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戰爭型態快速演變，現代作戰已由傳統火力對抗，轉變為以資訊優勢為核心的網路化作戰（Network-centric Warfare）。戰術通訊系統不再僅是語音傳遞工具，而是支撐指揮、管制、通信、情報（C4ISR）及共同作戰圖像（COP）的核心基礎。且警察、海巡單位也有相同需求，所以通信能力的穩定與安全，直接關係到部隊作戰成敗與戰場生存。

陸軍專業的《陸軍通資半年刊》第143期於民國114年4月1日已有專文深入論述跳頻（Frequency Hopping）技術在現代戰場中的關鍵地位，明確指出其在抗干擾、抗截收與提升通信生存能力上的不可替代性。在軍方專業刊物已清楚揭示此一發展趨勢與必要性的情況下，但近期寬頻無線電機採購案(案號TK15008L229)卻未將跳頻列為必要規格，反而疑似採取降規設定，這恐已非單純技術判斷問題，而是涉及國家高額預算運用，卻可能衍生罔顧作戰生存能力的重大疑慮。

眾所周知，跳頻技術是透過高速切換頻率方式，使敵方難以鎖定、干擾或截收通信訊號，是現代軍用通信抗電子戰的核心能力；而低截獲率（LPI）與低偵測率（LPD）技術，則進一步降低電磁訊號被發現的機率，使部隊在電磁頻譜戰中維持隱蔽與安全。此三項能力已是當代主流軍用無線電之基本門檻，而非可有可無的附加選項。

然而，本次採購案卻將「移頻或其他抗干擾技術」列為選項，未納入跳頻與LPI/LPD作為必要之優規，顯有本末倒置之虞，尤其是在高額的採購案中更不應出現如此不合理之降規問題。具專業技術人員嚴正指出，「移頻」與「跳頻」在技術本質與作戰效果上有顯著差異。移頻僅為頻率調整手段之一，無法達到跳頻在抗干擾、抗截收及抗定位上的效果。在高強度電子戰環境下，移頻難以對抗敵方具備頻譜壓制與訊號分析能力之系統。因此，移頻不能是選項，更不能取代跳頻作為關鍵生存技術。

若未將跳頻納入基本要件，將產生嚴重後果。首先，新購裝備將難以與既有具跳頻能力之無線電系統整合，造成通訊體系未能整合，實降低整體作戰效能。其次，亦將難以支援戰術攻擊工具包（ATAK）等高頻寬數據應用，影響戰場態勢即時共享與指揮鏈運作。更嚴重的是，在敵方電子戰壓制下，缺乏跳頻與LPI/LPD能力之通信設備，將使部隊通信形同「透明」，極易遭偵測、干擾甚至定位打擊，嚴重危及部隊生存與任務遂行，高層應重視真正的作戰需求。

當前國軍正推動戰術網路建構與聯合作戰能力整合，通訊系統須具備高韌性、抗干擾與跨系統整合能力，方能支撐未來戰場需求。在「全社會防衛韌性」政策指導下，通信基礎設施更不容出現關鍵能力缺口。若採購規格未能反映實際作戰需求，將使整體防衛體系承受不必要風險。

國防採購應以提升戰力為唯一目標，而非降低標準辦理形式化採購，陸軍應針對此採購案暫緩執行，建議相關單位應完整確立優規，勿懼可能外力，全面檢討採購規格，運用軟體定義無線電(SDR)透過波形軟體與通信機功能應用程式的安裝更新來改變頻率、定(跳)頻工作模式、抗干擾與低偵測截獲率(LPD/LPI)等攸關作戰生存能力之關鍵技術(取自陸軍通資半年刊)，且如此巨額採購案，須明確納入必要條件與軍方需求單位實施戰場性能驗測，並確保裝備具備與既有及未來系統整合與作戰指管能力。

或許平時採用民用商規通信技術獲得較為方便，頻寬佳且無出口管制問題，但聯合作戰考量的是保密與抗干擾能力，歐美各國部隊在作戰過程中發現部隊無線電通訊裝備型式繁多，彼此跳頻無線電機卻遇到整合問題，衍生高度困擾，因此保持第一線作戰部隊彼此之間的通訊相容至為關鍵，切不可捨本逐末，應將特級高規產品(ITAR國際武器管制限制)納入採購，則將更符合此次採購需求。

購案或許在法令上須以一般規格邀商執行，但評選配分若不嚴格以優規為導向，未來恐將是災難，軍方應該非常清楚，未來在戰場之上，通信即戰力，隱蔽即生存，對關鍵技術的忽視，終將在未來付出慘痛代價，整體國防建設不容在生存能力上妥協。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當帕蘭提爾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的創辦人高喊「高科技產業有義務向養育自己的國家貢獻力量」，當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戴蒙（Jamie Dimon）執行長宣稱美國需要「世界最強的軍隊」，並高調展示其安全保障投資計劃時，一個看似鼓舞人心的命題浮上檯面：我們是否正迎來一個「愛國企業」的時代？日本學者玉置浩平將此現象稱為「企業愛國（Corporate Patriotism）」，並探討其與企業長期價值之間的關係。然而，在光鮮的愛國口號背後，隱藏著一套足以侵蝕民主根基、扭曲市場邏輯、並最終背叛國民利益的資本邏輯。企業的「愛國」敘事，其潛在危害可能遠比來自外部的敵國威脅更為深遠。

