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台北地方法院針對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涉入京華城案與政治獻金案做出一審判決，判處 17 年有期徒刑並褫奪公權 6 年。這項裁決在台灣社會引發高度關注，也迅速成為國際媒體報導的焦點。路透社、法新社、彭博社與南華早報等外媒，多以制度運作與政治結構為觀察主軸，提供相對冷靜的分析框架，使外界得以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此案的意義。 從國際媒體的報導內容來看，此案被放在司法證據與程序正義的檢驗脈絡中進行觀察。相關報導多採取事實陳述與控辯對比並列的方式，一方面呈現法院認定的內容，另一方面也呈現辯方的立場。法院認定柯文哲在京華城容積獎勵案中涉及收受 210 萬元賄賂並構成圖利，同時涉及政治獻金相關的公益侵占與背信問題。彭博社的報導指出，柯文哲與民眾黨將案件定性為政治清算，並持續否認相關不法行為，將司法程序視為政治壓力的一部分。這種並列呈現的方式，使國際讀者得以理解爭議的雙方論述，而非僅依賴單一敘事。 國際觀察者也將焦點放在法律層面的核心爭點。部分分析指出，案件中的對價關係仍將是未來上訴審的重要攻防焦點。即使 210 萬元的金額在全球貪污案件中並不突出，法院判決所強調的是職務行為與利益交換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公共利益是否因此受損。這種判決邏輯反映出台灣司法對公權力廉潔的高度要求，也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制度特徵之一。 從政治結構的角度觀察，國際媒體普遍認為此案對第三勢力帶來結構性衝擊。南華早報與法新社的分析指出，褫奪公權 6 年的判決結果，實質上排除了柯文哲參與 2028 年總統大選的可能性。這意味著自 2014 年以來逐步形成的白色力量，正面臨失去核心領導者的局面。當政黨發展高度依賴單一領袖時，領導者的政治處境往往會直接影響整體組織的穩定性。國際媒體多以過去其他國家的類似經驗作為參照，指出此類政黨在轉型過程中通常會面臨支持度波動與組織重整的壓力。 權力版圖的變化也是外媒關注的重點之一。隨著第三勢力的影響力可能下降，台灣政治是否重新回到藍綠對抗的雙極結構，成為重要觀察指標。部分分析認為，在野陣營之間的互動將出現新的調整，國民黨可能在整合過程中取得較大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選民重新分配，使政治版圖出現新的不確定性。這類觀點強調的是結構變動的可能性，而非對結果做出單一預測。 在社會層面，國際媒體也注意到判決所引發的分化現象。路透社的報導提及，判決之後出現的支持者動員與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反映出台灣社會在政治議題上的高度對立。這種現象在多數民主國家並不罕見，但其發展方向仍取決於制度能否維持穩定運作。國際觀察的重點在於，司法體系是否能透過透明程序與清楚論證，持續累積社會信任。 從更宏觀的層次來看，部分國際媒體將此案與地緣政治環境連結。相關報導指出，台灣內部的政治爭議容易被外部力量利用，作為操作輿論與影響認知的素材。對此外界關注的並非單一事件本身，而是台灣在面對外部資訊干擾時，能否維持制度穩定與社會凝聚。司法體系的獨立性與透明度，因而被視為衡量民主成熟度的重要指標。 整體而言，從國際媒體的觀察框架來看，柯文哲案的一審判決不僅是法律裁決，也是一場制度與政治之間的壓力測試。在案件仍可上訴的情況下，未來發展仍存在變數。對台灣社會而言，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在高度對立的政治環境中，維持對法治的基本信任，並讓制度持續發揮功能。當國際媒體將焦點放在制度韌性與政治結構調整時，也提供了一個相對冷靜的參考視角，使人得以重新思考事件背後的長期影響。

  文/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中東衝突升級所展現的現象，不只是區域軍事對抗，而是國際秩序運作邏輯的轉變。川普總統在危機中採取強勢立場，支持以色列並對伊朗釋出明確威嚇訊號，顯示國際事務正從以規則為主的外交協商，轉向以軍事實力為主導的權力競逐。 伊朗對美國基地與以色列城市發射導彈，造成平民傷亡與基礎設施損壞。報復與再報復形成循環，戰場邏輯壓縮外交空間。當導彈成為回應工具，安理會的討論難以發揮實質約束效果。國際規範仍然存在，實際決策卻由軍事能力與嚇阻效果決定。 真主黨與胡塞組織可能擴大攻勢，衝突範圍延伸至黎巴嫩南部、葉門與紅海航道。代理戰爭模式降低直接宣戰門檻，提高持續消耗的可能性。紅海航運風險上升，能源市場波動加劇，全球供應鏈承受壓力。軍事行動不再局限於單一戰場，而是透過區域網絡放大衝擊。 川普總統公開呼籲伊朗人民推翻現有政府，這種政治訊號將內部動盪納入戰略計算。外部壓力與內部抗議可能交織，政權若採取更強硬鎮壓措施，難民潮風險隨之升高。