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論壇報

好書推薦   譯 / 鄧伯宸 我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所畢業後，我修完了精神醫學科住院醫師，瑪莉蓮取得比較文學﹝法國與德國﹞博士學位，我們各自開展自己的學術生涯。我們互為各自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及編輯。我的第一部著作──一本團體治療教科書──完成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義大利的貝拉喬寫作中心﹝Bellagio Writing Center﹞給了我一筆寫作獎助金，寫我的下一本書：《愛情劊子手》﹝Love’s Executioner﹞。抵達後不久，瑪莉蓮跟我談起她要寫的一本書，談女性對法國革命的回憶，說她現在正在興頭上，我也認為她所收集的資料已經相當充實，大可放手一搏。當時，所有的洛克斐勒學者都已經分到了一間寓所及寫作工作室，我鼓勵她去找主任，看看能不能也給她一間工作室。主任的回答是，撥一間工作室給學者的配偶，事情本身就不尋常，更何況中心的工作室都已經分配完竣。但琢磨幾分鐘後，他還是給了瑪莉蓮一間工作室，一間空著的樹屋，離緊鄰的樹林步行只要五分鐘。瑪莉蓮欣然接受，興致勃勃開始她的第一本書：《身不由己的見證：法國革命的女性回憶錄》﹝Compelled to Witness: Women’s Memoi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從此以後，我們成了文友，終其一生，儘管有四個孩子，加上全職的教職及行政工作，她一本接著一本寫，與我並駕齊驅。 二○一九年，瑪莉蓮經診斷罹患了多發性骨髓瘤，一種漿細胞癌症﹝骨髓中發現有白血球﹞，接受化療藥物瑞復美﹝Revlimid﹞治療，引發中風，送進急診室，住院四天。返家後兩個星期，我們在隔街的公園散步，瑪莉蓮鄭重其事地說：「我們應該合寫一本書，也就是說，兩人輪流，各寫各的。我想把我們所面對的困難日子和歲月記錄下來，對那些配偶得了致命疾病的夫妻，我們碰到的難處或許還有點用處。」 不論是她自己或我要寫的書，瑪莉蓮對書的主題往往都有主見，於是我回答說：「這主意不錯，親愛的，妳還真應該投入一些事情。合寫一本書，聽起來挺迷人，但妳知道，我已經開始在寫一本小說了。」 「啊，別，別……別寫那一本了，寫這一本，跟我一起！我們輪流寫，你一篇，我一篇。寫一本我們的書，一本與任何書都不相同的書，因為這書牽涉的是兩個心靈而不是一個，是兩個結婚了六十五年的人的心思和想法！兩個有幸彼此擁有的人，攜手走人生最後的路。你呢，走你的三輪助行器，我呢，走我的兩條腿，好歹還能夠動個十五、二十分鐘。」 歐文在他一九八○年的作品《存在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中寫道，人生少些遺憾，比較容易面對死亡。回顧我們長久的共同生活，就沒有什麼遺憾。但說到忍受今天日復一日的肉體折磨，卻又絕不容易，想到行將丟下彼此，自也難以釋懷。我們該如何與絕望相抗？又該如何有意義地活至最後一刻？ 寫這書時，以這把年紀來說，多數同輩中人都已作古。如今每過一日，我們明白，兩人相聚的時間有限，格外珍貴。書寫，無非是要使我們的存在有意義，儘管我們都難逃被掃入血肉之軀衰頹死亡的最黑暗境地。但不管怎麼說，這本書幫助我們巡禮了生命的結局。 這本書明顯是我們個人人生的延伸，但我們明白，這也是死亡關懷的共同話題。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最佳的醫療照顧，家人及朋友的感情支持，以及沒有痛苦的善終。儘管我們擁有極大的醫療及社會優勢，但死亡來臨的痛苦及恐懼卻無人能免。如同每一個人，我們希望維持自己剩餘日子的生命品質，縱使忍受醫療過程的煎熬有時候不可避免。既要活下去，我們有多大的意願去承受必須經歷的一切？既免不了一死，如何能夠少些痛楚？又如何才能夠優雅地將這個世界交給下一代？ 我們兩個都知道，瑪莉蓮將在未來幾個月中病逝，幾乎已成定局。兩人攜手將橫在眼前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所希望的是，我們的經歷及觀察不僅有助於自己，對我們的讀者也有所助益。

文 /   鄭春鴻 陳冠學先生說：「生而為高雄人，可以說是林曙光的天職，別人幾乎無法頂替。」他的過世也將是高雄文史研究無法彌補的損失。」 詩人陳坤崙兄來電告訴我曙光先生過世的消息後，我突然有一種孤獨的感覺。我一直把曙光先生當成同業前輩，一個可以終身學習的新聞同業。 更具體地說，他給我的形象是一名真正的新聞記者，而真正的新聞記者即使相識滿天下，但是終因為職業上與道德上的堅持，反而不見得能見容於人際之間，而不免有一種說不出的孤獨。 做為一位永遠的新聞記者，我常說曙光先生博學，他卻對我說他是「雜學」，不論是博學或是雜學，我對於他始終懷抱的「一事不知，記者之恥」的精神是十分佩服的。最可貴的是他「跑新聞」雖然跑得勤快，但對於採訪的對象則保持七分投入三分冷靜的態度；七分的投入在於挖掘真相，三分的冷靜，在於平衡他的投入，目的在確認他所瞄準真相，以避免太多的投入，反而閃失了真相。 如果我沒有失察的話，在他的眼中，在他的筆下，除了郭國基先生之外，沒有一個是英雄，他對任何大人物，七分褒總有三分貶。好話人人愛聽，聞過則喜的人可就鳳毛麟爪了。正因如此，被曙光先生寫過的高雄人物，其後人對於曙光先生常常「不知如何言謝」。而特別令我折服與仰慕的是，他對某些大人物，七分貶也總不忘了三分褒，一種「理解的同情」(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使他的人格與氣派自然地流露，也讓我深深地感到一個優秀的新聞記者與一個歷史學者之間可以有互通之處。 曙光先生本名林身長，高雄市鹽埕人，生於民國十五年七月廿一日，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因心臟衰竭病逝於寓所。他早年負笈東瀛，畢業於日本京都中學，並在立命館專門學校修習化學。光復之後，他束裝返台，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大二時因四六學潮，特務到台大、師大逮捕學生，為避難而返鄉。 他是台灣文史工作的先驅者，在世時以林曙光、照史等筆名聞名，為當今編修近代高雄史，尤其是高雄人物誌成績最豐碩的第一人。現在台灣各地都有文史工作室，曙光先生早在台灣光復不久就投身地方文史研究，他、一輛摩托車和一屋子的書就是高雄的第一個文史工作室。 曙光先生早年的著作《打狗滄桑史》對於高雄的歷史、地理、人文均有簡要的解說，為第一本以現代歷史方法詮釋老高雄的專書，後進學子受教於本書而開啟研習本土歷史智慧者不計其數；晚期作品《高屏地名物語》以橫切的方式撰寫，將高屏史地貫穿一氣，與前書併讀可收雙效之功；《打狗搜神記》則為高雄寺廟的百科全書，他也是台灣民間信仰研究的拓荒者。 他的地方文史研究，除仰賴大量的研讀史料之外，著重於親身的田野調查，其用功之勤，讀者可從作品窺見。 曙光先生的早年另一著作《高雄人物》(三輯) 風靡文壇數十年不衰，他以春秋之筆，在本書中臧否時人，該褒則褒；當貶則貶，其不畏強權、不從流俗的史家風骨對文化界影響尤其深遠。 曙光先生對台灣文學史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光復初期，他應當時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主編史習枚之邀，為不諳漢文而以日文寫作的台灣早期作家譯介他們的作品，曙光先生在這個時期的貢獻被文學史家葉石濤先生譽為台灣文學的「橋中橋」。 除了在地方文史工作及台灣文學運動的成就之外，林老先生在台灣的俚語、諺語的研究成績更是可觀。他的力作《打狗瑣談》、《打狗采風錄》以故事敘述的方式寫作，讀來如聆聽一首鄉土的迴旋曲或讀一本幽默諷頌錄，令人低迴不已。他的俚諺專書與坊間不同之處在於講述的方式。一般的俚諺書做的只是「名詞解釋」的工作，曙光先生的書則是一本本的故事集，他把相關的俚諺安排在同一個故事裡，夾敘夾議，生動有趣。讀者一則了解俚諺的真正出處，二則明白相關俚諺的正確用字與用法，同時又從故事中長見識，可以說是一舉三得。 曙光先生的先人是漁貨世家，他對於台灣四時俚諺的研究所以有獨到之處，據他告訴我與他的先人從事漁業，必須準確地掌握四時節氣、天候有關。他從小耳濡目染，對於節令與大自然的俚諺便有許多無人能比的經歷。高雄市文獻會因曙光先生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績斐然，於是邀請他撰寫《打狗歲時記稿》。 曙光先生熱情、健談，做為他的座上客，是一種令人永難忘懷的經驗。 我雖然年齡只有他的半數，但是眼前的他待你如弟兄，形勢上逼得你非得一下子長大三、四十歲不可。 