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過瑞士起司理論嗎？   在醫療現場，如果發生醫療疏失，為了避免同樣的問題再度發生，身為醫師，我們會去討論系統性的原因，這個叫做「瑞士起司理論」。 而當每一個漏洞都沒有被安全機制填補，悲劇就發生了。 少棒性侵案，同樣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檢討。不是因為加害者不可惡，而是因為家長們最關心的，不只是壞人會不會得到最嚴厲的懲罰，而是我們的制度，到底要如何避免這件事再度發生？ 一個曾經兩度性侵兒少的人，因為良民證的制度設計，前科可以消失，重新進入孩子的世界 ── 這是第一個漏洞。 學校在聘任時，只看一張明知有漏洞的良民證，沒有進一步查核 ── 這是第二個漏洞。 到了2021年，系統已經可以查到前科，法律也要求每年查詢，但整整三年，沒有人查，沒有人督導。這不是能力問題，這是選擇不作為 ── 這是第三個漏洞。 在校園，一個教練長期把孩子單獨帶進密閉空間，用固定的理由接觸身體，甚至拍攝影像。這些都是再明顯不過的警訊，但沒有任何一個機制，要求有人必須發現、必須通報 ── 這是第四個漏洞。 最後，事情爆發之後，教育局說要處分，卻一年都沒有核定，連受害人數都掌握錯誤 ── 這是第五個漏洞。 五道防線，全部失守。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加害者的殘忍，而是一個系統，如何一步一步，把孩子推進一個無法逃出的傷害裡。 而最諷刺的是，在這樣的制度崩壞之下，台中市政府卻還在經營一個「盧媽媽」的形象。 一個真正守護孩子的市長，不會讓一個有前科的人進入校園。 一個真正守護孩子的市長，不會在法律已經規定的情況下，三年都沒有查核。 一個真正守護孩子的市長，不會在案發一年後，連基本的責任處分都做不到。 那麼，如何將兒少安全網千瘡百孔的起司漏洞擋住呢？，其一，「兒少工作證」能在第一層為兒少安全把關，避免高風險人物輕易接觸兒少。其二，憲法法庭應正視台灣過去制度漏洞所造成的傷害，讓這些受害者有追求正義，讓加害者得到應有懲罰的權利。 預防勝於治療，但萬一受到傷害了，也要盡力療癒撫慰。          

你有聽過一句話是「食人飯，犯人問」嗎？ 其實就是吃人嘴軟，拿人手短的意思，和中國國民黨分享。 一如預期，鄭習會結束後中國又搬出以「惠台」為名的統戰老招。觀光開放、農漁輸入、直航恢復，聽起來好像很友善。但過去的經驗已經說得很清楚，這些是讓中共掌控節奏的統戰工具。 台灣基進長期主張，中國對台的策略是「以商逼政」：先讓利、先給甜頭，讓特定產業與地方社群對對岸市場產生依賴，再把這份依賴轉化成政治槓桿。這就是所謂的「養套殺」，用正常交流的外衣包裝統戰目的。 過去鳳梨、釋迦、石斑魚的案例，台灣農民都還記得。先大量採購、讓依賴形成，然後在中共隨便找個藉口又片面喊停。現在這十項措施，邏輯完全一樣。 今天早上看到另一條香港的新聞，讓我不自覺把兩件事放在一起想。 香港政府正推動一項計畫，對象是約七千名在2019 年反修中運動中被捕但未被起訴的人，安排他們赴中國「認識國家」、接觸國安相關內容，部分人進入港府部門實習，條件符合者甚至可能成為公務員。講白了，就是把曾經站出來反抗的年輕人，重新拉進中共體制中改造。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邏輯完全一樣。對台灣，中國用農漁、觀光、惠台紅利來拉攏；對香港，用「更生計畫」、愛國教育、實習機會來改造。本質都一樣：軟化抵抗意志，放進中共框架重新塑造。 從台灣到香港，乃至新疆，招式都一樣：威脅利誘並行，要的是「成為中國喜歡的樣子」。 再看台海問題。中國這幾年持續在法律和國際輿論上操作「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的說法，試圖讓台海從國際公認的自由航行水域，變成他們主張管轄的「內海」。 國民黨立委還曾提案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法律框架上模糊台灣的主權地位。這不是小細節，一旦我們自己先把台海的性質說模糊了，未來面對衝突，國際社會就很難介入幫助台灣。 