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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世界公民數位治理基金會的使命 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正是美國迎來建國250周年的歷史性時刻。兩百半世紀前，《獨立宣言》以其激昂的文字，為人類文明點亮了自由與人權的燈塔：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於7月1日正式施行，台灣北社、台灣之盾民主大聯盟及多個公民團體30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呼籲各界正視中共透過法律推動統戰及跨境管轄的新趨勢。與會人士認為，該法已超越中國內部民族政策範疇，而是結合法律、統戰、認知作戰及政治威嚇，對台灣民主制度、人民自由及國家安全構成新的挑戰，政府應建立更完善的民主防衛與風險預警機制。 台灣北社社長、台灣之盾民主大聯盟總召羅浚晅表示，台灣尊重各國制定內部法律的權利，但若法律企圖影響境外人民的政治認同、文化認同及國家認同，甚至建立境外追責機制，就已不再只是中國內政，而涉及國際法、國家主權及民主國家共同關切的議題。他指出，第21條、第41條及第63條構成一套完整的「法律戰」架構，分別透過法律塑造認同、將統戰工作法制化，以及建立境外追責制度，使交流活動可能被納入政治任務，並透過模糊的法律概念形成寒蟬效應。他呼籲政府建立預警、保護及民主防衛三大機制，降低台灣民眾赴中交流、經商及求學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 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楊黃美幸則指出，從《香港國家安全法》到《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中共正透過法律、軍事及政治等多重手段擴張威權影響力。她表示，國際社會近年已逐步調整對中國政策，民主國家更加重視供應鏈安全及民主合作，台灣也應持續深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夥伴關係，共同維護自由、人權及法治等普世價值。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表示，中共近年陸續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反分裂國家法》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等法令，逐步建立完整的政治控制體系。他認為，未來不僅支持台灣獨立者可能遭鎖定，即使主張維持現狀或支持台灣人民自主決定未來的人士，也可能因中共的政治解釋而成為法律追究對象。他呼籲朝野政黨應共同守護民主制度，不應淡化相關風險。 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潘威佑表示，公民教育應協助學生理解民主制度與威權體制的差異，培養媒體識讀及公共參與能力。他認為，學生面對兩岸交流及各類資訊時，應具備理性判斷能力，不因威權法律產生恐懼，也不以仇恨看待中國人民，而是辨識任何企圖利用法律、統戰及政治壓力干預台灣民主的行為。他並呼籲政府持續強化公民教育、人權教育及民主防衛教育，提升下一代民主韌性。 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桑普則指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與《香港國家安全法》第38條相互呼應，形成更完整的跨境法律架構。他表示，中共對「民族團結」的定義完全掌握在政治權力手中，未來無論在台灣或世界各地，只要涉及台灣民主、香港自由、西藏或新疆人權等議題，都可能遭認定為「破壞民族團結」。他認為，該法要求人民履行政治義務，而非保障人民權利，與民主法治保障人民自由的理念形成鮮明對比，呼籲台灣深化與美、日、歐洲等民主夥伴合作，共同防範跨境鎮壓及法律戰。 包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陳明輝、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周德望、台灣島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劉志堅等人，也分別從宗教、人權、民主制度及文化主體性的角度指出，法律應保障人民自由與尊嚴，而非成為思想控制工具；台灣應珍惜多元文化及民主制度，拒絕單一政治敘事取代社會多元價值。 福爾摩莎人文關懷協會執行長賴其瑋則批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是中共要求從學校、企業到社區組織建立一致的政治認同，實際上是假借「民族團結」與「反歧視」之名，擴大國家對人民思想及社會各層面的控制。 城市守望者聯盟理事長楊閔硯表示，中共對台威脅已不限於軍事層面，更包括法律戰、心理戰及認知作戰。他呼籲民眾提高對假訊息及統戰宣傳的警覺，並透過民主參與及理性選擇，共同守護台灣的民主制度與國家安全。 與會團體最後共同呼籲，面對中共透過法律推動統戰及跨境施壓的新模式，政府除應完善國家安全及民主防衛制度外，也應持續深化與民主國家的合作，提升全民民主韌性及風險意識，確保台灣人民的自由、人權及民主制度不受威權擴張影響。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於7月1日正式施行，公民團體台灣北社與台灣之盾民主大聯盟30日上午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指出該法雖以民族政策為名，實際上已將民族認同、兩岸交流、統戰動員與境外追責納入法律架構，象徵中共正透過法律制度推動統戰工作，對台灣民主社會及國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呼籲政府及社會各界提高警覺，完善民主防衛機制。 北社表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並非單純規範中國內部民族事務，而是藉由法律形式將統戰工作制度化，並擴大適用範圍，值得台灣高度關注。其中有四項條文，特別凸顯中共將法律作為政治工具的發展趨勢。 首先，該法第21條將兩岸交流納入民族認同工程，明定透過交流合作增進台灣民眾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主辦單位指出，未來青年交流、教育合作、文化活動、學術往來及民間互動，都可能成為中共推動「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論述的重要載體，交流活動也將承擔更濃厚的政治功能。 其次，第41條首度將統一戰線工作部門寫入法律，規定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門負責協調民族團結進步工作。主辦單位認為，過去統戰工作主要存在於中共黨務系統，如今透過國家立法取得法律授權，代表統戰已從政策宣傳進一步提升為國家法制的一環，使統戰工作的法律正當性與執行力度同步提高。 記者會也指出，第44條要求工會、共青團、婦聯、工商聯、僑聯、台聯等各類人民團體，依其職能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顯示中共未來將動員更多社會組織參與統戰工作，不再僅限於官方統戰部門，而是透過各種交流平台及民間組織，擴大對內凝聚及對外影響的範圍。 此外，第63條則被認為最值得警戒。該條文將中國境外組織及個人納入追責範圍，只要被認定涉及「破壞民族團結」或「製造民族分裂」，便可能承擔法律責任。主辦單位指出，由於相關法律概念相當模糊，未來可能被用於對境外人士施加政治壓力，包括限制入境、行政制裁，甚至形成跨境政治威嚇與跨國鎮壓效果。 與會團體強調，台灣尊重各國制定內部法律的權利，但任何國家的法律都不應成為對外輸出政治意識形態、干預他國民主運作或威嚇境外人民的工具。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共法律不應對台灣人民產生拘束力，更不能成為介入台灣民主社會及影響人民自由權利的依據。 主辦單位最後呼籲，面對中共以法律包裝統戰、以交流塑造認同、以境外追責製造寒蟬效應的新模式，政府應儘速強化國家安全風險評估、資訊揭露及民主防衛制度，協助國人了解赴中交流、求學、經商、文化及學術合作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避免台灣人民受到中共法律威嚇與政治壓迫，持續守護台灣民主自由及國家主權。  

    關於 虛擬資產(加密貨幣) 在 2026 年制裁框架下,如何被用作跨境資產追蹤的技術細節與法律判例?   在 2026 年的全球制裁框架下，虛擬資產（加密貨幣）已從過去的「監管灰色地帶」全面進入「精準穿透執法」時代。美國及其盟友透過技術與法律的深度整合，已能有效追蹤跨境資產流向，特別針對試圖規避制裁的政治敏感人物。   以下是針對技術細節與法律判例的深度論述：   一、 2026 年跨境資產追蹤的技術細節 在 2026 年，虛擬資產不再具有絕對匿名性，其追蹤技術已達到「全鏈路監控」： 《加密資產報告框架》(CARF) 的自動化交換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全球 48...

