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德國） 劉曉波精神世界的回響與共鳴 國際筆會前會長詹妮弗·克萊門特（Jennifer Clement）曾多次公開表達對劉曉波的聲援與紀念。她在相關國際活動中強調，劉曉波所代表的精神與價值屬於全人類，他的犧牲讓世界各地的作家認識到，追求自由與人權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他的勇氣、信念與遺志，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整個世界。劉曉波成為許多人心中一道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痕，也是一份持續提醒世人的精神遺產。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也曾評價劉曉波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劉曉波不僅是中國人的英雄，也是全世界共同尊敬的人權捍衛者。 這些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聲音，共同指向一個主題：劉曉波的意義已經超越地域與國界。他所堅持的自由、和平、理性與非暴力理念，已成為全球人權事業中的重要精神象征。他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這個世界。 2026年7月13日，是劉曉波逝世九周年紀念日。屆時，這場由科隆的「歐洲之聲」和倫敦的「中國研究」兩個機構合作，共同舉辦的紀念活動將在何處舉行、以何種方式展開，也受到海內外的關注。 近年來，德國方面劉曉波紀念活動的地點選擇，多由「歐洲之聲」理事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 Kühne）提出，曾先後在柏林、漢堡、科隆，倫敦、巴黎等城市舉行。2025年11月，羅蘭德·庫訥牧師專程前往萊比錫，拜訪聖尼古拉教堂主任牧師伯恩哈德·斯蒂夫（Bernhard Stief），雙方就2026年7月13日在聖尼古拉教堂舉行劉曉波九周年紀念活動達成一致。 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這里曾是1989年和平革命的重要地點之一，以祈禱、和平集會和公民行動推動了社會變革。選擇這里紀念劉曉波，也具有象征意義——它連接了不同文化、不同歷史時期中人們對於和平、自由、尊嚴與公民責任的共同追求。 「英雄之城」萊比錫 萊比錫，這座擁有千餘年歷史的古城，曾是東德時期的重要城市之一。由於其在歐洲歷史進程中所承載的重要意義，德國人常以「英雄之城」來稱譽萊比錫。 萊比錫之所以獲得這一稱號，與兩段改變歐洲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密切相關：1813年的萊比錫戰役，以及1989年推動德國和平轉型的和平革命。 萊比錫戰役：是一場改變歐洲格局的「民族會戰」（Völkerschlacht）。世人熟知的滑鐵盧戰役，標誌著拿破侖一世政治軍事生涯的最終失敗。然而，拿破侖帝國的衰落並非始於滑鐵盧一役。此前二年發生於萊比錫的會戰，才是其霸權體系崩解的重要轉折點。 1813年10月，萊比錫戰役在萊比錫周邊地區展開。這場戰役是第六次反法同盟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之一。由於參戰的國家和民族眾多，歷史上又稱之為「民族會戰」。 戰役中，拿破侖率領約十八萬法軍，與由俄羅斯帝國、奧地利帝國、普魯士王國及其他歐洲力量組成的約三十萬聯軍展開激戰，最終法軍失敗，拿破侖在歐洲大陸的統治體系開始瓦解，並最終走向退位。 1815年，拿破侖短暫建立「百日王朝」，隨後在第七次反法同盟中的滑鐵盧戰役中徹底失敗，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瓦赫特山：這是歷史見證者的高地。在萊比錫古戰場區域的瓦赫特山（Wachberg），至今仍保存著相關的歷史紀念遺跡。這里曾是反法聯軍將領觀察戰場的重要位置。當年站立於此指揮和觀察戰局的三位重要人物包括：卡爾·菲利普·施瓦岑貝格親王——奧地利陸軍元帥、反法聯軍總司令；格布哈德·勒貝雷希特·馮·布呂歇爾——普魯士陸軍元帥；卡爾十四世·約翰——瑞典攝政王及武裝部隊總司令。 如今的瓦赫特山並非險峻山峰，而是一片開闊的緩坡地帶，海拔約270米，這里地勢平緩、視野開闊，當年可以俯瞰瓦豪（Wachau）等主要戰區，是觀察整個戰局的重要制高點。 民族之戰豐碑（Völkerschlachtdenkmal）：是歐洲最大的戰爭紀念建築之一。1913年10月18日，在萊比錫會戰百年紀念之際，人們在當年戰場核心區域建造了萊比錫民族之戰紀念碑。 這座紀念碑高達91米，是歐洲現存規模最大的戰爭紀念建築之一。建築主體寬約90米，前方配有大型矩形倒影水池，形成莊嚴而對稱的空間景觀。 民族之戰紀念碑不僅是為了紀念1813年反法聯軍的勝利，也承載著德國歷史中關於民族記憶、戰爭反思與和平追求的複雜象征意義。 瓦赫特山紀念遺址與民族之戰豐碑，分別代表了同一段歷史的不同空間記憶：前者保存了戰場指揮與歷史現場的痕跡，後者則以宏偉建築凝固了百年後的集體紀念。這兩處遺跡共同構成了萊比錫「英雄之城」歷史敘事的重要篇章。 千年歷史與文化魅力 萊比錫是一座擁有超過千年歷史的德國名城。它不僅因深厚的音樂傳統而被譽為「音樂之都」，也是一座充滿創造力、多元文化與藝術活力的城市。 從古典音樂到文學出版，從歷史建築到現代藝術，萊比錫始終是德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音樂之都：萊比錫是大師雲集的藝術聖地。萊比錫曾吸引眾多音樂巨匠在此生活與創作，包括：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費利克斯·門德爾松、羅伯特·舒曼、理查德·瓦格納等。 城市至今仍保留著眾多音樂遺產，並擁有世界級交響樂團與歷史悠久的音樂機構，是古典音樂愛好者的重要朝聖地。 聖托馬斯教堂（Thomaskirche）：是萊比錫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標。巴赫曾在此擔任聖托馬斯合唱團領唱（Cantor）長達27年。教堂內安葬著巴赫的遺骨。 世界著名的聖托馬斯合唱團至今仍以此為基地演出。 巴赫在德國文化史上享有極高地位。在2005年德國電視二台舉辦的「最偉大的德國人」評選中，他位列第六；在20世紀以前出生的重要人物中，他僅次於馬丁·路德與卡爾·馬克思。 萊比錫巴赫節（Bachfest），是世界最重要的巴赫音樂節之一。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家與巴赫愛好者都會聚集萊比錫，共同紀念這位音樂大師。 音樂街區（Musikviertel），位於萊比錫西南部的音樂街區，以濃厚的藝術氛圍聞名。許多街道以莫札特、貝多芬、海頓等音樂家的名字命名，漫步其中仿佛置身音樂歷史長廊。如此的環境下，不難想像如今許多音樂家也都被吸引，喜愛定居於此。 本次的劉曉波人權獎的頒獎活動，及在尼古拉教堂中的追思禮拜和平祈禱，有幸邀請到德國著名鋼琴家馬庫斯·考夫曼（Markus Kaufmann）來進行穿插演奏，平添了濃厚的人文氛圍。 萊比錫不僅屬於音樂，也屬於書籍與思想，文學、出版與思想之城。早在1481年，萊比錫便出現了印刷產業。18世紀，普萊瑟河（Pleiße）畔已經出現書籍交易活動。1825年，德意志圖書交易協會在此成立，使萊比錫成為歐洲重要的出版中心。 今天，萊比錫仍擁有眾多重要的文化機構：德國國家圖書館、阿爾貝蒂娜圖書館、德國文學研究所等。由於生活成本相對柏林、漢堡和慕尼黑更為親民，許多年輕藝術家、創意工作者與文化人士選擇來到萊比錫發展，使城市持續保持年輕、多元與創新的氣質。 萊比錫圖書展：是歐洲閱讀文化盛會，是德國最重要的文學活動之一，每年春季吸引大量出版商、作家、記者與讀者參與。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萊比錫閱讀」（Leipzig liest）活動：城市各處都成為閱讀空間；書店、劇院、咖啡館和歷史建築內部舉辦文學活動；整座城市共同營造了歐洲規模最大的文學節之一。 萊比錫還有一個著名昵稱——「小巴黎」，這一稱呼源自歌德《浮士德》中學生角色的一句台詞：「我讚美我的萊比錫！它是一個小巴黎，培養它的人民。」直到今天，「小巴黎」仍被用來形容萊比錫優雅的城市風貌、開放的文化環境以及豐富多彩的藝術生活。 萊比錫：自由與人權之城 萊比錫素有「自由與人權之城」美譽。這里不僅是德國重要的文化與歷史名城，也是1989年東德「和平革命」的發源地。面對長期的政治壓制，萊比錫市民以非暴力的方式，通過「周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勇敢追求民主、自由與人權，最終推動了東德社會的歷史轉型，並為柏林墻的倒塌以及德國統一鋪平了道路。 這場和平革命的精神象征，是位於萊比錫市中心的聖尼古拉教堂（St. Nikolaikirche），教堂始建於約1165年，坐落於兩條歷史商路的交匯之處，見證了這座城市數百年的變遷。教堂建築融合了羅曼式與哥特式風格，內部則於18世紀改建為新古典主義風格。1539年宗教改革之後，聖尼古拉教堂成為新教教堂，同時也允許天主教信徒使用。1724年，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約翰受難曲》曾在此舉行首演，使該教堂成為歐洲宗教與音樂史上的重要場所。 1982年起，聖尼古拉教堂每周舉行「和平祈禱會」（Friedensgebet），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討論和平、正義與社會問題的公共空間。正是在這些持續不斷的和平祈禱中，民間對自由與尊嚴的追求逐漸匯聚，並最終發展成為1989年的和平革命。 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下午5點，聖尼古拉教堂內聚集了大批市民，參加由富勒牧師（Christian Führer）主持的和平祈禱會。祈禱結束後，人們手持象徵和平的燭火走出教堂，越來越多市民自發加入隊伍，形成一場沒有領袖、沒有暴力的和平示威。當晚，約7萬名民眾走上萊比錫街頭。面對這場規模空前的和平抗議，軍警最終沒有開槍，整個示威在平靜中落幕。 此後數週，每逢星期一下午5點，萊比錫市民便重複這項行動。他們聚集在聖尼古拉教堂周圍，人數從最初的數千人迅速增加至數萬人，手持蠟燭，徒步繞城遊行，呼喊自由與改革的訴求。這股持續壯大的民間力量，使東德政府逐漸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面對洶湧的人潮，執法人員選擇觀望，不敢採取武力鎮壓。萊比錫星期一示威成為推動東德政權崩潰的重要轉折點，也被視為推倒東德共產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一天成為東德歷史上的關鍵轉折點，也成為世界非暴力民主運動史上的重要篇章。萊比錫人民以勇氣和克制證明，追求自由與尊嚴的力量可以改變歷史。 從1989年的和平革命，到今天作為自由、人權與和平對話的重要象征，萊比錫繼續承載著對人類尊嚴的守護與對未來的希望。 萊比錫曾因和平而改變德國歷史，也將繼續以其獨特的歷史見證，成為守望自由、人權與和平的城市。 首屆劉曉波人權獎與城市的自由記憶 7月13日，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先生逝世九周年紀念日。對於許多人而言，「7·13」早已超越個人紀念的意義，成為一個承載歷史記憶與人權追求的文化符號，提醒世人每年銘記這位以和平方式追求自由與尊嚴的思想者。 劉曉波先生是一位和平抗爭的先行者。他將畢生心血奉獻於推動中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以及憲政民主的發展，以堅定的信念和非暴力的行動，為中國自由、人權與法治事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精神遺產。 首屆劉曉波人權獎頒獎典禮將於2026年7月13日在德國萊比錫老交易所（Alte Handelsbörse）舉行。這座建於1678年的巴洛克建築，見證了歐洲數百年的商業往來與城市文明，也將在這一特殊時刻，成為紀念自由精神、傳承人權理念的重要場所。 頒獎典禮結束後，開放式「和平禱告」將在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舉行，由羅蘭德·庫訥牧師主持。聖尼古拉教堂曾是和平與公民覺醒的重要歷史空間，其承載的自由精神，也將與劉曉波先生追求和平、尊嚴與民主的理念產生深刻共鳴。 劉曉波先生是許多人心中的燈塔。他用一生的思想與行動，詮釋了對自由、人權與和平的堅守。2026年7月13日，讓我們再次相聚於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不僅為了紀念與緬懷，更為了凝聚力量、延續信念。 英國「中國研究」去年提出「設立劉曉波人權獎」的倡議，旨在延續和傳播劉曉波所堅持的價值理念。這個由「歐洲之聲」和「中國研究」共同推出的獎項，其計劃用於：弘揚劉曉波堅持非暴力、追求自由、捍衛人權的精神；資助和推動民主憲政、人權教育、公民社會建設領域的研究與實踐；支持和平、理性、建設性的社會對話與公民行動；促進海內外志同道合者之間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動社會進步。 劉曉波已經離開人世多年，但他的思想與精神仍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之間產生回響。對他的紀念，不只是回望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更是對自由、和平與人類尊嚴價值的持續守護。 在這座擁有自由記憶的城市中，我們將舉行「和平禱告」，追思劉曉波先生留下的精神遺產，並以和平、理性與堅定的方式，繼續推動對自由、人權與民主價值的追求，開啟面向未來的新征程。

