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毛澤東利用群眾的領袖崇拜和集體狂熱，鼓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對異己的黨內外力量和黨國體制，以階級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之名進行打擊。1966年發動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利用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以暴力揪下與其意見不合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並將之殺害，並縱容狂熱而無知的紅衛兵四處串聯，破壞歷史文物、挑戰公權力與社會秩序，並任意侵害人的生命、自由、財產和幸福。
1974年11月10日，有廣東省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肄業生李正天、廣州市第十七中學高級中學部應屆畢業生陳一陽、十七中肄業生廣東水產製品廠鍋爐工人王希哲，在廣東省人民廣播電臺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指導下，以共同筆名李一哲，在廣東省廣州市張貼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藉由批判「林彪體系」，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的問題。中共廣東省委員會第一書記趙紫陽下令保護李一哲等人之人身安全，由宣傳部以筆名宣集文對大字報進行批判，批判文件附有大字報原文向全國各地發佈，同時並組織批判會，允許李正天公開辯論達上百場。
趙紫陽轉任四川省委書記後，李一哲等人即以反革命遭到逮捕，直到1979年2月，始為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主持平反。
它為結束文革作了思想準備，也開啟了隨後的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的先聲。
主持人（溫大同）：
歡迎收聽《兩岸新聞導報》，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訪問的是曾建元老師。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
溫大哥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溫大同：
上次的節目在第四集裡面，我們介紹的是〈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接下來在中國共產黨全面地跟知識份子翻臉，而且違背自己的承諾，無恥地鎮壓民主人士這樣的背景之下，共產黨的威權更加地旺盛，毛澤東在民間的威望，甚至非常非常高漲。這樣的情況之下，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他不但沒有因此失去民間的支持，反倒是年輕人對他狂熱地崇拜，──這裡可見得宣傳和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當然我們不太理解中國大陸那時候，到底是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那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然後接下來在1966年，他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利用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用暴力和不合法的方式，把他們那些黨內的高層，包含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都把他逮捕，然後下獄甚至殺害。在那個時代，很多年輕的學生／紅衛兵到處串聯，到處去針對思想、文化、風俗、習慣破四舊和立四新，不管是破壞文物、破壞歷史古蹟，而且還對於當時被認定為有問題的壞分子，對他們打擊、羞辱甚至殺害。我覺得這一段確實後來被認為是浩劫。這一段歷史，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你怎麼理解它的成因跟它的過程？
曾建元：
基本上它是毛澤東在黨內發動的一次政治運動、政治鬥爭。他是以文化大革命為藉口，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他在1953年至1956年完成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在持續推動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政治運動中遭到重大挫敗，胡搞了半天之後，被迫下臺，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職位，但仍保留中共中央主席位子。為什麼失敗呢？毛澤東思考再三，就是臺上的這些牛鬼蛇神的錯，原來他們是走資派。這其實就是給人戴帽子，因為在之前的各種政治運動當中，劉少奇也是非常重要的打手，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就是劉少奇捧出來的。所以文革是一次黨內的政治鬥爭，它的本質是這樣子的。
