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平

林一平

6 文章
林一平,臺灣電腦科學家。曾為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副校長、中華民國科技部政務次長、代理部長。

不完美生存法則 — 珍·柏金(Jane Birkin)

  不完美生存法則   在這個普遍追求精緻人設與完美形象的時代,珍·柏金(Jane Birkin)提供了一種迥然不同的生活視角。她不僅是柏金包(Birkin bag)的靈感繆思,更以鬆弛、混亂而充滿智慧的方式活出自我。她那句「誰想要輕鬆的生活?那樣很無趣!」(But who wants an easy life? It's boring!)並不是鼓吹苦難,而是對現代人過度規劃與效率至上思維的反思。當我們一心追求「輕鬆」時,往往藉由行程、目標與工具,把生活變成可控的工程,試圖消除一切突發與不確定。這種被設計出來的「輕鬆」只是控制的幻象,也讓生活失去了偶然的驚喜與真實的溫度。 她並非刻意追求不完美,而是拒絕假裝完美,將生活的凌亂轉化為藝術的一部分。雖然柏金包早成奢侈的象徵,珍·柏金卻幽默隨性地使用它。她不讓物品定義自己,反而把它當作野餐籃,並笑稱:「如果一個包包沒有被踢來踢去,看起來像被貓咪坐過一樣,那樣就不好玩。貓咪甚至可能在裡面!」這種態度體現了她的生活哲學:物質不該主宰人,而應成為生活的延伸。真正的價值不在於保持無瑕,而在於它陪伴我們經歷生活的凌亂與真實。若一個包過於完美,或許正反映出我們活得過於拘謹。 她說:「我總是在我的包包上掛滿東西,因為我不喜歡它們看起來跟別人的包包長得一樣。」對她而言,個性與瑕疵是靈魂的印記,每一個小吊飾都是生活的見證。這種對差異與不對稱的熱愛,與社群媒體上日益同質化的審美形成鮮明對比。她讓我們明白:風格從不是模仿的結果,而是誠實面對自身生活痕跡的方式。 珍·柏金在愛情中同樣堅定:「我寧可單身,也不要跟用錯方式看待我的人一起生活。」這不僅是情感選擇,更是一種生活態度。與其被誤解、被塑造成他人期待的樣子,不如保持獨立與真實。她的不妥協與自信,比任何外在裝飾更具魅力。她還說:「隨時保持笑容,那麼就會讓你看起來少了十歲!」(Keep smiling, and you'll look ten years younger!)這句話的輕盈幽默,讓美的定義回歸人性而非技術。 從珍·柏金的哲學中,我們得以重新思考:在演算法、濾鏡與人設堆疊的時代,什麼才是真實。「不完美」不是懈怠,而是一種接納自我、擁抱混亂的勇氣。她所質疑的「輕鬆生活」,其實是那種被過度設計、去除一切挑戰的生活幻象。真正的生命力,來自於對偶然與不完美的歡迎。 當你因追求完美而感到焦慮時,不妨想起珍·柏金。穿上那條舊牛仔褲,掛上那些古怪的小飾品,讓貓咪鑽進包裡,然後開懷大笑。因為缺乏自信的人無法擁有真正的品味,而風格,永遠來自那個敢於做自己、不太完美的你。