我在讀高中的時候，已從高雄瓊林舊書店購得曙光先生的幾本著作，拜讀之後對作者十分欣儀。一次，我與冠學先生因事一起坐火車北上，途中，我向冠學先生透露對一位筆名為照史的作家非常欽佩，冠學先生乃告訴我此人是他的至交，並且答應返高之後帶我去拜訪他。 十一年前的一個下午，冠學先生領著我第一次以孺慕的心情拜謁曙光先生，當時曙光先生住在民族路的一條小巷弄裡，記憶中每入巷總有惡犬狂吠。進門的小客廳沿著牆邊有兩張與醫院一模一樣的病床，牆上掛著幾禎小佛像畫片及隨身唸珠。原來他因外出田野調查，在凱旋路平交道被火車撞到，拖行數公尺，此時雖然大病初癒，但是元氣大傷。 我坐在一旁聽著他與冠學先生的對話，談老高雄的麻桑、談地方人物的趣聞、談采風的獵奇、談他為三信高商學生四書讀本的譯注、談林迦先生、吳濁流先生、談劉捷先生，談他最佩服的郭國基先生等等。談到余登發先生時，曙光先生指著客廳一張三人座的木製椅子說，余老的公子余瑞言先生經常到林家作客，他的身材魁梧，一日在林家沙發上午睡，竟把沙發給睡垮了，於是買了一座木製堅固的長椅賠罪。 我雖是曙光先生的書迷，當時他所說的很多話題，我卻只能聽懂一二；反而眼前這兩位老朋友之間對話的情調卻令我羨慕不已。他們的談話時而輕快、時而滯緩；時而激昂、時而抑鬱；自然、舒坦，但仍不掩老友難得相會的一絲興奮。我心裡想著，如果我這一生，也能交一個像這樣的朋友，那該有多好。 他取出一本小學生用的練習本遞給冠學先生，裡頭寫著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這些都是曙光先生寫作時，遇到不知如何書寫的台語。冠學先生對台語文研究極有造詣，曾著有《台灣的古老與古典》(第一出版社)一書，曙光先生寫俚諺所用的台語文都是寄明信片(當時冠學先生未設電話)向老友請教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塊厝」的「厝」字，應該寫成「茨」字。「厝」字是屍體暫停之處，錯用得可離譜了。 臨告辭，曙光先生從床塌邊的小木櫃裡取出一疊手稿給我，我翻出幾篇速讀。原來是一篇篇台灣俚諺的故事集，我的第一印象是這些文章既是故事，又是歷史，還可以當做台灣俚諺的民俗學讀本，簡直美不勝收。我如獲至寶地將手稿攜回報館，等不及趕緊推出以饗讀者。果然，自從曙光先生的專欄推出以來，讀者反映十分熱烈，此時曙光先生息筆已久，年輕一輩的讀者萬萬沒想到高雄還有這麼一位高手可以如此生動為他們演義高雄的歷史。有一次，西子灣副刊做了讀者問卷，結果曙光先生和創作《幾句話》漫畫的何立偉先生被選為最受歡迎的作家。 曙光先生博學彊記，我曾向他詢及一些家族或友朋長輩的往事，他竟能很細微地道出許多原本我以為只有當事人的至親才知道的小事，使我感到非常意外。 他忠奸分明、嫉惡如仇，不過依然不失俠骨柔情。才一個下午的晤談，他的真性情讓我大吃一驚。儘管當時他仍在病褟，病容猶存，但是我看到的是卻一個真正的男人。 之後，我因編務常前往向曙光先生請安。我一直這麼認為，以他耿直的真性情，如果他願意多跟我聊上幾句，我大概就不會是個什麼大壞人。 曙光先生在西副共連載了六本新作品，這段期間我看到的他，就像一朵巨大的向日葵，無畏地注著烈日，即始眼球裡最後一滴淚水將被蒸發，他仍然要拼命地創作。據林師母告訴我，曙光先生鎮日埋首寫作，經常通宵達旦。他常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正在撰寫的某一段往事的片斷，因此，我收到他的手稿，經常是第二回的拜讀。 曙光先生的一生幾乎可以說為高雄而生，他終其生命為「高雄學」殫精竭慮。冠學先生說：「生而為高雄人，可以說是林曙光的天職，別人幾乎無法頂替。」他的過世也將是高雄文史研究無法彌補的損失。」所幸，哲人其萎，典範仍在，且讓我們踏著林老先生的步履，來愛我們的故鄉，關懷我們的故土吧！ 我總覺得曙光先生並沒有真的走了，只要我一豎起耳朵，就可以聽到他宏亮的說話聲。

◎ 口述／鄧伯宸 ◎ 記錄整理／鄧湘庭 這是一篇大一學生的口述歷史報告，而且在課堂上得到A＋的成績。回顧幾十年來時代變遷，台灣在民主蛻變的過程中，上一代的禁忌如今已可以被公然討論、辯證，並還原真相樣貌，這樣的進步，正是民主驕傲的果實。本文撥開那個時代的迷茫大霧，勇敢面對過去白色恐怖禁錮，重現在時光中被鏤刻而下，一幕幕清晰的生命痕跡。 ——編者 這一篇口述歷史的主角，是我的父親，鄧伯宸先生。錄音的時間分別是於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下午，與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在我位於高雄鳳山家中的書房。 我所記錄的這一個事件，是在民國六十一年（西元一九七二年）我父親，鄧伯宸先生以叛亂罪名被起訴，從嘉義虎尾空軍基地被逮捕，接著送至位於新店的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最後再轉送至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的一個經過。這期間經歷了將近九個月的時間。 在那個時代，即是所謂白色恐怖的時期。那時可能你只是對於政府的某一項措施發了一句牢騷，明天你或許就此消失，好像從來沒這個人一樣。你的身邊可能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情報局的人，只要一句話、一個行為不對頭，你馬上就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處於言論自由的現在，對於當時那種氛圍，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一種情況。你隨時要提防身邊的人，隨時要謹言慎行｜｜你不敢相信你身邊的人，甚至也不敢相信你心中真正的聲音。到最後，什麼可以相信，什麼不能相信；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似乎都已經無從分辨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充滿了不信任的時代，是一個真相與謊言交纏的時代。 對於父親的這些事，我本來就有所了解，也曾經聽他提過在土城生教所中的種種情事。事實上，父親就是在生教所中認識母親的。當時兩人戀愛談得轟轟烈烈，還傳到了綠島去呢！ 這一段口述歷史，完全是由父親自行錄音完成。我們並未進行任何所謂訪問的動作。我認為－或許父親也是如此認為－以這種方式更能坦誠地記錄父親當時的心情，也能更完整地表達出他的意念。 父親之所以能這樣放心地將他的這段歷程交給我分享，我想，是出於我對於他的了解，以及他對於我的信任。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我被空軍總部政戰處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也就是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當時我二十三歲，離大學畢業還不到七個月，正在中華民國空軍虎尾新兵訓練中心服預官役，職務是少尉行政官。   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那天是大霧，霧大到能見度大概只有五十公尺，遠遠近近的房舍和樹木都看不清楚。當時用完了早餐，部隊帶出去了。我因為負責的是後勤行政作業，所以留在營房裡，正在我的個人寢室中閱讀一本書，書名叫做「唯物論史」，作者是德國的哲學家費爾．巴哈。作品的內容是探討在西方哲學史裡面，相對於唯心論的唯物論的發展。在立場上，是傾向於支持唯物論。 當時，整個營房裡面，一片靜悄悄的。沒有多久，我聽到營房的中山室裡傳來電話聲，那個時候，副隊長去接了電話。大概過了不到十分鐘，當時我所屬的中隊的中隊長，騎著一輛三陽五十cc 的機車回到營房來。副隊長神色忡忡地衝進我的寢室，叫我馬上整理我的行李。我一面用軍毯把我的隨身衣物用麻繩打包，一面看到副隊長在我的桌子上翻那本《唯物論史》，嘴巴裡面不曉得是對我說，還是在自言自語地說：「怪不得會出問題，看這種書！」我聽到他這句話，心裡面隱隱已有一些警覺。但是對於他講「看這種書會出問題」的說法，不免覺得可笑，我想他可能是被「唯物論」三個字嚇住了。 當我把隨身衣物整理好之後，我心想，應該把書也帶走，但是副隊長卻阻止我。他說：「這些書都沒有用了。因為總部現在徵召你去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當教官。你不必帶這些了。」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生氣，我跟他抗議說：「這未免也太急迫了，我什麼都沒有準備好。」副隊長大概是有一點忍不住了，脫口而出的說：「急迫！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三更半夜來兩個憲兵就帶走了！」 