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倪安 （台聯黨主席／前立法委員） 歲末餐會的燈光下，台聯黨與許多一路同行的夥伴、新舊朋友與顧問們再次相聚。那不是一場普通的聚會，這是一個彼此確認信念、互相打氣的時刻。衷心感謝每一位願意站出來、與我們並肩而行的人，因為有這份支持，讓台聯黨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中，仍然繼續前行，關心台灣。 回想去年八月的宣示，台聯黨向社會清楚表態：壯大台灣、台灣優先，不是選舉語言，而是刻在我們每一位幹部骨子裡的承諾。這是一條不喧嘩、不投機的路，我們選擇用長遠的視野與堅定的價值，為台灣打造一個更安全、更有尊嚴的未來。無論環境如何變動，這個守護台灣的核心方向從未改變。 我們相信，一個強健的國家，必須同時擁有穩固的價值、健全的制度，以及照顧人民的能力。因此，台聯黨將持續專注於右派、保守主義與民生議題，以務實而穩健的方式，守護自由、強化國防、捍衛法治，並為每一個努力生活的家庭爭取更公平的環境。保守，不是退縮，而是珍惜；右派，不是對立，而是為國家建立自由的方向。 台灣需要的是長期建設的力量，而不是短期政治算計。從地方到中央，從民生到安全，我們要用行動證明：價值可以堅定，態度可以理性，改革可以穩健。 我們瞭解前方的路不會平坦，而外在的挑戰與內部的壓力仍在，但我們不會退卻分散、不會迷失方向。因為我們知道，這不是某一個人的路線，而是一群人共同守護台灣的責任。 相信只要我們彼此扶持、全員團結，世界會與我們同在，台灣不會孤單。讓我們繼續走在這條為台灣而生的道路上，用信念、用行動，迎向更強大的明天。

. 文/ 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前立委) 年輕時的歐甘仔大哥，曾經是大家口中的「壞孩子」。因為吸毒、迷失方向，他多次進出監獄，把人生一次次推向深淵。對社會而言，他或許只是統計數字中的一筆；但對一位母親來說，他永遠都是心頭那個割不掉的孩子。 直到有一天，母親含著淚對他說了一句話：「養到吃毒孩子的母親最可憐。」 那一刻，歐甘仔大哥彷彿被雷擊中。不是責備，沒有怒罵，只是一句道盡心碎的話，卻讓他第一次真正看見自己帶給母親深深的痛。他說，那一晚他幾乎沒有睡，心裡只剩一個念頭：不能再這樣活下去。 當晚，他走出門找工作，從最基層做起，停車場管理員、洗碗、搬貨，什麼苦都願意吃，只求能堂堂正正賺錢養家。他遠離過去的圈子，用汗水一點一滴重建人生。這條路不容易，誘惑很多，偏見更多，但他沒有退縮，因為他不想再讓母親為他掉一滴眼淚。多年後，他成為一家餐廳的老闆，帶領十多位員工，讓更多家庭有穩定的收入。但他始終沒有忘記，那些和他曾經一樣，跌倒在黑暗裡的人。 於是，他做了一個看似簡單、卻無比艱難的決定：每個星期六，發放320個慈善便當。 不是一天、不是一年，而是整整十五年，從未間斷。颳風下雨、物價上漲，他照樣準備；生意不好，他也不曾停下。因為他知道，對街友、獨居長者或是低收入家庭而言，那一份熱騰騰的便當，不只是溫飽，更是一種被看見、被尊重的感覺。 他始終告訴自己：「我只是把老天給我的第二次機會，分給更多人。」 歐甘仔大哥沒有華麗的語言，也不談偉大理想。他是用最樸實的方式證明— 人，真的可以改變；錯過的歲月，也能用善補回。 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不怕走錯路，怕的是不願回頭。當你願意為別人點一盞燈，黑暗再也困不住你。歐甘仔大哥帶給我最感動的，不只是成功，是溫暖，也是重生！

