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德國） 今年是流亡藏人社區的民主政治大事，第18屆西藏流亡議會大選於2026年4月26日在全球27個國家正式展開，包括印度、尼泊爾、歐美等地。 西藏民主選舉意義重大，自2011年尊者達賴喇嘛倡導西藏民主選舉，成為保障藏族人民政治參與權利的一種形式，尤其是在基層治理層面。流亡藏人通過這一選舉制度實踐民主體制，沖破了中國政府在政治層面上重重壓制與限制。 藏人行政中央選務署強調，這次選舉是流亡藏人行使民主權利、維護藏人共同利益的重要體現。新一屆藏人社區的民主選舉，選舉出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和行政中央司政。 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聯絡官桑傑嘉告訴筆者：今年的整個競選過程氣氛活躍，參選人競選演講，加之媒體的正面宣傳，呈現了一派藏民民主選舉當家作主的積極性，本屆選舉有超過9萬名登記的藏人選民，據初步統計投票率超過了56%，應該說西藏人民的民主選舉逐步走向正軌，民主體制呈現健康發展的趨勢。 有比較才有鑒別。近年來歐洲國家大選投票率低下不在少數，比如：保加利亞、斯洛伐克、捷克等國通常表現出較低的投票率，甚至出現34%投票率，瑞士2023年的投票率也只有46.6%，歐洲議會2019年的投票率為51%。 布魯塞爾選區的薩格爾紮西談到：西藏人民議會由45名議員組成，30位議員代表三個傳統地區（衛藏、康區、安多），10位議員代表五個宗教派（薩迦、噶舉、格魯、寧瑪、苯教）。歐洲地區的藏人選舉出2名議員，美洲地區的藏人選舉出2名議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印度次大陸以外其他亞洲國家的藏人，選舉出1名議員。藏人行政中央選舉委員會於2月份按照初選結果，公布了90名正式候選人名單，4月26日舉行的終選再從這90名候選人中選出45位議員。這次歐洲地區有五名議會候選人，藏人行政中央駐歐洲的三個代表處分別負責歐洲各國藏人的選舉事務。日內瓦代表處負責瑞士、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的選舉事務。布魯塞爾代表處負責比利時、法國、荷蘭、西班牙等國的選舉事務。倫敦代表處負責英國、瑞典、捷克、丹麥等國的選舉事務。 桑傑嘉告訴筆者：有一個非常好的喜訊，就是在初選中，邊巴次仁司政得票超過60%以上，他已再度連任西藏行政中央的司政。 歐洲之聲衷心祝賀第18屆西藏流亡議會大選勝利完成，為中國人樹立了優秀榜樣！更是中國民主運動事業的楷模！

  田牧（德國） 獲悉黎奇兄離世，有驚，有悲，有痛，喚起了筆者萬千思緒……，黎奇是我們的老朋友，就這麼寂靜淒涼的悄然而去。唐代大詩人元稹有「一度思卿一愴然」，這恰恰是我這些天的心境寫照，每每想起他，作為舊友與故人，不禁伴隨著淒愴與傷感，同時又深感不安與悵惘。王維有「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為此我向友人陸菁多次打聽與談及黎奇，徒嘆奈何，江山依舊，人去樓空……。 這些天令人隱隱惆悵，活生生的黎奇已化為天國之魂，留給活著的我們，那些漫漫歲月中曾經的情誼與足跡……，不盡的思念與回憶揮之不去，一起走過的路、說過的話、甚至沈默的瞬間，那種霎時的「回放」，悠悠牽扯的往事與友情，懊惱曾經缺席的一次次聚會，無奈已悔之晚矣，總覺得虧欠了他一次遠途的道別與天國之旅的祝福。 中國人有風俗，死者離去，他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具和衣物等都會被清理，或者焚毀，這不是絕情，而是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生前的友情與記憶也一樣，需要有個清理與了結。魯迅有篇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也表述了這樣一份感情、友誼與道義。「紀念」與「忘卻」，似乎是一組矛盾體，忘卻，是因為難以割舍故舊之誼的隱痛；紀念，是因為曾經一段守望相助的友情。記述這篇告慰黎奇的文章，有意識的從精神與思念中整理與放下，不任由記憶反覆折磨自己，而是把它安放在某個位置——既不消逝，也不淡忘。 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都有自己的經歷、情感和夢想，有順遂與維艱的一面，也有困惑與焦灼之時，追思黎奇，記述平凡人之間相處的往事與舊情，也是告慰天國的黎奇：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沒有忘卻你，你的足跡難以從我心中抹去……。 一 我與黎奇的相遇相識，上海方言成為我們結識的無形尺。 與黎奇相識，已超過了三十餘年。記得1994年初秋，萬潤南、吳方城等來德國訪問，參加了我與上海朋友一起組織的「同是故鄉人，共懷故鄉情」聚會，這天陸菁向我介紹了黎奇。在我眼里，中等身材的黎奇，斯文清瘦，戴著一副深色鏡框的眼鏡，透出幾分書生意氣。他開口便是地道的上海話，聲調低沈帶著熟悉的韻味，家鄉語言似乎是遊子心底的通行證。那一刻，我們仿佛跨越了時空界限，在同一片空氣里對話，距離既近又遠，卻異常親切。 他鄉遇故知，是一種情感與思維的寫實，一句上海話，便叩動了心靈，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發音與詞匯，而是一種身份的確認，一種情感的碰撞，無形中繞過了繁瑣的介紹、溝通與磨合，它像是一條「情感高速路」，繞過了漫長的社交磨合。 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萬潤南第一次來我家相識相聚，便用上海方言與我對話，既親切又溫潤。我知道他是江蘇宜興人，他解釋道：「我的整個中學時代是在上海中學完成的，所以我是半個上海人。」我們之間的談話和討論就此打開了大門。 前兩年與朋友去拜訪嚴歌苓，她熱情接待了我們，並用上海話對我說：「我能做正宗的上海菜，今天讓你們嘗嘗我的烹飪手藝。」我趕緊道：「我也是上海人。」她說：「我知道你。」我們倆隨即很快用上海話打開了話匣子，即刻跨越了拘謹與生疏。事後憑藉我們的鄉情之誼，我還寫了一篇與嚴歌苓一聚的記述散文。 家鄉話是一把無形的尺，是一張身份的名片，心靈的距離，歲月的深淺，更是血脈里的歸屬與記憶，我與黎奇很快就成了熟絡的友人。 二 《論語》也談交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即主張結交正直、誠信、博學的人，黎奇就是這樣的可交之友。 黎奇與我是同輩人，只是年長幾歲而已，他出生於幹部家庭，其父是上海市廣播電台台長，曾經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我也出生在公務員家庭，我的表叔大學畢業，因為學的是英語，也曾赴朝在俘虜營里教育俘虜，回國後進入外交部工作。相似的家庭背景使我們的關係走得很近很融洽。 黎奇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曾經在中國駐東德大使館任職，東西德統一後，曾在波恩的中國大使館商務處擔任一秘，任職結束回國後，辭去公職重返德國，開始了獨立的商務事業。1995年中國外貿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這成為他在德國展開商務運作的基礎。 黎奇抽煙甚猛，在與他交往的半世人生中，感覺他始終抽的是美國「駱駝牌Camel」香煙，那一縷煙霧仿佛就是他性格的象征，緩緩燃燒，釋放著自己的味道。他抽煙是這樣，處事待人也一樣：穩重而執著，理性而溫和，他從不輕易參與背後對他人的議論，也不會隨意說三道四，面對他人的不足與短處，即便眾人都知曉，他也看得清，卻總能保持緘默，不以鋒芒刺人，他有自己的判斷，但從不以自我為中心居高臨下，他懂得與人為善，卻不會因善良而失去原則。 在朋友眼中，黎奇像一團緩緩升起的煙霧，既清晰又模糊，能溫暖人心，卻不輕易讓人讀懂全部。他看破世態，卻從不說破，讓旁人安心，卻又無形中悄悄地感染與影響著他人。他的執著不僅體現在習慣上，也體現在內心：每一個承諾、每一次選擇，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堅持，他不急功近利，也不隨波逐流。 三 性格是一個人對現實的態度和反應的總和，它通過人在各種生活情境中的行為展現出來。在與黎奇長期的相處中，他的為人處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我在德國西部的蒙興格拉德巴赫城市接手了一家中國餐館，那時黎奇的妻子孩子還在國內，他居住在與我相距50公里的杜塞爾多夫，有時晚上我會去他家一聚。 杜塞爾多夫也算是德國的繁榮大城市，黎奇一個人的住所，無論外界如何喧囂，小小的空間永遠是一片凈土，明凈而舒暢，一桌一椅一燈一人一卷書，便有了他日常生活中沈思靜悟、安頓心靈的所在。 每次去黎奇處串門，他總是在勤於筆耕，似乎有創作不完的人間悲喜劇，有一陣他似乎沈浸在海外華人的創業故事中，那種充滿了跨越文化、克服逆境的血淚與輝煌中……。 四 對遊子而言，僑居海外，人在異鄉，最初很容易產生孤獨感與文化失重感。語言、飲食、習俗、價值觀都不同，哪怕生活穩定，內心深處仍會有一種「無根」的感覺。當時大家都還年輕，有不少想法、沖動，有時甚至還有些狂妄……。 當時我們周邊聚集了一批上海朋友，共同的出身地記憶，為彼此構建了一種天然的群體。記得我們曾一起籌建上海同鄉會，還考慮到不受「圍墻」束縛，使上海人之誼能夠延伸與拓展，共同注冊成立了「上海之友聯誼會」，黎奇也是該社團的核心人物之一。 還是在這個圈子里，一幫朋友試圖籌建食品超市、批發與飲食等集團公司，因為黎奇編寫了《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他自然成了籌備團體的智囊和顧問。在海外創業並不容易，但是至少我們曾經有過共同的夢，共同的追求，並肩走過了那一段路途。 五 那些年，在黎奇的小世界里，我們有聊不完的話題，餓了，他便會三下兩下搞出幾盤小菜來對付，味道還不錯，可見他一個人還挺能生活的。有一回在他那里聊到半夜，結果因為我亂停車，被市政管理處拖走了車子，他就幫著我半夜里四處詢問與找車，最終在市政管理處停車場找到了車並被罰了百餘馬克，我要送他回家，他堅決不讓，說我太太一定在著急了。黎奇就是這樣的人，替他人著想，樂意助人。 那些年里，我的糟糕事還挺多，有一回我的餐館突然遭遇市政管理處與警察局的突擊檢查，查黑工。之後幾個勞工紙有問題的工人均離開躲避，餐館里一時嚴重缺失員工。周邊的上海朋友們即刻相援，才得以維持我餐館的正常營業。純粹書生一枚的黎奇，從未在餐館做過工，居然也義不容辭來相助，令我十分感動。這些上海朋友分文不取，幫助我渡過了難關。朋友還戲謔的稱：我的餐館是「幹部輪訓班」。 不久，黎奇夫人金律赴德國團聚，這在我們朋友中是大事，大家爭先恐後地去看望黎夫人，為他們的相聚歡天喜地地慶祝一番。還記得有一回，我們夫婦一早有個銀行約談，那時我們女兒不足2歲，只能在前一天托付給朋友，又是黎奇夫婦伸出援手，幫助我們照看女兒。認生的女兒在他家幾乎鬧騰了一整夜，攪得他們不得安寧。 當網絡世界進入我們的生活，這是一片嶄新的天地，信息傳播變得更加迅速便捷。面對無限的機遇與挑戰，人們的學習和交流方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記得Adobe Photoshop出現時，我面對複雜的界面和眾多工具，往往不知道從何入手。也是黎奇最初輔導我從基礎開始，例如圖層的使用、選區工具、簡單的調色與裁剪等，我才慢慢掌握了基本操作。 六 我們這代人年輕時，曾經歷了傳統文化遭遇嚴禁與壓制，書籍、思想與藝術表達等極其「資源匱乏」。隨後的八十年代發生了反彈與重建的動力，即思想解放與文化「重啟」，我們這代人就這樣接觸到了一批西方著名作家與他們的優秀作品，雨果、巴爾扎克、卡夫卡、狄更斯、司湯達、海明威、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 文學世界的筆觸盡管盤根錯節、撲朔迷離、荒誕魔幻，但其主題的經絡與脈道，無非是私欲與公義、革命與沒落、新秩序與舊傳統、理想與現實等陷入撲朔迷離、縱橫交錯的張力敘事中。比如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主人公于連試圖依靠「紅」與「黑」的不同途徑，實現階層跨越的冒險人生。「紅」代表拿破侖時代的軍裝與革命熱血，「黑」代表復辟封建勢力的教士黑袍。象征著紅色理想與黑色社會矛盾中的掙扎與博弈，最終以悲劇而告終。 對於筆下的世界，巴爾紮克似乎了然於胸，他在書房里放置了一座拿破侖塑像，在塑像的劍鞘上刻下：「他用劍未完成的事業，我要用筆完成！」他創作的91部小說的《人間喜劇》，被譽為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中國明代書畫家文徵明有詩云：「豈是胸中有邱壑，聊從筆底見江山」。可見中國人也自信筆能縱橫天下、所向披靡，胸中丘壑，筆底江山。黎奇是那個時代的文青，他當然也有自己的文學遐思與追求，並沈浸在長期的筆耕生涯。 黎奇是嚴肅的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出版了不少小說、文學與紀實著作。從黎奇1984年創作的《春天在馬路上流動》的自由詩中，我似乎感悟到了他那種追求、沖動與執著。