  「林佳龍部長積極推動的中南美洲/南美洲智慧園區，導入美國力量以應對川普『去中化』政策」的具體地方化實施細節與戰略論述。 【內容】中南美洲「智盾」佈局與美台戰略對接 針對林佳龍部長的「榮邦計畫」與川普政府的「新門羅主義」，我們提出了將台灣技術嵌入美國後院安全的「非對稱外交策略」： 巴拉圭樞紐：南美洲科技與綠能雙核心 智慧製造 (006688 專案海外版)： 建議外交部移植台灣科學園區成功的租金補貼模式，在巴拉圭建立「電動巴士組裝廠」與「智慧交通管理系統」，利用巴拉圭作為進入「南方共同市場 (Mercosur)」的跳板。 綠色算力中心： 結合巴拉圭伊泰普 (Itaipu) 水電站的 100% 綠電，與台灣伺服器硬體，打造符合 ESG 標準的數據中心，解決美國科技巨頭對綠色算力的渴求。 借力川普「去中化」：美台拉美戰略聯防 數位淨網 (Clean Network)： 針對川普政府對中資電訊設備的排斥，由台灣輸出「受信任資安架構」與「5G O-RAN」技術，配合美國低軌衛星（Starlink），為中南美友邦提供「非中資」的數位骨幹。 利用美國開發金融 (DFC)： 游說美方將台商在拉美的投資納入美國 DFC...

  陳禹成 華府Q-Day Defender, LLC法律總顧問 2026 儒林外史又一章 由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榮譽會長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與亞洲研究資深研究員石可為（David Sacks）於2026年6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聯名文章中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試圖利用美國總統川普在台灣問題上「搖擺不定」的立場，削弱台灣與區域盟友對美國的信任，從而透過政治與心理戰，在不爆發戰爭的情況下迫使台灣接受統一條件。 文章的核心論點、警示背景可以整理如下： （1）核心論點：不戰而勝的戰略首選非軍事手段，儘管存在2027年武統的時間節點，但因代價巨大，北京更傾向於透過政治、經濟與心理壓力「不戰而屈人之兵」。 （2）利用川普的動搖： 習近平正利用川普對協防台灣的質疑和「美國優先」立場（如指責台灣「偷走晶片」），試圖動搖美台同盟。 （3）北京塑造的「新常態」與連鎖反應： 北京正利用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採取認知與區域壓力行動 --- 塑造台灣「自招風險」的輿論，並以「執法」名義在台灣週邊推進實際控制。 （4）軍售與封鎖測試： 將對台軍售作為對美談判籌碼，並透過灰色地帶行動進行模擬封鎖。 China Could Win Taiwan Without Fighting The...

