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 廖天琪（德國） 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對李卓仁、鄒幸彤、何俊仁等人涉及的案件作出裁決。據報道，李卓仁、鄒幸彤被裁定罪名成立，何俊仁則已於今年1月認罪。法院將於8月28日繼續進行相關審訊及求情程序。 對許多人而言，李卓仁、鄒幸彤、何俊仁並不是陌生的名字。無論從人性還是道義的角度，他們長期以來所堅持和承擔的事情，都值得我們認真面對和評價。 歐洲之聲主編當年在香港曾遭入境處羈留並面臨遣返德國，在那段難堪的經歷中，曾得到何俊仁等人的幫助與援手。多年來，我們也曾在瑞士聯合國人權會議、獨立中文筆會在香港舉行的年會等場合與這些朋友相聚。2019年之前，我們還數度與他們一起參加數十萬香港人的和平示威活動。 這些共同經歷，使我們對他們的認識並不只是來自新聞報道，而是來自長期的接觸、觀察與交往。 何俊仁：多年堅持為人權發聲 2010-2019年之間，獨立中文筆會數度在香港舉辦年會和文學會議，鄒幸彤是筆會成員，曾經協助辦理會務。何俊仁律師也經常作為特邀來賓，參加會議。2019年的年會上，何俊仁獲授「劉曉波紀念獎」。 十多年來，何俊仁一直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並長期為遭受政治迫害的異議人士提供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幫助。許多大陸朋友曾得到他的援手。他也曾多年參與組織和平示威和公共活動，為劉曉波等人的處境發聲，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也曾和我們一道赴奧斯陸參加「空椅子」的頒獎典禮。 對於這些努力，我們始終心懷敬意。一個社會真正的文明程度，不僅體現在它如何對待成功者，也體現在它如何對待那些與主流意見不同、甚至因此付出個人代價的人。 以人性與道義看待司法審判 香港高等法院對李卓仁、鄒幸彤、何俊仁等人的案件，是在2020年7月1日「國安法」落地香港之後，港府在「法制」上屈從臣服北京的狀況下所作出的司法審判， 我们雖不能影響法院的法律裁决，卻不能因為司法程序的存在，就放棄從人性、道義和歷史的角度進行觀察和評判。 我們是知識人，也是朋友，同時代表傳播媒體。因此，我們更願意從人的基本處境出發，來理解這一切。 所謂人性，是人的生存本能、情感、欲望以及對自由、尊嚴和安全的追求；所謂道義，則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對於公平、正義、責任和尊嚴的更高追求。 法律解決的是罪與罰的問題，而歷史和道義所追問的，則往往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人在時代與權力的壓力面前，究竟堅持了什麼，又承擔了什麼？ 「結束一黨專政」是否應當成為罪行 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曾是一個依法注冊的香港社團組織。該組織長期提出的政治訴求，包括釋放民運人士、為「八九民運」正名等方面內容。從政治理念的角度看，這些主張所涉及的核心，是自由、人權、民主以及政治多元。 即使對於「結束一黨專政」這樣的政治口號，也應當把它放在政治表達和公共討論的框架中加以理解，而不能簡單地把一個政治主張本身等同於暴力行為或者刑事犯罪。 在現代政治文明的語境中，多黨競爭、權力制衡、政黨輪替、公民表達意見，及通過選舉參與政治，是許多民主社會的重要制度安排。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可以競爭，政府可以受到監督，公民可以表達不同意見，這些機制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權力過度集中以及由此產生的腐敗和濫權。 因此，「結束一黨專政」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其核心是要求政治權力更加開放、多元並受到制度性約束。 一個值得歷史記憶的話題 中國現代政治史上，對「一黨專政」的批評並非始於今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曾多次批評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並提出建立包括不同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正是在這一政治背景下發表的。 如果單純因為「結束一黨專政」這一政治表達本身，就將其視為一種應當受到刑事懲罰的思想，那麼我們是否也應該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政治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大量類似政治主張？ 歷史顯然比任何單一時代的政治判斷都更加複雜。 在黑暗中堅持，是一種勇氣 據媒體報道，鄒幸彤身陷囹圄之後依然沒有選擇屈服。無論人們對她的政治立場有何不同見解，都不能否認，一個人在巨大壓力之下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需要極大的勇氣。我們同樣敬佩李卓仁。他們至今拒不認罪，把個人安危、自由以及現實得失置於個人信念之後。至少從人的精神選擇來看，這種行為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在最黑暗的時候仍然能夠憧憬光明，在巨大的壓力面前仍然堅持自己的價值判斷，這種精神由上述幾位個人表現出來，它並不只屬於某一個政黨、某一種政治立場，也不只屬於香港。它屬於人類對於自由、尊嚴與正義的共同追求。 何俊仁的選擇，也不應被簡單評價 至於何俊仁，據報道，他已於今年1月認罪。 我們認為，民主社會並不應該要求每一個人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都成為所謂的「政治烈士」。人首先是一個具體的人，有家庭、有親人、有生命，也有對於自由和安全的本能需求。 當一個人面對長期羈押、失去自由、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及不可預測的刑罰時，他所作出的每一個選擇，都應該放在具體的人生處境中理解。因此，即使一個人在巨大壓力之下選擇認罪，也不意味著我們就有權輕易否定他過去幾十年所堅持的一切。 英雄從來不是一個要求所有人必須以同一種方式犧牲自己的稱號。有的人選擇堅持到底，有的人選擇承受現實，有人選擇站在法庭上抗辯，有人選擇認罪以換取某種現實空間。 這些選擇未必相同，但人的尊嚴並不能簡單地用「認罪」或者「不認罪」兩個標準來衡量。 英雄並非天生完美 現代英雄從來不是天生完美的人。他們同樣會恐懼，會痛苦，會猶豫，也會面對生存的困境。他們首先是普通的血肉之軀，然後才可能在某些關鍵時刻作出超越個人得失的選擇。 真正值得後人記住的，往往並不是一個人是否完美無缺，而是當歷史把他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時，他究竟作出了怎樣的選擇。 有人選擇堅持，有人選擇承受，有人選擇妥協，有人選擇繼續前行，而正是這些不同的選擇，共同構成了一個時代最真實的人性圖景。 人性之外，還有道義 獨立的司法審判的目的，應當是在法律框架內通過公正程序和獨立判斷，對具體案件作出裁決。但對於世人而言，法律問題之外，還有歷史問題；刑事責任之外，還有道義評價。 多年以後，當我們回望今天，也許真正值得追問的並不僅僅是：他們犯了什麼罪？ 還應該追問：他們為什麼會走到今天？他們曾經相信什麼？他們又為自己的信念承擔了什麼？ 如果一個人為了自由、人權、民主和人的尊嚴而付出了自己的自由，那麼無論人們最終如何評價具體的法律責任，我們都應該保留最基本的人性理解與道義尊重。 站在人性與道義的立場上，我們向李卓仁、鄒幸彤、何俊仁致敬。 因為真正值得歷史記住的，未必只是法庭上的罪與罰，更是人在時代洪流面前所表現出的勇氣、良知與尊嚴。 他們何罪之有？這個問題，法律會給出它自己的答案；而歷史與人性，也終將給出屬於自己的答案。    

  田牧（德國） 2026年7月13日至14日，由「歐洲之聲」與「中國研究」共同舉辦的「2026年劉曉波逝世九周年——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暨中國憲政民主討論會」，在德國萊比錫舉行，與此同時會議在倫敦設立分會場。 每年的劉曉波紀念活動，總會牽動世界各地朋友的心。會前，居住在北京的著名記者、專欄作家高瑜為會議發來致辭：「劉曉波終生用文字、思想以至生命解構毛澤東的內核——鬥爭哲學。」八九天安門運動學生領袖、歷史學家王丹在致辭中表示：「不管時間怎樣流逝，無論身處哪個時代，曉波都是真正的英雄。」中國民運著名理論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則表示：「記住劉曉波的政治遺言，把爭取言論自由當作戰勝極權統治的第一步。」 這已經不僅是一場紀念活動，更是一場跨越生死、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紀念活動呈現出一個新的方向：繼承，不只是沿襲與秉承，更意味著發展、深化乃至超越。 一、從紀念走向現實：尋找身邊的榜樣 劉曉波已經成為中國文化與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符號。 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在沈陽去世，終年61歲。距今九年過去了，7月13日已經逐漸成為海外華人社會以及中國民主、人權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紀念日。 多年來，「歐洲之聲」每年舉辦劉曉波紀念活動。今年則有所不同，倫敦「中國研究」參與其中，使紀念活動的格局進一步擴大，首次設立「劉曉波人權獎」。 這一變化具有特別意義。因為紀念的目的不能永遠停留於回顧與緬懷，真正的傳承，也不應該只是重復過去。設立「劉曉波人權獎」，正是試圖把對劉曉波的精神紀念延伸到現實，把歷史中的精神遺產與今天仍在進行的憲政民主事業連接起來，關注並推出當代仍在奮鬥中的人。 因此，今年的評選特別強調現實生活中的英雄與榜樣。身邊的、當代的、活生生的榜樣，具有一種特殊的真實感和互動性。他們不再只是被歷史和宣傳塑造出來的「聖人」，而是現實中的生命，現實中的行動者。他們仍然在工作，仍然承受壓力，仍然面對選擇。這種「正在進行時」的狀態，恰恰能夠消弭英雄與普通人之間的距離。 人們會因此意識到：「我也可以這樣活，我也可以這樣工作，我也可以作出這樣的選擇。」這正是活著的榜樣所具有的力量——它能夠激發人的主體意識，並進一步轉化為現實的行動力。 2026年首屆「劉曉波人權獎」授予的兩位獲獎者：張展與羅蘭德·庫訥（Roland Kühne）。 張展：在黑暗中守護真實 張展以堅貞不屈的意志捍衛人的尊嚴，以勇敢逆行的行動記錄真實。她始終關注普通民眾的處境，記錄社會現實，關懷弱勢群體，努力讓更多人的聲音被聽見。