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當代簡明中國民主史話》（四）：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

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談話，於肯定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之餘，也主張鎮壓反革命必要性，但今後要少捉少殺。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說明道，就是要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中共既然鼓勵不同意見，於是各種批評如潮湧來，異議者大略可分五類：一、以章（伯鈞）羅（隆基）同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二、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新聞出版界黨內知識份子；三、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勳、林昭和北京大學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四、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家；五、學者。

1957年6月，毛澤東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感到各界的批評已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基礎，特別是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還有取代中共執政的能力，於是聲稱引蛇出洞，發動反右派鬥爭，全面整風。全中國大陸有55萬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全國實際劃出右派分子超317萬人，還有143萬餘人被貼上中右分子。中共陷害民主黨派，露出一黨獨裁真面目，自此徹底告別新民主主義。

溫大同：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簡明中國民主史話》，訪問的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

    溫大哥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溫大同：

我們在上次的這個單元當中，談到的是從1945年到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民主黨派。一方面是制憲，另一方面是所謂的新政協，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制度。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還伴隨著內戰。接下來就是在1949年10月1號，中共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曾老師接下來安排的這一段的題目，叫做〈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在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這是一個觀察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的很重要的一個節點。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後，可以看到它並不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我們就可和平相處，大家快快樂樂過日子。相反地，它開始進行反或是鬥，像1950年就開始鎮壓反革命，對於中華民國的這些軍隊或是政府工作人員，甚至到非常非常基層的公務人員都被鎮壓了。

接下來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跟商業比較有關係。什麼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然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透過這個方式，奪取民間的私有財產，然後來建立一個公有制的體制。到了1956年開始有「大鳴大放」運動跟「反右派」鬥爭。

曾老師，你是怎麼理解中共在建政之後的這樣的一連串作為？ 

曾建元：

我們要知道中共建國以後，中華民國退居臺灣。我們在臺灣的人都知道，雖然有白色恐怖，可是當時兩岸之間，還是以民主來作為號召的。像中國大陸就是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當然它有血腥的那一面，剷除它所謂的國家敵人、或是階級敵人。可是在另外一面，擁護新中國的這些人，他們也期待社會主義的理想，能夠真正地實現。也許在他們心中真地認為存在階級敵人，必須要給予剷除。但是它的很大的問題就是，共產制度之下，沒有形成真正的政黨政治和對人權的尊重。肅清反革命、鎮壓反革命的過程當中，基本是不講法治的，而是赤裸裸地透過公審各種方式，消滅人的尊嚴跟肉體。另外一方面我們看臺灣。臺灣在民國39年實施地方自治。雖然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凍結，託稱是因為大陸淪陷沒有辦法改選。當時中華民國在臺灣是全面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的，雖然不是依照《憲法》規定的那個省縣民代表大會制度，只是一種試行的方式。當時政黨也不能自由組織，可是你可以看到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它們也很活躍，特別是臺灣本省的無黨籍人士，還能夠依靠民意的支持選贏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兩岸當時是互相在政治上競爭的，它有政治作戰、互相對對方人民宣傳的意味。在新中國建立之後，首先有一個聯合政府，但卻沒有建立一個自由的選舉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共產黨在建國之前，批評國民黨的所有的那一切，在它建國後至今相當的一段時期裡，都看不到它實現。

當時擁護共產黨的第三勢力或民主人士，他們當然就感到非常焦慮。是不是他們當初的選擇，是有問題的。這些民主人士，當年對抗國民黨是非常地勇敢的，他們把這樣的一個精神、這種理想，寄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當他知道他要面對的是另外一個新的黨國體制，這些人他們血液當中的那種反抗的基因就開始湧動。

195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陸內部開始形成知識分子圈子對於共產黨的抱怨與不滿，民主黨派和在野勢力的批評聲音跟著出來。這就讓共產黨覺得，它前面在將一些階級敵人剷除之後，現在冒出來的右派分子、還殘留資產階級民主觀念的這些人或是這些政黨，應該是處理的時候到了。

溫大同：

　　曾老師，我的印象當中，在政協裡有很多民主黨派跟無黨派人士，有一些人還是敢去批評共產黨。

曾建元：

是啊，我們臺灣的謝雪紅也在裡面！他們是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民主黨派來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最早他們也以臺灣代表的身份，參與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過程當中，也有臺灣對抗國民黨的異議者的參與。他們在臺灣當年就是非常積極的對抗日本殖民主義以及對抗國民黨專制的民主與自由的鬥士。所以像這樣的人，他要進入到政協，我相信他們還是會把他們過去在臺灣奮鬥、主張的那些東西，期待在中國大陸實現。除了臺盟之外，像中國大陸的各個民主黨派，像我們在章詒和的書當中就看到的很多民主黨派人士，如羅隆基等等的，在政協當中，也會對於新中國有很多的想法、理念要表達。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哪裡？這個政協並不是民選的，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沒有成立之前，代行人大職權的機構。以一個非民選的機構，來行使國家最高的主權，這其實非常不符合民主的觀念。