  田牧（德國） 2026年5月，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在倫敦宣告成立。對於英國、德國、荷蘭和法國的歐洲民運朋友而言，這不僅是一個組織架構上的調整，更是一種新探索與新嘗試。 記得在2022年10月柏林中國民主化論壇會議上，荷蘭的陳忠和、王國興、英國的黃華、法國的劉偉民與德國的我相聚，有人提議「要建立歐洲4國反共軸心，每年的項目與活動盡量協調與合作」，大家一拍即合。這些年來，我們努力了，雖然組織松散，但行動協調。2024年10月的柏林中國民主化論壇大會前夜，陳忠和先生病逝了，可說是壯志未酬身先亡。而如今在倫敦舉行這樣的會議，實現了大家當年的約定，也算是告慰天國的忠和兄，我們邁出了約定的一大步。 回顧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三十餘年的發展歷程，我們既應看到堅持與付出，也應正視不足與局限。如何在總結經驗中尋找新方向，在反思問題中開辟新道路，已經成為擺在海外民運面前的重要課題。此文是筆者與英國民運主帥王冠儒、黃華、王蘊溥的談話內容的摘要，算是對中國海外民運工作的總結、思考與探索，與民運朋友交流與分享。 英國民運團隊主要領導概述 英國民運團隊中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王冠儒、黃華和王蘊溥。 一、黃華：英國民運資深人士 黃華是英國民運中的資深人士，參與民運活動已有30餘年。 20世紀90年代初，黃華曾與流亡英國的高沛其（原深圳市刑警隊副隊長）同屬一個民運團隊，並曾與王炳章等民運人士有過合作。90年代末，他加入中國民主黨，是中國民主黨早期的重要成員之一，在民主黨圈內擁有較廣泛的人脈和影響力。 作為英國民運中的老一代參與者，黃華見證並參與了海外民運的發展歷程，其經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王冠儒：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歐洲總部主席 王冠儒現任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此前，他曾擔任遼寧省人大代表、遼寧省民營企業負責人。 2016年，王冠儒因涉及遼寧省人大代表選舉相關案件而受到牽連。當時，中共官方將該事件定性為遼寧省「拉票賄選案」，並稱其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發生在省級層面的重大政治事件。官方通報稱，該案涉及多名省部級官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人大代表。 王冠儒是該事件相關涉案人員之一。此後，他經歷了審查過程，並表示自己長期處於高壓力、禁錮狀態，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後來王冠儒因身體健康原因赴德國慕尼黑接受治療，之後流亡海外。 談及當年的經歷，王冠儒認為，當時的選舉過程是一次真實的民意表達，只是沒有按照中央設定的方式進行，因此最終被定性為嚴重政治事件。這一經歷讓王冠儒深刻認識到體制內政治運行的問題。他表示：「我親歷了這些年的政治黑幕，也經歷了個人權益受到侵害的過程。來到英國自由世界後，我決定投入中國民主事業，與大家共同推動海外民運工作。」 三、王蘊溥：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主席、歐洲總部副主席 王蘊溥曾在軍隊服役五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畢業於中共黨校本科，曾在國有企業擔任黨委書記。離開公職後，他從事商業活動，經營私人企業。 王蘊溥是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創建成員之一。他表示，自己投身民主運動，與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歷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關。 他認為，新冠疫情期間實施的長期「清零政策」，給社會帶來了嚴重影響，尤其是在封控環境下，一些普通民眾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壓力和心理壓力。「白紙運動」等社會現象，也讓他感受到民眾對社會變化的訴求。 他說，自己在商業領域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長期關注社會發展，並希望參與推動民主進程。 2024年，王蘊溥又經歷了一次重大人生轉折。他因涉及一起高級官員案件而受到調查，並被采取「留置」措施。王蘊溥說：「留置」雖然在形式上取代了過去的「雙規」，納入國家監察體系，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仍存在嚴重侵犯個人權利的問題。 據王蘊溥介紹，自己在留置期間受到嚴格監管，長期處於高壓環境之下，包括持續監視、限制行動、反覆接受詢問和撰寫材料等。他表示，這段經歷給自己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傷害。後來，王蘊溥因身體原因獲得保外就醫機會。在相關政策調整前的窗口期，他離開北京，經深圳、香港前往海外，開始流亡生活。 他說：「加入民運組織，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會盡自己的力量發揮作用。」 四、英國民運的新一代力量 王冠儒和王蘊溥都曾擁有企業管理和社會組織方面的豐富經驗，也經歷過中國政治環境中的重大變故。他們認為，推動民主、人權和公民社會建設，是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 與早期海外民運人士相比，新一代民運參與者更多擁有企業經營、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方面的經驗。他們試圖將公民參與、社會訴求以及現實政治議題結合起來，在長期規劃與具體行動之間尋找平衡。 從這一角度看，英國民運正在經歷代際更替。新舊力量交匯，既延續了過去的理念，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正如一句常被引用的話：「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既是時代變化的體現，也反映了海外民運群體持續發展的過程。 堅持抗爭，亦需直面成效不足 三十多年來，海外民運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與變遷。無數民運人士在艱難環境中持續發聲，推動民主、人權與法治理念的傳播。正是這種長期堅持，使中國民主運動在國際社會上始終保持一定的影響力與存在感。 王冠儒談到：「我是後來者，但參與海外中國民運工作也已有六年多。這幾年，我更多是在傾聽——傾聽前輩們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大家談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 我非常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義。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本身就是對理想與信念的堅持，也是海外民運長期抗爭精神的體現。然而，在肯定這種堅持的同時，我們也需要進一步思考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影響力究竟體現在哪里？組織動員能力如何發揮？公眾認同度又如何衡量？換句話說，堅持本身是必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堅持的目的不僅在於延續，更在於產生實際影響、推動現實改變。那麼，如何讓堅持轉化為成果，如何讓理想與行動更有效的連接，正成為海外民運需要直面的新課題。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長期存在的一些現實困境。長期以來，海外民運呈現出「分散多於聯合」的現象。中國民運組織數量眾多，各有理念、各有方向，各自開展工作。不同組織之間時常缺少有效協調，形成了較多隔閡與壁壘，導致整體力量難以匯聚，行動效果受到局限。 此外，討論多於行動、組織多於整合、活動多於影響的現象也較為明顯。許多活動雖然保持了一定的熱度，但更多停留在內部交流和有限圈層中，難以真正觸及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一些組織之間缺乏長期合作機制，資源無法形成合力，部分傳統工作方式，也逐漸難以適應當今社會傳播環境的變化。 因此，現實中出現了象征意義多於實際效果的問題。堅持固然重要，但如果堅持無法轉化為影響力，就難以推動民運事業持續發展。面對這些問題，僅僅強調堅持是不夠的。真正需要的是在堅持理想的基礎上，勇於反思、主動調整、不斷創新。歷史上的進步，往往始於對自身的審視；真正的發展，也往往源於敢於面對不足。 真正的進步，始於自我檢討。 「山頭林立」與「內鬥不斷」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海外民運長期存在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民運社團數量眾多、組織形態覆雜。面對這一現實，人們往往習慣將其中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內鬥不斷」或「山頭林立」。然而，這樣的解釋並不完整。 黃華對此有自己的觀察。他表示：「我參與海外民運工作已有35年以上，長期見證這些組織現象的形成與發展。如果僅僅將問題歸結為『內鬥』與『山頭』，並不能全面反映實際情況。從我的經歷和觀察來看，其背後存在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 首先，中國國內長期存在的高壓政治環境，使獨立政治組織難以正常生存和發展。這種長期隔離，使海外民運組織與國內社會之間難以建立穩定、持續的聯系，也影響了運動的社會基礎與發展空間。 其次，海外民運組織普遍面臨現實資源限制，包括資金資源、人才資源以及傳播渠道等方面的不足。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不同組織往往各自尋求發展，容易形成相對獨立的運行模式，也進一步加劇了力量分散的問題。 再次，中國社會本身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新媒體傳播方式的興起、青年群體的成長，以及社會結構的不斷轉型，都對民主運動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表達方式、組織方式和動員方式，都需要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因此，海外民運所面對的問題，並不能簡單理解為個人矛盾或組織之間的分歧，而是政治環境、資源條件、社會變化以及組織結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有認識到這些深層原因，才能避免簡單化歸因，才能真正找到推動發展的路徑。 從近年來一些實踐探索來看，持續性的行動比一次性活動更加重要；具體項目推動比單純口號宣傳更加有效；面向社會的媒體傳播比內部討論更加關鍵；國際之間的協作聯動也比單一組織孤軍奮戰更具影響力。這些經驗也說明，未來的民運發展需要從分散走向協同，從單一行動走向系統建設。 2022年10月柏林會議期間提出的「建立歐洲4國反共軸心，加強年度項目與活動協調合作」的構想，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一種探索。經過多年社會實踐與跨國合作的積累，如今成立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其意義正在於嘗試回應長期存在的現實問題，通過洲域布局、力量整合、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渠道共建以及價值協同，探索一種更加有效的組織合作模式。 這不僅是組織形式上的調整，更是對新時代社會傳播環境和政治行動方式的一種回應。 英國實踐帶來的民運工作啟示 近年來，英國民運人士在工作方式上進行了許多新的探索與嘗試，其核心變化在於：從傳統的理念表達，逐步轉向社會參與、公共議題介入和實際行動。 筆者與英國的王冠儒、黃華相識相知已有多年。在這段時間的接觸中，可以看到他們不斷思考如何推動民運工作走出內部圈層、進入更廣泛社會空間的努力。他們嘗試將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政治表達以及社會訴求，與民運工作項目相結合，使民主理念不再停留於口號，而是通過具體行動進入公眾視野。 用王冠儒的話來說，就是：「要讓社會看到，也要讓社會感覺到。」 那麼，民運工作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讓社會「看到」和「感覺到」？王冠儒通過兩個實踐案例進行了說明。 一、參與公共議題，讓社會看見民運行動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倫敦市中心推動建設「超級大使館」的計劃，引發英國社會廣泛關注和爭議。該項目涉及外交安全、社區影響、國家安全以及潛在的監控風險等問題，因此成為英國社會討論的重要公共議題。 王冠儒認為，近年來，中共「跨境鎮壓與迫害」的問題，已經受到越來越多民主國家政府、媒體和社會組織的關注。 所謂跨境鎮壓，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在本國疆域之外，通過威脅、騷擾、監控、施壓家屬、濫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方式，對海外異議人士、記者以及特定群體成員施加影響或打擊。