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論壇報

文/ 任弘 任弘，淡江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海外工作，派駐過美國加州聖荷西、芝加哥。曾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2008-2013）。早年曾在大學兼課，離開公職後在中原大學客座一年（2014）。2015-2021年在福建廈門華僑大學擔任特聘教授。近年致力於海外華人歷史、華文教育發展史、中國書法史和漢字文化的研究。 1948年2月，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和國際學生聯合會在印度加爾各答聯合召開「東南亞青年和學生爭取自由和獨立大會」，會議目的是推動東南亞的反帝民主運動。 東南亞國家中有印尼、越南、緬甸、菲律賓以及馬來亞的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會後不久，除了上述泰國的工人運動外，東南亞地區就爆發了一系列共產黨武裝起義：3月，緬甸出現了共產黨白旗派起義；6月，馬來亞共產黨起義；8月，菲律賓共產黨開展反政府鬥爭；9月至10月，印尼的茉莉芬爆發了共產黨起義等。「這時共產黨已經在中國占主導地位。西方害怕中國共產黨會通過直接的軍事介入或以提供後勤或道義上的幫助的方式，特別是通過他們的南洋華人同胞支持其鄰國的共產主義的革命。」 1948年6月21-26日，美國駐東南亞各國外交官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區域會議，由美國駐泰國大使埃德溫·斯坦頓（Edwin Stanton）主持。會議內容主要有：(1)分析東南亞的政治軍事局勢；(2)總結東南亞共產黨活動和中國共產黨與東南亞各國共產黨活動的關係；(3)討論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在東南亞的目的；(4)討論東南亞各國工會的發展及共產黨人與工會的關係：(5)分析東南亞各國民族主義運動；(6)分析東南亞少數民族問題。 此次會議可謂是美國對1948年上半年東南亞局勢的一種回應。埃德溫·斯坦頓總結稱，印度支那局勢、印尼局勢、少數民族問題和共產主義問題是目前東南亞面臨的嚴峻問題，其中共產主義問題最嚴重。已有足夠材料和討論分析證明，莫斯科已致力於在世界這個部分擴張共產主義。這次會議的結果對杜魯門政府制定東南亞冷戰政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會議在探討泰國的華僑問題時，參會者指出，目前在泰國發現的三個共產黨團體中，中國共產黨人顯然是最重要的。越南共產黨人作為他們在印度支那的兄弟們的通信戰線。當地泰國共產黨是一個很小的團體，這並未顯示共產主義教條對數量最多的泰國入有吸引力。而最大團體——中國共產黨人僅在曼谷的華僑勞工團體和工會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在泰國的直接潛力僅限於通過罷工和遊行示威來製造混亂。在目前的泰國政權統治之下，他們看來好像沒有構成嚴重的危險。然而，在泰國的中國共產黨人組織良好、訓練有素，蘇聯公使館將主要依靠他們來傳達命令給鄰近地區，在某種程度上，還依靠他們來完成共產國際在東南亞的政策。 會議也評估：蘇聯由於遠離東南亞以及缺少熟諳東南亞環境的專家，通過設在香港的中國南方局，依靠中國共產黨指導東南亞共產黨活動。中國共產黨是蘇聯在東南亞的代理人。而近期蘇聯在曼谷建立使館的舉動表明克里姆林宮試圖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加直接的作用。他們認為，這是蘇聯向東南亞傳播共產主義很重要的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對中國共產黨與東南亞共產黨的關係進行評估時，與會者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亞洲黨派所擁有的一個優勢是，共產黨人成功滲透華僑群體的程度。 1948年底，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國民黨的敗局已不可扭轉。此時美國開始全面調整亞洲冷戰戰略，決定扶持日本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但是，戰敗的日本因海外市場的喪失而經濟困頓。海外市場日本的復興意義重大。在日本傳統的海外市場中，中國大陸、朝鮮半島因為冷戰的因素已無可能在近期內再度成為日本的市場，只有東南亞有這種可能。