面對長期監禁、身心折磨以及持續不斷的壓力，她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 劉曉波已經魂歸天國，張展仍身陷囹圄；前者已經穿越死亡，後者仍在承受苦難；前者成為照亮後來者的星光，後者仍在黑暗中守護光明。 願這份榮譽成為對張展精神的見證，也向世界再次重申：無論身處何種困境，對自由、人權與尊嚴的追求，都值得被銘記、被守護，並終將照亮未來。 羅蘭德·庫訥：以信仰實踐公義 羅蘭德·庫訥是一位虔誠而謙卑的牧者。他是肯彭萊茵—馬斯職業學校的宗教教師，同時兼任當地基督教會牧師。 在學生眼中，他是一位循循善誘的老師；在教會兄弟姊妹眼中，他是一位謙卑而忠誠的牧者；而在許多國際人權人士眼中，他更是一位甘願長期為受壓迫者發聲、身體力行的同行者。 幾十年來，他持續關注中國的良心犯，並為香港、台灣、西藏、維吾爾、南蒙古以及中國大陸的人權議題發聲。他以基督徒的信仰良知，實踐公義、和平與愛的價值。 庫訥牧師獲得這項榮譽，可說是實至名歸。 二、德國作家不會忘卻劉曉波 劉曉波的事跡與精神早已跨越疆域與民族，並獲得世界範圍的關注與承認。 國際筆會總部前理事、秘書長、前德國筆會會長雷古拉·文斯克（Dr. Regula Venske）在祝辭中表示，她一直將天琪（歐洲之聲社長、獨立中文筆會前會長廖天琪）視為極好的「並肩戰友」與顧問，並感謝後者的此次邀請以及始終如一的堅定投入。她同時帶來了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瑪·蒂達（Ma Thida）博士、德國筆會副會長兼「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納傑姆·瓦利（Najem Wali）等人的問候與祝願。 德國作家們指出，劉曉波的作品不會被威權主義的系統性壓制所扼殺。他的寫作並非旨在瓦解社會，而是建立在人權與民主價值之上，激發人們對社會更深層的理解，並引發對於社會未來的思考。他們所推崇的，不僅是劉曉波的文學作品，更是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依然堅持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樣的語言，誰又能夠忘懷？ 文斯克博士與劉曉波同為1955年生。她寫下一首紀念劉曉波的詩，其中寫道： 劉曉波，當你離世時， 你年僅六十一歲， 如今我已年長你十歲， 依然活著，且安然無恙…… 面對你的在天之靈， 活著或許並非罪過， 但若以你的標準為你寫詩， 那倒可能是一種恥辱。 是的，你說得對， 生者必須閉口不言， 靜聽墳塋的訴說…… 這是一位德國作家面對另一位作家的死亡，所發出的跨越語言與國界的回應。 德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前德國筆會秘書長赫伯特·維斯納（Herbert Wiesner）在紀念會上回憶了一段往事。 據維斯納先生回憶，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捕後，德國筆會曾計劃編輯出版《劉曉波的旅程》（The Journey of Liu Xiaobo），收錄這位詩人與散文家的作品。天琪等朋友也參與了這一計劃。（這本書後來於2020年由Potomac Books出版，由Joanne Leedom-Ackerman、Yu Zhang、Jie Li、Tienchi Martin-Liao等人共同參與編撰，書名為《The Journey of Liu Xiaobo: From Dark Horse to...

  田牧（德國） 8月2日下午，德國西部小城肯彭（Kempen）的托馬斯教堂莊嚴而寧靜。 講台旁，一座由原木、鋼材和石頭制作的十字架靜靜豎立，沒有華麗的裝飾，卻格外引人注目。十字架陪伴羅蘭德·庫訥（Roland Kühne）牧師走過了數十年的牧職生涯，也陪伴他走過德國、英國、法國、台灣、海地等許多為公義與人權發聲的地方。 當天，肯彭基督教會為庫訥牧師舉行卸任與退休禮拜。對於在場的人來說，這不僅是一場牧職的告別，更是向一位始終背負十字架、忠心踐行信仰的牧者致敬。 二十七年的牧者與教師 羅蘭德·庫訥1957年出生於柏林，先後在杜塞爾多夫、伍珀塔爾和波恩學習宗教教育與基督教神學，並獲得牧師資格。 過去二十七年來，他一直擔任肯彭萊茵—馬斯職業學校宗教教師，同時兼任當地基督教會牧師。對他而言，學校與教會並不是兩個彼此分離的空間，而是共同實踐信仰、培育生命的禾場。 在學生眼中，他是一位循循善誘的老師；在教會兄弟姊妹眼中，他是一位謙卑忠誠的牧者；而在許多國際人權人士眼中，他更是一位願意長期為受壓迫者發聲、身體力行的同行者。 一位德國牧師，與中國人同行 我們與庫訥牧師的相識，緣於劉曉波先生。 2010年，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當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庫訥牧師帶領萊茵—馬斯職業學校數百名師生，驅車五百多公里前往柏林，在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前舉行和平集會，呼籲釋放劉曉波，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 也是從那時開始，前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現任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積極聯絡庫訥牧師，我們展開了長達十五年的合作。 十五年來，無論是3月10日西藏抗暴紀念日、6月4日「六四」紀念日，還是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在柏林中國大使館前，總能看到庫訥牧師的身影。他始終堅定地站在那些因追求自由、民主與人權而遭受迫害的人們一邊，為中國的良心犯發聲，為普世價值吶喊。德國媒體因此稱他為「國際人權牧師」。 劉曉波先生於2017年7月13日逝世後，庫訥牧師幾乎每年都參與籌備與舉辦劉曉波追思活動。從肯彭、柏林、科隆、漢堡，到倫敦、巴黎，再到今年的萊比錫，他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作家、學者及民主人士共同追思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並持續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 今年7月13日，首屆「劉曉波人權獎」在萊比錫舉行頒獎典禮，中國公民記者張展與羅蘭德·庫訥牧師共同獲獎。 庫訥牧師獲得這項榮譽，可謂實至名歸。多年來，他持續紀念劉曉波，關注中國良心犯，為香港、台灣、西藏以及中國大陸的人權議題發聲。他用一位基督徒的信仰良知，實踐著公義、和平與愛的價值。 信仰，不止於講台 然而，庫訥牧師的信仰並不僅僅停留於講道和倡議。 2010年海地發生毀滅性大地震後，他利用學校假期，自費帶領職業學校的教師和學生遠赴海地。他們沒有停留於慰問，而是卷起袖子，與當地居民一起清理廢墟、搬運磚石、重建校舍，協助建立職業教師培訓中心和青少年學習中心。 在有限的捐款支持下，他們一點一點地修覆被地震摧毀的校園，也一點一點地重建當地居民對未來的希望。 直到今天，他創辦的非政府組織仍持續資助當地學童每日午餐，為貧困兒童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對庫訥牧師而言，福音不僅需要宣講，更需要踐行。 退休，不是結束 退休禮拜上，教堂兩側懸掛著兩幅醒目的橫幅：「HONG KONG — WE STAND WITH」和「TAIWAN — WE STAND WITH」。這不僅是對自由與民主價值的支持，也映射著庫訥牧師多年堅持的人權立場。 克雷費爾德—菲爾森基督教區（Kirchenkreis Krefeld-Viersen）教區長芭芭拉·施瓦恩博士在致辭中，高度評價庫訥牧師二十七年來忠心、謙卑而充滿擔當的任職，並宣布他雖然正式退休卸任，但仍保有牧師身份，繼續擁有講道及施行聖禮的權柄。 庫訥牧師在致辭中表示，退休意味著一段牧職的結束，卻不是使命的終止。未來，他將繼續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繼續為台灣、香港的自由民主發聲，也將繼續前往海地，參與當地的人道援助工作。 那座十字架 與庫訥牧師同行近十五年，我留意到一個細節。無論是在科隆、斯圖加特、柏林、漢堡，還是巴黎、倫敦，甚至遠在台北，每一次人權活動，他幾乎都會帶著同一座十字架。 在禮拜中，他輕輕撫摸著那座十字架，緩緩說道：「這座十字架，由原木、鋼材和石頭制成，陪伴了我幾十年的牧職。」 那一刻，我似乎終於明白，他為什麼始終帶著這座十字架。它不僅象征著一位牧師的身份，更是一種生命的見證。 十字架意味著舍己，也意味著承擔；意味著面對苦難，也意味著持守信仰；意味著為公義發聲，也意味著與受苦的人同行。正因如此，基督徒所背負的十字架，從來不是榮耀自己的標志，而是甘願服侍他人、見證基督的記號。 回望庫訥牧師數十年的任職，無論是在學校教書、在教會牧養，在柏林街頭為中國人權呼籲，還是遠赴海地參與重建，人們所看見的，並不僅僅是一位牧師的人生經歷，而是一位信徒願意舍己、忠心跟隨基督所流淌的生命。十字架從來不是終點。 因為十字架之後，是覆活。基督覆活的生命，不只是教義中的宣告，更是在一個甘願天天背著十字架、踐行公義、憐憫與愛的生命中，不斷彰顯出來。 正如主耶穌所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加福音》9章23節  