在英國，這類現象也不斷受到關注。例如，一些海外人士遭遇法律程序壓力、網絡騷擾、持續監控或社會威懾等情況。 面對這些問題，黃華認為，民運組織不能只是表達關注，而應采取實際行動，包括及時向所在國政府和執法機構反映情況，通過媒體公開信息，並以組織化方式參與社會討論。 基於這一理念，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圍繞「超級大使館」議題，在英國多個城市組織相關抗議活動。倫敦和曼徹斯特等地多次舉行同步行動，吸引了不同背景人士參與，並獲得了英國社會及國際媒體關注。 這一實踐體現了一種新的工作方式：民運不再只是內部表達，而是主動進入公共議題，通過社會行動讓公眾看見、理解並參與。 二、進入國際議題，提升專業化與影響力 另一個重要探索，是主動參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公共議題。 2024年11月4日至7日，第92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國際刑警組織大會是該組織的重要決策機制，每年吸引來自全球成員國的警政領導人、政府官員及安全領域專家參與，討論國際執法合作與跨境犯罪問題。 圍繞這一國際會議，王冠儒、黃華等民運人士在格拉斯哥舉辦了「國際刑法研討會」，邀請法律、人權和國際安全領域專家，就國際刑警組織的權力運作、專制國家影響國際組織、跨境追捕機制以及「紅色通緝令」等問題展開討論。 研討會設置了多個主題，包括： 專制國家影響國際刑警組織決策可能帶來的風險； 國際組織治理中的透明度與監督問題； 海外人士面對「紅色通緝令」時的法律困境； 國際刑警機制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系。 活動邀請了律師、國際刑事專家、學者、媒體人士以及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參與。其意義不僅在於表達批評，更在於通過專業討論，讓更多人了解國際刑警機制的運作方式，以及海外異議人士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和應對路徑。 這種方式體現了海外民運工作的一種轉變：從單純的政治立場表達，走向專業領域參與；從被動回應問題，走向主動設置議題。 三、從英國實踐看未來方向 英國的這些探索說明，民運工作的有效性，不僅取決於理念是否堅定，更取決於是否能夠踐行於現實社會。 未來的海外民運，需要更多加強社會參與能力、專業化能力和國際協作能力。只有真正進入社會議題、回應現實問題，才能擴大影響範圍，提升公眾認同。 讓社會看到，讓社會感覺到，也許正是新時代民運工作需要重新思考的重要方向。 創新，是民運工作發展的必由之路 《大學》有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社會運動，都需要在時代變化中不斷調整和發展，民主運動同樣如此。 創新並不意味著否定過去，而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新的突破。面對社會環境、傳播方式以及國際格局的變化，海外民運需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新的傳播路徑和新的組織機制。只有不斷適應時代發展，才能獲得持續發展的空間。 一、從紀念型活動向項目型活動轉變 黃華認為，長期以來，海外民運更多關注的是「如何生存、如何堅持」。而進入新的階段，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擴大影響？如何推動社會認知？如何讓民主理念真正進入公共空間？ 衡量一個組織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是否存在，更在於它能否推動社會討論、影響公眾認知，並促進理念傳播。 王冠儒以「劉曉波紀念活動」為例說明這一轉變。 歐洲之聲每年舉辦「7·13」紀念劉曉波活動，多年來持續開展，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王冠儒認為，在保持紀念價值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提升活動的社會影響力，將其從一次性的紀念活動發展成為具有持續影響力的公共項目。 基於這一思路，今年7月12日至14日，歐洲之聲與英國「中國研究」共同推出「劉曉波人權獎」項目，設立獎金，以表彰中國大陸勇於追求人權與民主理念的人士。 未來，該項目還計劃不斷擴大社會參與範圍，完善獎項設置，提高國際影響力，使劉曉波紀念活動從歷史紀念走向現實推動，從象征意義走向社會影響。 二、從「存在」走向「影響」 海外民運過去長期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持自身存在。而未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形成實際影響。 黃華認為，這一轉變包含兩個層面：第一，中國民運工作需要進一步思考國內外聯動的發展方向。海外力量不能僅停留在海外表達，而需要探索與國內社會之間更有效的連接方式。第二，組織建設需要更加注重長期布局和戰略規劃，只有形成持續性的行動機制，才能避免運動停留在象征層面。 2025年10月，「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在中國首府成立。黃華表示：原先考慮到國內同仁的安全，我是堅決反對的，但是這些志士非常堅決，怎麼勸也勸不聽，他們帶頭邁出了第一步，滲入中共心臟地區，結果遭致全軍覆沒。黃華說：我們將「北京黨部」視為一種血祭，為未來的國內布局與長期立足，汲取了經驗與教訓，這一步跨出去了，中國民主黨不會終止這一步伐，未來還會以更策略的計劃與方案向國內推進與布局。 從「存在」走向「影響」，意味著民運組織需要從維護自身延續，轉向建設社會影響力；從單純表達立場，轉向推動現實議題。 三、從圈層傳播向社會傳播轉變 在信息時代，傳播能力已經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基礎。向更廣泛社會拓展，不僅需要行動，也需要與傳播相結合。「敘事權」和「話語權」決定了社會如何理解一個事件，也影響公眾如何認識一個問題。 誰能夠解釋「發生了什麼」，誰能夠提出「為什麼行動」，誰就更容易影響公共討論。 雖然中國現行法律文本中包含公民表達、出版、集會、結社等相關權利原則，而如何在現實環境中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仍然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過程。 四、從單獨行動向協同合作平台轉變 面對覆雜的國際環境和長期挑戰，單一組織的力量有限，協同合作成為重要方向。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的成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的一種探索。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等地的相關力量開始嘗試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討論如何整合資源、形成合力。 王冠儒認為，未來需要更多專業化研究和戰略規劃，通過平台化合作，提高行動效率和國際影響。如果長期停留在各自行動、彼此分散的狀態，就難以形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未來的發展方向，應當從分散走向協同，從個體行動走向系統建設。 從象征性存在走向實際影響力，創新，不只是工作方式的調整，更是思維方式的更新。海外民運未來的發展，需要完成幾個重要轉變：從紀念活動走向持續項目；從內部表達走向社會參與；從圈層傳播走向公共傳播；從單獨行動走向協同合作。 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讓長期堅持轉化為現實影響，讓理想追求在新的時代環境中獲得新的生命力。 結語：民運未來工作思考 站在新的起點上，面向覆雜而動蕩的環境，我曾與王冠儒、王蘊溥、黃華有過不少交流，這里記錄了他們的現實想法與期待。 他們強調，民主運動不僅需要理念，更需要行動；不僅需要表達，更需要傳播。與過去單純依靠集會、聲明、紀念活動不同，他們更加重視項目化運作、媒體傳播和社會參與。 他們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讓社會看得見，讓公眾感受得到。這種思路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社會運動的影響力，都不僅來自其理念本身，更來自其傳播能力、組織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如果行動無法被社會看見，再正確的理念也難以產生廣泛影響。 因此，爭取敘事權、提升傳播力，已經成為當代民主運動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 中國民主事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事業。它不可能因為一次會議而成功，也不會因為一次挫折而終結。重要的是保持反思精神，勇於總結經驗，敢於探索新路。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任何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腳踏實地的積累與實踐。對於海外中國民主運動而言，今天最需要的或許不是更多口號，而是更多合作；不是更多爭論，而是更多行動；不是停留於過去的經驗，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不斷創新。 唯有如此，才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田牧（德國） 又是一年六月四日。 三十七年過去了。歲月如流水般遠去，帶走了一代人的青春，帶走了許多親歷者的身影，卻始終帶不走那場震驚世界的歷史記憶。 對於許多中國人而言，六四不僅是一個日期，更是一道刻在民族記憶深處的傷痕。三十七年來，每逢這一天，無論身處何地，總會有人以不同方式悼念逝者、追問歷史、守護記憶。 2026年6月4日上午，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門前再次聚集起一群人。上午十時，位於布魯塞爾特爾維倫大道（Avenue de Tervueren）的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大門緊閉。高高的鐵柵欄後，院內一片寂靜。使館門前，比利時警方車輛早已停駐現場維持秩序。 陸續抵達的人們來自歐洲各地。 當廖天琪、羅蘭德·庫訥牧師和筆者來到現場時，英國民運人士黃華、荷蘭民運人士王國興已率先到達，李秋、王珙、羅偉、林東漪等人也聚集在使館門前。隨後，維吾爾自由論壇負責人烏米特、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比利時負責人埃克巴爾，以及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華人聯絡官桑傑嘉等相繼加入。 從瑞士趕來的以翎告訴大家，她是在《歐洲之聲》網站看到活動消息後，專程乘飛機來到布魯塞爾參加紀念活動的。一位來自新西蘭的大學生唐偉，當時正在布魯塞爾短期實習，同樣因為看到網絡消息而趕到現場。 不同的國籍、不同的職業、不同的經歷，卻因為同一個歷史記憶而聚集於此。 活動開始後，發言者輪流走到使館門前發表講話。 廖天琪首先向使館方向發出呼籲。她表示，三十七年前發生在北京的那場流血事件，至今仍是中國現代史上無法回避的一頁。她希望使館官員能夠認真面對歷史、反思歷史，並最終站到尊重人權、自由與民主的一邊。她特別提到，今天參與紀念活動有的年輕人尚未出生，但歷史並未因為時間流逝而被遺忘，反而不斷喚醒後來者的思考與覺醒。 隨後發言的黃華言辭激昂。他質問當局為何始終拒絕面對「六四」歷史責任，並呼籲中國政府就當年的流血事件向人民作出交代。同時，他要求釋放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七名被監禁黨員。 德國牧師羅蘭德·庫訥則從更廣闊的國際視角談及人權與和平問題。他說，當今世界許多地區依然存在戰爭、壓迫與不公正現象，無論是烏克蘭、加沙還是伊朗等地區發生的沖突，都提醒世人：任何政府都應以人民福祉為重，尊重生命價值，避免以暴力回應社會訴求。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比利時負責人埃克巴爾隨後以維吾爾語發表演講。他談及新疆地區維吾爾人的處境，並批評中國政府相關政策對民族、宗教及文化權利造成傷害。 在場的王國興、桑傑嘉、李秋、以翎、羅偉等人也先後發言。 發言結束後，人們站在使館門前，高聲呼喊口號： 「永遠不忘六四！」 「結束一黨專制！」 「推動中國憲政民主！」 「還西藏自由！」 「還香港自由！」 「支持民主台灣！」 「反對戰爭！」 「停止文化滅絕！」 「停止鎮壓宗教信仰！」 「釋放張展！」 「釋放王炳章！」 「釋放許志永！」 「釋放伊力哈木·土赫提！」 「釋放秦永敏！」 口號聲一次次回蕩在使館前的街道上。 而使館的大門始終緊閉。 中午時分，活動逐漸接近尾聲。參加者們三三兩兩交流著，有人來自英國，有人來自荷蘭，有人來自德國、瑞士，也有人只是偶然身在布魯塞爾，卻選擇在這一天來到這裏。 他們之中，有的是當年歷史的見證者；有的是後來者；還有人出生於六四之後。但對於他們而言，歷史並非塵封的檔案，而是一種需要被持續守護的公共記憶。 三十七年過去了。 布魯塞爾街頭的樹木一年年生長，歐洲的天空一次次迎來夏日。而每到六月四日，總會有人來到中國使領館門前，獻上一束鮮花、一段講話、一聲呼喊。 他們紀念逝者，也提醒世人：歷史或許會被塵封，卻不會真正消失；記憶或許會遭到壓制，卻不會徹底沈默。 正因如此，這場聚集不僅是一場紀念活動，更是一場關於記憶、良知與希望的守望。 而這樣的守望，至今仍未結束。