  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前立法委員） 台灣人被國民黨壓迫了超過半世紀，該壓迫的影響深入台灣人心，至今仍未恢復正常，毒素仍在。 今天台灣的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很多台灣人犧牲生命、青春和幸福才換來的。 每每讀到那些白色恐怖時期前輩們的書，或是聽到他們提及在牢裡如何受虐，心都絞痛，經常難以繼續閱讀下去：怎麼會有那麼殘忍的人類在台灣出現？連懷孕的婦女都不放過。更變態的，是從小國民黨要求我們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台灣人會想，他們那些行為堂正嗎？合理嗎？是人類嗎？不能批判嗎？跟被迫離開的日本人有什麼不同點？ 幾十年來，社會上只聽到受害者及其家屬對家人的思念與哀痛，卻不見加害者的反省與道歉，繼續在台灣社會裡享福和享用退休金。這是最令我懊惱的。 劉金獅前輩在2025.12.31離世，但我們誓言要傳承他對台灣土地的愛，守護民主台灣的心永遠不變。 我要深深向金獅伯致敬。也非常感謝 張文隆 老師一路相伴，留下很多珍貴的記錄給後輩。 倪安　敬啟

  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前立法委員） 日本參議員石平先生在一月六日訪問台灣，台聯黨與印太戰略智庫等多個台派團體特地前往台北松山機場迎接，筆者也親自獻花致意。這不僅是對一位日本國會議員的禮遇，更是台灣民間對長期為揭露中國共產黨邪惡本質、守護自由價值而發聲的國際友人的高度肯定。 石平參議員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不是在書齋中「研究中國」的學者，而是親身從極權體制中走出來的見證者。他成長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是一個人性被踐踏、思想被管制、社會被全面政治化的年代。在那樣的環境下，中共政權不只是壓制異議，更是系統性地摧毀個人尊嚴與道德秩序。正因如此，石平對中共這個以「左派革命」為名、實際卻行極權統治之實的政權，有著比許多西方政治人物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 近期，中國官方更公然將石平點名為「漢奸」，並對他實施不得入境中國的制裁。這樣的作法，反而再次證明了中共政權對自由言論與追求真相的極度恐懼。當一個政權連一位在日本國會中發言的議員都要打壓、威嚇時，台灣人還看不清楚嗎？中共政權真正害怕的不是敵人，而是被人民揭穿的謊言。對台灣而言，這正是最重要的警訊：我們面對的敵人，不是一個可以用善意換取尊重的政權，而是一個以恐嚇與控制為本質的極權體系。 在日本政壇與輿論界，石平長期以保守派、右翼的立場著稱。他對中國問題的分析，並非基於浪漫的理想主義，而是基於權力現實與歷史經驗。他深知中共的對外擴張，並非偶然，而是制度內建的必然結果。這樣的觀點，對台灣格外重要。台灣長期在藍綠與統獨的內部爭論中消耗能量，卻時常忽略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麼樣的政權？若我們沒有清楚答案，就難以制定真正務實而有效的國安與對中政策。石平的存在與發言，正是提醒台灣人：看清對手，是自保的第一步。 在當前印太局勢劇烈變動之際，日本的角色也日益關鍵。日本不再只是經濟大國，而是區域安全的核心支柱。越來越多日本政治人物明確指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不只是情感性的口號，而是基於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的冷靜判斷。石平作為日本國會中的重要聲音之一，此行訪台，正象徵日台之間在安全、價值與戰略上的高度連結。 台灣人民歡迎石平先生，不只是因為他反對中共、支持台灣，更因為他說出了許多人不敢說、卻必須面對的真相。面對極權擴張，沉默是縱容，幻想是自殺。台灣唯有與理念相近的國家與政治力量站在一起，才能在風雨欲來的國際局勢中，穩穩站住腳步。 這一次的迎接，不只是表現台灣人的外交禮儀，更是一場價值的宣示：台灣站在自由民主的一方，反對中共擴權，與全世界的自由陣營同行。