溫大同：

而且甚至它有點曖昧。你說在古代，皇權就是皇權，可以講一點話的叫做御史大夫，他是監察權。他是在皇權鞏固的情況之下被容許批評，可是這個主權還是在皇帝手上。你現在這個人民政協，看起來好像是國家權力的基礎來源，又好像不是，非常非常地曖昧。

曾建元：

所以就會爆發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跟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接下來的發展是讓人不可思議的，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發表〈正確處理人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重申雙百方針，鼓勵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對黨國的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就有很多舊社會裡面的這些嶔崎磊落之士開始出來說話了，如《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等等，對共產黨「黨天下」施政的意見就出現了。我想最尖銳的，就是說你到現在也沒有選舉，人權的保障還有很大問題等等。在解放前批評國民黨的，統統可以套用在共產黨身上。毛澤東當時表現的是一副慨然大度的樣子，希望各界對新中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等到大家掏心掏肺，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毛澤東就變臉了。發言者盡是在建國路上的革命同志，他們很天真地對共產黨、對毛澤東提出批評。我相信這些批評都是真誠的，他們並不是要去挑戰新政權。沒想到毛澤東後來果真變臉了。他稱這個叫「引蛇出洞」。

溫大同：

曾老師你怎麼理解，就是您預備的資料中的。1956年4月25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肯定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他也主張鎮壓反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以後要少捉少殺，所以他事實上表現出的態度是說，我們殺得差不多了，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接受人家的監督了？你怎麼看他在這個時候做這樣的表現？他後來當然說這是引蛇出洞，可是他真的一開始就是引蛇出洞嗎？你怎麼理解這個事情？

曾建元：

我認為其實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沒有真正的民主雅量，或民主的思想。因為既然你在建國的時候，在《共同綱領》中已經承諾了，你就必須在制度上去落實，在政治上你要去推動和實踐。如果這些都看不到的話，這就是公然的欺騙，非常具體的。他談論十大關係，都沒有看到他說要怎麼來推動自由選舉，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民主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開放政權，看不到。

溫大同：

曾老師，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就是當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事實上這些民主派人士，包含原屬中國民主同盟的這些人士，還包含像梁漱溟先生，所謂的中國最後的儒家，他也是支持共產黨的，而且他也是在政協裡面骨頭很硬的一個知識分子，事實上在政協裡面，類似這一種的很有學問的、很有人望的，大家也認為說德行很好的人，都是支持共產黨的。

這讓共產黨的政權的建立，其實有某種程度的正當性，然後他們也讓這些人在政協裡面講話。所以在這個時候兩種權威，就是共產黨的權威，跟這些社會上的士紳、有影響力的人，前者好像覺得一時之間很難去侵犯後者或是否定他們，才會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是最後這個衝突忍耐到了極限。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共產黨的虛偽性跟它的獨裁性格 。

曾建元：

我是有機會讀到那段歷史的。我有一陣子非常瘋迷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你看那些民國時代的遺老，他的那種風範、他的那種理想、優雅的身影，然後你去對比共產黨，那種土匪、那種殘暴，這兩者根本扞格不入。

溫大同：

所以，到最後就真地變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他只會用暴力來對付你。

曾建元：

對，真地是這樣子！也就是說，共產黨暫且講得很漂亮很好聽，還騙了很多臺灣人，但事實上不是那個樣子。很多知識份子，以為共產黨是一般的反對黨，所以民主同盟當中就分裂，很多人就投向共產黨，覺得可以依靠共產黨的力量來制衡國民黨，結果不然。因為共產黨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最終是要改造那個社會，讓中國從資本主義官僚主義中翻身，通過無產階級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然後要很快超英趕美，還要超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馬上進入到共產主義。

溫大同：

話語全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非常吸引人。許成鋼老師在最近出版的那本書《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裡面，講到共產黨的極權主義，其中有一部分其實是它的意識形態的高度的理想化，而這個東西如果結合了暴力，它就成為極權主義。