上世紀80年代中國掀起了一波「文學熱」，黎奇居然也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他的詩歌中充溢著感悟、覺醒、希冀、重生、歡愉的意境，體現了朦朧詩的精神氣質，今天讀來依然會令人心潮湧動。 我雖然也熱衷於筆耕，在香港、台灣出版了一些雜書，並進入了獨立中文筆會，也曾代表筆會參加過不少次國際筆會的各種會議，忙於這一圈的朋友與事務。而黎奇參加了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無形中我與黎奇在時空上逐漸疏離了，但他永遠是我難以忘懷的朋友。在文學寫作領域，我們鮮少談及與交流過各自的作品，現在想來甚是遺憾。 七 漫長的歲月中，我們一批上海朋友時常相聚，黎奇每次見到我總會調侃道：「你的革命工作怎樣了，什麼時候可光復大陸？那時可不要忘了帶上我！」每每會引起一片歡笑，他這種時候便是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幽默開心果。 君子之交淡如水，對朋友而言，「留白」與「空間」，是尊重與保護友情「恰到好處」的尺度，也是一種無形尺。在人生這條漫漫長路上，人來人往，聚散如風。可總有那麼幾個人，會在記憶深處留下溫柔而清晰的光影，任時光流轉也不會褪色。黎奇，對我而言，便是其中之一。 人們常說，送別友人的追憶，是一種在離別之後回望友情、回味相處時的那些舊事、那些光陰，常帶有淡淡的惆悵與溫暖的情懷。對我來說，送別並不意味著結束，反而是一種新的開始，友情從「相伴」轉為「牽掛」。這種看不見的聯繫，是追憶中最柔軟的部分。 黎奇兄走了，他給世人留下了他的文學作品、與人相處的軼事，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長短，重要的是：是否充溢著明智與精采，給朋友們留下永恒的記憶。 黎奇兄悄無聲息地不告而別，令人措手不及，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撫平的漣漪……，寫下這篇追憶的文字，只為將思念寄往天國，化作一份遲到的告慰與祝福。 寫於2026年3月30日 【黎奇簡介】： 黎奇，出生於一九五三年，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會員。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曾在中國駐民主德國（東德）大使館任職，東西德統一後曾任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商務處一秘。上世紀九十年代離開公職移民德國，長年從事翻譯和研究德國（德語區）文學，翻譯出版過卡夫卡諸多作品（比如《卡夫卡致密倫娜情書》、《卡夫卡傳》），在國內和台灣出版了各種版本，包括被收入《卡夫卡全集》，並發表了關於卡夫卡（多篇）、赫爾曼•黑塞、羅伯特•慕西爾、海涅等德國文學名家的論文和評論。 黎奇還發表和出版了一些德國文學（其他作家作品）譯作。同時從事文學和其它領域的寫作。1995年由中國外貿出版社出版了《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2009年以「布古」的筆名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描述在德華人的長篇小說《萊茵河，萊茵河》；2011年和2012年先後由德國和香港出版社出版了德語版和中文繁體字版的長篇紀實文學《德國之聲的中國夢魘》；中篇小說《兩代方圓》發表在《海外文摘•文學》雜誌2018年第10期。

  田牧（德國） 據北京觀察信息：今年3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閉門審判了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七名黨員，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刑7年半，其他黨員李武、趙強、李雲、孫帥、李飛和於陽分別被判處7到3年及緩刑徒刑。 2025年10月8日，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在北京四通橋附近成立，共8名黨員，除主席王蘊溥先生現流亡英國，其他7名黨員於2026年1月份均被逮捕，3月底被判刑。4月15日，歐洲之聲編輯部電話采訪了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主席王蘊溥。 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建立前後 歐洲之聲：為什麼在北京成立中國民主黨？ 王答：中國大陸，最缺乏的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社會民主平等，而中國民主黨倡導社會變革，促進憲政民主制度，這是現代文明世界的進步潮流，也是中國當代青年人追求的大目標大方向，適應與符合文明世界的大潮流。 歐洲之聲：在中國成立中國民主黨是否知道這是禁區？ 王答：我們沒有這麼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從憲法文本來看，結社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但民政部門是有規定的：社會組織必須依法在政府部門登記，未經批准的組織通常被視為非法。我們只是猶如駕車違反交通規則一樣，闖了「政治紅燈」。 歐洲之聲：這些志士是什麼年齡段的？「八〇後」還是「九〇後」？考慮過闖「政治紅燈」的後果嗎？ 王答：北京黨部的黨員們平均年齡約30歲左右，應該是「九〇後」，我們有自己的政治求索與抱負，大家認定：我們的行為至多涉及「公共傳播」或「政治表達」方面，屬於「過激行為」，或者「尋釁滋事罪」（中共政府有時被用於處理異見表達）而已。我們認為，嚴重來說，最多被判處一至二年的刑期。 現在看來大家缺乏政治閱歷與認知，對於闖了「政治禁區」的後果認識不足，當得知同仁中有被判七年之久的重刑，我們非常震驚與憤怒。 歐洲之聲：為什麼北京黨部10月成立，1月份就相繼被抓捕？是出了什麼問題嗎？ 王答：一是新建立了北京黨部，大家希望繼續發展新黨員，擴大組織力量；二是組織運作不規範、不嚴密，我們沒有特殊聯絡的技術，借助於微信單線聯絡，但是這些傳統通信技術均受到政府監控，這應該是禍根，造成了嚴重錯誤與失敗。 重判民主人士證明中共政府惶恐不安 在專制體制下，「政治異議」往往不被視為「正常的意見分歧」，而被執政者定義為對政權穩定的「潛在威脅」，直白而言就是敵人。所以，迫害與鎮壓異議社團，被視為是維持統治合法性和連續性的手段之一。 中共執政七十餘年，經歷了多次社會變革運動，比如：七九北京民主墻運動，八九民主運動等，這些對執政者來說，就是社會動蕩。八九民運以來，中共在「穩定壓倒一切」思維下，采取更強的信息監控和高壓管治，對於異議聲音與民主結社，作為「風險前置管理」，所以中共政權展示了反動性與殘酷性一面。 中共政權一方面為了應對國際文明潮流，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第35條」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內容；而另一方面，政府在登記審批制度上完全杜絕與扼殺該條款，政府在政治與安全審查過程中，涉及政治、宗教、維權等敏感領域的組織，往往嚴格監管不予批准。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低迷，用中共政府自己的語言表述：「全國經濟目前處在一個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壓力較大的階段」，經濟勉強在維持低速增長。房地產曾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引擎，現如今房地產投資持續下降，風險資產正在出清；外部貿易摩擦、全球需求波動、供應鏈重構等，直接導致中國出口直線下滑；內需和信心不足，市民消費低弱，企業投資謹小慎微。如此不穩定的社會態勢，對執政者來說，經濟萎靡與社會動蕩，各種情況都可能發生。 社會呼籲與吶喊 一方面我們讚揚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的勇敢與無畏精神，在中共的首都，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的心臟，豎起了一面自由民主人權的旗幟，其社會政治與國際影響力，意義非凡！ 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主席王蘊溥已被中國政府以煽動，蠱惑顛覆國家政權罪通緝。中共政府對這些民主志士的殘酷鎮壓與迫害，其沒落與反動，更顯得相形見絀，昭然若揭。 近年來，中共加緊對國人的人權迫害，透露出中共所謂的大國治理不自信、沒底氣，故加緊鎮壓人民的「和平表達政治意見」，消滅人民的「自由組織活動」等。歐洲之聲呼籲：海外各界的民主人士聯合起來，展開全面的抗議與聲援活動，積極救援這些民主人士與人權鬥士。  

  田牧（德國） 2026年01月24日中共國防部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經黨中央研究，決定對張又俠、劉振立立案審查。 張又俠是中共軍中的二號人物，劉振立職位相當於毛鄧時代的總參謀長，可說是中共當代的權臣了，構成全軍作戰籌劃與指揮運轉的「中樞神經」部門。在傳統皇權體制下，看似權傾朝野的權臣，實則始終被皇權結構、制度與君主意志所牽制。在中國朝朝代代的漫長演進中，如唐朝的周興、來俊臣，明朝的張居正、魏忠賢，清朝的鰲拜、明珠、和珅等，權臣興，則權傾一時；敗，則禍及身家。 近日，中外媒體聚焦中共的「張又俠劉振立案」，眾說紛紜，諸如貪腐、政變、越權、洩密等等，如何認知、解讀與觀察此案？說說筆者的見解。 中央軍委的不同提法 從解放軍報刊載的《堅決打贏軍隊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一文來看，毋庸置疑，貪腐問題是首要的：「懲治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涉及多少查多少、牽扯多深挖多深的鮮明態度；充分彰顯我們黨把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的如磐意志；鄭重宣示不管是誰、不管職位多高，只要搞腐敗就決不姑息的堅定立場。」 針對張又俠、劉振立問題，使用了重詞「五個嚴重」：「嚴重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托，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嚴重助長影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危害黨執政根基的政治和腐敗問題，嚴重影響軍委班子形象威信，嚴重沖擊全軍官兵團結奮進的政治思想基礎，對軍隊政治建軍、政治生態和戰鬥力建設造成極大破壞，對黨、國家和軍隊造成極為惡劣影響。」其中以定性「政治團夥」、「越權犯上」、「兩面人」等尤為突出。 文章刻意表達了一層意思：「當前腐敗問題集中查處不是越反越腐，而是越挖越深。」舊案牽扯了新案，循案而索，牽連滋蔓。 貪腐舊案中帶出新案 根據解放軍報報導，張又俠涉貪腐案毫無懸念。 華爾街日報魏玲靈等撰文《張又俠被指控向美國泄露核機密》，文中指出：中國級別最高的將領張又俠因被指控向美國泄露中國核武器項目的信息，並在履行職務過程中收受賄賂，涉嫌「搞政治團夥」等而接受調查，其中包括通過受賄推動李尚福升任國防部長，牽扯到了顧軍、李尚福案子。案起於舊，禍及於今。 說張又俠泄露核機密，應該源於火箭軍一案。張又俠在2012-2017年間擔任中央裝備發展部部長，這是個貪腐重災區。不過憑借張又俠的級別與闊綽，犯得上為了收取美國的千萬美元小費而出賣情報嗎？ 其實，有關張又俠貪腐傳言源自更早。香港《南華早報》專門報導國防議題的資深記者陳敏莉，早在2023年10月，赴大陸報導在北京舉行為期三天的安全研討會——「香山論壇」，自此人間消失。無疆界記者（RSF）對香港《南華早報》記者陳敏莉的失蹤深感擔憂。《南華早報》一名主管在回答共同社的詢問時，宣稱該記者「請事假」在北京「處理私事」，並以「隱私問題」為由，拒絕透露更多細節。現今有知情者披露，陳敏莉行前告知可靠人士，「此行是調查張又俠貪腐案」，知情者曾表示疑惑。筆者深信她的思維源頭，同樣是來自李尚福的腐敗舊案。據傳陳敏莉是被張又俠系統監禁，至今尚未有報導她被釋放。 近二十年的中共軍隊反腐中，曾有兩個系統被集中、系統性整肅：一是原解放軍總裝備部系統（2015年改組為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二是火箭軍相關系統。 張又俠在2012年擔任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2015年改組後任首任部長，2017年9月卸任。李尚福在2014年解放軍總裝備部任副部長，是張又俠的副手，改組後任副部長，2017年9月接替張又俠升任部長。 李尚福任國防部長期間，因涉火箭軍腐敗案，2023年8月被中央軍紀委停職立案審查。李尚福案發，並未牽扯老上級張又俠。 習近平寵臣張又俠 坊間曾傳言習近平與王岐山關系，習近平與韓正關系。