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泰博工會事件」，原本只是一起勞資爭議，卻一路升高成社會對立。本勞、雇主、移工團體彼此拉扯，甚至在網路上形成情緒對撞。很多人其實不是只在談這一個事件，而是在表達一種累積已久的不滿：台灣的外勞政策，是不是出了問題？ 台灣開放外勞已經三十年了，制度早就不是當初的樣子，但很多配套卻沒有跟上現實。現在的情況是，雇主要負擔的不只是薪資，還包括吃住、勞健保、職災保險及就業安定費等各種成本。每一次基本工資調漲，看起來是對勞工有利，但不少中小企業其實壓力很大，也讓部分本國勞工產生一種感覺：薪水停滯，但生活負擔卻一直在增加。 很多雇主會說，請外勞有時候像在開盲盒。遇到好的，當然幫助很大；但如果不適應或產生問題，雇主往往要自己承擔後果，還要獨自面對繁瑣的行政程序，而外勞還有就業安定金可以協助其生活或打官司。原本應該是解決台灣人力缺乏問題的制度，現在反而讓部分企業覺得風險更高！ 在家庭照護方面，也有不少真實的壓力。有些家庭是因為家人重病，不得不請外籍看護，但制度設計不夠貼近實務，一旦出現突發狀況，往往是家庭自己在撐。這些聲音，不應該被簡單地貼上都是雇主不對的標籤，而是應該被聽見，共謀解決之道。 另一方面，外勞的人數持續增加，目前已經超過八十萬人，而逃逸外勞的問題卻也越來越嚴重。這不只是管理問題，也牽涉到地下勞動市場、產業秩序，甚至社會安全。當制度無法有效運作時，影響的不只是某一方，而是整個社會。 事實上，外勞來台灣，是以契約方式工作，不是申請移民。他們對台灣的經濟確實有貢獻，我們也不應該剝削或不公平對待。但同時，有些權利是建立在公民身分之上，例如完整的政治參與、組織動員的權利，不是公民，未負擔義務，本來就不是所有法令一體適用。換句話說，有些權利不是普世適用，而是國家基於義務與責任所給予的安排。 看看新加坡，該國同樣大量依賴外籍勞工，但制度設計上有清楚的分層與管理。台灣未必需要照單全收，但至少可以思考：我們的制度，是不是過於混亂或是偏頗？外國人的界線為何？政府在引進時有沒有說清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本勞覺得被壓縮，雇主覺得被剝奪，有心外勞還刻意製造問題，讓彼此對立擴大，傷害台灣經濟。建議政府儘速改善：第一：重新檢討產業外勞引進的數量與產業需求；第二，統一稱呼「家事工」，不讓名稱造成勞資糾紛；第三：驅除逃逸外勞，建立基本秩序；第四：就業安定費由外勞支付。 外勞政策真正的目標其實很簡單：讓台灣成為一個本國勞工與外國勞工，都能安心工作、各取其所的美好國度。

.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 今天我們要談的，不只是一個勞動政策，而是台灣未來經濟結構與社會公平的關鍵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外籍勞動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台灣開放外勞三十多年，當年是為了「補充人力不足」。但少子化嚴重的今天，我們必須誠實面對一個事實：外勞已經從當年的補充變成必須。 本國勞工的薪資長期停滯三十年來，月薪漲了大約一萬元，台灣年輕人不願投入特定而必要的產業；企業不得不從國外引進勞工。但是相對新加坡引進勞工，增進他們的經濟，新加坡人中位薪資是新台幣十三萬元左右，而台灣僅三萬八千元。一直往左傾的外勞政策，政府訂定了外勞也適用台灣的勞基法，起薪也跟台灣人一樣，也就是本外勞一致，看似勞工平權，實則是剝削台灣雇主和台灣人，給予短期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更多國民待遇與薪資。 根據調查，台灣是外勞最想要工作的國家，號稱「外勞的天堂」。從數據顯示，外勞所發生的勞資爭議，是本勞的數倍以上。引進八十多萬外勞中，逃逸的將近十萬人，相對於新加坡引進一百九十多萬外勞，僅有一千人左右逃逸，這樣的數字有給予我們的官員任何啟發嗎？來到台灣的外勞比較糟糕比較難管理嗎？實際上是台灣管理外勞的制度出了大問題。 