曾建元：

它讓暴力變成具有正當性。它講階級鬥爭、鬥爭階級敵人、國家敵人，你用盡任何手段，變成好像都是合理的。在這過程當中，其實它顛覆了它的目的，因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理想，原來談就是怎麼去讓人的自由的本質能夠回歸。可是在這過程當中，你透過不斷地對於人的尊嚴的踐踏，然後去鼓動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仇恨，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了恐懼。國家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因為他的心理不是自由的，是處於一種恐懼或受到宰制的狀態。  

溫大同：

好講到這邊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們回來繼續再談相關的話題。好，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簡明中國民主史話》，主講人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我們今天談的話題，就是中共建政之後的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剛才談到了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還說，就是要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當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所以理想主義就被抬出來了。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吸引很多學者的，所以當他這樣子鼓吹的時候，各式各樣的批評，就不斷地湧現，對不對？

曾建元：

既然你陸定一，宣傳的旗手，都把旗子拉出來了，大家自然可以盡量地揮灑。這是一個基本的誠信問題，你既然鼓勵大家來說話，而且在《共同綱領》還有各種法律當中，也宣稱保障各種自由。我想一般人很難想像，國家或執政黨或者執政黨的領袖，再三地鄭重宣示這種政治承諾，而且也寫在憲法的文本上，怎麼可能會一夜間翻臉呢？所以這個是非常沒有誠信的作為。

溫大同：

你怎麼看這些異議者？香港有一個五七學社，他們收集了大量的反右當中的受害者他們的故事，也包括您剛剛談到章詒和女士寫的《往事並不如煙》，她父親章伯鈞等等民主黨派人士的故事。這些異議者，都是共產黨統治之下爭取民主的人士。五七學社認為1957年事實上是中國一個非常非常浩大的民主運動，可是這個民主運動後來被鎮壓了。在老師您準備的資料當中，有談到這五類人：第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就是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跟工商界人士；還有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還有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新聞出版界黨內的知識分子；還有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勳、林昭，還有北京大學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還有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還有蕭軍為代表的文藝家，還有學者。所以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共當局的鼓勵情況之下，為這個國家真誠提出他們建議的民主運動。

曾建元：  

對啊，真是掏心掏肺啊！真地是把他們對國家有什麼不滿的，或什麼樣的期待，通通都宣洩出來。他們相信，既然黨國承諾保障言論自由，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檢討建國以來的種種的問題 。

溫大同：

從這些人在這個情況之下做出的這些行動，可以看到在中共建政之後，逐漸出現了對於這個國家的覺醒或是不滿。譬如說剛才我念到的這些名單當中，有一位林昭，她是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系新聞專業的學生，後來有胡杰把她的故事拍了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講得非常非常地清晰。我們可以看到，林昭開始的時候也是支持共產黨革命的。

曾建元：

她們家是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官員家庭的背景。

溫大同：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覺醒了，就開始毫不隱瞞地、毫無畏懼地對共產黨提出了批判。我們真的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像林昭，在那樣的環境當中，竟能自己自然而然產生民主意識上的覺醒 。

曾建元： 

對，想想真的是了不起！林昭在那個大時代當中樹立的典範，不是單一的，我們看到非常多的人格者。我剛才聽到那些名字，在五七當中，儘管是被鎮壓下去，可是很多人終其一生，還是不改其志。像劉賓雁，你看到這些人，很多是中國的良心。當初共產黨整右派，最荒唐的地方在哪裡呢，因為它把知識分子基本上都當成右派了。你看共產黨，要肅反鎮反、抓右派，都要定比例。你怎麼定比例呢？當中很多的右派，其實是在那個比例之下，因為必須要湊滿這個人數，被戴帽子，要嘛就是有些人基於義氣，說，好，那我就自願頂上去。可能學問好一點就變右派了。他們有個共同點，是知識分子，他才有能力從事這個批判；第二個呢，他有這個批判的能力跟勇氣，然後又發揮了對社會或對身邊周遭社群的影響，才會被共產黨注意到。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從學生開始，到整個社會，到民主黨派的政治領袖，全面地進行整肅。就共產黨來講，它是要清除在它的體制內挑戰它政權統治正當性的異議分子。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講，這是陽謀，不是陰謀，我就是要整你，把你們鏟掉。