2018年十九大時，王岐山已年滿70歲，當時有傳言王岐山會繼續留任，會擔任總理，結果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在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擔任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第二十大時，年滿78歲，不再是中央委員了，在第十四屆全國人代會議上擔任國家副主席。 中共人事任命在結束終身制後，劃了一條「七上八下」底線成為慣例，即68歲及以上必須退休，67歲及以下可留任，這也是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的「既定方針」，適用於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等。王岐山、韓正正是被卡在了「七上八下」這條線上。 2022年10月16-22日，中共舉行第二十大，其時張又俠已年滿72歲。而張又俠完全是特例，72歲不僅繼續任中央委員，還進入中央政治局委員系列，甚至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媒體扯出了他們父輩張宗遜與習仲勳的關系，稱兩人是軍區大院長大的玩伴。其實他們兩人自小相距相知甚遠。張又俠與習近平的關系，同是陜西人和官二代，父輩在1947-1949年曾是司令與政委的關系，這是主要的交接線。2012年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張又俠同時踏進中央委員門檻，並進入中央軍委序列，自然成為習近平倚重的夥伴和親信。 2025年11月12日，張又俠在中央四中全會上發言，一再表達了對習近平的稱頌，肯定習近平的思想與理論，並表示「不折不扣落實黨中央、習主席的決策部署」，應該在這個時候張又俠已感覺到壓力山大、惶恐不安。 禍起蕭墻之內 2022年二十大中共中央軍委班子出爐：主席習近平，副主席張又俠、何衛東，委員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張升民，這份名單上的每一個人，顯然都是習近平的近臣和親信。 2023年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周亞寧涉嫌腐敗案，同時前副司令吳國華突然去世（稱腦溢血病逝），火箭軍老上司張小陽（前軍委副主席張震之子）在家自縊。火箭軍案牽扯出前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李尚福（時任國防部長），被停職調查開除黨籍軍籍。 說張又俠「搞政治團夥」，那麽軍委名單中的李尚福、劉振立是張又俠的死黨，李尚福被清除，張又俠在軍委高層失去了政治平衡。而苗華在軍委中負責政治工作系統，被習近平視為培養對象，將在中共二十一大上接替張又俠擔任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是現任軍委副主席。「政治團夥」自然是自上而下，當軍隊最高層失勢，自然左右不了軍隊內部的忠誠、權力與政策行動等。結果，2024年出了苗華「政治不忠誠」案，苗華案又帶出一批習近平的嫡系將軍：前海軍政委袁華智上將、原武警部隊司令王春寧上將、原陸軍政委秦樹桐上將等紛紛落馬，均被開除黨籍軍籍。坊間盛傳「被張又俠拿下了」。另有傳言：「苗華案對習近平的打擊超過當年林彪案對毛澤東的打擊」。 苗華案，又牽出了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案，有稱「何衛東、苗華等九人的腐敗問題是郭伯雄、徐才厚流毒的發酵變異」，「嚴重破壞了黨指揮槍原則和軍委主席負責制，嚴重損害部隊政治生態。」這其中是否因李尚福落馬的失衡，張又俠劉振立在人事上的報復行動，致使何衛東苗華等倒台受審？水深不語，人穩不言，像何衛東這些在權力頂峰上玩弄權謀者，李尚福案不牽連自己，自然是「看破，不說破」，直至被張又俠等扳倒。 何衛東在2025年3月被中央軍紀委停職立案審查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何衛東1972年入伍後，從偵查連戰士、班長幹起，6年後提幹就讀陸軍指揮學院，畢業後繼續任偵查參謀、偵查營教導員、偵查處副處長、處長等，偵查職業生涯長達二十余年。搞偵查專業的，察於微，查於隱，守於口。何衛東倒台後，自然不再沈默，立馬扯出了李尚福案的許多疑點，這些疑點是否直指張又俠？其時，劍指張又俠者，不僅是何衛東，還有被拘禁的香港媒體人陳敏莉，更有持續幾年的網上的傳言，張又俠的案發，應該是早晚的事。 如今宣稱張又俠「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比對2025年落馬的何衛東案用詞及定性更加嚴厲。 中共軍隊高層腐敗不可否認 自2023年火箭軍李玉超、周亞寧等腐敗案揭露，牽出一大批上將腐敗案，李尚福倒下，接著是苗華、袁華智、王春寧、秦樹桐、何衛東，最後又是張又俠、劉振立，這絕不是最後，還會有腐敗後來者。這些將軍有賣官買官，搞政治團夥，派別內鬥等，均圍繞著權和利角逐。這些問題其實不在於「某一代人的道德敗壞」，而是國家制度、權力結構與歷史遷延長期疊加的結果。當「槍桿子、人事權、資源分配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腐敗就不是偶然的，而是結構性的毒瘤。 民主國家依靠議會、反對黨、媒體、民間社團等，監督與制衡政府的治國理政，人事任免、經費使用、軍費采購、基建與土地等均公開化，在社會陽光下完成。 中國出現一大批腐敗將軍，主要是制度性惡果。中國的一黨專制，權力高度集中與封閉，社會制衡與監督幾乎為零。中共反腐打貪幾十年，從未得到過根本性的改變。總而言之，中國軍隊高層腐敗的根源，不在於「將軍特別壞」，而在於高度集權、低透明、強政治屬性、弱外部監督的結構長期並存；當這種結構穩定運行幾十年，腐敗就會從「問題」演化為「生態」。 「政變」說與現實相距甚遠 網上流傳著激情故事，張又俠劉振立發動了軍事政變。 中國歷代皇權政治中，統治者為防止軍隊政變，核心在於削弱將領兵權與強化中央集權。常見手段包括建立禁軍直接掌控京師、實行兵權分離（如兵符制）、派遣文官統兵（宋代尤甚）、輪換駐防，以及通過屠殺功臣消除潛在威脅（如明初朱元璋），確保軍隊「只知將，不知兵」或「只知有君，不知有將」。 中共幾乎沿襲了這套管理模式：建立禁軍直接掌控京師，兵權分離，輪換駐防等。中共設有中央警衛局（全稱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與中央警衛團，前者是管理機構，後者是執行警衛任務的部隊。該機構負責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安全警衛，列入公安部序列（公安部九局），受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雙重領導，屬於正軍級單位。但中央警衛局的局長因其職位的特殊性，基本上會高配中將軍銜，待遇則等於副省級），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其主要職責是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和軍隊主要領導人的人身安全。現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中共常委、政治局委員蔡奇，也就是說，保衛中共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和軍隊主要領導人的人身安全由蔡奇直接負責與指揮，毛澤東時期是由汪東興負責與指揮的。張又俠、李振立的警衛安全人員是蔡奇派遣的，他們自己的安全也完全掌控在習近平手里。 中共實行高度集中的軍權體制，兵權與指揮權分離，軍隊的重大調動和使用，須由中央軍委統一決策，並以中央軍委主席名義發布命令，即令出一處，責歸一人。指揮權也不等於調動權，戰區負責作戰指揮，無權自行調動跨區、跨建制部隊，軍事命令以主席名義發布。 中共建政76年餘，說到政變，一是1971年曾發生的林彪兒子林立果策劃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謀劃暗殺毛澤東，但在京城是無法實施計劃的，林立果曾欲利用毛澤東下省視察的途中實施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當時林彪是中共二把手，是毛的接班人，其親信有總參謀長、中共政治局委員黃永勝，空軍司令、中共政治局委員吳法憲、海軍政委、副總參謀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李作鵬，副總參謀長、中央政治局委員邱會作。林彪出事後，這些親信、還有下屬將軍們同樣是倒下一大批。當年林彪的政治軍事實力遠遠超過今天的張又俠劉振立勢力。二是1976年的政變，是由中共初掌權者華國鋒與葉劍英、汪東興等合作實施的成功計劃，抓捕了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王洪文，中共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夫人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姚文元，同樣自上而下倒下了一批將軍與地方大員。可見在京畿重鎮實行政變，只有掌控中央警衛局才能如願。 簡言之，在現行中共軍權體制下，部隊調動權高度集中於中央軍委，任何個人不得私自用兵。將帥有指揮之責，無用兵之權。軍令出一處，兵權不旁落，是制度的核心底線。權可授，兵不可私；位可高，令不可自出。 習近平政權是否失控 海外普遍同情與支持張又俠、劉振立，一直希望通過張又俠制約習近平，這個想法其實只是一廂情願，張又俠年長習近平三歲，從年齡上來說，早該下課了，卻一直沈浸於中共高層內的爭權奪利上。而期望張又俠制約習近平，結束獨裁統治，可能性是零。 面對自毀軍隊中樞高層，習近平是否會失控？ 2025年5月28日，美國前駐中國大使伯恩斯接受媒體采訪，報導文章題目是「直到這刻我才看清，這就是威權的本質」。 伯恩斯說：「中國和美國曾經是朋友，現在卻是敵人。」站在敵人的對立面，由他來評論習近平是可信的。他是這麽說的：「跟習近平面對面十幾次，習近平是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他幾乎完全控制著黨、軍、國務院、政治局等中國權力機關，他對中國的未來有著遠大的願景。」 當聊到習近平對共產黨的掌握。勃恩斯說：「我發現習近平主席非常了解情況，而且我認為他對權力工具、解放軍、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的控制程度比任何你熟悉的中國領導人都要高。」 習近平現在是「我獨自強大」的領導狀態。他說：「習近平不是笨蛋，不是我們嘲笑的小學畢業不懂管理，回答記者問題要看小本本的那種傻大寶。不，習近平很清楚自己在幹嘛。」 據傳習近平與張又俠的爭議點：一是在武統台灣問題上存在分歧，張又俠曾公開表示軍方在2027年前難以具備武力攻台能力，可能導致兩人關系緊張。張又俠的垮台，無疑在台灣問題上少了一個踩剎車者。二是張又俠建議習近平不要繼續在軍隊高層抓腐敗了，國際國內影響都不好，動搖了解放軍在人民中的形象。據傳這個建議是在抓捕了何衛東、苗華等九上將之後。客觀來說，權臣之興，非其能也；其亡，非其罪也。 皇權統治之術：群臣相軋以固其上 張又俠、劉振立案爆發，引起整個世界震驚，中共軍方中樞核心層僅剩習近平和張升民兩人，有人憂慮，有人歡呼。 中國皇權專制統治下，其統治之術：便是群臣相軋，以固其上。在高度集權體制中，穩定並非來自信任，而來自相互制約。制造與維持內部矛盾，是皇權實現長期穩定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比如滿清的康熙有意識地利用滿、漢大臣之間的身份差異與政治不信任，形成長期、制度化的相互監督與制約，從而穩固皇權。 康熙的高明之處在於：權在崗位，不在族群，但族群差異永遠存在，不靠皇帝天天盯，而讓滿漢大臣之間互相盯。皇帝防範的就是結黨營私，防止地方官坐大，防止文官集團形成整體政治意志。表面上是大臣之間的防範與內鬥，實質是：皇帝縱容權臣對立，防止任何一人形成「穩定首輔地位」。 中共毛澤東執政時期有個政治專用名詞叫「摻沙子」，這是毛的權力運作方式，在黨內、軍內通過引入異質力量，打散既有權力結構、防止一方坐大。實際上就是歷史上皇權統治的升級版，以制造結構性互相制約的手段，使統治者直控百官，群臣無法合力，這就是駕馭百官的人事技巧。 伯恩斯的評價一語道破：「習近平是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習近平幾乎繼承了毛澤東衣缽。 中央軍委與現代戰爭 中共二十大的軍委七人班子中，自張又俠、劉振立落馬，現僅剩習近平和張升民兩人，在世人眼里中共軍隊高層已被消弱，似乎會出現系統運作的混亂。 中國與民主國家區別在於，中共是最高政治組織，軍隊被定義為黨的武裝力量，即黨指揮槍，源於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中共統領與負責高於行政體系的軍事最高中樞。中央軍委的核心作用，不是提升作戰效率，其首要功能，不是打仗，而是確保「槍桿子歸誰」，是軍隊權力的總閥門。這正是中共軍隊區別於其他國家軍隊的制度核心。中央軍委的定位是：決定戰略方向，決定戰爭準備標準，決定資源與優先級別。 