  今年是「六四」事件至今37周年，中共建政至今也已近77年，而中國的極權沒落體制還在持續，自由、民主與人權在暴力淫威下，不見天日，沒有出路。中國人始終未擺脫千年鐵鎖的「家天下」與「黨天下」，得以步入開明陽光的「民天下」。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政治民主化」，是昨天今天明天中國人追求的方向，1989年的「六四」精神，是中國夢、中國魂的起點，是永遠流淌在中華民族血液中的希冀與動力。 「六四」37周年，又一個紀念日即將到來，堅持如一的中國民運人，是理性與堅定的追求者，中國海外民運37年來，成為一支「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壓力不減」的有生力量。近年來，最新的一波出國潮中，湧現出一大批年輕有為的民運活動人士，新的反專制團隊與組織，猶如雨後春筍接踵成立，且不斷壯大，平添新動力，勢頭不斷加猛。我們期待所有的拳頭凝成一股勁，吹響最新的一波憲政民主運動集結號，開啟改造與重建中國社會變革之路，旨在結束一黨極權獨裁統治，創建憲政民主新中國。 因為世界各國城市、地區都會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為了避免時間上沖突，維護全球平台堅持運作，故各地建議：提前於6月3日舉行2026年全球網絡視頻「紀念八九民運，創建憲政民主——『六四』37周年紀念會議」。 紀念活動籌備組織：歐洲之聲、藏人行政中央歐洲華人聯絡辦公室、民主中國陣線、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維吾爾自由論壇。 籌備人：廖天琪、黃慈萍、桑傑嘉、王冠儒、王國興、烏米特、宋書元、潘永忠。 紀念活動具體安排： 一、6月3日，舉行2026年全球視頻聯網「堅持六四精神 推動憲政民主——『六四』36周年紀念會議」，並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會議模式，中心會場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會場地址：11, rue de la Linière, 1060 Brussels, Belgium。 全球各地的具體時間是：紐約時間：8:00點；美國西部時間：5:00；倫敦時間：13:00點；布魯塞爾、柏林時間：14:00點；達蘭薩拉時間：17:30點；香港與臺北時間：20:00點；東京時間：21:00；澳洲時間：21:00點。 二、6月4日上午10:00-12:00點，在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前（地址：Av.de Tervueren 439, 1150 Bruxelles, 比利時）舉行示威抗議紀念活動。 出席今年六四紀念活動的主要嘉賓有： 魏京生、邊巴次仁、謝志偉、王丹、吾爾開希、王軍濤、熱比婭、廖天琪、胡平、蔣揚次仁、黃慈萍、王冠儒、席海明、王國興、瑪麗•侯芷明、李恒青、陳立群、宋書元、林培瑞、烏米特、羅蘭德·庫訥、桑傑嘉、霍嘉志、蔡明達、王進忠、梁友燦、陳維健、高健、王維洛、黃華、蒿紅義、王蘊溥、劉偉民、李蘭、劉飛龍、姜福禎、雷米夏、呂毅、劉剛、李秋、王珙、羅偉、陳元璋、薩格爾扎西、Peride Memet、Ümit Hamit、Ingenhorst Robert Josef、董鵬、王守峰、任自遠、潘永忠等。 媒體報道：潘永忠、蔣揚次仁、李蘭、劉飛龍 臺灣銳傳媒、圖博特之頁、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歐洲之聲、荷蘭反共之聲等。 網絡會議技術支持：歐洲之聲負責開設Zoom網絡會場，並安排實況轉播。 會議主持人：廖天琪、桑傑嘉 歡迎各國各地民主人士與朋友參加！ 美加地區聯絡人：黃慈萍 歐洲地區聯絡人：王國興 日本聯絡人：王進忠 澳洲地區聯絡人：梁友燦

  田牧（德國） 今年是流亡藏人社區的民主政治大事，第18屆西藏流亡議會大選於2026年4月26日在全球27個國家正式展開，包括印度、尼泊爾、歐美等地。 西藏民主選舉意義重大，自2011年尊者達賴喇嘛倡導西藏民主選舉，成為保障藏族人民政治參與權利的一種形式，尤其是在基層治理層面。流亡藏人通過這一選舉制度實踐民主體制，沖破了中國政府在政治層面上重重壓制與限制。 藏人行政中央選務署強調，這次選舉是流亡藏人行使民主權利、維護藏人共同利益的重要體現。新一屆藏人社區的民主選舉，選舉出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和行政中央司政。 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聯絡官桑傑嘉告訴筆者：今年的整個競選過程氣氛活躍，參選人競選演講，加之媒體的正面宣傳，呈現了一派藏民民主選舉當家作主的積極性，本屆選舉有超過9萬名登記的藏人選民，據初步統計投票率超過了56%，應該說西藏人民的民主選舉逐步走向正軌，民主體制呈現健康發展的趨勢。 有比較才有鑒別。近年來歐洲國家大選投票率低下不在少數，比如：保加利亞、斯洛伐克、捷克等國通常表現出較低的投票率，甚至出現34%投票率，瑞士2023年的投票率也只有46.6%，歐洲議會2019年的投票率為51%。 布魯塞爾選區的薩格爾紮西談到：西藏人民議會由45名議員組成，30位議員代表三個傳統地區（衛藏、康區、安多），10位議員代表五個宗教派（薩迦、噶舉、格魯、寧瑪、苯教）。歐洲地區的藏人選舉出2名議員，美洲地區的藏人選舉出2名議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印度次大陸以外其他亞洲國家的藏人，選舉出1名議員。藏人行政中央選舉委員會於2月份按照初選結果，公布了90名正式候選人名單，4月26日舉行的終選再從這90名候選人中選出45位議員。這次歐洲地區有五名議會候選人，藏人行政中央駐歐洲的三個代表處分別負責歐洲各國藏人的選舉事務。日內瓦代表處負責瑞士、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的選舉事務。布魯塞爾代表處負責比利時、法國、荷蘭、西班牙等國的選舉事務。倫敦代表處負責英國、瑞典、捷克、丹麥等國的選舉事務。 桑傑嘉告訴筆者：有一個非常好的喜訊，就是在初選中，邊巴次仁司政得票超過60%以上，他已再度連任西藏行政中央的司政。 歐洲之聲衷心祝賀第18屆西藏流亡議會大選勝利完成，為中國人樹立了優秀榜樣！更是中國民主運動事業的楷模！

  田牧（德國） 獲悉黎奇兄離世，有驚，有悲，有痛，喚起了筆者萬千思緒……，黎奇是我們的老朋友，就這麼寂靜淒涼的悄然而去。唐代大詩人元稹有「一度思卿一愴然」，這恰恰是我這些天的心境寫照，每每想起他，作為舊友與故人，不禁伴隨著淒愴與傷感，同時又深感不安與悵惘。王維有「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為此我向友人陸菁多次打聽與談及黎奇，徒嘆奈何，江山依舊，人去樓空……。 這些天令人隱隱惆悵，活生生的黎奇已化為天國之魂，留給活著的我們，那些漫漫歲月中曾經的情誼與足跡……，不盡的思念與回憶揮之不去，一起走過的路、說過的話、甚至沈默的瞬間，那種霎時的「回放」，悠悠牽扯的往事與友情，懊惱曾經缺席的一次次聚會，無奈已悔之晚矣，總覺得虧欠了他一次遠途的道別與天國之旅的祝福。 中國人有風俗，死者離去，他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具和衣物等都會被清理，或者焚毀，這不是絕情，而是逝者已矣，生者如斯。生前的友情與記憶也一樣，需要有個清理與了結。魯迅有篇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也表述了這樣一份感情、友誼與道義。「紀念」與「忘卻」，似乎是一組矛盾體，忘卻，是因為難以割舍故舊之誼的隱痛；紀念，是因為曾經一段守望相助的友情。記述這篇告慰黎奇的文章，有意識的從精神與思念中整理與放下，不任由記憶反覆折磨自己，而是把它安放在某個位置——既不消逝，也不淡忘。 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都有自己的經歷、情感和夢想，有順遂與維艱的一面，也有困惑與焦灼之時，追思黎奇，記述平凡人之間相處的往事與舊情，也是告慰天國的黎奇：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沒有忘卻你，你的足跡難以從我心中抹去……。 一 我與黎奇的相遇相識，上海方言成為我們結識的無形尺。 與黎奇相識，已超過了三十餘年。記得1994年初秋，萬潤南、吳方城等來德國訪問，參加了我與上海朋友一起組織的「同是故鄉人，共懷故鄉情」聚會，這天陸菁向我介紹了黎奇。在我眼里，中等身材的黎奇，斯文清瘦，戴著一副深色鏡框的眼鏡，透出幾分書生意氣。他開口便是地道的上海話，聲調低沈帶著熟悉的韻味，家鄉語言似乎是遊子心底的通行證。那一刻，我們仿佛跨越了時空界限，在同一片空氣里對話，距離既近又遠，卻異常親切。 他鄉遇故知，是一種情感與思維的寫實，一句上海話，便叩動了心靈，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發音與詞匯，而是一種身份的確認，一種情感的碰撞，無形中繞過了繁瑣的介紹、溝通與磨合，它像是一條「情感高速路」，繞過了漫長的社交磨合。 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萬潤南第一次來我家相識相聚，便用上海方言與我對話，既親切又溫潤。我知道他是江蘇宜興人，他解釋道：「我的整個中學時代是在上海中學完成的，所以我是半個上海人。」我們之間的談話和討論就此打開了大門。 前兩年與朋友去拜訪嚴歌苓，她熱情接待了我們，並用上海話對我說：「我能做正宗的上海菜，今天讓你們嘗嘗我的烹飪手藝。」我趕緊道：「我也是上海人。」她說：「我知道你。」我們倆隨即很快用上海話打開了話匣子，即刻跨越了拘謹與生疏。事後憑藉我們的鄉情之誼，我還寫了一篇與嚴歌苓一聚的記述散文。 家鄉話是一把無形的尺，是一張身份的名片，心靈的距離，歲月的深淺，更是血脈里的歸屬與記憶，我與黎奇很快就成了熟絡的友人。 二 《論語》也談交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即主張結交正直、誠信、博學的人，黎奇就是這樣的可交之友。 黎奇與我是同輩人，只是年長幾歲而已，他出生於幹部家庭，其父是上海市廣播電台台長，曾經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我也出生在公務員家庭，我的表叔大學畢業，因為學的是英語，也曾赴朝在俘虜營里教育俘虜，回國後進入外交部工作。相似的家庭背景使我們的關係走得很近很融洽。 黎奇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曾經在中國駐東德大使館任職，東西德統一後，曾在波恩的中國大使館商務處擔任一秘，任職結束回國後，辭去公職重返德國，開始了獨立的商務事業。1995年中國外貿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這成為他在德國展開商務運作的基礎。 黎奇抽煙甚猛，在與他交往的半世人生中，感覺他始終抽的是美國「駱駝牌Camel」香煙，那一縷煙霧仿佛就是他性格的象征，緩緩燃燒，釋放著自己的味道。他抽煙是這樣，處事待人也一樣：穩重而執著，理性而溫和，他從不輕易參與背後對他人的議論，也不會隨意說三道四，面對他人的不足與短處，即便眾人都知曉，他也看得清，卻總能保持緘默，不以鋒芒刺人，他有自己的判斷，但從不以自我為中心居高臨下，他懂得與人為善，卻不會因善良而失去原則。 在朋友眼中，黎奇像一團緩緩升起的煙霧，既清晰又模糊，能溫暖人心，卻不輕易讓人讀懂全部。他看破世態，卻從不說破，讓旁人安心，卻又無形中悄悄地感染與影響著他人。他的執著不僅體現在習慣上，也體現在內心：每一個承諾、每一次選擇，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堅持，他不急功近利，也不隨波逐流。 三 性格是一個人對現實的態度和反應的總和，它通過人在各種生活情境中的行為展現出來。在與黎奇長期的相處中，他的為人處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我在德國西部的蒙興格拉德巴赫城市接手了一家中國餐館，那時黎奇的妻子孩子還在國內，他居住在與我相距50公里的杜塞爾多夫，有時晚上我會去他家一聚。 杜塞爾多夫也算是德國的繁榮大城市，黎奇一個人的住所，無論外界如何喧囂，小小的空間永遠是一片凈土，明凈而舒暢，一桌一椅一燈一人一卷書，便有了他日常生活中沈思靜悟、安頓心靈的所在。 每次去黎奇處串門，他總是在勤於筆耕，似乎有創作不完的人間悲喜劇，有一陣他似乎沈浸在海外華人的創業故事中，那種充滿了跨越文化、克服逆境的血淚與輝煌中……。 四 對遊子而言，僑居海外，人在異鄉，最初很容易產生孤獨感與文化失重感。語言、飲食、習俗、價值觀都不同，哪怕生活穩定，內心深處仍會有一種「無根」的感覺。當時大家都還年輕，有不少想法、沖動，有時甚至還有些狂妄……。 當時我們周邊聚集了一批上海朋友，共同的出身地記憶，為彼此構建了一種天然的群體。記得我們曾一起籌建上海同鄉會，還考慮到不受「圍墻」束縛，使上海人之誼能夠延伸與拓展，共同注冊成立了「上海之友聯誼會」，黎奇也是該社團的核心人物之一。 還是在這個圈子里，一幫朋友試圖籌建食品超市、批發與飲食等集團公司，因為黎奇編寫了《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他自然成了籌備團體的智囊和顧問。在海外創業並不容易，但是至少我們曾經有過共同的夢，共同的追求，並肩走過了那一段路途。 五 那些年，在黎奇的小世界里，我們有聊不完的話題，餓了，他便會三下兩下搞出幾盤小菜來對付，味道還不錯，可見他一個人還挺能生活的。有一回在他那里聊到半夜，結果因為我亂停車，被市政管理處拖走了車子，他就幫著我半夜里四處詢問與找車，最終在市政管理處停車場找到了車並被罰了百餘馬克，我要送他回家，他堅決不讓，說我太太一定在著急了。