因為整個黨國意識形態機器被共產黨中央所控制，所以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啟動黨的宣傳機器，你在國內就很難有可以跟他競爭的媒體力量或者是發聲的管道。中國大陸人民因此被蒙蔽了，失去多方面的資訊來源，而被共產黨徹底洗腦，所以毛澤東才有機會成為紅太陽。我們現在想這是很荒唐的事情，在臺灣很難想像人們怎麼會這麼瘋狂地崇拜這樣的一個領袖，其實都是一個被洗腦的社會化過程。共產黨非常理解這個機制，所以緊抓著洗腦的意識形態控制不放。像現在的中國大陸人民，很多還存在著愚昧的黨國領袖崇拜，跟那個時候的思想結構沒什麼大的改變。
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標榜無法無天，……
溫大同：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曾建元：
所以呢，對學生來講，哇，簡直是快樂得不得了！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不曉得是哪裡來的權利，搞革命，不用去上課，然後國家幫你付車錢，你要到哪裡串聯吃喝玩樂不用錢，不爽就燒砸打搶，學生其實是不受拘束的，但也是沒有教養的時代。
溫大同：
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認識一個現在在澳洲的人，是文化大革命時的參與者。小孩子嘛，紅小鬼，他自己的看法是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民主運動。為什麼？因為他們這些人可以自己組織團體，自己來判定誰是對的、誰是不好的，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認為那個時代，是一個民主的時代，而且後來鄧小平他們在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是想講說，我們不要大民主。他用「大民主」，稱有「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些權利。你怎麼看，這是所謂的民主嗎？還是說這種民主是一種錯覺，你怎麼理解？
曾建元：
這是錯覺。你說民主，就要有一個制度，建立一套關於政治權力競爭的遊戲規則，所有人都可以來自由競爭權力和資源，這才是民主最基本的定義。如果你缺乏權力競爭制度的要素，這個沒有的話，什麼全過程民主、大民主都是虛假的。而所謂自由，臺灣人受三民主義教育影響，就比較清楚孫中山引述的英國彌勒（John Stuart Mill）的這個觀念：「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自由必須要以尊重別人自由為界限，群己權界，尊重別人自由，尊重他人的人格，不同意見之間，也是基於我保護你的自由、保護你的權利的基礎而展開對話。但是我們看到文化大革命，其實是暴動，號稱無法無天，卻崇拜單一無上的統治權威，對於異議者，全面地
對抗和消滅，像黑社會的流氓混混一樣。
溫大同：
對，它事實上有某種程度的弔詭。第一個，它對於毛澤東權威的崇拜；第二個，它又對於校長老師的權威加以踐踏，最有名的就是宋彬彬，在1966年8月5日的紅八月事件中，把他們學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遊街示眾，在凌虐數小時後，把她活活打死。而且非常典型的就是，毛澤東還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她，給她戴了「紅衛兵」袖章，還問說：「妳是什麼名字？」「我叫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毛澤東回道：「要武嘛。」。這是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畫面。這種對於特定權威的崇拜，卻宣稱要打倒其他的權威，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弔詭的社會心態。對於年輕人來說，真的是一個令人瘋狂的狀態。
曾建元：
是，我認識過幾個紅衛兵，其中有從廈門游泳逃到金門而來臺灣的凌耿（郭坤仁）。他們在談到過去那一段的時候，的確像剛才溫大哥這樣講的，有些人還是眉飛色舞。他們的學生時代，他大字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沒有人管他，反而是共產黨在鼓勵。所謂的社會主義道德，可能在那個時候達到高峰。這些青年學子、紅衛兵，他們的思維就是非常單純，反正就打倒一切不平等，或是要除四舊，因為他沒有受到完整的教育跟文化上的教養，他不懂得去品鑑、去欣賞、去珍惜文化，所以只會用共產黨的那套階級鬥爭的觀念去看待他們眼中覺得是不對的事情，而沒有價值多元的觀念。所以你看到的紅衛兵就是打家劫舍、燒殺掠奪，非常沒有規矩，但這個行為又受到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鼓勵。