現代戰爭節奏極快、信息密度極高，傳統層級森嚴、逐級請示的指揮體系，已無法匹配「秒級決策」的戰場現實。因此，指揮系統必然從金字塔式結構，轉向更扁平、更直接的網絡化體系。現代戰爭中的指揮優勢，不再來自「誰級別高」，而來自如何能最快形成共識、最短路徑下達意圖、最接近戰場作出判斷。 戰爭形態的更替，本質上是在「去英雄化」。當戰爭從冷兵器的個人勇武，轉向工業化的火力對抗，再進入信息化、智能化的體系作戰，決定勝負的因素不斷從「人」轉移到「系統」。英雄並未消失，但英雄不再是戰爭的核心變量。 比如：法國「一戰」時期的菲利普•貝當元帥是英雄，但他的成功經驗，在「二戰」戰爭形態徹底改變時，已不再適用。面對德國的閃電戰、機動裝甲、空地協同與指揮高度靈活等，貝當沒有怯懦，遺憾的是他的思維與經驗「陳舊過時」了。最終被徹底擊敗，從「英雄墮落為叛徒」，「二戰」結束他因叛國被判處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 在傳統戰爭中，英雄往往意味著個體的膽識、技巧與犧牲；而在現代戰爭中，算法、情報、後勤、協同比個人英勇更重要。一個士兵再勇敢，也難以對抗無人機群、遠程精確打擊或體系化壓制。於是，英雄敘事被壓縮進宣傳與記憶，而非真實戰場的決定性環節。 張又俠、劉振立在中越戰場上的那些戰場指揮經驗，擺在現代戰爭面前還有作用嗎？ 現代戰爭已不再局限於山野叢林的線性對抗，而是演變為海、空、天、電、網一體化的體系對抗，信息與數據取代個人經驗，數據鏈與系統協同取代單一作戰行動。當戰爭變成體系對抗時，任何脫離系統的個人經驗，都不再具有決定意義，單個英雄的價值迅速下降，系統的可靠性成為決定性因素。 結語：憲政民主是中國的未來 整個世界處在時代動蕩與變革之中，中國同樣處在時代浪潮的風口浪尖中，從中共軍方高層的何衛東、苗華、張又俠、劉振立等中共群臣亂鬥案例審視，中國人民應該更加清醒與悟覺，憲政民主制度始終是取代中國獨裁統治、一黨統治的最佳方案，換言之是文明制度的改造與升級，應與當今國際的現代文明接軌，要落實與體現在民主人權與憲政制度上。 瞻望前程、放眼未來，創建與建立憲政民主中國，應該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使命與責任。

  田牧（德國） 2025年即將逝去，這是動蕩不定的一年，概述了大千世界的一切，風雨飄搖、戰火四起、世道艱難、秩序紊亂，大有風譎雲詭、時移世易之駭然……。 一是戰火此起彼伏。整個歐洲幾乎被三年多的俄烏戰爭拖累、拖垮了，戰爭卻依然難以終結；東南亞泰柬7月的武裝沖突，斷斷續續持續至今天；中東地區依然戰火不熄，近日以色列對加沙、黎巴嫩等仍在轟炸與襲擊；太平洋、印太等區域、中日菲之間同樣是劍拔弩張、箭在弦上；美國「全面徹底封鎖」委內瑞拉附近的海域，逼迫馬杜羅下台……等等。 二是傳統陣營異變。「二戰」以來最大的變局動向，是大西洋兩岸的美歐傳統陣營之間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體現在戰略自主性（歐洲尋求減少對美依賴）、政策分歧（在貿易、安全、價值觀等方面）、以及政治右翼力量崛起，從國家到區域，乃至整個世界傳統體制的矛盾沖突加劇，致使民主陣營盟友之間出現離心離德，複雜而交錯。相反，美中俄關係從競爭、遏止與制裁等，變得寬容、謙讓，甚至商榷廣泛合作等。 三是世界經濟趨勢呈現增長放緩，主要受地緣政治緊張、經濟斷鏈脫鉤、去風險，貿易碎片化影響，西方國家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等，全球經濟在低增長與高風險並存的背景下緩慢前行。 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千百年來不斷重複著「亂—治—興」的循環與規律。對芸芸百姓來說，期待著「從亂中見希望、在亂中立秩序」；對人民來說，反戰與和平，才是硬道理，也是永恒的祈盼與話題。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警示 美國被視為「天下霸主」，美國的新戰略，無疑牽動著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大動脈的跳動，強烈影響著2026年的世界格局。 前不久美國公布了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有媒體評論：美國是戰略虛弱了，撤退了，收縮了……，退守門羅主義政策老黃曆了。筆者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相信美國正在做正確的決定，應該是戰略的調整、轉型與優化，其核心依然是維護美國霸權，美國第一。但現如今采取此「和平戰略」，卻顯出倉促、亡羊補牢之勢。 2013年，筆者曾撰寫過《揭秘習近平的戰爭動員令》，刊載在香港《揭露》雜誌9月刊上，文中寫道：「要維護世界霸主地位，最佳途徑——保持和平態勢，若是霸主直接參與決鬥，霸主的地位就到頭了。自然界中，猴王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總是以威勢震懾住挑戰者，一旦這一招不靈，真發生了決鬥，那就註定老猴王的年限已至。因為總是有幾只年輕力壯的公猴，覬覦著猴王的地位，它們會接二連三地發起進攻，輪番與猴王展開你廝我咬的大戰，過一難過二，過二難過三，老猴王的結果終將很慘。頭狼的競爭也一樣。頭狼競爭時，老頭狼一動不動直立高處，兇狠的目光來回掃視著強健的競爭者，用強勢震懾挑戰者，如此持續幾小時，抗不住威懾的對峙者，只能選擇離開，退出競爭。惡鬥一旦拉開，結果就很難預料。維持頭狼地位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直接惡鬥，把挑戰者嚇跑。動物是這樣，人類也是這樣。中國人常說，興也戰爭，敗也戰爭。古今中外的霸主，無一不是依靠戰爭贏得霸主地位，但最終也是在戰爭中斷送霸主地位。一代傑出的軍事家拿破侖，靠戰爭贏得了法蘭西第一帝國，贏得了歐洲的霸主地位，但滑鐵盧戰役的失敗，照樣使拿破侖喪失了一切。」 本月19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在年終簡報會上，對中國發表的務實談話表明，2026年美國政府將在更廣泛的「美國優先」政策下，明顯轉變對北京的態度。他表示：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都會是一個富裕而強大的國家，也是地緣政治中的重要因素，「我們的工作是找到與中方合作的機會。」 時下，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方面，美國仍然是最強者。所以美國的政策方針，決定著大國之間的謹慎互動與合作，決定著未來美中俄的大國關係。美國的安全戰略體現出和平傾向性，預示著整個世界2026年的和平態勢。 俄烏戰爭是「巨大悲劇」 對於歐洲的社會穩定與恢復經濟發展，結束俄烏戰爭是大前提。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政治家、軍事家已經提出了傑出的戰略思想：一是以其戰略思想聞名於世的英國哲學家大衛·休姆（David Hume），他著有《權力平衡論》一書，亦稱「均勢」戰略理論。該理論主張分而治之，使相互競爭的各方勢力處於一個相對穩定、彼此牽制的狀態。秉承這一理論，當年的英國行之有效。當法國強盛的時候，英國聯合沙俄、聯合德國與法國幹；當德國強大的時候，英國聯合法國、沙俄與德國鬥，也就是說歐洲大陸上不能出現單一的強權。曾經的法國不被允許，德國也被制約。30年前蘇聯被徹底瓦解、分崩離析，也可以說是「均勢」戰略理論的勝利。 二是德國將軍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Haushofer）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說，核心思想是「國家有機體」與「心臟地帶」學說，並且深受「生存空間」的影響。通俗的說：生存空間是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因而國家掠奪更多的生存空間是合理的；而心臟地帶論反映出德國的戰略定位與對外戰略。 從歷史上來說，俄羅斯的強大一直是歐洲的隱痛。同樣面對「均勢」戰略與「地緣政治」戰略，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就站得高、看得遠，她是「二戰」以來鮮少的世界級戰略家。2022年6月，梅克爾告誡歐洲，俄羅斯是搬不走的鄰居，必須找到共存方式。她指出：「俄烏沖突是一場『巨大悲劇』」。 梅克爾在執政時期與俄羅斯合作完成的「北溪2號」，實際上建構了德國、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友好橋梁。基辛格早年就已經從東西方戰略思考建議：烏克蘭不該成為西方或東方的「前哨」，而應該成為「橋梁」。梅克爾的「北溪2號」和「中歐投資協定」，無論從德國、歐盟的經貿方面、地緣政治平衡方面、甚至是東西方的大戰略方面來看，都是戰略大手筆，不亞於「長電報」的凱南，不亞於基辛格。俄烏戰爭，事實上導致了歐盟、德國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破局。 梅克爾原計劃促使歐盟成為多元國際政治中的一強。而俄烏戰爭卻使中俄從原先的離心離德、不信任關系，轉變為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全方位共進退超盟國關系。盡管中俄不承認他們的同盟關系，估計源於通常的「同盟」表述，不足以闡述表明中俄兩國兩黨兩軍的關系。這豈不是最大的戰略失敗？ 歐洲的沈淪，是輸在了安全戰略上。時下，即便俄烏戰爭不久結束，德國、法國、歐盟依然陷在一個棘手困局中：如何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如何落實「均勢」戰略與「地緣政治」？這也是維護歐洲和平的基礎。 「和平」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 「二戰」以來，美歐建立了以自由價值觀為標準的「國際秩序」，也即是耳熟能詳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一說。戰爭結束時，數千百萬人葬身於戰爭，數千百萬人顛沛流離、無家可歸，整個世界經濟崩潰，人類世界大部分的工業基礎設施被摧毀。世人很清楚，戰爭血腥殘忍、摧枯拉朽。毋庸置疑，雖然戰後仍處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時期，但「和平發展是人類社會的主旋律」。 1991年，前蘇聯分崩離析，解體成16個獨立國家。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問世，他在書中提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此論點被稱為「歷史終結論」，幾乎成為當年膾炙人口的經典論述。舉世歡欣鼓舞，誰人不信？誰人持疑？ 俄烏戰爭在歐洲持續了將近四年，俄羅斯又回來了，「歷史終結論」破產了，繁榮富饒有序的歐洲也破碎了。戰爭給烏克蘭帶來了生靈塗炭、家園破碎，同時也嚴重影響了整個歐洲的繁榮發展與安居樂業。戰爭的慘痛、淒涼與沈淪，令世人懂得了珍惜和平時代的穩定與安寧。 和平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的前提；和平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嚴，使人們能夠自由地追求美好生活；和平時期生活穩定、物資充裕，與戰時的絕望形成鮮明對比，更能凸顯和平的價值。總而言之：和平發展才是人類社會的主旋律。 台灣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 新近，筆者在視頻中傾聽了一段關於中華文明歷史演變的講座，演講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時。 他提出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文明的傳承，究竟靠什麽來完成？」孔子說過一句非常關鍵的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強調的是：文明標準高於政權標簽。馮時總結道：有沒有「禮」、「教」、「文」，比「你是誰統治」更重要。也就是說，在古人眼中：文明是可以流轉的，並不永遠綁定在某一塊土地上。 這句話之所以令人深思，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很古老、也很現實的命題：「文明狀態」高於「政治歸屬」。 馮時指出：今天中華文明的核心制度、倫理、生活方式，在台灣保存得更完整、更連續。他的依據是：傳統漢字、古典教育、禮俗結構在台灣保存度較高，且經歷較少「主動切斷自身傳統」的階段。他談的是中華文明的延伸與傳承，不是主權問題。 但是今天中共如何面對中華文明？如何面對台灣？文明的傳承是人類發展的主旋律，是兩岸人民共同維護與傳承的重任，這才是大目標、大方向，所以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與訴求。 