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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竹奇（作家） 韓江《素食者》的敘事手法，從「被動受害者」的視角轉向了「主體性反抗」，完成了一次對父權暴力與結構性創傷的悲劇性超越。 視角的位移--從「被凝視的客體」到「主動變形的異類」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為一齣悲劇，聚焦於少女在權勢性侵下的毀滅，敘事多在「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凝視中拉扯，突顯了純真被暴力無情輾壓的無力感。 而「素食者」中英惠的超越，在「素食者」中，女主角英惠透過「拒吃肉」，即拒絕將暴力內化，來抵抗社會規訓。隨著章節推進，敘事者從丈夫、姊夫轉為姊姊，英惠本人的聲音雖然缺席，但她的身體卻成為一場激烈的「植物性革命」。她藉由倒立、斷食，企圖將自己轉化為一棵無害、純粹、行光合作用的樹。這是一種將痛苦轉化為「主動異化」的過程。 暴力的層次--從「性暴力」到「生存本質的叩問」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為悲劇，揭露了文學、教育、社會階級如何被挪用為性暴力的遮羞布，著重於具體且殘酷的人際權力剝削。 而「素食者」中英惠的超越，則將暴力擴展至人類生存的本質。韓江不僅描寫家庭與婚姻中的精神與肉體壓迫，更直指人類存在本身就是建立在對其他生命的殺戮，即吃肉這個象徵與意符的運用之上。英惠的拒絕吃肉，是對整個「弱肉強食」世界規則的最高度反抗。 悲劇的核心--從「毀滅的絕望」到「靈魂的突圍」 房思琪的悲劇在於留給讀者的是無盡的窒息、心碎與憤怒，思琪最終在瘋狂與毀滅中凋零。而英惠的超越，雖然結局同樣是悲劇性的肉體衰竭與精神病院禁錮，但英惠在過程中奪回了對自己身體的最終控制權。她透過極端的節食與變形，擺脫了人類社會的異性戀矩陣與道德枷鎖。她的瘋狂是一種對抗平庸現實的覺」」」醒，某種程度上達成了精神上的絕對自由與純粹。 韓江的「素食者」並非是一部單純探討飲食習慣的小說，她透過詩意、冷靜且壓抑的語言，將父權社會結構中的「隱微暴力」具象化。文字不僅僅是記錄，更是重塑暴力的載體，將性暴力轉化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卻又無可遁形的「恐怖美學」。 從「素食者」的文字書寫中，可以剖析其如何塑造性暴力的美學。 以「植物性」對抗「肉體剝削」的詩意隱喻 韓江的文字將女主角英惠的拒食即拒絕吃肉，昇華為一種企圖擺脫人類殘酷、轉化為植物的悲劇美學。 肉身在此隱喻中即牢籠，在文本中，吃肉此一人類進食的本能被賦予了強加慾望與暴力的符號。當英惠拒絕成為食物鏈的一環，她其實是在拒絕成為父權社會中被宰割、被物化的「肉體」。 而純潔與毀滅的交織，則透過冷靜的散文詩筆觸，描寫英惠身體消瘦、長出斑痕與植物般的幻覺，這種將人「物化」為自然景觀的描寫，既展現了反抗的極致純粹，也揭示了暴力逼人走向瘋狂、自我毀滅的詩性悲劇。 多重視角下的「凝視」與精神暴力 小說分為〈素食者〉、〈胎記〉與〈樹火〉三個篇章，藉由丈夫、姊夫、姊姊三個視角推進，文字書寫在此成為一種「觀看」的暴力。 首先，是男性凝視的慾望剝削。在〈胎記〉中，姊夫將英惠的裸體彩繪上花朵，利用藝術、愛之名，行性剝削與權力宰制之實。韓江用冷冽的文字描寫這種帶著「美感」的變態慾望，反而讓暴力顯得更加陰森且令人窒息。而旁觀者的共謀，則透過不同敘述者的冷漠、不解或無能為力，文字揭示了社會結構性暴力無所不在的本質。讀者被迫隨著敘事者的視角，成為目睹暴力發生的共犯。 以平靜語調反襯極致殘酷 韓江最著名的文字美學，在於她擅長用極度平靜、近乎白描的詞彙，去書寫極度殘酷與血腥的暴力行為，如家庭聚會中父親強硬塞肉、割腕自殘、精神病院的強制灌食等。 此種文字書寫呈顯出一種對比的張力，文字越是冷靜客觀，暴力在讀者心中引發的不適感與震撼力就越強烈。這種「輕描淡寫」反而打破了傳統書寫對暴力的煽情渲染，讓性暴力的本質，即赤裸裸的權力壓迫與靈魂抹殺——赤裸裸地暴露在讀者眼前。 這部作品的文字成功地讓暴力超越了生理層面，成為一種精神與生存哲學的深刻叩問。 在韓江的「素食者」中，文字書寫並非將性暴力浪漫化，而是透過「感官的錯位」與「非人化的意象」，將暴力的殘酷本質轉化為一種極致、冷冽且令人窒息的「痛苦美學」。 這種美學的塑造，透過文字書寫來實現。首先是透過視角的冷酷與客體化過程。小說中的女主角英惠始終是被書寫、被凝視的客體，她失去了主體發聲的權利。其丈夫的平庸之惡，從第一章以丈夫冷漠、公式化的視覺文字，將英惠去性欲化與工具化，日常的婚姻性愛被書寫得如同例行公事，揭示了常態社會中隱蔽的性體制暴力。 再透過姐夫的藝術凝視，於第二章姐夫以「藝術創作」為名，將性欲與暴力包裝於審美之下。文字在此處產生了極大的張力，將背叛與肉體侵犯，置換為對「植物性」與花朵的藝術崇拜。 意象的挪移--肉體、植物與花朵 韓江運用高度詩意且魔幻的文字，重構了性暴力的視覺感知。他運用了彩繪花朵的偽裝，書寫姊夫在英惠與自己身上繪製花朵，文字細緻地描繪這些絢麗的圖騰，使原本充滿剝削與精神失序的性接觸，在字面上呈現出如畫般的盛開與交融。藉此產生了美感與痛苦的共生，文字將暴力的骯髒感抽離，代之以植物繁衍、陽光、綠意等自然意象。這種「美麗的視覺」與「倫理的崩解」並置，正是文字書寫塑造出的性暴力美學，——讓讀者在感受到罪惡的同時，卻耽溺於文字營造的淒美氛圍中。 痛苦的具象化與無聲反抗 文字書寫最終將性暴力的美學，導向對「肉身」極限的探索。拒絕成為人類的英惠面對父權體制與性侵犯的最終反抗，是透過文字展現的「植物化」。她絕食、裸露，試圖化為一棵樹。最終引導至聖潔的毀滅，是韓江的文字書寫無意控訴，而是白描肉體的消逝。性暴力帶來的創傷在文字中昇華，英惠的自我毀滅不再只是悲劇，而被書寫成一種拒絕與暴力世界共謀的，聖潔且尊貴的無聲抗爭。 透過這種文字書寫，「素食者」成功地將粗暴的性掠奪，轉化為一場關於慾望、罪疚、瘋狂與救贖的感官儀式，令讀者在文字的極致美麗中，體驗到最深刻的刺痛與不安。 韓江的「素食者」與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皆是當代女性文學中極具震撼力的悲劇史詩。兩部作品同樣聚焦於女性肉體與靈魂遭遇的父權暴力、社會性扼殺與精神崩潰。 然而，從敘事手法的角度切入，「素食者」展現出了一種對「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毀滅性悲劇」的文學超越。這種超越並非指藝術成就的高低，而是敘事視角、主體性重構以及悲劇終局的救贖路徑上，展現了不同的文學跨度。 視角的超越--從「當事人的痛苦自白」到「失語者的多維鏡像」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營造極致的痛苦共感。林奕含採用了高度貼近受害者，近乎血淋淋的工筆雕琢敘事。讀者被強行拉入房思琪那文字極度華美卻無處可逃的痛苦深淵中。這種手法具有極強的道德控訴力，但也讓敘事高度受限於「受害者肉身被摧毀」的現場，逼迫得令人窒息。 而「素食者」則以客觀的「間接敘事」與留白，做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敘事選擇。英惠在整部小說中幾乎是「失語」的。小說分為三幕，分別由英惠的丈夫、姊夫、姊姊擔任第一人稱敘事者。英惠的痛苦與反抗，全由這三位「加害者」或「旁觀者」的扭曲視角映照出來。這種「間接敘事」拉開了審美距離，將個人的創傷抽離成一幅剖析整個父權社會機制的巨大鏡像。 暴力的超越--從「具象的性暴力」到「抽象的體制性吞噬」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主題展現為誘姦與肉體奴役。房思琪的悲劇核心源於具象的性暴力、權力不對等的誘姦，以及社會對受害女子的集體失語。其對抗的客體是具象的罪人補教名師李國華與封建的儒家倫理家庭觀念。 而「素食者」主題展現為文明、肉食與人類基因中的暴力。「素食者」將暴力的範疇放大到了極致。英惠拒絕吃肉，對抗的不僅是丈夫的冷暴力或父親強行灌肉的家庭暴力，她對抗的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捕食本能」。韓江將女性命運上升到了存在主義與哲學的高度。如果這個世界運行的邏輯就是強權捕食弱者，那我不願成為加害者，就只能拒絕這個世界的秩序。 