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網路瘋傳一段影片。 黃仁勳拿著小朋友送他的紅豆綠豆冰棒，看著旁邊的大人起鬨叫小孩跟他講英文。 他卻轉頭用台語問小朋友： 「你袂曉講台灣話喔？」 小朋友三次都答不出台語。最後黃仁勳直接用英文跟他說：「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 大人們還想繼續用英文跟他互動，黃仁勳加了一句美式幽默，說小孩不一定要聽爸爸的話，但一定要聽媽媽的話。全場大笑。 我看完這段，心情其實有點複雜。 黃仁勳是回到他的故鄉。對他來說，小孩用英文跟他講話，他並不覺得了不起。真正讓他眼睛一亮的，是回到台灣這片土地，能再聽到熟悉的台灣話。 但這個願望，在 2026 年的台灣，越來越難實現。 老實說，現在台灣話比英語還好的小孩，恐怕比「日本壓縮機」還要稀少。 英文比任何本土語言能力都好，已經是現在台灣小孩普遍的狀況。 我必須說，這真的很悲哀。 我們是一個過去因為被殖民、被迫放棄自己語言的族群。 接著在民主化之後，我們又開始追求另一種更強勢的霸權語言。 殖民者換過幾次，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不斷被擠到角落這件事，幾十年來沒有真正停過。 數字會說話，2020 年的社會普查，14 歲以下的小孩，主要使用台語的只剩下 7.4%。 下一次普查我有預感，15 歲以下會掉到 5% 以下。其他本土語言更不用說，慘不忍睹。 黃仁勳在台灣是個什麼地位的人？ 他要土地，行政院想辦法。他要電力，台電想辦法。連台北市府的變電所卡關吵成一團，他講一句話都會被全國媒體當頭條報。 他的話，在這座島上是有政治份量的。 那這次他親口示範了台灣話、又對著鏡頭說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請問執政者跟在野黨有沒有要把這句話聽進去？ 真的要把「雙語政策」改成「我們是不是先把孩子的母語撿回來」？ 如果連英文都比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更被家長認真教，那這場關於台灣主體性的對話，最終會在我們自己的下一代身上消音。 黃仁勳今天用台語給孩子上了一課，也給政府上了一課。 You need to learn Taiwanese. 我們要讓孩子找回母親的舌頭。

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要帶著十四人訪問團訪美，又說要談台海和平。 若說蔣萬安是讀稿機，那鄭麗文會是讀誰給的稿？ 還記得鄭麗文上個月率團訪中嗎？ 當時就有學者直接點名，那趟是中共對台資訊戰的一部分。 因為鄭麗文當時的訪問主軸完整呼應北京論述，把台海緊張的責任推給美國，把國民黨包裝成台灣唯一的和平選項。 這次訪美，鄭麗文自己不夠紅，她還帶上了中常委勤彭蓁。 勤彭蓁是中配，全國台企聯常務副監事長，昆明台商協會會長。台企聯這類組織，章程白紙黑字寫著支持中共對台統一，受國台辦管轄。 勤彭蓁本人也曾公開表示協會要「繼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喊過「期盼兩岸能夠早日統一」。 從訪中到訪美，從說的話到帶的人，這些都是鄭麗文的立場宣示。 美國的立場一直都很一致，支持台灣獲取與所面臨威脅相稱的關鍵防衛能力。 說來還真悲哀，眼見國際盟友都在力挺台灣壯大自己。一個拿盡台灣資源的政黨，仗著台灣民主給的空間，在國際上替中共背書，這就是國民黨的台海和平學。 台灣人也應該說清楚：國民黨跟中共同聲調，人民都看在眼裡。只要國民黨還在拿台灣的民主空間替對岸服務，就是對台灣人的背叛。 威脅不只來自外面。國民黨在立法院幫中共擋軍購、在國際上替中共傳話，用的是台灣給它的資源，踩的是台灣前輩流血換來的民主地基。 這是我們的家。不是任何人的籌碼，不是可以拿去換和平假象的交易品。