黎奇就是這樣的人，替他人著想，樂意助人。 那些年里，我的糟糕事還挺多，有一回我的餐館突然遭遇市政管理處與警察局的突擊檢查，查黑工。之後幾個勞工紙有問題的工人均離開躲避，餐館里一時嚴重缺失員工。周邊的上海朋友們即刻相援，才得以維持我餐館的正常營業。純粹書生一枚的黎奇，從未在餐館做過工，居然也義不容辭來相助，令我十分感動。這些上海朋友分文不取，幫助我渡過了難關。朋友還戲謔的稱：我的餐館是「幹部輪訓班」。 不久，黎奇夫人金律赴德國團聚，這在我們朋友中是大事，大家爭先恐後地去看望黎夫人，為他們的相聚歡天喜地地慶祝一番。還記得有一回，我們夫婦一早有個銀行約談，那時我們女兒不足2歲，只能在前一天托付給朋友，又是黎奇夫婦伸出援手，幫助我們照看女兒。認生的女兒在他家幾乎鬧騰了一整夜，攪得他們不得安寧。 當網絡世界進入我們的生活，這是一片嶄新的天地，信息傳播變得更加迅速便捷。面對無限的機遇與挑戰，人們的學習和交流方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記得Adobe Photoshop出現時，我面對複雜的界面和眾多工具，往往不知道從何入手。也是黎奇最初輔導我從基礎開始，例如圖層的使用、選區工具、簡單的調色與裁剪等，我才慢慢掌握了基本操作。 六 我們這代人年輕時，曾經歷了傳統文化遭遇嚴禁與壓制，書籍、思想與藝術表達等極其「資源匱乏」。隨後的八十年代發生了反彈與重建的動力，即思想解放與文化「重啟」，我們這代人就這樣接觸到了一批西方著名作家與他們的優秀作品，雨果、巴爾扎克、卡夫卡、狄更斯、司湯達、海明威、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 文學世界的筆觸盡管盤根錯節、撲朔迷離、荒誕魔幻，但其主題的經絡與脈道，無非是私欲與公義、革命與沒落、新秩序與舊傳統、理想與現實等陷入撲朔迷離、縱橫交錯的張力敘事中。比如司湯達的小說《紅與黑》，主人公于連試圖依靠「紅」與「黑」的不同途徑，實現階層跨越的冒險人生。「紅」代表拿破侖時代的軍裝與革命熱血，「黑」代表復辟封建勢力的教士黑袍。象征著紅色理想與黑色社會矛盾中的掙扎與博弈，最終以悲劇而告終。 對於筆下的世界，巴爾紮克似乎了然於胸，他在書房里放置了一座拿破侖塑像，在塑像的劍鞘上刻下：「他用劍未完成的事業，我要用筆完成！」他創作的91部小說的《人間喜劇》，被譽為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中國明代書畫家文徵明有詩云：「豈是胸中有邱壑，聊從筆底見江山」。可見中國人也自信筆能縱橫天下、所向披靡，胸中丘壑，筆底江山。黎奇是那個時代的文青，他當然也有自己的文學遐思與追求，並沈浸在長期的筆耕生涯。 黎奇是嚴肅的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出版了不少小說、文學與紀實著作。從黎奇1984年創作的《春天在馬路上流動》的自由詩中，我似乎感悟到了他那種追求、沖動與執著。上世紀80年代中國掀起了一波「文學熱」，黎奇居然也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他的詩歌中充溢著感悟、覺醒、希冀、重生、歡愉的意境，體現了朦朧詩的精神氣質，今天讀來依然會令人心潮湧動。 我雖然也熱衷於筆耕，在香港、台灣出版了一些雜書，並進入了獨立中文筆會，也曾代表筆會參加過不少次國際筆會的各種會議，忙於這一圈的朋友與事務。而黎奇參加了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無形中我與黎奇在時空上逐漸疏離了，但他永遠是我難以忘懷的朋友。在文學寫作領域，我們鮮少談及與交流過各自的作品，現在想來甚是遺憾。 七 漫長的歲月中，我們一批上海朋友時常相聚，黎奇每次見到我總會調侃道：「你的革命工作怎樣了，什麼時候可光復大陸？那時可不要忘了帶上我！」每每會引起一片歡笑，他這種時候便是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幽默開心果。 君子之交淡如水，對朋友而言，「留白」與「空間」，是尊重與保護友情「恰到好處」的尺度，也是一種無形尺。在人生這條漫漫長路上，人來人往，聚散如風。可總有那麼幾個人，會在記憶深處留下溫柔而清晰的光影，任時光流轉也不會褪色。黎奇，對我而言，便是其中之一。 人們常說，送別友人的追憶，是一種在離別之後回望友情、回味相處時的那些舊事、那些光陰，常帶有淡淡的惆悵與溫暖的情懷。對我來說，送別並不意味著結束，反而是一種新的開始，友情從「相伴」轉為「牽掛」。這種看不見的聯繫，是追憶中最柔軟的部分。 黎奇兄走了，他給世人留下了他的文學作品、與人相處的軼事，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長短，重要的是：是否充溢著明智與精采，給朋友們留下永恒的記憶。 黎奇兄悄無聲息地不告而別，令人措手不及，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撫平的漣漪……，寫下這篇追憶的文字，只為將思念寄往天國，化作一份遲到的告慰與祝福。 寫於2026年3月30日 【黎奇簡介】： 黎奇，出生於一九五三年，中歐跨文化作家協會會員。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曾在中國駐民主德國（東德）大使館任職，東西德統一後曾任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商務處一秘。上世紀九十年代離開公職移民德國，長年從事翻譯和研究德國（德語區）文學，翻譯出版過卡夫卡諸多作品（比如《卡夫卡致密倫娜情書》、《卡夫卡傳》），在國內和台灣出版了各種版本，包括被收入《卡夫卡全集》，並發表了關於卡夫卡（多篇）、赫爾曼•黑塞、羅伯特•慕西爾、海涅等德國文學名家的論文和評論。 黎奇還發表和出版了一些德國文學（其他作家作品）譯作。同時從事文學和其它領域的寫作。1995年由中國外貿出版社出版了《對德國貿易經營實用手冊》；2009年以「布古」的筆名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描述在德華人的長篇小說《萊茵河，萊茵河》；2011年和2012年先後由德國和香港出版社出版了德語版和中文繁體字版的長篇紀實文學《德國之聲的中國夢魘》；中篇小說《兩代方圓》發表在《海外文摘•文學》雜誌2018年第10期。

  田牧（德國） 據北京觀察信息：今年3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閉門審判了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七名黨員，其中副主席王石被判刑7年半，其他黨員李武、趙強、李雲、孫帥、李飛和於陽分別被判處7到3年及緩刑徒刑。 2025年10月8日，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在北京四通橋附近成立，共8名黨員，除主席王蘊溥先生現流亡英國，其他7名黨員於2026年1月份均被逮捕，3月底被判刑。4月15日，歐洲之聲編輯部電話采訪了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主席王蘊溥。 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建立前後 歐洲之聲：為什麼在北京成立中國民主黨？ 王答：中國大陸，最缺乏的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社會民主平等，而中國民主黨倡導社會變革，促進憲政民主制度，這是現代文明世界的進步潮流，也是中國當代青年人追求的大目標大方向，適應與符合文明世界的大潮流。 歐洲之聲：在中國成立中國民主黨是否知道這是禁區？ 王答：我們沒有這麼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從憲法文本來看，結社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但民政部門是有規定的：社會組織必須依法在政府部門登記，未經批准的組織通常被視為非法。我們只是猶如駕車違反交通規則一樣，闖了「政治紅燈」。 歐洲之聲：這些志士是什麼年齡段的？「八〇後」還是「九〇後」？考慮過闖「政治紅燈」的後果嗎？ 王答：北京黨部的黨員們平均年齡約30歲左右，應該是「九〇後」，我們有自己的政治求索與抱負，大家認定：我們的行為至多涉及「公共傳播」或「政治表達」方面，屬於「過激行為」，或者「尋釁滋事罪」（中共政府有時被用於處理異見表達）而已。我們認為，嚴重來說，最多被判處一至二年的刑期。 現在看來大家缺乏政治閱歷與認知，對於闖了「政治禁區」的後果認識不足，當得知同仁中有被判七年之久的重刑，我們非常震驚與憤怒。 歐洲之聲：為什麼北京黨部10月成立，1月份就相繼被抓捕？是出了什麼問題嗎？ 王答：一是新建立了北京黨部，大家希望繼續發展新黨員，擴大組織力量；二是組織運作不規範、不嚴密，我們沒有特殊聯絡的技術，借助於微信單線聯絡，但是這些傳統通信技術均受到政府監控，這應該是禍根，造成了嚴重錯誤與失敗。 重判民主人士證明中共政府惶恐不安 在專制體制下，「政治異議」往往不被視為「正常的意見分歧」，而被執政者定義為對政權穩定的「潛在威脅」，直白而言就是敵人。所以，迫害與鎮壓異議社團，被視為是維持統治合法性和連續性的手段之一。 中共執政七十餘年，經歷了多次社會變革運動，比如：七九北京民主墻運動，八九民主運動等，這些對執政者來說，就是社會動蕩。八九民運以來，中共在「穩定壓倒一切」思維下，采取更強的信息監控和高壓管治，對於異議聲音與民主結社，作為「風險前置管理」，所以中共政權展示了反動性與殘酷性一面。 中共政權一方面為了應對國際文明潮流，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第35條」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內容；而另一方面，政府在登記審批制度上完全杜絕與扼殺該條款，政府在政治與安全審查過程中，涉及政治、宗教、維權等敏感領域的組織，往往嚴格監管不予批准。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低迷，用中共政府自己的語言表述：「全國經濟目前處在一個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壓力較大的階段」，經濟勉強在維持低速增長。房地產曾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引擎，現如今房地產投資持續下降，風險資產正在出清；外部貿易摩擦、全球需求波動、供應鏈重構等，直接導致中國出口直線下滑；內需和信心不足，市民消費低弱，企業投資謹小慎微。如此不穩定的社會態勢，對執政者來說，經濟萎靡與社會動蕩，各種情況都可能發生。 社會呼籲與吶喊 一方面我們讚揚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的勇敢與無畏精神，在中共的首都，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的心臟，豎起了一面自由民主人權的旗幟，其社會政治與國際影響力，意義非凡！ 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主席王蘊溥已被中國政府以煽動，蠱惑顛覆國家政權罪通緝。中共政府對這些民主志士的殘酷鎮壓與迫害，其沒落與反動，更顯得相形見絀，昭然若揭。 近年來，中共加緊對國人的人權迫害，透露出中共所謂的大國治理不自信、沒底氣，故加緊鎮壓人民的「和平表達政治意見」，消滅人民的「自由組織活動」等。歐洲之聲呼籲：海外各界的民主人士聯合起來，展開全面的抗議與聲援活動，積極救援這些民主人士與人權鬥士。  

  田牧（德國） 2026年01月24日中共國防部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經黨中央研究，決定對張又俠、劉振立立案審查。 張又俠是中共軍中的二號人物，劉振立職位相當於毛鄧時代的總參謀長，可說是中共當代的權臣了，構成全軍作戰籌劃與指揮運轉的「中樞神經」部門。在傳統皇權體制下，看似權傾朝野的權臣，實則始終被皇權結構、制度與君主意志所牽制。在中國朝朝代代的漫長演進中，如唐朝的周興、來俊臣，明朝的張居正、魏忠賢，清朝的鰲拜、明珠、和珅等，權臣興，則權傾一時；敗，則禍及身家。 近日，中外媒體聚焦中共的「張又俠劉振立案」，眾說紛紜，諸如貪腐、政變、越權、洩密等等，如何認知、解讀與觀察此案？說說筆者的見解。 中央軍委的不同提法 從解放軍報刊載的《堅決打贏軍隊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一文來看，毋庸置疑，貪腐問題是首要的：「懲治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涉及多少查多少、牽扯多深挖多深的鮮明態度；充分彰顯我們黨把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的如磐意志；鄭重宣示不管是誰、不管職位多高，只要搞腐敗就決不姑息的堅定立場。」 針對張又俠、劉振立問題，使用了重詞「五個嚴重」：「嚴重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托，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嚴重助長影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危害黨執政根基的政治和腐敗問題，嚴重影響軍委班子形象威信，嚴重沖擊全軍官兵團結奮進的政治思想基礎，對軍隊政治建軍、政治生態和戰鬥力建設造成極大破壞，對黨、國家和軍隊造成極為惡劣影響。」其中以定性「政治團夥」、「越權犯上」、「兩面人」等尤為突出。 文章刻意表達了一層意思：「當前腐敗問題集中查處不是越反越腐，而是越挖越深。」舊案牽扯了新案，循案而索，牽連滋蔓。 貪腐舊案中帶出新案 根據解放軍報報導，張又俠涉貪腐案毫無懸念。 