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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8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走在中國大陸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頭，都不難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外送平台的外送員在等待訂單的空檔翻閱經濟學書籍，低薪的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熱烈討論財務獨立與提早退休（FIRE）的理財策略，基層服務業從業者對房地產市場動向、教育政策變革乃至平台經濟的運作邏輯如數家珍。這些人身處收入光譜的底層，卻展現出與其經濟地位極不相稱的認知能力與知識視野。這不是少數特例，而是一個正在快速擴大的社會群體，即高認知能力與低收入水平並存的人口。此一現象的浮現，反映了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結構深層的系統性轉變，其背後的教育擴張效應、資訊普及後果與勞動市場結構失衡，值得深入剖析。 教育擴張下的認知提升與職位瓶頸 中國大陸過去數十年間經歷了人類史上規模最龐大的高等教育擴張。大學入學率大幅攀升，城鄉教育資源持續投入，升學考試競爭的壓力推動了國民抽象思維與理解能力的普遍提升。許多年輕人對於總體經濟、產業政策、社會階層流動、資產配置等複雜議題，具備了比上一代人更加豐富的知識儲備與分析詞彙。然而，認知能力的提升並未自動轉化為職業地位與收入水準的對等躍升。 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教育擴張與高端職位供給大致保持同步，進入大學、移居城市、投身成長性產業，幾乎就意味著生活水準的持續改善。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由高速成長轉入中高速成長的成熟化階段，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持續膨脹，而能夠充分運用其認知能力的職位數量卻未能以相同速度成長。分析經濟形勢的人變多了，但願意且能夠為此類分析能力支付合理報酬的工作崗位並未等比例增加。這種教育供給與職位需求之間的結構性落差，使得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被迫進入與其認知能力不相稱的低薪職業，形成認知能力與勞動報酬之間的嚴重背離。 此一發展軌跡在歷史上有其前例可循。日本在明治末期至大正時期亦曾出現類似狀況，高等教育培養了大量知識人與專業職預備軍，但國家機關、教育體系與民間企業的吸納能力有限，導致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長期處於職業上的等待狀態。當代中國大陸的高認知低所得群體，問題同樣不在於教育不足，而在於教育所形塑的理解力與判斷力，缺乏足夠寬廣的職業世界予以承接。 資訊普及使結構困境無所遁形 如果說教育擴張提供了認知能力的硬體基礎，那麼行動網路與數位內容的爆炸性普及則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軟體環境。智慧型手機、短影音平台、社群媒體、線上課程、投資理財資訊、政策解讀與經濟評論，已經全面滲透進普通民眾的日常資訊接收範圍。即便是收入最低的年輕勞動者，也能輕易接觸到關於產業政策、半導體供應鏈、房地產調控、失業率波動、內需不足、資本市場動向乃至資產配置策略等過去專屬於菁英圈層的知識話語。 然而，資訊的近用與資源的掌握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知道如何運用財務槓桿，並不代表擁有足夠的本金；理解產業轉型的方向，不代表能夠找到進入新興產業的職涯切入點；熟知資產配置的原則，不等於擁有可供配置的可支配所得；看透平台經濟的競爭格局，也不意味著有更好的退出選項。資訊讓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變得清晰可見，但「看見」與「能夠在其中行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當越來越多人具備了分析自身處境的能力，卻同時發現自己無力改變所處的結構性位置時，認知能力的提升反而可能加劇相對剝奪感與社會不滿。 勞動市場結構失衡與收入分配惡化 高認知低所得群體的擴大，與中國大陸勞動市場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密切相關。隨著產業升級加速、技術衝擊深化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就業市場呈現出「高技能人才短缺與低技能勞動者過剩並存」的雙重困境。生成式人工智慧、智慧化生產線與自動化平台持續壓縮基礎行政、低端製造與簡單服務類崗位，低技能勞動者與中高齡勞工面臨巨大的轉崗壓力。與此同時，經濟成長放緩使得高質量就業機會的創造速度遠遠跟不上高等教育畢業生的供給速度。教育體系大量生產的學歷供給與產業升級緩慢所導致的高質量崗位需求之間，出現了一道日益擴大的鴻溝。 這種結構性錯配的直接後果，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續惡化。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4年中國大陸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係數達0.465，自2015年以來持續處於0.4的國際警戒線之上，且呈現小幅攀升趨勢。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36231元，僅為平均數的83.5%，此一差距意味著收入分布明顯向高收入端傾斜。按五等份收入分組來看，最低20%低收入組與最高20%高收入組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稅收制度對個人所得的調節功能有限，全部稅收收入中不足10%直接來源於個人，且幾乎沒有居民財產稅，導致稅前與稅後基尼係數差距極小，再分配機制調節貧富差距的能力嚴重弱化。 在此背景下，具備高認知能力卻身處低收入階層的人口自然不斷累積。他們能夠清晰辨認自己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卻缺乏足夠的管道與資源突破既有的經濟社會位置。認知能力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傳統連結，正在大規模斷裂。 結語 中國大陸高認知低所得人口數量的持續增加，並非源於國民認知能力的倒退或衰退，恰恰相反，它是教育大幅擴張與資訊全面普及所帶來的正向成果，與經濟成長放緩、勞動市場結構失衡、收入分配惡化等負面趨勢交織作用的產物。教育體系培養了大量具備高度分析能力與知識視野的勞動力，但經濟結構卻無法提供足夠的對應職位；數位科技讓底層民眾得以透視整個社會經濟機制的運作，卻未能賦予他們改變自身處境的有效途徑。 當一個人能夠精確診斷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卻找不到解決方案的著力點時，認知能力的提升反而可能成為一種折磨。此一結構性矛盾的持續深化，不僅關乎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更將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穩定與長期發展構成深遠挑戰。如何重建認知能力與社會流動性之間的連結，將是未來十年無可迴避的核心課題。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於7月1日正式施行，台灣北社與台灣之盾民主大聯盟30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邀集法律、國安、國際關係及經濟等領域學者專家共同檢視法案內容。與會者一致認為，該法已不只是中國內部民族政策，而是將統戰工作、政治認同塑造及境外追責正式納入法律體系，象徵中共「法律統戰」進一步制度化，台灣及民主國家都應提高警覺。 開南大學教授陳文甲表示，在仔細研讀法條後，認為最值得警惕的是第63條對「破壞民族團結」的規範。由於法條並未明確界定何謂「破壞民族團結」，卻賦予執法機關高度裁量權，使法律容易淪為政治工具。他指出，中共近年持續強調境外執法思維，未來台灣民眾即使在第三國，也可能因過去的言論、政治立場或公共活動遭到調查、限制甚至追訴，形成跨境鎮壓的新模式。 陳文甲呼籲，台灣應強化民主教育、公民教育及媒體識讀能力，提升社會辨識統戰、認知作戰及法律戰的能力，同時完善民主防衛與國安機制，建立更完整的法律保障與風險提醒制度。他並指出，該法名為促進民族團結，實際上保障的並非人民權利，而是中共對政治意識形態的控制，希望透過媒體報導，讓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中共以法律之名進行政治統戰及跨境鎮壓的問題。 台灣北社法政財經召集人戴家旭律師則直言，「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不是團結，而是服從。」他指出，該法要求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並將學校、家庭、媒體、網路平台及各類社會組織全面納入思想教育體系，不僅透過教育及媒體強化政治宣傳，也以「破壞民族團結」等模糊概念限制言論自由，進一步形成寒蟬效應。尤其境外追責規定，更反映中共企圖藉由長臂管轄將政治控制延伸至海外。他強調，真正的民族團結應建立在自由、平等、多元文化及人權保障之上，而非強迫人民接受單一政治認同。 從經濟層面分析，台灣北社經濟委員會召集人王國臣指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立法背景與新疆政策及強迫勞動爭議密切相關，美國近年透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及相關貿易措施，已對中國企業祭出限制，未來支持或配合該法的國家及企業，也可能面臨國際貿易制裁。他認為，該法將加劇美中經濟對立。 王國臣並表示，第21條強調促進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反映北京希望藉由吸引台灣高科技產業及資金，配合其供應鏈布局及內循環政策，同時拖慢台灣與民主國家深化經貿合作的腳步。他分析，中國目前面臨外資持續撤離及經濟下行壓力，因此積極透過促融政策吸引台灣投資，未來若利誘效果有限，不排除轉向更強烈的經濟脅迫，政府及企業應提高警覺。 名綸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房彥輝則從法治與人權角度指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並非孤立法案，而是與《反分裂國家法》、《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及《香港國安法》等法律相互配合，逐步形成更完整的政治控制體系。他表示，該法核心目的並非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而是透過法律要求人民接受特定歷史敘事及政治認同，尤其涉及「民族分裂」及「破壞民族團結」等抽象概念，更可能造成寒蟬效應。 房彥輝提醒，由於該法具有境外適用效果，台灣民眾即使在台灣發表涉及主權、人權或中國議題的言論，未來赴中交流、求學、經商或工作時，都可能面臨法律風險。他支持政府持續提升民主韌性，深化與民主盟友合作，防範跨國鎮壓，同時依法查處境內協力者，共同維護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 台灣青年世代交流協會理事長陳俐甫則從歷史角度指出，清朝曾發生孫中山在英國遭拘禁的「倫敦蒙難」事件，當時即因企圖將政治權力延伸至境外而引發國際譴責，如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再度呈現跨境管轄傾向，值得國際社會共同警惕。他認為，當法律完全依附政治立場，而非客觀法治原則時，就可能淪為限制自由與壓制異議的工具，這也是民主國家必須共同關注的課題。 台灣北社理事鄭睦群表示，這場記者會不只是向台灣社會提出警訊，也希望讓國際社會看見中共正透過法律制度化方式擴張政治統戰、思想控制及跨境管轄。他呼籲政府持續深化與理念相近民主國家的合作，共同抵抗威權擴張，並期待透過媒體報導，讓更多人了解《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可能帶來的衝擊，共同守護民主、人權、自由與法治。