那一刻我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我還是故作鎮靜，把隨身行李扛在肩上。隊長的摩托車在外面等著，根本連熄火都沒有熄，我跨上後座，就直奔大隊部。 到了大隊部，上下大隊長已經在那邊等了，旁邊站了一位穿空軍軍常服的中校。大隊長因為我曾經在基地參加三民主義論文比賽得過獎而認得我，他便給我介紹那位中校，說他是空軍總部政戰處的某某參謀，我看到大隊長面帶憂色，但是也沒有時間深究，那位中校參謀就催著我上了大隊部門口的吉普車，直奔嘉義而去。 往嘉義的途中，一路上大霧迷濛。那位中校參謀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我也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後座，任吉普車在霧海中奔馳。心裡反覆地咀嚼著副隊長在營房裡所說的那些話，一點一滴地回想，過去一年多，我在大學裡跟幾位大學同學在一起的生活。包括討論到共產主義、中國統一，以及收聽所謂「匪播」的種種情事。心裡面對於自己的前途，也已經能夠掌握到一定的狀況。 對我個人來說，會面臨到這種狀況，當時我一點都不驚慌。我甚至可以回想到很小的時候，有些是母親轉述給我的情況，有些是一直在我記憶裡面無法抹掉的。應該是在我懂事了以後吧，四、五歲的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我們家裡，我看到的照片裡面最多的，除了我父親的以外，就是孫立人將軍的。 我父親，鄧超先生，是孫立人將軍的部下，一九四七年就到台灣來了，跟隨著孫將軍在鳳山訓練新軍，住在我現在還居住的地方，鳳山黃埔新村，日本式的軍眷宿舍裡面。 當時我看到的孫立人將軍的照片，每一張都是英姿煥發的戎裝照片，有肖像的、有騎馬的，也有閱兵的照片。我也常常聽到父母親談起一些他的事蹟。在心目中，在我童稚的心靈裡面，他已經是一個我崇拜的對象，後來孫立人事件發生，當時父親幸運地已經調到別的單位去，沒有跟在孫將軍的身邊，未受到波及。但是，在我們那個平靜的家裡，也曾經遭到過憲兵的包圍跟搜索。而且幾乎在一夕之間，所有孫立人將軍的照片，都收起來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像孫將軍的部下不相信孫將軍會叛國一樣，我也從來不相信我心目中的英雄會對國家不忠。我相信孫將軍是受到陷害，這種想法非常深刻的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對於當時的政府，國民黨政府，所有的宣傳都只產生沉默的反感。雖然我的父親一直在軍中服務，我也是在一個戒嚴時期，無論在教育、在思想上，管制都非常嚴格的環境裡面長大。但是基本上，在政治方面，我即使不去碰觸，即使不是很了解，但是叛逆的種子已經在滋長。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進入成大外文系就讀。進入成大是我開始真正接觸一個比較大的外在世界的開始。在學校裡面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不是老師，而是學長和同學。我開始接觸文學，接觸歷史，接觸哲學，尤其是哲學跟歷史方面對我的影響最大。也許正是哲學可以對歷史反思的這一個特性，讓我開始在思想上那種叛逆性格得到了加強。那時候在我們班上女多男少，十一個男生裡面，我跟其他人都不同調，幾乎很少跟班上的同學打交道。成大當時有一個社團叫Σ（西格瑪）社，裡面有很多學長介紹一些書籍給我看，或者是跟他們在一起聊天，對我的啟發尤其大，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方面的書籍。 雖然我所能接觸到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經過檢查的，都是對共產主義批判的，但是不斷地接觸使我感受到共產主義裡面，那種深刻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面，歷史引導我走上對中國近代史的關注跟興趣。從康梁變法，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我涉獵了各方面的書籍，甚至透過同學，為了要了解國共內戰時期的一些真相，在他們父親那邊，找出來大陸還沒有淪陷到中共手上之前那幾年的《新聞天地》雜誌，看到了整個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是如何失去人心，丟掉江山的一個真實情況。 哲學讓我認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對資本主義懷抱敵意；歷史讓我了解國民黨的統治有他的不正當性，更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讓我年輕的心裡面激盪不已的一個想法是：應該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所有這些因素混合起來，我的大學生活在同班同學的眼裡，幾乎是特立獨行。 我最常去的地方不是圖書館，也不是教室，而是窩在自己在外面租的宿舍裡大量地閱讀。我關心的是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均；在心裡面震撼著我的是「保釣運動」中中國人所受的屈辱；我感到不平的是美國文化的侵入，美國勢力在台灣、在國民黨政府有所求的狀況下所表現的趾高氣昂。 我可以說是當時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的常客。到那邊去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在語言上能有所加強，一方面是到那邊閱讀書籍雜誌去了解美國。記得在我大四的那一年，美國新聞中心曾經發生爆炸事件，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常去那兒，還是那個時候我的一些言論已經受到當局的注意，所以我曾經被警方約談過。 對於中國人在台灣受到美國勢力的屈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三的某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同學到鯤　海水浴場去戲水游泳。鯤　海水浴場當時分成兩邊，一邊靠北，是給當地人用的，設備簡陋，幾乎連個更衣室都沒有；另外一邊是給駐台灣的美軍使用的，設備豪華，一應俱全。同樣的一條海岸線，中間沒有任何界線的畫分，但是，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年輕嘛，一邊說一邊笑著從這一邊走到那一邊，心裡面多少懷著一種眼睛吃冰淇淋的輕佻心，說是去看看穿比基尼的洋妞。當我們踏入美軍的海水浴場的時候，一個只穿著一條短褲頭的黑人拿著棍子就衝出來了，對著我們咆哮。 當時我就一股氣直衝而上，用英文大聲地跟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土地！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尊重我們！」沒想到，他卻大吼一聲，拿著木棒直衝過來，情況可想而知，我們只有落荒而逃。 當時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台灣到底是中國人的土地還是美國的殖民地。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並不是在為中國人而存在，而是在為他們自己的政權而存在。所有這些思想上的、生活上的因素混雜起來在我心理上，已經阻擋不住外在的一些力量來影響我。 因此到了大學四年級下學期，都快要畢業了，大概是在民國六十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四、五月間，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好朋友，也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的是讀礦冶系的，有的是讀交管系的，也有讀化工的，也有讀中文的︱︱好像一夕之間突然決定一樣的，說要成立組織。 從學校開始，成立組織來宣傳共產主義。也許是歷史因素的作祟吧，就像戊戌政變也是由幾個書生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民國九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不也就是那幾個書生嘛。年輕的心似乎也從來沒有考慮過，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到底多遠。 