而就業安定基金，自1992年以來，累積收入超過四千億元，但現在基金剩下不到五百億，每年還可收大約三百億元。就業安定基金本來就是因應外勞的引進，為了安定本勞而收取的費用，但是從勞動部的報告看來，許多錢未花在台灣人卻花在外勞身上，包括他們在台灣生下棄養的黑戶寶寶安置費、外勞孕婦產前安置費、一站式一年花費四億元、1955外勞專線…等，非必要的開銷。 台灣的外勞制度應該效法新加坡，學習它的核心精神—有成本、有管理、有秩序，讓台灣經濟更好： 第一，我們要建立「配額制度與人頭稅」。 引進外勞人數是根據產業需求，每年盤點各行業需求，調整合理比例。人頭稅（就安費）由外勞支出。例如，家有十二歲以下、六十五歲以上及重症者，就安費降低；各行業也會依照本勞短缺的情況調整人頭稅。 第二，重整成本與財政制度。 就業安定費必須用在台灣人，專款專用、全面公開，並接受監督。取消外勞加入勞保制度和健保制度，那是台灣人長期在台灣工作，在年老時政府給予的保障；健保制度是台灣人的社會福利，外勞需要可加入商業保險模式。 第三，從「入口」開始管理。 在機場設立「外籍勞工入境管理中心」，功能是完成報到、資格審查與健康檢查。雇主需繳交保證金，確保責任。檢查未通過者立即遣返，通過者才核發工作許可才能進入工作。現在台灣的機場管理中心，功能是發予外勞電話卡、宣導單、教外勞可以打電話去哪申訴…，這根本不是管理。 第四，重新定義名稱。 正名為「外籍家庭工」，整合看護與幫傭的功能，成為家庭的幫手，回到支持家庭的本質，避免製造勞資困擾與糾紛。 三十多年來，政府增進的就是一再提升外勞跟本勞一致，結果造成：本勞持續低薪、產業停滯缺工、外勞成為社會不定時炸彈。現在的外勞制度，已經到了必須立刻改革的時刻。政府應該結合學者、雇主、仲介和勞工一起檢討，向新加坡看齊，建立一個讓政府有稅收、本勞有提升、外勞有工作、企業能定根在台灣的國家。

.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周倪安） 近年來，「多元性別」逐漸成為公共政策與社會議題中的重要關鍵字。政府部門、教育體系與部分社會團體不斷推動相關政策，強調包容與進步。然而，在那些看似理想的口號之下，社會也必須嚴肅面對一個問題：當性別政策被快速重新定義時，女性常年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權益與空間，反而在所謂進步的價值裡逐步被壓縮。 女性權益從來不是憑空出現的。無論是職場保障、公共空間的隱私設計，或是女性專屬的體育賽事，都是女性長期在不平等環境中奮鬥而逐步建立的制度成果。這些制度並不是為了給女性特權，而是基於男女之間天生客觀存在的生理差異與社會處境，所做出的合理安排。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女性能夠在更公平、更安全的條件下參與社會活動。 然而，近年部分性別政策的討論卻逐漸偏離了這個初衷。一些原本為女性設計的制度，正被重新詮釋，甚至被挪用。當政策制定過於追逐某種看似平等的意識形態時，女性原本真正的需求反而被放在次要位置。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體育競賽制度的爭議。教育部目前試辦跨性別人士參與全中運、全大運等體育賽事。對女性運動員而言，這並不是抽象的理念辯論，而是直接關係到競賽的公平性。體育競技之所以區分男女，本來就是因為男女在生理條件上存在客觀差異。如果忽略這一點，女性運動員多年努力所建立的競爭環境，很可能因此被打破。當女性在賽場上失去公平競爭的條件時，所謂的平權，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不公平。這一點，美國總統川普的國情咨文也有提及並很重視。 在台灣，是關於公共空間政策的改變。比如環境部近年投入二點八億元經費，推動公共場所改建為「男女混合廁所」。該政策的出發點或許是為了回應多元性別需求，但是女性最重視的隱私權與安全的疑慮卻被忽略了。對許多女性而言，公共廁所並不只是便利設施，更關係到基本的安全感與尊嚴。如果在調整制度過程中缺乏充分討論，將使女性原本有限的公共空間，在「進步」的名義下被逐漸壓縮或消滅。 