昨天是賴清德總統執政兩週年。 站在這個時間點回望，台灣所處的位置並不輕鬆：外有壓力，內有矛盾，但這片土地上仍然有著韌性與生機。作為一位醫師、一位母親，也是一位政治工作者，我想誠實地說出我的觀察，不迴避問題，也不放棄希望。 若要替這兩年來的執政開出一張總體檢報告，在主權與國防的立場上，賴總統的方向是清楚的。今天賴總統談到，台灣的未來不能由外部勢力決定。面對中國持續以軍事威脅、統戰滲透，總統明確拒絕「把統一包裝成和平」，也強調國防預算與民主韌性的重要，這些都值得高度肯定。 然而，主權的捍衛不能只停留在對外姿態。在國家正常化的內部進程上，去除威權象徵、推動正名的步伐依然遲緩。我一直都認為，抗中不是台灣獨立的終點，國家正常化才是方向。對抗中國統戰與確立台灣認同，本來就是同一件事的兩面。如果我們始終困在「中華民國」的歷史枷鎖裡，不能夠跳脫出爭奪中國代表權的牢籠，那麼認同的模糊地帶就會持續成為外力介入的縫隙，中國就永遠能利用這份認同混亂，繼續在台灣內部製造破壞與分裂。 另一方面，儘管台灣受惠於全球科技供應鏈重組與「五大信賴產業」的布局，宏觀經濟確實繳出了亮眼的成績單。但對基層人民來說，每天睜開眼面對的不是 GDP 曲線，而是高房價、低薪資、日益增加的育兒成本，以及逐漸吃力的醫療支出與沉重的生活壓力。 「總體繁榮」與「基層剝奪感」之間的落差，是我作為心臟外科醫師感受最深的一道裂縫。 台灣的醫療支出僅佔 GDP 的 6.9%，遠低於 OECD 平均的 9.9%。長期投資不足，導致民眾自費比例已逾三成六，得到的照護卻越來越不穩定。我們在一年內新增超過一兆五千億的經濟產出，卻讓受薪階級苦撐健保保費，而資本利得者卻能合法規避；我們通過了三班護病比的修法，卻沒有對應的預算補足人力，護理師仍然黯然離開，讓法案形同只算人頭的數字遊戲。 我認為，台灣現階段在國內施政上真正的考驗是，政府願不願意把經濟成長的果實，用來投資國民的健康與社會安全網？一如我所長期呼籲的，健保收費制度必須公平改革（推動家戶總所得與補充保費改革），並將國家的醫療投資拉高至國際水準。 然而，把經濟成長的果實用於投資國民的做法，不應該淪為大撒幣政策。 對於總統今天宣布的0到18歲每月5000元成長津貼，我認同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的評論：對生育率的效果有限。反倒是行政院發布輔導各級企業轉型友善育兒職場的政策如職代津貼、假別改制等，是真正站在家長角度的制度改革，值得肯定。 身為一位來自基層的媽媽，我衷心認為，確保科技與經濟的紅利能成為真正接住中產家庭、年輕世代與基層醫護的安全網，讓民眾感覺到自己「沒有被體制拋下」，才是政府應為的方向。 如今的國會，藍白聯手杯葛國防預算、阻擋政府施政。最讓人痛心的是，當中國加大對台武力威脅時，台灣內部卻有人一邊喊和平、一邊擋軍購；一邊說要穩定兩岸、一邊接受九二共識與一中框架。他們自稱是負責任的在野監督，但實際上的表現，是在台灣最需要強化自我防衛時，從內部拆解國家的防護網。這般作為，令人不齒。 但我也要直言，藍白亂政固然荒謬，執政團隊還是責無旁貸，必須把台灣帶出空轉的泥淖。賴總統應更積極運用行政資源，推動讓人民有感的改革，重建社會信任；同時以更清晰的政治論述，重新凝聚公民社會對台灣未來方向的共識。 過去這兩年，台灣最嚴重的危機不只是法案被亂修、預算被杯葛，在大罷免之後，許多人開始感到無力與茫然，我們到底要往哪裡去？這份茫然不該被輕忽。一個政黨若只想守住選票、迴避風險，久而久之，政治就會失去理想，本土陣營將只剩下防守，社會在焦慮中逐漸停滯。 但是，台灣社會並非沒有共識。 高達九成的台灣人拒絕被中國統治，珍惜現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這股龐大的民意，不該只在投票日被召喚，而更應被組織成持續的公民能量，推動歷史進程。 