新近，兩岸「武統」喧囂聲不斷，有說是2026年將發生，有說是2027年將發生，筆者深信這不是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與期待。而習近平在黨內講話中數度表態：優先考慮「和平統一」，他表示：「我是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話說回來，兩岸關係的走向，還存在一個基本事實：關鍵還要取決於美國的政策與態度。 美中關係走向是基礎 中共一直強調「統一」台灣，已有七十餘年歷史了，但「統一」仍然只停留在口號上。川普總統並未鬆開美台關係的「螺絲」，即便是川普政府新近公佈的「美國安全戰略」，其核心還是「維護霸權」，即「美國優先」戰略。對於現有的國際政治地緣態勢（當然包括台灣），美國的態度還是「不改變現狀」。 媒體稱，美國2025年「中國軍力報告」凸顯了「避戰思維」。美國鮮有與大國直接碰撞，這是美國長期戰略的構思，現今之所以放在台面上刻意表述，自然有其軍事、外交方面的謀略與目的。 對美國來說，美台關係（自1949年前國民政府的延續）遠超中美關係，有一個現實不容忽視：長年以來美國以全球霸主的地位與利益，掌控著太平洋（亞太、印太等）區域的前沿陣地——台灣。 美國一直警示：「2027年中共將武統台灣」，一些媒體卻對此嗤之以鼻。在《2025年中國軍力報告》中，特別關註台海問題的緊迫性，其中也提到了中共軍隊2027年的目標，包含具備對台灣取得「戰略決勝」的能力。 其實，美國的判斷並非杜撰，而是有依據的。美國根據中共的戰略儲備作出推測，比較可信。比如在「元素周期表」上的20%化學元素，中國是沒有的，需要從國際市場上購買。作為商業儲備通常需要半年，而作為戰略儲備需要囤貨20年，所以近年來中國正在努力作戰略儲備。一旦中國攻擊台灣，引發世界大戰，或者是全面經濟制裁中國，這就是應對策略。 美中關係的緩解與平衡，一定會涉及台灣問題，那麽就應該有台灣的參與，由台灣人民來決定台灣的前途與未來。 2025年9月，中共進行了93閱兵炫耀軍力。新近福建艦（航母）下水，新一波展示中共武力的強大。真理不在器而在於道，「策略是基礎，武器是工具」。治國在於「道」：是方向、是思想、是靈魂。它落實了「為什麽做」和「做什麽」的主題。沒有正確的方略，所有的行動都是盲目和低效的。武器是「器」：是手段、是工具、是載體。它回答「怎麽做」和「用什麽做」的問題。再好的工具，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也無法發揮其價值，甚至可能造成相反效果。 中國的問題，憲政民主制度的建立，換言之是文明制度的改造與升級，應與當今的國際現代文明接軌，中國的共和制度，要落實與體現在民主人權與憲政制度上。 結語：和平與安定 時局動蕩而巨變，合縱、連橫從來不是「信任」，而是權宜之計。韓非子有一句極其冷靜的話：「交不終日，而謀必反。」國家之間不存在道義友誼，只有利益交叉期。對現今美中俄關係而言，美國安全戰略已經表明：欲維持其主導地位與戰略回旋空間。就中國來看，應該是爭取發展時間與外部穩定。對俄羅斯來說，是爭取突破孤立、繼續保留國際影響力。 美中關係，看似緩解與穩定，實則各打各的算盤。如今更像是：舊秩序走到瓶頸，新秩序尚未成形。 12月29日，中共軍隊發布：「正義使命–2025」軍演。路透社報導稱，演習旨在展示北京切斷台灣與外部支持的能力，並檢驗台北捍衛自身及其美制武器庫的決心。此舉大有侵門踏戶、武裝威脅台灣之勢，令世人義憤填膺、譴責抗議！ 而對全世界的人民來說：反對戰爭！塑造和平！這才是2026年的期望與王道。  

  田牧（德國） 12月3-4日，第四屆台德民間論壇會議在柏林歐盟之家舉行，主題「勇闖暴風雨」畫面感十足，且充滿了力量與挑戰。 言及台灣話題，正像寧靜平和的港灣，卻面臨著巨浪、雷電的狂暴；遭遇著中共軍機軍艦不間隙地襲擾、恫嚇與威脅。台灣的自由民主和人民在絕境中堅持、掙扎與抗爭，欲勇闖風暴而重生，這就是今天的勇敢台灣。而在柏林歐盟之家舉辦這樣的會議，明確展示了台灣並不孤立，德國、歐盟，乃至民主世界均與台灣站在一起「勇闖暴風雨」，突出重圍，傲立於世界之林！ 會議主辦方與設計人立意甚高，主題清晰、立場堅定，將與會者頃刻帶入勇闖風暴的風口浪尖…… 解讀中俄改變國際秩序 「台德民間論壇」創辦人之一、歐盟前議員萊茵哈德（Rheinhard Buetikofer）提出：判斷與觸及當前國際政治變化的兩大核心，一是中俄改變整個世界（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二是台灣有事，不僅是日本有事，而且是整個世界有事。 二戰後的全球秩序主要由美歐陣營為主導，其核心特徵包括：美國、北約主導的安全體系，以美元為核心的金融體系，IMF、世界銀行、SWIFT 等，是自由貿易 + 全球化框架，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主導價值，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 為何中俄被視為「改變秩序的主要力量」？中國以「制度競爭 + 技術崛起」的方式改變秩序，推動「重新分配、或者改變國際政治權力結構」。表現有：一是經濟與科技力量的突破，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在科技上（AI、5G、半導體部分領域）逼近美國，推出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CIPS），減少對美元依賴；二是建設替代性國際機制，一帶一路、亞投行（AIIB）、上合組織、金磚擴員（BRICS+）等；三是政治敘事的競爭，主權優先，國家發展模式自主選擇，形成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替代吸引力。 俄羅斯主要表現在軍事上，以軍事手段挑戰秩序穩定性，以武力改變歐洲和平穩定的現狀與秩序，以武力挑戰冷戰後歐洲安全架構，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自此，強化與中國的戰略對接、能源合作、軍事合作，以及去美元化交易，共同推動「反西方聯盟」的戰略框架。 中俄改變國際秩序的三大核心方向：一是從「單極」走向「多極」，從美歐主導，正在改變為多中心力量。俄烏戰爭，確實拖垮了歐洲力量，國際秩序的美歐主導方中，歐洲深陷其中，正在失去與蛻化其世界領導的作用、威望與能力。二是從「美歐民主規則」走向「各國多樣模式並存」，不同的金融體系（去美元化、人民幣能源結算），不同的互聯網治理模式，不同的發展模式合法性，新的安全與經濟組織並存，出現「規則碎片化」。三是從「意識形態主導」走向「主權與發展優先」，不干涉內政，模式多樣性，發展優先於制度改革等。 中俄正在刻意改變國際政治的新敘事模式，比如：高市早苗首相講話「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關係到日本的存亡危急……。」中國不提這是中日外交的沖突與矛盾，而是直接提高至「違背了『二戰』的勝利結局與秩序」。 台灣有事 世界有事 台海的安全與風險將給世界帶來重創與災難，幾乎是這次會議達成的共識。萊茵哈德表示：台海安全，關係到印太安全、太平洋的安全，關係到國際貿易的正常運行（德國政府的印太戰略，始終堅持這一觀點）。問題是中國在刻意改變台海、印太安全穩定局面，凸現了中國的野心，企圖改變台海、印太區域的政治、經貿、軍事等二戰以來的世界國際秩序。 新任台灣駐德國代表谷瑞生指出：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25年6月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排名全球第6，位居世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年報從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和基礎建設四大指標評估，台灣在「經濟表現」和「企業效能」方面有顯著提升。台灣本是和平祥和之地，但是這些年來台灣每天遭遇240萬次網絡攻擊，每年中國軍隊有4千多架次飛機、2千多艘軍艦入侵台海，襲擾、威脅與恫嚇台灣人民，破壞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與社會穩定。 台灣安全，維繫著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有同樣的表述：台灣海峽是全球重要的航運通道。如果台海局勢因暴力沖突而無法自由航行，全球許多地區的經濟繁榮將受到影響。他直接表態：「台海有事，就是德國有事。」意即台海若爆發沖突，德國的經濟利益也會受到重大影響，因此德國不能容許暴力改變台海現狀。 近年來，台灣的安危，成為整個歐洲傾心關注的重點與中心。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一再重申：「我們會阻止中國侵略台灣」。她還表示：歐盟「一貫呼籲台灣海峽實現和平與穩定，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尤其是使用武力。」 來自於日本、菲律賓、南韓、台灣、德國專家學者的共識與意見是一致的，表述了台灣有事，並非與己無關，而是關乎其切身國家利益，都會有事。 德國的意見：德國全年40%經貿走台海水路，台灣有事，德國的經濟利益首當其沖；日本專家表示：高市早苗首相已明確強調了「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關係到日本的危急存亡……」；菲律賓專家表示：原來菲並不重視台灣，現在必須重視台灣，政府已經在考慮，若台灣有事，菲律賓將接納多少台灣避難者；南韓專家表示：南北韓的特殊歷史背景，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一樣，所以台灣有事，一定波及到南韓，且美國一直在迫使南韓要有明確態度。 在會議的熱烈討論中，谷代表走向台前指出：這些國家中除了德國，都是印太周邊區域的國家，台海經貿水路是各國經濟的生命線。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管轄範圍包含台灣海峽，負責東海和太平洋方向，並承擔解決台灣問題的軍事任務。東部戰區下轄陸、海、空、火箭軍等部隊，頻繁在台灣周邊海空領域組織聯合演訓。尤為嚴重與危險的是，該戰區的火力刻意封鎖了台灣東部29海域，這恰恰是封鎖了印太、南海的咽喉，完全掐斷了世界各國的經貿水路，置世界經濟發展於死地。 台灣缺少德國歐盟的對台政策支撐 前台灣駐歐盟、比利時代表李淳表示：台灣投資歐盟僅3%，而投資美國97%，美國可以突破所有禁止，美國需要賺錢什麽都可以突破。而歐盟有太多繁複的規定，歐盟主要是受到「一中政策」的限制。 歐洲議會聯絡處主任Judit Hercegfalvi表示：歐盟沒有對台政策，但是有自己的態度與立場。第一已經有9個歐盟國家派遣軍艦穿越台海，宣示對台灣的支持；第二歐盟始終表達了支持台灣參加國際社會的各種組織與機構工作。 德國也沒有對台政策，這是一大缺陷與缺失。第四屆台德民間論壇會議，從會議程序與內容設置來看，包括：德國的台灣政策、台灣能源展望、台灣海上安全與區域穩定、台灣與德國的少數民族、德國與台灣的高科技合作、歐盟-台灣貿易合作、面對外部壓力和內部分歧台灣將走向何方等議題。會議融入著溝通與認知、尋找缺失與問題、促進與擴大合作等，凝聚著主辦方出謀劃策的良好願望。每一場討論，都呈現出群策群力、集思廣益，不乏對德國、歐盟的期望，表達了急人所急、幫台幫到底願望。會議明確指出：聲援與幫助，不能只停留在憐憫與同情、或者是道義支持上，而需要貨真價實的對台政策。 不少專家紛紛提出，可以設法突破與拓展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方面的深入合作。1、必須加強與台灣的經貿合作；2、關注台海的安全穩定，台灣被網絡攻擊等；3、加強科技學術交流（台灣的科技力量不容小覷），以提升與落實去「風險化」力度；4、德國還應該加強與印太地區國家的全方位合作，這會對台灣安全起到積極、有利與舒緩環境的作用；5、台灣本身要避免與中國的直接碰撞。 有無對台政策，關係到對台灣全方位的切實幫助。政策是政府為實現特定目標而制定的指導方針和行動準則，它包含指導原則和具體措施，可幫助指導決策、實現預期結果，並可以通過法律、法規、行政行為、規章制度等多種形式來體現。沒有政策支持，顯然對台的幫助與支持將會是力不從心。 保衛台灣真諦：反對戰爭維護和平 面對中共的狼子野心，從道義與良知出發，全世界人民都應該站在台灣一邊，保衛與捍衛台灣和平與民主。 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建言：台灣是正義一方，不需要憐憫與同情，絕不能將台灣送上烏克蘭的老路，反對與制止侵略是世界人民的心願，世界和平是人類共同的追求。歐盟、德國幫助台灣，要從根本上相助，以眾多國家的國際地位與實力，通過各種方法促成在聯合國的框架下，或者在歐洲民主陣營架構下（民主國家集團群）發起、督促與制約中國（大國），責任在大國，引導舉世目光焦距與監督中國的一言一行一舉，由中國首先伸出手來，主動與台灣溝通與商榷和平話題。和平的台海，和平的印太，是人類世界發展的祥和與福祉。 具體來說，應擴大認知層面的策略：將對方從「敵人」視作「對手」或「利益主體」，降低敵意、減少誤判；建立共同事實，使用公認數據、第三方專家或聯合參與（聯合國、歐盟等），避免各說各話所造成的誤解與沖突；安全感補償與同理陳述；及創造雙方都能接受的「台階」，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與決定。 又及，美國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公布，美國不支持高市早苗關於「台灣有事」的講話，這裡有了安全戰略依據，至少在川普任內不要寄希望於美國的幫助！ 我們與台灣人民共同勇闖風暴而重生，真是需要真誠、謀略、毅力與堅持，在極端的外部動蕩中，完成與台灣人民共同的洗禮與蛻變！