  北京出現兩件大事，剛好說明了中國中產階級出現反賊了，這是老共最害怕的事。 毛澤東本身就是中產階級出身，認真說，還是富農級別，有地產房產，有人讀過書，老毛搞革命時候把工農捧上天，革命太需要盲撞的文盲當先鋒，因為文盲比較好騙，但是，革命成功後，工農還是最底層，口號喊著，事實上，無產階級祖國最照顧的並非工農，而是留在城鎮的小資產，這些人讀過書，搞起革命，有腦子，比起底層農工更可怕，所以必須先安撫這批人，雖然嘴裡還罵著讀書人臭老九。 北京自從底層勞動者遭到蔡奇清理以來，還能在天子腳下存活，基本上是中產階級，但是因為房地產爆雷，即便中產也開始返貧，不少高級白領，也出現日子難過，日子難過並非金錢問題，而是扛罪的問題。 6月23日，北京強力封鎖中信大樓遭受私人飛機撞擊的事件，被撞擊的中信大樓高108層，號稱，黨媒一個字也不敢說，事件發生時，很多人以為是恐怖攻擊，後來案件開始明朗，駕機者的高級轎車停在石佛市機場停機坪，公安查出撞機者身分，是中信集團投資部總經理劉俊華，投資部最高級的主管，上面就是董事長或執行長，年薪百萬人民幣，金融科班出身，這樣的北京頂層人生勝利組，為甚麼用如此激烈手段自殺，目標還是自己的公司，這一點才讓人好奇，北京市井，消息靈通人士拚出了一個事件全貌，也應該八九不離十。 根據劉俊華最後的留言：了，這兩個字屬於中國特殊的投資語言，意思就是，投資踩到地雷，銀行資金出現危機，內行人知道：能夠在中信當客戶，投資一口百萬起跳的圈子，非富即貴，中央黨官更多，很多大富也靠著投資管道，把錢弄出中國，這幾年外資大幅度離開中國，景氣低迷，很多投資風險加劇，可以想像這個職務的壓力，但是，壓力大到必須駕駛飛機撞自己的公司大樓，就揭開了一件事；遇到上級命令無法反抗，必須自己背黑鍋，這個巨大虧損黑鍋少者數十億，多者數百億，年薪百萬也扛不起，最後無處申冤，只有一死，卻又不甘願，所以學習恐怖攻擊撞上，讓全世界都知道。 第二件事，中產開始裸奔，經濟下滑開始影響北京的中產了，也影響橫店的影視產業鏈，估計百萬臨時演員下崗，拍電影沒人看，原因很簡單：底層看不起20塊的門票，剩下北上廣的中產階級還能進場。 疫情前，北京頂級導演馮小剛導演，替文革翻案，票房賺了幾個億，很多人知道有錢的馮小剛跑到美國置產，網路上還演出戲碼，後來馮小剛回北京，表示熱愛祖國，拍出，斥資兩億，這部電影就是續集，也是替文革翻案，主角胡歌，沒想到北京首映會票房很慘，小馮急了，找到韓紅出面做宣傳，韓紅在會場上說了幾句老北京的應景話，請大家捧場，這就有了，意思就是邀請大家自費看電影，花幾十塊，沒想到網路一片罵聲，把韓紅創辦的慈善會也連累了，網路呼籲不要捐錢了，很多網民說：。 一部電影剛好反映出：中國經濟真的很糟糕，不是老共用數字漂亮可以粉飾的。                  

  美國情報總監最近呼應國會要求：公布中共國貪官腐敗的報告，去年，同樣的報告也公布一次，但是，美國媒體認為內容虛應故事，全部來自已知的新聞報導，缺乏新資料，例如巴拿馬文件所洩露的內容，瑞士銀行的爆料等等，今年的報告，貪腐官員增加了，貪腐金額多一點，但是，理解老共貪腐內幕的人說：，溫家寶家族都有30億美金的海外帳戶，習大大家族才10億美金，根本是侮辱本尊，單單習家族從委內瑞拉輸送中國的石油，收取的傭金，都不知道口袋多出幾十億美金了，算一算每桶油賺取二十塊美金，委內瑞拉每年運輸到中國的石油有多少，還有伊朗、俄羅斯，這三個產油國家的最大買家，就是中國，習大大家族能不發財嗎? 美國認為這些資料公布之後，至少會激化中國人對共產黨的厭惡，甚至在牆內掀起革命怒火，可惜，效果有限，原因很簡單：老共對中國人長達80年洗腦，已經深入血液，不是簡單的數字就可以改變，貪官把錢存在海外，這行為與中國目前通縮，老百姓不敢花錢，行庫沒錢，投資中斷，有很大關係，這樣簡單清楚的邏輯，對中國人很艱難。 面對這些貪腐的報告，只要稍有腦袋的人都會想：原來幾十年血汗錢就是被貪官拿走了，但是，有更多老百姓會相信紅色黨媒所說，這一切都是美帝造謠，境外勢力亡我之心。其次，能翻牆看到訊息的人，還是少數中少數，這才是圍牆的可怕。 圍牆的可怕不只是訊息封鎖，而是餵食假資料，遭到囚禁在訊息繭房的人，認為外面的人才是生活在訊息繭房，就好像被關進籠裡的鳥樂在其中，卻嘲笑自由飛翔的小鳥沒地方睡覺。 老共長期的教育就是以假亂真，從小就開始灌輸，這種訊息繭房的自信，往往出現在小粉紅身上，前幾天看到一個視頻，一位小粉紅痛罵台灣政府對台灣人洗腦，造成台灣人不知道中國發達繁榮，妨礙中國併吞台灣，一位中國網民聽不下去直接開嗆；如果中國生活真的很好，台灣人自然就會回歸，台灣互聯網是開放的，可以自由看到全世界，想要對台灣人洗腦，有那樣簡單嗎，這位小粉紅無法回答卻說；台灣館長都說台灣政府洗腦啊，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中國進步，這位網民說：中國互聯網屬於閉鎖的，無法對外連結，相對台灣開放，請問到底是哪一邊被政府洗腦? 這類故事經常在網路世界上演，可惜這種爭論只是少數，中國幾十億人，超過九成以上，沒有護照，沒出國，還有更多人住在偏鄉，根本不知道網路世界，這些多數人，生下來就是牛馬命運，城裡有工作，身分是工人，沒工作的時間，就是農民，他們不知道人權，更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人生，他們甚至認為當官本來就會貪，要這些人仇恨貪官起來革命，只有一種情況：真的明天沒飯吃，或者已經餓了一個星期。 前幾天看到一段影片，一名失業女工臉色蒼白說：已經十天沒吃過米飯，天天泡麵，這樣子的有耐性中國人滿城皆是，他們不會恨貪官，就好像國小學生寫下我的第一志願就是當個貪官，老師還給嘉獎。 當然美國人認為或許大外宣還不夠，但是，卻忘了：要達到滅共目標，最應該做的就是先摧毀紅色封鎖長城。                  

  文/王至劭（台聯政策顧問、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共產黨所謂的「解放」以來，許多大間諜和陣前起義的將領立了大功，但解放幾年後也幾乎都處死、勞改、長期繫獄，沒一好下場，像鄭麗文這樣子，台灣若不幸被統一，其下場實不難預測，往下我們來看看歷史： 先簡述一下趙漢奇這個人，他原本為新疆省軍特科的軍官，1938年考入黃埔軍校新疆第九分校，成為黃埔軍校的學生。趙漢奇在進入黃埔軍校之後在騎兵學科學習，畢業後在新疆南部的阿克蘇省軍擔任二十一團的少校連長。1943年趙漢奇擔任騎兵第十團的中校參謀長，1944年，史達林暗助暴動，圖謀把新疆變成第二外蒙，鼓動維族起義，蘇聯紅軍夥同維族軍三千餘人圍攻阿克蘇，趙漢奇擔任阿克蘇等地的上校指揮官，統領六百餘國軍，經歷了兩個多月的保衛戰後，有不少蘇聯紅軍顧問的維族民族聯軍被擊退，國軍取得了阿克蘇保衛戰的勝利，新疆獨立失敗。 趙漢奇遭共產黨處決。 （維基百科圖片） 1949年9月25日，趙漢奇率軍「起義」，投靠了解放軍。趙漢奇於1952年5月20日被處決，年僅39歲，罪名是殺害蘇聯紅軍。事實上，因為趙曾經是國軍指揮官，在地方上有影響力，這種人對共產黨而言必殺無疑，他當年如果沒打倒維族軍，就是「喪權辱國」，一樣必殺。 再來談黃紹竑，廣西人，新桂系三巨頭之一，和李宗仁、白崇禧並列。他曾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浙江、湖北省主席、監察院副院長，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末期，黃紹竑離開國民政府，在香港與龍雲、劉斐等人發表聲明公開支持共產黨。此後他北上，參加新政權，擔任政務院政務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職務，中共當時稱他為「愛國將領」。中共打下中國之後，黃極力巴結、吹捧中共，最後還是受盡迫害，被迫自殺死亡。 一九六二年五月，民革中央舉行「和平解放台灣」相關座談會。黃紹竑在會上高呼：「起來吧！台灣同胞們，強大祖國有六億五千萬同胞大力支持你們！台灣是中國的神聖的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黃紹竑把台灣稱為中國神聖領土，呼籲台灣同胞響應祖國，他的表態很徹底，黃紹竑應該很安全。可是，這樣的表態換來平安了嗎？沒有。 反右運動黃紹竑被打成右派，隨即他被罷免全國人大常委、法案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被抄家、批鬥、毆打，家中連開伙的錢都沒有。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他看望老友李宗仁後，回家用剃刀刎頸自殺。黃紹竑選擇了投靠、表態、配合統戰，以為這樣可以換來政治安全，結果呢？ 共軍「解放後」，國軍降共的下場都很慘，蔣介石身邊的大共諜郭汝瑰和劉斐，文革時都遭嚴重迫害，郭汝瑰後來寫了一本《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實》，指出國民黨和蔣介石是抗日的，這和共產黨觀點不一致，隨後郭就離奇車禍，不久死亡。 投降中共的退將，遭槍斃的近兩百人，幾乎無一倖免，中共瞧不起這些人，「兔死狗烹，卸磨殺驢。」諸如宋鶴庚、陳春霖、徐經濟、尹作幹、曾憲成皆是。至於唐伯寅、宋士台、林柏民和劉晴初等將軍，抗日一結束就解甲歸田，完全未參與國共內戰，卻照殺不誤。這些幾乎都是中將和少將，也有上校，至於上將階級，大都不直接殺害，因毛澤東說「殺小蔣介石，關大蔣介石。」上將尚有統戰、利用價值，唐生智、龍雲、傅作義、李宗仁、張治中等人，在國共內戰最後階段對共產黨大都有相當貢獻，卻一個比一個悲慘，初期的「盛情款待，偽善美言」倏忽不見。至於投降的一般軍士官兵、公職人員，被殺自殺被關者，估達三百萬至五百萬，中共中央甚至制定出必須殺滅、懲處的人口比率。 其實中共自己的開國功勳，文革時被關、被遊街示眾，甚至被逼死的，比比皆是，鬥爭、殺人是中共專長。呂詩禮前艦長去珠海航空展，中共會接待他，是因眼下台灣尚有自主力量，一旦台灣被併吞，他們就會很慘！ 談及「鎮壓反革命」運動，明居正教授指出，中共當時對前國軍、警察、特工及國民黨相關人士進行大規模清洗，許多人僅因身分背景便遭到處置，而非基於個人具體行為。他強調，中共治理邏輯高度重視政治忠誠，甚至出現「不殺不足以立威」的毛澤東思維，顯示政治控制凌駕於法律與個人權益之上。 明居正進一步提到1957年反右運動，當時採取「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一人」的極端邏輯，最終超過55萬人受到波及；鄧小平時期執行平反，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被認定為冤錯案件，僅5人未被平反。 在三反五反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期間，中共透過自傳撰寫、背景審查與思想審核等方式，全面掌握個人社會關係網與政治立場，連商人、資本家都遭到清算，許多人選擇輕生；知識分子則被要求詳述人生經歷與人際關係，藉由交叉比對找出「政治問題人物」，形成大規模社會監控與整肅機制。 中共在建政前曾依賴潛伏與地下組織，但在政權穩固後，許多協助者仍遭到降職、邊緣化甚至清除、殺害，就是「用完即丟」。這種「殺、關、管」的邏輯並未隨政權穩定而消失，而是持續存在於治理模式之中。 若台灣遭中共接管，首要目標將是維持統治，並對特定背景人士進行政治審查，以台灣約2300萬人口估算，至少有兩萬人會被殺害，也就是二二八會再來一次，更多會被流放中國邊疆，包含民進黨員、國民黨員、軍人、公務員等等很多會被殺害。並會透過週期性政治運動每幾年清洗一次。台灣在中共視角中會被視為「敵對統治遺留地區」，因此治理將更為嚴酷與高壓。 希望各界正視兩岸局勢發展，尤其國民黨更應思考國家安全與民主制度的長遠規劃，鄭麗文、翁曉玲、馬文君…..真的是在反民進黨嗎？還是正在無意間協助共產黨消滅中華民國？也消滅你們自己和子孫的未來？ 妳們說自己是中國人，那麼，中國歷史極權運作方式，妳們為何那麼不熟悉，未來可能風險妳們有想過嗎？開卷有益，請多讀讀歷史，鑑古知今，屢試不爽，切莫到時後悔莫及！  