文告 2026年7月12-14日，在德國萊比錫（Leipzig）舉辦「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暨中國憲政民主討論會」，主辦社團：歐洲之聲（德國）、中國研究（英國）。會議通過YouTube實況傳播，讓自由民主的聲音傳遍萬水千山。 7月13日，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逝世九周年的祭日，對中國人來說，「七•一三祭日」使它成為一個文化和歷史的符號，成為世人每年不忘紀念劉曉波的祭日。劉曉波是一位和平爭抗的先行者，將畢生獻給了爭取中國新聞與言論自由，獻給了推動中國的憲政民主運動。 2026年的紀念活動為什麼選擇了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 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下午5點，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內湧進大批民眾，參與富勒牧師主持的「和平禱告」。禱告結束後，每人手持象征和平的燭火魚貫走出，萊比錫市民也自動自發加入，走上街頭的百姓高達7萬人，軍警未發一槍，示威以和平收場。往後的數週，每個星期一下午5點，萊比錫市民都湧向聖尼古拉教堂周圍，萬人空巷，參加人數往往超過數十萬，萊比錫「週一示威」是拉倒何內克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終於在11月間結束了東德40年的紅色統治。 劉曉波先生是我們心中的燈塔，他用一生的行動和思想，為中國的民主自由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026年這個特殊的日子裏，讓我們再次在聖尼古拉斯教堂中集結，不僅是為了紀念和緬懷，更是為了團結和行動，繼承劉曉波遺志，並舉行「和平禱告」，為未來的鬥爭，開啟新的征程，挑戰與結束中共專制政權，建設中國的憲政民主政權。 我們今年共同的活動中，就是一次繼承遺志，傳承聖火的行動，不僅凝聚力量，分享彼此思考，碰撞出智慧火花，共同探討如何在新時代背景下，如何更好的推動民主和自由事業的發展，我們期望：一定能夠將劉曉波先生的理想變為現實，推動我們的社會走向更加公正、自由和繁榮的未來。 我們永遠不會忘卻劉曉波，他是中國自由、民主、良知、勇敢的象征。我們作家朋友和自由民主運動的同行們，已經在肯彭（2017年）、柏林（2018 年）、肯彭（2019 年）、科隆（2020 年）、漢堡（2021 年）、倫敦（2022年）、肯彭（2023 年）、倫敦（2024年）、巴黎（2025年）多次為劉曉波組織了年度追悼會。 項目主持人：廖天琪、王冠儒、黃華、瑪麗•侯芷明、王國興、潘永忠。 今年活動具體安排： 2026年7月12日15點報到。 7月13日上午9:00-12:00點在Hotel會議廳，舉行活動開幕式與舉行劉曉波逝世九周年紀念研討會。 7月13日下午13:30-16:30點，老交易所（Alte Handelsbörse），表彰與授於首屆（2026年）劉曉波人權獎儀式（獎金10000美元），並通過YouTube實況傳播，讓更多遭受中共獨裁統治脅迫的民族與人民參與進來。 7月13日下午17:00-18:00點，在聖尼古拉教堂舉行「和平祈禱會」，對全社會開放，庫訥牧師主持和平禱告。 7月14日上午9:00-12:00點（Hotel會議廳）繼續研討會，謀劃各民族各社團合作的具體行動，作出會議決議，及閉幕式。 今年邀請出席紀念儀式的嘉賓有：台灣駐歐盟比利時大使謝志偉，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人文、藝術與社會科學學院比較文學與外語創新教學講席教授林培瑞（Prof. Dr. Perry Link），國際筆會總部前理事、秘書長、前任德國筆會會長雷古拉·文斯克（Dr. Regula Venske），大主教科斯塔基斯·埃萬傑盧MBE博士（Archbishop Dr. Costakis Evangelou, MBE），美國華裔著名作家、好萊塢編劇嚴歌苓，中國研究（英國）負責人、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秘書長黃華，德國文學學者和文學評論家赫伯特·維斯納（Herbert Wiesner），德國萊茵－馬斯職業高校宗教教師、坎普頓基督教教區牧師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 Kühne），德國曼海姆應用管理大學憲法和政治學教授馬丁•薩特勒教授（Prof. Dr. Martin Sattler），法國漢學家、作家、記者和翻譯家瑪麗‧侯芷明（Prof. Marie Holzman），德國著名作家烏蘇拉·克雷切爾（Ursula Krechel）。 出席會議的還有德國西藏倡議組織主席沃爾夫剛·葛拉德（Dr....

田牧（德國） 劉曉波精神世界的回響與共鳴 國際筆會前會長詹妮弗·克萊門特（Jennifer Clement）曾多次公開表達對劉曉波的聲援與紀念。她在相關國際活動中強調，劉曉波所代表的精神與價值屬於全人類，他的犧牲讓世界各地的作家認識到，追求自由與人權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他的勇氣、信念與遺志，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整個世界。劉曉波成為許多人心中一道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痕，也是一份持續提醒世人的精神遺產。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也曾評價劉曉波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劉曉波不僅是中國人的英雄，也是全世界共同尊敬的人權捍衛者。 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聲音，共同指向一個主題：劉曉波的意義已經超越地域與國界。他所堅持的自由、和平、理性與非暴力理念，已成為全球人權事業中的重要精神象征。他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這個世界。 2026年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九周年紀念日。屆時，這場由科隆的「歐洲之聲」和倫敦的「中國研究」兩個機構合作，共同舉辦的紀念活動將在何處舉行、以何種方式展開，也受到海內外的關注。 近年來，德國方面劉曉波紀念活動的地點選擇，多由「歐洲之聲」理事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 Kühne）提出，曾先後在柏林、漢堡、科隆，倫敦、巴黎等城市舉行。2025年11月，羅蘭德·庫訥牧師專程前往萊比錫，拜訪聖尼古拉教堂主任牧師伯恩哈德·斯蒂夫（Bernhard Stief），雙方就2026年7月13日在聖尼古拉教堂舉行劉曉波九周年紀念活動達成一致。 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這里曾是1989年和平革命的重要地點之一，以祈禱、和平集會和公民行動推動了社會變革。選擇這里紀念劉曉波，也具有象征意義——它連接了不同文化、不同歷史時期中人們對於和平、自由、尊嚴與公民責任的共同追求。 「英雄之城」萊比錫 萊比錫，這座擁有千餘年歷史的古城，曾是東德時期的重要城市之一。由於其在歐洲歷史進程中所承載的重要意義，德國人常以「英雄之城」來稱譽萊比錫。 萊比錫之所以獲得這一稱號，與兩段改變歐洲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密切相關：1813年的萊比錫戰役，以及1989年推動德國和平轉型的和平革命。 萊比錫戰役：是一場改變歐洲格局的「民族會戰」（Völkerschlacht）。世人熟知的滑鐵盧戰役，標誌著拿破侖一世政治軍事生涯的最終失敗。然而，拿破侖帝國的衰落並非始於滑鐵盧一役。此前二年發生於萊比錫的會戰，才是其霸權體系崩解的重要轉折點。 1813年10月，萊比錫戰役在萊比錫周邊地區展開。這場戰役是第六次反法同盟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之一。由於參戰的國家和民族眾多，歷史上又稱之為「民族會戰」。 戰役中，拿破侖率領約十八萬法軍，與由俄羅斯帝國、奧地利帝國、普魯士王國及其他歐洲力量組成的約三十萬聯軍展開激戰，最終法軍失敗，拿破侖在歐洲大陸的統治體系開始瓦解，並最終走向退位。 1815年，拿破侖短暫建立「百日王朝」，隨後在第七次反法同盟中的滑鐵盧戰役中徹底失敗，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瓦赫特山：這是歷史見證者的高地。在萊比錫古戰場區域的瓦赫特山（Wachberg），至今仍保存著相關的歷史紀念遺跡。這里曾是反法聯軍將領觀察戰場的重要位置。當年站立於此指揮和觀察戰局的三位重要人物包括：卡爾·菲利普·施瓦岑貝格親王——奧地利陸軍元帥、反法聯軍總司令；格布哈德·勒貝雷希特·馮·布呂歇爾——普魯士陸軍元帥；卡爾十四世·約翰——瑞典攝政王及武裝部隊總司令。 如今的瓦赫特山並非險峻山峰，而是一片開闊的緩坡地帶，海拔約270米，這里地勢平緩、視野開闊，當年可以俯瞰瓦豪（Wachau）等主要戰區，是觀察整個戰局的重要制高點。 民族之戰豐碑（Völkerschlachtdenkmal）：是歐洲最大的戰爭紀念建築之一。1913年10月18日，在萊比錫會戰百年紀念之際，人們在當年戰場核心區域建造了萊比錫民族之戰紀念碑。 這座紀念碑高達91米，是歐洲現存規模最大的戰爭紀念建築之一。建築主體寬約90米，前方配有大型矩形倒影水池，形成莊嚴而對稱的空間景觀。 民族之戰紀念碑不僅是為了紀念1813年反法聯軍的勝利，也承載著德國歷史中關於民族記憶、戰爭反思與和平追求的複雜象征意義。 瓦赫特山紀念遺址與民族之戰豐碑，分別代表了同一段歷史的不同空間記憶：前者保存了戰場指揮與歷史現場的痕跡，後者則以宏偉建築凝固了百年後的集體紀念。這兩處遺跡共同構成了萊比錫「英雄之城」歷史敘事的重要篇章。 千年歷史與文化魅力 萊比錫是一座擁有超過千年歷史的德國名城。它不僅因深厚的音樂傳統而被譽為「音樂之都」，也是一座充滿創造力、多元文化與藝術活力的城市。 從古典音樂到文學出版，從歷史建築到現代藝術，萊比錫始終是德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音樂之都：萊比錫是大師雲集的藝術聖地。萊比錫曾吸引眾多音樂巨匠在此生活與創作，包括：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費利克斯·門德爾松、羅伯特·舒曼、理查德·瓦格納等。 城市至今仍保留著眾多音樂遺產，並擁有世界級交響樂團與歷史悠久的音樂機構，是古典音樂愛好者的重要朝聖地。 聖托馬斯教堂（Thomaskirche）：是萊比錫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標。巴赫曾在此擔任聖托馬斯合唱團領唱（Cantor）長達27年。教堂內安葬著巴赫的遺骨。 世界著名的聖托馬斯合唱團至今仍以此為基地演出。 巴赫在德國文化史上享有極高地位。在2005年德國電視二台舉辦的「最偉大的德國人」評選中，他位列第六；在20世紀以前出生的重要人物中，他僅次於馬丁·路德與卡爾·馬克思。 萊比錫巴赫節（Bachfest），是世界最重要的巴赫音樂節之一。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家與巴赫愛好者都會聚集萊比錫，共同紀念這位音樂大師。 音樂街區（Musikviertel），位於萊比錫西南部的音樂街區，以濃厚的藝術氛圍聞名。許多街道以莫札特、貝多芬、海頓等音樂家的名字命名，漫步其中仿佛置身音樂歷史長廊。如此的環境下，不難想像如今許多音樂家也都被吸引，喜愛定居於此。 本次的劉曉波人權獎的頒獎活動，及在尼古拉教堂中的追思禮拜和平祈禱，有幸邀請到德國著名鋼琴家馬庫斯·考夫曼（Markus Kaufmann）來進行穿插演奏，平添了濃厚的人文氛圍。 萊比錫不僅屬於音樂，也屬於書籍與思想，文學、出版與思想之城。早在1481年，萊比錫便出現了印刷產業。18世紀，普萊瑟河（Pleiße）畔已經出現書籍交易活動。1825年，德意志圖書交易協會在此成立，使萊比錫成為歐洲重要的出版中心。 今天，萊比錫仍擁有眾多重要的文化機構：德國國家圖書館、阿爾貝蒂娜圖書館、德國文學研究所等。由於生活成本相對柏林、漢堡和慕尼黑更為親民，許多年輕藝術家、創意工作者與文化人士選擇來到萊比錫發展，使城市持續保持年輕、多元與創新的氣質。 萊比錫圖書展：是歐洲閱讀文化盛會，是德國最重要的文學活動之一，每年春季吸引大量出版商、作家、記者與讀者參與。