終局的超越--從「精神的純潔毀滅」到「物種跨越的自我救贖」 這是兩者最本質的超越之處，如何面對無法逆轉的悲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水晶的粉碎。房思琪的悲劇是「毀滅性的」。當她發現自己引以為傲的文學與靈魂無法消解現實的凌辱時，她的世界徹底坍塌，最終走向精神失常與靈魂的死滅。這是一種「將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古典悲劇，留給讀者的是無盡的絕望與道德重負。 而「素食者」隱含著痛苦「質變」與羽化的象徵運用及隱喻。英惠同樣走向了瘋狂，被送入精神病院。但韓江賦予了這種瘋狂一種神聖的反抗性。英惠不只是「壞掉」，而是在進行一場「退化成植物」的物種跨越。倒立、拒食、渴望陽光，她想擺脫人類那具充滿暴力的肉身，化為一棵純粹的樹。 房思琪的瘋狂是「無路可走後的墜落」。而英惠的瘋狂是「主動選擇的決裂與飛升」。 結論--悲劇如何被安放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將創傷燃燒殆盡的灰燼，它讓世界記住了痛。而「素食者」則展現了文學在面對同等量體的巨大痛苦時，如何透過敘事手法的轉向，將女性的悲劇從「受害者的哀鳴」，昇華為一場「向死而生、與文明決裂」的壯烈獻祭並變身的象徵革命。這正是韓江在敘事手法上，對女性命運悲劇性的一種超越。

  感受的分量 最深沉的孤獨，是世界期待你少一點感受，而你偏偏感受到太多。 艾略特（George Eliot）《佛羅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 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這句話的內涵。 故事人物瑪姬（Maggie Tulliver）渴望愛、理解與精神世界的自由，而每一次被要求壓抑情感、顧及體面或順從他人時，那份渴望便劇烈跳動。瑪姬描繪了一種難以安放、真誠、敏銳卻不合時宜的靈魂與生命力。 故事圍繞圖利弗一家的債務、驕傲、磨坊的盛衰與命運展開，但核心是瑪姬與哥哥湯姆（Tom Tulliver）之間複雜的情感聯繫。湯姆象徵社會推崇的特質：克制、責任感與對混亂的恐懼。他對妹妹的愛逐漸被條件與道德規範的嚴苛所取代，童年的親密變成成年後的審判。許多深刻的愛，不只關於戀人，更關於兄妹在彼此生命中位置的變遷。 艾略特敘事的高明之處，在於深入描寫人物的內心運作。她帶著讀者走入瑪姬的道德困境，一同面對掙扎。瑪姬在菲利普（Philip Wakem）溫柔的愛、斯蒂芬（Stephen Guest）激情的吸引，以及家族與社會的期望之間被撕裂。這不是浪漫戲劇，而是更深層的生存叩問：當所有人都要求你成為他們想要的樣子時，你還能否保有自我？ 佛羅斯河（Floss）在小說中始終流動，是命運的隱喻。它承載圖利弗一家抗拒變化的徒勞，也承載瑪姬每一次試圖壓抑的感受。水流推動事件向前，不論角色是否準備好，彷彿提醒生命總不按我們的節奏前進。 小說沒有為瑪姬指引一條輕易的救贖之路。她對精神與意義的追求，無法透過一本書、一段戀情或一次犧牲而解決。她生活在一個不信任思慮過多、情感過於深刻的女性世界裡，她的敏銳不被珍視，反成被攻擊的理由。艾略特的敘事始終站在她那一邊，懲罰瑪姬深情的是無法容納她的社會。 小鎮的評判令人窒息，瑪姬如此，所有曾被道德名義誤解的人亦然。艾略特最尖銳的批判針對將「從眾」視為德行的集體習俗。菲利普值得一提，他對瑪姬愛基於傾聽與理解，卻仍不足以給她自由。小說中每段愛情都帶著限制，愛她的人，往往同時渴望馴服她。 小說的最的後以一種不可避免的平靜收束，像暴風雨前的凝結。結局既悲劇又富詩意。瑪姬與湯姆在河水席捲他們的瞬間緊緊相擁，那不僅是單純的死亡，更是早已失落的團結重新顯現。他們回到了童年的彼此，也回到了最初不需以道德與責備衡量對方的狀態。 艾略特創作此書照亮那些思慮過多、感受太深的人在既定秩序中的處境。瑪姬是一面鏡子，映照讀者難以被世界理解的自我。 艾略特以她堅定且人道的筆調告訴我們：尊嚴來自一個人不肯放棄成為自己。能夠感受，是一種負擔，更是一種不可替代的力量。

  文/ 高登黃 引言：在野搭戲台上，看盡時代的風霜雨露 凌煙於 1990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失聲畫眉》，是台灣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草根經典。這部帶有作者親身漂泊經歷的作品，以 1980 年代台灣解嚴前後的傳統野台歌仔戲班「光明少女歌劇團」為背景，透過一位懷抱藝術理想而離家出走的少女「慕雲」的邊緣視角，細細端詳後台人生的悲歡離合。 這不單是一部戲班的血淚辛酸史，更是一面銳利反照的時代鏡子。當我們順著小說的脈絡，將目光從戲台上的才子佳人，拉向 1980 年代台灣變動劇烈的社會政治洪流，便能看見傳統文化的失語、底層畸零人民的情慾掙扎，以及國家體制、地方黑金派系如何聯手踐踏邊緣群體的生存空間。 筆者從當年政治氛圍、媒體變遷、權力壓迫、人物命運、性別研究及當代價值等面向，試圖解讀這隻在時代巨輪下「失聲」的畫眉鳥。 一、 畸形的轉型期：1980年代的政治氛圍與庶民壓抑 小說所聚焦的 1980 年代，是台灣歷史上最驚心動魄、野性生長、也是最混沌的社會轉型時期。雖然台灣在 1987 年正式宣告解嚴，但是威權體制的巨大陰影與「白色恐怖」的殘留餘緒，依然深深制約著人民的日常生活。那是一個「表面正在轉化鬆綁，底層依舊自我禁錮」的畸形社會。 在當時政治氛圍下，長年來以「大中國主義」為核心的主流意識形態，將台灣本土的母語和地方民間戲曲（如歌仔戲、布袋戲、南北管等）壓抑及邊緣化。中央政策對方言節目的嚴格限制，使得歌仔戲等本土藝文表演，無法進入精緻的國家殿堂，只能被迫輾轉淪落成為鄉野廟埕前、不入流的「野台戲」。野台戲班的四處流浪，本質上就是一種被政治邊緣化的漠視與疏離。 底層百姓在威權高壓下，精神生活長期受到抑鬱箝制，這使得他們在面對劇烈變動的社會時，一方面對國家統治體制仍懷著深深的恐懼，另一方面則無助的在道德與感官夾縫中尋求最赤裸的宣洩。 二、 媒體的巨輪：電視、電影興起對野台戲的致命衝擊 除了政治正確上的邊緣化，現代科技與大眾媒體的迅速崛起，更對傳統野台戲帶來了致命性的經濟打擊。1980 年代，電視機已經在台灣農村全面普及，美國好萊塢電影與本土國片（如早期的國語片與健康寫實電影）已然篡位成為主流娛樂。 當人們坐在客廳裡看著螢幕上的五光十色，或者走進戲院享受現代化的視聽震撼時，原本作為農村核心娛樂的廟埕野台戲，瞬間失去了吸引力。為了在慘淡的票房中活下去，「光明少女歌劇團」不得不做出最痛苦、也是最卑微的妥協——在原本神聖的酬神戲演出空檔，引進流行熱舞、鋼管舞甚至色情脫衣舞。 傳統歌仔戲為了生存不得不走向「低俗化」，這正是媒體變遷下本土文化付出的慘痛代價。舞台上的演員口中不再只是早年吟唱的忠孝節義，她們必須在觀眾的口哨及叫囂聲中剝光衣服，這種人性尊嚴的集體沉淪、明目張膽的「賣肉」，成了那個時代傳統戲劇式微最無可奈何的寫照。 三、 體制的爪牙：政治人物與警察對戲班的利用與踐踏 在《失聲畫眉》中，凌煙極其辛辣地批判了威權黑金體制對底層戲班的雙重壓迫。在書中，警察與政客並非秩序與正義的維護者，而是粗暴的掠食者。 1. 警察的索賄與威權恐懼 在那個警察國家、戒嚴體制的餘緒中，公權力擁有支配底層命運的絕對權力。戲班每到一個新的鄉鎮演出，班主林清標首要的任務不是排戲，而是低聲下氣地去向地方警察局「拜碼頭」、塞紅包。如果規費沒有送夠，警察就會動輒以「妨害風化」、「違反社會秩序」或「違規佔用路面」等為由進行高壓取締。這種潛規則般的暗黑勒索，更加深了她們對公權力的恐懼與無奈感。 2. 政客的政治作秀與黑金工具 正逢台灣地方選舉、黑金派系蓬勃發展之際，議員候選人與地方樁腳成了野台戲班的大金主。然而，他們請戲班演戲，根本不是出於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與愛護，而是把傳統戲劇演出，當成「吸票的工具」的舞台。 常常戲演到一半，政客們會強行中斷演出，帶著大隊人馬登上舞台高喊政見口號。在他們眼裡，演員只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工具，甚至為了衝高造勢晚會的熱度，政客會逼迫女演員穿得更加清涼、暴露來吸引目光及選票。政治暴力對傳統藝術的踐踏，在此時達到了最高點。 四、 紅塵的羅網糾葛：主角與後台小人物的愛恨情仇 小說的血與肉，建立在「光明少女歌劇團」後台那群「畸零人」的情感拉扯上。凌煙沒有將她們的故事浪漫化，而是用極具鄉土味的筆觸，描繪出了這群人在命運網羅裡的苦命掙扎。  1.慕雲：...