  文／阿湯哥 曾幾何時，「西進中國」是台灣企業界最重要的投資顯學。從1980年代末期的中國改革開放，到2000年代加入WTO，再到兩岸經貿快速交流的年代，無數台商將中國視為「世界工廠」與龐大市場，掀起長達數十年的西進浪潮。然而，當年盛況如今卻已成為過往雲煙的歷史。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台商對中國投資占整體對外投資比重已降至不到1%（幾近於零），這是象徵一個時代的正式落幕。 根據經濟部投審司統計，2026年前五個月台灣整體對外投資達359億美元，其中對中國投資僅約3億美元，占比僅0.86%；相較之下，對中國以外地區投資高達356億美元，年增超過133%。這不僅是數字的變化，更反映著全球經濟秩序與供應鏈重組的深刻轉變。 西進榮景不再的三大原因 首先，中國經濟成長模式遭遇瓶頸。 過去三十年，中國依靠人口紅利、土地紅利與出口導向模式在快速崛起。然而，今日人口老化、房地產危機、地方政府債務以及消費疲弱等問題正逐漸浮現，致使中國經濟從高速成長轉入低速成長的新常態。 近年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DI）的連續下滑，反映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信心正在減弱。無論是歐洲企業還是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期待皆已不如過往。 其次，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高。 自美中的貿易戰的爆發以來，科技戰、晶片戰與供應鏈安全議題在持續升溫。許多跨國企業開始推動「中國加一」（China Plus One）策略，將部分產能移往越南、印度、墨西哥及東南亞其他國家，以降低單一市場風險。 台灣企業身處全球供應鏈的核心，更必須面對美中競爭下的戰略選擇。當市場、技術與法規的逐漸分流，企業自然傾向將投資布局轉向風險較低、制度較透明的地區。 第三，則是中國法規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 中國近年強調國家安全與供應鏈安全，雖有其政策考量，但相關法規的模糊性與執行彈性，也讓外資企業產生了疑慮。企業最重視的是可預測性，當法規解釋的空間過大時，投資風險自然提高。 這也是許多外商認為在中國經商環境日益艱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灣正在迎來新的「全球布局」時代 然而，台商西進降溫並不代表台灣的經濟衰退。事實恰恰相反。歷史即曾有明鑒：當台灣和中國過於接近時，往往不是一件好事一樁。 近年來，台灣在全球半導體、AI伺服器、高效能運算及資通訊產業的重要性持續提升。以台灣為核心的科技供應鏈，已經成為全球數位經濟與人工智慧革命的重要支柱。 從半導體到AI，從雲端運算到智慧製造，台灣企業正逐步由過去依賴中國市場，轉向全球布局。 美國、日本、歐洲、印度、東南亞等市場，都成為台商新的投資重點。 這代表著台灣正在從「中國供應鏈」的一環，轉型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樞紐。 從紅色供應鏈到綠色矽島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供應鏈正從效率優先逐漸轉向為安全優先。 過去企業追求最低成本，如今則更加重視供應鏈韌性與可信賴夥伴。台灣因為民主制度、法治環境、科技實力與地理位置，逐漸成為全球非紅供應鏈的重要節點。 如果說過去三十年是中國崛起帶動的全球化時代，那麼未來三十年，很可能是以人工智慧、半導體與數位科技為核心的新全球化時代，而台灣正好站在這場變革的中心。 結語：西進退潮，不是危機而是轉機 中國市場仍然重要，但已經不再是台商唯一的選項。 西進投資占比跌破1%，象徵的不只是投資方向的改變，更代表著台灣產業戰略思維的轉型。當全球供應鏈重組、AI浪潮席捲世界之際，台灣企業正在以更靈活、更全球化的方式重新布局。 因此，台商與其感嘆西進時代的結束，不如思考如何把握新的全球機遇，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因為真正重要的想法或做法：從來不是投資在哪一個國家，而是在於能否掌握下一個時代脈動與產業趨勢。 換言之，台商西進的時代正在落幕，而台灣全球布局的新時代，才正要開始。

  台灣政局不穩的情境，台灣民間企業（特別是大型電子代工、半導體與關鍵零組件產業）早在過去幾年的美中貿易戰與地緣政治波動中，就已經開始制定並執行「避險方案」。 如果台灣政局出現親中轉向，民間企業的避險動作將從目前的「備援」轉化為「撤離」或「徹底拆分」。以下是具體的策略佈局： 執行「中國 + 1」與「台灣 + 1」策略 這是目前台灣大型製造業（如鴻海、廣達、和碩、仁寶）的標準配備。 佈局東南亞與印度： 為了應對美國客戶（Apple, HP, Dell 等）對「非中、非台」產能的要求，企業已大規模在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度建置完整的組裝線。 分散風險： 一旦台灣政治環境讓美方不再信任，這些企業可以迅速將台灣總部的接單功能轉移至海外分公司，實現「訂單在海外、生產在海外、資金在海外」的完全脫鉤。 「企業實體拆分」與「雙供應鏈」模式 這是針對高敏感技術（如 AI 伺服器、網通設備）的防禦手段。 區隔化管理： 企業會將其組織拆分為「中國/親中市場」與「全球/美歐日市場」兩套獨立體系。 財務與法律防火牆： 在第三國（如新加坡或開曼群島）成立控股公司，將台灣母公司轉化為僅具備研發功能或單純持股的節點，以防止台灣本土政治變動導致全球資產被美方制裁凍結。 半導體業的「異地備援」與技術封存 以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供應鏈，其避險手段更為關鍵： 海外擴廠（美國、日本、德國）： 雖然目前官方說法是服務客戶，但在極端情境下，這些海外廠區將成為台灣技術與產能的「諾亞方舟」。若台灣政府轉向親中，美日可能直接介入接收這些廠區，以確保先進製程不被中國獲取。 資料與雲端備份： 關鍵的研發數據與製程參數（Recipe）早已實施異地儲存，確保即使台灣本土環境惡化，研發能量仍能維持運作。 資金與人才的「逃離計畫」 資金外移： 科技界與金融圈會加速將資產轉換為美元或日圓，並存放於境外銀行。 人才移動： 企業會主動協助核心研發團隊申請美、日、歐的專業簽證。對頂尖工程師而言，當台灣的環境不再能保證其與世界接軌，他們會選擇隨產業鏈外流，這也就是所謂的「高端人才空洞化」。 目前的最新佈局趨勢 (2024-2025) 根據目前的產業動態，可以觀察到幾個明顯跡象： 日本成為新避風港： 由於地理位置近、技術互補且政局穩定，台積電（JASM）與聯電等企業在九州、三重縣的佈局，不僅是商業擴張，更是「安全備份」。 積極參與美日導引的標準： 台灣科技業積極加入如「晶片聯盟（Chip 4）」或美商主導的相關安全供應鏈協議，透過企業自身的國際化，來抵銷台灣政府可能產生的政治風險。 結論：企業的「政治中立」背後是「市場現實」 對台灣科技人與民間企業而言，政治立場往往服從於「生存與客戶」。如果國民黨執政並傾向中國，導致美日撤銷對台技術支持，台灣企業不會選擇與政府同歸於盡，而是會利用早已佈局好的海外管道「斷尾求生」。 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企業依然在國際上賺錢，但台灣本土將面臨產值下滑、稅收流失與高薪職位銳減。

  田牧（德國） 2026年5月，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在倫敦宣告成立。對於英國、德國、荷蘭和法國的歐洲民運朋友而言，這不僅是一個組織架構上的調整，更是一種新探索與新嘗試。 記得在2022年10月柏林中國民主化論壇會議上，荷蘭的陳忠和、王國興、英國的黃華、法國的劉偉民與德國的我相聚，有人提議「要建立歐洲4國反共軸心，每年的項目與活動盡量協調與合作」，大家一拍即合。這些年來，我們努力了，雖然組織松散，但行動協調。2024年10月的柏林中國民主化論壇大會前夜，陳忠和先生病逝了，可說是壯志未酬身先亡。而如今在倫敦舉行這樣的會議，實現了大家當年的約定，也算是告慰天國的忠和兄，我們邁出了約定的一大步。 回顧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三十餘年的發展歷程，我們既應看到堅持與付出，也應正視不足與局限。如何在總結經驗中尋找新方向，在反思問題中開辟新道路，已經成為擺在海外民運面前的重要課題。此文是筆者與英國民運主帥王冠儒、黃華、王蘊溥的談話內容的摘要，算是對中國海外民運工作的總結、思考與探索，與民運朋友交流與分享。 英國民運團隊主要領導概述 英國民運團隊中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王冠儒、黃華和王蘊溥。 一、黃華：英國民運資深人士 黃華是英國民運中的資深人士，參與民運活動已有30餘年。 20世紀90年代初，黃華曾與流亡英國的高沛其（原深圳市刑警隊副隊長）同屬一個民運團隊，並曾與王炳章等民運人士有過合作。90年代末，他加入中國民主黨，是中國民主黨早期的重要成員之一，在民主黨圈內擁有較廣泛的人脈和影響力。 作為英國民運中的老一代參與者，黃華見證並參與了海外民運的發展歷程，其經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王冠儒：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歐洲總部主席 王冠儒現任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此前，他曾擔任遼寧省人大代表、遼寧省民營企業負責人。 2016年，王冠儒因涉及遼寧省人大代表選舉相關案件而受到牽連。當時，中共官方將該事件定性為遼寧省「拉票賄選案」，並稱其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發生在省級層面的重大政治事件。官方通報稱，該案涉及多名省部級官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人大代表。 王冠儒是該事件相關涉案人員之一。此後，他經歷了審查過程，並表示自己長期處於高壓力、禁錮狀態，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後來王冠儒因身體健康原因赴德國慕尼黑接受治療，之後流亡海外。 談及當年的經歷，王冠儒認為，當時的選舉過程是一次真實的民意表達，只是沒有按照中央設定的方式進行，因此最終被定性為嚴重政治事件。這一經歷讓王冠儒深刻認識到體制內政治運行的問題。他表示：「我親歷了這些年的政治黑幕，也經歷了個人權益受到侵害的過程。來到英國自由世界後，我決定投入中國民主事業，與大家共同推動海外民運工作。」 三、王蘊溥：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主席、歐洲總部副主席 王蘊溥曾在軍隊服役五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畢業於中共黨校本科，曾在國有企業擔任黨委書記。離開公職後，他從事商業活動，經營私人企業。 王蘊溥是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創建成員之一。他表示，自己投身民主運動，與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歷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關。 