這讓我想到公共衛生裡很基本的一個道理：有些傷害不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期把防線一點一點磨薄。等到出事那天，才發現每一個「沒什麼大不了」的決定，疊加起來就壓垮整道防線。 現在正在發生的，就是這樣的過程。 中國用惠台政策製造依賴，國民黨把這些措施包裝成交流成果大力宣傳，讓台灣社會內部開始有人覺得「對岸也沒那麼壞嘛」。這種輿論氛圍一旦形成，台灣在面對中國軍事和經濟的雙重施壓時，就很難凝聚一致的共識。製造台灣內部分裂，本來就是統戰目的之一。 台灣這幾年在國際能見度、民主韌性、科技與產業實力上走出了自己的路，靠的是台灣自己一步一步積累的，跟對岸市場的開關沒有關係。更別提對岸處處在國際上打壓台灣、連友台盟國一併威脅。 中共蓋的糖果屋，裡面藏著什麼惡心我們都看得到。只有國民黨領著台灣納稅人的薪水，卻配合中國想引導台灣人走進去。

戲裡的情感是真實的，戲外的打壓也是真實的。 《陽光女子合唱團》電影裡的幾位女性，各自面對不同形式的壓迫，卻在最艱難的處境裡，做出守護理念、或為自己討回尊嚴的選擇。我想，被這部片感動的觀眾，心中也想到某些生命中堅韌的角色與時刻。 這些故事之所以打動人，是因為它們描繪的壓迫是真實的，那份在絕境中不肯放棄的韌性，是我們共有的情感。 但戲外發生的事，卻完全反其道而行。 台灣觀眾自掏腰包購票，把這部片推上7.4億的票房，文化部也撥了 1800 萬元的輔導金，更有無數觀眾帶著真實的情感走進戲院。 很可惜，片方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在官方微博自我矮化為「中國台灣地區華語片影史票房冠軍」。 文化部的聲明說得很清楚：中國刻意利用市場力量製造矛盾，迫使台灣的製作團隊在「接受統戰標籤」與「被市場封殺」之間二選一，這是中共設計好的困境。 看診時，醫生都被訓練要辨識系統性風險，也就是不看單獨事件，而是整個環境結構的狀況。這次事件需要被認真對待，是因為它示範了文化滲透最隱蔽的一種形式：不需要直接施壓，只要讓市場利益夠大，就有人會為了被看到，而自己蹲下來。 戲裡那些女性告訴我們：面對壓迫，可以選擇反抗，可以為了尊嚴付出代價。 但眼前發生的事情，片方對於威脅、壓迫，全盤接受，毫不反抗。 我想文化部呼籲說得好，唯有台灣的自由民主環境，才是孕育好故事的土壤。但土壤需要有人守護，受這片土壤滋養的我們更該挺身而出！ 我們現在能做的，是繼續支持真正願意站穩立場的台灣文化產業。把這個市場撐起來，創作者才有說不的底氣。不然螢幕上那些動人的韌性，就只存在在電影裡。

柯文哲一審被判十七年，我心裡其實是非常感慨的。畢竟都是醫師從政，看著他一路走到這個境地，真的會想問他，值得嗎？ 之前曾經跟先生老陳聊過，覺得當醫生真的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不只是因為這份工作穩定、受人尊敬，而是因為這份工作的本質，就是幫助別人。 「等於你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做好事、積陰德了耶。」我開玩笑地說。 政治工作就不是這樣了。我相信無論什麼立場的人，應該都會認同我說：有些政治人物，請假在家不要上班，對台灣人民的幫助都比較大吧？ 柯文哲被判刑的原因，其中很大的一個是收賄。 我印象很深，他曾經在某一個演講的場合說到，「所有政治人物都有基金會，只有他沒有。所以大家都可以送里長竹筍、禮物，只有他不行。」 乍聽覺得他清廉又委屈，但其實，他當初的這段話，隱隱預告了今天的下場。 自己選舉了這幾次，雖然也不能說經驗老道，但我有在心中簡單歸納出台灣的政治結構，以現實層面分為兩種：靠著恩庇侍從體制建立起的利益共同體、和認為現況需要被改革的理念派。 利益共同體講起來不太好聽，但是一個政體要長期運作，這就是最穩固的組織方式。所以我並不覺得這是罪大惡極的事，反而覺得這樣的現況是生物本能，很難完全消失。 （舉例而言，藍綠都各有國營事業、黨營事業的位子要分配，各派系也都會推出自己的接班人。） 而靠著理念相同而合作的改革派，不論是因為看不慣所謂的「派系」、「酬庸」，或是覺得台灣既有的政治結構、選制有很大的問題，但要站出來改革、取代既有勢力，你就不能這麼羨慕既有勢力的運作方式呀。 