如同台灣基進黨黨主席王興煥所說的，2004 年的「百萬人牽手護台灣」，曾經把本土政黨、公民社會與台灣人民緊緊串在一起，用身體排列出國家的邊界，守住了民主政權。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面對中國威脅、國會亂政與認同混亂，台灣需要一次新的歷史性動員。 我期待賴總統不要只是「穩住局面」，更要打開國民對台灣作為一個美麗國家的想像；更要提出清晰而具體的國家未來藍圖，帶領台灣人捍衛主權、深化民主、強化國防、落實公平正義，並勇敢邁向台灣正常國家的下一步。 因為我們要守護的，是下一個世代。 我希望我的兩個孩子，有一天能自由、驕傲地說：台灣，是我們的國家。 台灣人不能只在 520 這天勇敢。我們必須每一天都勇敢。

去年，藍白聯手將「519白色恐怖記憶日」從法案中強行抹除。身為女性，我想趁今天分享幾個關於這段歷史裡，那些不在課本裡的故事。 女人的身體有它自己的節奏。月經、懷孕、哺乳，這些再日常不過的事，在監獄裡全都變了樣。擁擠、刑求、恐懼，讓女性政治犯的身體承受難以言喻的苦難。 時間回到 1949 年 5月19日，中國國民黨政府宣布戒嚴，從此開啟長達數十年的政治迫害。 許月里 入獄時懷著孩子。她被關進不到十坪、塞了將近四十個人的軍法處牢房，每夜躺在地板上睡不著，原因不只有恐懼，更是因為她在保護腹中的孩子。在那個像沙丁魚般擁擠的牢房，深怕半夜如廁的難友一腳踩到，腹中的胎兒就這樣沒了。 曾碧麗 因基隆中學案被捕，關進保密局時已快臨盆。審問者把她的長髮綁成辮子，吊在半空中刑問，導致胎盤早期剝離、血流不止。審問後曾碧麗被搬到審問室，保安局不敢送她去外面醫院治療，只能在審問室生產。曾碧麗沒有吃東西，沒有力氣。最後只好用剪刀剪開。 「頭髮長、被吊起來打」的畫面成了整個監獄女性政治犯共同的創傷。張金爵從那時起再也不敢留長髮，「我就把頭髮剪掉，剪得越短越好，短到不能綁起來吊我為止。」 受難者張常美說，女人被關進去，月經都不會來。她從被抓起整整一年沒來。後來才知道，不只是她一個人。「大家的月經都不來，不只是我。」那是身體對極端恐懼的唯一回應。 還有那些在獄中生產、奶水卻因為營養不足而乾涸的母親。她們的孩子喝著稀薄的脫脂奶粉，嬰兒的哭聲穿過牢房，沒有人能做什麼。 這些歷經苦難政治犯，好不容易活了下來，留下了這些故事。後來學者花了數年，接力從口述史料裡一片一片拼回來。它們過去不被社會重視，不是因為不重要，是因為有人不想讓你知道。 內湖新生總隊，是當年關押政治犯的政治集中營。政治犯在這裡等候、進行思想改造，再被送往綠島。那些在審問室裡生產、在牢房裡失去月經、在鐵窗後奶水乾涸的女性，在腳下的這塊土地上同樣發生過。 藍白刪掉草案，讓記念日從法條裡消失。但他們刪不掉那些女性的名字，也刪不掉她們身體所承受的一切，歷史不會因為被人刪去就因此消失。 這些女性努力撐過來，留下故事給後代。今日我們記住這些過往，不僅讓悲劇不再重演，也讓我們更有力量向前。

前幾天，台南警察車禍的事件讓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對整個社會來說，失去一個優秀的員警，對警察的親友來說，失去的是至親好友。 事件發生之後，我看到網路上大量的網友，開始群起圍攻肇事的大學生。看到那些排山倒海的仇恨言論，我其實有些困惑，因為那些攻擊都已經偏離對事件本身的討論，而是大量的人身攻擊。 後來我才發現，這位大學生的機車上，貼著一張台獨貼紙。原本是一個單純讓人心碎的交通事故，是否因為政治立場，無限上綱成全方位的網路霸凌？沒人說得清。 大家應該有印象，這整個禮拜網路、媒體大量報導肇事大學生，一出車禍冷血反覆去查看自己的機車車損。有人在threads上面說他事發隔天去吃火鍋，在學校跟朋友談笑風生。