經濟民族主義浪潮下的自願「綁架」：一場精心算計的合流

當各國政府急於將企業行動整合到國家的戰略競爭框架中時，企業卻展現出令人意外的主動性。這並非單純是被動反應，而是一種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動佈局。企業對政府龐大資源的嗅覺靈敏：從美國到日本，政府以經濟安全保障為名，紛紛推出補貼、稅務優惠、優先採購等政策工具。對企業而言，響應國家號召，等於打開了通往政府訂單與政策保護的大門。

這種自願性的「綁架」，本質上是一場利益交換。企業藉由宣示愛國，換取政府的長期承諾與排他性優惠。在中國大陸，類似邏輯更為明顯：被認定為「愛國」的企業，往往能在市場准入、融資成本、政府採購等方面獲得競爭對手無法企及的優勢。這種合流看似共贏，實則是以政治忠誠取代市場效率，最終導致資源錯置與創新停滯。更值得警惕的是，企業的愛國表演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一旦龍頭企業靠「愛國」獲利，其他企業為了生存就不得不跟進，形成惡性競標：誰的口號更響亮、誰更能配合政府戰略，誰就能獲得更多資源。市場機制在這種競賽中逐漸失靈，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評分機制。

從「良善企業公民」到「良善企業國民」：價值觀的退化陷阱

過去數十年，企業普遍以「良善企業公民」自居，強調對社區、環境、勞工等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責任。這種全球主義與在地主義並重的視野，至少維持了價值觀的開放性與包容性。然而，玉置浩平觀察到，當「良善企業公民」被要求轉變為「良善企業國民」時，國家的框架重新成為核心參照點。這不僅是範圍的縮減，更是一種價值觀的退化。

「企業國民」的責任，不再以普遍性的人權、環境正義或全球發展為基準，而是以特定國家的安全與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當國家安全與全球公益發生衝突時，後者必須讓步。這種轉變賦予了國家定義「善」的獨占權力：哪個國家被視為威脅、哪項技術不得出口、哪個市場必須排除，全部由政府的安全邏輯決定。企業不再是多元價值的承載者，而成為國家權力的延伸工具。

這種退化在現實中已屢見不鮮。許多西方企業在配合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技術封鎖時，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卻同時犧牲了商業信譽與供應鏈效率。在中國大陸內部，企業若被認為不夠「愛國」，則可能面臨輿論圍剿與政策冷落。然而，誰來定義「愛國」？在缺乏透明、民主的審議機制下，「愛國」往往淪為當權者打壓異己、分配特權的便捷工具。企業為了自保，只能不斷加碼表演，最終陷入價值觀的空洞化。

國家貢獻與企業價值的虛假統一：三個可疑的正當化路徑

企業愛國的鼓吹者試圖證明：對國家的貢獻與企業長期價值的提升可以並行不悖。玉置浩平歸納了三條主要論證路徑，但每一條都充滿內在矛盾。第一條路徑認為，政府重視的安全保障產業能帶來需求擴張與政策支援，從而實現高成長。然而，政府選擇的「戰略產業」往往基於政治考量而非市場效率，大量投資可能流入缺乏競爭力的領域；且企業過度依賴政府訂單時，其創新動力與成本控制能力反而會下降。

第二條路徑主張，有助於安全的行為（如降低對地緣風險高的國家供應鏈依賴）能同時降低企業自身的供應風險，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但客觀評估這種效益極其困難。事實上，脫鉤與去風險化往往帶來顯著的成本增加，企業被迫放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供應來源。所謂的「附加價值提升」，在大多情況下只是自我安慰的修辭。

第三條路徑強調，愛國行為能強化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從而獲得支援並避免麻煩。這無疑是最赤裸的權力尋租邏輯。企業藉由愛國表演換取政府的特殊待遇，固然能提升個別企業的短期利益，卻整體上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基礎。更糟的是，它鼓勵企業將資源投入遊說與政治公關，而非真正的技術創新。當愛國成為一種商業策略，最終受害的是沒有能力參與這場遊戲的中小企業與一般國民。

全球化企業的忠誠難題：當愛國變成選邊站

對於真正的跨國企業而言，「祖國」從來不是一個自明的概念。一家在中國大陸、美國、歐洲同時擁有巨大市場的企業，究竟應該對哪個國家效忠？玉置浩平警告，當一國的貢獻是以損害他國利益為代價時，企業可能被迫站上國家間對抗的第一線。這種零和博弈的困境，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愈發尖銳。