我是在六月，一九七一年六月畢業。也就是在四、五、六三個月，幾個好朋友比較正式地聚在一起有兩次，很嚴肅地討論了成立組織的事情。其中的一個同學甚至於為了要繼續留在成大播撒他的理想，在畢業考的時候故意當掉。就這樣，兩次的所謂開會，我們幾個人的未來，在消息被當局探知以後，就已經決定了。 吉普車在嘉南平原上奔馳，我的思緒一直沒有停過。最後到了嘉義空軍基地，那個時候嘉義機場只做軍事用途，只有軍機起降。到了嘉義，大約是九點不到。軍方似乎對我也滿放心的，把我留置在一間辦公室裡面。不知道辦公室外面有沒有人守著，但在辦公室裡面，我一個人可以向窗外觀望，可以坐在那兒抽菸，可以翻翻當天的報紙，總之沒有人理會我。 中午，到了用餐的時候，那位空軍總部政戰處的參謀出現了。他跟我說：「還要等，因為飛機還沒有來。」 用過中飯以後，我繼續等。心裡面思潮起伏，但是，卻很平靜，因為我似乎已經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麼。當然，嚴重性我卻不知道，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們對法律的了解，尤其是對戒嚴時期軍法的了解，可以說是零。 後來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我們那個時代有一點像當天清晨的大霧。在霧裡面因為有光線，不管能見度多低，總之，並不像是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多多少少你總看到隱隱約約移動的、靜止的、巨大的、渺小的景物。因此在霧裡面警戒心會降低，不像在黑暗中那樣。在黑暗中因為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警覺心反而會提高，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大霧的時代裡面，他們只給你一些有限的東西，就像你在霧裡面的視野一樣，你只能看到那些。但是那些你所看到的，又沒有直接告訴你危險在哪裡。所以當你加快速度，開始衝撞起來的時候，也許突然就從霧裡面冒出來一個龐然大物，你根本來不及煞車停止，而不可避免地一頭衝撞上去。但是如果在黑暗中，你知道一切都是黑暗的，所採取的行動，所思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確是活在一個大霧的時代裡面。 對我來講幸運的是，在歷史的閱讀裡面，也許我已經學會了任何悲劇都可能發生。因此當時，我只是以一顆平靜的心在等待，唯一焦慮的是，我擔心我的家人，包括我年邁的祖母，我體弱的母親，以及我那仍然在軍中服務的父親。 在嘉義機場一直待到下午四點多，飛機終於來了。我原以為所要搭乘的飛機一定有很多乘客，但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一架C46 內部經過改裝的飛機裡面，一個乘客都沒有。甚至於駕駛員，那位空軍總部的參謀很客氣地把我介紹給那位駕駛員說：「這位是政戰處處長。」我才知道是他親自開飛機，是上校處長親自開飛機。 上了那架飛機，只有我跟參謀坐在客艙裡面。一個小時後，C46 就在松山機場降落。 台北天已經黑了。典型的台北冬天，淒風苦雨在等待著我。一下飛機，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四名憲兵，我走出機艙，前後各兩名憲兵便跟著我移動，上了吉普車以後，後座坐的不再是我一個人，而是兩名憲兵把我夾在中間。吉普車直奔空軍總部。 到了空軍總部，連車都沒有下，大約等了十幾分鐘，也許他們是去辦我的收押手續吧。接著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的側門開出去，在台北市的巷弄間穿行，最後，在信義路和仁愛路中間那一帶住宅區的一棟日式平房前面停下來。我被帶到屋內，已經有人在等著了。 一位是穿西裝的，大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另外一位是穿陸軍軍常服的少校軍官。這個時候整個狀況開始由那位穿西裝的年輕人來主導。他自我介紹，他是服務於調查局，另外那位陸軍少校是國防部情報局的。 偵訊開始了。是在晚餐剛結束之後，時間大概是七點多左右，居中而坐的是調查局方面的人，左右分坐的是國防部情報局及空軍總部政戰處的人員。三個人一字排開，我坐在他們的對面，相距大概三公尺。 在我的感覺裡面，這個偵訊只是形式而已。他們不斷地叫我自己說出來，叫我自己去回想，甚至包括日期、時間、地點，他們都叫我一一交代清楚。實際上，我所能記得的只是大概，而不是那些細節，但是他們卻反反覆覆，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給我一種記憶上的壓迫。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自然會產生焦慮。當我說不出所以然來的時候，他們給我壓力，他們認為我是在說謊，或者是說在逃避。但是他們又不斷地暗示、提示，甚至於到最後明示：「乾脆你就說出來吧！乾脆你就承認吧！」 在我參與的這部分，其實很簡單。如果他們提示一下的話，明確地講出來的話，也許二十分鐘就可以結束。但是我發覺他們什麼都知道，卻偏偏要把這個過程不斷的拖延下去。他們不斷地給我這種精神上的折磨，包括威脅，包括恐嚇，包括一些言語上的污辱。他們甚至整個晚上讓我不斷地抽菸，抽當時軍中最有名的「八一四」香菸，但卻不給我一杯水喝。 偵訊一直從當天晚上七點，進行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在整個過程裡面，自白書我是三易起稿。我寫的第一次他們不滿意，重寫。一方面重寫，一方面提示我「應該」怎麼寫。第二次，仍然不滿意；第三次，寫完，按了手印以後，天已經亮了。當天晚上，台北的天空被滂沱大雨占據，一夜未曾停歇。 偵訊結束之後，我正式收押在那棟日式平房裡面，到後來我才知道，那兒就是空軍總部的看守所，在日式平房掩藏之下，後面有一排磚造的囚室，每一間只有四尺寬，六尺高，大約八尺深。裡面大約離地一尺的地方鋪上木板，囚犯就睡在裡面、住在裡面、吃在裡面，一切都在裡面。 我在那兒差一天滿一個月。值得一提的是，空軍總部看守所的一位老班長，對我卻相當寬厚，至少在每天吃飯的時候，他把我放出囚室。因為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被收押在另外一間囚室裡面，他連吃飯都是在囚室裡吃，我卻是跟那位老班長一起用餐。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想，父親當時在軍中服務，也許他動用了某種關係吧。 我在二月二十五日被收押，可以說是突然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除了部隊裡的長官知道以外，我的家人完全失去我的訊息。我在想，祖母，還有母親一定憂急如焚，因為我的習慣是每隔一個禮拜，都會回家去探望他們。 在空總看守所羈押的那段時間，我只有在百般求情之下，獲得那位老班長同意，寫了一封家書回去，但家書的內容全都是捏造的，他們不准我在家書裡面寫任何真相。我只能在信裡面稟報父母親說，空軍總部徵召我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到金門去了。 三月二十四日，我又坐上了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看守所前往新店，到了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首先是接受軍事檢察官的偵訊，偵訊其實是形式上的。那時候都已經接近下班時間，台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天色已經昏沉下來。我在小房間裡，接受了檢察官形式上的偵訊。我看到他拿著我的自白書提出一些問題，問得很簡單，他說一堆，我只要回答「有」，還是「沒有」；「是」，還是「不是」。 偵訊結束以後，正式收押於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當我走出偵訊室的時候，我看到一位我大學時最要好的沈姓同學。我們互相點頭，交換一個眼神，就分別被押入軍法處看守所不同的房間。 那時候，天已經黑了，看守所裡面用餐的時間過了，天氣很冷。在我進入押房之前，接受一位看守所裡面軍法官的檢查。我穿著空軍的軍常服，深藍色呢子的軍常服，掛著空軍少尉的官階。但那位同樣是少尉官階的軍法官，高高在上，他的第一個命令是叫我脫光衣服。 在我還沒有解開我自己的釦子之前，他先毫不客氣地把我的少尉官階從肩膀上扯下來，丟下這樣的一句話：「你們這種人，不配！」 