文/台聯黨主席 周倪安 現在在社會上，很多所謂「人權」的言論，比如認為應當廢除死刑。這類言論立論基礎，是認為犯罪者亦是人，所以有人所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也就是生命權。所以應當受「矯治」而非懲罰。然而死刑在執行後，並沒有矯治的功能，所以應當廢除死刑。 上述大抵是廢死論的基本觀念。但是，近來社會上所發生的各類傷天害道的案件，不得不讓人重新反思「與罪行相配的刑罰」對於維持「公義」原則的必要。 理由非常顯然，在今年的社會案件中，無論是殺童（剴剴案）或是殺人（張介宗連續分屍案），若聽聞案情後，卻不對被害者感到心酸、對加害者感到憤慨的話，可說沒人性了！正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心存善念與人性，而對死者的冤魂抱有憐憫。所以社會大眾才認同應當要有與惡行相配的刑罰存在，藉以懲惡顯善。更何況，這兩個案件，更加顯示婦幼在暴力事件中，處於多麽弱勢的地位。 很長一段時間，有一些左派人士都將支持死刑的人，貼上「嗜血」與「不智」的標籤。更由甚者，直接說支持死刑就是賦予國家暴力的權力，還衍伸做支持死刑就是支持威權。但事實上，筆者支持死刑，非但不是因為嗜血，反而正因憐憫無辜的受害者。所以我們才認為，正因「罪」與「刑」的相配，才能彰顯公義。所以當罪刑大到無以同情，加害者確為惡貫滿盈之時，以命償債才能為其行為負責。 事實上，死刑不但不應視為賦予國家暴力的權力，而應該視為杜絕私刑的公義治道。筆者身為女性，更能感到如果社會普遍性的同情加害者的人權，卻漠視受害者及其家庭，那會是多麽危險而讓人恐懼的事。很顯然的，在眾多暴力事件中，婦幼是更容易受傷的群體。所以，以極刑對待極惡，就是我們保守派應當支持的做法。 在虐殺剴剴的保母而言，雖然在法律裁判上觸犯的是刑法302條，目前依法最重僅無期徒刑，並未能處以死刑。但筆者與很多媽媽們同感憤慨，站在同一邊，因為我們對於婦幼的權益，是更加重視。筆者明確支持，在判決上應當從重量刑，以儆效尤。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 ) 賴總統日前表示，「中華民國」之所以不改名為台灣，是因為這個名詞可以團結更多人。筆者認為總統此言違背事實，應當要以更宏觀的視角來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事實上，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這樣的國族認同者，基本上已是台灣的絕大多數。之所以還要用「中華民國」這個已經被中國封殺的名詞，不外乎兩個因素：在外因素是中華民國的法理基礎源自中國，目前的中國政府可以用「中華民國」這一空間來吃台灣豆腐。對內因素，則是當初把「中華民國」帶過來的中國國民黨，還以此作為重返執政台灣的最重要依據。 從歷史的視角來說，兩個中國的內戰，是戰後兩個互相想消滅彼此的中國的紛爭。因為歷史命運的玩笑，台灣人不幸被捲進這場紛爭中；假設在戰爭期間，台灣是被美國所攻下並在後續建立獨立國家，也許蔣政權的「行在」可能就是「中華民國在緬北」了（事實上，雲南反共救國軍真的在1950年代初期在緬北建立出一個軍事政權）。 顯而易見的，中華民國政權的正當性，在清帝國崩潰後，曾經是中國人民實現民主制度的期望；也曾經是冷戰期間民主陣營用以「反共」的功能性政權。但在21世紀的今天，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目前的中國政權（PRC），用來制約台灣人決定自己的國家前途的手銬腳鐐。對台灣人而言，可說是命運的災厄。 