另外，近年公共討論中似乎逐漸出現一種傾向：把「女性」當成一個可以隨意重新定義的概念。然而，作為女性，一種真實生理上的存在。從青春期的身體變化，到在社會中所面對的安全風險與性別處境，這些都是長期累積而形成的現實。不同性別，實在難以僅憑「心理認同」就完全取代。真正的平權，應該是在尊重生理差異與社會現實的前提下，建立兼顧公平與安全的制度，而不是以一種權利去取代另一種權利。 因此，在推動任何性別政策時，政府與社會都必須回到一個基本原則：傾聽女性的聲音。無論是體育制度、公共空間設計，或是教育政策的調整，政府應該充分納入女性的觀點與需求，而不是在政策成形之後，才去要求女性被動接受結果。 一個成熟文明的社會，要有勇氣守護真正的女性權益。女性今天所擁有的每一項制度保障，都是經過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時間努力爭取而來。如果在政策轉變的過程中輕易放棄這些成果，那麼所謂的進步，只會激進地造成另一種新的不公平。唯有在尊重自然、理性辯論與制度審慎的基礎上，台灣社會才能真正走向和諧與公平。

. 周倪安 （台聯黨主席／前立法委員） 歲末餐會的燈光下，台聯黨與許多一路同行的夥伴、新舊朋友與顧問們再次相聚。那不是一場普通的聚會，這是一個彼此確認信念、互相打氣的時刻。衷心感謝每一位願意站出來、與我們並肩而行的人，因為有這份支持，讓台聯黨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中，仍然繼續前行，關心台灣。 回想去年八月的宣示，台聯黨向社會清楚表態：壯大台灣、台灣優先，不是選舉語言，而是刻在我們每一位幹部骨子裡的承諾。這是一條不喧嘩、不投機的路，我們選擇用長遠的視野與堅定的價值，為台灣打造一個更安全、更有尊嚴的未來。無論環境如何變動，這個守護台灣的核心方向從未改變。 我們相信，一個強健的國家，必須同時擁有穩固的價值、健全的制度，以及照顧人民的能力。因此，台聯黨將持續專注於右派、保守主義與民生議題，以務實而穩健的方式，守護自由、強化國防、捍衛法治，並為每一個努力生活的家庭爭取更公平的環境。保守，不是退縮，而是珍惜；右派，不是對立，而是為國家建立自由的方向。 台灣需要的是長期建設的力量，而不是短期政治算計。從地方到中央，從民生到安全，我們要用行動證明：價值可以堅定，態度可以理性，改革可以穩健。 我們瞭解前方的路不會平坦，而外在的挑戰與內部的壓力仍在，但我們不會退卻分散、不會迷失方向。因為我們知道，這不是某一個人的路線，而是一群人共同守護台灣的責任。 相信只要我們彼此扶持、全員團結，世界會與我們同在，台灣不會孤單。讓我們繼續走在這條為台灣而生的道路上，用信念、用行動，迎向更強大的明天。

. 文/ 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前立委) 年輕時的歐甘仔大哥，曾經是大家口中的「壞孩子」。因為吸毒、迷失方向，他多次進出監獄，把人生一次次推向深淵。對社會而言，他或許只是統計數字中的一筆；但對一位母親來說，他永遠都是心頭那個割不掉的孩子。 直到有一天，母親含著淚對他說了一句話：「養到吃毒孩子的母親最可憐。」 那一刻，歐甘仔大哥彷彿被雷擊中。不是責備，沒有怒罵，只是一句道盡心碎的話，卻讓他第一次真正看見自己帶給母親深深的痛。他說，那一晚他幾乎沒有睡，心裡只剩一個念頭：不能再這樣活下去。 當晚，他走出門找工作，從最基層做起，停車場管理員、洗碗、搬貨，什麼苦都願意吃，只求能堂堂正正賺錢養家。他遠離過去的圈子，用汗水一點一滴重建人生。這條路不容易，誘惑很多，偏見更多，但他沒有退縮，因為他不想再讓母親為他掉一滴眼淚。多年後，他成為一家餐廳的老闆，帶領十多位員工，讓更多家庭有穩定的收入。但他始終沒有忘記，那些和他曾經一樣，跌倒在黑暗裡的人。 於是，他做了一個看似簡單、卻無比艱難的決定：每個星期六，發放320個慈善便當。 不是一天、不是一年，而是整整十五年，從未間斷。颳風下雨、物價上漲，他照樣準備；生意不好，他也不曾停下。因為他知道，對街友、獨居長者或是低收入家庭而言，那一份熱騰騰的便當，不只是溫飽，更是一種被看見、被尊重的感覺。 他始終告訴自己：「我只是把老天給我的第二次機會，分給更多人。」 歐甘仔大哥沒有華麗的語言，也不談偉大理想。他是用最樸實的方式證明— 人，真的可以改變；錯過的歲月，也能用善補回。 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不怕走錯路，怕的是不願回頭。當你願意為別人點一盞燈，黑暗再也困不住你。歐甘仔大哥帶給我最感動的，不只是成功，是溫暖，也是重生！