溫大同：

對！他自己的臉皮都不要了，當他說他是引蛇出洞、他是陽謀的時候，他就是很無恥的，毛澤東這麼無恥的話他都敢講。

曾建元：

君無戲言，這種皇帝在傳統的中國當中也是難以想像的。

溫大同：

他就是我一個流氓，我怕誰！那種態度。

曾建元：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中國大陸社會文化的浩劫。

溫大同：

對！很大的創傷。

曾建元：

這還只是第一次，後面還有更慘烈的。我們看到當新中國背叛革命、欺騙人民、殘殺異己，這個新中國夢就開始幻滅。然後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就開始突變了。因為嶔崎磊落的人，幾乎都受到整肅，能夠留下來的，或者是能夠在這個官場洋洋得意的，那又是什麼樣的品格呢？那就可想而知！當知識分子被全面地整肅之後，剩下來的，會是什麼樣的人！

溫大同：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們看到了曾老師您準備的資料當中說，1957年的6月，也就是事實上在宣佈雙百方針之後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他就說事情正在起變化，坦承這些批評，他已經不願意接受了，所以他就說他是引蛇出洞，就開始反右派鬥爭，全面地整風。全中國有55萬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到全面地迫害，然後全國實際上劃出的右派分子有317萬人，還有143萬人被貼上了中右分子標籤。中共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用曾老師您的話說，是徹底地告別新民主主義。我們知道在後來，有平反右派，幫右派摘帽子，鄧小平他就是執行反右的一個人，他自己也說反右派沒有錯，錯只在擴大化了。他事實上最後還是留了幾個右派，不讓他們摘帽的。對不對，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曾建元：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要為自己做一個歷史定位的保留。他不要全面地自我否定，所以這並不是真正地在認錯。然後還有一點，當你摘了帽子之後，右派他們就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復職、也有的有一些賠償。但是問題在哪裡？國家輕描淡寫，說這個是擴大化而已。你有真正去道歉嗎？我們看到這個，就是反右派鬥爭的這種政治運動，其實之後又再發生了，層出不窮啊，直到現在。

所以他們並沒有經歷一個真正的、像我們臺灣講的轉型正義實踐的過程，沒有徹底地反省思考跟真誠的道歉。我們在臺灣也還不見得能夠做得符合理想，可是我們在中國大陸完全看不到類似的情形，它只是摘帽子而已，你們還是要忠於共產黨，它終究並沒有肯定右派，而認定當時他們所提出來的理想是對的。沒有！

溫大同： 

曾老師，在節目最後一點點時間我想跟您討論這個問題，不曉得你怎麼看。就是這些知識份子，也就是親共的，或是認同共產黨的這些知識份子，我們後來有一些人會稱他們「左膠」啦，或「蛋頭」啦，就是他們對共產黨這樣的一個暴力集權的性格視而不見。共產黨在宣揚極度的自由化時，看起來比任何人都要理想主義。但其實它背後是有組織，而且有統一戰線工作的策略。黨外人士，標榜支持民主的，會覺得說，我們一定要反對集權，爭取言論自由。這樣的人被共產黨叫做有用的白癡。其實你看在中共的歷史上，不斷地看到這樣單純的人的下場。可是這樣的人在全世界，不管是在美國、在歐洲，還是在臺灣，一直存在。共產黨內的自由派份子，其實蠻多的。你怎麼看，這些教訓他們看不到嗎？

曾建元：

社會主義的理想，怎麼去達成呢？它有不同的手段。在馬克思（Karl Marx）的壯年時代，他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便明確主張暴力革命而公開宣告：「無產階級的目的只能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來達到」，但到了半個世紀之後，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思想領袖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他就認為說，透過民主選舉和議會政治就可以達成了。但是在專制的國家，你可能就有時候必須要寄望於人民實施抵抗權了，暴力革命就變成不得已的選擇，這是列寧（Vladimir Lenin）對考茨基的批判。所以面對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策略，並不是說階級鬥爭，就必定等於暴力的使用，並不是這樣子的。

聯合國建立之後，即倡導人類的問題、國家間的爭端，應透過和平方式解決，正義之戰只有正當防衛的抵抗，其他都不是。聯合國更倡導人權，反對國家對人民濫用暴力。可是你可以看到，在共產黨意識形態框架當中，階級鬥爭就等於以暴力剷除敵人，哪怕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權力，抵抗權還是被轉化成為國家鎮壓資產階級敵人的藉口，這在戰後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中普遍可見。

溫大同： 

對，特別是當你是執政者的時候你還使用暴力，──你如果是反抗者，你使用暴力，有時候還有點道理。

曾建元：

我碩士論文《馬克思主義法律概念的批判性研究》就是寫馬克思主義。所以左派理想我非常清楚，其實我也相當地嚮往。說實在，我覺得，我們臺灣現在實施的很多基本國策，是基於充滿社會主義精神的民生主義，通過民主選舉和議會立法，國家不需要訴諸赤裸裸的群眾暴力或建制暴力手段，就可以憑藉社會共識和平達成社會價值重分配和實現社會平等的目的。

