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從「愛國」到「綁架」：企業愛國敘事的民主陷阱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當帕蘭提爾科技（Palantir Technologies）的創辦人高喊「高科技產業有義務向養育自己的國家貢獻力量」，當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戴蒙（Jamie Dimon）執行長宣稱美國需要「世界最強的軍隊」，並高調展示其安全保障投資計劃時，一個看似鼓舞人心的命題浮上檯面：我們是否正迎來一個「愛國企業」的時代？日本學者玉置浩平將此現象稱為「企業愛國（Corporate Patriotism）」，並探討其與企業長期價值之間的關係。然而，在光鮮的愛國口號背後，隱藏著一套足以侵蝕民主根基、扭曲市場邏輯、並最終背叛國民利益的資本邏輯。企業的「愛國」敘事，其潛在危害可能遠比來自外部的敵國威脅更為深遠。

經濟民族主義浪潮下的自願「綁架」：一場精心算計的合流

當各國政府急於將企業行動整合到國家的戰略競爭框架中時，企業卻展現出令人意外的主動性。這並非單純是被動反應，而是一種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動佈局。企業對政府龐大資源的嗅覺靈敏：從美國到日本，政府以經濟安全保障為名，紛紛推出補貼、稅務優惠、優先採購等政策工具。對企業而言，響應國家號召，等於打開了通往政府訂單與政策保護的大門。

這種自願性的「綁架」，本質上是一場利益交換。企業藉由宣示愛國，換取政府的長期承諾與排他性優惠。在中國大陸，類似邏輯更為明顯：被認定為「愛國」的企業，往往能在市場准入、融資成本、政府採購等方面獲得競爭對手無法企及的優勢。這種合流看似共贏，實則是以政治忠誠取代市場效率，最終導致資源錯置與創新停滯。更值得警惕的是，企業的愛國表演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一旦龍頭企業靠「愛國」獲利，其他企業為了生存就不得不跟進，形成惡性競標：誰的口號更響亮、誰更能配合政府戰略，誰就能獲得更多資源。市場機制在這種競賽中逐漸失靈，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評分機制。

從「良善企業公民」到「良善企業國民」：價值觀的退化陷阱

過去數十年，企業普遍以「良善企業公民」自居，強調對社區、環境、勞工等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責任。這種全球主義與在地主義並重的視野，至少維持了價值觀的開放性與包容性。然而，玉置浩平觀察到，當「良善企業公民」被要求轉變為「良善企業國民」時，國家的框架重新成為核心參照點。這不僅是範圍的縮減，更是一種價值觀的退化。

「企業國民」的責任，不再以普遍性的人權、環境正義或全球發展為基準，而是以特定國家的安全與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當國家安全與全球公益發生衝突時，後者必須讓步。這種轉變賦予了國家定義「善」的獨占權力：哪個國家被視為威脅、哪項技術不得出口、哪個市場必須排除，全部由政府的安全邏輯決定。企業不再是多元價值的承載者，而成為國家權力的延伸工具。

這種退化在現實中已屢見不鮮。許多西方企業在配合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技術封鎖時，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卻同時犧牲了商業信譽與供應鏈效率。在中國大陸內部，企業若被認為不夠「愛國」，則可能面臨輿論圍剿與政策冷落。然而，誰來定義「愛國」？在缺乏透明、民主的審議機制下，「愛國」往往淪為當權者打壓異己、分配特權的便捷工具。企業為了自保，只能不斷加碼表演，最終陷入價值觀的空洞化。

國家貢獻與企業價值的虛假統一：三個可疑的正當化路徑

企業愛國的鼓吹者試圖證明：對國家的貢獻與企業長期價值的提升可以並行不悖。玉置浩平歸納了三條主要論證路徑，但每一條都充滿內在矛盾。第一條路徑認為，政府重視的安全保障產業能帶來需求擴張與政策支援，從而實現高成長。然而，政府選擇的「戰略產業」往往基於政治考量而非市場效率，大量投資可能流入缺乏競爭力的領域；且企業過度依賴政府訂單時，其創新動力與成本控制能力反而會下降。

第二條路徑主張，有助於安全的行為（如降低對地緣風險高的國家供應鏈依賴）能同時降低企業自身的供應風險，提升產品附加價值。但客觀評估這種效益極其困難。事實上，脫鉤與去風險化往往帶來顯著的成本增加，企業被迫放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供應來源。所謂的「附加價值提升」，在大多情況下只是自我安慰的修辭。

第三條路徑強調，愛國行為能強化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從而獲得支援並避免麻煩。這無疑是最赤裸的權力尋租邏輯。企業藉由愛國表演換取政府的特殊待遇，固然能提升個別企業的短期利益，卻整體上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基礎。更糟的是，它鼓勵企業將資源投入遊說與政治公關，而非真正的技術創新。當愛國成為一種商業策略，最終受害的是沒有能力參與這場遊戲的中小企業與一般國民。

全球化企業的忠誠難題：當愛國變成選邊站

對於真正的跨國企業而言，「祖國」從來不是一個自明的概念。一家在中國大陸、美國、歐洲同時擁有巨大市場的企業，究竟應該對哪個國家效忠？玉置浩平警告，當一國的貢獻是以損害他國利益為代價時，企業可能被迫站上國家間對抗的第一線。這種零和博弈的困境，在當前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愈發尖銳。

近年來，許多企業陷入這種忠誠的兩難。美國科技公司被迫在配合政府對華出口管制與保住中國大陸市場之間做出選擇；歐洲車廠在中美貿易戰中左右為難；中國大陸的跨國企業則必須在國內的愛國呼聲與海外分支機構的當地法律之間尋求平衡。無論選擇哪一邊，企業都必然得罪另一方，承受商業損失甚至法律制裁。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最積極擁抱企業愛國敘事的公司，往往在全球擴張時最先被其他國家貼上「代理人」的標籤。愛國表演不僅未能帶來安全，反而將企業推入更危險的政治漩渦。

結語

企業愛國的時代或許真的來臨了，但這絕非值得慶賀的趨勢。從表面上看，企業主動配合國家戰略競爭，似乎展現了社會責任感的升級；然而深入剖析後可以發現，這套敘事本質上是權力與資本的合謀，以愛國之名，行利益綁架之實。它侵蝕市場的公平基礎，扭曲企業的價值觀，並將商業決策政治化，最終使企業、國民與民主制度共同淪為犧牲品。

面對這個趨勢，我們需要的不是更高調的愛國口號，而是更清醒的批判意識。企業的真正責任，不在於對任何特定國家的盲目效忠，而在於堅守透明、誠信、尊重人權與法治的原則。當國家安全的要求與這些原則衝突時，社會應當警惕，而不是急著鼓掌。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應始終對權力的擴張保持懷疑，對資本的收編保持距離。企業愛國的火焰若不加節制，終將燒毀它誓言守護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