雖說台灣陷入國家認同的分裂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是面對這樣的不正常現象，政府反而該嚴正的指出，台灣大多的問題就是中華民國這一體制所造成的，是被中國歷史洗腦所造成的。當大多數國人都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但我們的「國慶日」發生地卻在以肺炎發源地聞名的武漢；「國父」是當今的中國政府奉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的孫文。這樣的體制所形塑的文化，不會讓台灣人感到錯亂嗎？正是這樣的錯亂，才讓社會陷入撕裂。因此，「中華民國」不只不能讓台灣社會更加團結，反而讓台灣人瞭解國家存不存在有什麼意義，進而導致社會更撕裂，國家更不團結。 之所以每次選舉，都淪為政治人物喊價式的補助分贓，而不是各政黨的政治家帶領公民思辨，我們國家該走向什麼樣的前景、為什麼這個國家值得我們所愛？就是因為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從國名的歷史脈絡到其未來的終點（不是被中國用武力來消滅，就是台灣藉民主來送進歷史），完全沒辦法讓它的國民感受到是值得尊敬的對象。筆者深盼從本土政黨出身的賴總統，接下台灣人的期望，推動台灣正名，讓我們建立一個正常的國家，讓國人感動於自己就正在推動歷史的巨輪不斷前進，台灣人民不再受外來政權的騙，如此才能真正「團結」台灣。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前立法委員) 在日前日本總理高市早苗提出對東亞安保的問題後，中國馬上發動對日的文攻武嚇，除了外交上揚言斬首的「戰狼言論」，在黃海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在中國國內外，也發起了仇日的文宣戰、網路戰。 「中華民族」的近代形塑，本身就是依靠對日本的仇恨建立出來。每當中國內部民心動盪時，統治者就會藉由仇日動員，來重新調整社會輿論的關注議題。在台灣兩蔣時代做過、馬英九也有操作過；而在中國的習近平，不過是延續五四運動以及毛澤東以來的作風罷了。 在近日，包括濱崎步、大槻真希等正在中國舉行海外演唱會的日本歌手，都遭到了中國非常無禮的對待，前者在無預警的情況下，被文化當局取消了演唱會演出；後者則是在演唱到一半時，被勒令斷電取消。 很多有識之士也發現到，中國人所謂不容許「吃飯砸鍋」，也就是為了中共政治上的需要，而容不得中國內外所有人的經濟行為，是完全欠缺契約精神的。在濱崎步與大槻真希兩位藝人的遭遇下，更可見到中共這套標準相當沒有原則；明明問題就是出在中國長年來對於周遭國家的武力恫嚇與騷擾，卻用擴大「仇日」的行為傷及跟政治沒有關係的藝人，可見得其無限上綱的程度多麽嚴重。 對待跟政治沒有關係的藝人如此粗暴，做事毫不講理的中國，已經讓日本人民及朝野政黨都感到倍感氣憤。其實，從台灣人的立場來說，我們對於中國這種作為並不陌生。無論是周子瑜被迫在鏡頭前道歉，還是共青團屢屢對台灣人的點名、出征，都可以看出這個國家文明程度有多低劣。 不過，筆者認為有必要提醒所有關注此事的人，討論事情的邏輯，應該限定在「中國就是罪魁禍首」這點。在輿論上，要是強調「因為高市早苗的發言」而導致「中國反應激烈」反而會落入中國的輿論戰陷阱中。 近十年來，以舉國之力擴增核彈、潛艇、航空母艦等武器的，就是中國。屢屢在南海、台海、東海、印度邊境區域挑釁的，也是中國。通過「國家情報法」讓中國全民在全球進行諜報、滲透統戰的，還是中國。日本的建軍備戰，就是因為中國的挑釁。 如果中國沒有這些舉動，日本有必要討論嗎？也因此，高市早苗總理，就是在國會接受質詢時，與議員討論假設性問題，而讓中國做為把柄的。 台灣人除了不可陷入中共的話術外，也應該謹記，中國就是一個野蠻不講道理的國家。