土耳其與伊拉克承受人口流動壓力，中東人道局勢惡化。軍事衝突與政治動員結合，使危機呈現複合型態。 這場衝突揭示一個更深層趨勢。國際事務逐漸回到力量主導的軌道。過去數十年強調多邊機制與國際法框架，如今面臨實力競逐的挑戰。規則仍被引用，真正決定走向的往往是軍事能力、同盟整合程度與承擔風險的意志。 台灣社會在觀察這場變局時，需要理解外交空間縮小的意涵。當國際秩序更依賴軍事嚇阻，小國的安全保障將更緊密地與同盟結構綁定。規則提供正當性，實力決定邊界。多極化環境下，各國以軍事與經濟力量重塑影響範圍，協商空間變得更為有限。 中東戰火未必立即改變全球權力分配，卻加速國際秩序向實力主導轉型。川普總統所代表的強勢路線，將軍事嚇阻置於外交協調之前。這種路線為支持者帶來安全感，也為國際體系帶來更高風險。在這種條件下，各國都要加強軍事實力，所有的國家都往這個方向發展的時候。如果在目前的條件下，有政黨極力要限制自己在軍事方面的武裝力量，想法是奇怪的，動機是可疑的。 當戰爭成為外交語言的一部分，世界正在進入一個規則與實力並行競逐的時代。台灣理解這種轉變，有助於在全球不確定性上升之際，審慎評估自身安全與外交布局。在目前這樣的關鍵時刻，一定要選對戰隊，不要與虎謀皮。

  文/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全球經濟秩序正出現一項重要變化，歐洲與美國逐漸從傳統貿易伙伴關係轉向更具戰略性的產業合作。過去數十年跨大西洋經濟關係主要建立在自由貿易與投資流動基礎之上。近年來地緣政治競爭升溫，供應鏈安全與科技競爭逐漸成為政策核心。歐美政府開始透過產業政策與科技合作重建製造能力，跨大西洋產業同盟逐漸形成。 歐洲在能源轉型與綠色產業領域推動大規模政策改革。歐盟透過Net-Zero Industry Act 鼓勵新能源設備與低碳產業在歐洲建立生產基地。相關政策目標在於提高本地製造比例，並確保關鍵設備不會過度依賴外部供應來源。政策設計同時強化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關係，跨大西洋經濟合作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深化。 美國政府同樣推動新的產業政策。例如Inflation Reduction Act透過補助與稅務優惠鼓勵新能源產業與電動車供應鏈在北美建立。法案設計強調本地生產與供應鏈來源安全，使新能源產業逐漸形成區域化生產結構。歐洲與美國在能源轉型與新能源設備製造方面具有高度互補性，產業合作因此快速增加。 半導體產業同樣成為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領域。先進晶片被視為數位經濟與國防科技的重要基礎。美國透過 CHIPS and Science Act 推動半導體製造回流。歐洲也提出 European Chips Act 鼓勵晶片產業在歐洲建立製造能力。兩項政策在技術研發與供應鏈安全方面形成相互呼應的效果，跨大西洋科技合作因此更加密切。 跨大西洋產業合作同時反映全球化模式的轉變。過去企業選擇生產基地時主要考量成本效率。地緣政治競爭與科技戰略逐漸改變企業決策邏輯。政府開始強調供應鏈韌性與戰略產業自主。歐美產業政策顯示全球經濟正在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 中國快速崛起是這一政策轉向的重要背景。中國在新能源設備、電池製造與電子產品領域建立強大製造能力。歐美政府擔憂關鍵產業過度依賴單一供應來源可能帶來政治風險。跨大西洋產業同盟因此被視為一種供應鏈安全機制。透過建立共同產業政策與科技合作網絡，歐美希望維持在高端製造與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 全球供應鏈正在逐漸出現區域化結構。北美與歐洲形成跨大西洋製造網絡，亞洲則出現以東亞與東南亞為核心的產業體系。企業在建立供應鏈時必須同時考量市場、政治與技術因素。產業政策與地緣政治逐漸交織，全球經濟秩序因此進入新的競爭階段。 台灣在這一過程中具有重要位置。台灣在半導體與電子製造領域擁有世界級技術能力。跨大西洋產業合作需要穩定且技術成熟的供應鏈伙伴。台灣企業與歐美科技產業長期合作，在先進製造與電子系統領域具備高度整合能力。全球供應鏈重組可能為台灣帶來新的產業合作機會。 跨大西洋產業同盟仍處於發展階段。未來十年全球產業格局可能出現重大變化。能源轉型、半導體競爭與供應鏈安全將持續影響政策方向。歐美產業合作若持續深化，全球製造秩序可能逐漸形成新的經濟區塊。台灣社會在觀察國際經濟變化時，需要理解產業政策與地緣政治已經密不可分。供應鏈正在成為國際政治的重要工具。跨大西洋產業同盟的形成顯示全球經濟正在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文/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習近平目前正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這種壓力不僅來自於美中貿易的長期拉鋸，更源自於川普政府精心佈局的戰略手段。