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萊比錫閱讀」（Leipzig liest）活動：城市各處都成為閱讀空間；書店、劇院、咖啡館和歷史建築內部舉辦文學活動；整座城市共同營造了歐洲規模最大的文學節之一。 萊比錫還有一個著名昵稱——「小巴黎」，這一稱呼源自歌德《浮士德》中學生角色的一句台詞：「我讚美我的萊比錫！它是一個小巴黎，培養它的人民。」直到今天，「小巴黎」仍被用來形容萊比錫優雅的城市風貌、開放的文化環境以及豐富多彩的藝術生活。 萊比錫：自由與人權之城 萊比錫素有「自由與人權之城」美譽。這里不僅是德國重要的文化與歷史名城，也是1989年東德「和平革命」的發源地。面對長期的政治壓制，萊比錫市民以非暴力的方式，通過「周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勇敢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最終推動了東德社會的歷史轉型，並為柏林墻的倒塌以及德國統一鋪平了道路。 這場和平革命的精神象征，是位於萊比錫市中心的聖尼古拉教堂（St. Nikolaikirche），教堂始建於約1165年，坐落於兩條歷史商路的交匯之處，見證了這座城市數百年的變遷。教堂建築融合了羅曼式與哥特式風格，內部則於18世紀改建為新古典主義風格。1539年宗教改革之後，聖尼古拉教堂成為新教教堂，同時也允許天主教信徒使用。1724年，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約翰受難曲》曾在此舉行首演，使該教堂成為歐洲宗教與音樂史上的重要場所。 1982年起，聖尼古拉教堂每周舉行「和平祈禱會」（Friedensgebet），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討論和平、正義與社會問題的公共空間。正是在這些持續不斷的和平祈禱中，民間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逐漸匯聚，並最終發展成為1989年的和平革命。 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下午5點，聖尼古拉教堂內聚集了大批市民，參加由富勒牧師（Christian Führer）主持的和平祈禱會。祈禱結束後，人們手持象徵和平的燭火走出教堂，越來越多市民自發加入隊伍，形成一場沒有領袖、沒有暴力的和平示威。當晚，約7萬名民眾走上萊比錫街頭。面對這場規模空前的和平抗議，軍警最終沒有開槍，整個示威在平靜中落幕。 此後數週，每逢星期一下午5點，萊比錫市民便重複這項行動。他們聚集在聖尼古拉教堂周圍，人數從最初的數千人迅速增加至數萬人，手持蠟燭，徒步繞城遊行，呼喊自由與改革的訴求。這股持續壯大的民間力量，使東德政府逐漸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面對洶湧的人潮，執法人員選擇觀望，不敢採取武力鎮壓。萊比錫星期一示威成為推動東德政權崩潰的重要轉折點，也被視為推倒東德共產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一天成為東德歷史上的關鍵轉折點，也成為世界非暴力民主運動史上的重要篇章。萊比錫人民以勇氣和克制證明，追求自由與尊嚴的力量可以改變歷史。 從1989年的和平革命，到今天作為自由、人權與和平對話的重要象征，萊比錫繼續承載著對人類尊嚴的守護與對未來的希望。 萊比錫曾因和平而改變德國歷史，也將繼續以其獨特的歷史見證，成為守望自由、人權與和平的城市。 首屆劉曉波人權獎與城市的自由記憶 7月13日，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先生逝世九周年紀念日。對於許多人而言，「7·13」早已超越個人紀念的意義，成為一個承載歷史記憶與人權追求的文化符號，提醒世人每年銘記這位以和平方式追求自由與尊嚴的思想者。 劉曉波先生是一位和平抗爭的先行者。他將畢生心血奉獻於推動中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以及憲政民主的發展，以堅定的信念和非暴力的行動，為中國自由、人權與法治事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精神遺產。 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將於2026年7月13日在德國萊比錫老交易所（Alte Handelsbörse）舉行。這座建於1678年的巴洛克建築，見證了歐洲數百年的商業往來與城市文明，也將在這一特殊時刻，成為紀念自由精神、傳承人權理念的重要場所。 頒獎典禮結束後，開放式「和平禱告」將在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舉行，由羅蘭德·庫訥牧師主持。聖尼古拉教堂曾是和平與公民覺醒的重要歷史空間，其承載的自由精神，也將與劉曉波先生追求和平、尊嚴與民主的理念產生深刻共鳴。 劉曉波先生是許多人心中的燈塔。他用一生的思想與行動，詮釋了對自由、人權與和平的堅守。2026年7月13日，讓我們再次相聚於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不僅為了紀念與緬懷，更為了凝聚力量、延續信念。 英國「中國研究」去年提出「設立劉曉波人權獎」的倡議，旨在延續和傳播劉曉波所堅持的價值理念。這個由「歐洲之聲」和「中國研究」共同推出的獎項，其計劃用於：弘揚劉曉波堅持非暴力、追求自由、捍衛人權的精神；資助和推動民主憲政、人權教育、公民社會建設領域的研究與實踐；支持和平、理性、建設性的社會對話與公民行動；促進海內外志同道合者之間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動社會進步。 劉曉波已經離開人世多年，但他的思想與精神仍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之間產生回響。對他的紀念，不只是回望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更是對自由、和平與人類尊嚴價值的持續守護。 在這座擁有自由記憶的城市中，我們將舉行「和平禱告」，追思劉曉波先生留下的精神遺產，並以和平、理性與堅定的方式，繼續推動對自由、人權與民主價值的追求，開啟面向未來的新征程。

  田牧（德國） 2026年5月，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在倫敦宣告成立。對於英國、德國、荷蘭和法國的歐洲民運朋友而言，這不僅是一個組織架構上的調整，更是一種新探索與新嘗試。 記得在2022年10月柏林中國民主化論壇會議上，荷蘭的陳忠和、王國興、英國的黃華、法國的劉偉民與德國的我相聚，有人提議「要建立歐洲4國反共軸心，每年的項目與活動盡量協調與合作」，大家一拍即合。這些年來，我們努力了，雖然組織松散，但行動協調。2024年10月的柏林中國民主化論壇大會前夜，陳忠和先生病逝了，可說是壯志未酬身先亡。而如今在倫敦舉行這樣的會議，實現了大家當年的約定，也算是告慰天國的忠和兄，我們邁出了約定的一大步。 回顧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三十餘年的發展歷程，我們既應看到堅持與付出，也應正視不足與局限。如何在總結經驗中尋找新方向，在反思問題中開辟新道路，已經成為擺在海外民運面前的重要課題。此文是筆者與英國民運主帥王冠儒、黃華、王蘊溥的談話內容的摘要，算是對中國海外民運工作的總結、思考與探索，與民運朋友交流與分享。 英國民運團隊主要領導概述 英國民運團隊中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王冠儒、黃華和王蘊溥。 一、黃華：英國民運資深人士 黃華是英國民運中的資深人士，參與民運活動已有30餘年。 20世紀90年代初，黃華曾與流亡英國的高沛其（原深圳市刑警隊副隊長）同屬一個民運團隊，並曾與王炳章等民運人士有過合作。90年代末，他加入中國民主黨，是中國民主黨早期的重要成員之一，在民主黨圈內擁有較廣泛的人脈和影響力。 作為英國民運中的老一代參與者，黃華見證並參與了海外民運的發展歷程，其經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王冠儒：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歐洲總部主席 王冠儒現任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此前，他曾擔任遼寧省人大代表、遼寧省民營企業負責人。 2016年，王冠儒因涉及遼寧省人大代表選舉相關案件而受到牽連。當時，中共官方將該事件定性為遼寧省「拉票賄選案」，並稱其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發生在省級層面的重大政治事件。官方通報稱，該案涉及多名省部級官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人大代表。 王冠儒是該事件相關涉案人員之一。此後，他經歷了審查過程，並表示自己長期處於高壓力、禁錮狀態，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後來王冠儒因身體健康原因赴德國慕尼黑接受治療，之後流亡海外。 談及當年的經歷，王冠儒認為，當時的選舉過程是一次真實的民意表達，只是沒有按照中央設定的方式進行，因此最終被定性為嚴重政治事件。這一經歷讓王冠儒深刻認識到體制內政治運行的問題。他表示：「我親歷了這些年的政治黑幕，也經歷了個人權益受到侵害的過程。來到英國自由世界後，我決定投入中國民主事業，與大家共同推動海外民運工作。」 三、王蘊溥：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主席、歐洲總部副主席 王蘊溥曾在軍隊服役五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畢業於中共黨校本科，曾在國有企業擔任黨委書記。離開公職後，他從事商業活動，經營私人企業。 王蘊溥是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創建成員之一。他表示，自己投身民主運動，與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歷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關。 他認為，新冠疫情期間實施的長期「清零政策」，給社會帶來了嚴重影響，尤其是在封控環境下，一些普通民眾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壓力和心理壓力。「白紙運動」等社會現象，也讓他感受到民眾對社會變化的訴求。 他說，自己在商業領域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長期關注社會發展，並希望參與推動民主進程。 