柯文哲的問題，就在於他打著改革派的口號，卻沿用傳統利益結構的選舉手法，嘴唸經、手摸奶，不僅辜負了廣大的信徒，也打亂了利益共同體的「默契」。 為什麼我前面會說，他抱怨政治人物有基金會的這段話，隱隱預告了今天的下場呢？ 因為那句話的本質，其實不是在講他很清廉，而是在講心裡的「不平衡」。 個人淺見，一旦對於參與公共事務後所受的苦，心裡有不平衡，就沒辦法當改革派了。 我開始選舉後曾告訴自己：如果出來參選，面對這些攻擊和辛苦，你要覺得委屈，那你就回去當醫生。 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樣，站出來參選、從政，為的是要讓這個體制更健全，讓台灣可以更好，而不是為了個人的權力累積，那其實除了委屈，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委屈的心情，很容易導致扭曲的心態。 而一個掌握權力、卻心態扭曲的人，往往比單純為了私利鑽漏洞的人，更可怕。 因為他會說服自己和支持者，這一切都是「不得已」。 這篇文章，可能不見得每個人都看得懂，甚至也有點不知所云。 但我想跟那些曾經和我一樣，在這條路上掙扎過的人說一句：你永遠都是有選擇的。

今天這場「鄭習會」，說穿了就是鄭麗文配合中國，試圖把台灣綁進中國的框架裡。 習近平在會中說什麼「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堅守九二共識與反台獨」，把兩岸關係的解釋權牢牢鎖在北京手裡。中共再畫一個大餅：只要配合中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和平就會到來。 但就在人民大會堂握手畫面播出的同一天，周邊海域的軍演照常進行。這就是中共對台灣一貫的「棒子與胡蘿蔔」策略。只要你不配合走向統一，胡蘿蔔隨時換成飛彈。可見製造台海緊張局勢的，從來就是中國自己。 面對這樣的政權，鄭麗文選擇了什麼？ 她在會中隻字未提抗議，台灣人對中國的厭惡全都被消音，反而大力稱讚中國發展「成就非凡」，還暗諷台灣盟友美國，說什麼台海不要成為「外力介入的棋盤」，根本照抄習近平的統戰論調。 一個在野黨黨主席，跑到對岸幫對方背書，這種表演，只顯示自己是魁儡罷了，代表不了台灣人民。 更諷刺的是，她自以為是和平使者，換來的卻是北京毫不掩飾的輕蔑。中共注重排場，外賓配備禮車是基本。可惜這次鄭麗文只是臨演，只能和隨行人員擠公務巴士，再被外界笑稱「隨車小妹」。 北京用這種方式測試她的底線。她照單全收，繼續笑臉迎人。 我自己身為一個媽媽，我從來都是這樣教孩子的：面對威脅，先搞清楚對方的意圖，再讓自己夠強，讓對方不敢輕舉妄動。笑著退讓換來的從來不是尊重，只會讓對方更確定你好欺負。 必須說清楚：鄭麗文的所作所為，不代表台灣。 台灣的主流民意很明確：台灣的未來只有台灣人能決定，中國必須立即停止軍機艦擾台、對台灣的威脅與壓迫。這才是這塊土地上大多數人真實的立場。 歷史一再證明，向威權妥協換不來自由，更沒有真正的和平。台灣的尊嚴與安全，只能建立在強而有力的國防實力上。面對當前的中國，任何示好都只會被吸進統戰的論述裡，成為對方的宣傳素材。 面對中國更強力的統戰攻勢，請大家保持清醒與堅定，我們一起守住台灣，把完整的家園交給下一代。

完徐春鶯案的起訴書，讓我想起早在2023年，我就曾經公開徐春鶯的背景，多次叩問民眾黨的提名動機。 當時我特別提醒大家，民眾黨用「多元」來包裝統戰，企圖把有統戰背景的徐春鶯送進國會。還記得當時柯文哲面對質疑，總是一再閃躲、說詞反覆，甚至還謊稱自己從未見過徐春鶯。如今對照檢方的起訴內容，可見當時的擔憂絕非無中生有。 大家常看到我拍衛教影片，每次說「預防勝於治療」，這個原則放在國家安全上一樣適用。無論最終法律判決結果如何，中共意圖在台灣發展在地協力網絡、刺探情報、干預選舉，是現在進行式，不是推測。起訴書中所描述的滲透手段，值得每個關心台灣未來的人認真了解。 根據檢方的調查，中共統戰機構長期以「服務中配家庭」作為掩護，在台灣建立私密的聯繫管道。他們藉此收集台灣的政情與選情，甚至監控國內中配的日常言論與活動，讓許多嚮往自由的中配朋友，在台灣依然受到無形的壓迫。 真正應該被保護，應該有人替他們發聲的，是這些中配家庭，而不是拿紅錢、開保時捷、干擾國會運作的統戰中配。 