  台灣政局不穩的情境，台灣民間企業（特別是大型電子代工、半導體與關鍵零組件產業）早在過去幾年的美中貿易戰與地緣政治波動中，就已經開始制定並執行「避險方案」。 如果台灣政局出現親中轉向，民間企業的避險動作將從目前的「備援」轉化為「撤離」或「徹底拆分」。以下是具體的策略佈局： 執行「中國 + 1」與「台灣 + 1」策略 這是目前台灣大型製造業（如鴻海、廣達、和碩、仁寶）的標準配備。 佈局東南亞與印度： 為了應對美國客戶（Apple, HP, Dell 等）對「非中、非台」產能的要求，企業已大規模在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度建置完整的組裝線。 分散風險： 一旦台灣政治環境讓美方不再信任，這些企業可以迅速將台灣總部的接單功能轉移至海外分公司，實現「訂單在海外、生產在海外、資金在海外」的完全脫鉤。 「企業實體拆分」與「雙供應鏈」模式 這是針對高敏感技術（如 AI 伺服器、網通設備）的防禦手段。 區隔化管理： 企業會將其組織拆分為「中國/親中市場」與「全球/美歐日市場」兩套獨立體系。 財務與法律防火牆： 在第三國（如新加坡或開曼群島）成立控股公司，將台灣母公司轉化為僅具備研發功能或單純持股的節點，以防止台灣本土政治變動導致全球資產被美方制裁凍結。 半導體業的「異地備援」與技術封存 以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供應鏈，其避險手段更為關鍵： 海外擴廠（美國、日本、德國）： 雖然目前官方說法是服務客戶，但在極端情境下，這些海外廠區將成為台灣技術與產能的「諾亞方舟」。若台灣政府轉向親中，美日可能直接介入接收這些廠區，以確保先進製程不被中國獲取。 資料與雲端備份： 關鍵的研發數據與製程參數（Recipe）早已實施異地儲存，確保即使台灣本土環境惡化，研發能量仍能維持運作。 資金與人才的「逃離計畫」 資金外移： 科技界與金融圈會加速將資產轉換為美元或日圓，並存放於境外銀行。 人才移動： 企業會主動協助核心研發團隊申請美、日、歐的專業簽證。對頂尖工程師而言，當台灣的環境不再能保證其與世界接軌，他們會選擇隨產業鏈外流，這也就是所謂的「高端人才空洞化」。 目前的最新佈局趨勢 (2024-2025) 根據目前的產業動態，可以觀察到幾個明顯跡象： 日本成為新避風港： 由於地理位置近、技術互補且政局穩定，台積電（JASM）與聯電等企業在九州、三重縣的佈局，不僅是商業擴張，更是「安全備份」。 積極參與美日導引的標準： 台灣科技業積極加入如「晶片聯盟（Chip 4）」或美商主導的相關安全供應鏈協議，透過企業自身的國際化，來抵銷台灣政府可能產生的政治風險。 結論：企業的「政治中立」背後是「市場現實」 對台灣科技人與民間企業而言，政治立場往往服從於「生存與客戶」。如果國民黨執政並傾向中國，導致美日撤銷對台技術支持，台灣企業不會選擇與政府同歸於盡，而是會利用早已佈局好的海外管道「斷尾求生」。 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企業依然在國際上賺錢，但台灣本土將面臨產值下滑、稅收流失與高薪職位銳減。

文/王至劭（台聯政策顧問、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古寧頭、八二三兩次金門戰役台灣人死傷非常多，我台中大安朋友黃佳顛（1942年生）的哥哥就死在八二三炮戰，享年20歲。他爸爸民國五十年初期就當過大安的縣議員。我後來一查，《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是中華民國政府於台灣施行地方自治所頒布的行政命令，1950年4月由台灣省政府發佈後做為舉行台灣地方選舉之規定，台灣開始了台式選舉。賠償一直到李登輝時期才爭取到(這個事要給李登輝前總統記一個嘉獎)。 黃佳顛跟我說:「台灣接近4萬名充員兵（非正式軍人）參加1958年八二三炮戰，保護金門跟蔣軍，危險任務都交由台灣人衝在前面…..」 我二姑丈時間更早，他比我爸爸大約8歲或9歲，應該是出生於1926或1927年，1949年十月底參加古寧頭戰役，那時候他和我二姑媽剛結婚，當時好像結婚未滿一個月或兩個月。 我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二姑丈有簡單跟我描述，戰爭非常激烈，地上全部都是屍體，要往前的時候，根本沒有時間把屍體挪開，一個一個屍體直接跨過去，而這事以前奶奶也跟我說過多次。台灣有多少人參加古寧頭戰役，至今仍然是個謎，蔣介石集團不跟你說。 我阿嬤跟我說，二姑丈在金門打仗的時候，我二姑媽天天哭得死去活來，許多人就沒回來了，二姑丈回來，奶奶說：「像撿到的！」。二姑丈後來一輩子幹警察，幹到退休，已過世。 我讀大學的時候，父親工廠有一名工人告訴我，他以前是在金門當兵，他們單位有個哨所是一個高崗，上面沒有任何遮掩。他們的規定是站崗的時候絕對不能離開崗哨，只要離開崗哨，就絕對是死刑。他說八二三炮戰的時候，有一個南投人在那高崗上站衛兵，滿天都是炮彈，他也不敢離開該高崗，結果那名哨兵就這樣被共軍砲彈活活打死了。 823炮戰結束後前面30幾年，台灣死難軍人一毛錢都沒有賠償，外省軍人有賠償，但外省軍人在金門或台灣有眷屬的只有1/20，國民黨的賠償方式實在太奸巧了，沒眷屬賠給誰？台灣人有眷屬卻沒得賠，台灣人不是人？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外省軍官、外省兵原本瞧不起台灣兵，1958年八二三炮戰後，因台灣人作戰十分勇敢，英勇無畏，最危險任務皆由台灣人擔任，死傷非常慘重，從此贏得外省人的尊重。但沒幾年，中國兵(外省兵)又忌妒了，理由很簡單，台灣人一般都兩年，也有不少人退伍前突然又收到召集命令加一年，頂多三年就退伍了，外省兵不能退伍，實在悲哀。當兵最大的恐怖就是不能退伍，要這樣一直下去！ 我聽人家說，當時台灣青年軍人之所以那麼拼命、不怕死，是台灣人之間有一股氣氛：「金門守不住，再來就台灣了！」當時說得也是。我讀大學時，一位物理系學長是金門人，他跟我說：「數十年來金門一直在保衛台灣。」我後來想了很久，到底誰在保護誰？ 郭興誠是碩果僅存幾位參戰古寧頭戰役的201師老戰士。 「2019年古寧頭大捷70周年影像展」

記者鍾和風/高雄報導 針對蘇嘉宏教授所發表的「從戰略反制到常態治理─中國近海治理東擴，台灣東部海域將成下一個內海？」（風傳媒，2026/6/15）一文，大幅引用中國學者針對中國於台灣東部海域所謂「執法」行動的見解，海委會政務副主任委員宋承恩特別發佈新聞稿，提出說明。 海委會宋承恩副主委表示，由於蘇嘉宏先生是現任中選會委員，有一定的政府人員身分，本於海域治理主管機關之職責，必須基於正確的法理，說明政府主管機關的立場。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台灣東部海域沒有主權權利，更無權建立所謂「治理模式」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一天統治過台灣，也沒有任何得以主張台灣主權的法理基礎。國際法上針對國家是否對某海域擁有權利，是看其權利主張的基礎，不是依其單方的宣稱，也不是看其公船出現的頻率與次數。「有陸地，始有海洋」，是國際法判斷各國海域主張權利來源的基礎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擁有台灣，在此區域沒有海岸，對台灣各海域，包括東部海域沒有權利。這是很清楚的事實。 二、事實行為無法創設權利 中國透過其公船的行動，欲建立所謂「常態化管轄」或「落實行政執法」，誤認透過反覆踐行，能夠建立其治理權。此論述誤用國際法上「透過事實行為取得治理權利」的法則。該法則僅適用於： (1)無主地或主權歸屬不明的區域； (2)該區域其他潛在權利默認，不予抗議，或消極不予對抗； (3)長時間以和平方式行使，且經國際社會廣為接受的條件下，始能發生。 