川普在答應舉行「川習會」之後，才開始發動一系列針對伊朗與委內瑞拉的打擊行動。這種做法被許多評論員視為一種外交圈套。這種策略讓習近平在正式見面前，就已經失去了許多重要的談判籌碼。美國選擇在敏感時刻切斷中國與重要能源供應國的聯繫，直接威脅到中國境內的能源安全與經濟穩定。 習近平的內政考量使得其外交處境更加艱難。習近平急需川普來訪中國以展示其「大國外交」的政績，進而穩固其在黨內的威信。美國掌控全球能源與金融霸權的情況，讓中國目前在面對挑釁時顯得難以反擊。美國透過金融制裁與石油禁令，精確地打擊了中國的戰略夥伴。這種局面讓北京在外交辭令上雖然強硬，但是在實務操作上卻面臨著資金流動受阻與資源缺口的雙重打擊。 美國目前正透過擊潰伊朗及其盟友，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包圍網。這個網絡並非僅限於軍事層面。這種壓制是從能源供應、金融清算系統到軍事技術等領域的全方位封鎖。美國的目標非常明確，即是透過削弱中國的能源韌性，迫使北京在未來的各項談判中做出更大的讓步。這種地緣政治的擠壓對於極度依賴進口資源的中國而言，無疑是近年來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習近平在面對這種全方位壓制時，其個人威信與國家的戰略空間都受到了嚴酷考驗。美國政府利用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成功地將原本的雙邊貿易衝突轉化為一場全球性的資源博弈。這種戰略上的主動權掌握在華府手中。中國如果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突破能源與金融封鎖的方法，未來在美中博弈的過程中，將會持續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這種壓力預計會隨著各項國際制裁的深

  文/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伊朗是否有機會重新回到王權時代，表面上是在問巴列維王朝（Pahlavi dynasty）有沒有復辟的可能，實際上是在問，伊朗未來的政治合法性，還會不會再建立在王朝血統與王室象徵之上。 依照目前的資訊來判斷，伊朗不是完全沒有出現「王權象徵回潮」的可能，但若要真正恢復成為一個穩定的君主制國家，機率仍然偏低。比較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如果伊斯蘭共和國未來出現重大裂縫，部分反體制力量可能暫時借用王室象徵來凝聚人心，但最後形成的新制度，未必會是完整意義上的王政復辟，而更可能是過渡政體、共和重組，或帶有軍政色彩的新權力結構。 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放回伊朗與美國（United States）、英國（United Kingdom）以及 20 世紀伊朗國家建構的歷史脈絡來看。就是1951 年伊朗石油國有化與 1953 年政變。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推動石油國有化，挑戰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IOC）的控制，這不只是經濟政策，也是國家主權的宣示。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英國秘密情報局（MI6）介入，透過「阿賈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或美國檔案中稱為「TPAJAX」的政變行動，推翻摩薩台政府，並恢復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的權力。美國國務院《對外關係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已公開記錄，美國曾協助促成摩薩台政府的倒台與沙阿復位。這使伊朗的王權形象，從此不只是本國傳統，也與外國干預、冷戰秩序與主權受損的歷史記憶綁在一起。 也因為如此，巴列維王朝在伊朗歷史中的位置始終非常矛盾。對部分人而言，沙阿時代代表現代化、世俗化與對西方世界的接軌。1963 年沙阿推動「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內容包括土地改革、婦女投票權、森林國有化，以及教育團、衛生團與農業團等措施，目的在於加快國家現代化。 可是在另一面，這也是一場由上而下推進的強制性改革，伴隨社會失衡、城鄉差距擴大與反對力量被壓制。《伊朗百科全書》對白色革命的說明也指出，改革與社會不滿、政治鎮壓是同時存在的。這代表今日若有人主張「回到王權」，就不能只談沙阿時代的秩序與繁榮，而必須同時面對其高壓統治與不平等結構留下的歷史包袱。 1979...