溫大同：

　　對，像我們說北歐的那些社會福利非常好的國家。

曾建元：

它們也是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左派理想的實踐手段是什麼，是你不能以犧牲個人的自由、別人的自由，來促成集體的自由或者個人的自由，這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也就是說，你的手段的運用，還是要有一個責任倫理，不要讓手段顛覆了你的目的。在革命的過程當中沒有去提醒、去抑制暴力的蔓延，而讓暴力成為一種每個人只要能夠高調地標舉他所謂的理想，就可以使用的不道德的殘酷手段，而用來反對別人的意見、剷除別人的肉體、限制別人的自由。社會當中當然有人自由受到壓迫，如果這個壓迫是來自於對於集體暴力行為的縱容，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壓迫者，這樣就不會形成自由人的聯合體，社會主義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所以真正的左派，他必須意識到，我們該怎麼樣去防止有人利用自由或民主，來破壞自由跟民主。

所以特別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防衛性民主的這種觀念，其實更需要拿來提醒他們，就是說：不容許有人或政治權力以民主或自由的名義，掠奪所有人的民主跟自由，來成就少數人的獨裁。某種意義上來講，獨裁者可能才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可以恣意妄為、為所欲為，最終使所有人都成為被奴役者。所以我覺得在左派的理論當中，特別是列寧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那實在是為禍人類。它就是說，你忍受一下子的不方便，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大家共體時艱，社會主義社會改造一下子就過去了。

溫大同：

　　結果那共體時艱太久了，永遠一直下去。

曾建元：

　　後來就變成不斷革命，世界革命。

溫大同：

你看這一套，都是話術，都是謊言，用最漂亮的話來包藏著，其實就是奪權，就是鎮壓別人。我覺得這是共產黨，整個從十月革命以來，整個帶給全世界的人們最大的災禍。所以我覺得真地要警惕這個問題。左派的理想跟自由主義，不見得是衝突的，自由主義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以促成自由的社會主義。

左派的人，必須要跟崇拜暴力，特別是崇拜暴力的政權，要劃清界限。

曾建元：

那個政權就是敵人，左派的敵人，這要看清楚。

溫大同：

我覺得這就是在中共建政之後，這些曾經支持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給我們的一個非常大的教訓。

曾建元：

我最後想講就是，剛才溫大哥提到的香港五七學社那幾位老先生。其實我非常佩服他們，因為他們在年輕的時候，自身或身邊許多人受到反右派鬥爭的迫害，他們念茲在茲，當年那些被迫害者他們的身影、他們的英勇，所以他們窮盡一生，在全國蒐集右派分子的名單。我們剛才聽到，這個右派分子，至少有五十幾萬人，他們立誓為每一個人來立傳。這是在中國大陸還沒有民主化、或實現轉型正義的時代還沒有來臨之前，香港五七學社他們曾經有過的這些努力，我曾經在2012年6月10日在香港五七學社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學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55週年》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從臺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看五七的平反〉當中，稱說他們是中國大陸的民間國史館。

溫大同：

香港五七學社的武宜三(凌文秀)先生，把他的五七資料和著述保存在光碟片、網站、資料庫，建立得非常非常地龐大跟完整，非常有意思。

曾建元： 

他們都是傾個人的力量投注一生在這個平反事業上面。但就很可惜，在他們原本可以為右派平反奮鬥的自由的土地，現在也淪陷了。他們這些書未來有沒有機會出版，右派的分子的名單、立傳的這些工作，有沒有辦法繼續下去，隨著他們的年紀越大，當中很多人逐漸凋零，右派的這段歷史很可能在中國大陸又被重新掩蓋上。我回想到這一段，還有我認識的這些前輩，也讓我非常地感慨，右派他們當時關於新中國的很多的理想，在處於白色恐怖時代的臺灣，曾經也有許多人受到吸引和鼓舞，他們以為在中國大陸當真可以這樣大鳴大放，沒想到共產黨一夕翻臉，臺灣很多人當然也覺醒了。但是那種覺醒也是一種悲哀，這天地之大，不知道何處容身。

溫大同：

對啊，當時臺灣也是在戒嚴體制之下，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也是遭受到很大的打擊。

曾建元：

是，所以中華民族怎麼偉大復興？我覺得在20世紀，兩岸的1950年代，真是苦難深重的年代。

溫大同 

好，那今天由於節目時間關係，我們就進行到這邊。謝謝曾老師！

曾建元：

好，謝謝！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4月19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6月13日上午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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