  一、美好著作要有美好印刷，來廣傳書香 今年2026年，是我1976年第一本著作出版50年紀念。第一本著作是在台南印刷，正好也是1646年成立的台南印刷商業同業公會，成立八十周年紀念。 任何美好的著作，都要有美好的印刷印製成書，才能傳播書中的知識和思想，才能廣傳永遠的書香。 我是高雄大崗山後田寮月世界荒山子弟，1976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多目標國文閱讀訓練》是國內第一本訓練獨立思考的著作，很受歡迎。1979年為出版自己的文學著作成立河畔出版社，從此以作家兼出版者來與台南印刷業結緣。 五十年來，我的著作能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是非常感謝台南印刷業的美好印刷。 二、1603年〈東番記〉裡的大員和台灣最早書院與印刷所都在台南 台南是台灣文化古都，從1624年荷蘭人入佔大員（今安平），建熱蘭遮城貿易商館，到東寧和清領時期，都是台灣政經文化中心的「府城」，人文薈萃，歷史上第一所書院「全臺首學」，就在府城台南。 1603年，陳第隨沈有容軍隊來大員征剿倭寇，回去寫〈東番記〉，是台灣歷史上第一篇記寫台灣人文地理族群的著作，收錄在沈有容《閩海贈言》裏。〈東番記〉的大員，就是現在的台南。 明代的書都是雕刻木板的木刻版書，第一篇記寫台灣的〈東番記〉，原文就是明代木刻本。 東寧和清領早期，文人和書院學子讀的書，都是從福建進口的木刻本線裝書，府城無印刷所。直到清道光年間的1820年代，台南才有第一間木刻印刷所「松雲軒」。 1880年，最先來台南傳教的英格蘭基督教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捐贈一台銅版印刷機給台南府城教會。1885年，巴克禮的教會館「聚珍堂」，以台語羅馬拼音（白話字）印第一張《台灣府城教會報》。這是台灣第一台活字印刷機。 1895年，日本人來台，開始引進日文與漢文鉛字活版印刷機，印書也印雜誌、報紙。隨著廣設各級學校，讀書識字者漸多，台灣鉛字印刷廠逐漸普及。 戰後的1946年，台南市鉛字印刷所就有48家，成立台南印刷同業公會，台中、台北也都成立印刷公會。 隨著外省人移入和台灣人口快速增加，教育普及，鉛字印刷業更鼎盛，當時民間就流行著一句話：「嫁予印刷尪，無食聞也香」。 1960年代，英文、中文鉛字打字機逐漸興起，打字行多，打字排版配合照相製版的平版印刷，方便又便宜，製版又可保存重複印刷多次，就逐漸取代鉛字排版印刷，鉛字印刷的文學書已漸少，彩色印刷的藝術書也漸多。 三、1976年第一本著作《多目標國文閱讀訓練》在台南印刷 1974年，我高雄師院國文系畢業，任高雄市國中國文教師，1975年轉任高雄高工國文教師。那時候，國、高中課本都有分冊參考書盛行，高中、大專聯考的國文科都有考閱讀測驗，學校都有採用課外閱讀測驗教材。 1976年，我就編寫了以國、高中生為主的《多目標國文閱讀訓練》，每篇短文皆從多角度「析賞」古今佳文，是國內第一本強調啟發學生思想，訓練獨立思考能力的著作，由高雄勝夫書局出版，大受歡迎。就又編寫《國中國文》一至六冊參考書。這些書都是採用鉛字打字混合電腦打字排版的平板印刷。 中南部的印刷業，從打字排版、製版、印刷，到摺紙裝釘製本成書，都是台南的最好，最專業，勝夫書局的書都在台南印刷。 那年代讀書風氣好，國、高中國文老師都有指導學生閱讀課外讀物的風氣。 我從自己讀書學習和當老師的經驗，深刻體會青少年最需要有怎樣的古典文學書可讀，就與勝夫書局約定，由我主編一套「青少年古典文學欣賞叢刊」，自己著作外，也邀台灣時報總編輯俞國基（冷凝人）先生，幫我詳註的《老殘遊記》和《浮生六記》寫眉批。 四、1979年成立河畔出版社，作家兼出版者，出版《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等四本書。 勝夫書局後來不想出版已在高雄鉛字排版的《老殘遊記》，依《多目標國文閱讀訓練》的經驗，我對自己的著作有信心，資金雖極有限，為出版自己的著作，就於1979年成立作者兼出版者的河畔出版社。並請毛筆字寫得非常漂亮的南師同學杜正勝。幫我書寫「河畔出版社」五個字的社名。 新出版社書太少或銷路不看好，各縣市中盤書報社和書店都不願經銷。我一口氣就出版四本著作：《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短詩短語短歌》《眉批詳註老殘遊記》《河畔好歌300首》。 自己出版著作，當然力求書皆美觀爽目，編排印刷品質都是一流，就跑去台南找印刷。 對書內文的編排和封面設計，自己還算懂，就從寫文稿、編輯、封面設計、出版發行都自己來。印書紙都買最好的70磅或80磅紙。 文學書的版本以32開和25開最多（一張全紙切成32張印的書叫32開，25張叫25開，鉛字排版字體大小是算「號」，電腦打字算「級」）。我依書的內容《短詩短語短歌》印較小的32開本，其他三本都印25開。裝訂都採用平裝本較牢固的線膠裝，封面防水和汚漬，皆加蓋霧面薄膠膜。 我喜歡方塊字的鉛字排版，有楷書、明體字（接近宋體字）和黑體字三種字體，字形優美，手觸摸鉛字印刷的書頁，有微微凹凸的溫馨感和微漾的油墨書香。所以，適合鉛字排版的小品散文《短詩短語短歌》，就去台南找高長印刷廠鉛字排版印刷。 五、《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首創仿木刻版電腦打字印刷 明清木刻版古典書，像〈東番記〉原文版面都有四邊框，看起來古色古香。 《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是古典詩詞書，我就電腦打字行，仿木刻版的版面，先畫好框邊來印成排版用紙。按照設計的大小字體與編排格式打字，然後按「詩詞名句」首字筆劃，一頁一頁的剪貼。這樣照相製版印刷出來，就是一本古色古香的仿木刻版，獨具特色的現代古典詩詞書了。 《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可說是台灣50年來，唯一採用仿明宋木刻版書出版的古典詩詞書。為求品質，不惜採用字體優美，版面清爽清晰，費用很高的電腦照相打字印刷。 另一本《河畔好歌300首－－附讀歌小語》，是歌譜，有插圖，只能採用打字平版印刷。 剛好，成立出版社之前，友人到日本旅遊時，幫我買了一台Nikon「AI」的好相機，拍了很多好相片，四本書就都採用自己的攝影當封面圖來設計。 當時全國大小書店都有我的《多目標國文閱讀訓練》，和《國中國文》參考書，書店老闆都知道「呂自揚」這個名字。所以，河畔呂自揚的書一本一本出版，都能順利發行到全國大小書店。金門澎湖也有。 真幸運也很感謝，河畔四本書都很受讀者歡迎。《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和《短詩短語短歌》再版最快，當然，這要感謝台南幫忙把書美好印刷的朋友。 六、1980年後出版的新書也皆受歡迎，也出版友人著作。 第二年起，我陸續出版自己的著作：《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續篇〉、〈補篇〉，《眉批新編幽夢影》、《眉批詳註浮生六記》、《古文古人古事欣賞》，仍皆強調讀文章看故事，要能從中得到啟發，也都有再版再刷。 1984年，《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重新編排修訂為合訂精裝本，700多頁。全書精選詩詞名句琳瑯滿目，析賞精確，查找方便，是「欣賞」「工具」兩用的好書。 到1993年，我有11種著作獲行政院新聞局和國立教育資料館推薦為優良讀物。也出版友人陳春城的《歷代名作家傳》《活用成語分類辭典》《作文常用名句活用辭典》，杜正勝的《台灣心台灣魂》、顏金良的《前進老台灣—郁永河採硫傳奇》，許成章的《台灣諺語講義》，都是很有價值的好書。 七、1994年出版第一本鄉土文化著作《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 我從小在月世界山村長大，1963年南師畢業回家鄉教國小3年，對耕墾農作和鄉村生活習俗都有相當的了解和經驗，對台灣的歷史地理也很有興趣，常想也來寫台灣歷史和鄉土文化的書。 1987年解嚴後，台灣歷史和鄉土文化開始受重視。 1992年我因《歷代詩詞名句析賞探源》遭台北二次抄襲盜版的長久訴訟糾纏，已減輕，就把從小常聽大人在說，許多含義深刻的美好民俗諺語，根據生活經驗和訪問，探源諺語的由來，說明其含義、用法與相關民俗，先在《聯合晚報》連載，1994年1月出版為《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源》。 這是我很早就想寫的第一本台灣鄉土文化書，也是很受歡迎。2月就應邀到高雄警廣交通台每週一次介紹諺語，也到很多中小學和機關社團演講台灣諺語之美。 我最喜歡的一句民俗諺語是「父母疼子長流水，子想父母樹尾風」。 附記： 一、以前書初版後再印，叫再版三版。後來要有修訂內容才叫再版，再印叫再刷。勝夫書局後來休業，《多目標國文閱讀訓練》由河畔出版，改名《思考國文閱讀訓練》）。 二、一般的書都是平裝，分線裝、線膠裝、膠裝、釘裝。線裝的書被連封面一起穿線；線膠裝書背有穿線，再塗膠漿或漿糊，較牢固；膠裝書背只塗膠漿，書頁容易脫落。釘裝用釘子訂書頁，簡陋。  