因此，PPS51號檔的制定反映了美國亞洲冷戰戰略的改變，也突出體現了東南亞地區在美國冷戰戰略中重要的地緣政治學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東南亞華僑問題也自然會成為美國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 1949年3月29日，美國戰後在歐洲「遏制政策」的原始提案人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奉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之命，領導的美國政策計畫辦公室起草了「美國對東南亞政策」，此即著名的PPS51號檔案。 PPS51號檔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界定美國的東南亞政策包括印尼、印度支那、緬甸、馬來亞、泰國和菲律賓；第二部分先闡述將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的考慮，接著分析地區經濟和政治、美國在該地區與蘇聯的對抗、美國處理與西方盟國關係中所處的地位及美國在東南亞各國應採取的政策；第三部分是提出建議。 PPS51號檔案對東南亞地區的政局的評估是，東南亞國家很不穩定，殖民主義、民族主義、中國人的滲透和共產主義都是造成不穩定的力量。「東南亞的八百萬華僑構成了給整個地區帶來痛苦的一個少數民族問題。該問題在馬來亞和泰國最為尖銳。華僑安頓下來，但是抗拒同化。他們與中國保持聯繫，為孩子開設獨立的學校，參與中國的政治，以及將財富的大部匯回祖國。作為精明的商人，他們已不相稱地聚斂該地區大量財富。」 美國對東南亞共黨發展和華人的態度，從上述會議和檔案中表露無遺。這不僅是泰國鑾披汶政府反華的背景，也是整個東南亞各國排華的背後主要原因。

文 / 鄭春鴻 「你有病嗎？」這不是罵人、詛咒人的話。如果有人很認真地問你 : 「你有病嗎？」你想了一下，也許會同意，人吃五穀雜糧，誰沒有一些毛病。不過，如果你問醫師：「我有病嗎？」醫師要回答你說你沒病，那可真難為他呢！因為醫師是「滿腦子都是病名」的那種人。我們的「病名」，都是醫師派發給我們的。這可以從大家的就醫經驗看出來：你去看10次醫師，有幾次醫師沒開藥給你吃的？大概連一兩次都不到吧？沒病幹嘛吃藥？醫師要開藥給你，而且要全民健保買單，得給你一個病名，不然健保怎會認帳？於是，我們每去看一次醫師，就得一個病，不是這樣嗎？ 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健康和疾病？ 醫學哲學中最基本和最長期的辯論之一，就是涉及健康與疾病的基本概念，也就是我們應該如何定義健康和疾病？這種表述的含義似乎很明顯：人們感到不適時向醫療專業人員尋求治療，而臨床醫生則對病人進行治療以幫助他們恢復或維持健康。但是人們也可能出於其他原因而向醫學專業人士尋求建議和幫助，例如不能被解釋為疾病狀態的懷孕以及無症狀的高血壓，這樣的是算「有病」嗎？還是算「健康」的人呢？ 眾所周知，疾病與健康之間的分界線是模糊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不同的種族或族群人口中存在著廣泛的差異，以及有關「疾病的許多概念是否是社會建構？」的爭論。更為複雜的因素之一是健康和疾病的概念通常都涉及「描述性」和「評估性」方面（Engelhardt 1975）的問題。 探索這些區別，在認識論和道德上仍然很重要，因為這些定義會影響人們在何時何地尋求醫療服務，以及社會是否將其視為「疾病」，包括在某些衛生系統中是否允許他們接受治療。 「disease」 、「illness」和「sickness」有何區別？ 正如前述醫學史和醫學哲學家Tristram Engelhardt所說，疾病的概念可不是講好玩的，它是會「鬧人命」的；它不僅用於描述和解釋，而且還要求採取行動。它代表並指示事態是不理想的並且需要克服。（1975）因此，我們如何定義疾病，健康和相關概念並不是僅出於哲學或理論利益，而是出於倫理原因至關重要，特別是要確保醫學作為人們的福祉，為人們的福祉做出貢獻，並出於社會原因，存在與人能否過上好日子息息相關。 在英文中「disease」 、 「illness」和「sickness」都稱為疾病，三者通常可以互換使用，特別在普通公眾的口中，即使是醫療專業人員也如此。「disease」通常被認為是指在引起身體區域或整個身體「疾病」或「放鬆感」失喪的任何狀況。這種狀況可能是由自身免疫疾病等內部功能失調，由傳染性或環境引起的疾病等外部因素引起的，或是由許多所謂的「遺傳性」疾病引起的。有人認為，在疾病和其他類型的不適感（許多人不認為是身材矮小，肥胖或偏頭痛等疾病）之間沒有哲學或科學上​​令人信服的區別（Reznek 1987）。 「疾病」的概念在大多數文化中很普遍，甚至可能是一個普遍的概念（Fabrega 1979）。這是一個有用的概念，因為它可以明確地關注折磨特定人類的問題，並建議醫學可以幫助控製或改善此類問題。