華爾街日報魏玲靈等撰文《張又俠被指控向美國泄露核機密》，文中指出：中國級別最高的將領張又俠因被指控向美國泄露中國核武器項目的信息，並在履行職務過程中收受賄賂，涉嫌「搞政治團夥」等而接受調查，其中包括通過受賄推動李尚福升任國防部長，牽扯到了顧軍、李尚福案子。案起於舊，禍及於今。 說張又俠泄露核機密，應該源於火箭軍一案。張又俠在2012-2017年間擔任中央裝備發展部部長，這是個貪腐重災區。不過憑借張又俠的級別與闊綽，犯得上為了收取美國的千萬美元小費而出賣情報嗎？ 其實，有關張又俠貪腐傳言源自更早。香港《南華早報》專門報導國防議題的資深記者陳敏莉，早在2023年10月，赴大陸報導在北京舉行為期三天的安全研討會——「香山論壇」，自此人間消失。無疆界記者（RSF）對香港《南華早報》記者陳敏莉的失蹤深感擔憂。《南華早報》一名主管在回答共同社的詢問時，宣稱該記者「請事假」在北京「處理私事」，並以「隱私問題」為由，拒絕透露更多細節。現今有知情者披露，陳敏莉行前告知可靠人士，「此行是調查張又俠貪腐案」，知情者曾表示疑惑。筆者深信她的思維源頭，同樣是來自李尚福的腐敗舊案。據傳陳敏莉是被張又俠系統監禁，至今尚未有報導她被釋放。 近二十年的中共軍隊反腐中，曾有兩個系統被集中、系統性整肅：一是原解放軍總裝備部系統（2015年改組為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二是火箭軍相關系統。 張又俠在2012年擔任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2015年改組後任首任部長，2017年9月卸任。李尚福在2014年解放軍總裝備部任副部長，是張又俠的副手，改組後任副部長，2017年9月接替張又俠升任部長。 李尚福任國防部長期間，因涉火箭軍腐敗案，2023年8月被中央軍紀委停職立案審查。李尚福案發，並未牽扯老上級張又俠。 習近平寵臣張又俠 坊間曾傳言習近平與王岐山關系，習近平與韓正關系。2018年十九大時，王岐山已年滿70歲，當時有傳言王岐山會繼續留任，會擔任總理，結果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在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擔任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第二十大時，年滿78歲，不再是中央委員了，在第十四屆全國人代會議上擔任國家副主席。 中共人事任命在結束終身制後，劃了一條「七上八下」底線成為慣例，即68歲及以上必須退休，67歲及以下可留任，這也是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的「既定方針」，適用於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等。王岐山、韓正正是被卡在了「七上八下」這條線上。 2022年10月16-22日，中共舉行第二十大，其時張又俠已年滿72歲。而張又俠完全是特例，72歲不僅繼續任中央委員，還進入中央政治局委員系列，甚至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媒體扯出了他們父輩張宗遜與習仲勳的關系，稱兩人是軍區大院長大的玩伴。其實他們兩人自小相距相知甚遠。張又俠與習近平的關系，同是陜西人和官二代，父輩在1947-1949年曾是司令與政委的關系，這是主要的交接線。2012年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張又俠同時踏進中央委員門檻，並進入中央軍委序列，自然成為習近平倚重的夥伴和親信。 2025年11月12日，張又俠在中央四中全會上發言，一再表達了對習近平的稱頌，肯定習近平的思想與理論，並表示「不折不扣落實黨中央、習主席的決策部署」，應該在這個時候張又俠已感覺到壓力山大、惶恐不安。 禍起蕭墻之內 2022年二十大中共中央軍委班子出爐：主席習近平，副主席張又俠、何衛東，委員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張升民，這份名單上的每一個人，顯然都是習近平的近臣和親信。 2023年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周亞寧涉嫌腐敗案，同時前副司令吳國華突然去世（稱腦溢血病逝），火箭軍老上司張小陽（前軍委副主席張震之子）在家自縊。火箭軍案牽扯出前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李尚福（時任國防部長），被停職調查開除黨籍軍籍。 說張又俠「搞政治團夥」，那麽軍委名單中的李尚福、劉振立是張又俠的死黨，李尚福被清除，張又俠在軍委高層失去了政治平衡。而苗華在軍委中負責政治工作系統，被習近平視為培養對象，將在中共二十一大上接替張又俠擔任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是現任軍委副主席。「政治團夥」自然是自上而下，當軍隊最高層失勢，自然左右不了軍隊內部的忠誠、權力與政策行動等。結果，2024年出了苗華「政治不忠誠」案，苗華案又帶出一批習近平的嫡系將軍：前海軍政委袁華智上將、原武警部隊司令王春寧上將、原陸軍政委秦樹桐上將等紛紛落馬，均被開除黨籍軍籍。坊間盛傳「被張又俠拿下了」。另有傳言：「苗華案對習近平的打擊超過當年林彪案對毛澤東的打擊」。 苗華案，又牽出了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案，有稱「何衛東、苗華等九人的腐敗問題是郭伯雄、徐才厚流毒的發酵變異」，「嚴重破壞了黨指揮槍原則和軍委主席負責制，嚴重損害部隊政治生態。」這其中是否因李尚福落馬的失衡，張又俠劉振立在人事上的報復行動，致使何衛東苗華等倒台受審？水深不語，人穩不言，像何衛東這些在權力頂峰上玩弄權謀者，李尚福案不牽連自己，自然是「看破，不說破」，直至被張又俠等扳倒。 何衛東在2025年3月被中央軍紀委停職立案審查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何衛東1972年入伍後，從偵查連戰士、班長幹起，6年後提幹就讀陸軍指揮學院，畢業後繼續任偵查參謀、偵查營教導員、偵查處副處長、處長等，偵查職業生涯長達二十余年。搞偵查專業的，察於微，查於隱，守於口。何衛東倒台後，自然不再沈默，立馬扯出了李尚福案的許多疑點，這些疑點是否直指張又俠？其時，劍指張又俠者，不僅是何衛東，還有被拘禁的香港媒體人陳敏莉，更有持續幾年的網上的傳言，張又俠的案發，應該是早晚的事。 如今宣稱張又俠「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比對2025年落馬的何衛東案用詞及定性更加嚴厲。 中共軍隊高層腐敗不可否認 自2023年火箭軍李玉超、周亞寧等腐敗案揭露，牽出一大批上將腐敗案，李尚福倒下，接著是苗華、袁華智、王春寧、秦樹桐、何衛東，最後又是張又俠、劉振立，這絕不是最後，還會有腐敗後來者。這些將軍有賣官買官，搞政治團夥，派別內鬥等，均圍繞著權和利角逐。這些問題其實不在於「某一代人的道德敗壞」，而是國家制度、權力結構與歷史遷延長期疊加的結果。當「槍桿子、人事權、資源分配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腐敗就不是偶然的，而是結構性的毒瘤。 民主國家依靠議會、反對黨、媒體、民間社團等，監督與制衡政府的治國理政，人事任免、經費使用、軍費采購、基建與土地等均公開化，在社會陽光下完成。 中國出現一大批腐敗將軍，主要是制度性惡果。中國的一黨專制，權力高度集中與封閉，社會制衡與監督幾乎為零。中共反腐打貪幾十年，從未得到過根本性的改變。總而言之，中國軍隊高層腐敗的根源，不在於「將軍特別壞」，而在於高度集權、低透明、強政治屬性、弱外部監督的結構長期並存；當這種結構穩定運行幾十年，腐敗就會從「問題」演化為「生態」。 「政變」說與現實相距甚遠 網上流傳著激情故事，張又俠劉振立發動了軍事政變。 中國歷代皇權政治中，統治者為防止軍隊政變，核心在於削弱將領兵權與強化中央集權。常見手段包括建立禁軍直接掌控京師、實行兵權分離（如兵符制）、派遣文官統兵（宋代尤甚）、輪換駐防，以及通過屠殺功臣消除潛在威脅（如明初朱元璋），確保軍隊「只知將，不知兵」或「只知有君，不知有將」。 中共幾乎沿襲了這套管理模式：建立禁軍直接掌控京師，兵權分離，輪換駐防等。中共設有中央警衛局（全稱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與中央警衛團，前者是管理機構，後者是執行警衛任務的部隊。該機構負責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安全警衛，列入公安部序列（公安部九局），受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雙重領導，屬於正軍級單位。但中央警衛局的局長因其職位的特殊性，基本上會高配中將軍銜，待遇則等於副省級），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其主要職責是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和軍隊主要領導人的人身安全。現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中共常委、政治局委員蔡奇，也就是說，保衛中共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和軍隊主要領導人的人身安全由蔡奇直接負責與指揮，毛澤東時期是由汪東興負責與指揮的。張又俠、李振立的警衛安全人員是蔡奇派遣的，他們自己的安全也完全掌控在習近平手里。 中共實行高度集中的軍權體制，兵權與指揮權分離，軍隊的重大調動和使用，須由中央軍委統一決策，並以中央軍委主席名義發布命令，即令出一處，責歸一人。指揮權也不等於調動權，戰區負責作戰指揮，無權自行調動跨區、跨建制部隊，軍事命令以主席名義發布。 中共建政76年餘，說到政變，一是1971年曾發生的林彪兒子林立果策劃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謀劃暗殺毛澤東，但在京城是無法實施計劃的，林立果曾欲利用毛澤東下省視察的途中實施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當時林彪是中共二把手，是毛的接班人，其親信有總參謀長、中共政治局委員黃永勝，空軍司令、中共政治局委員吳法憲、海軍政委、副總參謀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李作鵬，副總參謀長、中央政治局委員邱會作。林彪出事後，這些親信、還有下屬將軍們同樣是倒下一大批。當年林彪的政治軍事實力遠遠超過今天的張又俠劉振立勢力。二是1976年的政變，是由中共初掌權者華國鋒與葉劍英、汪東興等合作實施的成功計劃，抓捕了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王洪文，中共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夫人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姚文元，同樣自上而下倒下了一批將軍與地方大員。可見在京畿重鎮實行政變，只有掌控中央警衛局才能如願。 簡言之，在現行中共軍權體制下，部隊調動權高度集中於中央軍委，任何個人不得私自用兵。將帥有指揮之責，無用兵之權。軍令出一處，兵權不旁落，是制度的核心底線。權可授，兵不可私；位可高，令不可自出。 習近平政權是否失控 海外普遍同情與支持張又俠、劉振立，一直希望通過張又俠制約習近平，這個想法其實只是一廂情願，張又俠年長習近平三歲，從年齡上來說，早該下課了，卻一直沈浸於中共高層內的爭權奪利上。而期望張又俠制約習近平，結束獨裁統治，可能性是零。 面對自毀軍隊中樞高層，習近平是否會失控？ 2025年5月28日，美國前駐中國大使伯恩斯接受媒體采訪，報導文章題目是「直到這刻我才看清，這就是威權的本質」。 伯恩斯說：「中國和美國曾經是朋友，現在卻是敵人。」站在敵人的對立面，由他來評論習近平是可信的。他是這麽說的：「跟習近平面對面十幾次，習近平是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他幾乎完全控制著黨、軍、國務院、政治局等中國權力機關，他對中國的未來有著遠大的願景。」 當聊到習近平對共產黨的掌握。勃恩斯說：「我發現習近平主席非常了解情況，而且我認為他對權力工具、解放軍、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的控制程度比任何你熟悉的中國領導人都要高。」 習近平現在是「我獨自強大」的領導狀態。他說：「習近平不是笨蛋，不是我們嘲笑的小學畢業不懂管理，回答記者問題要看小本本的那種傻大寶。不，習近平很清楚自己在幹嘛。」 據傳習近平與張又俠的爭議點：一是在武統台灣問題上存在分歧，張又俠曾公開表示軍方在2027年前難以具備武力攻台能力，可能導致兩人關系緊張。張又俠的垮台，無疑在台灣問題上少了一個踩剎車者。二是張又俠建議習近平不要繼續在軍隊高層抓腐敗了，國際國內影響都不好，動搖了解放軍在人民中的形象。據傳這個建議是在抓捕了何衛東、苗華等九上將之後。客觀來說，權臣之興，非其能也；其亡，非其罪也。 皇權統治之術：群臣相軋以固其上 張又俠、劉振立案爆發，引起整個世界震驚，中共軍方中樞核心層僅剩習近平和張升民兩人，有人憂慮，有人歡呼。 中國皇權專制統治下，其統治之術：便是群臣相軋，以固其上。在高度集權體制中，穩定並非來自信任，而來自相互制約。制造與維持內部矛盾，是皇權實現長期穩定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比如滿清的康熙有意識地利用滿、漢大臣之間的身份差異與政治不信任，形成長期、制度化的相互監督與制約，從而穩固皇權。 康熙的高明之處在於：權在崗位，不在族群，但族群差異永遠存在，不靠皇帝天天盯，而讓滿漢大臣之間互相盯。皇帝防範的就是結黨營私，防止地方官坐大，防止文官集團形成整體政治意志。表面上是大臣之間的防範與內鬥，實質是：皇帝縱容權臣對立，防止任何一人形成「穩定首輔地位」。 