田牧（德國） 劉曉波精神世界的回響與共鳴 國際筆會前會長詹妮弗·克萊門特（Jennifer Clement）曾多次公開表達對劉曉波的聲援與紀念。她在相關國際活動中強調，劉曉波所代表的精神與價值屬於全人類，他的犧牲讓世界各地的作家認識到，追求自由與人權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他的勇氣、信念與遺志，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整個世界。劉曉波成為許多人心中一道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痕，也是一份持續提醒世人的精神遺產。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也曾評價劉曉波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劉曉波不僅是中國人的英雄，也是全世界共同尊敬的人權捍衛者。 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聲音，共同指向一個主題：劉曉波的意義已經超越地域與國界。他所堅持的自由、和平、理性與非暴力理念，已成為全球人權事業中的重要精神象征。他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這個世界。 2026年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九周年紀念日。屆時，這場由科隆的「歐洲之聲」和倫敦的「中國研究」兩個機構合作，共同舉辦的紀念活動將在何處舉行、以何種方式展開，也受到海內外的關注。 近年來，德國方面劉曉波紀念活動的地點選擇，多由「歐洲之聲」理事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 Kühne）提出，曾先後在柏林、漢堡、科隆，倫敦、巴黎等城市舉行。2025年11月，羅蘭德·庫訥牧師專程前往萊比錫，拜訪聖尼古拉教堂主任牧師伯恩哈德·斯蒂夫（Bernhard Stief），雙方就2026年7月13日在聖尼古拉教堂舉行劉曉波九周年紀念活動達成一致。 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這里曾是1989年和平革命的重要地點之一，以祈禱、和平集會和公民行動推動了社會變革。選擇這里紀念劉曉波，也具有象征意義——它連接了不同文化、不同歷史時期中人們對於和平、自由、尊嚴與公民責任的共同追求。 「英雄之城」萊比錫 萊比錫，這座擁有千餘年歷史的古城，曾是東德時期的重要城市之一。由於其在歐洲歷史進程中所承載的重要意義，德國人常以「英雄之城」來稱譽萊比錫。 萊比錫之所以獲得這一稱號，與兩段改變歐洲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密切相關：1813年的萊比錫戰役，以及1989年推動德國和平轉型的和平革命。 萊比錫戰役：是一場改變歐洲格局的「民族會戰」（Völkerschlacht）。世人熟知的滑鐵盧戰役，標誌著拿破侖一世政治軍事生涯的最終失敗。然而，拿破侖帝國的衰落並非始於滑鐵盧一役。此前二年發生於萊比錫的會戰，才是其霸權體系崩解的重要轉折點。 1813年10月，萊比錫戰役在萊比錫周邊地區展開。這場戰役是第六次反法同盟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之一。由於參戰的國家和民族眾多，歷史上又稱之為「民族會戰」。 戰役中，拿破侖率領約十八萬法軍，與由俄羅斯帝國、奧地利帝國、普魯士王國及其他歐洲力量組成的約三十萬聯軍展開激戰，最終法軍失敗，拿破侖在歐洲大陸的統治體系開始瓦解，並最終走向退位。 1815年，拿破侖短暫建立「百日王朝」，隨後在第七次反法同盟中的滑鐵盧戰役中徹底失敗，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瓦赫特山：這是歷史見證者的高地。在萊比錫古戰場區域的瓦赫特山（Wachberg），至今仍保存著相關的歷史紀念遺跡。這里曾是反法聯軍將領觀察戰場的重要位置。當年站立於此指揮和觀察戰局的三位重要人物包括：卡爾·菲利普·施瓦岑貝格親王——奧地利陸軍元帥、反法聯軍總司令；格布哈德·勒貝雷希特·馮·布呂歇爾——普魯士陸軍元帥；卡爾十四世·約翰——瑞典攝政王及武裝部隊總司令。 如今的瓦赫特山並非險峻山峰，而是一片開闊的緩坡地帶，海拔約270米，這里地勢平緩、視野開闊，當年可以俯瞰瓦豪（Wachau）等主要戰區，是觀察整個戰局的重要制高點。 民族之戰豐碑（Völkerschlachtdenkmal）：是歐洲最大的戰爭紀念建築之一。1913年10月18日，在萊比錫會戰百年紀念之際，人們在當年戰場核心區域建造了萊比錫民族之戰紀念碑。 這座紀念碑高達91米，是歐洲現存規模最大的戰爭紀念建築之一。建築主體寬約90米，前方配有大型矩形倒影水池，形成莊嚴而對稱的空間景觀。 民族之戰紀念碑不僅是為了紀念1813年反法聯軍的勝利，也承載著德國歷史中關於民族記憶、戰爭反思與和平追求的複雜象征意義。 瓦赫特山紀念遺址與民族之戰豐碑，分別代表了同一段歷史的不同空間記憶：前者保存了戰場指揮與歷史現場的痕跡，後者則以宏偉建築凝固了百年後的集體紀念。這兩處遺跡共同構成了萊比錫「英雄之城」歷史敘事的重要篇章。 千年歷史與文化魅力 萊比錫是一座擁有超過千年歷史的德國名城。它不僅因深厚的音樂傳統而被譽為「音樂之都」，也是一座充滿創造力、多元文化與藝術活力的城市。 從古典音樂到文學出版，從歷史建築到現代藝術，萊比錫始終是德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音樂之都：萊比錫是大師雲集的藝術聖地。萊比錫曾吸引眾多音樂巨匠在此生活與創作，包括：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費利克斯·門德爾松、羅伯特·舒曼、理查德·瓦格納等。 城市至今仍保留著眾多音樂遺產，並擁有世界級交響樂團與歷史悠久的音樂機構，是古典音樂愛好者的重要朝聖地。 聖托馬斯教堂（Thomaskirche）：是萊比錫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標。巴赫曾在此擔任聖托馬斯合唱團領唱（Cantor）長達27年。教堂內安葬著巴赫的遺骨。 世界著名的聖托馬斯合唱團至今仍以此為基地演出。 巴赫在德國文化史上享有極高地位。在2005年德國電視二台舉辦的「最偉大的德國人」評選中，他位列第六；在20世紀以前出生的重要人物中，他僅次於馬丁·路德與卡爾·馬克思。 萊比錫巴赫節（Bachfest），是世界最重要的巴赫音樂節之一。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家與巴赫愛好者都會聚集萊比錫，共同紀念這位音樂大師。 音樂街區（Musikviertel），位於萊比錫西南部的音樂街區，以濃厚的藝術氛圍聞名。許多街道以莫札特、貝多芬、海頓等音樂家的名字命名，漫步其中仿佛置身音樂歷史長廊。