2024年，王蘊溥又經歷了一次重大人生轉折。他因涉及一起高級官員案件而受到調查，並被采取「留置」措施。王蘊溥說：「留置」雖然在形式上取代了過去的「雙規」，納入國家監察體系，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仍存在嚴重侵犯個人權利的問題。 據王蘊溥介紹，自己在留置期間受到嚴格監管，長期處於高壓環境之下，包括持續監視、限制行動、反覆接受詢問和撰寫材料等。他表示，這段經歷給自己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傷害。後來，王蘊溥因身體原因獲得保外就醫機會。在相關政策調整前的窗口期，他離開北京，經深圳、香港前往海外，開始流亡生活。 他說：「加入民運組織，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會盡自己的力量發揮作用。」 四、英國民運的新一代力量 王冠儒和王蘊溥都曾擁有企業管理和社會組織方面的豐富經驗，也經歷過中國政治環境中的重大變故。他們認為，推動民主、人權和公民社會建設，是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 與早期海外民運人士相比，新一代民運參與者更多擁有企業經營、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方面的經驗。他們試圖將公民參與、社會訴求以及現實政治議題結合起來，在長期規劃與具體行動之間尋找平衡。 從這一角度看，英國民運正在經歷代際更替。新舊力量交匯，既延續了過去的理念，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正如一句常被引用的話：「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既是時代變化的體現，也反映了海外民運群體持續發展的過程。 堅持抗爭，亦需直面成效不足 三十多年來，海外民運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與變遷。無數民運人士在艱難環境中持續發聲，推動民主、人權與法治理念的傳播。正是這種長期堅持，使中國民主運動在國際社會上始終保持一定的影響力與存在感。 王冠儒談到：「我是後來者，但參與海外中國民運工作也已有六年多。這幾年，我更多是在傾聽——傾聽前輩們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大家談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 我非常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義。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本身就是對理想與信念的堅持，也是海外民運長期抗爭精神的體現。然而，在肯定這種堅持的同時，我們也需要進一步思考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影響力究竟體現在哪里？組織動員能力如何發揮？公眾認同度又如何衡量？換句話說，堅持本身是必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堅持的目的不僅在於延續，更在於產生實際影響、推動現實改變。那麼，如何讓堅持轉化為成果，如何讓理想與行動更有效的連接，正成為海外民運需要直面的新課題。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長期存在的一些現實困境。長期以來，海外民運呈現出「分散多於聯合」的現象。中國民運組織數量眾多，各有理念、各有方向，各自開展工作。不同組織之間時常缺少有效協調，形成了較多隔閡與壁壘，導致整體力量難以匯聚，行動效果受到局限。 此外，討論多於行動、組織多於整合、活動多於影響的現象也較為明顯。許多活動雖然保持了一定的熱度，但更多停留在內部交流和有限圈層中，難以真正觸及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一些組織之間缺乏長期合作機制，資源無法形成合力，部分傳統工作方式，也逐漸難以適應當今社會傳播環境的變化。 因此，現實中出現了象征意義多於實際效果的問題。堅持固然重要，但如果堅持無法轉化為影響力，就難以推動民運事業持續發展。面對這些問題，僅僅強調堅持是不夠的。真正需要的是在堅持理想的基礎上，勇於反思、主動調整、不斷創新。歷史上的進步，往往始於對自身的審視；真正的發展，也往往源於敢於面對不足。 真正的進步，始於自我檢討。 「山頭林立」與「內鬥不斷」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海外民運長期存在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民運社團數量眾多、組織形態覆雜。面對這一現實，人們往往習慣將其中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內鬥不斷」或「山頭林立」。然而，這樣的解釋並不完整。 黃華對此有自己的觀察。他表示：「我參與海外民運工作已有35年以上，長期見證這些組織現象的形成與發展。如果僅僅將問題歸結為『內鬥』與『山頭』，並不能全面反映實際情況。從我的經歷和觀察來看，其背後存在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 首先，中國國內長期存在的高壓政治環境，使獨立政治組織難以正常生存和發展。這種長期隔離，使海外民運組織與國內社會之間難以建立穩定、持續的聯系，也影響了運動的社會基礎與發展空間。 其次，海外民運組織普遍面臨現實資源限制，包括資金資源、人才資源以及傳播渠道等方面的不足。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不同組織往往各自尋求發展，容易形成相對獨立的運行模式，也進一步加劇了力量分散的問題。 再次，中國社會本身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新媒體傳播方式的興起、青年群體的成長，以及社會結構的不斷轉型，都對民主運動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表達方式、組織方式和動員方式，都需要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因此，海外民運所面對的問題，並不能簡單理解為個人矛盾或組織之間的分歧，而是政治環境、資源條件、社會變化以及組織結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有認識到這些深層原因，才能避免簡單化歸因，才能真正找到推動發展的路徑。 從近年來一些實踐探索來看，持續性的行動比一次性活動更加重要；具體項目推動比單純口號宣傳更加有效；面向社會的媒體傳播比內部討論更加關鍵；國際之間的協作聯動也比單一組織孤軍奮戰更具影響力。這些經驗也說明，未來的民運發展需要從分散走向協同，從單一行動走向系統建設。 2022年10月柏林會議期間提出的「建立歐洲4國反共軸心，加強年度項目與活動協調合作」的構想，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一種探索。經過多年社會實踐與跨國合作的積累，如今成立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其意義正在於嘗試回應長期存在的現實問題，通過洲域布局、力量整合、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渠道共建以及價值協同，探索一種更加有效的組織合作模式。 這不僅是組織形式上的調整，更是對新時代社會傳播環境和政治行動方式的一種回應。 英國實踐帶來的民運工作啟示 近年來，英國民運人士在工作方式上進行了許多新的探索與嘗試，其核心變化在於：從傳統的理念表達，逐步轉向社會參與、公共議題介入和實際行動。 筆者與英國的王冠儒、黃華相識相知已有多年。在這段時間的接觸中，可以看到他們不斷思考如何推動民運工作走出內部圈層、進入更廣泛社會空間的努力。他們嘗試將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政治表達以及社會訴求，與民運工作項目相結合，使民主理念不再停留於口號，而是通過具體行動進入公眾視野。 用王冠儒的話來說，就是：「要讓社會看到，也要讓社會感覺到。」 那麼，民運工作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讓社會「看到」和「感覺到」？王冠儒通過兩個實踐案例進行了說明。 一、參與公共議題，讓社會看見民運行動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倫敦市中心推動建設「超級大使館」的計劃，引發英國社會廣泛關注和爭議。該項目涉及外交安全、社區影響、國家安全以及潛在的監控風險等問題，因此成為英國社會討論的重要公共議題。 王冠儒認為，近年來，中共「跨境鎮壓與迫害」的問題，已經受到越來越多民主國家政府、媒體和社會組織的關注。 所謂跨境鎮壓，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在本國疆域之外，通過威脅、騷擾、監控、施壓家屬、濫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方式，對海外異議人士、記者以及特定群體成員施加影響或打擊。在英國，這類現象也不斷受到關注。例如，一些海外人士遭遇法律程序壓力、網絡騷擾、持續監控或社會威懾等情況。 面對這些問題，黃華認為，民運組織不能只是表達關注，而應采取實際行動，包括及時向所在國政府和執法機構反映情況，通過媒體公開信息，並以組織化方式參與社會討論。 基於這一理念，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圍繞「超級大使館」議題，在英國多個城市組織相關抗議活動。倫敦和曼徹斯特等地多次舉行同步行動，吸引了不同背景人士參與，並獲得了英國社會及國際媒體關注。 這一實踐體現了一種新的工作方式：民運不再只是內部表達，而是主動進入公共議題，通過社會行動讓公眾看見、理解並參與。 二、進入國際議題，提升專業化與影響力 另一個重要探索，是主動參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公共議題。 2024年11月4日至7日，第92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國際刑警組織大會是該組織的重要決策機制，每年吸引來自全球成員國的警政領導人、政府官員及安全領域專家參與，討論國際執法合作與跨境犯罪問題。 圍繞這一國際會議，王冠儒、黃華等民運人士在格拉斯哥舉辦了「國際刑法研討會」，邀請法律、人權和國際安全領域專家，就國際刑警組織的權力運作、專制國家影響國際組織、跨境追捕機制以及「紅色通緝令」等問題展開討論。 