中共毛澤東執政時期有個政治專用名詞叫「摻沙子」，這是毛的權力運作方式，在黨內、軍內通過引入異質力量，打散既有權力結構、防止一方坐大。實際上就是歷史上皇權統治的升級版，以制造結構性互相制約的手段，使統治者直控百官，群臣無法合力，這就是駕馭百官的人事技巧。 伯恩斯的評價一語道破：「習近平是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習近平幾乎繼承了毛澤東衣缽。 中央軍委與現代戰爭 中共二十大的軍委七人班子中，自張又俠、劉振立落馬，現僅剩習近平和張升民兩人，在世人眼里中共軍隊高層已被消弱，似乎會出現系統運作的混亂。 中國與民主國家區別在於，中共是最高政治組織，軍隊被定義為黨的武裝力量，即黨指揮槍，源於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中共統領與負責高於行政體系的軍事最高中樞。中央軍委的核心作用，不是提升作戰效率，其首要功能，不是打仗，而是確保「槍桿子歸誰」，是軍隊權力的總閥門。這正是中共軍隊區別於其他國家軍隊的制度核心。中央軍委的定位是：決定戰略方向，決定戰爭準備標準，決定資源與優先級別。 現代戰爭節奏極快、信息密度極高，傳統層級森嚴、逐級請示的指揮體系，已無法匹配「秒級決策」的戰場現實。因此，指揮系統必然從金字塔式結構，轉向更扁平、更直接的網絡化體系。現代戰爭中的指揮優勢，不再來自「誰級別高」，而來自如何能最快形成共識、最短路徑下達意圖、最接近戰場作出判斷。 戰爭形態的更替，本質上是在「去英雄化」。當戰爭從冷兵器的個人勇武，轉向工業化的火力對抗，再進入信息化、智能化的體系作戰，決定勝負的因素不斷從「人」轉移到「系統」。英雄並未消失，但英雄不再是戰爭的核心變量。 比如：法國「一戰」時期的菲利普•貝當元帥是英雄，但他的成功經驗，在「二戰」戰爭形態徹底改變時，已不再適用。面對德國的閃電戰、機動裝甲、空地協同與指揮高度靈活等，貝當沒有怯懦，遺憾的是他的思維與經驗「陳舊過時」了。最終被徹底擊敗，從「英雄墮落為叛徒」，「二戰」結束他因叛國被判處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 在傳統戰爭中，英雄往往意味著個體的膽識、技巧與犧牲；而在現代戰爭中，算法、情報、後勤、協同比個人英勇更重要。一個士兵再勇敢，也難以對抗無人機群、遠程精確打擊或體系化壓制。於是，英雄敘事被壓縮進宣傳與記憶，而非真實戰場的決定性環節。 張又俠、劉振立在中越戰場上的那些戰場指揮經驗，擺在現代戰爭面前還有作用嗎？ 現代戰爭已不再局限於山野叢林的線性對抗，而是演變為海、空、天、電、網一體化的體系對抗，信息與數據取代個人經驗，數據鏈與系統協同取代單一作戰行動。當戰爭變成體系對抗時，任何脫離系統的個人經驗，都不再具有決定意義，單個英雄的價值迅速下降，系統的可靠性成為決定性因素。 結語：憲政民主是中國的未來 整個世界處在時代動蕩與變革之中，中國同樣處在時代浪潮的風口浪尖中，從中共軍方高層的何衛東、苗華、張又俠、劉振立等中共群臣亂鬥案例審視，中國人民應該更加清醒與悟覺，憲政民主制度始終是取代中國獨裁統治、一黨統治的最佳方案，換言之是文明制度的改造與升級，應與當今國際的現代文明接軌，要落實與體現在民主人權與憲政制度上。 瞻望前程、放眼未來，創建與建立憲政民主中國，應該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使命與責任。

  田牧（德國） 2025年即將逝去，這是動蕩不定的一年，概述了大千世界的一切，風雨飄搖、戰火四起、世道艱難、秩序紊亂，大有風譎雲詭、時移世易之駭然……。 一是戰火此起彼伏。整個歐洲幾乎被三年多的俄烏戰爭拖累、拖垮了，戰爭卻依然難以終結；東南亞泰柬7月的武裝沖突，斷斷續續持續至今天；中東地區依然戰火不熄，近日以色列對加沙、黎巴嫩等仍在轟炸與襲擊；太平洋、印太等區域、中日菲之間同樣是劍拔弩張、箭在弦上；美國「全面徹底封鎖」委內瑞拉附近的海域，逼迫馬杜羅下台……等等。 二是傳統陣營異變。「二戰」以來最大的變局動向，是大西洋兩岸的美歐傳統陣營之間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體現在戰略自主性（歐洲尋求減少對美依賴）、政策分歧（在貿易、安全、價值觀等方面）、以及政治右翼力量崛起，從國家到區域，乃至整個世界傳統體制的矛盾沖突加劇，致使民主陣營盟友之間出現離心離德，複雜而交錯。相反，美中俄關係從競爭、遏止與制裁等，變得寬容、謙讓，甚至商榷廣泛合作等。 三是世界經濟趨勢呈現增長放緩，主要受地緣政治緊張、經濟斷鏈脫鉤、去風險，貿易碎片化影響，西方國家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等，全球經濟在低增長與高風險並存的背景下緩慢前行。 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千百年來不斷重複著「亂—治—興」的循環與規律。對芸芸百姓來說，期待著「從亂中見希望、在亂中立秩序」；對人民來說，反戰與和平，才是硬道理，也是永恒的祈盼與話題。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警示 美國被視為「天下霸主」，美國的新戰略，無疑牽動著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大動脈的跳動，強烈影響著2026年的世界格局。 前不久美國公布了最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有媒體評論：美國是戰略虛弱了，撤退了，收縮了……，退守門羅主義政策老黃曆了。筆者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相信美國正在做正確的決定，應該是戰略的調整、轉型與優化，其核心依然是維護美國霸權，美國第一。但現如今采取此「和平戰略」，卻顯出倉促、亡羊補牢之勢。 2013年，筆者曾撰寫過《揭秘習近平的戰爭動員令》，刊載在香港《揭露》雜誌9月刊上，文中寫道：「要維護世界霸主地位，最佳途徑——保持和平態勢，若是霸主直接參與決鬥，霸主的地位就到頭了。自然界中，猴王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總是以威勢震懾住挑戰者，一旦這一招不靈，真發生了決鬥，那就註定老猴王的年限已至。因為總是有幾只年輕力壯的公猴，覬覦著猴王的地位，它們會接二連三地發起進攻，輪番與猴王展開你廝我咬的大戰，過一難過二，過二難過三，老猴王的結果終將很慘。頭狼的競爭也一樣。頭狼競爭時，老頭狼一動不動直立高處，兇狠的目光來回掃視著強健的競爭者，用強勢震懾挑戰者，如此持續幾小時，抗不住威懾的對峙者，只能選擇離開，退出競爭。惡鬥一旦拉開，結果就很難預料。維持頭狼地位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直接惡鬥，把挑戰者嚇跑。動物是這樣，人類也是這樣。中國人常說，興也戰爭，敗也戰爭。古今中外的霸主，無一不是依靠戰爭贏得霸主地位，但最終也是在戰爭中斷送霸主地位。一代傑出的軍事家拿破侖，靠戰爭贏得了法蘭西第一帝國，贏得了歐洲的霸主地位，但滑鐵盧戰役的失敗，照樣使拿破侖喪失了一切。」 本月19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在年終簡報會上，對中國發表的務實談話表明，2026年美國政府將在更廣泛的「美國優先」政策下，明顯轉變對北京的態度。他表示：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都會是一個富裕而強大的國家，也是地緣政治中的重要因素，「我們的工作是找到與中方合作的機會。」 時下，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方面，美國仍然是最強者。所以美國的政策方針，決定著大國之間的謹慎互動與合作，決定著未來美中俄的大國關係。美國的安全戰略體現出和平傾向性，預示著整個世界2026年的和平態勢。 俄烏戰爭是「巨大悲劇」 對於歐洲的社會穩定與恢復經濟發展，結束俄烏戰爭是大前提。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政治家、軍事家已經提出了傑出的戰略思想：一是以其戰略思想聞名於世的英國哲學家大衛·休姆（David Hume），他著有《權力平衡論》一書，亦稱「均勢」戰略理論。該理論主張分而治之，使相互競爭的各方勢力處於一個相對穩定、彼此牽制的狀態。秉承這一理論，當年的英國行之有效。當法國強盛的時候，英國聯合沙俄、聯合德國與法國幹；當德國強大的時候，英國聯合法國、沙俄與德國鬥，也就是說歐洲大陸上不能出現單一的強權。曾經的法國不被允許，德國也被制約。30年前蘇聯被徹底瓦解、分崩離析，也可以說是「均勢」戰略理論的勝利。 二是德國將軍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Haushofer）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說，核心思想是「國家有機體」與「心臟地帶」學說，並且深受「生存空間」的影響。通俗的說：生存空間是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因而國家掠奪更多的生存空間是合理的；而心臟地帶論反映出德國的戰略定位與對外戰略。 從歷史上來說，俄羅斯的強大一直是歐洲的隱痛。同樣面對「均勢」戰略與「地緣政治」戰略，德國前總理梅克爾就站得高、看得遠，她是「二戰」以來鮮少的世界級戰略家。2022年6月，梅克爾告誡歐洲，俄羅斯是搬不走的鄰居，必須找到共存方式。她指出：「俄烏沖突是一場『巨大悲劇』」。 梅克爾在執政時期與俄羅斯合作完成的「北溪2號」，實際上建構了德國、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友好橋梁。基辛格早年就已經從東西方戰略思考建議：烏克蘭不該成為西方或東方的「前哨」，而應該成為「橋梁」。梅克爾的「北溪2號」和「中歐投資協定」，無論從德國、歐盟的經貿方面、地緣政治平衡方面、甚至是東西方的大戰略方面來看，都是戰略大手筆，不亞於「長電報」的凱南，不亞於基辛格。俄烏戰爭，事實上導致了歐盟、德國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破局。 梅克爾原計劃促使歐盟成為多元國際政治中的一強。而俄烏戰爭卻使中俄從原先的離心離德、不信任關系，轉變為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全方位共進退超盟國關系。盡管中俄不承認他們的同盟關系，估計源於通常的「同盟」表述，不足以闡述表明中俄兩國兩黨兩軍的關系。這豈不是最大的戰略失敗？ 歐洲的沈淪，是輸在了安全戰略上。時下，即便俄烏戰爭不久結束，德國、法國、歐盟依然陷在一個棘手困局中：如何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如何落實「均勢」戰略與「地緣政治」？這也是維護歐洲和平的基礎。 「和平」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 「二戰」以來，美歐建立了以自由價值觀為標準的「國際秩序」，也即是耳熟能詳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一說。戰爭結束時，數千百萬人葬身於戰爭，數千百萬人顛沛流離、無家可歸，整個世界經濟崩潰，人類世界大部分的工業基礎設施被摧毀。世人很清楚，戰爭血腥殘忍、摧枯拉朽。毋庸置疑，雖然戰後仍處在美蘇對峙的冷戰時期，但「和平發展是人類社會的主旋律」。 1991年，前蘇聯分崩離析，解體成16個獨立國家。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問世，他在書中提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此論點被稱為「歷史終結論」，幾乎成為當年膾炙人口的經典論述。舉世歡欣鼓舞，誰人不信？誰人持疑？ 俄烏戰爭在歐洲持續了將近四年，俄羅斯又回來了，「歷史終結論」破產了，繁榮富饒有序的歐洲也破碎了。戰爭給烏克蘭帶來了生靈塗炭、家園破碎，同時也嚴重影響了整個歐洲的繁榮發展與安居樂業。戰爭的慘痛、淒涼與沈淪，令世人懂得了珍惜和平時代的穩定與安寧。 和平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的前提；和平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嚴，使人們能夠自由地追求美好生活；和平時期生活穩定、物資充裕，與戰時的絕望形成鮮明對比，更能凸顯和平的價值。總而言之：和平發展才是人類社會的主旋律。 台灣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 新近，筆者在視頻中傾聽了一段關於中華文明歷史演變的講座，演講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馮時。 他提出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文明的傳承，究竟靠什麽來完成？」孔子說過一句非常關鍵的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強調的是：文明標準高於政權標簽。馮時總結道：有沒有「禮」、「教」、「文」，比「你是誰統治」更重要。也就是說，在古人眼中：文明是可以流轉的，並不永遠綁定在某一塊土地上。 這句話之所以令人深思，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很古老、也很現實的命題：「文明狀態」高於「政治歸屬」。 馮時指出：今天中華文明的核心制度、倫理、生活方式，在台灣保存得更完整、更連續。他的依據是：傳統漢字、古典教育、禮俗結構在台灣保存度較高，且經歷較少「主動切斷自身傳統」的階段。他談的是中華文明的延伸與傳承，不是主權問題。 但是今天中共如何面對中華文明？如何面對台灣？文明的傳承是人類發展的主旋律，是兩岸人民共同維護與傳承的重任，這才是大目標、大方向，所以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與訴求。 