我們臺灣人說：「教歹囡仔大細」，上樑不正下樑歪。這個黨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真的文化浩劫，真的是瘋狂到讓人對於人之間的基本尊重都泯滅了，然後把中國原來建立在家庭倫理關係上面的社會倫理關係完全打破。我記得文革的時候，我正在唸小學，學校老師跟我們講，說共產黨說：「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們聽了就感奇怪，怎麼會這樣子呢？我們在臺灣也不會覺得蔣總統比我們父母還親，沒有那麼離譜，不會到這種程度。所以文化大革命它破壞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價值體系，整個文化基因徹底突變了，不是變好，而是變壞。文化大革命，它帶來的問題就在這個地方。文化大革命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有17年了，但是民主的制度，並沒有建立起來，而是透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清洗，在獵巫，承認異議者是一個公民乃至平等的政治競爭者，這個觀念從來沒有被建立起來，異議者不是被認為是階級敵人，就是國家的敵人。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歷年政治運動的高峰，而且它影響的是一代年輕人和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成長的這一代人，在中共建國之後成長的中國人，在這樣的教育觀念、社會文化氛圍下成長的中國人，不是怪胎，就是異形了，而更大的問題是什麼？十年學校關門了，共產黨黨內一反撲，就把這些失學的青少年紅衛兵丟到牛棚去了，去上山下鄉，去支邊了。到了情況無法收拾，再用國家的力量，甚至動用軍隊來鎮壓這些人。這個模式很像反右派鬥爭，一樣引蛇出洞，最後再一網打盡。共產黨對付當時的中國大陸青年學生，方式一樣，先讓你出來造反，幫它打倒它要剷除的黨內敵人之後，你的利用價值沒有了，然後再來收拾你。這種政治鬥爭手法，在毛澤東手上的不同時期，都是這樣在玩。
溫大同：
您剛剛有談到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傳統價值體系的破壞，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譬如說，薄熙來鬥爭他爸爸薄一波，把他爸爸肋骨打斷，結果他的爸爸還非常地高興，覺得這個小孩子很有出息。那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扭曲人性的時代，而且我們不得不注意到一個現象，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層的領導人習近平，就是那一代成長的人，他們的腦袋裡最高的理想，是人類的命運共同體，解放全人類。但是接下來他的鬥爭手腕，他對於權力的掌握，
我覺得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
曾建元：
在紅衛兵彼此之間，後來也發生戰鬥，武鬥非常多，真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甚至還去搶軍火庫，把槍砲都拿出來在街上對幹。
溫大同：
這哪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整個社會秩序全部都沒了。
曾建元：
可是我還想談一句說，當時西方世界對文化大革命，卻有另外一種因為資訊的封閉和冷戰的關係，在西方的左翼文化圈中形成一種錯誤的、距離的美感，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覺得文革是浪漫的文化反叛。後現代主義，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潮中在西方捲起來的。
溫大同：
所以，有夠荒謬。
曾建元：
的確，但是它在西方社會帶來新的思潮，「反」的文化，膽敢去挑戰既有的一些價值。
溫大同：
1968年的全球學生運動風潮，文革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曾建元：
甚至對我們臺灣也發生影響。因為當時日本有國立東京大學事件，美國有新左派、反戰和民權運動、法國有五月風暴（Mai 68）、捷克斯洛伐克有布拉格之春，臺灣和海外留學生有保衛釣魚臺運動，都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全球外溢的現象，而主要是學生運動間的共振。
溫大同：
對，我們在談到文化大革命，事實上也要看到這樣一個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全球性的現象。
曾建元：
在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表現。在西方社會，挑戰傳統權威的結果，因為它有尊重不同價值的文化，所以促成了後現代文化和整個社會的進步。但在中國大陸，由於欠缺對於不同文化價值的尊重，帶來的是文化和倫理的巨大災難。
溫大同：
在全世界，事實上是一個價值多元的表現，可是在中國大陸，卻是價值一元化的極端呈現，是個非常非常強烈的對比。