從這起案件，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中國系統性的介選運作。中共民政部官員楊文濤頻繁出現在台灣的國安案件裡。他們利用民間交流的名義，長期接收台灣政治人物動向的情報。 檢方更查出，在地方與總統大選期間，中共會針對特定候選人下達支持指令，甚至聽取民眾黨有意在中配群體發展組織的情報，進而動員助選。這表示中共的統戰手法，已經進化到實質指揮在地群眾力量，作為介入台灣民主選舉的籌碼。 中共對台灣的滲透是國際皆知，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提名國會議員的標準理應遠遠高於「沒有被判刑」。 但我們看到起訴書指出，徐春鶯曾以動員中配作為籌碼，向民眾黨索要不分區立委席次。民眾黨明知徐背景爭議，卻完全沒有任何風險控管機制。當時柯文哲甚至以「不要讓她去國防外交委員會就好」來敷衍外界疑慮，為了選票，完全把國家安全與國會尊嚴棄之不顧。 當徐的統戰背景被揭露時，柯文哲先是謊稱對方只是海選投件者、自己沒見過她，隨即被我挖出兩人早在2019年就互動密切。 面對錯誤的提名，民眾黨選擇的方式不是認錯，而是把外界對國安的合理關切，操作成「打壓中配族群」的形象。這個黨經常用轉移焦點的方式，讓許多真正認同民主自由、熱愛台灣的無辜中配承受了極大的污名與壓力。 一個政黨要守法、恪守政黨道德，是法治國家最基本的要求。當中國正系統性的侵蝕台灣民主時，民眾黨卻消極卸責、毫無風險控管意識，無視中共滲透對台灣法治的侵蝕。 台灣的民主自由來之不易，守護它需要我們每個人都保持清醒。年底地方選舉將至，看清一個政黨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態度與選擇，是我們在投票之前最應該做的功課。

最近有一篇爆紅的文章，在談年收六百萬的家庭，卻覺得仍然不敢生小孩。 其實我看了心有戚戚焉。 我和老陳是雙醫師家庭，我們的朋友圈，有非常多的醫師家庭年收都超過六百萬。說真的，要說「沒錢不敢生」當然有點誇張，但我們之間確實有一些很共通的擔憂。 首先，高年收的家庭如果是受薪階級，通常也代表非常長的工時。表定上下班時間，只是人必須出現在醫院的時間，下班之後的進修、寫論文、準備各種專業資料，其實才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過去就曾有過每週工時超過一百個小時，要看小孩只能透過手機的日子。） 在這樣的生活結構下，很難有所謂的「個人生活」。 所以這樣的家庭，如果要生養小孩，幾乎一定要大量依賴外包：外包清潔、外包教養、外包飲食。這些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像是「奢侈」，但對當事人來說，其實是不得不的必要支出。 (所以我真的一直很困惑，柯文哲家裡為什麼不找人打掃？ 我認識的女醫師，幾乎都有固定請打掃阿姨每週或每兩週來整理。） 再來，高收入家庭通常也會投入相當多資源在風險控管上。 包含全家的醫療商業保險、孩子未來的儲蓄規劃等等。在健保資源逐漸吃緊、政府卻沒有明確改革方向的情況下，這些其實不是「多餘的支出」，而是一種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準備。 而第三個，是我自己這幾年感受最深的部分——教育。 很多醫師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投入增加，不是因為想要培養什麼菁英，而是因為我們已經開始看見，公立教育體系正在承受很大的壓力。 我自己的兩個孩子現在念公立國小，我也參與家長會，這些觀察都不是想像，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現實。 雙北現在面對的，不只是教師人力不足，而是整個系統逐漸出現結構性的吃緊。老師流動率提高、代課比例上升，一個老師同時要承擔教學、行政、輔導等多重角色，在這樣的狀態下，很難有餘裕好好看見每一個孩子。 這才是我們這一代父母真正的不安。 （當然，私立學校也有它的問題，甚至升學壓力可能更大。） 所以回到一開始那個問題： 年收入六百萬，為什麼還是會對生小孩感到猶豫？ 因為養小孩，從來就不只是錢的問題。 當制度開始出現缺口，很多本來應該由社會共同承擔的風險，就會一層一層轉嫁到個人身上。你只能用自己賺的錢，去買回安全、買回穩定，但那其實非常昂貴。 友善的職場、安全的校園、穩健而有方向的政府體制——這些原本應該存在的基礎，如果缺席了，再多的收入，都只是讓人撐得久一點而已。 （推薦二寶可以盪鞦韆的時候拍，這樣超可愛 ♥) 當這些條件沒有被好好建立起來的時候，即使你有能力，也會遲疑。