他認為，新冠疫情期間實施的長期「清零政策」，給社會帶來了嚴重影響，尤其是在封控環境下，一些普通民眾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壓力和心理壓力。「白紙運動」等社會現象，也讓他感受到民眾對社會變化的訴求。 他說，自己在商業領域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長期關注社會發展，並希望參與推動民主進程。 2024年，王蘊溥又經歷了一次重大人生轉折。他因涉及一起高級官員案件而受到調查，並被采取「留置」措施。王蘊溥說：「留置」雖然在形式上取代了過去的「雙規」，納入國家監察體系，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仍存在嚴重侵犯個人權利的問題。 據王蘊溥介紹，自己在留置期間受到嚴格監管，長期處於高壓環境之下，包括持續監視、限制行動、反覆接受詢問和撰寫材料等。他表示，這段經歷給自己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傷害。後來，王蘊溥因身體原因獲得保外就醫機會。在相關政策調整前的窗口期，他離開北京，經深圳、香港前往海外，開始流亡生活。 他說：「加入民運組織，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會盡自己的力量發揮作用。」 四、英國民運的新一代力量 王冠儒和王蘊溥都曾擁有企業管理和社會組織方面的豐富經驗，也經歷過中國政治環境中的重大變故。他們認為，推動民主、人權和公民社會建設，是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 與早期海外民運人士相比，新一代民運參與者更多擁有企業經營、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方面的經驗。他們試圖將公民參與、社會訴求以及現實政治議題結合起來，在長期規劃與具體行動之間尋找平衡。 從這一角度看，英國民運正在經歷代際更替。新舊力量交匯，既延續了過去的理念，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正如一句常被引用的話：「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既是時代變化的體現，也反映了海外民運群體持續發展的過程。 堅持抗爭，亦需直面成效不足 三十多年來，海外民運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與變遷。無數民運人士在艱難環境中持續發聲，推動民主、人權與法治理念的傳播。正是這種長期堅持，使中國民主運動在國際社會上始終保持一定的影響力與存在感。 王冠儒談到：「我是後來者，但參與海外中國民運工作也已有六年多。這幾年，我更多是在傾聽——傾聽前輩們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大家談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 我非常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義。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本身就是對理想與信念的堅持，也是海外民運長期抗爭精神的體現。然而，在肯定這種堅持的同時，我們也需要進一步思考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影響力究竟體現在哪里？組織動員能力如何發揮？公眾認同度又如何衡量？換句話說，堅持本身是必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堅持的目的不僅在於延續，更在於產生實際影響、推動現實改變。那麼，如何讓堅持轉化為成果，如何讓理想與行動更有效的連接，正成為海外民運需要直面的新課題。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長期存在的一些現實困境。長期以來，海外民運呈現出「分散多於聯合」的現象。中國民運組織數量眾多，各有理念、各有方向，各自開展工作。不同組織之間時常缺少有效協調，形成了較多隔閡與壁壘，導致整體力量難以匯聚，行動效果受到局限。 此外，討論多於行動、組織多於整合、活動多於影響的現象也較為明顯。許多活動雖然保持了一定的熱度，但更多停留在內部交流和有限圈層中，難以真正觸及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一些組織之間缺乏長期合作機制，資源無法形成合力，部分傳統工作方式，也逐漸難以適應當今社會傳播環境的變化。 因此，現實中出現了象征意義多於實際效果的問題。堅持固然重要，但如果堅持無法轉化為影響力，就難以推動民運事業持續發展。面對這些問題，僅僅強調堅持是不夠的。真正需要的是在堅持理想的基礎上，勇於反思、主動調整、不斷創新。歷史上的進步，往往始於對自身的審視；真正的發展，也往往源於敢於面對不足。 真正的進步，始於自我檢討。 「山頭林立」與「內鬥不斷」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海外民運長期存在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民運社團數量眾多、組織形態覆雜。面對這一現實，人們往往習慣將其中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內鬥不斷」或「山頭林立」。然而，這樣的解釋並不完整。 黃華對此有自己的觀察。他表示：「我參與海外民運工作已有35年以上，長期見證這些組織現象的形成與發展。如果僅僅將問題歸結為『內鬥』與『山頭』，並不能全面反映實際情況。從我的經歷和觀察來看，其背後存在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 首先，中國國內長期存在的高壓政治環境，使獨立政治組織難以正常生存和發展。這種長期隔離，使海外民運組織與國內社會之間難以建立穩定、持續的聯系，也影響了運動的社會基礎與發展空間。 其次，海外民運組織普遍面臨現實資源限制，包括資金資源、人才資源以及傳播渠道等方面的不足。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不同組織往往各自尋求發展，容易形成相對獨立的運行模式，也進一步加劇了力量分散的問題。 再次，中國社會本身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新媒體傳播方式的興起、青年群體的成長，以及社會結構的不斷轉型，都對民主運動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表達方式、組織方式和動員方式，都需要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因此，海外民運所面對的問題，並不能簡單理解為個人矛盾或組織之間的分歧，而是政治環境、資源條件、社會變化以及組織結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有認識到這些深層原因，才能避免簡單化歸因，才能真正找到推動發展的路徑。 從近年來一些實踐探索來看，持續性的行動比一次性活動更加重要；具體項目推動比單純口號宣傳更加有效；面向社會的媒體傳播比內部討論更加關鍵；國際之間的協作聯動也比單一組織孤軍奮戰更具影響力。這些經驗也說明，未來的民運發展需要從分散走向協同，從單一行動走向系統建設。 2022年10月柏林會議期間提出的「建立歐洲4國反共軸心，加強年度項目與活動協調合作」的構想，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一種探索。經過多年社會實踐與跨國合作的積累，如今成立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其意義正在於嘗試回應長期存在的現實問題，通過洲域布局、力量整合、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渠道共建以及價值協同，探索一種更加有效的組織合作模式。 這不僅是組織形式上的調整，更是對新時代社會傳播環境和政治行動方式的一種回應。 英國實踐帶來的民運工作啟示 近年來，英國民運人士在工作方式上進行了許多新的探索與嘗試，其核心變化在於：從傳統的理念表達，逐步轉向社會參與、公共議題介入和實際行動。 筆者與英國的王冠儒、黃華相識相知已有多年。在這段時間的接觸中，可以看到他們不斷思考如何推動民運工作走出內部圈層、進入更廣泛社會空間的努力。他們嘗試將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政治表達以及社會訴求，與民運工作項目相結合，使民主理念不再停留於口號，而是通過具體行動進入公眾視野。 用王冠儒的話來說，就是：「要讓社會看到，也要讓社會感覺到。」 那麼，民運工作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讓社會「看到」和「感覺到」？王冠儒通過兩個實踐案例進行了說明。 一、參與公共議題，讓社會看見民運行動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倫敦市中心推動建設「超級大使館」的計劃，引發英國社會廣泛關注和爭議。該項目涉及外交安全、社區影響、國家安全以及潛在的監控風險等問題，因此成為英國社會討論的重要公共議題。 王冠儒認為，近年來，中共「跨境鎮壓與迫害」的問題，已經受到越來越多民主國家政府、媒體和社會組織的關注。 所謂跨境鎮壓，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在本國疆域之外，通過威脅、騷擾、監控、施壓家屬、濫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方式，對海外異議人士、記者以及特定群體成員施加影響或打擊。在英國，這類現象也不斷受到關注。例如，一些海外人士遭遇法律程序壓力、網絡騷擾、持續監控或社會威懾等情況。 面對這些問題，黃華認為，民運組織不能只是表達關注，而應采取實際行動，包括及時向所在國政府和執法機構反映情況，通過媒體公開信息，並以組織化方式參與社會討論。 基於這一理念，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圍繞「超級大使館」議題，在英國多個城市組織相關抗議活動。倫敦和曼徹斯特等地多次舉行同步行動，吸引了不同背景人士參與，並獲得了英國社會及國際媒體關注。 這一實踐體現了一種新的工作方式：民運不再只是內部表達，而是主動進入公共議題，通過社會行動讓公眾看見、理解並參與。 二、進入國際議題，提升專業化與影響力 另一個重要探索，是主動參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公共議題。 2024年11月4日至7日，第92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國際刑警組織大會是該組織的重要決策機制，每年吸引來自全球成員國的警政領導人、政府官員及安全領域專家參與，討論國際執法合作與跨境犯罪問題。 圍繞這一國際會議，王冠儒、黃華等民運人士在格拉斯哥舉辦了「國際刑法研討會」，邀請法律、人權和國際安全領域專家，就國際刑警組織的權力運作、專制國家影響國際組織、跨境追捕機制以及「紅色通緝令」等問題展開討論。 研討會設置了多個主題，包括： 專制國家影響國際刑警組織決策可能帶來的風險； 國際組織治理中的透明度與監督問題； 海外人士面對「紅色通緝令」時的法律困境； 國際刑警機制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系。 活動邀請了律師、國際刑事專家、學者、媒體人士以及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參與。其意義不僅在於表達批評，更在於通過專業討論，讓更多人了解國際刑警機制的運作方式，以及海外異議人士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和應對路徑。 