上述各項條件，沒有一項在台灣東海域存在。台灣東部海域為中華民國台灣主權與主權權利所及，向來由台灣海巡積極管理。針對此次中國侵擾，我國海巡併航監控如影隨行，嚴正宣告中國在各海域沒有主權權利，並通知受擾商貨輪不必理會中國廣播，如遇問題應聯繫台灣海巡，立即且充分駁斥中國主張。將國際法透過事實行為取得權利的法則套用到台灣，未明究理，也完全未審及各項條件，屬於法則的誤用與濫用。 三、單方宣稱無法創設權利 中國傾向依其單方宣稱，配合霸凌行徑壓迫他國，再誤用法律加以包裝。中國在東海、台海、南海、太平洋對各國的騷擾，都有它自己的邏輯。一國可以單方宣稱，但其宣稱與行為必須接受國際法的評斷，這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真義。我們重申，中國對台灣各水域沒有主權權利，中國宣稱在台灣東部海域行為「管轄權」，無法通過國際法的檢視，對我國是不折不扣的「侵權」。 四、違法的行為，不會因為一再重複，或是以虛幻的法則包裝，就成為合法 中國在台灣各海域的侵擾，是違法擴張，不是建立其虛幻主張的步驟。國人要認清，保護台灣人民權益的，是我國政府，要侵奪消耗我國能量的，是中國。我們期待各界論者也應明辨國際法則，明瞭國際法對中國行為模式的評價，而不是未經審慎考慮即接受中國的說法。蘇教授文章引用中國學者看法的諸多主張，不符國際法，完全無法正當化中國行動的違法性，為免蘇教授不察，特本於主管機關立場，說明如上。

  深入論述特定 台灣媒體集團 或及大型傳產企業 過去受美方關注的 FARA 相關案例. 在美國的法律框架下，針對台灣特定媒體與傳產企業的監控與 FARA（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相關的案例分析如下。雖然台灣企業目前較少直接出現在司法部已起訴的 FARA 登記清單中，但美方對其「親中」行為的追蹤已形成具體的法律壓力。 台灣媒體集團：從「言論自由」轉向「代理人審查」 美方關注台灣媒體的核心在於其「產權與資金來源」是否受中共控制。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 (Want Want China Times Group)： 關注焦點： 該集團及其主席蔡衍明長期受到美方與台灣監察機構的密切關注。美方報告指出，該集團接受中國政府的高額補貼（來自旺旺控股在中國的業務），並在報導中顯現親中傾向。 FARA 相關潛在風險： 雖然目前該集團在台灣運作，但若其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如中天美洲台或其在美發行的報紙）被認定直接接受中共指令進行「心理戰」或影響美國輿論，美方可依 FARA 要求其註冊為外國代理人，類似於對新華社 (Xinhua) 或 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的強制要求。 2026...

記者鍾和風/高雄報導 　 　　　 端午佳節將至，海洋委員會主委管碧玲特別邀請英國在台辦事處包瓊郁代表及何泰曦署長，共同登上海巡署4000噸級雲林艦，透過包粽、製作香包及體驗端午文化等活動，向全年無休守護海疆、執行救生救難任務的海巡同仁提前送上祝福。這也是英國在台辦事處代表首度登上海巡大型艦艇，展現台英夥伴關係在人文互動與海洋合作上的持續深化。 活動現場洋溢濃厚端午節氛圍，海巡同仁向英方貴賓介紹台灣北部粽、南部粽的特色與文化意涵。管主委也親自示範折粽葉、填料及綁繩技巧，並手把手教導包瓊郁代表包出人生第一顆台灣粽。過程中，包瓊郁代表笑稱管主委是她的「包粽老師」，管主委則稱讚包代表第一次包粽就有模有樣。台英雙方及雲林艦海巡同仁也共同手作香包，將艾草與香料裝入香包中，象徵平安健康，也寓意海巡同仁長年守護海疆安全、守護國人安心的使命。 管主委特別向英方貴賓介紹端午節期間懸掛菖蒲、艾草及配戴香包等傳統習俗，這些習俗也衍生出台灣民間運用菖蒲、艾草及香茅來養生保健、安定心靈的生活文化；管主委也示範兒時母親教導的收驚方式及台語口訣:「毋驚無代誌，驚對耳仔尾溜溜去」，即驅除不安、祈求平安。 管碧玲主委表示，端午節的傳統，蘊含著團結合作、共同守護生命的深刻意涵。她指出，海巡艦艇上部分重要設備為英國品牌，如同台英共伴合作，一同守護台灣周邊海域、一起維護區域和平。 包瓊郁代表指出，對在地熱情接待與豐富文化體驗表達由衷感謝。她表示，親自登艦體驗端午文化並品嚐「台灣味」，是令人難忘的體驗，將成為一生珍藏的回憶。在談及雙邊發展時，她幽默地以「粽子」裡糯米的黏性比喻台英關係愈來愈黏，象徵雙方合作具備高度韌性並持續成長；她也引用英語諺語「Friends who eat together stay together（同桌吃飯，感情長久不散）」，強調台英雙方在維護和平、守護海洋等共同價值上，已建立深厚的夥伴關係。包代表並以曾為皇室專屬飲品的英國品牌氣泡酒回贈，象徵尊榮、好運與源源不絕生命力，為台灣獻上真誠的祝福。 海洋委員會表示，繼今年初邀請美國在台協會（AIT）谷立言處長及張子霖分處長登艦體驗春節文化後，此次再度邀請英國在台辦事處包瓊郁代表及何泰曦署長登艦體驗端午文化，不僅讓國際夥伴近距離認識台灣海巡，也展現台灣作為海洋國家，持續與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合作，共同守護海洋安全與區域和平穩定的決心。  

    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談話，於肯定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之餘，也主張鎮壓反革命必要性，但今後要少捉少殺。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說明道，就是要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中共既然鼓勵不同意見，於是各種批評如潮湧來，異議者大略可分五類：一、以章（伯鈞）羅（隆基）同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二、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新聞出版界黨內知識份子；三、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勳、林昭和北京大學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四、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家；五、學者。 1957年6月，毛澤東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感到各界的批評已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基礎，特別是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還有取代中共執政的能力，於是聲稱引蛇出洞，發動反右派鬥爭，全面整風。全中國大陸有55萬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全國實際劃出右派分子超317萬人，還有143萬餘人被貼上中右分子。中共陷害民主黨派，露出一黨獨裁真面目，自此徹底告別新民主主義。 