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老師的離開 看見台灣校園「集體退縮」的最深警訊

文／王建龍（曾任台南縣、嘉義縣教育處長）

日前，南部某校因管教爭議遭到申訴的嚴老師，選擇以最決絕的方式結束生命。出殯公祭那天，看著無數親友、同事與學生前來含淚送行，場面令人鼻酸。這不只是一位優秀教育者的殞落，更用生命最沉痛的代價，揭開了當前台灣校園最窒息的集體壓力。

俗話說「嚴師出高徒」，這句話的核心絕對不是鼓勵體罰，而是強調教育必須擁有「原則」與「規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就像一棵需要修剪的樹苗，需要有人清楚明白地告訴他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分寸。如果沒有了這些界線，自由終將流於放縱。

然而，近年來的校園環境卻徹底變了調。老師的一句提醒、一個糾正，甚至是出於善意的引導，動輒引發申訴、調查，甚至是網路社群上排山倒海的公審與獵巫。許多第一線老師私下無奈坦言：現在不是他們不願意教，而是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教；不是不關心孩子，而是體制與輿論的利刃，逼得他們「不敢管、不能管」。

當老師在講台上失去了專業尊嚴，就無法建立起應有的威信；而缺乏威信與相互尊重的校園，又如何能培養出懂得負責任、明是非的下一代?

不可否認，台灣社會近年來高度強調個人權利與自由，這是民主進步的象徵。但令人憂心的是，現行體制在保障權利的同時，卻往往傾斜，而忽略相對的義務與職責。有些孩子與家長被灌輸了自己「不能被管」的權利，卻忘記了自己「應該守規矩」的義務；一味要求別人尊重自己的感受，而不懂的去體諒與尊重他人的權益。

教育的初衷，是陪伴孩子成長、教導孩子如何做人，而不是把校園變成審案的法院，把老師逼成天天防範成為被告的「高風險行業」。如果第一線的老師每天都在恐懼中度過，擔心被檢舉、被誤解、被貼標籤，最後為了自我保護，勢必被迫選擇「明哲保身」、「打卡上下班」。當師生與親師之間的信任徹底冰封，這場集體退縮下，受害最深的依然是我們的孩子。

筆者過去長期服務於基層教育行政，走過城鄉教育現場，親眼目睹了台灣校園從早期的溫馨友善，演變成如今的防衛與對立。少子化浪潮下，每一個孩子都是社會的寶貝。但如果我們的教育現場失去了溫度，老師不敢管、家長不放心、孩子學不會責任與感恩，國家的未來究竟該由誰來延續？當校園留不住有心、有理念的老師，我們又何來有品質、有教養的下一代？

嚴老師走了，但她留下的生命警示，值得整個台灣社會共同深思。一個願意指出孩子錯誤、對教育仍有堅持的老師，不應該在孤立無援的集體霸凌與體制審查中絕望離開。老師需要合理的監督，但更需要制度給予尊嚴；孩子需要愛的保護，但同樣需要嚴格的教導。

唯有重新找回教育的平衡與親師互信的溫度，讓老師敢教、願意教，才能阻止下一個悲劇發生，讓教育重回照亮下一代的希望工程。

(作者王建龍，長期深耕台灣基層教育，曾任台南縣、嘉義縣教育處處長。從教育基層做起，足跡遍及城鄉校園，第一線見證台灣教育數十年來的環境變遷。卸任後仍持續關注教育體制與親師關係，主張唯有捍衛教師專業尊嚴、重塑校園互信溫度，才能為少子化時代的下一代，打造明是非、守規範且兼具品質的教養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