3/23，是台灣首次總統直選滿30週年。 當時出門投票的人，在想什麼呢？ 那時我小學三年級，1996年選舉前夕，中國在台灣海峽連續試射飛彈，消息傳來時，大人們臉上都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緊張。 但沒有人退縮，那一次的投票率將近76%。那一票，投的是民主，也是台灣人民展現自己當家作主的決心。 這段歷史，與台灣人民長期的民主運動密不可分，而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李登輝前總統扮演了關鍵的推動角色。 他在任期間，面對的阻力比我們今天想像的還要大。中國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反對直選，對外擔心直選會打破兩岸平衡、引發中國的強烈反應；對內怕失去統治權力。外有飛彈威脅，內有權力結構的壓力，他最終仍然完成了多次修憲，推動「人民直接選舉總統」正式入憲，讓台灣逐步走出威權體制，從一黨統治邁向人民主權的民主制度。 李登輝前總統對台灣的意義，遠不只是一次選制改革。他做了一件更根本的事：讓越來越多台灣人開始思考，這片土地的未來，應該由誰來決定。 總統直選，改變了過去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跳板」的政策方向。隨後凍結台灣省政府，表面上是行政組織的調整，但同時也逐步淡化了「台灣只是中國一個省」的政治框架，讓台灣在制度上更清楚地朝向以自身為主體的方向前進。 1999年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更進一步指出兩岸之間應以對等的角度來看待彼此。這樣的說法，在當時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也為後來台灣社會對於自身定位的討論，留下深遠影響。 我在門診看病人、回家陪孩子、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這些年愈來愈覺得，民主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種需要不斷維護的動態。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自由——可以在網路上發表意見、討論政策、批評政府，也可以用選票更換不適任的政治人物——其實都是前一代人在不容易的環境中，一步一步爭取而來的成果。 直到今天，台灣面對的外部壓力並沒有消失，只是形式不斷改變，從軍事恫嚇到資訊操作，手段愈來愈細緻。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內部的理解與團結，就變得更加重要。 紀念台灣首次總統直選30週年，我沒有想說什麼大道理。選舉對今天的台灣來說，是一件很日常的事，但正因為日常，我們更容易忽略它的珍貴。 30年前，台灣人爭取到用選票決定總統的權利。 但回頭來看，我們當時能選擇的，仍然是在既有制度之下的「中華民國總統」。 民主是一段一段往前走的過程。 從不能選，到可以選；從被決定，到自己決定。 現在的努力，就是為了在未來的某一天，有足夠多的人開始思考： 是否也能用民主的方式，一起決定這個國家的名字，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位置。 當我們把台灣交到孩子手上時， 希望他們接過的不只是自由， 而是發自內心的主導權，一個能夠真正由自己決定未來的能力與責任。 （政治就是走入社會，走入人群。感謝有三十年前勇敢出門投票的您們，讓台灣大聲告訴世界，我們不怕！）