研討會設置了多個主題，包括： 專制國家影響國際刑警組織決策可能帶來的風險； 國際組織治理中的透明度與監督問題； 海外人士面對「紅色通緝令」時的法律困境； 國際刑警機制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系。 活動邀請了律師、國際刑事專家、學者、媒體人士以及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參與。其意義不僅在於表達批評，更在於通過專業討論，讓更多人了解國際刑警機制的運作方式，以及海外異議人士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和應對路徑。 這種方式體現了海外民運工作的一種轉變：從單純的政治立場表達，走向專業領域參與；從被動回應問題，走向主動設置議題。 三、從英國實踐看未來方向 英國的這些探索說明，民運工作的有效性，不僅取決於理念是否堅定，更取決於是否能夠踐行於現實社會。 未來的海外民運，需要更多加強社會參與能力、專業化能力和國際協作能力。只有真正進入社會議題、回應現實問題，才能擴大影響範圍，提升公眾認同。 讓社會看到，讓社會感覺到，也許正是新時代民運工作需要重新思考的重要方向。 創新，是民運工作發展的必由之路 《大學》有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社會運動，都需要在時代變化中不斷調整和發展，民主運動同樣如此。 創新並不意味著否定過去，而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新的突破。面對社會環境、傳播方式以及國際格局的變化，海外民運需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新的傳播路徑和新的組織機制。只有不斷適應時代發展，才能獲得持續發展的空間。 一、從紀念型活動向項目型活動轉變 黃華認為，長期以來，海外民運更多關注的是「如何生存、如何堅持」。而進入新的階段，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擴大影響？如何推動社會認知？如何讓民主理念真正進入公共空間？ 衡量一個組織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是否存在，更在於它能否推動社會討論、影響公眾認知，並促進理念傳播。 王冠儒以「劉曉波紀念活動」為例說明這一轉變。 歐洲之聲每年舉辦「7·13」紀念劉曉波活動，多年來持續開展，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王冠儒認為，在保持紀念價值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提升活動的社會影響力，將其從一次性的紀念活動發展成為具有持續影響力的公共項目。 基於這一思路，今年7月12日至14日，歐洲之聲與英國「中國研究」共同推出「劉曉波人權獎」項目，設立獎金，以表彰中國大陸勇於追求人權與民主理念的人士。 未來，該項目還計劃不斷擴大社會參與範圍，完善獎項設置，提高國際影響力，使劉曉波紀念活動從歷史紀念走向現實推動，從象征意義走向社會影響。 二、從「存在」走向「影響」 海外民運過去長期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持自身存在。而未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形成實際影響。 黃華認為，這一轉變包含兩個層面：第一，中國民運工作需要進一步思考國內外聯動的發展方向。海外力量不能僅停留在海外表達，而需要探索與國內社會之間更有效的連接方式。第二，組織建設需要更加注重長期布局和戰略規劃，只有形成持續性的行動機制，才能避免運動停留在象征層面。 2025年10月，「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在中國首府成立。黃華表示：原先考慮到國內同仁的安全，我是堅決反對的，但是這些志士非常堅決，怎麼勸也勸不聽，他們帶頭邁出了第一步，滲入中共心臟地區，結果遭致全軍覆沒。黃華說：我們將「北京黨部」視為一種血祭，為未來的國內布局與長期立足，汲取了經驗與教訓，這一步跨出去了，中國民主黨不會終止這一步伐，未來還會以更策略的計劃與方案向國內推進與布局。 從「存在」走向「影響」，意味著民運組織需要從維護自身延續，轉向建設社會影響力；從單純表達立場，轉向推動現實議題。 三、從圈層傳播向社會傳播轉變 在信息時代，傳播能力已經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基礎。向更廣泛社會拓展，不僅需要行動，也需要與傳播相結合。「敘事權」和「話語權」決定了社會如何理解一個事件，也影響公眾如何認識一個問題。 誰能夠解釋「發生了什麼」，誰能夠提出「為什麼行動」，誰就更容易影響公共討論。 雖然中國現行法律文本中包含公民表達、出版、集會、結社等相關權利原則，而如何在現實環境中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仍然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過程。 四、從單獨行動向協同合作平台轉變 面對覆雜的國際環境和長期挑戰，單一組織的力量有限，協同合作成為重要方向。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的成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的一種探索。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等地的相關力量開始嘗試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討論如何整合資源、形成合力。 王冠儒認為，未來需要更多專業化研究和戰略規劃，通過平台化合作，提高行動效率和國際影響。如果長期停留在各自行動、彼此分散的狀態，就難以形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未來的發展方向，應當從分散走向協同，從個體行動走向系統建設。 從象征性存在走向實際影響力，創新，不只是工作方式的調整，更是思維方式的更新。海外民運未來的發展，需要完成幾個重要轉變：從紀念活動走向持續項目；從內部表達走向社會參與；從圈層傳播走向公共傳播；從單獨行動走向協同合作。 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讓長期堅持轉化為現實影響，讓理想追求在新的時代環境中獲得新的生命力。 結語：民運未來工作思考 站在新的起點上，面向覆雜而動蕩的環境，我曾與王冠儒、王蘊溥、黃華有過不少交流，這里記錄了他們的現實想法與期待。 他們強調，民主運動不僅需要理念，更需要行動；不僅需要表達，更需要傳播。與過去單純依靠集會、聲明、紀念活動不同，他們更加重視項目化運作、媒體傳播和社會參與。 他們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讓社會看得見，讓公眾感受得到。這種思路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社會運動的影響力，都不僅來自其理念本身，更來自其傳播能力、組織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如果行動無法被社會看見，再正確的理念也難以產生廣泛影響。 因此，爭取敘事權、提升傳播力，已經成為當代民主運動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 中國民主事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事業。它不可能因為一次會議而成功，也不會因為一次挫折而終結。重要的是保持反思精神，勇於總結經驗，敢於探索新路。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任何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腳踏實地的積累與實踐。對於海外中國民主運動而言，今天最需要的或許不是更多口號，而是更多合作；不是更多爭論，而是更多行動；不是停留於過去的經驗，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不斷創新。 唯有如此，才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田牧（德國） 又是一年六月四日。 三十七年過去了。歲月如流水般遠去，帶走了一代人的青春，帶走了許多親歷者的身影，卻始終帶不走那場震驚世界的歷史記憶。 對於許多中國人而言，六四不僅是一個日期，更是一道刻在民族記憶深處的傷痕。三十七年來，每逢這一天，無論身處何地，總會有人以不同方式悼念逝者、追問歷史、守護記憶。 2026年6月4日上午，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門前再次聚集起一群人。上午十時，位於布魯塞爾特爾維倫大道（Avenue de Tervueren）的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大門緊閉。高高的鐵柵欄後，院內一片寂靜。使館門前，比利時警方車輛早已停駐現場維持秩序。 陸續抵達的人們來自歐洲各地。 當廖天琪、羅蘭德·庫訥牧師和筆者來到現場時，英國民運人士黃華、荷蘭民運人士王國興已率先到達，李秋、王珙、羅偉、林東漪等人也聚集在使館門前。隨後，維吾爾自由論壇負責人烏米特、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比利時負責人埃克巴爾，以及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華人聯絡官桑傑嘉等相繼加入。 從瑞士趕來的以翎告訴大家，她是在《歐洲之聲》網站看到活動消息後，專程乘飛機來到布魯塞爾參加紀念活動的。一位來自新西蘭的大學生唐偉，當時正在布魯塞爾短期實習，同樣因為看到網絡消息而趕到現場。 不同的國籍、不同的職業、不同的經歷，卻因為同一個歷史記憶而聚集於此。 活動開始後，發言者輪流走到使館門前發表講話。 廖天琪首先向使館方向發出呼籲。她表示，三十七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場流血事件，至今仍是中國現代史上無法回避的一頁。她希望使館官員能夠認真面對歷史、反思歷史，並最終站到尊重人權、自由與民主的一邊。她特別提到，今天參與紀念活動有的年輕人尚未出生，但歷史並未因為時間流逝而被遺忘，反而不斷喚醒後來者的思考與覺醒。 隨後發言的黃華言辭激昂。他質問當局為何始終拒絕面對「六四」歷史責任，並呼籲中國政府就當年的流血事件向人民作出交代。同時，他要求釋放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七名被監禁黨員。 德國牧師羅蘭德·庫訥則從更廣闊的國際視角談及人權與和平問題。他說，當今世界許多地區依然存在戰爭、壓迫與不公正現象，無論是烏克蘭、加沙還是伊朗等地區發生的沖突，都提醒世人：任何政府都應以人民福祉為重，尊重生命價值，避免以暴力回應社會訴求。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比利時負責人埃克巴爾隨後以維吾爾語發表演講。他談及新疆地區維吾爾人的處境，並批評中國政府相關政策對民族、宗教及文化權利造成傷害。 在場的王國興、桑傑嘉、李秋、以翎、羅偉等人也先後發言。 發言結束後，人們站在使館門前，高聲呼喊口號： 「永遠不忘六四！」 「結束一黨專制！」 「推動中國憲政民主！」 「還西藏自由！」 「還香港自由！」 「支持民主台灣！」 「反對戰爭！」 「停止文化滅絕！」 「停止鎮壓宗教信仰！」 「釋放張展！」 「釋放王炳章！」 「釋放許志永！」 「釋放伊力哈木·土赫提！」 「釋放秦永敏！」 口號聲一次次回蕩在使館前的街道上。 而使館的大門始終緊閉。 中午時分，活動逐漸接近尾聲。參加者們三三兩兩交流著，有人來自英國，有人來自荷蘭，有人來自德國、瑞士，也有人只是偶然身在布魯塞爾，卻選擇在這一天來到這裏。 他們之中，有的是當年歷史的見證者；有的是後來者；還有人出生於六四之後。但對於他們而言，歷史並非塵封的檔案，而是一種需要被持續守護的公共記憶。 三十七年過去了。 布魯塞爾街頭的樹木一年年生長，歐洲的天空一次次迎來夏日。而每到六月四日，總會有人來到中國使領館門前，獻上一束鮮花、一段講話、一聲呼喊。 他們紀念逝者，也提醒世人：歷史或許會被塵封，卻不會真正消失；記憶或許會遭到壓制，卻不會徹底沈默。 正因如此，這場聚集不僅是一場紀念活動，更是一場關於記憶、良知與希望的守望。 而這樣的守望，至今仍未結束。