他去靈堂捻香下跪，也被放大檢視說他的眼神看起來毫無反省跟悔意。 直到昨天才有人注意到，原來那段引發全網眾怒、指控他一車禍就查看車損的畫面，其實是來自中國的帳號，是用 AI 惡意變造出來的假影片。原來的畫面裡，大學生確實有瞄機車狀況，但主要是在跟遊覽車司機討論後續處理。而在事發的第一時間，他是先報警。 至於說他隔天去吃火鍋的threads帳號早就刪除，而事發後他根本沒有去學校，所以也無從跟朋友嘻笑。大家說那沒有悔意的眼神，就是被網友們惡意地看圖說故事。 今天我發這個文，不是要幫肇事大學生卸責，這也跟政治立場完全無關。我們應該要就事論事，大學生他需要負起一條生命的責任，也需要為自己的過失面對法律的處罰。 但是我們一定要注意，在這個網路普及、甚至 AI 技術已經足以亂真的時代，我們看到一個瞬間點燃我們怒火、讓我們感到極度憤怒的訊息時，我們真的要稍微停下來想一想。 這背後，想要刻意帶起我們這種情緒的動機，到底是什麼？ 正義不該是被操弄的工具。如果我們放任自己被 AI 製造出來的假象挑起仇恨，讓社會持續陷入極端的仇恨言論、政治立場的對決當中，那就是落入了有心人士的圈套。尤其台灣是受中國認知作戰的重災區，這次的事件又涉及中國變造的AI，我覺得他們的目的是什麼，這已經不言而喻。 希望大家看到這篇貼文後，仔細想一想，當看到令你憤怒的消息時，如何保持冷靜、如何發掘真相，這才是我們守護這個社會不被輕易撕裂的最後防線 。

最近有公教團體抗議陸委會的忠誠查核，覺得政府在找麻煩。 但我想先說一件剛發生，且相當嚴重的事。 移民署和關務署各有一名基層科員，趁假期去中國旅遊。中共國安人員在深夜直接闖進他們住的飯店房間，一待兩到四個小時，問家庭成員、問工作內容、翻手機裡的LINE和微信紀錄。兩人回台後通報，這些經歷才被外界知道。 這兩位只是一般去觀光的公務人員，沒有任何特殊身份。 陸委會指出，中共事前就已掌握這些人的身份，連住哪間旅館都清楚。而且接觸範圍一直在擴大，從軍警、海巡、地檢，現在延伸到移民署、關務署這類一般行政單位。職位普通，現在也會被中共情報、公安體系盯上。 正因為這樣，我支持陸委會推動忠誠義務查核制度。 要求公教人員定期簽署具結書，聲明未在中國設籍或持有中國身分證。我知道有人覺得這是「忠誠審查」，感到委屈。 我相信絕大多數公務員和老師都是清白的。但這套查核，就像我們每年做的健檢，不是因為懷疑你有病，而是因為外在環境不斷改變，風險始終存在。 就像每年流感病毒都會變種，疫苗也需要一起更新。中國的滲透手法也是一樣，一直在調整、一直在擴大範圍。國家定期確認、更新防護資料，是對整個體系負責，也是在向中國表態：台灣的公務體系有在把關，我們知道怎麼保護自己人。 中國這幾年對台灣的施壓愈來愈直接，利誘、威脅、蒐集情資，目標早就不只是高層，而是每一個可能接觸政府資訊的人。 在這樣的現實下，要求公教人員確認自己的身份狀態，是合理的制度保障，也是給每一個清白者最基本的保護。 我每天開刀時都會戴口罩、戴髮帽，這是手術室的基本規定。我不會因為醫院要求我這樣做，就覺得「醫院要求我病毒查核」，反而覺得有多一層防護，對我自己、對患者都是安全的保障。

區桂芝老師又上中國央視了，仗著台灣的言論自由，在中共官媒上主張台灣零軍購，說台灣人只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 我有個誠懇的建議：既然都已經上中國官媒了，下次能不能順便跟習近平喊一聲，請他也降一下中國的國防預算？ 畢竟，中國 2025年軍費約新台幣8兆710億元，連續四年增幅超過7%，而且這還只是檯面上的數字，實際支出粗估是公開數字的兩倍以上。台灣這邊在討論要不要軍購，對岸每年以超過 7%的速度擴軍，這個畫面，不曉得區老師怎麼看。 她應該很有管道的。先前接受新華社專訪批課綱，現在又上央視談零軍購，這麼受中共官媒歡迎，應該可以勸勸習近平省點軍費吧？ 看著區桂芝的世界觀只有中國，也是很感慨。畢竟區桂芝的世界觀，跟現在的台灣孩子相差太遠了。 