匿名文化的雙面性–網路「地下室人」 

  圖: 杜斯妥也夫斯基 網路「地下室人」  網路論壇上的一場爭執,讓我重新思索匿名文化的雙面性。 某次我在網路論壇上表達觀點,卻被 一位匿名用戶屢次以斷章取義的方式攻擊,並透過反覆發文製造群體壓力。這種經歷,令我聯想到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在《地下室手記》中描繪的「地下室人」形象:一個既孤獨又擅於批判卻難以建立真誠關係的矛盾存在。 「地下室人」的精神狀態,反映了現代人普遍的心理困境:渴望被理解,卻又害怕暴露真實的自我。在網路的匿名環境中,這種矛盾心理被放大,匿名猶如一層數位面具,既解放真實表達,也滋養人性陰暗面。   匿名機制有其正面功能。它保護了弱勢群體的發聲權利,使敏感議題得以公開討論,進而減少現實身份對理性辯論的干擾。然而,匿名文化的「地下室人」弊端不容忽視。部分匿名用戶以道德審判者自居,藉攻擊他人獲得心理滿足。他們利用身份的隱蔽性逃避責任,使公共討論空間退化為情緒發洩場。   這種正負雙重現象的成因相當複雜。網路平台的演算法往往優先推播衝突性內容,因為這類貼文最能刺激用戶互動與停留時間。現實生活中的無力感,亦可能轉化為網路上的攻擊行為。而在匿名空間裡,更容易鼓動群體情緒感染,做出平時難以想像的極端言行。   因此,我們應避免兩種極端觀點:一是將所有匿名使用者視為潛在的網路霸凌者;二是完全無視匿名性所可能引發的倫理問題。事實上,《地下室手記》提醒我們:「地下室人」的性格潛藏於每一個人心中,只是在不同環境中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張力。   建立更健康的網路文化,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個人層面上,我們可以提升數位素養,學會辨識情緒化語言與操控性話術,並在參與討論時保持自省。平台則應優化演算法設計,減少對極端內容的推播,並建立更透明、公正的檢舉與仲裁機制。社會層面上,應加強數位公民教育,促進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理解,並正視網路行為背後的結構性壓力,例如社會不平等、青年焦慮與公共信任的崩解。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簡化人性。他不以道德標籤定義角色,而是邀請讀者直視人類內心深處的脆弱與混沌。在思考網路匿名文化時,我們不需要停留於道德譴責或制度禁止的層次,而需理解其運作機制與文化意涵。   真正的解決之道是發展更成熟的網路互動規範 這些規範必須同時維護個人隱私與公共責任,讓數位自由與倫理義務取得平衡。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在理解「地下室人」的同時,為網路空間注入更多理性、同理與尊重。 社會如何面對匿名文化的矛盾,正反映出其文明的深度與治理的智慧。

當手繪遇見人工智慧

  圖文:林一平教授 當手繪遇見人工智慧 一切從一支針筆 (Stylograph) 開始。我坐在燈下,讓筆尖一次又一次輕觸紙面,點與點彼此靠近、疏離、再度聚合,輪廓在密集與空隙之間慢慢浮現。點描 (Stippling)不是追求速度的技法,它要求耐心與節制,要求創作者把時間分解成無數細小的停頓。那隻貓蜷縮著,身體近乎一個圓,橘色散點在腹部與地面交界處鋪展,像夢境滲出的微光。 65 分。這個分數準確地指出問題所在。頭部比例略顯誇張,頸部轉折不夠明確,前肢與身體之間的結構關係稍嫌含糊。點的密度變化不足,使體積的轉折顯得平緩而單一。明暗層次尚未真正拉開,空氣感不夠流動。然而那些針點是真實的,它們記錄了手腕的重量與呼吸的節奏。這種不完美,來自時間,而不是演算。 接著,我將同一隻貓交給人工智慧,並非要求更討喜的形象,而是輸入一組關於力量與空間的語言。我描述承重處應以密集筆觸強化結構,以留白 (Negative Space) 界定呼吸感,強調墨色與紙白之間的對比,追求精神與動勢,而非攝影般的寫實。系統並不理解我對美學的渴望,它依據訓練資料中的語言與圖像關聯進行生成,但結果呈現出高度完成度的圖像。 生成圖像得 75 分。毛髮以交錯筆觸塑造出清晰方向性,耳部與顴骨的光影轉折明確,眼神集中而具有穿透力。墨色暈染在邊緣形成自然的滲化效果,層次比手繪稿更豐富,結構也更完整。然而整體質地帶有一致性的數位處理感,筆觸之間缺乏偶發性,沒有停頓與遲疑的痕跡。它成熟而穩定,但也因此顯得過於平滑。 這 10 分差距,實際衡量的是兩種創作邏輯。手繪作品的每一個點都不可逆,一旦落下便成為歷史。生成圖像則是概率與模型權重的結果,可以反覆修正、即時重算。前者屬於時間的堆疊,後者屬於資料的運算。 若評分標準偏重技法成熟與視覺完整,生成圖像顯然更具優勢。若評分包含過程的密度與個人痕跡,那麼標準本身便會動搖。評分不是單純的量化,它隱含審美立場。藝術是結果,還是過程。是形式的完成,還是時間的累積。 我無意為兩者分出高下。生成工具可以讓創作者看見更清晰的光影語法,也能作為結構上的參考。真正值得珍惜的,是那段在燈下反覆點描的夜晚,是橘色點子在猶豫與直覺之間誕生的瞬間。技術擴張了視野,但手感仍然定義了創作的核心。 那隻貓依舊蜷縮在紙面上。橘色散點在燈光下靜靜發亮。下一次落筆時,我也許會帶著從生成圖像中學到的光影節奏,但針尖與紙面相遇的那一下,仍然只屬於我。  