平時在談正名，我常常會從國家認同、台灣主體性這些比較宏觀的角度出發。但今天，我想談一個更務實、甚至更貼近每一個人生活的面向。 在美國，台灣外館目前正式的名稱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這個名稱，其實是過去在特定歷史壓力下的產物。當時為了在國際空間中求生存，我們不得不使用一個模糊、功能性的名稱。 但問題是，今天的台灣和美國的關係，早就已經超越了經貿互動，進入了價值觀交流以及捍衛民主的合作關係。 當我們與美國、歐洲國家談安全合作、科技發展，甚至司法互助時，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這樣的名稱，常常會在實務上產生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你到底是誰？」 對外國政府來說，「台北」是一個城市，不是一個國家。很多時候，他們需要額外花時間確認：這個機構，是否真的具有代表國家的法律效力？這不只是名稱問題，而是會影響行政效率，甚至影響決策速度的未爆彈。 但我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就是當台灣人在海外遇到危險的時候。 每年有數百萬台灣人出國旅遊、工作、留學。當他們遇到意外、犯罪，甚至生命威脅時，他們第一時間要找的是誰？是「自己的國家」。 但如果他們說自己是Taiwanese，卻被指引到一個寫著「Taipei」的機構，這中間的落差，在很多國家的基層行政或警務系統裡，是真的會造成混淆的。 而這種混淆，有時候不只不方便，而是會延誤救援！ 所以外館正名，不只是象徵意義，更是一個很具體的民生問題，是關於效率，也關於安全。 我們要讓每一個在海外的台灣人知道：當你看到「台灣」，那就是你可以求助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國家。 讓名字說清楚，讓國家被看見，也讓保護可以更快發生。  

今天是鄭南榕逝世的日子，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由官方所訂定的「言論自由日」。這幾年對於4/7的討論以及論述，往往都是只說到鄭南榕因為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因此而殉道。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真正鄭南榕面臨到需要被拘捕的原因，其實是他堅持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是因為他支持「台灣獨立」。 非常諷刺又巧合的是，鄭麗文剛好也選在今天率團去中國，要到沒有言論自由、強烈反對台獨的中國。為了替這趟行程鋪路，國民黨前幾天還發布了「有和平，才能躺平」的宣傳影片 。 我一直以來都很佩服鄭南榕前輩，在多年前就已經看到台灣社會長期面對外部武力威脅，內部認同錯亂的問題，因此直接提出最治本的解決方式，就是台灣要獨立。 這跟我的外科醫師工作的思考方式相同，治標不如治本。與其只是症狀治療，說服自己活過一天是一天，為了下一代，我們更應該積極地尋求根本讓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的方式。 回頭看中國國民黨的論述，面對中國明目張膽的威脅與打壓，竟然是呼籲台灣人要「躺平」。簡單來說，就是在醫療現場叫急症的病患躺下來什麼都不做，直接放棄治療。 我們不能把國防與主權的防衛機制卸除，把台灣的存亡寄託在獨裁者的善意上，這在醫學上是完全不合邏輯的，在政治上更是極度危險！ 「躺平」這個詞彙，反映的是中國年輕人面對高壓統治與階級固化，發現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改變現狀，只能選擇放棄拚搏的絕望與無奈 。 我們絕不希望台灣的下一代，未來只能在極權體制下被迫無奈躺平。鄭南榕的犧牲，為的就是讓台灣人可以挺直腰桿，做這塊土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