我們講到這邊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我們再談相關的話題。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曾建元老師今天要跟我們談的主題是：〈中國文化大革命跟《李一哲大字報》〉。接下來我們再看這個《李一哲大字報》。
《李一哲大字報》是發生在1974年，廣東省時有三位年輕人，一個是廣州美術學院油畫系肄業生李正天、一個是廣州市第十七中學高級中學部應屆畢業生陳一陽、還有廣州市第十七中學肄業的廣東水產製品廠鍋爐工人王希哲。他們在廣東省人民廣播電臺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的指導下，用他們三個人名字各取一次叫李一哲發表了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提出非常多關於自由民主與法制的討論。因為之前1971年有913事件，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林彪逃走然後墜機死在蒙古國肯特省溫都爾汗，林彪是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這事震撼中國大陸各界。郭鴻志、李正天都因清階級隊伍被林彪集團的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關過了幾年，因林彪出事而獲得平反。李一哲集團四人透過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當中，對於當下的社會制度，提出了非常清晰和深刻的批判，轟動廣東，也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民主運動。
接下來到1976年，懷仁堂政變粉碎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四人幫，文革結束。1977年李一哲集團四人被捕而且被宣佈為反革命集團，直到1978年12月才獲得了平反。所以這是一個在文革後期發生的事情，那時候在臺灣也都赫赫有名。
我們都知道這個《李一哲大字報》，那時候臺灣人人都關注，因為臺灣反共，像這一類的中國大陸內部對共產黨的批判，政府都會大肆宣傳，所以那是蠻赫赫有名的一個事件。曾老師，你怎麼從民主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曾建元：
的確，那個時候是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所以青年學生向天借膽，有話敢講，敢發表大字報。我們看到的確很多人早慧，所以他們去思考社會的問題，有時候比那些個狂熱的或者蒙昧的大人們看得更清楚。《李一哲大字報》中的三個撰稿者，分別是高中畢業生、大學肄業生和高中肄業工人，那個時代的那一輩青年人，我有些還認識，現在都已垂幕。我覺得他們像那個漆黑宇宙當中閃爍的小星星，不是巨大的恆星，是小星星，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它的光亮。這些年輕人他們看到他們所置身的中國社會是這個樣子，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可能很多人和早期的紅衛兵，原來是非常欣喜迎接文化大革命的來臨的。他們這些早慧的青年，後來就開始對於文化大革命產生懷疑，對這個社會和政治結構開始思考和批判。不管他們日後個別的人生發展怎麼樣，當時這些人的勇氣，他們的觀察和智慧，我還是欣賞的。
溫大同：
我看了一下他們其中的一些內容，我覺得他們對於民主自由，還有對中共那個特權社會的批判，其實他們已經有了像南斯拉夫吉拉斯（Milovan Djilas）寫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那樣的觀念。我的意思是說，其實他們對共產黨這樣一個極權社會，共產黨自己成為一個新階級的這樣一個現象，他們都有發現，而且都能夠提出來。這裡所看到的是，即使在一個極權的社會之下，人們的判斷力、認識力還是無法完全被掩蓋的，有思考力的人，只要有機會，而且他有勇氣，政治上有一定的空間讓人們講，這些時代的智慧就會出來。我們在資料當中看到，《李一哲大字報》出現的時候，有多少人去抄錄、轉述，甚至黨國組織內部也有討論。他們本來就是要接受批判的，可能因為有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暗中保護，中共黨內的開明、比較自由派的領導剛好在廣東，所以事實上也形成了名為批判實為學習的大眾教育效果。
曾建元：
其實大家到街頭去討論公共事務的這種氛圍，在臺灣還看不到。它是一個非常畸形的社會現象。也就是說，文革的這種大鳴大放，只是一時的政治鬥爭的過程，如同烏雲密佈的時候，突然間有天光露出來。它的問題是說，它並沒有真正地掌權，掌權的是共產黨，沒有一個力量能真正地去挑戰共產黨。所以當共產黨決定要去鎮壓的時候，大字報、民主運動，就都不見了。
溫大同：
非常有意思的是，資料當中有說陳奎德先生說，《李一哲大字報》為結束文革做了思想準備，也開啟了隨後的四五運動跟民主牆的先聲。我覺得以那時候的效果，確實可以這樣地評判。不過您剛剛有談到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也就是說，即使這樣的一個類似暗夜當中的流星，或是暗夜當中的閃電，稍縱即逝，我們看到，事實上在中國大陸，這樣的現象一直都是存在的，甚至到習近平掌權時代，我們以為已經沒有了，還有白紙運動，還有彭立發在北京四通橋拉布條，還有前一段時間（2024年）河南鄭州學生集結夜騎腳踏車到開封，都是看起來非常非常浩大的民間意見的集體表達，特別是年輕人的意見表達，它就真的好像暗裡夜的閃電，又好像是周而復始、生生不息的。