台灣的學生不用翻牆就能看世界，資訊管道多到老師塞都塞不完，有自己判斷的能力，也有對不同意見說「我不同意」的自由。台灣的小孩擁有豐富的學習資源和管道，不需要有人跑去中國官媒幫他們下結論。 倒是在中國，學生能上的網站、能讀的課本、能討論的話題，每一項都有人替他們決定好了。區老師如果真的在意教育，或許可以先勸勸中國官員不要只講黨的故事。 我想給孩子的，是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發展，豐富多元的世界。面對威脅，我想教孩子的是勇敢發聲，練習為自己的權益奮鬥。不是躺平，不是投降，也不是在恐懼裡一退再退。這是我對自己的期待，也是我在政治中持續努力的理由。

上週五(5/8)立法院審議的是《醫療法》第12條修正草案，核心就是大家談了很多年的「三班護病比入法」。 我相信一般民眾，甚至連護理人員，都不太能理解現在國會中對護病比的爭執點，又看到不同的政黨對彼此法案版本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所以我想簡單說明一下。 中國國民黨版本，針對護病比並沒有明確的規範，而是「交由主管機關訂定」。方向上更偏向醫院經營管理端考量，不只刪除了原本的諮詢委員會設計，也降低了護理專業在制度中的參與權。 民進黨版本將「一般病床三班護病比」原則入法，但具體標準與細節，則交由中央主管機關成立的諮詢委員會討論與定期檢討，強調制度協調與整體醫療量能。 而民眾黨版本，反而是三黨之中最貼近第一線護理人員長期訴求的版本。不但要求將三班護病比明確入法，也提高護理專業代表在諮詢機制中的比例，希望讓真正站在第一線的人，能對制度有更大的主導權。與民進黨版的差別只在於護理人員代表比例，民眾黨要1/2以上，而民進黨只有1/3。 我必須要說：無論黨派，沒有諮詢委員會的版本，就是最威權的版本！但這卻是民眾黨護理立委邱慧洳最後投票支持的版本。 她的理由是，一定要1/2以上的護理代表她才接受，如果沒有達到，她連委員會都乾脆不要。 這個發言真的匪夷所思，是吃到黃國昌的口水吧，不能吃牛排所以乾脆餓肚子？ 我知道很多護理師會覺得，沒有拿到 1/2 的席次，在委員會裡就是會被資方欺負。我完全理解這種在醫療體系內長期處於弱勢的不安全感。 但如果在法律上能先搶下 1/3 的法定席次，這就是一個能讓第一線聲音進入體制、打破黑箱的立足點。拿全民健康保險會來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就只佔1/3都不到。而這其中還包括醫院、牙醫、護理師、藥師等各專業！ 護理師代表如果佔諮詢委員會的1/3，其實是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力的。至少會議中的各方立場、決策原因都可以拿出來公開檢視、遊說。 醫療人員因為業必歸會的制度因素，代表醫師、護理師和牙醫師等職業的全聯會都更加具有政治性，也很難跳脫資方的思考方式。 然而曾經以「超越藍綠」為號召，並口口聲聲說要與基層護理師站在一起的台灣民眾黨，最後卻放棄自己的版本，這其實也反映出台灣第三勢力長年最根本的困境：如果一個政黨沒有真正的主體性，沒有足夠清楚的價值與路線，那麼再多懷抱理想的人進入體制，最後都可能被迫在藍綠夾縫中妥協。 因為只靠「不要藍綠」是不足以完成改革的。真正能推動改革的，必須是一個有明確價值、有主體性、能夠在壓力下依然堅持方向，承擔改革代價的政治力量。 否則，當政黨本身沒有穩定立場時，專業者最後就只能成為政治協商中的裝飾品。 今天的護病比入法，對醫療人員的勞權是往前走了一步，但我們也錯過了一個讓第一線真正拿到法定代表權的機會，這表示接下來主管機關的認定、協調說明會的進行，我們都要花更多精力去繼續關心。