新近，兩岸「武統」喧囂聲不斷，有說是2026年將發生，有說是2027年將發生，筆者深信這不是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與期待。而習近平在黨內講話中數度表態：優先考慮「和平統一」，他表示：「我是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統一。」話說回來，兩岸關係的走向，還存在一個基本事實：關鍵還要取決於美國的政策與態度。 美中關係走向是基礎 中共一直強調「統一」台灣，已有七十餘年歷史了，但「統一」仍然只停留在口號上。川普總統並未鬆開美台關係的「螺絲」，即便是川普政府新近公佈的「美國安全戰略」，其核心還是「維護霸權」，即「美國優先」戰略。對於現有的國際政治地緣態勢（當然包括台灣），美國的態度還是「不改變現狀」。 媒體稱，美國2025年「中國軍力報告」凸顯了「避戰思維」。美國鮮有與大國直接碰撞，這是美國長期戰略的構思，現今之所以放在台面上刻意表述，自然有其軍事、外交方面的謀略與目的。 對美國來說，美台關係（自1949年前國民政府的延續）遠超中美關係，有一個現實不容忽視：長年以來美國以全球霸主的地位與利益，掌控著太平洋（亞太、印太等）區域的前沿陣地——台灣。 美國一直警示：「2027年中共將武統台灣」，一些媒體卻對此嗤之以鼻。在《2025年中國軍力報告》中，特別關註台海問題的緊迫性，其中也提到了中共軍隊2027年的目標，包含具備對台灣取得「戰略決勝」的能力。 其實，美國的判斷並非杜撰，而是有依據的。美國根據中共的戰略儲備作出推測，比較可信。比如在「元素周期表」上的20%化學元素，中國是沒有的，需要從國際市場上購買。作為商業儲備通常需要半年，而作為戰略儲備需要囤貨20年，所以近年來中國正在努力作戰略儲備。一旦中國攻擊台灣，引發世界大戰，或者是全面經濟制裁中國，這就是應對策略。 美中關係的緩解與平衡，一定會涉及台灣問題，那麽就應該有台灣的參與，由台灣人民來決定台灣的前途與未來。 2025年9月，中共進行了93閱兵炫耀軍力。新近福建艦（航母）下水，新一波展示中共武力的強大。真理不在器而在於道，「策略是基礎，武器是工具」。治國在於「道」：是方向、是思想、是靈魂。它落實了「為什麽做」和「做什麽」的主題。沒有正確的方略，所有的行動都是盲目和低效的。武器是「器」：是手段、是工具、是載體。它回答「怎麽做」和「用什麽做」的問題。再好的工具，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也無法發揮其價值，甚至可能造成相反效果。 中國的問題，憲政民主制度的建立，換言之是文明制度的改造與升級，應與當今的國際現代文明接軌，中國的共和制度，要落實與體現在民主人權與憲政制度上。 結語：和平與安定 時局動蕩而巨變，合縱、連橫從來不是「信任」，而是權宜之計。韓非子有一句極其冷靜的話：「交不終日，而謀必反。」國家之間不存在道義友誼，只有利益交叉期。對現今美中俄關係而言，美國安全戰略已經表明：欲維持其主導地位與戰略回旋空間。就中國來看，應該是爭取發展時間與外部穩定。對俄羅斯來說，是爭取突破孤立、繼續保留國際影響力。 美中關係，看似緩解與穩定，實則各打各的算盤。如今更像是：舊秩序走到瓶頸，新秩序尚未成形。 12月29日，中共軍隊發布：「正義使命–2025」軍演。路透社報導稱，演習旨在展示北京切斷台灣與外部支持的能力，並檢驗台北捍衛自身及其美制武器庫的決心。此舉大有侵門踏戶、武裝威脅台灣之勢，令世人義憤填膺、譴責抗議！ 而對全世界的人民來說：反對戰爭！塑造和平！這才是2026年的期望與王道。  

  田牧（德國） 12月3-4日，第四屆台德民間論壇會議在柏林歐盟之家舉行，主題「勇闖暴風雨」畫面感十足，且充滿了力量與挑戰。 言及台灣話題，正像寧靜平和的港灣，卻面臨著巨浪、雷電的狂暴；遭遇著中共軍機軍艦不間隙地襲擾、恫嚇與威脅。台灣的自由民主和人民在絕境中堅持、掙扎與抗爭，欲勇闖風暴而重生，這就是今天的勇敢台灣。而在柏林歐盟之家舉辦這樣的會議，明確展示了台灣並不孤立，德國、歐盟，乃至民主世界均與台灣站在一起「勇闖暴風雨」，突出重圍，傲立於世界之林！ 會議主辦方與設計人立意甚高，主題清晰、立場堅定，將與會者頃刻帶入勇闖風暴的風口浪尖…… 解讀中俄改變國際秩序 「台德民間論壇」創辦人之一、歐盟前議員萊茵哈德（Rheinhard Buetikofer）提出：判斷與觸及當前國際政治變化的兩大核心，一是中俄改變整個世界（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二是台灣有事，不僅是日本有事，而且是整個世界有事。 二戰後的全球秩序主要由美歐陣營為主導，其核心特徵包括：美國、北約主導的安全體系，以美元為核心的金融體系，IMF、世界銀行、SWIFT 等，是自由貿易 + 全球化框架，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主導價值，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 為何中俄被視為「改變秩序的主要力量」？中國以「制度競爭 + 技術崛起」的方式改變秩序，推動「重新分配、或者改變國際政治權力結構」。表現有：一是經濟與科技力量的突破，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在科技上（AI、5G、半導體部分領域）逼近美國，推出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CIPS），減少對美元依賴；二是建設替代性國際機制，一帶一路、亞投行（AIIB）、上合組織、金磚擴員（BRICS+）等；三是政治敘事的競爭，主權優先，國家發展模式自主選擇，形成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替代吸引力。 俄羅斯主要表現在軍事上，以軍事手段挑戰秩序穩定性，以武力改變歐洲和平穩定的現狀與秩序，以武力挑戰冷戰後歐洲安全架構，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自此，強化與中國的戰略對接、能源合作、軍事合作，以及去美元化交易，共同推動「反西方聯盟」的戰略框架。 中俄改變國際秩序的三大核心方向：一是從「單極」走向「多極」，從美歐主導，正在改變為多中心力量。俄烏戰爭，確實拖垮了歐洲力量，國際秩序的美歐主導方中，歐洲深陷其中，正在失去與蛻化其世界領導的作用、威望與能力。二是從「美歐民主規則」走向「各國多樣模式並存」，不同的金融體系（去美元化、人民幣能源結算），不同的互聯網治理模式，不同的發展模式合法性，新的安全與經濟組織並存，出現「規則碎片化」。三是從「意識形態主導」走向「主權與發展優先」，不干涉內政，模式多樣性，發展優先於制度改革等。 中俄正在刻意改變國際政治的新敘事模式，比如：高市早苗首相講話「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關係到日本的存亡危急……。」中國不提這是中日外交的沖突與矛盾，而是直接提高至「違背了『二戰』的勝利結局與秩序」。 台灣有事 世界有事 台海的安全與風險將給世界帶來重創與災難，幾乎是這次會議達成的共識。萊茵哈德表示：台海安全，關係到印太安全、太平洋的安全，關係到國際貿易的正常運行（德國政府的印太戰略，始終堅持這一觀點）。問題是中國在刻意改變台海、印太安全穩定局面，凸現了中國的野心，企圖改變台海、印太區域的政治、經貿、軍事等二戰以來的世界國際秩序。 新任台灣駐德國代表谷瑞生指出：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25年6月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排名全球第6，位居世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年報從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和基礎建設四大指標評估，台灣在「經濟表現」和「企業效能」方面有顯著提升。台灣本是和平祥和之地，但是這些年來台灣每天遭遇240萬次網絡攻擊，每年中國軍隊有4千多架次飛機、2千多艘軍艦入侵台海，襲擾、威脅與恫嚇台灣人民，破壞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與社會穩定。 台灣安全，維繫著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有同樣的表述：台灣海峽是全球重要的航運通道。如果台海局勢因暴力沖突而無法自由航行，全球許多地區的經濟繁榮將受到影響。他直接表態：「台海有事，就是德國有事。」意即台海若爆發沖突，德國的經濟利益也會受到重大影響，因此德國不能容許暴力改變台海現狀。 近年來，台灣的安危，成為整個歐洲傾心關注的重點與中心。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一再重申：「我們會阻止中國侵略台灣」。她還表示：歐盟「一貫呼籲台灣海峽實現和平與穩定，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尤其是使用武力。」 來自於日本、菲律賓、南韓、台灣、德國專家學者的共識與意見是一致的，表述了台灣有事，並非與己無關，而是關乎其切身國家利益，都會有事。 德國的意見：德國全年40%經貿走台海水路，台灣有事，德國的經濟利益首當其沖；日本專家表示：高市早苗首相已明確強調了「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關係到日本的危急存亡……」；菲律賓專家表示：原來菲並不重視台灣，現在必須重視台灣，政府已經在考慮，若台灣有事，菲律賓將接納多少台灣避難者；南韓專家表示：南北韓的特殊歷史背景，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一樣，所以台灣有事，一定波及到南韓，且美國一直在迫使南韓要有明確態度。 在會議的熱烈討論中，谷代表走向台前指出：這些國家中除了德國，都是印太周邊區域的國家，台海經貿水路是各國經濟的生命線。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管轄範圍包含台灣海峽，負責東海和太平洋方向，並承擔解決台灣問題的軍事任務。東部戰區下轄陸、海、空、火箭軍等部隊，頻繁在台灣周邊海空領域組織聯合演訓。尤為嚴重與危險的是，該戰區的火力刻意封鎖了台灣東部29海域，這恰恰是封鎖了印太、南海的咽喉，完全掐斷了世界各國的經貿水路，置世界經濟發展於死地。 台灣缺少德國歐盟的對台政策支撐 前台灣駐歐盟、比利時代表李淳表示：台灣投資歐盟僅3%，而投資美國97%，美國可以突破所有禁止，美國需要賺錢什麽都可以突破。而歐盟有太多繁複的規定，歐盟主要是受到「一中政策」的限制。 歐洲議會聯絡處主任Judit Hercegfalvi表示：歐盟沒有對台政策，但是有自己的態度與立場。第一已經有9個歐盟國家派遣軍艦穿越台海，宣示對台灣的支持；第二歐盟始終表達了支持台灣參加國際社會的各種組織與機構工作。 德國也沒有對台政策，這是一大缺陷與缺失。第四屆台德民間論壇會議，從會議程序與內容設置來看，包括：德國的台灣政策、台灣能源展望、台灣海上安全與區域穩定、台灣與德國的少數民族、德國與台灣的高科技合作、歐盟-台灣貿易合作、面對外部壓力和內部分歧台灣將走向何方等議題。會議融入著溝通與認知、尋找缺失與問題、促進與擴大合作等，凝聚著主辦方出謀劃策的良好願望。每一場討論，都呈現出群策群力、集思廣益，不乏對德國、歐盟的期望，表達了急人所急、幫台幫到底願望。會議明確指出：聲援與幫助，不能只停留在憐憫與同情、或者是道義支持上，而需要貨真價實的對台政策。 不少專家紛紛提出，可以設法突破與拓展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方面的深入合作。1、必須加強與台灣的經貿合作；2、關注台海的安全穩定，台灣被網絡攻擊等；3、加強科技學術交流（台灣的科技力量不容小覷），以提升與落實去「風險化」力度；4、德國還應該加強與印太地區國家的全方位合作，這會對台灣安全起到積極、有利與舒緩環境的作用；5、台灣本身要避免與中國的直接碰撞。 有無對台政策，關係到對台灣全方位的切實幫助。政策是政府為實現特定目標而制定的指導方針和行動準則，它包含指導原則和具體措施，可幫助指導決策、實現預期結果，並可以通過法律、法規、行政行為、規章制度等多種形式來體現。沒有政策支持，顯然對台的幫助與支持將會是力不從心。 保衛台灣真諦：反對戰爭維護和平 面對中共的狼子野心，從道義與良知出發，全世界人民都應該站在台灣一邊，保衛與捍衛台灣和平與民主。 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建言：台灣是正義一方，不需要憐憫與同情，絕不能將台灣送上烏克蘭的老路，反對與制止侵略是世界人民的心願，世界和平是人類共同的追求。歐盟、德國幫助台灣，要從根本上相助，以眾多國家的國際地位與實力，通過各種方法促成在聯合國的框架下，或者在歐洲民主陣營架構下（民主國家集團群）發起、督促與制約中國（大國），責任在大國，引導舉世目光焦距與監督中國的一言一行一舉，由中國首先伸出手來，主動與台灣溝通與商榷和平話題。和平的台海，和平的印太，是人類世界發展的祥和與福祉。 具體來說，應擴大認知層面的策略：將對方從「敵人」視作「對手」或「利益主體」，降低敵意、減少誤判；建立共同事實，使用公認數據、第三方專家或聯合參與（聯合國、歐盟等），避免各說各話所造成的誤解與沖突；安全感補償與同理陳述；及創造雙方都能接受的「台階」，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與決定。 又及，美國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公布，美國不支持高市早苗關於「台灣有事」的講話，這裡有了安全戰略依據，至少在川普任內不要寄希望於美國的幫助！ 我們與台灣人民共同勇闖風暴而重生，真是需要真誠、謀略、毅力與堅持，在極端的外部動蕩中，完成與台灣人民共同的洗禮與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