相反地，「illness」通常用於描述某種疾病的非客觀特徵，例如疼痛和不適的主觀感覺。它通常指的是在特定文化中被判斷為不良和不期望的行為改變，因此導致向該文化的成員(不一定是醫師)尋求幫助。 至於也是疾病的「sickness」一詞指稱的疾病則更多社會方面，通常強調社會缺乏對特定條件的重視。不僅要對疾病狀況進行科學地調查，而且希望糾正，預防或照顧處於低估狀態或使人患病的地區。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51年）的經典著作表明，「病態角色」如何減輕某些社會責任（例如，允許人們請假或避免承擔家庭責任）以及減輕生病的責任（儘管不一定是因為生病而生）。也有例外和反例（例如某些慢性疾病）， 健康就是沒有疾病？ 在最近關於醫學哲學的哲學學術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方法認為疾病概念涉及對人類生理學的經驗判斷（Boorse 1975，; Scadding 1990; Ereshefsky 2009等人）。這些所謂的「自然主義者」（有時稱為「客觀主義者」）。他們認為醫學應該旨在發現和描述允許我們定義各種疾病的潛在生物學標準。克里斯托弗·布爾斯（Christopher Boorse）的修訂書是文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作品，聲稱健康就是沒有疾病，而疾病是一種內部狀態，會損害正常的功能，或者是環境所致的功能受限（Boorse 1997）。至於甚麼是「正常功能」？那是根據參考類別定義的，該參考類別是具有統一功能設計的自然生物類別（即，在特定年齡段和性別內），因此過程或部件（例如器官）在運行時在正常情況下，它對人體包含該過程或部位的個體的存活和繁殖具有統計學上的典型貢獻。他的定義包括對環境的特定提及，以不排除環境誘發的情況，這種情況在統計上是正常的，例如齲齒。 同性戀和手淫是病嗎？ 許多人批評了這些方法，以及對疾病的自然主義解釋。正如他們所指出的那樣，自然主義的解釋並不能反映我們對「疾病」和「健康」一詞的典型用法，因為它們忽略了任何會影響判斷某人是否健康的「價值觀」。建議自然通常的反例是自慰，這被廣泛認為是在18嚴重疾病（1974年恩格爾哈特）和同性戀，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診斷和統計手冊》（DSM）中，被歸類為一種疾病。這些是反例，因為它們對非疾病條件的重新定義不是由於有關這些存在狀態的新生物學信息，而是由於社會道德價值觀的變化。自然主義者通過指出同性戀和手淫一開始不是疾病而是錯誤的分類來回應這些論點，因此，如果嚴格地應用同性戀和手淫，這些例子並不會影響他們所偏愛的疾病定義的有效性。 完全依靠生物科學得出健康和疾病的定義合理嗎？ 對自然主義的一種更具說服力的批評是，儘管其倡導者聲稱完全依靠生物科學來得出健康和疾病的定義，但這些隱含地依賴於統計和理論常態方程（或有機體的「自然狀態」）。但是生物學並沒有直接給我們這些準則，儘管布爾斯（Boorse）提出了主張，但「物種設計」中也沒有任何絕對標準。即使我們根據年齡或性別劃分一個亞組，也沒有特定基因是給定人群的「天然」基因（Sober 1980）。標準生理學也沒有提供這些規範（Ereshefsky 2009），之所以如此，之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生理因素通常會提供器官及其功能的理想化簡明描述，而不是其自然狀態（Wachbroit 1994）。雷切爾·庫珀（Rachel Cooper，2002）令人信服地認為，提出可接受的正常功能概念（反過來又是功能障礙）是Boorsian式清單的主要問題，認為他的分析應著重於處理故障的能力。該論點利用了反例，例如干擾正常功能的活動（例如服用非疾病的避孕藥），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的例子，這些人因此受到藥物的正常作用。Elselijn Kingma（2007，2010）批評布爾斯（Boorse）對參考班的呼籲是客觀可發現的，他們認為，如果不參考規範性判斷就無法建立這些標準。 關於疾病的自然主義解釋（例如，Lennox 1995）經常被注意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基本假設，即生物適應性（生存和生殖）是人類生命的目標，與此同時，醫學僅被視為對生物適應性感興趣，而不是對其他人類目標和價值觀感興趣，其中一些目標和價值觀的確可能與生物適應性目標相反或沒有區別，例如緩解疼痛。 病人得到安慰，醫師視病如親，反正開心就好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醫院逛街」(Hospital Shopping)為什麼那麼普遍；尤其在台灣這種「全民健保吃到飽」的地方，一早就去醫院，就可以看到一大群老人到醫院逛街，像去逛「早市」一樣。大多數人是沒啥「疾病」的，他們只是這裡痠那裡痛，是因為「不舒服」去看醫師的。既然「病人」都說自己有「病」，「全民健保」的給付清單上，也願意對這些「不舒服」的症狀買單，而且又可以增加醫院和醫師的收入，那麼不妨就送個順水人情，給「病人」先開點藥做症狀治療，再做各種檢查，抽幾管血，照個X光，大家瞎忙一場，「病人得到安慰，醫師視病如親」，反正開心就好。