曾建元：
其實某種程度上都是被鎮壓了！
要期待另外一波的民主運動，它必須是沒有受到鎮壓影響的下一波的青年學生上來，恐懼的經驗和記憶不再附身。阻礙中國民主化的關鍵點，就是黨國體制，這個黨國體制和人類有史以來的所有暴政相比，都是一個全新的統治形態。因為它的控制深入到生活世界，它有國家的警察制度深入到社會基層，然後有國家的洗腦教育到你的心裡，到你的腦中。傳統中國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這種現象在極權社會當中完全不存在，你任何一個人，最終乃都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這是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的統治下，70年來不知出現了多少人為的政治災難，死了多少人，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仍然屹立不搖，它就是靠這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極權統治，才能夠安坐它的江山直到現在。所以我覺得，全人類要解放，就必須要先去解決這個極權黨國統治形態的存在所帶來的問題。
溫大同：
我想在談《李一哲大字報》的時候，我們也會去看一下這幾位人士。李正天，他本來是美術學院的學生，他後來成為美術學院的老師，我看他也有蠻多著作的。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者。李一哲集團後來是習仲勳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時平反的。習仲勳的兒子就是習近平，他是在中國大陸內部，進入到體制裡面的。那我們就不得不談我們在海外經常有機會往來的王希哲先生。王希哲先生在海外民主運動當中，一直都是佔有一席之地的人，而且他算是老民運，應該說沒有人會忽視他的存在。我們大致上也都知道，這個人他本來在共產社會當中支持法治民主的，可是他到了海外以後，他的民族主義認同，勝過了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他公開主張，如果臺灣要尋求獨立的話，他要支持共產黨把臺灣給消滅。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裡面，民族主義跟民權主義，到底你最後要選擇哪一個，就是一個歧路。王希哲先生是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
曾建元：
你要成為神還是鬼，你的靈魂是上升還是下去，那個界限就是在於這個民族主義跟民主／民權主義的選擇，後者是建立在對個人的自由的尊重的基礎之上。對於成為什麼樣的人，成為哪一個國家的人，我都尊重。極端的民族主義像孫中山講的只有國家自由。追求國家自由，最終要犧牲個人自由。所以這兩者如果極端地發展，它是衝突的。
民族主義極端化以後，你必然會壓制反對者，民族主義許多走向了帝國主義。個人主義，那該怎麼辦呢？你對於這些異議的聲音，你要怎麼面對它呢。考驗你是不是一個真誠的、民主的信仰者，若你不是用一種制度化的機制來維護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力的競爭。你如果不尊重這種機制，還是用共產黨慣用的階級敵人、國家敵人的敵我矛盾思維和政治鬥爭手段要消滅對立面，那就完蛋了。
溫大同：
是，我覺得所有的知識分子，不管在臺灣、在中國，都面臨到一個抉擇，就是在民族主義跟民主之間，當這兩個你只能選一個的時候，你要以哪一個為主。那是一個歧路，對，有時候不能兼顧。沒辦法兼顧的時候，你要選擇哪一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曾建元：
回到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Marxism）。馬克思主義理想的國家是什麼呢？《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裡面講，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你國家一定要建立在自由人的基礎之上，沒錯，人們自由的政治選擇。因為這個國家，它的社會制度保障，讓每個人自由可以充分發揮，每個人創造力，他的人格可以充分地外現，所以我們才喜歡這個國家，我們才共同結合成為這樣的國家，正因有這個國家制度的整體進步，每個人都有餘裕可以充分投入他喜歡做的事情，這個文化就會多元進步。到最後呢？馬克思主義就想像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不需要為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來進行鬥爭，或者是違法犯禁，這時候就不需要法律，甚至國家這種暴力的機構也不需要了，都消亡了。因為社會會自治，人有自由，他也會有自主的判斷。這是很烏托邦的想法，是左派的理想。