  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前立法委員） 台灣人被國民黨壓迫了超過半世紀，該壓迫的影響深入台灣人心，至今仍未恢復正常，毒素仍在。 今天台灣的民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很多台灣人犧牲生命、青春和幸福才換來的。 每每讀到那些白色恐怖時期前輩們的書，或是聽到他們提及在牢裡如何受虐，心都絞痛，經常難以繼續閱讀下去：怎麼會有那麼殘忍的人類在台灣出現？連懷孕的婦女都不放過。更變態的，是從小國民黨要求我們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台灣人會想，他們那些行為堂正嗎？合理嗎？是人類嗎？不能批判嗎？跟被迫離開的日本人有什麼不同點？ 幾十年來，社會上只聽到受害者及其家屬對家人的思念與哀痛，卻不見加害者的反省與道歉，繼續在台灣社會裡享福和享用退休金。這是最令我懊惱的。 劉金獅前輩在2025.12.31離世，但我們誓言要傳承他對台灣土地的愛，守護民主台灣的心永遠不變。 我要深深向金獅伯致敬。也非常感謝 張文隆 老師一路相伴，留下很多珍貴的記錄給後輩。 倪安　敬啟

  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前立法委員） 日本參議員石平先生在一月六日訪問台灣，台聯黨與印太戰略智庫等多個台派團體特地前往台北松山機場迎接，筆者也親自獻花致意。這不僅是對一位日本國會議員的禮遇，更是台灣民間對長期為揭露中國共產黨邪惡本質、守護自由價值而發聲的國際友人的高度肯定。 石平參議員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不是在書齋中「研究中國」的學者，而是親身從極權體制中走出來的見證者。他成長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是一個人性被踐踏、思想被管制、社會被全面政治化的年代。在那樣的環境下，中共政權不只是壓制異議，更是系統性地摧毀個人尊嚴與道德秩序。正因如此，石平對中共這個以「左派革命」為名、實際卻行極權統治之實的政權，有著比許多西方政治人物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 近期，中國官方更公然將石平點名為「漢奸」，並對他實施不得入境中國的制裁。這樣的作法，反而再次證明了中共政權對自由言論與追求真相的極度恐懼。當一個政權連一位在日本國會中發言的議員都要打壓、威嚇時，台灣人還看不清楚嗎？中共政權真正害怕的不是敵人，而是被人民揭穿的謊言。對台灣而言，這正是最重要的警訊：我們面對的敵人，不是一個可以用善意換取尊重的政權，而是一個以恐嚇與控制為本質的極權體系。 在日本政壇與輿論界，石平長期以保守派、右翼的立場著稱。他對中國問題的分析，並非基於浪漫的理想主義，而是基於權力現實與歷史經驗。他深知中共的對外擴張，並非偶然，而是制度內建的必然結果。這樣的觀點，對台灣格外重要。台灣長期在藍綠與統獨的內部爭論中消耗能量，卻時常忽略一個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什麼樣的政權？若我們沒有清楚答案，就難以制定真正務實而有效的國安與對中政策。石平的存在與發言，正是提醒台灣人：看清對手，是自保的第一步。 在當前印太局勢劇烈變動之際，日本的角色也日益關鍵。日本不再只是經濟大國，而是區域安全的核心支柱。