這種方式體現了海外民運工作的一種轉變：從單純的政治立場表達，走向專業領域參與；從被動回應問題，走向主動設置議題。 三、從英國實踐看未來方向 英國的這些探索說明，民運工作的有效性，不僅取決於理念是否堅定，更取決於是否能夠踐行於現實社會。 未來的海外民運，需要更多加強社會參與能力、專業化能力和國際協作能力。只有真正進入社會議題、回應現實問題，才能擴大影響範圍，提升公眾認同。 讓社會看到，讓社會感覺到，也許正是新時代民運工作需要重新思考的重要方向。 創新，是民運工作發展的必由之路 《大學》有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社會運動，都需要在時代變化中不斷調整和發展，民主運動同樣如此。 創新並不意味著否定過去，而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新的突破。面對社會環境、傳播方式以及國際格局的變化，海外民運需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新的傳播路徑和新的組織機制。只有不斷適應時代發展，才能獲得持續發展的空間。 一、從紀念型活動向項目型活動轉變 黃華認為，長期以來，海外民運更多關注的是「如何生存、如何堅持」。而進入新的階段，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擴大影響？如何推動社會認知？如何讓民主理念真正進入公共空間？ 衡量一個組織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是否存在，更在於它能否推動社會討論、影響公眾認知，並促進理念傳播。 王冠儒以「劉曉波紀念活動」為例說明這一轉變。 歐洲之聲每年舉辦「7·13」紀念劉曉波活動，多年來持續開展，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王冠儒認為，在保持紀念價值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提升活動的社會影響力，將其從一次性的紀念活動發展成為具有持續影響力的公共項目。 基於這一思路，今年7月12日至14日，歐洲之聲與英國「中國研究」共同推出「劉曉波人權獎」項目，設立獎金，以表彰中國大陸勇於追求人權與民主理念的人士。 未來，該項目還計劃不斷擴大社會參與範圍，完善獎項設置，提高國際影響力，使劉曉波紀念活動從歷史紀念走向現實推動，從象征意義走向社會影響。 二、從「存在」走向「影響」 海外民運過去長期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持自身存在。而未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形成實際影響。 黃華認為，這一轉變包含兩個層面：第一，中國民運工作需要進一步思考國內外聯動的發展方向。海外力量不能僅停留在海外表達，而需要探索與國內社會之間更有效的連接方式。第二，組織建設需要更加注重長期布局和戰略規劃，只有形成持續性的行動機制，才能避免運動停留在象征層面。 2025年10月，「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在中國首府成立。黃華表示：原先考慮到國內同仁的安全，我是堅決反對的，但是這些志士非常堅決，怎麼勸也勸不聽，他們帶頭邁出了第一步，滲入中共心臟地區，結果遭致全軍覆沒。黃華說：我們將「北京黨部」視為一種血祭，為未來的國內布局與長期立足，汲取了經驗與教訓，這一步跨出去了，中國民主黨不會終止這一步伐，未來還會以更策略的計劃與方案向國內推進與布局。 從「存在」走向「影響」，意味著民運組織需要從維護自身延續，轉向建設社會影響力；從單純表達立場，轉向推動現實議題。 三、從圈層傳播向社會傳播轉變 在信息時代，傳播能力已經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基礎。向更廣泛社會拓展，不僅需要行動，也需要與傳播相結合。「敘事權」和「話語權」決定了社會如何理解一個事件，也影響公眾如何認識一個問題。 誰能夠解釋「發生了什麼」，誰能夠提出「為什麼行動」，誰就更容易影響公共討論。 雖然中國現行法律文本中包含公民表達、出版、集會、結社等相關權利原則，而如何在現實環境中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仍然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過程。 四、從單獨行動向協同合作平台轉變 面對覆雜的國際環境和長期挑戰，單一組織的力量有限，協同合作成為重要方向。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的成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的一種探索。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等地的相關力量開始嘗試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討論如何整合資源、形成合力。 王冠儒認為，未來需要更多專業化研究和戰略規劃，通過平台化合作，提高行動效率和國際影響。如果長期停留在各自行動、彼此分散的狀態，就難以形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未來的發展方向，應當從分散走向協同，從個體行動走向系統建設。 從象征性存在走向實際影響力，創新，不只是工作方式的調整，更是思維方式的更新。海外民運未來的發展，需要完成幾個重要轉變：從紀念活動走向持續項目；從內部表達走向社會參與；從圈層傳播走向公共傳播；從單獨行動走向協同合作。 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讓長期堅持轉化為現實影響，讓理想追求在新的時代環境中獲得新的生命力。 結語：民運未來工作思考 站在新的起點上，面向覆雜而動蕩的環境，我曾與王冠儒、王蘊溥、黃華有過不少交流，這里記錄了他們的現實想法與期待。 他們強調，民主運動不僅需要理念，更需要行動；不僅需要表達，更需要傳播。與過去單純依靠集會、聲明、紀念活動不同，他們更加重視項目化運作、媒體傳播和社會參與。 他們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讓社會看得見，讓公眾感受得到。這種思路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社會運動的影響力，都不僅來自其理念本身，更來自其傳播能力、組織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如果行動無法被社會看見，再正確的理念也難以產生廣泛影響。 因此，爭取敘事權、提升傳播力，已經成為當代民主運動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 中國民主事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事業。它不可能因為一次會議而成功，也不會因為一次挫折而終結。重要的是保持反思精神，勇於總結經驗，敢於探索新路。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任何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腳踏實地的積累與實踐。對於海外中國民主運動而言，今天最需要的或許不是更多口號，而是更多合作；不是更多爭論，而是更多行動；不是停留於過去的經驗，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不斷創新。 唯有如此，才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談話，於肯定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之餘，也主張鎮壓反革命必要性，但今後要少捉少殺。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說明道，就是要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中共既然鼓勵不同意見，於是各種批評如潮湧來，異議者大略可分五類：一、以章（伯鈞）羅（隆基）同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二、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新聞出版界黨內知識份子；三、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勳、林昭和北京大學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四、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家；五、學者。 1957年6月，毛澤東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感到各界的批評已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基礎，特別是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的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還有取代中共執政的能力，於是聲稱引蛇出洞，發動反右派鬥爭，全面整風。全中國大陸有55萬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全面迫害，全國實際劃出右派分子超317萬人，還有143萬餘人被貼上中右分子。中共陷害民主黨派，露出一黨獨裁真面目，自此徹底告別新民主主義。 溫大同：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簡明中國民主史話》，訪問的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你好！ 曾建元：     溫大哥和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溫大同： 我們在上次的這個單元當中，談到的是從1945年到194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跟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民主黨派。一方面是制憲，另一方面是所謂的新政協，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制度。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還伴隨著內戰。接下來就是在1949年10月1號，中共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曾老師接下來安排的這一段的題目，叫做〈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在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這是一個觀察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的很重要的一個節點。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後，可以看到它並不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我們就可和平相處，大家快快樂樂過日子。相反地，它開始進行反或是鬥，像1950年就開始鎮壓反革命，對於中華民國的這些軍隊或是政府工作人員，甚至到非常非常基層的公務人員都被鎮壓了。 