  田牧（德國） 10月22日，在巴黎洲際酒店-格蘭德（Hotel intercontinental Le Grand Hotel）舉行了「全球追思萬潤南先生——巴黎實體暨視頻連線追思紀念會」。 在世界各國朋友們的心目中，老萬是智者、導師、同仁與摯友，更是一個時代的英杰；老萬的精神、理念、風範與為人，在眾人心中被再次喚醒；老萬的離世，讓所有的朋友都陷入深深的不捨與思念；那熟悉的笑容、那和善的神情，卻已化作永恒的記憶。歲月可以帶走他的身影，卻帶不走那份真情與溫暖，老萬依然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老萬的朋友遍天下，在他的追思會上，與會者眾口一詞地稱道他的才華與為人，讚譽他的美德，稱頌他的人品。那份敬意與思念，匯成了深深的懷念之潮。這不僅是對老萬的追思，哀悼他的離去，更是喚醒記憶與延續他的自由精神與民主事業。 老萬是經濟改革的先行者 每個時代，英杰都有其不同的角色，他們的使命是歷史召喚與賦予的。變革時代，是思想與體制的碰撞。思想更新的速度，總是快於制度更替的步伐。思想來自個體覺醒，是「心」的運動，變化迅速；體制來自群體結構，是「權力與利益」的體系，變化緩慢。老萬就是這個時代產生的英杰，有遠見、有膽識，敢為天下先，敢於開創新局面。在上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年代，經濟領域率先自下而上發生突破。1984年老萬創辦了「四通公司」，引領時代風騷，成為開創中國IT領域民營企業的領軍人物。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和發展，對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重要意義，突破了時代的舊體制框架，刺激與帶動了經濟活力的釋放與發展。 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在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的嚴家祺，是這樣評價老萬的：「中國的專制政治堵塞了通往21世紀信息革命的大門」，「萬潤南走在歷史前面，是在中國第一個引進21世紀信息革命潮流的人。」 法國漢學家、作家瑪麗·侯芷明說：「萬潤南是中國的比爾·蓋茲。」 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于大海說：「1989年以前，老萬是成功的企業家，如果他當年對八九民運不聞不問，本來是可以飛黃騰達的。和許多有良知的中國人一樣，老萬挺身站了出來，並為此付出了沈重代價。」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張伯笠甚是佩服老萬，他說：「老萬是天才、成功企業家，當年四通公司的GDP已達10億人民幣。八九民運時，我們是『打架』的，老萬受岳父李昌的委托，是『拉架』的，最後被政府通緝，流亡海外。」 中國著名文學家、電視劇《河殤》總撰搞人蘇曉康說：「沒有八九民運這段歷史，老萬將是中國的『第一首富』。」 老萬點燃了時代的火種 嚴家祺道：「中國還沒有民主，『世紀精神』發生重大轉變，覺醒時代，需要思想家與革命者。」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道德追求，需要個體具備良知和責任感才能實現。 對中國人來說，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界關係的準則，它不是一種孤立的理念，是與當地的文化、倫理和宗教等現象相容相處，是社會實踐的總結和提升，同時又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體現。《周易·系辭下》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論述。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在挑戰中完善，在改革中發展。中國的八九民運是一次重大的覺醒與革命。 嚴家祺指出：「萬潤南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通過海外民主運動推進中國民主。」老萬以自身的信念、行動與精神，用生命的熱與光，點燃了時代的火種，照亮了後來者的道路。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指出：「萬潤南先生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與我們同在。正如他自己在墓碑上所寫的，推進第五個現代化，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現在的中國，在中共幾十年毒化教育下，沒有道德沒有人性冷酷無情，而且已經擴散到了全球的華人社會。在這個正在崩塌的環境下，仍然有一批為了理想而奮鬥的人，在維護著中國的良心。老萬就是這群人之一，是中國的希望。」 于大海說：「1993年7月華盛頓會議失敗，海外民運逐漸形成了民陣、民聯和徐朱的民聯陣三足鼎立的新局面。在這整個過程中，老萬仍然一直以大局為重，不去攻擊徐朱，也不回應他們的攻擊，表現得非常有風度。幾年以後，徐邦泰因為一個貪汙案落荒逃跑，再也不見蹤影了。再過了幾年，朱嘉明表示要重新認識八九民運，拒絕再譴責『六四屠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流亡後的三十多年裡，老萬一直在推動中國的民主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真金不怕烈火煉。老萬的言行證明，他正是一塊不怕烈火煉的真金。」 香港國情專家、香港政黨人民力量前副主席、政治組織前線召集人甄燊港特別提到：「六四後，萬潤南、嚴家祺、吾爾開希、王丹的名字，在香港如雷貫耳，香港人支持中國的民主事業。六四事件屆滿周年前夕，由歐、亞、美3大洲18個新聞單位共同籌辦的廣播船『民主女神號』，船頭有白色的女神雕塑，目的是向中國大陸廣播自由之聲。我在香港建立了『民主女神號』後援會，嚴家祺先生給我們題辭『民主是良知的事業』。萬潤南先生原本可以繼續經營他的IT領域民營企業，但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良知事業，這就是萬先生的偉大之處。萬先生去世了，我們香港人一定會堅持中國的民主事業。這幾天中共召開四中全會，我們可以仿徨，但不會氣餒，不會放棄，我們深信萬先生堅持自由、光明的民主事業一定會實現。 老萬是「人民共和」的典範 民主中國需要領袖人物。老萬具備這樣的基本素養：人格品質、思想境界、能力修養、道德操守、文化底蘊，他對理想、信仰、使命認同而執著，在困境與壓力下堅守原則，不隨波逐流，具有責任擔當。老萬具有溝通與凝聚力，善於傾聽、理解並激發他人的潛能，團結各方力量，形成共識。 張伯笠讚譽道：「這三十余年來，老萬始終堅守信念，不改初衷，從來不責備學生 。」他還說：「倘若老萬從政，他比當今中國政府所有的總理水平還要高。」 嚴家祺說：「中國近代歷史與法國和西歐有許多相似性，法國有第一共和到第五共和，辛亥革命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中國的第一共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國，有共和之名，無共和之實。中國也會有第三、第四、第五共和。」 八九學運領袖、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恒青說：「萬學長面對席捲北京高校的學生運動，他選擇站在學生一邊，站在獨裁者的對立面。北京很多高校收到四通公司的捐款、通訊設備和印刷設備，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廣播站也收到了四通捐贈的廣播器材等等。四通的員工、高管有很多捲入了運動，包括萬學長自己。」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秘書長黃慈萍盛讚道：「萬潤南是典型的江南才子，樣樣都會，據説還曾任跳舞隊隊長。他無師自通，即便是複雜的科技尖端和政治問題，他都會以我聽著特別親切的南方口音娓娓道來。他才華出衆，在每一個行業都能領先。而最重要的，是在錯綜複雜的社會尤其是民運圈內，他是一股清流，保持獨立，又避免無聊的紛爭。」 真正的「人民共和」，必須接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聽取不同聲音，反對的聲音，廣泛地採納和任用社會各界精英和專才，是一種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政治的和平相處、共存和制約，通過內在規律的和諧，達到社會政治生態的平衡。 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異議文人，反對派文人是社會進步、社會穩定的安全閥，是人類進步發展的財富和寶貝。共產黨政府將這些人士、英才，趕出國門，置於冷板凳，甚至投入大獄，將當代的商鞅、王安石們一個個趕出了政治體制擂台。 老萬是中國民運的旗幟 嚴家祺說：「老萬是民陣的旗幟」。三十餘年來，老萬不忘初心、堅定不移，引領人心，成為民陣團隊的燈塔。真正的領袖人物，他的魅力來自於堅定信念、人格力量與藝術智慧。老萬的威望，不是權威的「威」，而是人格的「望」。 八九學運領袖、台灣立法院人權委員會秘書長吾爾開希談到：「我與老萬的認識是在一九八九年，學運的熱潮之中，帶著我去跟北京中關村四通公司與傳奇的萬潤南總裁相會的是另一位我將永遠思念的好友與老師劉曉波。記得那次見面，老萬表達了對我們這些學生一肩挑起歷史發展責任的敬意，表達了四通公司全體對我們的支持，但也沒忘記提醒我，社會角色分工不同，我們各自承擔的任務也會不同。老萬對我們這些年紀輕輕的大學生們表達了衷心的期待，也給出不少有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即使在當時八九年五月份的那種激情熱潮以及來自全世界的熱火朝天的氣氛中，他的一番略顯過於冷靜的意見，也在他誠摯的表達中，讓我感受到儼如來自兄長關懷般的溫暖與睿智。」 八九學運領袖、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峰鎖回憶道：「八九學運時，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等非法宣布戒嚴，當時學生們通過聯絡四通公司的萬潤南，推動了不起的「和平運動」，四通的法律顧問曹思源發起召開緊急「人大會議」，以罷免李鵬總理，來解決當時的憲政危機，而且當時的人大常委超過半數支持行使這一程序，這是開啟憲政的最佳時機。可鄧小平的回答是：軍隊進城之前，不會召開任何會議。鄧是一心想用武力屠殺與鎮壓。倘若當時成功召開「人大會議」，中國完全可以步入民主和平轉型；再則，當時清華學生推動撤出天安門廣場，這背後主要是清華學生與四通公司員工緊密聯絡的結果。這段歷史非常重要，而其中的主要運作人應該是四通公司的萬潤南。」 國際筆會緊急基金會理事、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回憶道：「認識萬潤南已經30多年了。最早是1989/90之交在台灣的一次聚會上見到他，那時他的聲望如日中天，是眾星捧月的人物。由於他比較沈默，不茍言笑，我誤認為他有點傲慢。 1990年9月民陣在舊金山舉行二大，那時有一幫『反萬派』，在會上對他百般刁難，批評誹謗，很多都是沒有真憑實據的詆毀，老萬面帶微笑，不做任何反駁或自辯，想來因為他身為第一屆秘書長，民陣工作上的許多失誤，如果他不擔下來，矛頭就會指向主席嚴家祺，他這種有勇氣、有胸襟、有擔當的氣度折服了我和眾人，他成功地當選為第二屆的主席。在往後的九十年代，我多次經歷了同樣的情景，更加確認他是個智勇兼備，處處與人為善的厚道之人。從此接近他的人都親切地稱他為『老萬』。」 對筆者來說，老萬凝聚人心的領導力令我深信不疑，對此我是深有感觸的。九十年代初，老萬來我家訪問，與我深入淺出的交談後，鼓勵我積極參與民運工作。 93年秋在德國民陣的特別會議上，齊墨通知我，老萬推薦我進入德國分部理事會。93年底墨爾本民聯六大，齊墨遠洋電話通知我：我已被選入民聯總部任歐洲唯一的總部理事，我當即表示不接受。齊墨說：已經登報公布了，是老萬推薦的，是民陣支援民聯的力量。稍後老萬、吳方城一一來電解釋與說明。墨爾本會議結束，吳方城赴歐洲來我家與我溝通和交流，其中還談到了對老萬人格魅力的佩服。96年，民聯在肯塔基舉行第七屆會議，會前老萬和吳方城都發來了傳真，讓我務必參加這次會議，在通電話時，他們倆明確說希望我出任民聯副主席。當時我剛接手一家餐館，實在不敢接任。後來老萬來我餐館與我長談，談話目的是給我兩年時間，待餐館生意穩定後再歸隊……。 老萬留下的政治遺產 政治遺產，不是碑上的文字，也不是功績的數字，而是留在人民心中的信念，是一種精神，一種方向，一種持續照耀後世的光芒。