如此的環境下，不難想像如今許多音樂家也都被吸引，喜愛定居於此。 本次的劉曉波人權獎的頒獎活動，及在尼古拉教堂中的追思禮拜和平祈禱，有幸邀請到德國著名鋼琴家馬庫斯·考夫曼（Markus Kaufmann）來進行穿插演奏，平添了濃厚的人文氛圍。 萊比錫不僅屬於音樂，也屬於書籍與思想，文學、出版與思想之城。早在1481年，萊比錫便出現了印刷產業。18世紀，普萊瑟河（Pleiße）畔已經出現書籍交易活動。1825年，德意志圖書交易協會在此成立，使萊比錫成為歐洲重要的出版中心。 今天，萊比錫仍擁有眾多重要的文化機構：德國國家圖書館、阿爾貝蒂娜圖書館、德國文學研究所等。由於生活成本相對柏林、漢堡和慕尼黑更為親民，許多年輕藝術家、創意工作者與文化人士選擇來到萊比錫發展，使城市持續保持年輕、多元與創新的氣質。 萊比錫圖書展：是歐洲閱讀文化盛會，是德國最重要的文學活動之一，每年春季吸引大量出版商、作家、記者與讀者參與。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萊比錫閱讀」（Leipzig liest）活動：城市各處都成為閱讀空間；書店、劇院、咖啡館和歷史建築內部舉辦文學活動；整座城市共同營造了歐洲規模最大的文學節之一。 萊比錫還有一個著名昵稱——「小巴黎」，這一稱呼源自歌德《浮士德》中學生角色的一句台詞：「我讚美我的萊比錫！它是一個小巴黎，培養它的人民。」直到今天，「小巴黎」仍被用來形容萊比錫優雅的城市風貌、開放的文化環境以及豐富多彩的藝術生活。 萊比錫：自由與人權之城 萊比錫素有「自由與人權之城」美譽。這里不僅是德國重要的文化與歷史名城，也是1989年東德「和平革命」的發源地。面對長期的政治壓制，萊比錫市民以非暴力的方式，通過「周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勇敢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最終推動了東德社會的歷史轉型，並為柏林墻的倒塌以及德國統一鋪平了道路。 這場和平革命的精神象征，是位於萊比錫市中心的聖尼古拉教堂（St. Nikolaikirche），教堂始建於約1165年，坐落於兩條歷史商路的交匯之處，見證了這座城市數百年的變遷。教堂建築融合了羅曼式與哥特式風格，內部則於18世紀改建為新古典主義風格。1539年宗教改革之後，聖尼古拉教堂成為新教教堂，同時也允許天主教信徒使用。1724年，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約翰受難曲》曾在此舉行首演，使該教堂成為歐洲宗教與音樂史上的重要場所。 1982年起，聖尼古拉教堂每周舉行「和平祈禱會」（Friedensgebet），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討論和平、正義與社會問題的公共空間。正是在這些持續不斷的和平祈禱中，民間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逐漸匯聚，並最終發展成為1989年的和平革命。 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下午5點，聖尼古拉教堂內聚集了大批市民，參加由富勒牧師（Christian Führer）主持的和平祈禱會。祈禱結束後，人們手持象徵和平的燭火走出教堂，越來越多市民自發加入隊伍，形成一場沒有領袖、沒有暴力的和平示威。當晚，約7萬名民眾走上萊比錫街頭。面對這場規模空前的和平抗議，軍警最終沒有開槍，整個示威在平靜中落幕。 此後數週，每逢星期一下午5點，萊比錫市民便重複這項行動。他們聚集在聖尼古拉教堂周圍，人數從最初的數千人迅速增加至數萬人，手持蠟燭，徒步繞城遊行，呼喊自由與改革的訴求。這股持續壯大的民間力量，使東德政府逐漸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面對洶湧的人潮，執法人員選擇觀望，不敢採取武力鎮壓。萊比錫星期一示威成為推動東德政權崩潰的重要轉折點，也被視為推倒東德共產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一天成為東德歷史上的關鍵轉折點，也成為世界非暴力民主運動史上的重要篇章。萊比錫人民以勇氣和克制證明，追求自由與尊嚴的力量可以改變歷史。 從1989年的和平革命，到今天作為自由、人權與和平對話的重要象征，萊比錫繼續承載著對人類尊嚴的守護與對未來的希望。 萊比錫曾因和平而改變德國歷史，也將繼續以其獨特的歷史見證，成為守望自由、人權與和平的城市。 首屆劉曉波人權獎與城市的自由記憶 7月13日，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先生逝世九周年紀念日。對於許多人而言，「7·13」早已超越個人紀念的意義，成為一個承載歷史記憶與人權追求的文化符號，提醒世人每年銘記這位以和平方式追求自由與尊嚴的思想者。 劉曉波先生是一位和平抗爭的先行者。他將畢生心血奉獻於推動中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以及憲政民主的發展，以堅定的信念和非暴力的行動，為中國自由、人權與法治事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精神遺產。 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將於2026年7月13日在德國萊比錫老交易所（Alte Handelsbörse）舉行。這座建於1678年的巴洛克建築，見證了歐洲數百年的商業往來與城市文明，也將在這一特殊時刻，成為紀念自由精神、傳承人權理念的重要場所。 頒獎典禮結束後，開放式「和平禱告」將在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舉行，由羅蘭德·庫訥牧師主持。聖尼古拉教堂曾是和平與公民覺醒的重要歷史空間，其承載的自由精神，也將與劉曉波先生追求和平、尊嚴與民主的理念產生深刻共鳴。 劉曉波先生是許多人心中的燈塔。他用一生的思想與行動，詮釋了對自由、人權與和平的堅守。2026年7月13日，讓我們再次相聚於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不僅為了紀念與緬懷，更為了凝聚力量、延續信念。 英國「中國研究」去年提出「設立劉曉波人權獎」的倡議，旨在延續和傳播劉曉波所堅持的價值理念。這個由「歐洲之聲」和「中國研究」共同推出的獎項，其計劃用於：弘揚劉曉波堅持非暴力、追求自由、捍衛人權的精神；資助和推動民主憲政、人權教育、公民社會建設領域的研究與實踐；支持和平、理性、建設性的社會對話與公民行動；促進海內外志同道合者之間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動社會進步。 劉曉波已經離開人世多年，但他的思想與精神仍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之間產生回響。對他的紀念，不只是回望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更是對自由、和平與人類尊嚴價值的持續守護。 在這座擁有自由記憶的城市中，我們將舉行「和平禱告」，追思劉曉波先生留下的精神遺產，並以和平、理性與堅定的方式，繼續推動對自由、人權與民主價值的追求，開啟面向未來的新征程。