接下來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五反，跟商業比較有關係。什麼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然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透過這個方式，奪取民間的私有財產，然後來建立一個公有制的體制。到了1956年開始有「大鳴大放」運動跟「反右派」鬥爭。 曾老師，你是怎麼理解中共在建政之後的這樣的一連串作為？  曾建元： 我們要知道中共建國以後，中華民國退居臺灣。我們在臺灣的人都知道，雖然有白色恐怖，可是當時兩岸之間，還是以民主來作為號召的。像中國大陸就是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當然它有血腥的那一面，剷除它所謂的國家敵人、或是階級敵人。可是在另外一面，擁護新中國的這些人，他們也期待社會主義的理想，能夠真正地實現。也許在他們心中真地認為存在階級敵人，必須要給予剷除。但是它的很大的問題就是，共產制度之下，沒有形成真正的政黨政治和對人權的尊重。肅清反革命、鎮壓反革命的過程當中，基本是不講法治的，而是赤裸裸地透過公審各種方式，消滅人的尊嚴跟肉體。另外一方面我們看臺灣。臺灣在民國39年實施地方自治。雖然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凍結，託稱是因為大陸淪陷沒有辦法改選。當時中華民國在臺灣是全面開始實施地方自治選舉的，雖然不是依照《憲法》規定的那個省縣民代表大會制度，只是一種試行的方式。當時政黨也不能自由組織，可是你可以看到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它們也很活躍，特別是臺灣本省的無黨籍人士，還能夠依靠民意的支持選贏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兩岸當時是互相在政治上競爭的，它有政治作戰、互相對對方人民宣傳的意味。在新中國建立之後，首先有一個聯合政府，但卻沒有建立一個自由的選舉制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共產黨在建國之前，批評國民黨的所有的那一切，在它建國後至今相當的一段時期裡，都看不到它實現。 當時擁護共產黨的第三勢力或民主人士，他們當然就感到非常焦慮。是不是他們當初的選擇，是有問題的。這些民主人士，當年對抗國民黨是非常地勇敢的，他們把這樣的一個精神、這種理想，寄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當他知道他要面對的是另外一個新的黨國體制，這些人他們血液當中的那種反抗的基因就開始湧動。 195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陸內部開始形成知識分子圈子對於共產黨的抱怨與不滿，民主黨派和在野勢力的批評聲音跟著出來。這就讓共產黨覺得，它前面在將一些階級敵人剷除之後，現在冒出來的右派分子、還殘留資產階級民主觀念的這些人或是這些政黨，應該是處理的時候到了。 溫大同： 　　曾老師，我的印象當中，在政協裡有很多民主黨派跟無黨派人士，有一些人還是敢去批評共產黨。 曾建元： 是啊，我們臺灣的謝雪紅也在裡面！他們是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民主黨派來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最早他們也以臺灣代表的身份，參與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起草。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過程當中，也有臺灣對抗國民黨的異議者的參與。他們在臺灣當年就是非常積極的對抗日本殖民主義以及對抗國民黨專制的民主與自由的鬥士。所以像這樣的人，他要進入到政協，我相信他們還是會把他們過去在臺灣奮鬥、主張的那些東西，期待在中國大陸實現。除了臺盟之外，像中國大陸的各個民主黨派，像我們在章詒和的書當中就看到的很多民主黨派人士，如羅隆基等等的，在政協當中，也會對於新中國有很多的想法、理念要表達。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哪裡？這個政協並不是民選的，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沒有成立之前，代行人大職權的機構。以一個非民選的機構，來行使國家最高的主權，這其實非常不符合民主的觀念。 溫大同： 而且甚至它有點曖昧。你說在古代，皇權就是皇權，可以講一點話的叫做御史大夫，他是監察權。他是在皇權鞏固的情況之下被容許批評，可是這個主權還是在皇帝手上。你現在這個人民政協，看起來好像是國家權力的基礎來源，又好像不是，非常非常地曖昧。 曾建元： 所以就會爆發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跟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接下來的發展是讓人不可思議的，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發表〈正確處理人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重申雙百方針，鼓勵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對黨國的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就有很多舊社會裡面的這些嶔崎磊落之士開始出來說話了，如《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等等，對共產黨「黨天下」施政的意見就出現了。我想最尖銳的，就是說你到現在也沒有選舉，人權的保障還有很大問題等等。在解放前批評國民黨的，統統可以套用在共產黨身上。毛澤東當時表現的是一副慨然大度的樣子，希望各界對新中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等到大家掏心掏肺，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毛澤東就變臉了。發言者盡是在建國路上的革命同志，他們很天真地對共產黨、對毛澤東提出批評。我相信這些批評都是真誠的，他們並不是要去挑戰新政權。沒想到毛澤東後來果真變臉了。他稱這個叫「引蛇出洞」。 溫大同： 曾老師你怎麼理解，就是您預備的資料中的。1956年4月25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肯定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他也主張鎮壓反革命的必要性，但是以後要少捉少殺，所以他事實上表現出的態度是說，我們殺得差不多了，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接受人家的監督了？你怎麼看他在這個時候做這樣的表現？他後來當然說這是引蛇出洞，可是他真的一開始就是引蛇出洞嗎？你怎麼理解這個事情？   曾建元： 我認為其實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沒有真正的民主雅量，或民主的思想。因為既然你在建國的時候，在《共同綱領》中已經承諾了，你就必須在制度上去落實，在政治上你要去推動和實踐。如果這些都看不到的話，這就是公然的欺騙，非常具體的。他談論十大關係，都沒有看到他說要怎麼來推動自由選舉，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民主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開放政權，看不到。 溫大同： 曾老師，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就是當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事實上這些民主派人士，包含原屬中國民主同盟的這些人士，還包含像梁漱溟先生，所謂的中國最後的儒家，他也是支持共產黨的，而且他也是在政協裡面骨頭很硬的一個知識分子，事實上在政協裡面，類似這一種的很有學問的、很有人望的，大家也認為說德行很好的人，都是支持共產黨的。 這讓共產黨的政權的建立，其實有某種程度的正當性，然後他們也讓這些人在政協裡面講話。所以在這個時候兩種權威，就是共產黨的權威，跟這些社會上的士紳、有影響力的人，前者好像覺得一時之間很難去侵犯後者或是否定他們，才會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是最後這個衝突忍耐到了極限。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共產黨的虛偽性跟它的獨裁性格 。   曾建元： 我是有機會讀到那段歷史的。我有一陣子非常瘋迷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你看那些民國時代的遺老，他的那種風範、他的那種理想、優雅的身影，然後你去對比共產黨，那種土匪、那種殘暴，這兩者根本扞格不入。 溫大同： 所以，到最後就真地變成『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他只會用暴力來對付你。 曾建元： 對，真地是這樣子！也就是說，共產黨暫且講得很漂亮很好聽，還騙了很多臺灣人，但事實上不是那個樣子。很多知識份子，以為共產黨是一般的反對黨，所以民主同盟當中就分裂，很多人就投向共產黨，覺得可以依靠共產黨的力量來制衡國民黨，結果不然。因為共產黨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最終是要改造那個社會，讓中國從資本主義官僚主義中翻身，通過無產階級革命，進入到社會主義。然後要很快超英趕美，還要超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馬上進入到共產主義。 溫大同： 話語全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非常非常吸引人。許成鋼老師在最近出版的那本書《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裡面，講到共產黨的極權主義，其中有一部分其實是它的意識形態的高度的理想化，而這個東西如果結合了暴力，它就成為極權主義。 曾建元： 它讓暴力變成具有正當性。它講階級鬥爭、鬥爭階級敵人、國家敵人，你用盡任何手段，變成好像都是合理的。在這過程當中，其實它顛覆了它的目的，因為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理想，原來談就是怎麼去讓人的自由的本質能夠回歸。可是在這過程當中，你透過不斷地對於人的尊嚴的踐踏，然後去鼓動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仇恨，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了恐懼。國家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因為他的心理不是自由的，是處於一種恐懼或受到宰制的狀態。   溫大同： 好講到這邊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們回來繼續再談相關的話題。好，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簡明中國民主史話》，主講人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我們今天談的話題，就是中共建政之後的大鳴大放與反右派鬥爭。