進入囚室以後，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生理狀況，就是「飢寒交迫」。囚室裡昏暗的燈光，同房只有一位難友。他很好心地告訴我，「進到這裡來，可能出不去。」然後告訴我很多關於這裡面的規矩。他告訴我，柏楊、李敖、崔小萍也都關在這兒。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 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 突然之間，我好像進了一個大觀園，一個思想犯的大觀園。那個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對於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我似乎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總算沒有缺席。 一直到七月中旬，我才被正式起訴。當我拿到起訴書之後，我才第一次發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共犯而已。我們這個案子，一共有十九個人，十九個年輕人被起訴。其中包括成大的學生、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的學生、逢甲的學生，還有海軍官校的學生，另外還有一些從軍中退下來的年輕人，及一名高雄商業職業學校的學生。 在起訴之前，我們這十九個人各有不同的遭遇，當然那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幸運的像我，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偵訊就被收押，另外有某些人甚至遭受過刑求。在起訴之前，所有的人都與外界徹底隔離，既無法通信，更無法接見，只能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跟所謂的思想犯生活在一起。 從起訴書上，我才了解到我們這個案子的整個案情。那位為了留在學校散播思想種子的同學，在我畢業之後，確實開始著手成立了組織，但所謂的組織，也不過包含他所讀科系裡面的三個學弟而已。說起來，他們的確輕舉妄動，也太自不量力，他們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當我看到這分起訴書的時候，百感交集。我不後悔自己曾經在沒有畢業之前，跟他們談過組成組織的這件事情，更不會後悔自己在思想上，那種基於追求人道和真理的基本傾向。但是，對他們這樣莽撞的行動，卻在心裡油然生起一種「兄弟，你們為什麼這樣做？」的悲懷。 那個時候，我仔細地把起訴書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發覺在學校的時候，跟我們走得最近、最密切的一個同學，名字不在裡面，他是成大中文系三年級的一位學生。當時我就起疑，後來當我被判處三年感化執行完畢以後，經過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當年他連成大都沒有畢業就出國，到加拿大去了。因此我相信，我們的事件之所以會被政府破獲，他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我合理懷疑他應該是個職業學生。 我們的案子在十一月宣判，十九個人當中，兩個人判死刑，四個人判無期徒刑，六個人判十五年，七個人判感化三年。這只是第一審，而且死刑跟無期徒刑都是當然上訴，經過再審的判決以後，兩個判死刑的都改判無期，又因為蔣中正的逝世，都獲得了減刑，無期徒刑的減為十五年，十五年的減為十二年，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內，七個交付感化三年的都沒有獲得減刑。 在新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我一直被羈押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十二日。當天我被送到台北縣土城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後來這個地方改名為仁愛教育實驗所，一直到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三日獲得釋放。 在軍法處看守所將近九個月的時間裡面，我了解到在所謂戒嚴時期，因為意識形態，因為所謂政治的理由，所製造的冤假錯案真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批評所謂的領袖，有些人只是發句牢騷罵了政府，只要有人通風報信，告到調查局，告到警備總部，那些人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鋃鐺入獄。更有些人自己本身就是情治人員，但卻因為權力鬥爭，而成為階下之囚。 我在軍法處看守所，待得最久的一間囚室是四號房。四號房是一間只有兩坪大的囚室，分隔成兩個部分，一道短牆隔開，靠門的部分是供囚犯坐臥起居的，短牆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盥洗用的地方，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洗臉盆。跟我同囚室的李先生，他本人就是調查局第四處的副處長。在調查局裡面已經是一級單位的副主管。他的那個案子從調查局的主任祕書、兩個處長，再加上他這個副處長共四個人，全部都是因為調查局內部的權力鬥爭而被逮捕的。他們被逮捕，根據李先生的說法，就是其中一個人先被逮捕，然後由這個人咬一個，然後咬出來的第二個人再咬一個，就這樣子一個一個咬。所謂的「咬」，指的是在自白裡面，把某一個人拖下水。事實上，自白通常都是在刑求之下所做成的，所以每一個人的罪名都是莫須有。李先生在調查局曾占有重要職位，他感慨地說也許是以前造孽造多了，終於有這個報應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事實上，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所有的冤假錯案全都是這樣咬出來的，而且一咬就是一大串。我在看守所那段時間，另外有一個大案子，是所謂的「中正大學案」，是江西南昌中正大學的一批同學，也都是這樣子，十一個人，一個咬一個，一個咬一個，全部咬到軍法處的看守所裡面，然後每一個人都判了重刑。 從這樣的方式來看，當時所謂的思想犯，根本就是調查局這種情治單位為了增加自己的辦案業績，所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由此可見，思想控制其實並不嚴格，真正可怕的是情治單位掌握的權力，才是冤獄真正的罪魁禍首。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當你了解生命在那兒是如此脆弱的時候，有時反而會沒有恐懼了。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恐懼，在完全不確定的狀態之下，反而變成多餘。 在軍法處看守所，只要是同一個案子的人，說是為了避免串供，因此都分開囚禁。同案子的人，一定關在不同的囚室裡面，像我們這個案子十九個人就分在十九間囚室裡。在裡面，雖然彼此見不到，但是我們會用各種方式，傳達我們簡單的心靈訊息。用吹口哨、唱歌，或者是敲打牆壁的方式。那個時候，我們常常會同時引吭高歌，唱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流行的一首英文歌曲：〈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每一次聽到那熟悉的歌聲時，也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Like a 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我對我的同學，我的朋友，心裡面其實有一分感激。雖然他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造成了我這次的牢獄之災。但是我覺得他們也同時讓我的人生，經歷了一場對人性深刻體驗的歷程。  