「我不需要對老太太說明。」 「我看他就像小白兔誤入叢林。」 這些話耳熟嗎？記得是誰說的嗎？ 為什麼，在台灣對女性的評論，常常要扯到年齡？ 我們當然可以對任何媒體人的爆料風格與新聞倫理進行嚴格檢驗，但這不代表，台灣社會應該容忍針對女性政治工作者的「年齡與性別羞辱」。 政治圈對女性的年齡羞辱，其實是充滿雙重標準的。 吳音寧當北農總經理時是44歲，被說是小白兔；其實這個年紀，剛好也是蔣萬安就任台北市長的年齡，但我幾乎沒聽過有人說蔣萬安「小孩穿大鞋」，大多數人反而是肯定他「年輕有為」。 王世堅委員口中的老太太是72歲；同樣年齡的男性媒體工作者，如趙少康（75歲），我想不會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會因為他的年紀，就用「老爺爺」來暗示他年老昏庸、無法處理複雜資訊。 年齡在男性身上是加分的歷練，在女性身上卻變成怎麼做都不對的貶義詞。這種刻板印象，不只在政治人物身上看得到，在各行各業都同樣存在。 但回歸到這次衝突的起點，我更想點出另一個結構性的民主倒退。 王世堅委員評論蔣萬安心胸寬大，脈絡是認為自己長期監督市政、多有批評，「蔣萬安卻仍然客客氣氣，真是心胸寬大」。 這種論述其實非常危險。 議員是我們選出來監督市府的民代，市長接受監督、備詢時保持客氣，本來就是民主機制下的「基本義務」。 王世堅委員長期以「扶龍王」為形象，拉抬藍白營的政治人物。但如果為了維持這個幽默的人設，把市長理所當然的「接受監督」，過度美化成「寬宏大度」，這不只是矯情，更是拉低了台灣民主監督的標準。

「安鼠之亂」看到現在，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台北市民普遍高學歷、高社經地位，專業人士比例這麼高，但我們居然可以長期容忍一個缺乏專業治理的市府。 我從一開始就強調，台北的鼠患問題，不該被操作成政治問題，而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問題。 先講清楚：台北的整體衛生，在國際城市中仍然是前段班。但也正因如此，我們長期依賴「本來就不錯的體質」，卻沒有建立一套系統性的治理方法。 就像一個從沒生過病的老人，以為自己特別健康，當症狀出現時，反而不願意面對、怪東怪西，等到病情惡化了才開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卻又治標不治本。 問題是，台北這個「健康的城市」，接下來面對的挑戰只會更多，健康檢查不能再拖。 我們有全台人口最密集的住宅與商業區，廚餘與垃圾管理至關重要。不要以為人口外移會減輕壓力，因為離開的往往是青壯年勞動力，缺工只會讓環境維護更加困難。 更不用說，在台北消費、製造垃圾的不只是台北市民。全台最多的觀光活動，也意味著更多跨文化的生活型態與垃圾型態，需要被管理。 再來，台北同時擁有全台最多的危老建築。任何看過《全能住宅改造王》的人都知道，一旦翻動長期未處理的環境，老鼠、蟑螂一定會竄出。都市更新過程，本來就會伴隨大量害蟲問題的浮現。 上述種種問題，不會因為市長是藍的還是綠的就不發生。差別只在問題爆發時，我們的市長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與魄力去進行跨局處整合，擬定未來城市運作的規範，增加應該要編制的人力，納入科學公衛手段。 台北市民希望看到的是：市府開始建立鼠跡地圖、盤點熱區、分析垃圾設施不足的區域、調整清潔隊人力配置，並把這些數據納入都市規劃。 包括建築規範、下水道清理、傳統市場環境改善，都應該成為優先政策，而不是臨時反應。 地方政府的本質，就是服務市民。 過去日本時期曾出現「南無警察大菩薩」的宣傳，雖然反映的是權力集中的統治，但也提醒一件事——政府的責任，本來就包含「疫病預防」這樣最基本的公共衛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