越來越多日本政治人物明確指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不只是情感性的口號，而是基於地緣政治與國家利益的冷靜判斷。石平作為日本國會中的重要聲音之一，此行訪台，正象徵日台之間在安全、價值與戰略上的高度連結。 台灣人民歡迎石平先生，不只是因為他反對中共、支持台灣，更因為他說出了許多人不敢說、卻必須面對的真相。面對極權擴張，沉默是縱容，幻想是自殺。台灣唯有與理念相近的國家與政治力量站在一起，才能在風雨欲來的國際局勢中，穩穩站住腳步。 這一次的迎接，不只是表現台灣人的外交禮儀，更是一場價值的宣示：台灣站在自由民主的一方，反對中共擴權，與全世界的自由陣營同行。

文/台聯黨主席 周倪安 現在在社會上，很多所謂「人權」的言論，比如認為應當廢除死刑。這類言論立論基礎，是認為犯罪者亦是人，所以有人所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也就是生命權。所以應當受「矯治」而非懲罰。然而死刑在執行後，並沒有矯治的功能，所以應當廢除死刑。 上述大抵是廢死論的基本觀念。但是，近來社會上所發生的各類傷天害道的案件，不得不讓人重新反思「與罪行相配的刑罰」對於維持「公義」原則的必要。 理由非常顯然，在今年的社會案件中，無論是殺童（剴剴案）或是殺人（張介宗連續分屍案），若聽聞案情後，卻不對被害者感到心酸、對加害者感到憤慨的話，可說沒人性了！正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心存善念與人性，而對死者的冤魂抱有憐憫。所以社會大眾才認同應當要有與惡行相配的刑罰存在，藉以懲惡顯善。更何況，這兩個案件，更加顯示婦幼在暴力事件中，處於多麽弱勢的地位。 很長一段時間，有一些左派人士都將支持死刑的人，貼上「嗜血」與「不智」的標籤。更由甚者，直接說支持死刑就是賦予國家暴力的權力，還衍伸做支持死刑就是支持威權。但事實上，筆者支持死刑，非但不是因為嗜血，反而正因憐憫無辜的受害者。所以我們才認為，正因「罪」與「刑」的相配，才能彰顯公義。所以當罪刑大到無以同情，加害者確為惡貫滿盈之時，以命償債才能為其行為負責。 事實上，死刑不但不應視為賦予國家暴力的權力，而應該視為杜絕私刑的公義治道。筆者身為女性，更能感到如果社會普遍性的同情加害者的人權，卻漠視受害者及其家庭，那會是多麽危險而讓人恐懼的事。很顯然的，在眾多暴力事件中，婦幼是更容易受傷的群體。所以，以極刑對待極惡，就是我們保守派應當支持的做法。 在虐殺剴剴的保母而言，雖然在法律裁判上觸犯的是刑法302條，目前依法最重僅無期徒刑，並未能處以死刑。但筆者與很多媽媽們同感憤慨，站在同一邊，因為我們對於婦幼的權益，是更加重視。筆者明確支持，在判決上應當從重量刑，以儆效尤。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 ) 賴總統日前表示，「中華民國」之所以不改名為台灣，是因為這個名詞可以團結更多人。筆者認為總統此言違背事實，應當要以更宏觀的視角來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事實上，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這樣的國族認同者，基本上已是台灣的絕大多數。之所以還要用「中華民國」這個已經被中國封殺的名詞，不外乎兩個因素：在外因素是中華民國的法理基礎源自中國，目前的中國政府可以用「中華民國」這一空間來吃台灣豆腐。對內因素，則是當初把「中華民國」帶過來的中國國民黨，還以此作為重返執政台灣的最重要依據。 從歷史的視角來說，兩個中國的內戰，是戰後兩個互相想消滅彼此的中國的紛爭。因為歷史命運的玩笑，台灣人不幸被捲進這場紛爭中；假設在戰爭期間，台灣是被美國所攻下並在後續建立獨立國家，也許蔣政權的「行在」可能就是「中華民國在緬北」了（事實上，雲南反共救國軍真的在1950年代初期在緬北建立出一個軍事政權）。 顯而易見的，中華民國政權的正當性，在清帝國崩潰後，曾經是中國人民實現民主制度的期望；也曾經是冷戰期間民主陣營用以「反共」的功能性政權。