如果你真的要追求社會主義這樣的理想的話，你就不可能去強調民族主義，強調愛國主義，要犧牲個人自由去成就民族和國家。所以我們說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他們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它是一個異形。社會主義的異化，我們在中國大陸充分地看到。我們如果能夠把這些道理講清楚，中國大陸的人民如果還相信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或者21世紀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思想，它最核心的，還是要從人的本質自由這邊出發，那你就會對於他講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實暗地裡是一種大漢族主義和專制主義的論述，對於這種黨國的作為，是應該要有所批判和抵制的。
溫大同 ：
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到現在基本上已經不太能夠宣揚共產主義的價值，現在反倒只能用民族主義來號召人，這也代表了他們思想的破產。民主的價值，尊重人權，尊重每一個人自由，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這也是中國大陸的《李一哲大字報》當中所呈現出來的精神。
曾建元：
現在兩岸之間，長期捲入到統獨的論爭，各自內部、或者是雙邊之間，關於統獨的各種爭論不休。其實先要有獨立和自由的個人，才有接下來我們在談的是不是我們要成為一個聯合體，才有統一的問題。所以對於個人自由的尊重，對個人認同的選擇的尊重，是非常基本的社會主義道德。
溫大同：
所以從對個人的意志自由的尊重，衍生的其實就是自決權。人跟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尊重。每個人都有自由，我們要在一起，還是要各自獨立，都是無妨的。就好像英國跟美國，他們同樣都是民主國家，並不因為美國曾經鬧過獨立，打過戰爭，自英國分離，就永遠都是仇人。
曾建元：
我們談到《李一哲大字報》，我覺得令人最感慨的地方在這裡，因為我記得《李一哲大字報》，我最早認識它，是在《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本》裡面。所以我有機會認識王希哲的時候，其實我原來還保留著學生時代的敬意。的確也是了不起，想說他高中時領導過紅衛兵而肄業，《李一哲大字報》運動時年紀也大不了幾歲，26歲，他怎麼能夠寫出這樣了不起的東西。可是他最終沒有辦法超越自己。
溫大同：
而且可以說是墮落了。
曾建元：
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面，我覺得他們也深受到文革的傷害，表現在那種對於集體主義的崇拜，對於敵人意欲除之而後快的心態。
溫大同：
而且他思想的混亂，可以說到達無以復加的地步。我曾經聽他講過一句話，因為我也見過他，他說如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統治了中國，也就是說它如果成為像滿清政府這樣子，入主中國，那我們就不會反對日本了。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我們消滅，所以我們反對日本。他的民族主義變成這樣子，荒謬到極點。你把我完全奴役了以後，我就認同你，你沒有完全奴役我，我就反對你。他的民族主義概念竟然是這樣，真的好好笑。
曾建元：
對啊！所以很令人感慨。王希哲先生跟我還是臉友，我也會不時跟他打招呼，我把他當成是一個用來自我警惕的錯誤示範，要自我警惕，不要變成像他這樣。另外一方面，我也是尊重他是老人家。他數度表達，希望說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邀請讓他再來臺灣，至少我沒有答應。
溫大同：
對，他在臺灣公開宣揚他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臺灣，我們怎麼會歡迎這樣的人。
曾建元：
他期待他恩人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解決臺灣問題，這我就沒辦法接受，所以我就沒有歡迎他。
溫大同：
他來臺灣幹嘛？你來臺灣講這些東西幹嘛？你對這個土地一點都沒有基本的尊重。你難道可以在美國說，我希望共產黨把這個美國給滅了，美國能夠容許這樣嗎？任何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時候說，我支持美國把中國給滅了，中國人可以接受嗎？對不對，我覺得這是常識。怎麼會這麼狂傲，莫名其妙。
今天節目時間關係，我們就進行到這裡。謝謝曾老師，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
曾建元：
好，再見！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5月17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6月18日中午12時1刻
新北板橋喬崴萊芬園校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