(本報編輯部綜合報導) 為了達成再生能源供電占比於2025年達到20%的規畫目標，政府傾全力支持各式再生能源的開發，其中又以隸屬兩大主力的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為最。然而，除了裝置進度明顯不如預期，光、風兩電近日更分別爆出官員涉嫌收受賄賂與圖利特定廠商的弊端。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葉宗洸指出，預計承做離岸風電直升機業務的海利航空公司籌設案，這家合資公司的內資僅5萬元，外資卻高達5000萬，遭抨擊根本就是「假本土、真外資」，不符離岸風電開發必須本土化優先的原則。此外，更有立委質疑，經濟部為此案逕與交通部「溝通、協調」後，民航局因此快速核發籌設許可。 葉宗洸教授說，經濟部擔負能源轉型的重責大任，眼見2025大限將至，再生能源電力卻一直龜步成長，壓力不斷墊高之下，如果為了趕進度而便宜行事，不同程度的弊端便無法根絕。 根據能源局公布的最新資料，截至今年10月，光電裝置容量為916萬瓩，為今年目標值1125萬瓩的81%；風電裝置容量為140萬瓩，達成率更僅達目標值360萬瓩的39%。葉宗洸教授特別指出，經濟部面對3年後光、風目標值的2000萬瓩與680萬瓩，怎能不急？因此，除了先前開出高價躉購費率，招徠開發商；任何可能影響工程進度的障礙也要協助盡速排除。 他說，光電部分，有了每度電5元的誘人躉購費率，開發利益的爭奪鐵定不會少。尤其是日照強度較優質的南台灣，在土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有意競逐的業主無不想方設法走「捷徑」，主事官員如果把持不住，身陷囹圄也只是遲早的事。至於離岸風電的部分，第三階段開發已喊出零元躉購費率，經濟部自然樂觀其成。在這個階段中，開發商相中的利益已不是來自台電的低價購電，而是日後來自企業的綠電需求，屆時簽訂的購售電合約絕對可以讓開發商更滿意。 葉宗洸教授指出，如果沒有利益輸送，官商皆大歡喜其實並非壞事。此次「海利案」令人詫異的地方是，本案並不直接涉及風機建置的許可申請，但不知是否直升機業務無法順利執行，便可能影響工程進度，而經濟部礙於完工期程的壓力，必須直接出面協助廠商排除障礙。果真如此，經濟部該做的事應是檢討風電達標期限，而不是幫不符資格的廠商「喬」事。 他憂心指出，總統為再生能源擘畫了美麗願景，眼見快要破滅。當光、風兩電掉漆不斷，確定無法「風光」達標，核電除役後的缺電問題又無解方時，蔡政府還能視而不見、任令全體國人「剉咧等」嗎？

文 / 吳孟興 醫師 一對年輕夫婦結婚3年﹐先生30 歲﹐太太28歲﹐雖然有正常的性生活﹐太太月經正常﹐經輸卵管攝影檢查確定兩側輸卵管通暢﹐但苦於無法自然懷孕。原本太太以為不能懷孕的原因是自己身體有狀況﹐經由兩個月經週期排卵藥物刺激﹐超音波檢查追蹤發現卵泡的成長順利﹐也有按時操課﹐卻還是沒有懷孕。 阻塞性無精症 因此請先生接受精蟲檢查分析，赫然發現除了射出的精液量減少，只有0.5cc外﹐顯微鏡的鏡檢發現精液中完全沒有精蟲存在。將先生轉介至男性不孕症泌尿專科接受醫師診治﹐觸診時發現雖然睪丸大小正常﹐但是沒有兩側輸精管的觸感。因為以往沒有前列腺或精囊發炎、外傷或手術等病史﹐抽血分析賀爾蒙指標皆正常﹐同時也發現家族成員中有類似不孕的問題﹐所以判斷先生屬於病因為先天性兩側輸精管缺失造成的阻塞性無精症。 男嬰長大成人後﹐會不會與父親一樣 夫婦隨即決定接受試管嬰兒的療程﹐先生接受副睪取精手術取得精子﹐但是因為精蟲數量不足﹐無法以人工授精的方式懷孕﹐因此太太經由排卵針劑誘導刺激卵泡成長後取卵﹐以單一精蟲卵細胞質顯微注射的技術受精後獲得胚胎﹐當胚胎發育至囊胚期時植入子宮腔內﹐在懷孕過程中太太有接受羊膜穿刺的檢查﹐確定胎兒染色體為正常46XY﹐至懷孕38周時以陰道自然生產順利產下一名男嬰。因為尚有多餘胚胎冷凍保存﹐可以在往後適當時機施行冷凍胚胎植入受孕﹐但是夫婦不免存有疑問的是當男嬰長大成人後﹐有婚育的打算時﹐會不會與父親一樣有相同的情況發生? 如何避免? 利用附睪取精或抽取術獲得精蟲 男性不孕症的成因中無精症可分為阻塞型或非阻塞型。阻塞性無精症的患者睪丸製造精蟲能力是正常的，但是排出精蟲的通道有阻塞或缺損，使得精蟲無法正常經由射精排出﹐可利用附睪取精或抽取術獲得精蟲；而非阻塞性無精症的患者造精功能是異常的，因此無法順利製造精蟲﹐必須利用顯微睪丸切片取精手術取得精子。當取得精子的數量不足或是活動力不佳時，必須合併單一精蟲卵細胞質顯微注射的技術來提高卵子受精率。為避免發生先生事前沒有接受過精蟲分析或因故在太太取卵手術當天發生取不到精子的意外狀況時﹐可先將經由手術獲得的成熟卵子冷凍﹐等到來日先生接受手術或是確定能夠有精蟲的來源時﹐再接受上述顯微注射來完成精卵強迫受精結合的過程。 囊腫性纖維化的遺傳型式是體染色體隱性遺傳 對於已經診斷患有先天性雙側輸精管缺失(CABVD)的男性不孕症患者，建議可以接受囊腫性纖維化CFTR這個基因檢查。囊腫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是高加索人(特別是猶太人)最常見的遺傳疾病﹐但東方人帶有此突變基因的比例較少﹐台灣發生的異常大多只是單純表現先天性輸精管缺失﹐其他的身體機能正常。囊腫性纖維化跨膜傳導調節蛋白(CFTR)基因的位置是在第七對染色體長臂7q31.2的區域，會轉譯一種膜蛋白﹐如果這個基因發生突變會造成呼吸道黏膜的上皮細胞調節氯離子進出細胞膜通道發生問題﹐也會影響男性胚胎沃爾夫(Wolffian)管構造的發育。囊腫性纖維化的遺傳型式是體染色體隱性遺傳，也就是父母必須都帶有一個以上的突變基因，又都將各自的突變傳下去給胎兒才會致病，若是夫妻雙方能接受CFTR基因的突變檢測與遺傳諮詢來了解其機率﹐配合產前診斷或是甚至是利用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PGD)技術﹐便可以確定是否擁有不帶此基因突變的寶寶。 一般胚胎著床前的分析診斷技術分為兩大類: 一是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PGD)技術﹐如同上述已經知道家族或夫婦為特定遺傳性疾病之帶因者﹐在確定患有的遺傳疾病基因位置後﹐經由客製化的探針的測試，搭配常規試管嬰兒技術體外受精與胚胎培養的程序﹐從每一個培養至第五天囊胚期的胚胎取數個滋養層細胞後﹐配合囊胚玻璃化冷凍技術將冷凍胚胎保存﹐進行個別胚胎的基因型分析，將特定遺傳基因放大檢測，藉此檢測出不帶有家族性遺傳疾病的胚胎﹐才將挑選後的胚胎解凍植入子宮受孕。 孕期中仍然需要接受相關必要之產前檢查 另一技術為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PGS) 技術﹐目的是檢測胚胎全部 23 對染色體數目或結構是否正常﹐適用於高危險族群的夫婦﹐包括35歲以上高齡產婦、習慣性流產、屢次試管嬰兒失敗、曾經生育過或是家族有染色體異常的病史、或是男性不孕症(例如無精症或嚴重精蟲稀少)等。同樣地需配合常規試管嬰兒技術的流程﹐利用DNA擴增進行全基因組定序的染色體篩檢分析後﹐選擇染色體正常的胚胎解凍植入﹐藉此提高胚胎的懷孕率與活產率。雖然這些技術有蠻高的準確率﹐但是不保證這些正常胚胎植入後一定能夠順利著床繼續發育﹐或是檢測內容未完整包含染色體上所有基因的限制﹐無法顯現所有可能的異常情況﹐因此仍建議孕期中仍然需要接受相關必要之產前檢查﹐包括羊膜穿刺檢查以及羊水晶片染色體篩檢技術。  

文/ 任弘 任弘，淡江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海外工作，派駐過美國加州聖荷西、芝加哥。曾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2008-2013）。早年曾在大學兼課，離開公職後在中原大學客座一年（2014）。2015-2021年在福建廈門華僑大學擔任特聘教授。近年致力於海外華人歷史、華文教育發展史、中國書法史和漢字文化的研究。 1948年2月，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和國際學生聯合會在印度加爾各答聯合召開「東南亞青年和學生爭取自由和獨立大會」，會議目的是推動東南亞的反帝民主運動。 東南亞國家中有印尼、越南、緬甸、菲律賓以及馬來亞的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會後不久，除了上述泰國的工人運動外，東南亞地區就爆發了一系列共產黨武裝起義：3月，緬甸出現了共產黨白旗派起義；6月，馬來亞共產黨起義；8月，菲律賓共產黨開展反政府鬥爭；9月至10月，印尼的茉莉芬爆發了共產黨起義等。「這時共產黨已經在中國占主導地位。西方害怕中國共產黨會通過直接的軍事介入或以提供後勤或道義上的幫助的方式，特別是通過他們的南洋華人同胞支持其鄰國的共產主義的革命。」 1948年6月21-26日，美國駐東南亞各國外交官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區域會議，由美國駐泰國大使埃德溫·斯坦頓（Edwin Stanton）主持。會議內容主要有：(1)分析東南亞的政治軍事局勢；(2)總結東南亞共產黨活動和中國共產黨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活動的關係；(3)討論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在東南亞的目的；(4)討論東南亞各國工會的發展及共產黨人與工會的關係：(5)分析東南亞各國民族主義運動；(6)分析東南亞少數民族問題。 