溫大同：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簡明中國民主史話》，訪問的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     溫大哥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溫大同： 我們在上次的這個單元當中，談到的是從1945年到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民主黨派。一方面是制憲，另一方面是所謂的新政協，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制度。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還伴隨著內戰。接下來就是在1949年10月1號，中共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曾老師接下來安排的這一段的題目，叫做〈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在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這是一個觀察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的很重要的一個節點。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後，可以看到它並不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我們就可和平相處，大家快快樂樂過日子。相反地，它開始進行反或是鬥，像1950年就開始鎮壓反革命，對於中華民國的這些軍隊或是政府工作人員，甚至到非常非常基層的公務人員都被鎮壓了。 接下來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跟商業比較有關係。什麼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然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透過這個方式，奪取民間的私有財產，然後來建立一個公有制的體制。到了1956年開始有「大鳴大放」運動跟「反右派」鬥爭。 曾老師，你是怎麼理解中共在建政之後的這樣的一連串作為？  曾建元： 我們要知道中共建國以後，中華民國退居臺灣。我們在臺灣的人都知道，雖然有白色恐怖，可是當時兩岸之間，還是以民主來作為號召的。像中國大陸就是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當然它有血腥的那一面，剷除它所謂的國家敵人、或是階級敵人。可是在另外一面，擁護新中國的這些人，他們也期待社會主義的理想，能夠真正地實現。也許在他們心中真地認為存在階級敵人，必須要給予剷除。但是它的很大的問題就是，共產制度之下，沒有形成真正的政黨政治和對人權的尊重。肅清反革命、鎮壓反革命的過程當中，基本是不講法治的，而是赤裸裸地透過公審各種方式，消滅人的尊嚴跟肉體。另外一方面我們看臺灣。臺灣在民國39年實施地方自治。雖然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凍結，託稱是因為大陸淪陷沒有辦法改選。當時中華民國在臺灣是全面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的，雖然不是依照《憲法》規定的那個省縣民代表大會制度，只是一種試行的方式。當時政黨也不能自由組織，可是你可以看到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它們也很活躍，特別是臺灣本省的無黨籍人士，還能夠依靠民意的支持選贏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兩岸當時是互相在政治上競爭的，它有政治作戰、互相對對方人民宣傳的意味。在新中國建立之後，首先有一個聯合政府，但卻沒有建立一個自由的選舉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共產黨在建國之前，批評國民黨的所有的那一切，在它建國後至今相當的一段時期裡，都看不到它實現。 當時擁護共產黨的第三勢力或民主人士，他們當然就感到非常焦慮。是不是他們當初的選擇，是有問題的。這些民主人士，當年對抗國民黨是非常地勇敢的，他們把這樣的一個精神、這種理想，寄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當他知道他要面對的是另外一個新的黨國體制，這些人他們血液當中的那種反抗的基因就開始湧動。 195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陸內部開始形成知識分子圈子對於共產黨的抱怨與不滿，民主黨派和在野勢力的批評聲音跟著出來。這就讓共產黨覺得，它前面在將一些階級敵人剷除之後，現在冒出來的右派分子、還殘留資產階級民主觀念的這些人或是這些政黨，應該是處理的時候到了。 溫大同： 　　曾老師，我的印象當中，在政協裡有很多民主黨派跟無黨派人士，有一些人還是敢去批評共產黨。 曾建元： 是啊，我們臺灣的謝雪紅也在裡面！他們是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民主黨派來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最早他們也以臺灣代表的身份，參與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過程當中，也有臺灣對抗國民黨的異議者的參與。他們在臺灣當年就是非常積極的對抗日本殖民主義以及對抗國民黨專制的民主與自由的鬥士。所以像這樣的人，他要進入到政協，我相信他們還是會把他們過去在臺灣奮鬥、主張的那些東西，期待在中國大陸實現。除了臺盟之外，像中國大陸的各個民主黨派，像我們在章詒和的書當中就看到的很多民主黨派人士，如羅隆基等等的，在政協當中，也會對於新中國有很多的想法、理念要表達。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哪裡？這個政協並不是民選的，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沒有成立之前，代行人大職權的機構。以一個非民選的機構，來行使國家最高的主權，這其實非常不符合民主的觀念。 溫大同： 而且甚至它有點曖昧。你說在古代，皇權就是皇權，可以講一點話的叫做御史大夫，他是監察權。他是在皇權鞏固的情況之下被容許批評，可是這個主權還是在皇帝手上。你現在這個人民政協，看起來好像是國家權力的基礎來源，又好像不是，非常非常地曖昧。 曾建元： 所以就會爆發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跟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接下來的發展是讓人不可思議的，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發表〈正確處理人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重申雙百方針，鼓勵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對黨國的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就有很多舊社會裡面的這些嶔崎磊落之士開始出來說話了，如《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等等，對共產黨「黨天下」施政的意見就出現了。