  在愛丁堡的轉角遇見文學 1994年夏天，我以大會主席的身份，在英國愛丁堡大學主持「平行與分散式模擬研討會」（PADS 94）。這是一場雲集世界資訊學者的盛會，我們熱烈討論如何藉由分散式系統提升電腦模擬的效能與規模。會議議程緊湊，演講與辯論一場接一場，但在某個午後，我仍抽出時間，走進位於市中心的蘇格蘭國家圖書館。 圖書館外觀莊重典雅，矗立在大學與舊城區之間，散發著歷史與學術交織的氣息。我原本只是想暫時遠離技術性的密集思考，隨意翻閱藏書，稍作休憩。未料在一處特展區，我邂逅了一場關於穆麗爾・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2006; 圖一）的展覽。 圖一: 斯帕克 展櫃裡陳列著她的初版小說、詩集、評論文章，以及部分手稿的複印本。我對斯帕克並不陌生，她的代表作《珍・布羅迪小姐的青春》早已因改編舞台劇與電影而廣為人知，但那天我第一次如此貼近她的創作核心。站在《苗條佳人》與《駕駛座》的手稿前，我看見密密麻麻的增刪註記，字句精煉而銳利，宛如手術刀切開日常，卻依然保有詩的節奏。那一瞬間，我彷彿踏入一個冷冽卻充滿張力的敘事宇宙。 正當我凝神細讀時，一位年輕女士走近。她注意到我專注的神情，微笑問道：「您也是研究文學的嗎？」我略帶尷尬地解釋，其實我是來參加電腦科學會議的，研究的是「平行與分散式模擬」。她聽後先是一愣，隨即笑道：「真巧，這和斯帕克的小說很像呢。」我正要追問，她補充說：「我是這次斯帕克作品的策展人。」 她說，斯帕克的小說裡，人物與情節常像分散的線索，各自展開，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交匯。「您研究的模擬技術，不也是讓許多獨立的單元協同運作，最後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果嗎？」這番比喻讓我忍不住笑出聲來，同時深深折服於她的洞見。她以文學的語言，捕捉到了分散式模擬的本質。 我們並肩站在展櫃前，她指著一頁手稿的修改痕跡，告訴我斯帕克如何苛求文字的準確與節制：「她總說，寫作要像發電報，刪去所有不必要的詞，只留下最鋒利的那些。」我聽著這句話，腦中立刻浮現我們在模擬研究中追求的原則: 以最小的計算成本，換取最大的準確度。科學與文學在此刻意外交會，竟呈現出異曲同工的境界，毫無違和感。 離開前，她微笑著對我說：「也許文學與科學並沒有那麼遙遠。」我深深點頭。在愛丁堡這座城市裡，理性與詩意並非對立，而是在偶然的縫隙間互相照亮。 許多年後回想起那個午後，PADS94 的技術討論依然是我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但真正讓我長久回味的，卻是這段意外的邂逅。它讓我明白，最深刻的洞察往往不在專業的高牆之內，而在跨越領域的對話與碰撞之中。科技若只專注於計算，終將淪為冰冷的技藝；唯有保持對人文的感知與開放，才能讓模擬不僅服務於效率，更觸及生命經驗的核心。 1994年的愛丁堡，在國家圖書館的那道微光，至今仍時常閃耀在我心中。它提醒我，無論模擬系統多麼複雜，都不該忘記敘事的本質，因為故事，才是人類理解世界最古老也最深刻的方式。

  文/陳竹奇（作家） 從短篇小說集「以父為名」到長篇小說「psoseongana」，陳竹奇要扣問的是當代哲學最核心的論題，「我是誰？」並將此叩問的回應以文學的文本來表現，將其植基於堅固而牢不可破的基礎之上，這個基礎最後呈現的是自然，也就是「母親、母土、母國」所立基的土地。 從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視角來看，台灣作家陳竹奇的長篇小說「阿拔泉之霧：台海風雲戰記三部曲」展現了極其強烈的空間流動性與不確定性。包曼認為，液態現代性的核心特徵在於「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過往穩固的、邊界清晰的「固態空間」與身分認同，已被高速移動、快速變遷且難以預測的「液態流動」所取代。 陳竹奇在完成「阿拔泉之霧-台海風雲戰記三部曲」的同時，返鄉長照九十二歲的母親，正是在長照過程中，啟發了他的靈感。將認同政治的流動性與對土地的情感融為一體。將感性的質素透過對於土地的描寫注入國際政治陽剛的框架與場域之中。 「牛稠溪與光與影-忍園日記」以及「竹奇的母親之書」可以視為是對於長篇小說「阿拔泉之霧-台海風雲戰記三部曲」的最佳註腳。 在「阿拔泉之霧」中，這種空間的流動性不僅體現在軍事地緣政治的衝突上，更深入到家族記憶、族群邊界以及國家認同的解構與重塑中。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加以剖析小說中的空間流動性： 地緣政治空間的「液化」與跨國界流動 在小說宏大的政治與軍事敘事中，傳統上由國家主權所框限的「固態邊界」變得高度不穩定且具滲透性。 空間的全面交織。故事場景從台北、北京、哈爾濱，一路延展至廈門灣、西湖、巴達維亞（雅加達）與仰光。兩岸與國際間的情報戰、無人機奇襲、乃至誘發的內戰，打破了海峽的物理阻隔，使亞洲地緣政治空間轉化為一個相互牽引、瞬息萬變的液態網絡。 時間戰勝空間。包曼強調液態社會中「速度與時間至上」。小說中如「無人機斬首與奇襲」等現代軍事科技，讓距離失去防禦意義，空間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是被資訊與武力瞬間穿透的流動場域。 政治認同的流動與「大中國敘事」的解體 包曼指出，液態現代性導致人們的思維轉向「零散化」，不再依附於永恆不變的紐帶。這完美對應了書中主角與作者本身的「認同幻滅與重構」。 國家認同產生流動性，小說描述了對「紅色中國夢」從理想期待到幻滅的轉變過程。這種認同的游移與剝離，展現了政治信仰在現代性浪潮下如同液體般無法凝固。 空間話語權的奪回，是小說透過歷史詮釋的能動性，解構了過去由外來政權強加、靜態不變的「大中國歷史敘事」，將認同拉回流動、多元的在地視角。 族群邊界的消融與「阿拔泉」的歷史空間 小說的核心原點——嘉義竹崎的「阿拔泉」，從一個封閉的地理孤島，轉化為一個充滿包容與流動性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 跨族群的交會，由源於主角母親（漢人少女）與鄒族青年湯守仁在阿拔泉山道上的偶遇故事展開。原本在殖民或統治歷史中被嚴格劃分的原／漢「固態疆界」，在山林與山道這類自然的流動空間中產生了情感交融，模糊了族群的邊界。 歷史層疊的流動，透過阿拔泉一帶疊加了四百年前原住民與平埔族的生活、日治時期的樟腦業與流籠、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痕，以及當代的台海危機。空間在此不是靜態的背景，而是不同時代記憶不斷湧入、洗刷、流動的載體。 霧的隱喻彰顯了空間的模糊性與文學的想像自由。書名「阿拔泉之霧」中的「霧」，正是液態現代性最具象的物質隱喻。 物理與心理邊界的模糊，霧氣模糊了視線，也抹去了空間的確定邊界。在現實政治中，認同與主權受到高度的對立與擠壓；但在「阿拔泉之霧」所營造的文學空間裡，固態的政治教條被液化、霧化，進而為讀者保留了跨越意識形態、重新想像「土地與自然」的自由空間。 回歸母土的液態反思 包曼的《液態現代性》揭示了現代人在缺乏根基、四處游移時的「流動恐懼」。陳竹奇在「阿拔泉之霧」中，固然描繪了台海局勢與國際浪潮中那種漂泊、崩裂與不確定性，但他給出的解方並非試圖重建一個僵化的、排他的固態意識形態，而是回歸「土地、自然與母親」這類孕育生命、具有包容力的母體。 在小說中，空間的流動性最終引導讀者超越狹隘的政權或政黨認同，在變動不居的現代世界中，將認同建立在真切流淌於家族記憶與本土歷史的生命體驗之上。 陳竹奇不僅僅是回顧自己的生命史，將認同政治的流動性與自己的生命史、家族史結合。同時，他也企圖將此種母性的液態現代性延伸至妻子與岳母的母系社會脈絡，即西拉雅族新港社李氏家族傳奇的家族歷史，這個傳奇的歷史不僅透過家族來呈現，在小說「夢迴熱蘭遮」中而是更加聚焦於妻子與岳母的家族史、生命史脈絡呈現，使得液態現代性的母性特質與陰性書寫不斷蔓延至不同文本的呈現，而讓每個文本都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拼圖一樣，看似疏離、離散，實則為一整體。 最後，「鐵國山的紅太陽」更是一張充滿反諷意味的拼圖，他透過反烏托邦的書寫手法，企圖顛覆其他所有拼圖的認同敘事，卻又在最後關鍵時刻，呼喚召回靈魂對於土地的記憶，隨風飄揚的靈魂並非真正離散，而是漂浮在土地之上，飄揚在溪谷之間，如同鳥的羽翼一般地飛翔。