【專欄】義大利人的通信革命

  當義大利軍事天才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遇到發明家梅烏奇(Antonio Meucci; 1808—1889),會對歷史產生何種潛在影響?我們有無限想像的空間。 1850年7月,加里波底由義大利流亡抵達紐約,尋求當地的義大利朋友的庇護。他結識了發明家梅烏奇。梅烏奇邀請加里波底在他在史泰登島的蠟燭廠工作。 加里波底和梅烏奇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梅烏奇正在研發一種革命性的通訊設備,亦即今日的電話。在某個寧靜的夜晚,梅烏奇向加里波底展示了他正在開發的電話技術。加里波底被這個設備的潛在用途所震驚,他迅速看到了將其應用於戰爭的可能性。梅烏奇告知加里波底快速架設電話的方法,而加里波底想出戰爭通訊的應用。 在加里波底的督促下,梅烏奇在他的蠟燭廠進行實驗和改進電話技術。這不僅是一項科技的挑戰,也是一項時間的挑戰。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梅烏奇成功地改進了電話的性能,使其更適合在戰場上使用。加里波底進行了一系列測試,確保這種新的通信方式在戰場上足夠穩定和可靠。 1859年4月,加里波底回到義大利。當時奧地利人對薩丁王國宣戰。加里波底召集了「卡恰托里」(Cacciatori)志願軍,牽制奧地利軍隊。他將梅烏奇的電話技術引入了他的指揮系統,迅速地展示了其優勢。通過電話,他能夠迅速下達命令,適應快速變化的戰場情勢,並在敵軍之間迅速傳遞情報。 奧地利人在5月10日開始撤退至倫巴第,電話即時告知加里波底,讓他指揮的卡恰托里志願軍能快速轉移,緊隨其後。卡恰托里的戰略使奧地利倍感壓力,迫使奧地利軍隊分散兵力,應對倫巴第城市可能爆發的起義。5月27日,在斥候以電話回報敵人動向後,志願軍在聖費爾莫(San Fermo)與烏爾班的部隊交戰,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加里波底於5月27日進入倫巴第,宣告其併入薩丁王國。 這場戰役展示了加里波底志願者的勇氣和效率。他的軍隊迅速獲得了一系列的勝利,歸功於他們能夠有效地組織和協調。他們的電話網絡不僅在指揮部和各單位之間發揮作用,還在各個戰場上建立了更加靈活的溝通鏈接,為後來的義大利復興運動(Risorgimento)奠定了基礎。在這段期間,梅烏奇一直保持聯繫,為加里波底貢獻通信技術方面的獨到見解。 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加里波底自願為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效力。1861年7月17日,加里波底在北軍中獲授少將階級。他告訴林肯如何運用電話通訊,以電報指揮北軍,成為戰爭成敗的關鍵。梅烏奇的通訊技術,在加里波底的巧妙運用下,成為一個傳奇性的軍事發明,不僅改變了戰爭的動態,還在未來的時代對通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專欄】獨自漫遊,宛如雲朵