我想最尖銳的，就是說你到現在也沒有選舉，人權的保障還有很大問題等等。在解放前批評國民黨的，統統可以套用在共產黨身上。毛澤東當時表現的是一副慨然大度的樣子，希望各界對新中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等到大家掏心掏肺，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毛澤東就變臉了。發言者盡是在建國路上的革命同志，他們很天真地對共產黨、對毛澤東提出批評。我相信這些批評都是真誠的，他們並不是要去挑戰新政權。沒想到毛澤東後來果真變臉了。他稱這個叫「引蛇出洞」。 溫大同： 曾老師你怎麼理解，就是您預備的資料中的。1956年4月25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肯定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他也主張鎮壓反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以後要少捉少殺，所以他事實上表現出的態度是說，我們殺得差不多了，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接受人家的監督了？你怎麼看他在這個時候做這樣的表現？他後來當然說這是引蛇出洞，可是他真的一開始就是引蛇出洞嗎？你怎麼理解這個事情？   曾建元： 我認為其實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沒有真正的民主雅量，或民主的思想。因為既然你在建國的時候，在《共同綱領》中已經承諾了，你就必須在制度上去落實，在政治上你要去推動和實踐。如果這些都看不到的話，這就是公然的欺騙，非常具體的。他談論十大關係，都沒有看到他說要怎麼來推動自由選舉，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民主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開放政權，看不到。 溫大同： 曾老師，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就是當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事實上這些民主派人士，包含原屬中國民主同盟的這些人士，還包含像梁漱溟先生，所謂的中國最後的儒家，他也是支持共產黨的，而且他也是在政協裡面骨頭很硬的一個知識分子，事實上在政協裡面，類似這一種的很有學問的、很有人望的，大家也認為說德行很好的人，都是支持共產黨的。 這讓共產黨的政權的建立，其實有某種程度的正當性，然後他們也讓這些人在政協裡面講話。所以在這個時候兩種權威，就是共產黨的權威，跟這些社會上的士紳、有影響力的人，前者好像覺得一時之間很難去侵犯後者或是否定他們，才會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是最後這個衝突忍耐到了極限。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共產黨的虛偽性跟它的獨裁性格 。   曾建元： 我是有機會讀到那段歷史的。我有一陣子非常瘋迷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你看那些民國時代的遺老，他的那種風範、他的那種理想、優雅的身影，然後你去對比共產黨，那種土匪、那種殘暴，這兩者根本扞格不入。 溫大同： 所以，到最後就真地變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他只會用暴力來對付你。 曾建元： 對，真地是這樣子！也就是說，共產黨暫且講得很漂亮很好聽，還騙了很多臺灣人，但事實上不是那個樣子。很多知識份子，以為共產黨是一般的反對黨，所以民主同盟當中就分裂，很多人就投向共產黨，覺得可以依靠共產黨的力量來制衡國民黨，結果不然。因為共產黨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最終是要改造那個社會，讓中國從資本主義官僚主義中翻身，通過無產階級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然後要很快超英趕美，還要超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馬上進入到共產主義。 溫大同： 話語全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非常吸引人。許成鋼老師在最近出版的那本書《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裡面，講到共產黨的極權主義，其中有一部分其實是它的意識形態的高度的理想化，而這個東西如果結合了暴力，它就成為極權主義。 曾建元： 它讓暴力變成具有正當性。它講階級鬥爭、鬥爭階級敵人、國家敵人，你用盡任何手段，變成好像都是合理的。在這過程當中，其實它顛覆了它的目的，因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理想，原來談就是怎麼去讓人的自由的本質能夠回歸。可是在這過程當中，你透過不斷地對於人的尊嚴的踐踏，然後去鼓動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仇恨，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了恐懼。國家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因為他的心理不是自由的，是處於一種恐懼或受到宰制的狀態。   溫大同： 好講到這邊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們回來繼續再談相關的話題。好，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簡明中國民主史話》，主講人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我們今天談的話題，就是中共建政之後的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剛才談到了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還說，就是要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當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所以理想主義就被抬出來了。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吸引很多學者的，所以當他這樣子鼓吹的時候，各式各樣的批評，就不斷地湧現，對不對？ 曾建元： 既然你陸定一，宣傳的旗手，都把旗子拉出來了，大家自然可以盡量地揮灑。這是一個基本的誠信問題，你既然鼓勵大家來說話，而且在《共同綱領》還有各種法律當中，也宣稱保障各種自由。我想一般人很難想像，國家或執政黨或者執政黨的領袖，再三地鄭重宣示這種政治承諾，而且也寫在憲法的文本上，怎麼可能會一夜間翻臉呢？所以這個是非常沒有誠信的作為。 溫大同： 你怎麼看這些異議者？香港有一個五七學社，他們收集了大量的反右當中的受害者他們的故事，也包括您剛剛談到章詒和女士寫的《往事並不如煙》，她父親章伯鈞等等民主黨派人士的故事。這些異議者，都是共產黨統治之下爭取民主的人士。