  文/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近年來無人作戰技術快速發展，空中無人機在多場戰爭中已經證明具有顛覆傳統戰術的能力。另一種更難偵測的無人作戰平台正在逐漸受到各國軍事界的重視，水下無人機。伊朗近年積極發展水下無人機系統，尤其是近期受到高度關注的「阿茲達爾」（Azhdar）。這種武器系統的出現，讓全球航運與區域安全面臨一種全新的非對稱挑戰。 水下無人機的最大特徵在於高度隱蔽性。與空中無人機不同，水下作戰平台幾乎無法透過雷達偵測，也難以透過肉眼觀察。伊朗研發的水下無人機採用電力推進系統，以鋰電池作為動力來源，減少傳統內燃機產生的震動與噪音。在波斯灣這類海底地形複雜、海洋背景噪音高度混雜的水域環境中，這類低噪音裝置可以在接近靜音的狀態下潛伏與移動。 除了動力系統降低噪音之外，小型化的水下無人機在聲納偵測方面也具有優勢。這類裝置體積較小，可以貼近海底地形或沿著複雜的水文層移動，使大型軍艦搭載的聲納系統難以有效辨識。當水下無人機接近船隻航道或港口設施時，防禦方往往很難在第一時間察覺威脅。這種特性讓水下無人機逐漸被視為一種具有「移動水雷」效果的新型武器。 這種武器帶來的第二個戰略影響在於能源運輸安全。荷莫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之一，全球約 20% 的石油與液化天然氣需要經過這條狹窄海峽。伊朗若在該區域部署大量低成本水下無人機，即使沒有實際發動攻擊，僅僅是存在風險，就可能讓航運公司與保險機構提高費率甚至暫停航線。2026 年 3 月曾出現航運流量大幅下降的情況，部分統計顯示通過該海峽的船隻數量一度下降約 94%，顯示海上安全威脅對全球能源供應鏈具有高度敏感性。 除了心理威嚇之外，水下無人機也具備實際攻擊能力。若裝置攜帶炸藥並直接撞擊船隻水線以下位置，可能對大型油輪或貨輪造成致命破壞。這類攻擊方式能避開船舶多數防禦措施。鑽油平台、海底電纜或其他海上基礎設施同樣可能成為目標。當這些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影響將不只限於單一地區，而可能波及整個全球能源與通訊系統。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趨勢是「蜂群戰術」的出現。伊朗軍方正在嘗試將水下無人機與空中無人機結合，並引入人工智慧技術，形成多層次攻擊體系。當空中無人機在海面上方吸引防空系統注意力時，水下無人機可能同時從海底接近目標。這種多維度攻擊模式容易讓防禦系統出現過載情況。攔截空中無人機需要昂貴的飛彈與防空系統，而水下無人機的製造成本相對低廉，攻防成本出現高度不對稱。 人工智慧技術也正在改變無人武器的作戰方式。透過 AI 識別系統，水下無人機在失去遠端控制訊號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辨識目標並持續追蹤。這種能力提高無人武器在複雜戰場環境中的生存率，也增加攔截難度。當大量低成本裝置同時運作，海上防禦系統將面臨極大的壓力。 從全球層面來看，水下無人機帶來的影響不只限於軍事領域，也包含心理、經濟與能源安全層面。海上航運一旦出現看不見的威脅，保險費率與運輸成本便可能迅速上升，國際油價也可能因市場恐慌而劇烈波動。低成本武器迫使對手投入昂貴防禦系統，長期而言可能消耗軍事與後勤資源。