，表面上則是用立法和司法法制的名義，因為當時武漢和南京國民政府先後通過了。我記得以前在讀中國法制史時讀到這個反革命罪時，讓我非常震驚的一點，就是反革命罪的認定方式。國民黨各地黨部對反革命罪第一審判決有上訴權，反革命罪採陪審制，陪審員限25歲以上的國民黨黨員，換言之，國民黨成為被告言行是否該當反革命罪的認定者，反革命可以處死刑，而且可以斬立決，甚至很多人沒有經過審判程序就被殺害了。

溫大同：

就像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在中國可叫政治裁判所。

曾建元：

對，所以那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屠殺，最後也逼得沒有兵力的汪精衛宣告分共，把共產黨也趕出國民黨左派力量掌握的武漢國民政府之外。共產黨跟與國民黨在清黨事件後就分道揚鑣，而且是勢不兩立的血海深仇。清黨可以是這樣殺人的嗎？

溫大同：

我覺得國共的鬥爭是非常非常殘酷的，兩個黨都非常非常凶殘。

清黨之後，可以看到當時的國民政府與共產黨都有黃埔軍校的力量，也就是軍事力量。國民黨事實上是一個有軍隊的黨，而被分出來的這些人當中也許多是受過軍事訓練的。所以清黨之後，就爆發了南昌暴動，共產黨叫做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後就上了井岡山，在1931年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有憲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而且有選舉。您提到陳獨秀講普選，可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施的是蘇俄的制度，它有階級敵人，而階級敵人是沒有選舉權的。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的分子，都沒有選舉權，有選舉權的就是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您怎麼看這個情形？

曾建元：

 這是蘇俄的傳統，就是列寧建國之後，有一個階段叫無產階級專政，他要先鏟除過去壓迫人民的統治階級，也就是國家敵人、階級敵人。這個鏟除不一定是肉體的消滅，事實上是讓他們無法成為新的共和國的公民。

溫大同；

不是公民就變成賤民了。

曾建元；

對。說實在，這是共產革命很大的問題所在。也就是說，你既然講人權的普世性是虛偽意識，當然要透過社會改革，賦予所有過去不在公民概念內的無產階級以人權，要讓他們有實踐人權的能力及地位保障。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剝奪資產階級的人權或生命，因為目的是在追求平等，當無產階級上來之後，原本共產黨理論講的階級敵人也消滅了，因為他們財產被沒收等等，也變成無產階級。

手段到這樣就算了，不需要殺人。但是共產黨一方面被國民黨迫害，另一方面他們在井岡山、在瑞金的土地改革也是非常殘忍，毫無法治人權觀念，遂行打土豪，把富農豪紳揪出來批鬥，甚至一家人通通活活打死。所以我認為，當時中國人在引進馬克思列寧主義時，因為中國本來就沒有人權觀念，所以都以為這是最進步的民權觀念，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就是這樣稱讚列寧革命，說是建立了世界上最進步的人民獨裁政體，孫中山還有關於革命民權的說法見於《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

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即不把人權賦予那些反革命分子。很多人說這就是什麼防衛性民主，其實不然，這是反民主，因為只要是人，他就有人權，是不可以被剝奪的。民主防衛措施係針對破壞民主的行為而依比例原則限制之，而不是針對特定的人與團體，而限制或剝奪其所有的基本權利。

溫大同：

而且你不能把一部分民眾當成國家的敵人、政權的敵人，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曾建元；

這太可怕了。誰來認定反革命分子呢？國民政府的《反革命案件陪審暫行法》規定，反革命案件陪審團的陪審員只能由國民黨黨員擔任，陪審員名單則由各高等法院和分院所在地最高級的國民黨黨部送交各該法院，國民黨員就有反革命案件的陪審評議能力？標準的黨同伐異，黨國不分，司法也沒有獨立。日後，共產黨也學這套，只是共產黨還不見得有國民政府當時所建立的基本法律程序，覺得你是階級敵人，就把你處理掉了。那實在是個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的時代。

溫大同；

所以我們能否說，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訓政，而訓政實際上就是黨國體制。共產黨批評國民政府背叛了新三民主義，但它自己所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實也是軍事統治和黨國體制。這兩個黨國體制各擁軍隊，透過內戰，不斷互鬥，直到抗戰。我們可以說，事實上，北伐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就是「以暴力奪取政權」，從此之後中國大地上就是這兩個黨不斷地鬥爭，而且包含了軍事鬥爭。

曾建元：

對，變成崇拜暴力。我一方面跟你談判，跟你講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語言，但背後都準備好了槍炮彈藥，準備在我實力夠強時，隨時把你幹掉。那是一個歷史的無奈悲劇，我想當時像陳獨秀、李大釗沒有想到、也不會期待之後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變成這個樣子。若是如此，他們當初何必辛辛苦苦加入國民黨，然後參與新三民主義的翻修，那麼累幹嘛呢？