五七學社認為1957年事實上是中國一個非常非常浩大的民主運動，可是這個民主運動後來被鎮壓了。在老師您準備的資料當中，有談到這五類人：第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就是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跟工商界人士；還有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還有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新聞出版界黨內的知識分子；還有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勳、林昭，還有北京大學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還有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還有蕭軍為代表的文藝家，還有學者。所以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共當局的鼓勵情況之下，為這個國家真誠提出他們建議的民主運動。 曾建元：   對啊，真是掏心掏肺啊！真地是把他們對國家有什麼不滿的，或什麼樣的期待，通通都宣洩出來。他們相信，既然黨國承諾保障言論自由，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檢討建國以來的種種的問題 。 溫大同： 從這些人在這個情況之下做出的這些行動，可以看到在中共建政之後，逐漸出現了對於這個國家的覺醒或是不滿。譬如說剛才我念到的這些名單當中，有一位林昭，她是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系新聞專業的學生，後來有胡杰把她的故事拍了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講得非常非常地清晰。我們可以看到，林昭開始的時候也是支持共產黨革命的。 曾建元： 她們家是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官員家庭的背景。 溫大同：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覺醒了，就開始毫不隱瞞地、毫無畏懼地對共產黨提出了批判。我們真的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像林昭，在那樣的環境當中，竟能自己自然而然產生民主意識上的覺醒 。 曾建元：  對，想想真的是了不起！林昭在那個大時代當中樹立的典範，不是單一的，我們看到非常多的人格者。我剛才聽到那些名字，在五七當中，儘管是被鎮壓下去，可是很多人終其一生，還是不改其志。像劉賓雁，你看到這些人，很多是中國的良心。當初共產黨整右派，最荒唐的地方在哪裡呢，因為它把知識分子基本上都當成右派了。你看共產黨，要肅反鎮反、抓右派，都要定比例。你怎麼定比例呢？當中很多的右派，其實是在那個比例之下，因為必須要湊滿這個人數，被戴帽子，要嘛就是有些人基於義氣，說，好，那我就自願頂上去。可能學問好一點就變右派了。他們有個共同點，是知識分子，他才有能力從事這個批判；第二個呢，他有這個批判的能力跟勇氣，然後又發揮了對社會或對身邊周遭社群的影響，才會被共產黨注意到。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從學生開始，到整個社會，到民主黨派的政治領袖，全面地進行整肅。就共產黨來講，它是要清除在它的體制內挑戰它政權統治正當性的異議分子。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講，這是陽謀，不是陰謀，我就是要整你，把你們鏟掉。 溫大同： 對！他自己的臉皮都不要了，當他說他是引蛇出洞、他是陽謀的時候，他就是很無恥的，毛澤東這麼無恥的話他都敢講。 曾建元： 君無戲言，這種皇帝在傳統的中國當中也是難以想像的。 溫大同： 他就是我一個流氓，我怕誰！那種態度。 曾建元：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中國大陸社會文化的浩劫。 溫大同： 對！很大的創傷。 曾建元： 這還只是第一次，後面還有更慘烈的。我們看到當新中國背叛革命、欺騙人民、殘殺異己，這個新中國夢就開始幻滅。然後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就開始突變了。因為嶔崎磊落的人，幾乎都受到整肅，能夠留下來的，或者是能夠在這個官場洋洋得意的，那又是什麼樣的品格呢？那就可想而知！當知識分子被全面地整肅之後，剩下來的，會是什麼樣的人！ 溫大同：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們看到了曾老師您準備的資料當中說，1957年的6月，也就是事實上在宣佈雙百方針之後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他就說事情正在起變化，坦承這些批評，他已經不願意接受了，所以他就說他是引蛇出洞，就開始反右派鬥爭，全面地整風。全中國有55萬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到全面地迫害，然後全國實際上劃出的右派分子有317萬人，還有143萬人被貼上了中右分子標籤。中共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用曾老師您的話說，是徹底地告別新民主主義。我們知道在後來，有平反右派，幫右派摘帽子，鄧小平他就是執行反右的一個人，他自己也說反右派沒有錯，錯只在擴大化了。他事實上最後還是留了幾個右派，不讓他們摘帽的。對不對，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曾建元：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要為自己做一個歷史定位的保留。他不要全面地自我否定，所以這並不是真正地在認錯。然後還有一點，當你摘了帽子之後，右派他們就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復職、也有的有一些賠償。但是問題在哪裡？國家輕描淡寫，說這個是擴大化而已。你有真正去道歉嗎？我們看到這個，就是反右派鬥爭的這種政治運動，其實之後又再發生了，層出不窮啊，直到現在。 所以他們並沒有經歷一個真正的、像我們臺灣講的轉型正義實踐的過程，沒有徹底地反省思考跟真誠的道歉。我們在臺灣也還不見得能夠做得符合理想，可是我們在中國大陸完全看不到類似的情形，它只是摘帽子而已，你們還是要忠於共產黨，它終究並沒有肯定右派，而認定當時他們所提出來的理想是對的。沒有！ 溫大同：  曾老師，在節目最後一點點時間我想跟您討論這個問題，不曉得你怎麼看。就是這些知識份子，也就是親共的，或是認同共產黨的這些知識份子，我們後來有一些人會稱他們「左膠」啦，或「蛋頭」啦，就是他們對共產黨這樣的一個暴力集權的性格視而不見。共產黨在宣揚極度的自由化時，看起來比任何人都要理想主義。但其實它背後是有組織，而且有統一戰線工作的策略。黨外人士，標榜支持民主的，會覺得說，我們一定要反對集權，爭取言論自由。這樣的人被共產黨叫做有用的白癡。其實你看在中共的歷史上，不斷地看到這樣單純的人的下場。可是這樣的人在全世界，不管是在美國、在歐洲，還是在臺灣，一直存在。共產黨內的自由派份子，其實蠻多的。你怎麼看，這些教訓他們看不到嗎？ 曾建元： 社會主義的理想，怎麼去達成呢？它有不同的手段。