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在少子化與高齡化雙重海嘯的夾擊下，延後退休、鼓勵高齡者重返職場，已成為各國政府奉行的政策顯學。以台灣為例，勞動部近期接連祭出多項新政：先是預告修正《就業保險法》，打破65歲投保年齡上限，預估將有超過5萬名高齡勞工納入就業保險保障；隨後又大幅放寬「五五就業促進措施」的請領門檻，將部分工時者的薪資標準下調至最低工資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即可請領最高3,500元的就業獎勵金。這些政策釋放出的訊號再清晰不過：國家正傾盡全力將長者推向勞動市場，工作被視為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的終極答案。社會普遍存在一種樂觀的線性思維：只要讓長者持續工作，不僅能解決勞動力短缺，更能讓他們在活動中延緩衰老、維持身心健康。這種將「老年就業」與「健康長壽」直接畫上等號的論述，聽起來既符合直覺又充滿正能量。然而，現實的運作邏輯恐怕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

根據明治安田綜合研究所經濟調查部首席經濟學家前田和孝在2026年5月22日發表的調查報告，他針對老年就業與健康預期壽命之間的關聯性進行了深度的數據剖析。前田和孝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跳脫直覺、重新審視「工作究竟帶來活力還是消耗元氣」的機會。當各國政府爭相堆高就業誘因的同時，我們是否曾經追問：這些被政策推向職場的長者，他們換來的究竟是延年益壽的良方，還是燃燒殘餘健康的生存之戰？本文將循著這份報告的脈絡，進行批判性的梳理。

被定義出來的「健康」：數據背後的真實圖像

在探討就業是否促進健康之前，我們首先必須解構「健康預期壽命」的定義陷阱。一般來說，健康預期壽命是指一個人能維持「無需照護、自立生活」狀態的存活年數。前田和孝觀察到，這個指標本身就充滿了相對性與政治性，因為它高度依賴各國對「健康」與「失能」的界定標準。當一個國家將輕度失能排除在「不健康」的定義之外，或者長者因持續工作而隱忍病痛、延遲就醫時，統計數字上就會呈現出健康壽命延長的假象。

前田和孝指出，多數樂觀的研究可能忽略了嚴重倖存者偏差。能夠在65歲甚至70歲以後依然留在勞動市場的人，往往是那些先天基因優良、教育程度高、從事低風險職業且原本就身體硬朗的族群。換言之，不是因為工作讓他們健康，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夠健康，才得以勝任工作。將這兩者的因果關係倒置，會導致政策制定者誤以為只要將體弱多病的長者也趕進職場，就能自動治癒他們的慢性病。

更為關鍵的是，前田和孝發現，工作內容的異質性對健康的影響存在天壤之別。如果將「擔任企業顧問的70歲白領」與「在物流中心搬運貨物的70歲藍領」的數據混合平均，得出的結論必然是「就業有益健康」。但這種平均數掩蓋了底層勞動者以身體資本換取微薄收入的殘酷現實。對許多基層勞動者而言，晚年就業非但不是實現自我的途徑，反而是加劇身體耗損的致命一擊。

金錢壓力下的健康透支：動機決定結果

延續上述討論，既然工作型態決定了健康的損益，那麼驅使長者重返職場的動機，就成了左右健康壽命的關鍵分水嶺。前田和孝在報告中特別強調了「經濟性必然」與「社會性參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就業動機。當長者是出於財務上的別無選擇，也就是退休金不足以維生、必須賺取現金流來填補生計缺口時，就業對健康的負面衝擊便會顯著浮現。

前田和孝認為，經濟壓力會迫使長者接受高風險、高強度或環境惡劣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長者承受的精神焦慮與體能負荷，遠遠超過了「適度活動」所帶來的生理益處。這類型的就業往往伴隨著長工時與低時薪，導致長者陷入「越窮越做、越做越病」的惡性循環。他們不再是為了健康而活動，而是為了生存而燃燒僅存的老本。

另一方面，前田和孝也發現，那些純粹為了保持人際連結、追求生活重心而選擇輕度勞動或志願服務的健康長者，確實展現出較佳的精神狀態與較低的失能風險。這其中的核心差異在於「選擇權」。擁有財務自由、可以隨時喊停的長者，工作對他們而言是調劑；沒有財務安全網、被迫工作的長者，職場則是壓迫的來源。這顯示，與其說「工作」本身能延長健康壽命，不如說是「安心的經濟狀況」才是決定晚年生活品質的根本。

制度的反噬：年金改革下的數據扭曲

在探討個人選擇與健康之後，我們不得不將視角放大至制度層面。前田和孝敏銳地指出，近年來各國關於「延後退休年齡」與「年金改革」的政策，正在製造一種統計上的健康奇蹟。這其中的邏輯相當弔詭：當政府調高法定退休年齡，或是削減公共年金給付時，會強制性地將大量相對健康的長者留在勞動市場，同時將那些因為健康不佳而無法工作、因而也領不到足額年金的貧病長者邊緣化。

這種制度性的排除，直接美化了老年就業與健康的相關性數據。前田和孝發現，那些無法就業的嚴重失能者，因為被排除在「就業者」的統計樣本之外，甚至因為經濟困頓而加速死亡，導致社會整體的「高齡就業人口」中，看起來全都是相對健康的人。這並非真實的因果關係，而是制度性篩選下的殘酷結果。在這種機制下，我們看到的長壽與健康，其實是犧牲了底層弱勢長者的生存權所換來的。

不僅如此，前田和孝還警告，過度推崇「永不休止的工作」的社會氛圍，正在製造一種新的年齡歧視。那些因為健康因素選擇提早退休、或是因職場霸凌而離開的長者，容易被貼上「懶惰」、「社會負擔」或「米蟲」的標籤。這種道德綁架忽視了個體老化速度的差異性，強迫身體機能已衰退的長者為了符合社會期待或躲避汙名化而硬撐，這種心理壓力對健康的侵蝕作用，往往比體力勞動更為深遠且難以察覺。

結語：在勞動神話之外追尋晚年尊嚴

歸根結柢，老年就業與健康預期壽命之間存在相關性嗎？答案是肯定的，但這是一條極度脆弱、充滿附加條件且被嚴重雙向誤讀的相關性。前田和孝的報告打破了社會對「工作萬靈丹」的過度綺想，明確揭示了健康的關鍵從來就不是「有沒有在工作」這個表象，而是「擁有多少選擇的自由」以及「身處何種勞動環境」的本質。

我們必須警惕，政策制定者往往急於將這種相關性包裝成因果性，藉此刻意混淆「為了健康而工作」與「為了生存而工作」的界線。當勞動部以放寬門檻、加碼補貼作為政策主軸時，這些措施固然能讓更多長者短期內獲得就業機會，卻也可能在無形中遮掩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何如此多的高齡者，必須仰賴政府的就業獎勵才能勉強維持生計？對許多普羅大眾而言，晚年就業是經濟弱勢的訊號，而非健康的勳章。

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建構一個允許長者脆弱、給予長者喘息空間的社會安全網，而非打造一個將所有人綁在工作崗位上直到報廢的「不退休社會」。與其迷信「越工作越長壽」的簡化口號，不如務實地創造一個無需在疾病與貧窮間做抉擇的制度。只有當長者能依照自己的生理狀況與意志，決定參與社會的方式時，那樣的長壽才具備真正的尊嚴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