但在21世紀的今天，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目前的中國政權（PRC），用來制約台灣人決定自己的國家前途的手銬腳鐐。對台灣人而言，可說是命運的災厄。 雖說台灣陷入國家認同的分裂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是面對這樣的不正常現象，政府反而該嚴正的指出，台灣大多的問題就是中華民國這一體制所造成的，是被中國歷史洗腦所造成的。當大多數國人都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但我們的「國慶日」發生地卻在以肺炎發源地聞名的武漢；「國父」是當今的中國政府奉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的孫文。這樣的體制所形塑的文化，不會讓台灣人感到錯亂嗎？正是這樣的錯亂，才讓社會陷入撕裂。因此，「中華民國」不只不能讓台灣社會更加團結，反而讓台灣人瞭解國家存不存在有什麼意義，進而導致社會更撕裂，國家更不團結。 之所以每次選舉，都淪為政治人物喊價式的補助分贓，而不是各政黨的政治家帶領公民思辨，我們國家該走向什麼樣的前景、為什麼這個國家值得我們所愛？就是因為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從國名的歷史脈絡到其未來的終點（不是被中國用武力來消滅，就是台灣藉民主來送進歷史），完全沒辦法讓它的國民感受到是值得尊敬的對象。筆者深盼從本土政黨出身的賴總統，接下台灣人的期望，推動台灣正名，讓我們建立一個正常的國家，讓國人感動於自己就正在推動歷史的巨輪不斷前進，台灣人民不再受外來政權的騙，如此才能真正「團結」台灣。

  文/周倪安(台聯黨主席、前立法委員) 在日前日本總理高市早苗提出對東亞安保的問題後，中國馬上發動對日的文攻武嚇，除了外交上揚言斬首的「戰狼言論」，在黃海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在中國國內外，也發起了仇日的文宣戰、網路戰。 「中華民族」的近代形塑，本身就是依靠對日本的仇恨建立出來。每當中國內部民心動盪時，統治者就會藉由仇日動員，來重新調整社會輿論的關注議題。在台灣兩蔣時代做過、馬英九也有操作過；而在中國的習近平，不過是延續五四運動以及毛澤東以來的作風罷了。 在近日，包括濱崎步、大槻真希等正在中國舉行海外演唱會的日本歌手，都遭到了中國非常無禮的對待，前者在無預警的情況下，被文化當局取消了演唱會演出；後者則是在演唱到一半時，被勒令斷電取消。 很多有識之士也發現到，中國人所謂不容許「吃飯砸鍋」，也就是為了中共政治上的需要，而容不得中國內外所有人的經濟行為，是完全欠缺契約精神的。在濱崎步與大槻真希兩位藝人的遭遇下，更可見到中共這套標準相當沒有原則；明明問題就是出在中國長年來對於周遭國家的武力恫嚇與騷擾，卻用擴大「仇日」的行為傷及跟政治沒有關係的藝人，可見得其無限上綱的程度多麽嚴重。 對待跟政治沒有關係的藝人如此粗暴，做事毫不講理的中國，已經讓日本人民及朝野政黨都感到倍感氣憤。其實，從台灣人的立場來說，我們對於中國這種作為並不陌生。無論是周子瑜被迫在鏡頭前道歉，還是共青團屢屢對台灣人的點名、出征，都可以看出這個國家文明程度有多低劣。 不過，筆者認為有必要提醒所有關注此事的人，討論事情的邏輯，應該限定在「中國就是罪魁禍首」這點。在輿論上，要是強調「因為高市早苗的發言」而導致「中國反應激烈」反而會落入中國的輿論戰陷阱中。 近十年來，以舉國之力擴增核彈、潛艇、航空母艦等武器的，就是中國。屢屢在南海、台海、東海、印度邊境區域挑釁的，也是中國。通過「國家情報法」讓中國全民在全球進行諜報、滲透統戰的，還是中國。日本的建軍備戰，就是因為中國的挑釁。 如果中國沒有這些舉動，日本有必要討論嗎？也因此，高市早苗總理，就是在國會接受質詢時，與議員討論假設性問題，而讓中國做為把柄的。 台灣人除了不可陷入中共的話術外，也應該謹記，中國就是一個野蠻不講道理的國家。台灣唯有正視中國惡劣的本質，才能談因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