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5月6日，美國政治媒體AXIOS披露一份僅一頁、共14項的美方備忘錄提案，可能將美伊之間的事實上停戰，正式升格為暫行性質的正式協議。川普同步宣布暫停「自由計畫」，即美軍對荷姆茲海峽船舶通行的軍事護航行動，而這正是伊朗接受幕後接觸的關鍵轉折。消息一出，全球金融市場一片歡騰。然而，從2月底川普發動對伊朗戰爭至今，當初開戰所列舉的15項目標無一達成，如今追求的停戰條件卻與歐巴馬時代的核協議高度雷同。整場戰爭究竟為了什麼？答案指向一種「毫無原則的實用主義」的猖獗蔓延，以及美國政治體制的深層惡化。「TACO」的姍姍來遲，恰好是這種惡化的濃縮象徵。

TACO的到來與戰爭目的的虛無

「TACO」是華府圈內對川普、賈里德・庫許納（Jared Kushner）與史蒂夫・維特科夫（Steve Witkoff）三人組合的戲謔簡稱。庫許納是川普女婿，維特科夫是房地產開發商出身的中東特使，兩人在2025年至2026年間成為美伊秘密談判的核心人物。早在2026年3月，庫許納與維特科夫就曾操刀一份包含15項要點的和平方案，經由巴基斯坦向伊朗遞交，要求24小時內回覆。那份方案被伊朗斥為「不合邏輯、野心過大」，談判幾度中斷又數次重啟，直至5月才出現突破曙光。

川普在2月底發動戰爭時，對伊朗喊出的口號是「體制轉覆」與「拯救伊朗人民」。兩個多月後，這些旗號已悄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急切尋求停戰的政治焦慮。紐約時報在2026年3月26日的報導中，將川普外交的實態揶揄為「與伊朗的對峙再次引發對川普自由式外交的質疑」。TACO在此刻登場，不是因為它代表深思熟慮的策略，而是因為川普發現戰爭正在吞噬自己的政治資本，必須找台階收場。這種全憑一時政治需要的行事邏輯，正是毫無原則的實用主義最赤裸的寫照。

實用主義猖獗：一切服務於國內政局

川普的核心關切根本不是對外戰爭的成敗，而是國內政局。他對外的一切政治承諾，最終都服務於一個目的：在國內輿論中獲取最大的即時效果。

2026年5月1日，ABC新聞與華盛頓郵報共同發布的民調顯示，川普發動伊朗戰爭的不支持率高達61％，支持率僅36％。這是越南戰爭末期以來，美國歷任總統海外用兵所獲得的最高不支持率。同一民調還顯示，高達71％的全體選民表示不支持MAGA。弔詭的是，在自稱共和黨支持者的受訪者中，仍有54％繼續支持MAGA。共和黨議員們於是陷入進退不得的困境：既不敢公開背離MAGA，也無法否認它在整體選民中的壞名聲。曾經是共和黨最大政治資產的川普，如今正逐漸變成沉重負債。正是這種政治現實，驅使川普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實現停戰，因為距離11月期中選舉僅剩半年，戰爭持續只會加速共和黨的潰敗。

體制崩塌：行政獨走與三權失靈

美國向來以三權分立為傲的政治體制，在川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幾乎未能發揮任何實質制衡功能。

其一，川普本人的性格特質。他以近80歲之齡重返白宮，彷彿要將過往積累的鬱結一口氣宣洩。2025年，他在就任首日便簽署26項行政命令，全年發出約230項，是歷任總統年平均數的三倍。這些行政命令涵蓋出生公民權限制等高度爭議性議題，卻在共和黨主導的國會面前幾乎不受阻攔。

其二，川普對國會共和黨的徹底宰制。2020年大選後，所有曾投票支持彈劾川普的共和黨眾議員，在川普的政治報復下幾近全滅。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曾引用川普2016年的話：「真正的力量是恐懼」。這種恐懼如今彌漫共和黨內部，使任何抑制行政權擴張的努力都難以付諸行動。

其三，司法救濟的速度追不上行政命令的步伐。以「相互關稅」為例，2025年4月頒布後因市場劇烈震盪暫緩，7月重新上路後在法院遭到挑戰。最終2026年2月，聯邦最高法院由約翰・羅伯茲（John Roberts）首席大法官主筆，以6比3裁定該關稅違憲，但整個過程耗時7個月。在此期間，川普早已推出更多行政命令，司法部則不斷上訴，營造既成事實化的態勢。

資深司法記者琳達・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羅伯茲在判決書中特意詳細描述川普關稅決策的反覆無常，包括對中國大陸的稅率在短期內從34％飆升至125％。格林豪斯認為，這些內容與判決實質結論無直接關聯，羅伯茲卻故意寫入，是在拐彎抹角向川普傳達訊息：最高法院的耐心已接近極限。然而，考量到川普向來不閱讀書面文件，這番苦心恐怕完全徒勞。

美國政治的深層惡化

上述現象指向一個更根本的結論：美國政治的惡化並非始於某一場戰爭或某一位總統，而是在「為了選票可以不擇手段」的邏輯下，原則本身已然退場。當伊朗戰爭的開戰理由可以在幾個月內從「體制轉覆」轉向「核協議談判」，當同一份核協議被同一位總統親手撕毀又親手尋求恢復，人們目睹的不只是政策的搖擺，而是政策背後那套價值邏輯的全面崩塌。

這種惡化也體現在對外關係的操作上。川普並非以專業知識和制度化方式推進外交，而是將外交角色像輪值任務般隨意分配給親信，既是便宜行事，也是將國家利益轉化為個人政治信用。這樣的操作模式使美國外交政策高度依賴川普個人的政治需要，而非一貫的國家戰略。當伊朗戰爭變得不受歡迎，就立即轉向停戰協議；當停戰協議失去公眾關注，就轉頭炒作另一場與大陸的元首會談。這種「哪裡有鎂光燈，就往哪裡去」的政治，最終吞噬的是美國作為大國最基本的信譽與戰略一致性。

結語

伊朗戰爭的爆發，並非基於不可迴避的國家安全威脅；伊朗戰爭的暫停，也並非源自艱苦卓絕的外交勝利。從開戰到停戰，整場危機的走向始終被川普個人的政治算計所牽動。在MAGA的社會支持率暴跌、71％選民明確表示不支持的現實面前，這場戰爭的真正目的，從來不是為了自由世界在中東的戰略利益，而是為了在期中選舉前搶救一個正在崩塌的政治品牌。

當美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被徹底簡化為國內選舉的附屬工具，當三權分立機制在行政命令的洪流與共和黨的集體緘默中日益失靈，美國政治的惡化便不再是需要預測的趨勢，而是已然降臨的現實。「TACO」的姍姍來遲，與其說是中東和平的曙光，不如說是這個超級大國在外交原則與政治責任雙雙瓦解之後，所留下的一枚苦澀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