  陳竹奇（作家） 2025年，我前往淡水真理大學參加台灣文學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其中一篇論文讓我印象深刻。就是討論楊千鶴的花開時節。 今年2026年，在國際布克獎公布得獎名單前，成大台文所廖淑芳教授在他的讀書會群組「我們在台南讀小說」中提議閱讀楊双子的花開時節，並提到楊双子的「花開時節」就是為了向楊千鶴的「花開時節」致敬。 為此，我重讀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日文版，並與中文版對照。同時，我也閱讀了楊双子的「花開時節」。隨著楊双子得到國際布克獎，楊双子與楊千鶴的關聯性受到更多的關注。 楊千鶴的「花開時節」場景即是畢業時節，在他的耳畔響起的驪歌歌詞如下， 蛍の光、窓の雪 書読む月日、重ねつつ 何時しか年も、すぎの戸を 開けてぞ今朝は、別れ行く 止まるも行くも、限りとて 互に思ふ、千万の 心の端を、一言に 幸くと許り、歌うなり 離別之際，彼此都要邁向人生不同的旅程，感傷之餘，不免思及自己的未來前景。而對於當時的女性而言，結婚似乎就是阻擋在眼前一道無法跨越的牆。 楊双子開創了台灣歷史百合小說的傳統，而銜接這個傳統的台灣文學先行者，楊千鶴應該是當之無愧，其他當代作家我想到的有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凌煙的「失聲畫眉」等等。 台灣歷史百合小說會不會因為楊双子得到國際布克獎而成為台灣文學的一個顯著特徵或者重要傳統，目前還無法下定論，有待後續觀察，但是，釐清台灣歷史百合小說書寫的場域及人物即書寫者，應該有助於了解「」台灣歷史百合小說所形成的天空或者書寫場域。 楊千鶴於 1942 年發表的日文短篇小說〈花開時節〉，之所以被視為臺灣歷史百合小說的「先行者」與重要靈感泉源，核心在於該作品首次將敘事視角轉移至「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並細膩刻畫了女性在父權結構與傳統婚姻下的掙扎。 我們大致上可以嘗試從幾個視角來閱讀「花開時節」這個文本。  1. 突破男性視角的女性主體性敘事   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中，多數作品聚焦於男性知识份子（如農民運動、知識份子的階級與國族認同）。楊千鶴作為台灣日治時期第一位女記者，其筆下描寫的是「高等女學校」畢業生在面臨社會現實時的真實心理狀態。   故事中，女性不再只是男性的附屬品或國族苦難的象徵，而是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探問自我存在的意義。 2. 「女校菁英文化」中的深刻情誼與百合萌芽   日治時期的高等女學校深受大正民主浪潮與「少女小說」文化的影響。女學生間發展出特有的菁英文化與強烈的情感羈絆。   「花開時節」中，三位女性（惠英、朱映、翠苑）面對畢業後步入婚姻可能導致的友情疏離，產生了深刻的迷惘與反思。她們在校園草地上朗誦法國作家的作品，表達對彼此的情感與對社會常規的抗拒，這種超越世俗婚姻、追求女性間赤誠盟誓與心靈契合的情感，被後世評論家與創作者視為台灣文學中最早的「百合情愫」展現。    3. 對傳統婚姻體制的抵抗與對自我的追尋   小說最動人的部分在於女主角內心的覺醒：「請等一下，我不想就這樣輕易、毫不在乎似地結婚啊。」 當時的台灣女性儘管接受了新式教育，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但在現實社會中卻難以違抗傳統家族安排，畢業往往意味著走入相夫教子的家庭體制，扼殺了自我實現的可能。楊千鶴寫出了那個時代女性渴望掌握身體自主權，不願妥協於傳統命運的苦悶與掙扎。 4. 啟發後世「歷史百合宇宙」的誕生   由於楊千鶴「花開時節」開啟了日治時代台灣女性主體書寫的先河，當代知名小說家楊双子深受其啟發，進而創作出長篇小說「花開時節」與「花開少女華麗島」，向楊千鶴致敬。    楊双子將百合元素正式嵌入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重構了女性間的親密關係與時代群像，並奠定了如今台灣文學中備受矚目的「歷史百合宇宙」基石。 思及至此，不僅必須回溯歷史到楊千鶴，當然也必須擴散蔓延至整個台灣文學裡面，此種注重女性主體性、知識啟蒙與女性情誼的文學書寫及文本有待進一步的釐清與研究。 我的博士論文「父權社會與勞動體制」深受東京大學講座教授上野千鶴子所啟發，無獨有偶地，不管是上野千鶴子、楊千鶴、青山千鶴子、王千鶴等，千鶴這個意象很巧合地出現在「台灣歷史百合宇宙」中，不僅為女性的書寫開創了一片天空，甚至闢建了一處宇宙。 花開時節，楊千鶴並未指明是那一種花開，倒是楊双子在花開時節裡面直接點明本島的畢業時節盛開的花並非是日本內地的櫻花，而是苦楝。在台灣漫遊錄裡面，此種殖民母國與殖民地在人生重要時節的差異透過花卉的盛開時節而充分顯露。櫻花象徵武士道的精神，而苦楝更貼近台灣島嶼此種吃苦耐勞、不畏環境艱難為生存奮鬥的命運，更能凸顯台灣作為殖民地的生存處境。 千鶴的意象代表所有的女性都能夠在自己的天空自由飛翔，與過去父權掛帥的舊社會相比擬，如今台灣百合的象徵意義不僅遼闊許多，而且更為多元，超越過去不可以道里計，讓我想到一首日文歌曲「千風之歌」，在自由的天空，讓每個靈魂都能毫無羈絆地飛翔。

  文/陳竹奇 楊双子的《臺灣漫遊錄》 透過虛實交錯的「偽譯作」形式，刻畫日治時期女性的壯遊與情誼。若以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來分析，小說中流動的身分認同、跨越邊界的權力流動，以及虛實解構的後設敘事，完美呼應了液態時代中「一切堅固之物皆煙消雲散」的本質。 1.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身分的「液態化」 在固態的帝國結構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位階分明。然而，在《臺灣漫遊錄》的臺灣旅途中，這種權力關係開始液態化： 流動的權力位階： 日本女作家青山千鶴子看似掌握文化與階級優勢，但她初抵異地時，卻高度依賴台灣翻譯員王千鶴帶領她認識這座島嶼。權力的主客體在移動的旅程中不斷互換、交融。 情感的溶解力： 兩人在朝夕相處下發展出深刻的情感，這種親密關係溶解了種族與政治的高牆，體現了液態現代性中「人際關係流動且親密」的特性，但也同時凸顯了歷史隔閡無法輕易抹滅的無奈。 2. 空間流動與現代性體驗 鮑曼認為，液態現代性是一個強調移動與速度的社會。 壯遊與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 青山千鶴子透過在台灣島內的漫遊，脫離了日本本土（內地）的既有社會規範，體驗了流動性的自由。這場橫跨台灣南北的壯遊，象徵現代性對傳統空間疆界的打破。 食物作為流動的媒介： 小說中大量描寫的美食記憶，如台菜與日式料理的交會，既是感官的饗宴，也是文化流動與碰撞的象徵。食物在體內的消化與吸收，隱喻了文化認同的混雜與變動。 3. 敘事結構的解構：虛構與真實的「液態」邊界 《臺灣漫遊錄》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在於其文本結構本身的液態特質。 偽譯作的曖昧性： 作者楊双子假借虛構的日本作家之名，交織歷史文獻、學者註腳與作者後記，創造出多層次的敘事複調（Polyphony）。 流動的真相： 這種虛實交錯的手法，讓「歷史真相」不再是固態、不可變動的單一敘事，而是像液體一樣，隨著讀者的詮釋與翻譯不斷流動、延展，賦予了台灣歷史更多被重新閱讀的可能。 總結來說，《臺灣漫遊錄》不僅是一部重探日治時期歷史的小說，其內在精神更完美吻合液態現代性的核心：在一個沒有絕對標準的流動時代中，個人如何透過移動、跨界對話與情感連結，在歷史的夾縫中尋求認同與自由。