剛才談到了毛澤東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還說，就是要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當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所以理想主義就被抬出來了。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吸引很多學者的，所以當他這樣子鼓吹的時候，各式各樣的批評，就不斷地湧現，對不對？ 曾建元： 既然你陸定一，宣傳的旗手，都把旗子拉出來了，大家自然可以盡量地揮灑。這是一個基本的誠信問題，你既然鼓勵大家來說話，而且在《共同綱領》還有各種法律當中，也宣稱保障各種自由。我想一般人很難想像，國家或執政黨或者執政黨的領袖，再三地鄭重宣示這種政治承諾，而且也寫在憲法的文本上，怎麼可能會一夜間翻臉呢？所以這個是非常沒有誠信的作為。 溫大同： 你怎麼看這些異議者？香港有一個五七學社，他們收集了大量的反右當中的受害者他們的故事，也包括您剛剛談到章詒和女士寫的《往事並不如煙》，她父親章伯鈞等等民主黨派人士的故事。這些異議者，都是共產黨統治之下爭取民主的人士。五七學社認為1957年事實上是中國一個非常非常浩大的民主運動，可是這個民主運動後來被鎮壓了。在老師您準備的資料當中，有談到這五類人：第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就是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跟工商界人士；還有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還有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新聞出版界黨內的知識分子；還有譚天榮、林希翎、張元勳、林昭，還有北京大學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還有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還有蕭軍為代表的文藝家，還有學者。所以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共當局的鼓勵情況之下，為這個國家真誠提出他們建議的民主運動。 曾建元：   對啊，真是掏心掏肺啊！真地是把他們對國家有什麼不滿的，或什麼樣的期待，通通都宣洩出來。他們相信，既然黨國承諾保障言論自由，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檢討建國以來的種種的問題 。 溫大同： 從這些人在這個情況之下做出的這些行動，可以看到在中共建政之後，逐漸出現了對於這個國家的覺醒或是不滿。譬如說剛才我念到的這些名單當中，有一位林昭，她是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系新聞專業的學生，後來有胡杰把她的故事拍了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講得非常非常地清晰。我們可以看到，林昭開始的時候也是支持共產黨革命的。 曾建元： 她們家是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官員家庭的背景。 溫大同：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覺醒了，就開始毫不隱瞞地、毫無畏懼地對共產黨提出了批判。我們真的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像林昭，在那樣的環境當中，竟能自己自然而然產生民主意識上的覺醒 。 曾建元：  對，想想真的是了不起！林昭在那個大時代當中樹立的典範，不是單一的，我們看到非常多的人格者。我剛才聽到那些名字，在五七當中，儘管是被鎮壓下去，可是很多人終其一生，還是不改其志。像劉賓雁，你看到這些人，很多是中國的良心。當初共產黨整右派，最荒唐的地方在哪裡呢，因為它把知識分子基本上都當成右派了。你看共產黨，要肅反鎮反、抓右派，都要定比例。你怎麼定比例呢？當中很多的右派，其實是在那個比例之下，因為必須要湊滿這個人數，被戴帽子，要嘛就是有些人基於義氣，說，好，那我就自願頂上去。可能學問好一點就變右派了。他們有個共同點，是知識分子，他才有能力從事這個批判；第二個呢，他有這個批判的能力跟勇氣，然後又發揮了對社會或對身邊周遭社群的影響，才會被共產黨注意到。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從學生開始，到整個社會，到民主黨派的政治領袖，全面地進行整肅。就共產黨來講，它是要清除在它的體制內挑戰它政權統治正當性的異議分子。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講，這是陽謀，不是陰謀，我就是要整你，把你們鏟掉。 溫大同： 對！他自己的臉皮都不要了，當他說他是引蛇出洞、他是陽謀的時候，他就是很無恥的，毛澤東這麼無恥的話他都敢講。 曾建元： 君無戲言，這種皇帝在傳統的中國當中也是難以想像的。 溫大同： 他就是我一個流氓，我怕誰！那種態度。 曾建元：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中國大陸社會文化的浩劫。 溫大同： 對！很大的創傷。 曾建元： 這還只是第一次，後面還有更慘烈的。我們看到當新中國背叛革命、欺騙人民、殘殺異己，這個新中國夢就開始幻滅。然後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就開始突變了。因為嶔崎磊落的人，幾乎都受到整肅，能夠留下來的，或者是能夠在這個官場洋洋得意的，那又是什麼樣的品格呢？那就可想而知！當知識分子被全面地整肅之後，剩下來的，會是什麼樣的人！ 溫大同：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們看到了曾老師您準備的資料當中說，1957年的6月，也就是事實上在宣佈雙百方針之後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他就說事情正在起變化，坦承這些批評，他已經不願意接受了，所以他就說他是引蛇出洞，就開始反右派鬥爭，全面地整風。全中國有55萬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而遭到全面地迫害，然後全國實際上劃出的右派分子有317萬人，還有143萬人被貼上了中右分子標籤。中共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用曾老師您的話說，是徹底地告別新民主主義。我們知道在後來，有平反右派，幫右派摘帽子，鄧小平他就是執行反右的一個人，他自己也說反右派沒有錯，錯只在擴大化了。他事實上最後還是留了幾個右派，不讓他們摘帽的。對不對，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曾建元：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要為自己做一個歷史定位的保留。他不要全面地自我否定，所以這並不是真正地在認錯。然後還有一點，當你摘了帽子之後，右派他們就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復職、也有的有一些賠償。但是問題在哪裡？國家輕描淡寫，說這個是擴大化而已。你有真正去道歉嗎？我們看到這個，就是反右派鬥爭的這種政治運動，其實之後又再發生了，層出不窮啊，直到現在。 所以他們並沒有經歷一個真正的、像我們臺灣講的轉型正義實踐的過程，沒有徹底地反省思考跟真誠的道歉。我們在臺灣也還不見得能夠做得符合理想，可是我們在中國大陸完全看不到類似的情形，它只是摘帽子而已，你們還是要忠於共產黨，它終究並沒有肯定右派，而認定當時他們所提出來的理想是對的。沒有！ 溫大同：  曾老師，在節目最後一點點時間我想跟您討論這個問題，不曉得你怎麼看。就是這些知識份子，也就是親共的，或是認同共產黨的這些知識份子，我們後來有一些人會稱他們「左膠」啦，或「蛋頭」啦，就是他們對共產黨這樣的一個暴力集權的性格視而不見。共產黨在宣揚極度的自由化時，看起來比任何人都要理想主義。但其實它背後是有組織，而且有統一戰線工作的策略。黨外人士，標榜支持民主的，會覺得說，我們一定要反對集權，爭取言論自由。這樣的人被共產黨叫做有用的白癡。其實你看在中共的歷史上，不斷地看到這樣單純的人的下場。可是這樣的人在全世界，不管是在美國、在歐洲，還是在臺灣，一直存在。共產黨內的自由派份子，其實蠻多的。你怎麼看，這些教訓他們看不到嗎？ 曾建元： 社會主義的理想，怎麼去達成呢？它有不同的手段。在馬克思（Karl Marx）的壯年時代，他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便明確主張暴力革命而公開宣告：「無產階級的目的只能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來達到」，但到了半個世紀之後，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思想領袖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他就認為說，透過民主選舉和議會政治就可以達成了。但是在專制的國家，你可能就有時候必須要寄望於人民實施抵抗權了，暴力革命就變成不得已的選擇，這是列寧（Vladimir Lenin）對考茨基的批判。所以面對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策略，並不是說階級鬥爭，就必定等於暴力的使用，並不是這樣子的。 聯合國建立之後，即倡導人類的問題、國家間的爭端，應透過和平方式解決，正義之戰只有正當防衛的抵抗，其他都不是。聯合國更倡導人權，反對國家對人民濫用暴力。可是你可以看到，在共產黨意識形態框架當中，階級鬥爭就等於以暴力剷除敵人，哪怕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權力，抵抗權還是被轉化成為國家鎮壓資產階級敵人的藉口，這在戰後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中普遍可見。 溫大同：  對，特別是當你是執政者的時候你還使用暴力，──你如果是反抗者，你使用暴力，有時候還有點道理。 曾建元： 我碩士論文《馬克思主義法律概念的批判性研究》就是寫馬克思主義。所以左派理想我非常清楚，其實我也相當地嚮往。說實在，我覺得，我們臺灣現在實施的很多基本國策，是基於充滿社會主義精神的民生主義，通過民主選舉和議會立法，國家不需要訴諸赤裸裸的群眾暴力或建制暴力手段，就可以憑藉社會共識和平達成社會價值重分配和實現社會平等的目的。 溫大同： 　　對，像我們說北歐的那些社會福利非常好的國家。 曾建元： 它們也是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左派理想的實踐手段是什麼，是你不能以犧牲個人的自由、別人的自由，來促成集體的自由或者個人的自由，這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也就是說，你的手段的運用，還是要有一個責任倫理，不要讓手段顛覆了你的目的。在革命的過程當中沒有去提醒、去抑制暴力的蔓延，而讓暴力成為一種每個人只要能夠高調地標舉他所謂的理想，就可以使用的不道德的殘酷手段，而用來反對別人的意見、剷除別人的肉體、限制別人的自由。社會當中當然有人自由受到壓迫，如果這個壓迫是來自於對於集體暴力行為的縱容，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壓迫者，這樣就不會形成自由人的聯合體，社會主義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所以真正的左派，他必須意識到，我們該怎麼樣去防止有人利用自由或民主，來破壞自由跟民主。 