  文/林一平(教授、前科技部代理部長) 最近身邊許多朋友和我談到退休,有些人不清楚未來規劃。我想起《老人與海》中的警句:「為什麼老人起得如此早?難道是為了擁有更長的一天?」於是海明威為老人辯護:「或許我並非如我所想的那麼堅強,但我懂得許多技巧,而且擁有毅力。」小說寫著老人的心境: 「他想,沒有人應該在老年時獨自一人。」當人們想像著退休後的生活,會感到些許的惶恐、擔憂和孤獨,但同時也抱持期待。 這種退休心態讓我聯想到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 –1850)的詩作《我獨自漫遊如雲朵》(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這首詩讚美在孤獨時「大自然之美」所帶來的喜悅和幸福。一開始描述漫遊者(退休老頭)在鄉間徘徊時的孤獨感。詩中描述雲朵翻閱山谷的意象頗引起讀者的共鳴。 詩作接下來描述了漫遊者遇見水仙花田的的意象,創造出敬畏和驚奇的感覺。退休後的心態,應該如同這位漫遊者,能看到水仙花沿岸綿延,如同銀河系中散布星星的廣闊和美麗。 漫遊者凝視著、凝視著,但並未想到,這場景為他帶來了多少心靈財富。退休者是否也會像漫遊者一樣,在幸福中不自覺地忽略,在看到水仙花海後並未完全意識到它們對自己的影響。 詩作最後描述了水仙花的持久影響。詞句「然後我的心充滿了愉悅,與水仙花一起舞動」,水仙花的景象提升了漫遊者的精神,為之帶來了喜悅和幸福感。退休者應和水仙花一同優雅地起舞,讓每一個動作都彷彿是在迎接新生活的篇章。每一次的舞步,都如同內心對未知探索的期望,每次搖曳的花蕊,都是生命中迎來的充實與愉悅。想像詩中那些水仙花輕盈地搖曳,期望自己也能如此自由而充滿動力。 著名演員霍普金斯爵士(Anthony Hopkins)曾說:「人們對我的評論並不關我的事。我就是我,做我該做的事。我不期望任何事,但接受降臨我的一切。如此生活變得更加簡單。」為了融入我們的世俗生活裡,葬禮比死者更重要,婚姻比愛情更重要,外表比靈魂更重要。霍普金斯結論,我們生活在一個輕視內涵的包裝文化中。 退休者應像霍普金斯一樣,甩掉世俗的負擔,能深刻感受到一股對生命的珍惜和對未來的希冀。也許老年不僅是時間的終點,而且是新生活的開始。作家錢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1888—1959)這麼說:「退休就是一種死亡。最好的復活方式是拼命地投入一些稍微有創意的工作。只要能創造,人就不會變老…也不會死於倦怠。」 在這片退休漫遊者心靈的水仙花海中,應期待有創意地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片寧靜、美好的角落,與時光相伴、與生命對話。希望每一天都如同詩中的水仙花,輕盈而美好,在自由的舞動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或許,退休後的生活將成為一幅悠揚的創意詩篇,充滿了愉悅的節奏,將在這旋律中找到生命的豐富和深度。 〈附錄〉《我獨自漫遊如雲朵》/華茲華斯(1770–1850)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By William Wordsworth I wandered lonely as...

【專欄】電影中的通訊夢想

  文/林一平(教授、前科技部代理部長) 我的研究團隊正在規劃在台灣建立以高速交換機為基礎的高速網路。我向成功大學敏求學院蘇慧貞院長提出了這個構想,她認為這是一個極具潛力的計畫,但也提出疑問:這樣的高速網路應該以什麼樣的應用場景為核心方向呢?我一時語塞,彷彿回到了5G時代人們苦尋「殺手級應用」的挑戰。經過一番思索,我建議可以用於8K視頻的傳輸。根據影像解析度與人眼視力的換算,高清影像的效果相當於人眼視力的1.06,而8K影像則能達到4.27,帶來更加震撼的視覺體驗。至於傳輸內容,可以運用AI生成創意十足的影視作品,但如何設計出能啟發AI的提示(prompt)仍是關鍵,這需要結合人類的想像力與設計巧思。這讓我不禁聯想到電影中那些被科技啟發的情節,展現了科技與藝術交匯所激發出的驚人創意。 許多電影劇情表現了人們對未來通訊技術的憧憬,甚至影響了現實技術的發展。例如,《星艦迷航記》(Star Trek)中的掀蓋無線通訊器啟發了早期的掀蓋手機設計。瓦肯人與地球人混血兒史波克(Spock,見圖一)作為企業號的副艦長和科學官,不僅以其冷靜邏輯與經典手勢成為劇中的人氣角色,也讓掀蓋式通訊器成為科幻迷的集體記憶。 早在1965至1970年間,電視影集《糊塗情報員》(Get Smart)中的情報員009(唐·亞當飾,見圖二)幽默地使用鞋子作為行動電話,雖然當時是為了搞笑效果,但今天已有設計將GPS導航系統結合鞋子的創新。 同時,《神仙家庭》(Bewitched)中的珊曼莎輕輕扭動鼻子,讓電話機飄到身前的場景,或許在不久的未來也能成為現實。此外,澳洲的電視實境秀《The Phone》透過電話連繫參賽者完成任務,展現了通訊技術作為節目設計載具的潛力。 電影中的「電話」愛情劇情,一向誇大,是否會發生在現實生活? 我認識一對鄰居夫婦,因為參加某一相親電視節目,相識而結婚。鄰居太太說,她上節目後,接到將近300封求愛的信。我問: 「妳如何挑上先生的? 」她說:「我拆完信後,照片掉落一地,不知照片是由哪個住址來的。只有我先生的照片後面寫了電話號碼,我只好打電話和他約會。」這樣的故事,可以成為AI詠頌(prompting)的構想,產生有趣的AI視頻。  

專欄

本文僅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本平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