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奎德說：「老萬的去世，將給歷史留下一政治事件、也是經濟事件，老萬創建四通公司，開創了中共政體下的民營企業，創立了中國式IT領域的民營企業；老萬是八九民運後民主中國陣線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還是毛時代的領袖家屬，有人稱老萬為『駙馬爺』。他的一生，留給世人堅定的民主信念與思想、風格與精神影響。」 民主中國陣線前監事會主席蔡崇國說：「老萬是中共體制最害怕的人物，因為老萬善於制定長遠戰略目標，而非只關注眼前現況，有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心。創建民陣的目的：將抗議運動、道德譴責訴求，上升為樹立政治目標的宗旨，建立組織運作與集體行動，帶動全社會的思想體制的改革，或者是革命。變民間百姓的訴求為社會公民的政治運動，這就是老萬的具有洞察時代趨勢的能力，在複雜局勢中把握方向。」 面對三十餘年的中國民運，可能是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有朋友認為老萬在這一板塊是失敗的。筆者有不同觀點與看法，說三點： 1、我們生活在西方民主國家半世人生，懂得一個簡單的道理：一個健康的政府需要監督與制約，民主國家這樣的監督與制約來自於議會、反對黨、新聞媒體與民間社團等，但中國共產黨黨委是建在人大、各民主黨派、媒體與社團之上的，即沒有這樣的監督與制約。海外民運社團是唯一監督與制約政治組織，不可或缺。 2、三十餘年來，海外民運的存在，始終發揮著反對與制約中共 集團的作用。「八九民運」之前，中國憲法沒有人權意識與概念一說，海外民運在最初十餘年，在與西方民主力量共同努力和推動下，胡溫執政時期，中國首次提出「人權」原則，並寫入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在營救與聲援國內民主人士方面，海外民運數十年來不斷的在做營救工作，發動過無數次的呼籲簽名，示威抗議，拜訪各國政府遞交陳情書。從魏京生、王軍濤、王丹、王策、秦永敏、劉曉波、劉霞、胡佳、高智晟、維色，到王炳章、郭飛雄、伊力哈木等，幾乎所有知名的落難異議者，中國海外民運都曾竭力地為他們在國際上發聲，組織營救。 3、中國海外民運處在國際政治的大環境中。八九民運以來，我們所遇到的國際大環境：西方國家希望與中共在經濟上緊密合作，共同發展。美國克林頓總統時期允許中國加入世貿，德國默克爾執政時期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經貿務實，人權務虛」。傳統的來說，民主國家促進中國民主化：一是「和平演變」模式，即在與中國的經濟合作與發展中，通過中國的中產階級壯大，及人民民主參政意識的提高，通過非暴力方式，從威權體制或其他非民主政體過渡到民主制度的過程。這種模式強調通過談判、制度改革、社會共識和漸進式變革來實現政治轉型，避免大規模暴力沖突或社會動蕩。比如：波蘭、韓國、南非、台灣等模式。現在看來這條途徑被中共堵死了。二是「中央集權舊體制的解體」模式，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多重危機下，通過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瓦解中央政權的方式，最終導致國家分裂與解體。成功案例有前蘇聯崩潰與解體，前南斯拉夫的解體與分裂等模式。這一模式同樣成為「解體中共」的策略與方案，即從政策、政治、經費、國際關係等方面，全方位幫助與支持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獨立運動，這就是國際政治大環境的影響。這與孫中山、毛澤東時期鬧革命，分別得到日本和前蘇聯的支持與幫助大相徑庭。而這幾十年來，中國海外民運顯然被西方民主國家冷遇、或者說疏忽了。 成功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過程。誠如嚴家祺指出：「……中國也會有第三、第四、第五共和。」這就是過程。 老萬的朋友遍天下 蘇曉康說：「老萬走了，我沒想到他的人緣這麽好。」 民陣總部召集人王國興說：「老萬在其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朋友，每個朋友的心中都有一個不同的老萬。」當一些朋友回憶老萬時，情不自禁、不由自主表達了自己與老萬關係最親近。王國興說：「老萬總讓人覺得在老萬眾多朋友中，自已同老萬關係是最近的。這就是老萬的高明之處。」 其實，這源於老萬人格魅力，智慧靈動。老萬是民運圈的智者前輩，他的身上總是閃耀著一種睿智、親善與魅力的光環，他虛懷若谷、與人為善、敢於擔當。老萬與人談話時總是娓娓道來，話語中不乏閃光的真知灼見。特別可貴的是，他總能在交流時給對方留下空間，令這樣的溝通充滿活力。老萬的威信源自德與才，凝聚力源自善與情。 有詩云：「流水高山心自知」，即：如流水與高山那般的知音之情、志趣之契、信念之堅，不需多言，唯心自知。是人與人之間的知己之情，也是人與自我、人與天地之間的共鳴。誰不會被這樣的共情所感動和吸引？ 要說筆者與老萬的關係，也是為他的德才善情所傾倒。其實人的關係往往不是受命令制約，而是受情誼與信任牽引。2008年我參加洛杉磯民運大會，老萬得知後，讓我去舊金山看望他。2014年老萬回到了巴黎，要我去見他，當時我與王策一起去拜訪了他。這些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絡、交往與合作。創建歐洲之聲網絡媒體後，老萬、廖天琪和我斷斷續續作了三年「閑話三人行」專欄節目，在台灣的銳傳媒，美國的Yahoo、Yam，及歐洲之聲刊載，贏得了不少好評。 永遠的懷念與傳承 台灣駐歐盟、比利時代表處謝志偉大使傳來書面稿，他寫道：「我們能告慰他在天之靈的最大境界就是以行動告訴他『潤南兄、前輩，您已前仆，吾當後繼！』潤南兄曾創『四通』公司，四通橋為四通公司所捐贈，『萬四通』諒必隱指『萬事通』，潤南兄的人格行誼代表的正是一座四通八達的大橋，落落大方地𠄘擔重任以幫助人們跨過橋下的惡水，正是『萬事若善上若水，千夫所指無疾終。眾志成城中流柱，心有靈犀無師通。』 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英國中國觀察協會理事長王冠儒的發言：「在這個網絡全球連線的追思會上，我們不僅是在緬懷一位逝者，更是在致敬一種精神：敢為人先、追求正義、為了更大的理想而堅守。萬先生的一生，是中國改革開放、民運探索、海外聲音凝聚的一個縮影。……從他身上，我們學到：時代呼喚責任，社會期待行動。」 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顧問黃華說道：「萬潤南先生的一生，是一段中國知識分子從理想到流亡、從風華到孤旅的見證。他出身名校，投身科技與企業，是那個時代改革的象征。然而，當國家的命運滑向專制與壓抑，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選擇了說真話——哪怕代價是自由、故土與安寧。……讓我們以沈默致敬，也以行動紀念。願先生安息於自由的土地，願他生前渴望的那片自由天空，終有一日照耀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從字面來說，桃樹、李樹雖然不會說話，但因為它們的花朵美麗、果實可口，吸引人們紛紛前來采摘，自然就在樹下踩出了一條小路。意即：一個人只要真誠篤實、品德高尚，就自然能獲得人們的敬仰和信賴，不需要刻意張揚。 老萬雖然離去，但他的美德、他的信念、他的教誨，將在世人心裏種下種子，就會發芽生長，他的精神將永遠傳承下去。  

  10月13日，中國民運領袖萬潤南先生因病逝世。萬潤南先生在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在八九民運中，在八九民運以後的中國海外民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中旗幟性人物。 萬潤南先生此生多姿多彩，擁有多個身份，每個身份也都非常的精彩，既是曾經富甲一方的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民營企業家，也曾積極投入八九年的中國民主運動，為此付出慘重代價，包括流亡海外，同時也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重要領袖與活動家。創立四通，雖然取得了非常傲人的商業成功，但萬潤南先生投入的是改革事業，比起商業的成功，他更在意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將四通註冊為京郊農村的鄉鎮企業，他有名言：「起點要低，你自己趴得很低，別人也就無從打倒你了。」八九民運期間他鼓勵公司同仁積極參加，也以公司名義作出很多捐助，但從不搶風頭，不搶主導權，也曾說出名言，社會不同身份角色要精誠合作，「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海外民運陷入低潮，他又提出堅持的重要性，鼓舞民運組織「隊伍不散、旗幟不倒，壓力不停」，「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萬潤南先生是中國走向民主，走向全面現代文明道路上的一位堅定勇敢同時智慧的實踐家、先行者，必將得到世人永遠的懷念！ 作為萬潤南先生的朋友和同道，我們發起在10月22日14:00-17:00（巴黎、柏林时间）舉辦全球實體暨視頻連線網絡上的追思會，以表達我們對萬潤南先生的哀思。 萬潤南先生追思會地址：巴黎洲際酒店-格蘭德（Hotel Intercontinental Le Grand Hotel，Salon Lully, 2 Rue Scribe 75009 Paris。 追思會歡迎世界各地萬潤南先生的朋友和景仰者參加，Youtube直播網址: https://youtube.com/live/T3kzGEWQcMw?feature=share 我們也呼籲萬潤南先生的親朋好友踴躍參與緬懷活動，若需要申請發言者，請聯系我們，我們會安排到會議議程中，並提供ZOOM視頻鏈接。 說明：有朋友希望獻花圈輓聯，我們也在巴黎中國人的花圈店預定了4個鮮花花圈（250歐元/個），但是巴黎洲際酒店會議廳不允許攜帶進入，我們又退訂了。輓聯追思會作投影處理，在報道中記錄呈現。 追思紀念會發起人：嚴家祺、廖天琪、吾爾開希、王丹、魏京生、胡平、王軍濤 主辦組織：歐洲之聲、法國中國團結協會 組織與籌備：廖天琪、黃慈萍、瑪麗•侯芷明、王國興、黃華、姜福禎、潘永忠 參加全球追思萬潤南先生活動聯署： 嚴家祺、廖天琪、吾爾開希、王丹、魏京生、胡平、謝志偉、蘇曉康、王軍濤、王超華、黃慈萍、李恒青、瑪麗•侯芷明、王國興、黃華、張伯笠、姜福禎、陳立群、陳奎德、高臯、王冠儒、席海明、劉剛、蔡崇國、甄燊港、秦晉、盛雪、張艾枚、吳笙、馬建、張裕、金鐘、張倫、王潤生、宋書元、梁友燦、王進忠、相林、高健、陳維健、劉偉民、蔣玉山、Thomas Hao、耿鳳、王維洛、潘永忠、諶彬、莫麗華、邵宗懿、高源、吳江、李秋、陳艷、林東綺、王珙、羅偉、蘭占生、顧建民、王守峰、刁成舉、艾迪生、張建興、周鋒鎖、儲海藍、劉念春、王有才、周舵、朱虞夫、莫逢傑、呂洪來、呂易、遇羅文、傅申奇、陳明、孫立勇、寧先華、劉鳳鋼、周凱、胡福慶、胡俊雄、陳涵濤、曹晗、明歌、陳䁱、劉泰、趙發光、陳建良、孫玨、王麗莉、澎詠言、趙西鈴、劉陽、安子、木瑞、陳舂野、王中天、李海寧、陳海雲、劉路、李林、朱學淵、吳稱謀、付申平、錢愛玲、蘇姍、顏荔、鄔勇、韓榮利、岳三、邢松林、張冠元 ……（可繼續聯署）。 聯絡人： 黃慈萍：HCP0411WJS@aol.com 潘永忠：tianmu2050@googlemail.com 文告起草人：吾爾開希、王丹、胡平