此次會議可謂是美國對1948年上半年東南亞局勢的一種回應。埃德溫·斯坦頓總結稱，印度支那局勢、印尼局勢、少數民族問題和共產主義問題是目前東南亞面臨的嚴峻問題，其中共產主義問題最嚴重。已有足夠材料和討論分析證明，莫斯科已致力於在世界這個部分擴張共產主義。這次會議的結果對杜魯門政府制定東南亞冷戰政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會議在探討泰國的華僑問題時，參會者指出，目前在泰國發現的三個共產黨團體中，中國共產黨人顯然是最重要的。越南共產黨人作為他們在印度支那的兄弟們的通信戰線。當地泰國共產黨是一個很小的團體，這並未顯示共產主義教條對數量最多的泰國入有吸引力。而最大團體——中國共產黨人僅在曼谷的華僑勞工團體和工會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在泰國的直接潛力僅限於通過罷工和遊行示威來製造混亂。在目前的泰國政權統治之下，他們看來好像沒有構成嚴重的危險。然而，在泰國的中國共產黨人組織良好、訓練有素，蘇聯公使館將主要依靠他們來傳達命令給鄰近地區，在某種程度上，還依靠他們來完成共產國際在東南亞的政策。 會議也評估：蘇聯由於遠離東南亞以及缺少熟諳東南亞環境的專家，通過設在香港的中國南方局，依靠中國共產黨指導東南亞共產黨活動。中國共產黨是蘇聯在東南亞的代理人。而近期蘇聯在曼谷建立使館的舉動表明克里姆林宮試圖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加直接的作用。他們認為，這是蘇聯向東南亞傳播共產主義很重要的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對中國共產黨與東南亞共產黨的關係進行評估時，與會者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亞洲黨派所擁有的一個優勢是，共產黨人成功滲透華僑群體的程度。 1948年底，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國民黨的敗局已不可扭轉。此時美國開始全面調整亞洲冷戰戰略，決定扶持日本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但是，戰敗的日本因海外市場的喪失而經濟困頓。海外市場日本的復興意義重大。在日本傳統的海外市場中，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因為冷戰的因素已無可能在近期內再度成為日本的市場，只有東南亞有這種可能。因此，PPS51號檔的制定反映了美國亞洲冷戰戰略的改變，也突出體現了東南亞地區在美國冷戰戰略中重要的地緣政治學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東南亞華僑問題也自然會成為美國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 1949年3月29日，美國戰後在歐洲「遏制政策」的原始提案人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奉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之命，領導的美國政策計畫辦公室起草了「美國對東南亞政策」，此即著名的PPS51號檔案。 PPS51號檔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界定美國的東南亞政策包括印尼、印度支那、緬甸、馬來亞、泰國和菲律賓；第二部分先闡述將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的考慮，接著分析地區經濟和政治、美國在該地區與蘇聯的對抗、美國處理與西方盟國關係中所處的地位及美國在東南亞各國應採取的政策；第三部分是提出建議。 PPS51號檔案對東南亞地區的政局的評估是，東南亞國家很不穩定，殖民主義、民族主義、中國人的滲透和共產主義都是造成不穩定的力量。「東南亞的八百萬華僑構成了給整個地區帶來痛苦的一個少數民族問題。該問題在馬來亞和泰國最為尖銳。華僑安頓下來，但是抗拒同化。他們與中國保持聯繫，為孩子開設獨立的學校，參與中國的政治，以及將財富的大部匯回祖國。作為精明的商人，他們已不相稱地聚斂該地區大量財富。」 美國對東南亞共黨發展和華人的態度，從上述會議和檔案中表露無遺。這不僅是泰國鑾披汶政府反華的背景，也是整個東南亞各國排華的背後主要原因。

文 / 鄭春鴻 「你有病嗎？」這不是罵人、詛咒人的話。如果有人很認真地問你 : 「你有病嗎？」你想了一下，也許會同意，人吃五穀雜糧，誰沒有一些毛病。不過，如果你問醫師：「我有病嗎？」醫師要回答你說你沒病，那可真難為他呢！因為醫師是「滿腦子都是病名」的那種人。我們的「病名」，都是醫師派發給我們的。這可以從大家的就醫經驗看出來：你去看10次醫師，有幾次醫師沒開藥給你吃的？大概連一兩次都不到吧？沒病幹嘛吃藥？醫師要開藥給你，而且要全民健保買單，得給你一個病名，不然健保怎會認帳？於是，我們每去看一次醫師，就得一個病，不是這樣嗎？ 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健康和疾病？ 醫學哲學中最基本和最長期的辯論之一，就是涉及健康與疾病的基本概念，也就是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健康和疾病？這種表述的含義似乎很明顯：人們感到不適時向醫療專業人員尋求治療，而臨床醫生則對病人進行治療以幫助他們恢復或維持健康。但是人們也可能出於其他原因而向醫學專業人士尋求建議和幫助，例如不能被解釋為疾病狀態的懷孕以及無症狀的高血壓，這樣的是算「有病」嗎？還是算「健康」的人呢？ 眾所周知，疾病與健康之間的分界線是模糊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不同的種族或族群人口中存在著廣泛的差異，以及有關「疾病的許多概念是否是社會建構？」的爭論。更為複雜的因素之一是健康和疾病的概念通常都涉及「描述性」和「評估性」方面（Engelhardt 1975）的問題。 探索這些區別，在認識論和道德上仍然很重要，因為這些定義會影響人們在何時何地尋求醫療服務，以及社會是否將其視為「疾病」，包括在某些衛生系統中是否允許他們接受治療。 「disease」 、「illness」和「sickness」有何區別？ 正如前述醫學史和醫學哲學家Tristram Engelhardt所說，疾病的概念可不是講好玩的，它是會「鬧人命」的；它不僅用於描述和解釋，而且還要求採取行動。它代表並指示事態是不理想的並且需要克服。（1975）因此，我們如何定義疾病，健康和相關概念並不是僅出於哲學或理論利益，而是出於倫理原因至關重要，特別是要確保醫學作為人們的福祉，為人們的福祉做出貢獻，並出於社會原因，存在與人能否過上好日子息息相關。 在英文中「disease」 、 「illness」和「sickness」都稱為疾病，三者通常可以互換使用，特別在普通公眾的口中，即使是醫療專業人員也如此。「disease」通常被認為是指在引起身體區域或整個身體「疾病」或「放鬆感」失喪的任何狀況。這種狀況可能是由自身免疫疾病等內部功能失調，由傳染性或環境引起的疾病等外部因素引起的，或是由許多所謂的「遺傳性」疾病引起的。有人認為，在疾病和其他類型的不適感（許多人不認為是身材矮小，肥胖或偏頭痛等疾病）之間沒有哲學或科學上​​令人信服的區別（Reznek 1987）。 「疾病」的概念在大多數文化中很普遍，甚至可能是一個普遍的概念（Fabrega 1979）。這是一個有用的概念，因為它可以明確地關注折磨特定人類的問題，並建議醫學可以幫助控製或改善此類問題。相反地，「illness」通常用於描述某種疾病的非客觀特徵，例如疼痛和不適的主觀感覺。它通常指的是在特定文化中被判斷為不良和不期望的行為改變，因此導致向該文化的成員(不一定是醫師)尋求幫助。 至於也是疾病的「sickness」一詞指稱的疾病則更多社會方面，通常強調社會缺乏對特定條件的重視。不僅要對疾病狀況進行科學地調查，而且希望糾正，預防或照顧處於低估狀態或使人患病的地區。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51年）的經典著作表明，「病態角色」如何減輕某些社會責任（例如，允許人們請假或避免承擔家庭責任）以及減輕生病的責任（儘管不一定是因為生病而生）。也有例外和反例（例如某些慢性疾病）， 健康就是沒有疾病？ 