台灣唯有正視中國惡劣的本質，才能談因應之道。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 近年來，台灣社會在面對性別、身分認同與人權議題時，常常被一種奇特的氛圍籠罩：只要有人打著「國際公約」四個字，就彷彿握有絕對正義的尚方寶劍，政府機關便必須俯首聽命，社會所有疑慮都得噤聲。然而，這樣的情況真的合理嗎？國際公約的精神，真的是這些團體所宣稱的樣子嗎？ 日前有監察委員以及部分左派團體，藉由「國際公約審查」之名，強力推動「免術換證」、「反歧視法」等與台灣社會現況高度牴觸的爭議法案。筆者必須明確指出：這些法案不僅與國際公約本身並無直接因果關係，也未曾真正與社會對話，對於婦女安全與公共秩序更是造成長期衝擊！台聯黨除了嚴正反對，也呼籲相關機關立即停止倉促的立法進程。 目前台灣所仿效的兩公約及其他國際公約，本質上只是高度原則性或是框架性的方向指引，並沒有具體規範施行方式。這些公約從未規定必須如何處理性別認同、如何設計換證制度，更沒有要求世界各國採取單一模式。 然而，台灣內部的左派團體卻不斷將推動反歧視法包裝成「國際義務」，彷彿若政府不照單全收，就是違反人權，這種做法根本是邏輯謬誤與政治操作。更荒謬的是，政府還花費鉅資聘請所謂「國際審查委員」來台灣進行審查，這些〈外來和尚〉多數對台灣文化、治安、法制與社會脈絡認識有限，僅憑短暫觀察就對台灣提出「指導性建議」。 其實，他們的意見在國際法上並沒有拘束力。若政府把這些意見視為不可違逆的聖旨，而不是供社會作為討論或是對話的參考，那才是真正的威權作法。 過去，國民黨威權政府藉由箝制廣電、出版，來打擊人民的表達自由。「反歧視法」則是政府藉由指定哪些言論是「仇恨言論」，來讓人民之間彼此興訟懲罰，實在讓人驚駭。 在推動「免術換證」等法案的過程中，我們看見最令人憂心的不是法案內容，而是左派人士完全無視婦女與公眾的擔憂。左派團體是否曾經真正傾聽女性意見？是否曾與民眾深入討論可能的衝擊？都沒有。 英國最高法院近期的判決點出一個核心事實：女人就是生理女性。男跨女即便法律承認其身分，也不代表可以與女性「完全無差別」對待。英國作為國際公約的締約國，都不願以極低門檻讓出生為男性的人輕易進入女性空間、競逐女性名額或是壓縮女性資源。原因很簡單：男女生理性的差異是真實存在的，而女性在歷史上受到的壓迫與風險也無法假裝不存在。 台灣的左派若硬要忽視這些基本事實，把所有女性疑慮標籤為「歧視」或「恐跨」，不僅是不負責任，更是對女性權益的再次掠奪。當「性別認同」成為唯一標準，不需任何醫療評估、不需任何專業審查，只要本人聲稱「覺得自己是女性」或是「自己想要當女性」，那麼整個社會都必須配合其自由進入女廁、女澡堂、女性庇護中心、女運動賽事、女性專案……等，這樣的制度在歐美已造成無數爭議，從更衣室性侵、女監獄的獄友懷孕，到女性庇護所遭入侵，再到運動場上女性被剝奪競爭公平性。 筆者呼籲政府、監察院與人權機構：請停止以「國際公約」為名，做缺乏社會共識的重大立法與解釋。真正的民主，是在公共討論中納入各方意見，尤其是最容易受影響的婦女、兒少、弱勢群體，而不是由一小群理念激進的「國際人權專家」來決定台灣社會的未來。 台灣值得更成熟、更審慎、更貼近民意的法制，而不是被政治正確與外來意見牽著鼻子走。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 白色恐怖是台灣歷史上相當沈重的傷痛，是國民黨外來政權，對台灣的傷害。而他們也從來沒有為此有所道歉。極為諷刺的是，鄭麗文反而在日前日前出席統派團體活動，並以「秋祭」之名，弔唁吳石這名匪諜。顯然，國民黨做為「中國共產黨台灣黨部」的事實已經檯面化，完全不演了。 在中共的歷史觀裡，把二二八事件扭曲為「台灣人為了追求統一，所以著手推翻國民黨」這樣的定性，是早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就已經有的說法。