    田牧（德國） 文學，在社會歷史演進過程中，其內容、形式與創作受到時代條件與環境制約，中國古代劉勰《文心雕龍》提出「時序」概念，強調文學與時代關聯。中國「文革」結束，筆者尚不滿20歲，第一次觸及「傷痕文學」，浸透着當年悲慘殘酷、罪孽深重的烙印。當下的動蕩世界，文學同樣遭遇到了煉獄般的煎熬，在91屆國際筆會上，全球作家的代表，再次直面文學遭逢多層次碰撞，即動蕩時代中的文學思考。根據會議提出和討論社會現象與文學的關系，筆者進行了整理與歸納，供讀者參考與商榷。 文學與戰爭 俄烏戰爭成為歐洲、甚至全球的主要話題，作家會議自然直接面對文學與戰爭討論。9月3日，在克拉科夫文學館舉行戰爭中的文學作用與地位討論。 當主持人提問：戰爭中，人們希望知道數據、信息，文學似乎顯得蒼白無力，是否這樣？ 烏克蘭筆會會長弗拉基米爾·葉爾莫連科（Volodymyr Yermolenko）回答：紀實詩歌，是描述戰爭中發生的屠殺、流血、死亡，用文學來敘述與記錄，確實是無情而現實，但戰爭的悲劇形成文字和傳播，我認為可以舒緩人們的懦弱與膽怯情緒，舍棄同情與憐憫乞求，甚至可以轉換情緒，喚醒麻木，激發豪情，成為一種精神武器。戰爭期間，文學起到了安慰人心發揮了作用。文學幫助和鼓舞人們對存活提高信心，克服戰爭帶來的痛苦、悲情與失望，振奮抵抗戰爭的意志，從精神文化上堅定意志。 我們還會將詩人派往前線，給士兵朗誦詩歌，不僅如此，詩人也有參軍留在前線，與士兵一起作戰，激烈的戰爭中，面對險惡環境，生死一線，詩歌能舒緩精神的緊繃，這就是戰爭中文學的作用。 格魯吉亞筆會會長娜塔莎·盧默莉（Natasha Lomouri）指出：1993年、2008年，俄羅斯侵略格魯吉亞，我們同樣經曆了這一過程，文字確實發揮了作用。作家雖來自普通百姓，卻是一批思想者、文化人，從俄羅斯侵略的痛苦與經曆中，催化了紀實性散文，鼓舞了百姓，激勵了戰士，并轉換成一種精神力量。 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是波蘭曆史學家，散文作家，前異見人士，有「反對派運動設計者」、「當代思想家」之稱，是波蘭最大報紙《選舉報》的現任主編。 2011年2月，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等代表前往波蘭訪問，受到1989年後波蘭第一位民選總統華勒沙的接見，她也拜會了米奇尼克和一眾波蘭文學界曾參與「團結工會」爭抗運動的作家們。當廖天琪向他提醒這一舊事時，他即刻微笑説，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米奇尼克說道：討論戰爭文化，還得看到一個客觀現象：普京是戰爭販子，是摧毀者，他的獨裁統治，注重武器與屠戮取代俄羅斯文學，摧毀了文化與精神，不能忽視了這一面。而另一面，文學不僅是記錄了真實，描述了殘酷，體現了各種意志、精神與文化層面的東西，同時，要看到獨裁統治者始終綁架了愛國主義，藐視人類的和平生活與環境，戰爭是不可取的。描寫戰爭真實，不能僅敘述敵人的殘暴與血腥，還要描寫我們的軟弱、無助與恐懼，這才是面對戰爭客觀態度。 「普京化」的延伸與擴張 亞當·米奇尼克還談了一個觀點：俄羅斯文學中的普希金詩歌，是反對和歧視烏克蘭的，所以俄羅斯侵略本身，也是來之於俄羅斯文學與文化。在波蘭的曆史上，爆發了無數戰爭，入侵、亡國等，波蘭人非常勇敢，我們的歷史經歷，使得我們格外愛好和平，珍惜和平。 葉爾莫連科說道：俄羅斯侵略格魯吉亞、烏克蘭，沒有正義與道理，是純粹的占領與擴張，普京想恢復前蘇聯紅色帝國，我們必須往深處考慮這場戰爭，應當可以推論：如果烏克蘭失敗與投降，就代表下一個受害者是波羅地海三小國，甚至整個歐洲都有風險。人的生存與死亡，原本神秘莫測，戰爭中，生與死成了現實，是眼前的瞬間，是由戰爭制造者、是由權力決定的，普世的生命與尊嚴，精神與道德的價值，蕩然無存、煙消云散。 米奇尼克指出：以巴今天的戰爭，也變得復雜化了，而美國川普總統對待戰爭的態度，可說是文化毒藥。普京主導了當下俄烏戰爭，主導了威脅歐洲和平環境，正在形成新一波世界性的「普京化」。 這些現實討論，結合北京「9•3閱兵」的思考，廖天琪指出：北京的「9•3閱兵」，正在向全世界展示習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正在形成緊密聯盟，世人必須對此有個清晰的認識與判斷。從現實政治來看，中俄朝三國在反西方文化認同，在對抗美歐西方的共同戰略，搆建了一個共同的「西方敵人」形象，批判西方「霸權」與「虛偽民主」是相同的。比如：中國長期強調「美式民主失敗」、「西方價值崩塌」，俄羅斯以俄羅斯民族主義對抗「墮落的西方」，朝鮮一貫教育民眾「帝國主義者」是民族的最大威脅等。這搆成了一種文化上的共同立場與宣傳策略。在價值體系上，這三國的政治文化都強調國家主權、秩序穩定、國家利益高於個人自由，這一點在社會文化、文學作品、影視宣傳中多有體現。時下這個政治軍事聯盟，正向亞太、台海、南海進行軍事延伸與擴張，這必須令全球警覺與重視。這是現實存在的「普京化」。 民主體制下文化的異化現象 民主制度下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平等、參與、法治。在民主制度運行過程中， 文化亦有演變、扭曲或異化現象。 川普總統再次執政以來朝三暮四、單方面強調美國利益的做法，歐亞國家因而都發生了對川普分化國際秩序的批評，這於長期認同的美歐一體化聯盟與戰略背道而馳，歐洲媒體、學者，將歐洲近年來某些政治極端化現象與川普總統的風格和政策進行比較及批評。人們意識到歐洲政治中出現越來越多類似「川普式」風格或價值觀的現象，比如：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反全球化、反移民，敵視媒體、反「建制派」，煽動社會撕裂，破壞制度性約束等。 川普政策嚴重制約了美國新聞界、文化界，在學界、媒體與文化圈中引起了廣泛討論、批評和反抗。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因應這種現象，提出一個決議案，強烈譴責美國日益升級的對言論自由的侵犯。 決議擔憂：美國聯邦政府的各項職能已經越權並濫用，壓制川普政府不喜歡的言論，并將其支持的觀點強加於人。政府正將矛頭指向文化、媒體和教育領域，對言論自由施加廣泛的壓制。 決議指出：當下政府對書籍禁令迅速升級；通過法律來規范和壓制中小學、學院和大學的教育；政府試圖對美國歷史的既有詮釋進行干預；將集會結社等抗議權利進行壓制；利益集團倡導審查的意願日益增強。作家、記者、學者、教育工作者、學生、藝朮家和文化創造者正處於這場來自政府的壓制的最前線。 婦女作家委員會提出支持LGBTQ的議案，獲得全場一致的認同，美國筆會女會長說，自己就是川普打壓歧視這種「異類」的受害者，愛爾蘭筆會代表甚至聲淚俱下地訴說個人遭受歧視的經驗，會場一時極爲震驚，給兩位女性報以鼓勵和支持的掌聲，這個決議案得到一致的通過。 總之，參加第91屆國際筆會年會，來自數十個國家的兩百多位作家們，對於當下受到戰爭、暴力衝擊的時局、顛沛流離的加沙難民、氣候變化造成的環境危機等等，不僅表達關切和焦慮，更提出對這些災難製造者的強烈譴責和建設性意見，大家進行腦力激盪，交換不同的視角和資訊，幾天下來，的確獲益良多，特別是幾個「決議案」，幾經辯論和修正，在大會通過後，將公諸國際輿論界，並分別提交給有關的機構，或可促成一定程度的良性改變。            

  選擇克拉科夫作為本屆國際筆會的會址 9月2-5日，91屆國際筆會在波蘭克拉科夫（Krakow）城市舉行，這是波蘭第二大城市、小波蘭省的省會，約80萬居民。 為什么是這樣的選擇？ 依筆者揣測，理由之一是：克拉科夫歷史文化積澱深厚，建城可追溯到7世紀，最早的書面記載於公元965年，自1038年起成為波蘭首都，是波蘭國王的加冕城市，1596年遷都華沙，傳統來說，該城市一直是波蘭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該老城擁有約 6000 處歷史遺跡，丰富多樣的歷史建築，出自於文藝復興時期、巴洛克式和哥特式等不同時代建築，其宮殿、教堂、劇院和豪宅等，展示了的色彩、建築細節、彩色玻璃、繪畫、雕塑等。這些景點吸引著世界各地源源不斷的游客。1978年，克拉科夫老城以「克拉科夫歷史中心」名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國際筆會年會選擇該城市，借助於東歐文化的沉澱與傳承，這正是國際筆會的傳承、批判、追求與繼往開來的主旨。 理由之二是：晚上在基約夫電影院舉行的會議開幕式上，加拿大著名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一段視頻演講，她說：波蘭的歷史上經歷了侵占、滅國、重建，再次亡國，直到百年前再次立國等歷史滄桑與痛苦，她的文化傳承與弘揚建立在悲慘國運的基礎上，表現為不屈民族的精神。 理由之三是：瑪格麗特還強調道：對人類歷史來說，文字是人類繼承與發展的基石與運河，雖說是一種手無寸鐵的孤獨，但專制極權統治者懼怕文字，他們禁書、焚書、屠戮作家，證明了文字的力量，證明了統治者膽怯與畏懼。這真是驗證了顛撲不破的真諦：作家不滅，文字不死，公平與正義不敗。波蘭的一而再、再而三崛起，真是文字的力量，使一個民族不屈不撓的延伸與發展。 以飢餓為手段迫害人類 第一天，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舉行了專題會議，關於加薩、約旦河西岸和其他受影響地區的嚴峻局勢，關於「2024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言論自由」的決議草案的討論。 研討會請了亞歷山大·朗玆·德瓦爾（Alexander William Lowndes de Waal）教授作為主題演講人，他是一位人類學家，也是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世界和平基金會的執行主任。他是飢荒研究的權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以研究員和實踐者的身份研究非洲之角。他一直被譽為：100位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知識分子之一、「勇敢的思想家」，并於2024年獲得皇家人類學研究所赫胥黎獎。 舉世矚目以色列在中東除了槍炮炸彈的戰爭之外，尤為嚴酷的是用飢餓手段，對加沙百姓封鎖食品與飲料，同樣作為殘酷的死亡與滅族。 教授指出：這不是內塔尼亞胡的新發明，希特勒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是這樣，斯大林、毛澤東的勞改營也使用這一手段，英國殖民印度的1943年同樣爆發大飢荒，這些均是飢餓鎮壓的鼻祖。人們討論以色列對加沙百姓釆取飢餓滅族手段，必須與那些法西斯專制獨裁等量齊觀、相提并論。 警示中國制造的全球風險 與會代表廖天琪發言道：整個世界一方面焦距以巴戰爭與俄烏戰爭，另一方面又被眼下全球焦距於天津、北京，9月1日的天津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及9月3日的「9•3閱兵」所吸引與迷惑。殊不知中國才是極權專制國家的領頭財狼，中國是台海危機與風險的制造者，是日本、韓國、菲律賓等亞洲區域安全的隱患，我知道越南、緬甸、老撾、尼泊爾等小國都不太平、不穩定，罪魁禍首是中國。 眾所周知，這些年台灣始終處在中國的軍機軍艦窺視與侵擾之下，台灣人民、台灣民主制度成為中國軍事霸凌與欺辱之下，台海區域衝突一觸即發。中國欺辱與鎮壓香港民主制度，空降北京「國安法」替代一國兩制與50年香港體制不變的承諾。中國對內，同樣是幾十年來，始終採取種族迫害，文化滅絕的政策，西藏問題、維吾爾問題、南蒙古問題，以及宗教信仰問題、凌辱弱勢群體、迫害與打壓異議人士等人權危機等，觸目驚心、比比皆是。 我希望告訴世人，我們反對與批判俄羅斯、以色列，千萬不能忽視了中國給世界帶來的危機與風險，這也是作家文人未來治理人類社會重中之重的關鍵問題，讓我們團結起來，共同支持與聲援台灣、香港、西藏、維吾爾與南蒙古等公平與正義訴求。 救援空椅子上的作家 人類已步入現代文明，但記者、作家仍然成為一種風險職業。墨西哥代表揭露：墨西哥是當記者最危險的地方，差不多95%的記者都受到明里暗里威脅與恐嚇。波士尼亞代表指出：前南斯拉夫解體前后發生的區域戰爭，成了作家禁忌寫作的命題，危險隱憂始終籠罩在前南斯拉夫地域的上空。 國際筆會第一天各委員會會議上，兩位作家成為主席台空椅子上的英雄作家。 阿曼紐爾·阿斯拉特（Amanuel Asrat），是非洲小國厄立特里亞（State of Eritrea）的詩人和記者，自 2001 年以來一直被單獨監禁，他唯一的「罪行」是使用文學挑戰壓迫，他與同仁共同創辦了厄立特里亞領先的文學報紙，并在全國各地振興了詩歌。為此屢獲各種殊榮，他是世界上被監禁時間最長的作家之一，他的命運，對這個世界來說，仍然仍然被所謂的「罪行」所困，他的生死與未來處於茫然未知。此次的國際筆會惇促厄立特里亞政府立即釋放阿斯拉特和他的同事們。 桂民海，是瑞典籍作家、詩人和出版商，是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因為出版書籍遭遇了中國政府非法綁架，并踐踏了民主社會的基本人權——寫作與出版自由，桂民海獲重罪入獄，自2015年至今身陷囹圄。國際社會與瑞典政府長期堅持救援工作，2019年11月，瑞典國際筆會向桂民海頒發圖霍夫斯基文學獎項，以表彰遭受迫害、威脅或流亡的作家，獎金150000瑞典克朗。筆者與阿海是朋友，有不少寫作與出版的合作。本屆國際筆會特別重視桂民海冤案，惇促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桂民海。 關於獄中作家的拯救行動 作家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文字的力量，一方面能突破統治者嚴密封鎖的縫隙，無孔不入，展示了正義與公平，國際筆會經歷了百年風云，其歷程、其輝煌，日月可表、天地可鑒；而另一方面又使得極權統治者既懼怕又恨之入骨，便釆取鎮壓手段，這樣的案例異常嚴重。 本屆年會的獄委討論會，提出了《國際筆會2025年案例清單》，其中作家遭遇迫害，成為人類社會的重災區，2024年全球共報告了138起作家遭受騷擾、逮捕、暴力甚至死亡的案例。2024/2025年案例清單中，作家遭受攻擊最多的地區是美洲（32%）、歐洲和中亞（28%）、亞太地區（15%）、中東和北非（14%）和非洲（11%）。國際筆會緊急基金撥款87筆，金額最大的一筆（比2023年增長17%）用於幫助試圖逃離加薩戰火的巴勒斯坦作家（13人），以及阿富汗（11人）和緬甸（9人）幾乎完全壓制言論自由的地區。這些情況在討論如何釆取行動救援國際筆會的獄中作家們，廖天琪建議：應該首先從獄中作家的家屬親人、孩子入手，讓他們出國去向國際社會請願。比如：王炳章、依力哈木、桂民海三人的女兒，在國際社會與相關國家請願，效果極好。這個建議獲得與會者一致認可。 參加91屆國際筆會年會，獨立中文筆會代表有廖天琪、盛雪、潘永忠，中華民國筆會的代表是廖咸浩、王浩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