在最近關於醫學哲學的哲學學術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方法認為疾病概念涉及對人類生理學的經驗判斷（Boorse 1975，; Scadding 1990; Ereshefsky 2009等人）。這些所謂的「自然主義者」（有時稱為「客觀主義者」）。他們認為醫學應該旨在發現和描述允許我們定義各種疾病的潛在生物學標準。克里斯托弗·布爾斯（Christopher Boorse）的修訂書是文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聲稱健康就是沒有疾病，而疾病是一種內部狀態，會損害正常的功能，或者是環境所致的功能受限（Boorse 1997）。至於甚麼是「正常功能」？那是根據參考類別定義的，該參考類別是具有統一功能設計的自然生物類別（即，在特定年齡段和性別內），因此過程或部件（例如器官）在運行時在正常情況下，它對人體包含該過程或部位的個體的存活和繁殖具有統計學上的典型貢獻。他的定義包括對環境的特定提及，以不排除環境誘發的情況，這種情況在統計上是正常的，例如齲齒。 同性戀和手淫是病嗎？ 許多人批評了這些方法，以及對疾病的自然主義解釋。正如他們所指出的那樣，自然主義的解釋並不能反映我們對「疾病」和「健康」一詞的典型用法，因為它們忽略了任何會影響判斷某人是否健康的「價值觀」。建議自然通常的反例是自慰，這被廣泛認為是在18嚴重疾病（1974年恩格爾哈特）和同性戀，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診斷和統計手冊》（DSM）中，被歸類為一種疾病。這些是反例，因為它們對非疾病條件的重新定義不是由於有關這些存在狀態的新生物學信息，而是由於社會道德價值觀的變化。自然主義者通過指出同性戀和手淫一開始不是疾病而是錯誤的分類來回應這些論點，因此，如果嚴格地應用同性戀和手淫，這些例子並不會影響他們所偏愛的疾病定義的有效性。 完全依靠生物科學得出健康和疾病的定義合理嗎？ 對自然主義的一種更具說服力的批評是，儘管其倡導者聲稱完全依靠生物科學來得出健康和疾病的定義，但這些隱含地依賴於統計和理論常態方程（或有機體的「自然狀態」）。但是生物學並沒有直接給我們這些準則，儘管布爾斯（Boorse）提出了主張，但「物種設計」中也沒有任何絕對標準。即使我們根據年齡或性別劃分一個亞組，也沒有特定基因是給定人群的「天然」基因（Sober 1980）。標準生理學也沒有提供這些規範（Ereshefsky 2009），之所以如此，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生理因素通常會提供器官及其功能的理想化簡明描述，而不是其自然狀態（Wachbroit 1994）。雷切爾·庫珀（Rachel Cooper，2002）令人信服地認為，提出可接受的正常功能概念（反過來又是功能障礙）是Boorsian式清單的主要問題，認為他的分析應著重於處理故障的能力。該論點利用了反例，例如干擾正常功能的活動（例如服用非疾病的避孕藥），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的例子，這些人因此受到藥物的正常作用。Elselijn Kingma（2007，2010）批評布爾斯（Boorse）對參考班的呼籲是客觀可發現的，他們認為，如果不參考規範性判斷就無法建立這些標準。 關於疾病的自然主義解釋（例如，Lennox 1995）經常被注意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基本假設，即生物適應性（生存和生殖）是人類生命的目標，與此同時，醫學僅被視為對生物適應性感興趣，而不是對其他人類目標和價值觀感興趣，其中一些目標和價值觀的確可能與生物適應性目標相反或沒有區別，例如緩解疼痛。 病人得到安慰，醫師視病如親，反正開心就好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醫院逛街」(Hospital Shopping)為什麼那麼普遍；尤其在台灣這種「全民健保吃到飽」的地方，一早就去醫院，就可以看到一大群老人到醫院逛街，像去逛「早市」一樣。大多數人是沒啥「疾病」的，他們只是這裡痠那裡痛，是因為「不舒服」去看醫師的。既然「病人」都說自己有「病」，「全民健保」的給付清單上，也願意對這些「不舒服」的症狀買單，而且又可以增加醫院和醫師的收入，那麼不妨就送個順水人情，給「病人」先開點藥做症狀治療，再做各種檢查，抽幾管血，照個X光，大家瞎忙一場，「病人得到安慰，醫師視病如親」，反正開心就好。

【銳傳媒編輯中心綜合報導   】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公開呼籲政府必須關心五年後電夠不夠用；經濟部長王美花重申台灣不缺電，並指出台電目前有很多電力設施正在興建，未來五年電都夠用。 政府「保證不缺電」，但是否經得起用電持續成長的嚴酷考驗，新建電力設施能否如期完工發電，是消弭疑慮的關鍵。去年5月至今年3月，一年不到就已發生四次小則數十萬戶、大則數百萬戶的大規模停電，已讓國人對於政府的保證信心盡失。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教授葉宗洸前此就提出「不論是未來的用電需求，或是電源開發都過於樂觀，必須重新檢視」的建議，他指出，蔡政府迄今完全沒有調整現行能源政策的意願，從經濟部能源局12月17日於「2050淨零關鍵戰略『風/光、前瞻能源』社會溝通會議」的簡報內容即可看見。葉宗洸教授也是清大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主任。 他說，今年3月底，國發會公布了《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與策略總說明》後，隨即遭質疑說明中看不到具體可行做法，也未訂出階段性目標。能源局在社會溝通會議的簡報內容，以國發會的總說明為基礎，揭露了2030年隸屬再生能源的光、風兩電與前瞻能源（地熱、生質、海洋）發展的中期目標值。可惜的是，各項數據「華麗」如前，具體作法仍付之闕如，而檢視再生能源中期規畫的重要性，在於未來供電是否穩定與其息息相關。 他同時說，為了同時遂行「非核家園」與「2050淨零排放」，蔡政府的能源政策幾乎全面重壓於再生能源。既有規畫中，2025年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必須達到20％，惟經濟部後來以分母（全國總用電量）變大為由，將其下修為15.2％，並強調2026年10月將可順利達成原訂的20％目標。 葉宗洸教授表示，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兩大主力分別為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而截至今年10月的最新資料顯示，光電裝置容量達成率為81％，風電裝置容量（含離岸與陸域）的達成率僅39％，兩項能源欲於今年順利達標已明顯不可能。連帶受到開發進度遲延影響的，當然就是光、風兩電在2025與2030年的發電量。 依照蔡政府規畫，在不考慮間歇式與基載電力存在明顯差異的前提下，兩項能源原本應於2025年達到2,680萬瓩的裝置容量並發出440億度電，以取代核電六部機組年發的420億度電；也應於2030年達到4,410萬瓩的裝置容量並發出750億度電，以因應大投資案與部門電氣化的用電量成長。不過，歷經先前的大幅開發後，光電所需土地與屋頂面積的釋出速度有限；風電則始終存在一難解問題，即開發商與政府間對於關鍵技術移轉與本土化程度的歧見。目前看來，2025與2030兩個時間點均不可能實現規畫的發電量。 葉宗洸教授並且表示，另一方面，核電與煤電機組將於七年內陸續除役，經濟部於是規畫自2022至2028年新增15部燃氣機組，除可填補除役機組造成的電力缺口，更可因應新增的電力需求。然而，這些新機組運轉所需的天然氣，必須由興建中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三接）、環評中的四接與五接，以及規畫中的六接與七接供應。 令人憂心的是，由於三接工程預計2025年方能完工，無氣可供的情況下，導致今年與未來兩年的七部新增機組無一可發電。此外，四接與五接未完工前，北部協和新燃氣機組與中部台中新燃氣機組從2025年開始，便會重蹈無氣可用因而無電可發的覆轍。 官方今年接連公布的三份能源相關文件，本為宣示政府在天然資源匱乏的條件下，仍能堅守既非核又淨零的完美能源政策，但文件中出現太多失真且悖離現實的數據，反而凸顯現行能源政策的漏洞百出、未來規畫的華而不實。 葉宗洸教授呼籲，蔡政府必須勇於面對缺電已是現在進行式的困境，不能留給下一任政府解決。困境的解方其實不難，停轉與現役核電機組若能延役，缺電問題便能立即緩解，這也正是非核意志同樣堅定的德國，解決境內今冬缺電的務實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