中共這樣的定調，日後也被延續來解釋國民黨對白色恐怖的暴行，這樣做也有助於消匿台灣人自決建國的聲音。除此之外，在最近，中國的央視也拍出革命劇「沈默的榮耀」，其中就有官拜中將參謀次長卻被中共吸收的匪諜吳石為題材的劇情。可見這樣的史觀，是中共具一貫的解釋，並且在今天也是官方的歷史主調。 在歷史上，吳石長年出賣情報，讓解放軍在戰場上處處勝利。而吳石跟其他匪諜不同的是，大部分的匪諜官員在解放軍到前就投降以待安排。吳石卻是跟著國民黨到台灣，並且繼續透過香港的渠道出賣軍事情資給中國。在其被槍斃十餘年後，就被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點名吳石是「革命烈士」，這更是證明他是匪諜身份無虞。 其實，早在日前國民黨黨主席競選期間，就有很多組候選人表示鄭麗文得到中國方面的網軍奧援，可見中國有意培植鄭麗文完成他們所期望的政治任務。果不其然，在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所啟用的人事安排來看，就是在為前往中國「朝見」（筆者用朝見這個詞，就是要指出國民黨舔跪之姿）習近平鋪路。日前的秋祭，可說是鄭麗文想讓共產黨的歷史敘事，匯入國民黨歷史意識中的做法。國共兩黨有了同樣的歷史意識，不但是為日後前往北京的事前鋪陳，也是在台灣進行政治盤算做準備，也就是鼓勵他們的黨員，成為吳石、效法吳石，讓台灣有更多的「吳石們」。 國民黨的主席鄭麗文把吳石這樣這樣可惡、出賣台灣的通敵共諜當英雄，可見這個黨已經完全墮落了。當台灣的國會最大黨正在「紅統化」，甚至合理化匪諜對台灣的危害，那這個黨必然成為養護匪諜的溫床。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 最近，台大的施景中醫師表示有收治到一名逃逸外勞孕婦因高危險妊娠入院， 診斷為植入性胎盤，經施醫師緊急手術後，母子倖存。但整體醫療費用超過一 百四十二萬元。事後，拜託他手術的人不見蹤影，導致台大醫院淪為苦主，只 能自行吸收呆帳。筆者聽聞這起事件，備感氣憤！台灣的全民健保都已經瀕臨 破產危機，一再對納稅者調漲健保費，還出現這樣的呆帳。這是政府長期忽視 逃逸外勞黑洞所導致的！ 事實上，這並非孤例。逃逸外勞急診、分娩、甚至重症治療後不願付費的情形 時有所聞。當外勞政策一昧的把「人權」放得比本國人民的利益重要時，便根 本是在鼓勵外勞把台灣人的善心「用完即丟」。政府若仍以「人權」為名放任 不管，只會讓我們的醫療體系疲於奔命，也是在加速健保的崩潰。 筆者認為，面對逃逸外勞的問題，政策應該回歸「責任原則」。台灣應效法新 加坡，設立「外籍勞工保證金」。凡外籍勞工入境前，由仲介或雇主代繳一定 金額作為保證金；若勞工依法受雇並正常解約，保證金全額退還；若逃逸、犯 罪或涉及醫療欠費，則由該保證金代為支付。如此一來，不僅可分擔醫療風險 ，也能讓外勞、仲介與雇主三方對行為結果負責。這樣，也能降低外勞逃逸的 機率。 為什麼筆者認為，本外勞薪資、保障應當脫鉤？因為外勞在國籍上就不是台灣 人，而是外國人。健保、勞保的設計，應該是以台灣國人為中心在運作。對於 外勞應該另外去保其他的商業保險，此乃天經地義。同時也是保障雇主國人的 權益與福利。現行外勞福利制度，反而是讓台灣勞工的權益比外國人還不如。 現在很多先進國家，都已經開始重視「假政治難民」、「偷渡客」、非法移民 及外勞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台灣社會卻沒有正視逃逸外勞已經在台灣組織犯罪 、醫療欠費等問題。當制度只談人權，不談責任，最終受害的將是台灣的醫療 體系與納稅人。施醫師所提的個案不是單一離譜情境，而是對政府的警鐘。政 府若再不補漏洞，逃逸外勞問題的結構性黑洞，將讓台灣的全民健保與公共支 出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