  今年是「六四」事件至今37周年，中共建政至今也已近77年，而中國的極權沒落體制還在持續，自由、民主與人權在暴力淫威下，不見天日，沒有出路。中國人始終未擺脫千年鐵鎖的「家天下」與「黨天下」，得以步入開明陽光的「民天下」。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政治民主化」，是昨天今天明天中國人追求的方向，1989年的「六四」精神，是中國夢、中國魂的起點，是永遠流淌在中華民族血液中的希冀與動力。 「六四」37周年，又一個紀念日即將到來，堅持如一的中國民運人，是理性與堅定的追求者，中國海外民運37年來，成為一支「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壓力不減」的有生力量。近年來，最新的一波出國潮中，湧現出一大批年輕有為的民運活動人士，新的反專制團隊與組織，猶如雨後春筍接踵成立，且不斷壯大，平添新動力，勢頭不斷加猛。我們期待所有的拳頭凝成一股勁，吹響最新的一波憲政民主運動集結號，開啟改造與重建中國社會變革之路，旨在結束一黨極權獨裁統治，創建憲政民主新中國。 因為世界各國城市、地區都會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為了避免時間上沖突，維護全球平台堅持運作，故各地建議：提前於6月3日舉行2026年全球網絡視頻「紀念八九民運，創建憲政民主——『六四』37周年紀念會議」。 紀念活動籌備組織：歐洲之聲、藏人行政中央歐洲華人聯絡辦公室、民主中國陣線、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維吾爾自由論壇。 籌備人：廖天琪、黃慈萍、桑傑嘉、王冠儒、王國興、烏米特、宋書元、潘永忠。 紀念活動具體安排： 一、6月3日，舉行2026年全球視頻聯網「堅持六四精神 推動憲政民主——『六四』36周年紀念會議」，並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會議模式，中心會場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會場地址：11, rue de la Linière, 1060 Brussels, Belgium。 全球各地的具體時間是：紐約時間：8:00點；美國西部時間：5:00；倫敦時間：13:00點；布魯塞爾、柏林時間：14:00點；達蘭薩拉時間：17:30點；香港與臺北時間：20:00點；東京時間：21:00；澳洲時間：21:00點。 二、6月4日上午10:00-12:00點，在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前（地址：Av.de Tervueren 439, 1150 Bruxelles, 比利時）舉行示威抗議紀念活動。 出席今年六四紀念活動的主要嘉賓有： 魏京生、邊巴次仁、謝志偉、王丹、吾爾開希、王軍濤、熱比婭、廖天琪、胡平、蔣揚次仁、黃慈萍、王冠儒、席海明、王國興、瑪麗•侯芷明、李恒青、陳立群、宋書元、林培瑞、烏米特、羅蘭德·庫訥、桑傑嘉、霍嘉志、蔡明達、王進忠、梁友燦、陳維健、高健、王維洛、黃華、蒿紅義、王蘊溥、劉偉民、李蘭、劉飛龍、姜福禎、雷米夏、呂毅、劉剛、李秋、王珙、羅偉、陳元璋、薩格爾扎西、Peride Memet、Ümit Hamit、Ingenhorst Robert Josef、董鵬、王守峰、任自遠、潘永忠等。 媒體報道：潘永忠、蔣揚次仁、李蘭、劉飛龍 臺灣銳傳媒、圖博特之頁、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歐洲之聲、荷蘭反共之聲等。 網絡會議技術支持：歐洲之聲負責開設Zoom網絡會場，並安排實況轉播。 會議主持人：廖天琪、桑傑嘉 歡迎各國各地民主人士與朋友參加！ 美加地區聯絡人：黃慈萍 歐洲地區聯絡人：王國興 日本聯絡人：王進忠 澳洲地區聯絡人：梁友燦

  田牧（德國） 今年是流亡藏人社區的民主政治大事，第18屆西藏流亡議會大選於2026年4月26日在全球27個國家正式展開，包括印度、尼泊爾、歐美等地。 西藏民主選舉意義重大，自2011年尊者達賴喇嘛倡導西藏民主選舉，成為保障藏族人民政治參與權利的一種形式，尤其是在基層治理層面。流亡藏人通過這一選舉制度實踐民主體制，沖破了中國政府在政治層面上重重壓制與限制。 藏人行政中央選務署強調，這次選舉是流亡藏人行使民主權利、維護藏人共同利益的重要體現。新一屆藏人社區的民主選舉，選舉出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和行政中央司政。 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聯絡官桑傑嘉告訴筆者：今年的整個競選過程氣氛活躍，參選人競選演講，加之媒體的正面宣傳，呈現了一派藏民民主選舉當家作主的積極性，本屆選舉有超過9萬名登記的藏人選民，據初步統計投票率超過了56%，應該說西藏人民的民主選舉逐步走向正軌，民主體制呈現健康發展的趨勢。 有比較才有鑒別。近年來歐洲國家大選投票率低下不在少數，比如：保加利亞、斯洛伐克、捷克等國通常表現出較低的投票率，甚至出現34%投票率，瑞士2023年的投票率也只有46.6%，歐洲議會2019年的投票率為51%。 布魯塞爾選區的薩格爾紮西談到：西藏人民議會由45名議員組成，30位議員代表三個傳統地區（衛藏、康區、安多），10位議員代表五個宗教派（薩迦、噶舉、格魯、寧瑪、苯教）。歐洲地區的藏人選舉出2名議員，美洲地區的藏人選舉出2名議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印度次大陸以外其他亞洲國家的藏人，選舉出1名議員。藏人行政中央選舉委員會於2月份按照初選結果，公布了90名正式候選人名單，4月26日舉行的終選再從這90名候選人中選出45位議員。這次歐洲地區有五名議會候選人，藏人行政中央駐歐洲的三個代表處分別負責歐洲各國藏人的選舉事務。日內瓦代表處負責瑞士、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的選舉事務。布魯塞爾代表處負責比利時、法國、荷蘭、西班牙等國的選舉事務。倫敦代表處負責英國、瑞典、捷克、丹麥等國的選舉事務。 桑傑嘉告訴筆者：有一個非常好的喜訊，就是在初選中，邊巴次仁司政得票超過60%以上，他已再度連任西藏行政中央的司政。 歐洲之聲衷心祝賀第18屆西藏流亡議會大選勝利完成，為中國人樹立了優秀榜樣！更是中國民主運動事業的楷模！

  田牧（德國） 獲悉黎奇兄離世，有驚，有悲，有痛，喚起了筆者萬千思緒……，黎奇是我們的老朋友，就這麼寂靜淒涼的悄然而去。唐代大詩人元稹有「一度思卿一愴然」，這恰恰是我這些天的心境寫照，每每想起他，作為舊友與故人，不禁伴隨著淒愴與傷感，同時又深感不安與悵惘。王維有「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為此我向友人陸菁多次打聽與談及黎奇，徒嘆奈何，江山依舊，人去樓空……。 這些天令人隱隱惆悵，活生生的黎奇已化為天國之魂，留給活著的我們，那些漫漫歲月中曾經的情誼與足跡……，不盡的思念與回憶揮之不去，一起走過的路、說過的話、甚至沈默的瞬間，那種霎時的「回放」，悠悠牽扯的往事與友情，懊惱曾經缺席的一次次聚會，無奈已悔之晚矣，總覺得虧欠了他一次遠途的道別與天國之旅的祝福。 中國人有風俗，死者離去，他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具和衣物等都會被清理，或者焚毀，這不是絕情，而是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生前的友情與記憶也一樣，需要有個清理與了結。魯迅有篇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也表述了這樣一份感情、友誼與道義。「紀念」與「忘卻」，似乎是一組矛盾體，忘卻，是因為難以割舍故舊之誼的隱痛；紀念，是因為曾經一段守望相助的友情。記述這篇告慰黎奇的文章，有意識的從精神與思念中整理與放下，不任由記憶反覆折磨自己，而是把它安放在某個位置——既不消逝，也不淡忘。 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都有自己的經歷、情感和夢想，有順遂與維艱的一面，也有困惑與焦灼之時，追思黎奇，記述平凡人之間相處的往事與舊情，也是告慰天國的黎奇：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沒有忘卻你，你的足跡難以從我心中抹去……。 一 我與黎奇的相遇相識，上海方言成為我們結識的無形尺。 與黎奇相識，已超過了三十餘年。記得1994年初秋，萬潤南、吳方城等來德國訪問，參加了我與上海朋友一起組織的「同是故鄉人，共懷故鄉情」聚會，這天陸菁向我介紹了黎奇。在我眼里，中等身材的黎奇，斯文清瘦，戴著一副深色鏡框的眼鏡，透出幾分書生意氣。他開口便是地道的上海話，聲調低沈帶著熟悉的韻味，家鄉語言似乎是遊子心底的通行證。那一刻，我們仿佛跨越了時空界限，在同一片空氣里對話，距離既近又遠，卻異常親切。 他鄉遇故知，是一種情感與思維的寫實，一句上海話，便叩動了心靈，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發音與詞匯，而是一種身份的確認，一種情感的碰撞，無形中繞過了繁瑣的介紹、溝通與磨合，它像是一條「情感高速路」，繞過了漫長的社交磨合。 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萬潤南第一次來我家相識相聚，便用上海方言與我對話，既親切又溫潤。