近年來，許多企業陷入這種忠誠的兩難。美國科技公司被迫在配合政府對華出口管制與保住中國大陸市場之間做出選擇；歐洲車廠在中美貿易戰中左右為難；中國大陸的跨國企業則必須在國內的愛國呼聲與海外分支機構的當地法律之間尋求平衡。無論選擇哪一邊，企業都必然得罪另一方，承受商業損失甚至法律制裁。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最積極擁抱企業愛國敘事的公司，往往在全球擴張時最先被其他國家貼上「代理人」的標籤。愛國表演不僅未能帶來安全，反而將企業推入更危險的政治漩渦。

結語

企業愛國的時代或許真的來臨了，但這絕非值得慶賀的趨勢。從表面上看，企業主動配合國家戰略競爭，似乎展現了社會責任感的升級；然而深入剖析後可以發現，這套敘事本質上是權力與資本的合謀，以愛國之名，行利益綁架之實。它侵蝕市場的公平基礎，扭曲企業的價值觀，並將商業決策政治化，最終使企業、國民與民主制度共同淪為犧牲品。

面對這個趨勢，我們需要的不是更高調的愛國口號，而是更清醒的批判意識。企業的真正責任，不在於對任何特定國家的盲目效忠，而在於堅守透明、誠信、尊重人權與法治的原則。當國家安全的要求與這些原則衝突時，社會應當警惕，而不是急著鼓掌。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應始終對權力的擴張保持懷疑，對資本的收編保持距離。企業愛國的火焰若不加節制，終將燒毀它誓言守護的家園。

和老共來往，很少不倒霉，所以，小蔣才喊出[三不]，李登輝時代，喊出[戒急用忍]，很小心和老共來往，後來的國民黨人卻不聽小蔣話，忘了[戒急用忍]，這幾年國民黨深入紅區賊窟，政客染上一身紅，下場就是變成同路人，台商變成中商，不然就是被[藍金黃]。

所謂[藍]，就是人在中國經商或旅行，被拍到不雅照片，例如曹董和中國女友大罷免時期，被老共惡整的影像，傳說；一位紅色博士名嘴由綠變紅，就是被[藍金黃]了，影片握在老共手裡，不聽話就毀了一世英明，從此擔任紅色傳媒，老共對台大外宣大將，胡亂預測，最愛翻車，這樣的[藍金黃]案例故事，族繁不及備載。

現在，跟老共交往超過十年，曾經是老共最愛的統派大將，現在卻被[金了]，對金錢有潔癖的老馬哥，躲過[三中案]，如今卻因為老蕭手捧鈔票，指名道姓錢是給他的，頓時陷入風暴，在中國收錢，可大可小，但是，很少人會留影，到底存下照片目的為何?恐怕裡面更有故事，這筆錢如何回到台灣，裡面也有故事，懂法律的老馬為何在退出江湖後，搞出這件事，更有故事，有人認為；這幾年，老馬遭下屬強逼過著繭居日子，訊息被封鎖，說好聽是為了保護老馬，但是，老蕭用他的名號在中國招搖，儼然就是老馬代理人，恐怕才是問題的爆發點，或者老馬更氣的是老蕭投向鄭麗文。

根據台灣法律；政客或基金會，收錢要開收據，更要申報，不申報的話，就是背信罪或公益侵占罪，甚至沾上洗錢，老柯的政治獻金案，如今還在法院審理，老馬就惹上了，如今還要用大水庫理論，恐怕也很難自圓其說，一位在政壇打滾，曾經自許不沾鍋的政客，現在卻變成亂沾金色鍋，聽說這是老共陰謀，企圖拉下老馬，把鄭麗文捧上去。

老馬指責昔日愛將背骨，暗地裡[拿了不該拿的錢]，這句話隱含[該拿的還是會拿]，足以佐證；很多藍色政客勤跑中國，肯定和金錢難脫關係，如今演變成[愛上不該愛的黨]，一場老馬基金會的家變，突然演變成[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爛戲，新北政府文化局已經立案，要調查基金會財務問題了。

如今，前主席和現任副主席對打，眼看爛戲已經對國民黨傷筋動骨，對地方選舉大為不利，現任主席鄭麗文也坐不住了，或許為了保護遠在杭州的副主席，跳出來說；拿台商的錢就會有事嗎?企圖把問題轉到台商身上。

本案可以對照一下內政部長的親屬，因為被老共查出；曾經政治獻金給劉部長，結果丟了在中國企業的高幹職位，老共眼中本來就不平等，支持國民黨搞政治沒事，給民進黨獻金就有事，但是，台灣法律是公正的，不像老共亂七八糟。

台灣法律明定；政治獻金超過額度，必須申報，來自境外也一樣，不申報就是違法，這才是重點，老蕭說；這筆錢確實收了，也向老馬報告了，老馬知道，卻忘了，才搞出這一場風暴。

老馬是否知道，不是重點，重點是錢為何不入帳？所以金小刀才跳出來，希望老蕭等中常委不要欺負老人。

金錢是政黨的致命傷，一個沒有錢的政黨可以靠著好印象募款，但是，國民黨曾經風光無限，黨庫飽滿，現在卻要淪為向台商勸募，所以，中國小粉紅罵國民黨來中國要飯，也是剛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