【銳傳媒編輯中心綜合報導   】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公開呼籲政府必須關心五年後電夠不夠用；經濟部長王美花重申台灣不缺電，並指出台電目前有很多電力設施正在興建，未來五年電都夠用。 政府「保證不缺電」，但是否經得起用電持續成長的嚴酷考驗，新建電力設施能否如期完工發電，是消弭疑慮的關鍵。去年5月至今年3月，一年不到就已發生四次小則數十萬戶、大則數百萬戶的大規模停電，已讓國人對於政府的保證信心盡失。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教授葉宗洸前此就提出「不論是未來的用電需求，或是電源開發都過於樂觀，必須重新檢視」的建議，他指出，蔡政府迄今完全沒有調整現行能源政策的意願，從經濟部能源局12月17日於「2050淨零關鍵戰略『風/光、前瞻能源』社會溝通會議」的簡報內容即可看見。葉宗洸教授也是清大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主任。 他說，今年3月底，國發會公布了《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與策略總說明》後，隨即遭質疑說明中看不到具體可行做法，也未訂出階段性目標。能源局在社會溝通會議的簡報內容，以國發會的總說明為基礎，揭露了2030年隸屬再生能源的光、風兩電與前瞻能源（地熱、生質、海洋）發展的中期目標值。可惜的是，各項數據「華麗」如前，具體作法仍付之闕如，而檢視再生能源中期規畫的重要性，在於未來供電是否穩定與其息息相關。 他同時說，為了同時遂行「非核家園」與「2050淨零排放」，蔡政府的能源政策幾乎全面重壓於再生能源。既有規畫中，2025年的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必須達到20％，惟經濟部後來以分母（全國總用電量）變大為由，將其下修為15.2％，並強調2026年10月將可順利達成原訂的20％目標。 葉宗洸教授表示，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的兩大主力分別為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而截至今年10月的最新資料顯示，光電裝置容量達成率為81％，風電裝置容量（含離岸與陸域）的達成率僅39％，兩項能源欲於今年順利達標已明顯不可能。連帶受到開發進度遲延影響的，當然就是光、風兩電在2025與2030年的發電量。 依照蔡政府規畫，在不考慮間歇式與基載電力存在明顯差異的前提下，兩項能源原本應於2025年達到2,680萬瓩的裝置容量並發出440億度電，以取代核電六部機組年發的420億度電；也應於2030年達到4,410萬瓩的裝置容量並發出750億度電，以因應大投資案與部門電氣化的用電量成長。不過，歷經先前的大幅開發後，光電所需土地與屋頂面積的釋出速度有限；風電則始終存在一難解問題，即開發商與政府間對於關鍵技術移轉與本土化程度的歧見。目前看來，2025與2030兩個時間點均不可能實現規畫的發電量。 葉宗洸教授並且表示，另一方面，核電與煤電機組將於七年內陸續除役，經濟部於是規畫自2022至2028年新增15部燃氣機組，除可填補除役機組造成的電力缺口，更可因應新增的電力需求。然而，這些新機組運轉所需的天然氣，必須由興建中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三接）、環評中的四接與五接，以及規畫中的六接與七接供應。 令人憂心的是，由於三接工程預計2025年方能完工，無氣可供的情況下，導致今年與未來兩年的七部新增機組無一可發電。此外，四接與五接未完工前，北部協和新燃氣機組與中部台中新燃氣機組從2025年開始，便會重蹈無氣可用因而無電可發的覆轍。 官方今年接連公布的三份能源相關文件，本為宣示政府在天然資源匱乏的條件下，仍能堅守既非核又淨零的完美能源政策，但文件中出現太多失真且悖離現實的數據，反而凸顯現行能源政策的漏洞百出、未來規畫的華而不實。 葉宗洸教授呼籲，蔡政府必須勇於面對缺電已是現在進行式的困境，不能留給下一任政府解決。困境的解方其實不難，停轉與現役核電機組若能延役，缺電問題便能立即緩解，這也正是非核意志同樣堅定的德國，解決境內今冬缺電的務實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