溫大同：

我們知道到井岡山之後，事實上真正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就是朱德、毛澤東這些人，陳獨秀甚至被開除出黨。接下來我們還要談另一個國共合作，就是中共透過所謂的長征，到達陝北的延安，而在西安事變之後進行的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共產黨所提出來的政治主張，就是新民主主義。非常有趣的是，抗戰勝利後，因為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講到軍政、訓政的目的是為了實施憲政，而在這個時期，一方面共產黨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國共的競爭不能走向內戰；另一方面已經實施訓政這麼久了，好像沒有理由再繼續而不實施憲政。在制憲的過程中，中國是有機會走向民主的。這一段歷史對中國的民主發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曾建元：

對，那真是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共產黨不斷地在國內宣傳它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者，所以孫中山講的軍政、訓政、憲政這套理論，它首先必須證明是擁護的。所以毛澤東去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時，也是宣誓擁護三民主義，但他的理解可能跟蔣中正不一樣了。他認為他自己才是孫中山路線的真正繼承者，所以關於憲政，雙方都主張要訂立憲法，要制憲。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當時共產黨非常地靈活，這也因為它在野。

笑蜀編了一本《歷史的先聲》，收錄當時《新華日報》的社論，結果這本書被查禁，書裡都在講民主、人權，如何對付黨國體制專制及個人崇拜、獨裁，以及對言論自由的壓迫等等。當時共產黨在中國公開發行的報紙、雜誌，充斥著鼓吹新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的言論，像是狂熱的民權主義者。甚至在抗戰時期，毛澤東還在國民參政會說戰爭的時期要實施戰時民主。可是共產黨建國之後的說法是，無論戰爭時期或和平時期，國家都要由共產黨來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它在野時說抗戰時要實施民主，批評國民黨的訓政是獨裁；而它自己掌政時，就理直氣壯地搞一黨專政。這當中充滿非常多的虛偽性，但可能因為當時共產黨有軍事力量，也是比較有能力對抗國民黨的反對力量，又有自己形同割據的邊區政府，所以可能讓很多民主黨派或知識分子認為，如果要讓國民黨履行憲政承諾，可能共產黨是比較好的一個支點，因為它可以逼迫國民黨接受一些事情。

因此，當時像張君勱等人，在很多抗戰後的和平建國議題上，都是和共產黨合作，看起來似乎是國民黨的蔣中正非常保守，哪怕是要實施憲政，他還是要維持黨國體制的精神，所以備受批評。可是共產黨呢？在政治協商會議裡，在修改《五五憲草》的憲法草案的折衝中，共產黨都是支持所謂無形國大，也就是國民大會不需要有像人民代表大會那樣的建制，直接公民投票就好。然後共產黨也支持總統民選、議會內閣制，也支持省縣地方自治、民族區域自治，制定省憲法，主張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社會福利。

溫大同：

建立一個類似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

曾建元：

共產黨抗戰時控制延安，在抗戰勝利後馬上就進入到東北，然後是內蒙古，戡亂戰起，華北不戰而降，所以它講地方自治或民族區域自治振振有詞，因為它有自己的地盤。因此，很多人的期待就是，國民黨做不到的，你共產黨總有機會做到吧，因為這都是你的主張。歷史很弔詭，共產黨靠著講這套語言上來之後，執政比國民黨還糟糕。

溫大同：

實際上，即使是在陝北延安時，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對內的控制也是非常凶殘的，例如整風之類的。

曾建元：

1940年代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整頓「三風」，包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目標在樹立以他個人為中心的黨的一元化領導，中央研究院編譯王實味因為質疑中共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3月在解送到山西省興縣後，被秘密處決，說是亂刀砍死的。延安整風反內奸死了將近1萬人，毛澤東就是以這種紅色恐怖方式，清除異議者，把政敵幹掉。

溫大同：

所以如果講到國共合作這段歷史，就國民黨的立場，其實是根據孫中山所說的軍政、訓政、憲政三程序建國的過程。當然黨國體制確實是某種程度的法西斯，而且在過程中有諸如藍衣社這種非常專制的蔣介石個人崇拜秘密組織，再加上打擊共產黨確實不遺餘力，手段也極為凶殘，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居於弱勢，它越弱的時候就越虛偽，話講得越漂亮，看起來好民主，可是實際上它的內在控制也是非常嚴格，

曾建元：

對，可能當時資訊封閉，外界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美國有多少人絡繹不絕到延安去看共產社會，例如斯諾（Edgar Snow）、賽珍珠（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看完出來說：「哇！這個很棒」，都是資訊不足產生的誤解。

溫大同：

今天談的是新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和國共合作，我們看到當時民主運動的歷史樣貌，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2月22日播出

李佳翰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