我知道他是江蘇宜興人，他解釋道：「我的整個中學時代是在上海中學完成的，所以我是半個上海人。」我們之間的談話和討論就此打開了大門。 前兩年與朋友去拜訪嚴歌苓，她熱情接待了我們，並用上海話對我說：「我能做正宗的上海菜，今天讓你們嘗嘗我的烹飪手藝。」我趕緊道：「我也是上海人。」她說：「我知道你。」我們倆隨即很快用上海話打開了話匣子，即刻跨越了拘謹與生疏。事後憑藉我們的鄉情之誼，我還寫了一篇與嚴歌苓一聚的記述散文。 家鄉話是一把無形的尺，是一張身份的名片，心靈的距離，歲月的深淺，更是血脈里的歸屬與記憶，我與黎奇很快就成了熟絡的友人。 二 《論語》也談交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即主張結交正直、誠信、博學的人，黎奇就是這樣的可交之友。 黎奇與我是同輩人，只是年長幾歲而已，他出生於幹部家庭，其父是上海市廣播電台台長，曾經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我也出生在公務員家庭，我的表叔大學畢業，因為學的是英語，也曾赴朝在俘虜營里教育俘虜，回國後進入外交部工作。相似的家庭背景使我們的關係走得很近很融洽。 黎奇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曾經在中國駐東德大使館任職，東西德統一後，曾在波恩的中國大使館商務處擔任一秘，任職結束回國後，辭去公職重返德國，開始了獨立的商務事業。1995年中國外貿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這成為他在德國展開商務運作的基礎。 黎奇抽煙甚猛，在與他交往的半世人生中，感覺他始終抽的是美國「駱駝牌Camel」香煙，那一縷煙霧仿佛就是他性格的象征，緩緩燃燒，釋放著自己的味道。他抽煙是這樣，處事待人也一樣：穩重而執著，理性而溫和，他從不輕易參與背後對他人的議論，也不會隨意說三道四，面對他人的不足與短處，即便眾人都知曉，他也看得清，卻總能保持緘默，不以鋒芒刺人，他有自己的判斷，但從不以自我為中心居高臨下，他懂得與人為善，卻不會因善良而失去原則。 在朋友眼中，黎奇像一團緩緩升起的煙霧，既清晰又模糊，能溫暖人心，卻不輕易讓人讀懂全部。他看破世態，卻從不說破，讓旁人安心，卻又無形中悄悄地感染與影響著他人。他的執著不僅體現在習慣上，也體現在內心：每一個承諾、每一次選擇，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堅持，他不急功近利，也不隨波逐流。 三 性格是一個人對現實的態度和反應的總和，它通過人在各種生活情境中的行為展現出來。在與黎奇長期的相處中，他的為人處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我在德國西部的蒙興格拉德巴赫城市接手了一家中國餐館，那時黎奇的妻子孩子還在國內，他居住在與我相距50公里的杜塞爾多夫，有時晚上我會去他家一聚。 杜塞爾多夫也算是德國的繁榮大城市，黎奇一個人的住所，無論外界如何喧囂，小小的空間永遠是一片凈土，明凈而舒暢，一桌一椅一燈一人一卷書，便有了他日常生活中沈思靜悟、安頓心靈的所在。 每次去黎奇處串門，他總是在勤於筆耕，似乎有創作不完的人間悲喜劇，有一陣他似乎沈浸在海外華人的創業故事中，那種充滿了跨越文化、克服逆境的血淚與輝煌中……。 四 對遊子而言，僑居海外，人在異鄉，最初很容易產生孤獨感與文化失重感。語言、飲食、習俗、價值觀都不同，哪怕生活穩定，內心深處仍會有一種「無根」的感覺。當時大家都還年輕，有不少想法、沖動，有時甚至還有些狂妄……。 當時我們周邊聚集了一批上海朋友，共同的出身地記憶，為彼此構建了一種天然的群體。記得我們曾一起籌建上海同鄉會，還考慮到不受「圍墻」束縛，使上海人之誼能夠延伸與拓展，共同注冊成立了「上海之友聯誼會」，黎奇也是該社團的核心人物之一。 還是在這個圈子里，一幫朋友試圖籌建食品超市、批發與飲食等集團公司，因為黎奇編寫了《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他自然成了籌備團體的智囊和顧問。在海外創業並不容易，但是至少我們曾經有過共同的夢，共同的追求，並肩走過了那一段路途。 五 那些年，在黎奇的小世界里，我們有聊不完的話題，餓了，他便會三下兩下搞出幾盤小菜來對付，味道還不錯，可見他一個人還挺能生活的。有一回在他那里聊到半夜，結果因為我亂停車，被市政管理處拖走了車子，他就幫著我半夜里四處詢問與找車，最終在市政管理處停車場找到了車並被罰了百餘馬克，我要送他回家，他堅決不讓，說我太太一定在著急了。黎奇就是這樣的人，替他人著想，樂意助人。 那些年里，我的糟糕事還挺多，有一回我的餐館突然遭遇市政管理處與警察局的突擊檢查，查黑工。之後幾個勞工紙有問題的工人均離開躲避，餐館里一時嚴重缺失員工。周邊的上海朋友們即刻相援，才得以維持我餐館的正常營業。純粹書生一枚的黎奇，從未在餐館做過工，居然也義不容辭來相助，令我十分感動。這些上海朋友分文不取，幫助我渡過了難關。朋友還戲謔的稱：我的餐館是「幹部輪訓班」。 不久，黎奇夫人金律赴德國團聚，這在我們朋友中是大事，大家爭先恐後地去看望黎夫人，為他們的相聚歡天喜地地慶祝一番。還記得有一回，我們夫婦一早有個銀行約談，那時我們女兒不足2歲，只能在前一天托付給朋友，又是黎奇夫婦伸出援手，幫助我們照看女兒。認生的女兒在他家幾乎鬧騰了一整夜，攪得他們不得安寧。 當網絡世界進入我們的生活，這是一片嶄新的天地，信息傳播變得更加迅速便捷。面對無限的機遇與挑戰，人們的學習和交流方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記得Adobe Photoshop出現時，我面對複雜的界面和眾多工具，往往不知道從何入手。也是黎奇最初輔導我從基礎開始，例如圖層的使用、選區工具、簡單的調色與裁剪等，我才慢慢掌握了基本操作。 六 我們這代人年輕時，曾經歷了傳統文化遭遇嚴禁與壓制，書籍、思想與藝術表達等極其「資源匱乏」。隨後的八十年代發生了反彈與重建的動力，即思想解放與文化「重啟」，我們這代人就這樣接觸到了一批西方著名作家與他們的優秀作品，雨果、巴爾扎克、卡夫卡、狄更斯、司湯達、海明威、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 文學世界的筆觸盡管盤根錯節、撲朔迷離、荒誕魔幻，但其主題的經絡與脈道，無非是私欲與公義、革命與沒落、新秩序與舊傳統、理想與現實等陷入撲朔迷離、縱橫交錯的張力敘事中。比如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主人公于連試圖依靠「紅」與「黑」的不同途徑，實現階層跨越的冒險人生。「紅」代表拿破侖時代的軍裝與革命熱血，「黑」代表復辟封建勢力的教士黑袍。象征著紅色理想與黑色社會矛盾中的掙扎與博弈，最終以悲劇而告終。 對於筆下的世界，巴爾紮克似乎了然於胸，他在書房里放置了一座拿破侖塑像，在塑像的劍鞘上刻下：「他用劍未完成的事業，我要用筆完成！」他創作的91部小說的《人間喜劇》，被譽為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中國明代書畫家文徵明有詩云：「豈是胸中有邱壑，聊從筆底見江山」。可見中國人也自信筆能縱橫天下、所向披靡，胸中丘壑，筆底江山。黎奇是那個時代的文青，他當然也有自己的文學遐思與追求，並沈浸在長期的筆耕生涯。 黎奇是嚴肅的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出版了不少小說、文學與紀實著作。從黎奇1984年創作的《春天在馬路上流動》的自由詩中，我似乎感悟到了他那種追求、沖動與執著。上世紀80年代中國掀起了一波「文學熱」，黎奇居然也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他的詩歌中充溢著感悟、覺醒、希冀、重生、歡愉的意境，體現了朦朧詩的精神氣質，今天讀來依然會令人心潮湧動。 我雖然也熱衷於筆耕，在香港、台灣出版了一些雜書，並進入了獨立中文筆會，也曾代表筆會參加過不少次國際筆會的各種會議，忙於這一圈的朋友與事務。而黎奇參加了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無形中我與黎奇在時空上逐漸疏離了，但他永遠是我難以忘懷的朋友。在文學寫作領域，我們鮮少談及與交流過各自的作品，現在想來甚是遺憾。 七 漫長的歲月中，我們一批上海朋友時常相聚，黎奇每次見到我總會調侃道：「你的革命工作怎樣了，什麼時候可光復大陸？那時可不要忘了帶上我！」每每會引起一片歡笑，他這種時候便是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幽默開心果。 君子之交淡如水，對朋友而言，「留白」與「空間」，是尊重與保護友情「恰到好處」的尺度，也是一種無形尺。在人生這條漫漫長路上，人來人往，聚散如風。可總有那麼幾個人，會在記憶深處留下溫柔而清晰的光影，任時光流轉也不會褪色。黎奇，對我而言，便是其中之一。 人們常說，送別友人的追憶，是一種在離別之後回望友情、回味相處時的那些舊事、那些光陰，常帶有淡淡的惆悵與溫暖的情懷。對我來說，送別並不意味著結束，反而是一種新的開始，友情從「相伴」轉為「牽掛」。這種看不見的聯繫，是追憶中最柔軟的部分。 黎奇兄走了，他給世人留下了他的文學作品、與人相處的軼事，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長短，重要的是：是否充溢著明智與精采，給朋友們留下永恒的記憶。 黎奇兄悄無聲息地不告而別，令人措手不及，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撫平的漣漪……，寫下這篇追憶的文字，只為將思念寄往天國，化作一份遲到的告慰與祝福。 寫於2026年3月30日 【黎奇簡介】： 黎奇，出生於一九五三年，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會員。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曾在中國駐民主德國（東德）大使館任職，東西德統一後曾任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商務處一秘。上世紀九十年代離開公職移民德國，長年從事翻譯和研究德國（德語區）文學，翻譯出版過卡夫卡諸多作品（比如《卡夫卡致密倫娜情書》、《卡夫卡傳》），在國內和台灣出版了各種版本，包括被收入《卡夫卡全集》，並發表了關於卡夫卡（多篇）、赫爾曼•黑塞、羅伯特•慕西爾、海涅等德國文學名家的論文和評論。 黎奇還發表和出版了一些德國文學（其他作家作品）譯作。同時從事文學和其它領域的寫作。1995年由中國外貿出版社出版了《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2009年以「布古」的筆名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描述在德華人的長篇小說《萊茵河，萊茵河》；2011年和2012年先後由德國和香港出版社出版了德語版和中文繁體字版的長篇紀實文學《德國之聲的中國夢魘》；中篇小說《兩代方圓》發表在《海外文摘•文學》雜誌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