在馬克思（Karl Marx）的壯年時代，他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便明確主張暴力革命而公開宣告：「無產階級的目的只能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來達到」，但到了半個世紀之後，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思想領袖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他就認為說，透過民主選舉和議會政治就可以達成了。但是在專制的國家，你可能就有時候必須要寄望於人民實施抵抗權了，暴力革命就變成不得已的選擇，這是列寧（Vladimir Lenin）對考茨基的批判。所以面對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策略，並不是說階級鬥爭，就必定等於暴力的使用，並不是這樣子的。 聯合國建立之後，即倡導人類的問題、國家間的爭端，應透過和平方式解決，正義之戰只有正當防衛的抵抗，其他都不是。聯合國更倡導人權，反對國家對人民濫用暴力。可是你可以看到，在共產黨意識形態框架當中，階級鬥爭就等於以暴力剷除敵人，哪怕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權力，抵抗權還是被轉化成為國家鎮壓資產階級敵人的藉口，這在戰後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中普遍可見。 溫大同：  對，特別是當你是執政者的時候你還使用暴力，──你如果是反抗者，你使用暴力，有時候還有點道理。 曾建元： 我碩士論文《馬克思主義法律概念的批判性研究》就是寫馬克思主義。所以左派理想我非常清楚，其實我也相當地嚮往。說實在，我覺得，我們臺灣現在實施的很多基本國策，是基於充滿社會主義精神的民生主義，通過民主選舉和議會立法，國家不需要訴諸赤裸裸的群眾暴力或建制暴力手段，就可以憑藉社會共識和平達成社會價值重分配和實現社會平等的目的。 溫大同： 　　對，像我們說北歐的那些社會福利非常好的國家。 曾建元： 它們也是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左派理想的實踐手段是什麼，是你不能以犧牲個人的自由、別人的自由，來促成集體的自由或者個人的自由，這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也就是說，你的手段的運用，還是要有一個責任倫理，不要讓手段顛覆了你的目的。在革命的過程當中沒有去提醒、去抑制暴力的蔓延，而讓暴力成為一種每個人只要能夠高調地標舉他所謂的理想，就可以使用的不道德的殘酷手段，而用來反對別人的意見、剷除別人的肉體、限制別人的自由。社會當中當然有人自由受到壓迫，如果這個壓迫是來自於對於集體暴力行為的縱容，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壓迫者，這樣就不會形成自由人的聯合體，社會主義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所以真正的左派，他必須意識到，我們該怎麼樣去防止有人利用自由或民主，來破壞自由跟民主。 所以特別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防衛性民主的這種觀念，其實更需要拿來提醒他們，就是說：不容許有人或政治權力以民主或自由的名義，掠奪所有人的民主跟自由，來成就少數人的獨裁。某種意義上來講，獨裁者可能才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可以恣意妄為、為所欲為，最終使所有人都成為被奴役者。所以我覺得在左派的理論當中，特別是列寧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那實在是為禍人類。它就是說，你忍受一下子的不方便，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大家共體時艱，社會主義社會改造一下子就過去了。 溫大同： 　　結果那共體時艱太久了，永遠一直下去。 曾建元： 　　後來就變成不斷革命，世界革命。 溫大同： 你看這一套，都是話術，都是謊言，用最漂亮的話來包藏著，其實就是奪權，就是鎮壓別人。我覺得這是共產黨，整個從十月革命以來，整個帶給全世界的人們最大的災禍。所以我覺得真地要警惕這個問題。左派的理想跟自由主義，不見得是衝突的，自由主義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以促成自由的社會主義。 左派的人，必須要跟崇拜暴力，特別是崇拜暴力的政權，要劃清界限。 曾建元： 那個政權就是敵人，左派的敵人，這要看清楚。 溫大同： 我覺得這就是在中共建政之後，這些曾經支持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給我們的一個非常大的教訓。 曾建元： 我最後想講就是，剛才溫大哥提到的香港五七學社那幾位老先生。其實我非常佩服他們，因為他們在年輕的時候，自身或身邊許多人受到反右派鬥爭的迫害，他們念茲在茲，當年那些被迫害者他們的身影、他們的英勇，所以他們窮盡一生，在全國蒐集右派分子的名單。我們剛才聽到，這個右派分子，至少有五十幾萬人，他們立誓為每一個人來立傳。這是在中國大陸還沒有民主化、或實現轉型正義的時代還沒有來臨之前，香港五七學社他們曾經有過的這些努力，我曾經在2012年6月10日在香港五七學社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學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55週年》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從臺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看五七的平反〉當中，稱說他們是中國大陸的民間國史館。 溫大同： 香港五七學社的武宜三(凌文秀)先生，把他的五七資料和著述保存在光碟片、網站、資料庫，建立得非常非常地龐大跟完整，非常有意思。 曾建元：  他們都是傾個人的力量投注一生在這個平反事業上面。但就很可惜，在他們原本可以為右派平反奮鬥的自由的土地，現在也淪陷了。他們這些書未來有沒有機會出版，右派的分子的名單、立傳的這些工作，有沒有辦法繼續下去，隨著他們的年紀越大，當中很多人逐漸凋零，右派的這段歷史很可能在中國大陸又被重新掩蓋上。我回想到這一段，還有我認識的這些前輩，也讓我非常地感慨，右派他們當時關於新中國的很多的理想，在處於白色恐怖時代的臺灣，曾經也有許多人受到吸引和鼓舞，他們以為在中國大陸當真可以這樣大鳴大放，沒想到共產黨一夕翻臉，臺灣很多人當然也覺醒了。但是那種覺醒也是一種悲哀，這天地之大，不知道何處容身。 溫大同： 對啊，當時臺灣也是在戒嚴體制之下，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也是遭受到很大的打擊。 曾建元： 是，所以中華民族怎麼偉大復興？我覺得在20世紀，兩岸的1950年代，真是苦難深重的年代。 溫大同  好，那今天由於節目時間關係，我們就進行到這邊。謝謝曾老師！ 曾建元： 好，謝謝！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4月19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6月13日上午11時 新北板橋喬崴萊芬園校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