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從巴列維王朝到伊斯蘭共和國 伊朗是否還有重返王權的可能

文/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伊朗是否有機會重新回到王權時代，表面上是在問巴列維王朝（Pahlavi dynasty）有沒有復辟的可能，實際上是在問，伊朗未來的政治合法性，還會不會再建立在王朝血統與王室象徵之上。

依照目前的資訊來判斷，伊朗不是完全沒有出現「王權象徵回潮」的可能，但若要真正恢復成為一個穩定的君主制國家，機率仍然偏低。比較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如果伊斯蘭共和國未來出現重大裂縫，部分反體制力量可能暫時借用王室象徵來凝聚人心，但最後形成的新制度，未必會是完整意義上的王政復辟，而更可能是過渡政體、共和重組，或帶有軍政色彩的新權力結構。

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放回伊朗與美國（United States）、英國（United Kingdom）以及 20 世紀伊朗國家建構的歷史脈絡來看。就是1951 年伊朗石油國有化與 1953 年政變。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推動石油國有化，挑戰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IOC）的控制，這不只是經濟政策，也是國家主權的宣示。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英國秘密情報局（MI6）介入，透過「阿賈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或美國檔案中稱為「TPAJAX」的政變行動，推翻摩薩台政府，並恢復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的權力。美國國務院《對外關係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已公開記錄，美國曾協助促成摩薩台政府的倒台與沙阿復位。這使伊朗的王權形象，從此不只是本國傳統，也與外國干預、冷戰秩序與主權受損的歷史記憶綁在一起。

也因為如此，巴列維王朝在伊朗歷史中的位置始終非常矛盾。對部分人而言，沙阿時代代表現代化、世俗化與對西方世界的接軌。1963 年沙阿推動「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內容包括土地改革、婦女投票權、森林國有化，以及教育團、衛生團與農業團等措施，目的在於加快國家現代化。

可是在另一面，這也是一場由上而下推進的強制性改革，伴隨社會失衡、城鄉差距擴大與反對力量被壓制。《伊朗百科全書》對白色革命的說明也指出，改革與社會不滿、政治鎮壓是同時存在的。這代表今日若有人主張「回到王權」，就不能只談沙阿時代的秩序與繁榮，而必須同時面對其高壓統治與不平等結構留下的歷史包袱。

1979 年發生的並不是單純的政變，而是伊朗伊斯蘭革命。這一點在歷史用語上非常重要。革命結束了巴列維王朝，也終結了伊朗延續數千年的君主制傳統，並建立伊斯蘭共和國。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成為這場革命的精神領袖與制度設計者。他不只是反對沙阿的宗教人物，而是把什葉派政治神學、反帝國主義、反專制與大眾動員結合起來，成功把多元的反沙阿力量整合到自己的領導之下。

這也意味著，1979 年之後伊朗的政治合法性，已經從王朝血統轉移到革命神話與宗教統治原則之上。只要這套革命敘事還有社會與制度支撐，伊朗就很難簡單退回到舊式王權。

霍梅尼之所以關鍵，不只是因為他推翻了沙阿，而是因為他創造出一種新的國家正當性。他提出的「法學家監護」或「法學家統治原則」是 velayat-e faqih，意思是由具備宗教法學資格的法學家對國家政治進行最高監督。這套理論後來成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政架構的核心，也使「最高領袖」（Supreme Leader）成為超越一般民選機構的最終權威。換句話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不是一個普通的威權政府，而是一個把反王權、反外部支配與宗教政治整合起來的革命型體制。這套體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王權復辟的一種制度性封鎖。

1979 年底的伊朗人質危機又進一步鞏固了這個結構。美國國務院的歷史紀錄指出，1979 年 11 月 4 日，伊朗學生攻占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U.S. Embassy in Tehran），扣押 52 名美國人質長達 444 天。這件事不只是外交事件，更是伊朗革命派用來鞏固政權與排除內部對手的重要政治工具。

《伊朗百科全書》也記載，霍梅尼在確認局勢之後公開支持這場占領行動，並把危機提升為一場革命與反帝國主義的象徵鬥爭。從這裡開始，伊朗政治不只反沙阿，也把反美、反外部干預與反王朝回潮緊密連結。這讓任何未來的君主制訴求，都很容易被指控為與外部勢力勾連的歷史倒退。

接下來的伊朗—伊拉克戰爭（Iran-Iraq War, 1980–1988）則把伊斯蘭共和國進一步鍛造成一個戰爭型國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598 號決議（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598）要求伊朗與伊拉克停火，並促成後來的停戰安排。這場戰爭對伊朗的影響，並不只是巨大傷亡與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它使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在國家體制中的地位大幅上升。

戰爭強化了「神聖防衛」（Holy Defense）這種敘事，讓體制將國家安全、宗教合法性與反外部敵人更緊密綁在一起。這也意味著，就算未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出現鬆動，最有能力接手權力的，往往會是安全部門與軍事化官僚集團，而不一定是流亡王室或王朝支持者。

從核問題的歷史也可以看出，伊朗的制度前途始終深受外部壓力影響。2015 年達成的「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一般稱為伊朗核協議，曾一度讓伊朗與國際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下降。國際原子能總署指出，2016 年起該署開始負責查核與監督伊朗履行 JCPOA 下的核承諾。

這裡的 verification and monitoring，就是「查核與監督」，意指由國際機構持續確認一國是否遵守承諾。這件事提醒我們，伊朗未來的制度走向，不只是國內政治選擇，也深受制裁、核爭議與區域安全環境牽動。在這種高度安全化的環境中，伊朗任何新的政體若要上台，最先面對的通常是軍事、安全與國際談判問題，而不是是否恢復王室禮儀與君主名號。

伊朗今天面對的核心問題，不是單純要不要「回到以前」，而是神權體制若失去正當性之後，新的政治正當性要建立在哪裡。1953 年政變讓伊朗社會記住，王權可能與外國扶植有關。1979 年革命讓伊朗社會記住，推翻君主不一定帶來自由，也可能換來另一種更難撼動的權力結構。

人質危機與兩伊戰爭又讓伊斯蘭共和國成功把反美、反干預與國家存亡綁在一起。這三段歷史加總起來，使伊朗若要真正回到王權時代，就必須同時解決三個問題，如何切斷王室與外國干預的聯想，如何回應巴列維時代專制統治的歷史記憶，如何說服新世代相信君主制不是另一種舊威權的再包裝。這三道門檻都非常高。

伊朗不是完全沒有出現王權象徵再度浮現的可能，但若說伊朗將明確、穩定地重返王權時代，可能性仍然有限。比較合理的判斷是，若伊斯蘭共和國未來真的進入重組期，王朝符號可能成為部分反體制力量的集結資源，但真正決定伊朗未來的，仍將是軍隊、安全機構、宗教網絡、石油資源與國際談判格局。

歷史不太會倒帶，真正會出現的，通常是舊符號被重新動員之後，導向一個新的權力形式。對伊朗而言，巴列維王朝的記憶或許不會消失，但要把那段記憶重新變成統治制度，難度遠高於把它變成一種政治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