  文/陳竹奇（作家） 台灣漫遊錄文本形式是一本小說，實則為青山千鶴子給王千鶴的道歉函。道歉函基於友誼的基礎，但此友誼卻是立基於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亦即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關係。 女主青山千鶴子出身九州，是一名作家。因為作品即將在台灣上映，因此前往殖民地台灣旅遊，並且撰寫遊記，名為「台灣漫遊錄」。 台灣漫遊錄得獎後，在各種新聞熱鬧炒作之餘，筆者終於重新認真地閱讀「台灣漫遊記」，慢慢拆解這本其實有點複雜的敘事結構。然後發覺裡面隱藏著我最感興趣的殖民與後殖民論述。 這本小說的殖民與後殖民論述隱藏在今日嵯峨子的序當中，建議詳讀，詳讀後對於小說的文本結構就會非常清楚掌握，因此千萬不要漏掉。 從這個殖民與後殖民論述來看，台灣漫遊錄與其說是一本「台灣百合小說」，不如說是一本敘事結構複雜的「殖民與後殖民論述」文本。 這個文本其實是一封道歉信，一封青山千鶴子寫給王千鶴的道歉信。道歉信是一本台灣漫遊錄的小說，而台灣漫遊錄早已在報紙連載完成，青山千鶴子透過重新集結出版，試圖向王千鶴致歉。 在文本結構裡面，小說本體是道歉信，由寫序的今日嵯峨子點出文本結構 小說後附上青山千鶴子的女兒青山洋子、王千鶴、王千鶴之女吳正美、譯者楊双子所寫的跋。分別出現在不同時間點，昭和45、民國七十九、民國七十九、新版2020。 今日嵯峨子的序時間不明，但她與新譯者認識於2015，所以應該是當代人。 道歉信以小說的方式呈現，台灣漫遊錄已於報紙連載刊出，文本結構是集結成冊的小說。在青山洋子的跋中提到母親青山千鶴子憶起往事痛哭流涕，因此原本報紙刊登時缺漏的第十二章蜜豆冰，於小說集結成冊時補上。青山千鶴子藉著第十二章蜜豆冰，向王千鶴致歉，希望取得諒解。 所以文本結構具有多重時空，主要敘事者是青山千鶴子。所有人物皆為虛構，只有作者楊双子在小說中以新譯者的身分登場，只寫了一個跋，而且還是用妹妹若暉的口吻書寫。 小說當然是虛構的 有讀者質疑台灣漫遊錄得到英國布克獎是前殖民帝國（大英帝國）對於殖民情結的肯認，我剛好想到此一文化霸權的連結性，頗值得玩味，但姑且先存而不論。 其實今日嵯峨子對於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的道歉與原諒幾乎給出了一個不可能的答案，因為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並非擁有權力者單方面的取消就能達到平等，顛覆既有的權力關係，在權力的彼岸達到和解。可惜，整個文本基本上是為了鋪陳權力和解的美好想像而存在的，所以此一美好的想像也被安置在一個物質條件虛空的時空環境中。 我的母親阿忍（出生於昭和十年）跟岳母美子（出生於昭和十六年）都出生並成長在昭和時代，一個物質十分匱乏的年代。母親跟岳母都曾經面臨沒有食物可吃的窘境。換言之，飢餓的記憶深植於身體當中。我的母親現在非常厭惡吃地瓜粥，理由是童年時天天吃，已經將地瓜粥與飢餓的痛苦記憶融為一體。而在二戰期間出生於東京的岳母美子，則因為飢餓，沒有東西吃，甚至沒有水喝，跑到廁所找水喝。 相較於母親與岳母的童年飢餓經驗及記憶，在台灣漫遊錄中，青山千鶴子在殖民地旅遊的過程中，幾乎天天帶著王千鶴到處吃吃喝喝，享受美食之旅，如此迥異的昭和記憶，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形容並不為過。因為岳母的父親李神輔跟幾位兄弟就是因為長期營養不良，染上肺癆，有的病逝於日本，李神輔則於返台後不久即病逝，導致岳母的母親必須改嫁。如此遭遇，如果還要繼續歌頌昭和時代，叫我的母親跟岳母情何以堪？難道還要對日本殖民統治感恩戴德嗎，這不就是被西川滿批評的糞寫實主義文學所企圖描寫的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真實生活面貌嗎。 殖民傷害早已在身體留下印記，母親看到地瓜粥就感到恐懼，岳母現在天天腹瀉，雖不能說是童年悲慘生活所致，但至少身體的記憶只有飢餓，那有什麼美食的記憶呢，昭和年代的華麗島其實是只有內地來此觀光的人才能享有的景象，也許連灣生都曾經迫於現實的困窘，這從來就不是友誼，也不是原諒的問題。因為沒有人可以從殖民傷痕中得到救贖，美學的超越太過矯情，當華麗島與飢餓島是同一個世界的兩個不同面貌時，裂痕與傷痕是直接從殖民歷史裡面劃開傷口，唯有血流乾了，淚擦乾了，才會慢慢遺忘，懺悔但不要奢求原諒。 閱讀本來就是每個人生命經驗的投射，所有的閱讀都是一種創作。今日嵯峨子的提問某種程度可以視為是作者自身的提問，被殖民者能否原諒殖民者，在權力的彼岸達到和解，在那些美食的表象之下，其實隱藏的答案是不能。 我個人覺得這恰好是作者的提問，當然這是我自己生命經驗的投射。 作者預設的答案是留給讀者自己去回答，這樣的書寫方式是開放式的問題，所以容許各種解讀。 這篇序可以視為是整本書的論述架構。 我個人認為其實這本書很重，一點都不輕。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所以，在王千鶴的跋中，她沒有輕易說出原諒兩字。 只是對於「地骨露是樹根熬成的飲料」被稱為「南國的智慧」一事，王千鶴對著青山千鶴子的女兒青山洋子坦承當時內心未曾說出的咒罵，這是一種被殖民者展現的寬容。就像我在「塘湖古道」裡面所描述的那樣，我無法將日治時期殖民的罪惡歸諸於跟我一起上課的台灣女婿、日本人一郎，他們不需要為祖先背負殖民者的債務。王千鶴展現的寬容就是我在母親身上可以看到的隱忍，那是一種在殖民體制下的生存哲學，也或許可以說是在父權體制下的生活智慧。 但是對我而言，我已經無法如此容忍殖民體制與父權體制了。正如我無法容忍一名日本友人試圖訪問母親，而我可以預料他會將母親所唱的台灣軍之歌與日本陸軍軍歌詮釋為皇民化運動的象徵，可是對我母親而言，其實那就是大舅在雨天農閒時教她的兒歌罷了。 殖民與後殖民論述的不斷糾纏也許不會隨著不同世代完全結束。 但我個人覺得對於小說的詮釋還是應該扣緊文本討論，當然，如何詮釋是個人自由。我第一次閱讀也是不求甚解，如果此書得獎後有什麼意義，就是讓我看到「輕」後面隱藏的「重」，它是一本貌似「輕」，實則「重」的小說。 好好讀這本小說，才會有收穫，不要什麼都沒看就自己胡謅，瞎子摸象，靠別人的書評再複製剪貼書評，讀者的閱讀也是一種創作。  

  勇奪國際布克獎，楊双子《臺灣漫遊錄》英譯本與譯者金翎，寫下歷史. 楊双子：「在力量懸殊的強權面前，文學有用嗎？」                                     ...

記者鍾和風/高雄報導 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學院共同主辦，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協辦之「數位學習時代：課程與教學的挑戰與創新」學術研討會，於（15）日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盛大舉行。來自全國十餘所大學之師生共襄盛舉，本次研討會共發表近五十篇論文，內容兼顧理論探究與實務應用，現場學術交流熱絡、互動對話踴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長王政彥親臨開幕式致詞指出，數位學習浪潮方興未艾，不僅帶來教育創新與轉型契機，也重新定義了未來學與教的樣貌。期盼透過本次研討會之深入探討與經驗分享，促進跨領域交流與合作，共同迎向數位學習的新紀元，共同思考數位時代下的課程與教學新方向。 今年適逢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成立三十周年，本次研討會亦特別舉辦回顧與慶祝活動，不僅邀請創會理事長黃政傑校長主持，同時也邀請歷任理事長黃秀霜校長、張芬芬院長、方德隆校長等齊聚一堂，同台分享，共同回顧學會發展歷程，展望未來，場面溫馨且別具傳承意義。本次活動亦製播三十周年紀念影片，透過珍貴影像與人物專訪，帶領與會者回顧學會一路走來之篳路藍縷、緬懷重要的人與事，以及其對臺灣課程與教學研究發展所作出的深遠貢獻。歷任理事長與秘書長難得齊聚一堂，不僅象徵學術薪火相傳，更為本次大會增添深具歷史意義的時刻，堪稱教育學界年度重要盛事之一。 本次大會下午場次則進行論文發表，共分為六個場次，共有來自全國各地之專家學者、教育工作者及在校學生熱烈參與。與會者透過深度對談與經驗分享，探討數位學習相關之理論基礎、實施策略與實務成效。發表人之專業投入、與談人之精闢回饋，以及所有與會者的熱情參與，共同搭起本次學術交流的重要橋樑，亦展現本校教育學系與教育學院長期深耕課程與教學研究、積極連結學術與實務社群之豐沛能量，進一步促進教育研究交流與跨領域合作，也為本次研討會畫下圓滿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