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中國的高認知貧窮潮─資訊普及與勞動市場失衡隱憂

文8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走在中國大陸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頭，都不難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外送平台的外送員在等待訂單的空檔翻閱經濟學書籍，低薪的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熱烈討論財務獨立與提早退休（FIRE）的理財策略，基層服務業從業者對房地產市場動向、教育政策變革乃至平台經濟的運作邏輯如數家珍。這些人身處收入光譜的底層，卻展現出與其經濟地位極不相稱的認知能力與知識視野。這不是少數特例，而是一個正在快速擴大的社會群體，即高認知能力與低收入水平並存的人口。此一現象的浮現，反映了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結構深層的系統性轉變，其背後的教育擴張效應、資訊普及後果與勞動市場結構失衡，值得深入剖析。

教育擴張下的認知提升與職位瓶頸

中國大陸過去數十年間經歷了人類史上規模最龐大的高等教育擴張。大學入學率大幅攀升，城鄉教育資源持續投入，升學考試競爭的壓力推動了國民抽象思維與理解能力的普遍提升。許多年輕人對於總體經濟、產業政策、社會階層流動、資產配置等複雜議題，具備了比上一代人更加豐富的知識儲備與分析詞彙。然而，認知能力的提升並未自動轉化為職業地位與收入水準的對等躍升。

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教育擴張與高端職位供給大致保持同步，進入大學、移居城市、投身成長性產業，幾乎就意味著生活水準的持續改善。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由高速成長轉入中高速成長的成熟化階段，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持續膨脹，而能夠充分運用其認知能力的職位數量卻未能以相同速度成長。分析經濟形勢的人變多了，但願意且能夠為此類分析能力支付合理報酬的工作崗位並未等比例增加。這種教育供給與職位需求之間的結構性落差，使得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被迫進入與其認知能力不相稱的低薪職業，形成認知能力與勞動報酬之間的嚴重背離。

此一發展軌跡在歷史上有其前例可循。日本在明治末期至大正時期亦曾出現類似狀況，高等教育培養了大量知識人與專業職預備軍，但國家機關、教育體系與民間企業的吸納能力有限，導致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長期處於職業上的等待狀態。當代中國大陸的高認知低所得群體，問題同樣不在於教育不足，而在於教育所形塑的理解力與判斷力，缺乏足夠寬廣的職業世界予以承接。

資訊普及使結構困境無所遁形

如果說教育擴張提供了認知能力的硬體基礎，那麼行動網路與數位內容的爆炸性普及則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軟體環境。智慧型手機、短影音平台、社群媒體、線上課程、投資理財資訊、政策解讀與經濟評論，已經全面滲透進普通民眾的日常資訊接收範圍。即便是收入最低的年輕勞動者，也能輕易接觸到關於產業政策、半導體供應鏈、房地產調控、失業率波動、內需不足、資本市場動向乃至資產配置策略等過去專屬於菁英圈層的知識話語。

然而，資訊的近用與資源的掌握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知道如何運用財務槓桿，並不代表擁有足夠的本金；理解產業轉型的方向，不代表能夠找到進入新興產業的職涯切入點；熟知資產配置的原則，不等於擁有可供配置的可支配所得；看透平台經濟的競爭格局，也不意味著有更好的退出選項。資訊讓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變得清晰可見，但「看見」與「能夠在其中行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當越來越多人具備了分析自身處境的能力，卻同時發現自己無力改變所處的結構性位置時，認知能力的提升反而可能加劇相對剝奪感與社會不滿。

勞動市場結構失衡與收入分配惡化

高認知低所得群體的擴大，與中國大陸勞動市場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密切相關。隨著產業升級加速、技術衝擊深化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就業市場呈現出「高技能人才短缺與低技能勞動者過剩並存」的雙重困境。生成式人工智慧、智慧化生產線與自動化平台持續壓縮基礎行政、低端製造與簡單服務類崗位，低技能勞動者與中高齡勞工面臨巨大的轉崗壓力。與此同時，經濟成長放緩使得高質量就業機會的創造速度遠遠跟不上高等教育畢業生的供給速度。教育體系大量生產的學歷供給與產業升級緩慢所導致的高質量崗位需求之間，出現了一道日益擴大的鴻溝。

這種結構性錯配的直接後果，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續惡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4年中國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係數達0.465，自2015年以來持續處於0.4的國際警戒線之上，且呈現小幅攀升趨勢。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36231元，僅為平均數的83.5%，此一差距意味著收入分布明顯向高收入端傾斜。按五等份收入分組來看，最低20%低收入組與最高20%高收入組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稅收制度對個人所得的調節功能有限，全部稅收收入中不足10%直接來源於個人，且幾乎沒有居民財產稅，導致稅前與稅後基尼係數差距極小，再分配機制調節貧富差距的能力嚴重弱化。

在此背景下，具備高認知能力卻身處低收入階層的人口自然不斷累積。他們能夠清晰辨認自己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卻缺乏足夠的管道與資源突破既有的經濟社會位置。認知能力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傳統連結，正在大規模斷裂。

結語

中國大陸高認知低所得人口數量的持續增加，並非源於國民認知能力的倒退或衰退，恰恰相反，它是教育大幅擴張與資訊全面普及所帶來的正向成果，與經濟成長放緩、勞動市場結構失衡、收入分配惡化等負面趨勢交織作用的產物。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具備高度分析能力與知識視野的勞動力，但經濟結構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對應職位；數位科技讓底層民眾得以透視整個社會經濟機制的運作，卻未能賦予他們改變自身處境的有效途徑。

當一個人能夠精確診斷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卻找不到解決方案的著力點時，認知能力的提升反而可能成為一種折磨。此一結構性矛盾的持續深化，不僅關乎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更將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與長期發展構成深遠挑戰。如何重建認知能力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連結，將是未來十年無可迴避的核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