所以特別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防衛性民主的這種觀念，其實更需要拿來提醒他們，就是說：不容許有人或政治權力以民主或自由的名義，掠奪所有人的民主跟自由，來成就少數人的獨裁。某種意義上來講，獨裁者可能才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可以恣意妄為、為所欲為，最終使所有人都成為被奴役者。所以我覺得在左派的理論當中，特別是列寧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那實在是為禍人類。它就是說，你忍受一下子的不方便，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大家共體時艱，社會主義社會改造一下子就過去了。 溫大同： 　　結果那共體時艱太久了，永遠一直下去。 曾建元： 　　後來就變成不斷革命，世界革命。 溫大同： 你看這一套，都是話術，都是謊言，用最漂亮的話來包藏著，其實就是奪權，就是鎮壓別人。我覺得這是共產黨，整個從十月革命以來，整個帶給全世界的人們最大的災禍。所以我覺得真地要警惕這個問題。左派的理想跟自由主義，不見得是衝突的，自由主義的方法和手段，也可以促成自由的社會主義。 左派的人，必須要跟崇拜暴力，特別是崇拜暴力的政權，要劃清界限。 曾建元： 那個政權就是敵人，左派的敵人，這要看清楚。 溫大同： 我覺得這就是在中共建政之後，這些曾經支持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給我們的一個非常大的教訓。 曾建元： 我最後想講就是，剛才溫大哥提到的香港五七學社那幾位老先生。其實我非常佩服他們，因為他們在年輕的時候，自身或身邊許多人受到反右派鬥爭的迫害，他們念茲在茲，當年那些被迫害者他們的身影、他們的英勇，所以他們窮盡一生，在全國蒐集右派分子的名單。我們剛才聽到，這個右派分子，至少有五十幾萬人，他們立誓為每一個人來立傳。這是在中國大陸還沒有民主化、或實現轉型正義的時代還沒有來臨之前，香港五七學社他們曾經有過的這些努力，我曾經在2012年6月10日在香港五七學社與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學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五七精神，薪盡火傳──紀念反右運動55週年》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從臺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看五七的平反〉當中，稱說他們是中國大陸的民間國史館。 溫大同： 香港五七學社的武宜三(凌文秀)先生，把他的五七資料和著述保存在光碟片、網站、資料庫，建立得非常非常地龐大跟完整，非常有意思。 曾建元：  他們都是傾個人的力量投注一生在這個平反事業上面。但就很可惜，在他們原本可以為右派平反奮鬥的自由的土地，現在也淪陷了。他們這些書未來有沒有機會出版，右派的分子的名單、立傳的這些工作，有沒有辦法繼續下去，隨著他們的年紀越大，當中很多人逐漸凋零，右派的這段歷史很可能在中國大陸又被重新掩蓋上。我回想到這一段，還有我認識的這些前輩，也讓我非常地感慨，右派他們當時關於新中國的很多的理想，在處於白色恐怖時代的臺灣，曾經也有許多人受到吸引和鼓舞，他們以為在中國大陸當真可以這樣大鳴大放，沒想到共產黨一夕翻臉，臺灣很多人當然也覺醒了。但是那種覺醒也是一種悲哀，這天地之大，不知道何處容身。 溫大同： 對啊，當時臺灣也是在戒嚴體制之下，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也是遭受到很大的打擊。 曾建元： 是，所以中華民族怎麼偉大復興？我覺得在20世紀，兩岸的1950年代，真是苦難深重的年代。 溫大同  好，那今天由於節目時間關係，我們就進行到這邊。謝謝曾老師！ 曾建元： 好，謝謝！ 中央廣播電臺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 2025年4月19日播出 阮芳勇文字整理 民國115年6月13日上午11時 新北板橋喬崴萊芬園校畢

  若國民黨執政並展現明顯傾向中國的態度，美日兩國對台政策預期將從目前的「深度戰略合作」轉向「高度防禦與限制性往來」的格局。這種調整主要基於美日對第一島鏈安全、關鍵技術保護及亞太區域權力平衡的考量。 以下是美日兩國可能採取的調整方向： 美國：從「堅定支持」轉向「戰略疑慮與限制」 關鍵技術與供應鏈脫鉤： 美國國務院與商務部將加強對台的科技出口管制。若台灣行政體系被認為可能向北京洩漏技術，美國可能限制 AI 晶片、半導體設備 及高階封裝技術流向台灣，以確保美國的技術霸權不被中國藉由「兩岸融合」獲取。 軍事支援與軍售降級： 雖然《台灣關係法》仍具法律效力，但美國可能降低先進武器（如 F-16V 關鍵組件、遠程導彈系統）的軍售層級，並減少美台高層軍事官員的互訪與聯演，以防軍事機密流向解放軍。 外交層級降溫： 美國會限制 AIT 處長與台灣政府的高層接觸，或在公開場合減少對台灣主權性象徵的支持，將台灣視為「需要提防的灰色地帶」而非「民主前哨」。  日本：從「生命線安全」轉向「強化邊境與自我武裝」 「台灣有事」的重新定義： 日本政府（尤其是目前的岸田或後續自民黨政權）一直視台灣為日本的安全保障關鍵。若國民黨政府展現親中，日本將不再視台灣為「可信賴的安全屏障」，轉而加速強化其「西南諸島」（如石垣島、宮古島）的導彈部署與駐軍，將防線從台海撤退至其領海邊緣。 經貿合作冷淡： 日本可能暫緩推動台灣加入 CPTPP 等高標準經貿組織，擔心台灣成為中國產品「洗產地」或滲透區域貿易秩序的缺口。  區域政治格局的調整 美日韓三角形的鞏固： 為應對台灣在第一島鏈可能出現的缺口，美日兩國將更加緊密地拉攏南韓與菲律賓，強化「美日韓」或「美日菲」軍事協作，試圖繞過台灣來建立對中國的圍堵圈。 美中「越過台灣頭」的直接談判： 當台灣政府展現對中妥協時，美日可能跳過台灣，直接與北京就台灣問題劃定新的「紅線」，台灣將失去目前在美中競爭中享有的戰略主動權與自主地位。  結論 對於美日而言，一個「親中」的台灣政府意味著第一島鏈的戰略缺口與全球供應鏈的信任危機。兩國不會放棄對台灣的經濟往來，但會在安全合作與高科技共享上建立極高的圍牆，甚至可能在「防範技術外流」的名義下，對台灣科技產業造成重創。 若台灣政權轉向明顯「親中」導致美、日對台採取防禦性調整，台灣的經濟與高科技產業將面臨從「全球核心」退化為「區域邊緣」的結構性風險。 這不是簡單的「換個市場」問題，而是台灣科技業的「根基」與「天花板」將同時遭到封鎖。以下是具體的發展預測： 高科技產業：面臨「矽牆」封鎖與信任危機 台灣半導體業能有今日地位，核心在於「美國研發設備與軟體 + 台灣製造良率 + 全球客戶信任」。 技術「斷頭」： 美國極可能將台灣納入與中國同等級的技術管制區。台積電可能無法獲得最先進的極紫外光（EUV）曝光機或 EDA 設計軟體。沒有這些，台灣的製程技術將停滯在現有水準，無法向 2 奈米以下邁進。 「去台化」加速： 美國、歐洲、日本的科技巨頭（如 Apple, NVIDIA, AMD）為了確保供應鏈安全，會強烈要求關鍵零組件在台灣以外生產。原本的「備援計畫」將變成「替代計畫」，台灣的產能利用率將大幅下滑。 人才外流與掏空： 當台灣失去領先全球的技術高度，頂尖工程師可能大規模流向美國、日本或中國，導致台灣本土研發能量枯竭。 經濟結構：重回「依賴中國」的單一化陷阱 在美日歐市場受阻的情況下，台灣經濟將不得不轉向中國市場，這會產生以下後果： 產業低端化： 中國目前正在推動「科技自立」，其需要的不是台灣的高階競爭力，而是台灣的產能與技術轉移。台灣企業將淪為中國紅色供應鏈的附庸，獲利空間被極度壓縮。 ECFA...

  台灣「科技藍」科技人對國民黨親共路線的反應與台灣科技產業發展背景分析 台灣科技界人士的政治立場常被簡化為「科技藍」或「經濟藍」，然而，針對近期國民黨中央被質疑為「親共」或「疑美」的路線，這個群體並非單一鐵板，反應出現顯著分歧。同時，台灣科技產業的崛起雖與美國的歷史支持密切相關，但絕非單方面的「完全成果」，而是台灣自主研發與全球供應鏈合作的綜合結晶。 「科技藍」科技人對國民黨路線的反應 所謂的「科技藍」群體，傳統上因重視兩岸經貿穩定與市場紅利而傾向支持國民黨，但近期國民黨高層（如蕭旭岑等人）的言行已引發該群體內部的矛盾與轉變： 沈默與避險： 許多在中國有深厚投資的台商與科技高層採取「沈默是金」的策略。面對美中貿易戰與兩岸緊張局勢，他們不願公開表態支持國民黨的激進親中言論，以免得罪美國客戶或遭台灣主流民意反噬，同時也不敢直接批評北京。這種沈默反映出對國民黨「買辦化」或過度政治操作的保留態度。 反感與轉向： 部分具影響力的科技界人士（如曹興誠）已公開從傳統藍營立場轉向反共保台，甚至發起罷免親共立委的行動，強烈批評國民黨的親共路線是對台灣安全的威脅。這顯示出科技界對「親共」標籤的恐懼與排斥，尤其是當這種路線可能危及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的信任地位時。 務實派的焦慮： 科技產業界普遍擔憂國民黨的「疑美」言論可能影響台美科技合作。隨著美國對中國科技圍堵加劇（如晶片禁令），台灣科技業對美國市場與技術的依賴加深，國民黨若過度靠攏中國，可能被視為與產業利益背道而馳。  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美國支持 vs. 自主努力 關於「台灣科技產業是否完全是美國支持的成果」，事實是：美國提供了關鍵的歷史機遇與技術源頭，但台灣的產官學界將其轉化為具競爭力的產業生態系。 美國的關鍵支持（歷史與技術源頭）： 美援與基礎建設： 早期美援穩定了台灣經濟，並協助建立了基礎工業與電力設施，為後來的高科技產業奠基。 技術轉移與人才： 1970年代，台灣透過與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的技術轉移計畫，培訓了首批半導體工程師。許多後來的科技領袖（如張忠謀）也是在美國留學與工作後回台貢獻。 市場與供應鏈： 美國始終是台灣科技產品最大的終端市場之一，且美商（如蘋果、NVIDIA）是台灣供應鏈的主要客戶，雙方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賴。 台灣的自主貢獻（非美國因素）： 政策主導： 台灣政府（如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極具遠見地推動新竹科學園區與工研院的設立，這是台灣自主的產業政策決策，並非美國直接指令。 商業模式創新： 台積電首創的「純晶圓代工」模式（Foundry），是台灣獨有的商業創新，徹底改變了全球半導體產業邏輯，這並非美國授意，甚至初期曾被部分美商看衰。 製造良率與效率： 台灣工程師與勞工的高素質、高效率及供應鏈群聚效應，是台灣科技業能維持全球領先地位的核心競爭力，這是美國至今難以複製的「台灣特質」。  結論 「科技藍」並非無條件支持國民黨，面對國民黨部分高層的親共言行，科技界已出現分化，部分甚至轉向捍衛台灣主權以確保產業安全。而台灣科技產業的成就是「美國技術源頭 + 台灣政策執行與商業創新」的混合體，將其簡化為「完全是美國支持的成果」忽略了台灣數十年來在製造工藝、人才培育與商業模式上的關鍵自主努力。

  文/詹俊平（人權律師） 今年（2026)5月15日美國川普訪問北京，習近平準備豐盛料理，要宴請川普等同行的美國人士，但萬萬沒想到，川普等人，竟拒吃中國準備的餐食及酒水而是享用美國軍機上烹調的飲食。也就是在習近平的國宴上，那些作客的美國人竟吃自己準備的便當，連中國提供的服務人員也都拒絕使用，自始至終，均使用美國的安全人員。 請問如果有一天您準備澎沛的料理，邀宴朋友共餐，但您的貴賓雖應邀列席了，您的客人竟拒吃您準備的飯菜、酒、水,您情何以堪？您會不會盛怒驅趕快人，您會不會罵一句：赣林老木！欺人太甚！從此不相往來？ 更使中國人難堪的是，川普及與其同行的美國人，無論是官是商，無論職位大小，凡在中國拿到的，使用過的東西，一律全部丟棄在登機口的垃圾桶内，不准帶上飛機。 川普及與其同行的美國人，進了中國似入鬼域，深怕妖鬼纏身，深怕中邪、中毒。 據說中國習近平將於今年九月間回訪美國，屆時習近平不知會有何舉措？以回應川普在北京對他幾近羞辱的行止，我們且拭目以待，等看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