能源運輸通道若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全球供應鏈將面臨高度風險。 這種「以小博大」的戰略邏輯在現代安全環境中愈來愈常見。低成本無人系統可以對大型軍事力量形成牽制，迫使對手投入更多資源進行防禦。烏克蘭戰場、紅海航運危機與波斯灣局勢，都顯示無人系統正在改變戰略計算方式。 對台灣而言，這種趨勢同樣具有重要啟示。現代安全環境不僅取決於大型軍事裝備，也取決於系統韌性與結構調整。軍事防禦需要持續升級技術，例如人工智慧偵測系統與自主反制平台。同時，經濟結構與國際合作同樣是安全的一部分。當產業與市場分散風險並建立穩定的國際合作網絡，國家整體韌性將顯著提升。 水下無人機技術的出現顯示未來海上安全將進入新的階段。看不見的威脅、低成本攻擊與多維度蜂群戰術，正在重新定義海上戰爭的形態。從波斯灣到全球航運線，這種技術帶來的戰略影響已經逐漸浮現。未來國際社會如何建立新的防禦體系與合作機制，將成為維持海上秩序的重要課題。  

  文/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中東衝突背後存在一個較少被討論的重要背景。國際核規範正處於一個制度轉折期。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與外交壓力的理由之一，在於現行核規範體系正好走到一個關鍵時間點。當既有條約與限制逐漸失效，國際社會對新核武國家的約束能力出現空隙。伊朗被許多政策制定者視為最可能跨越核門檻的國家之一，這個問題也成為中東衝突的重要戰略背景。 2026年2月5日，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正式到期。這項條約原本是 美國 與 俄羅斯 之間最後一個限制戰略核武部署與數量的法律框架。條約終止之後，兩國戰略核武部署首次進入沒有條約限制的狀態。這也是冷戰結束以來核武控制體系出現的重要斷裂點。對台灣讀者而言，這項變化不只是大國之間的軍備問題，也代表全球核穩定架構正在出現裂縫。 條約終止帶來的影響不僅是核彈頭數量可能增加，更重要的是透明機制逐漸消失。過去條約包含核查制度與資訊通報程序，雙方可以透過這些制度掌握對方部署與演習狀況。當制度不再存在，各國對對手意圖的判斷更依賴情資分析與推測。戰略穩定逐漸從可驗證規範轉向實力競逐與預防性部署，誤判風險也因此上升。 核秩序變化同時牽動伊朗問題。伊朗與國際社會的核談判長期存在爭議。國際原子能總署 與伊朗之間的監督與核查問題多次出現僵局。當全球核規範進入鬆動階段，伊朗是否可能發展核武能力便成為國際安全議題的焦點。美國部分戰略決策者認為，若國際體系缺乏有效限制機制，伊朗可能成為新的核武國家。 伊朗政治體制的特殊性也讓這個問題更具爭議。伊朗採取以宗教領袖為核心的神權政治體制，這種政治結構使部分西方國家認為核武擴散風險更難控制。華盛頓長期將防止伊朗取得核武能力視為重要戰略目標。這種安全觀點成為對伊朗施壓的重要理由。 全球核秩序的變化並不只與伊朗有關。中國 近年快速擴充核彈頭數量與洲際飛彈部署能力，逐漸形成與美俄並列的三強格局。過去由美俄主導的雙邊核威懾架構，正轉變為多極核競逐局面。戰略計算因此更加複雜，美國需要同時面對兩個主要核武國家的威懾壓力。 核秩序鬆動在區域層面也產生連鎖效應。北韓 在2025年宣布洲際飛彈技術取得進展，核與導彈能力持續提升。東亞與中東多個國家開始重新評估安全環境。日本 與 南韓 社會內部出現更多討論自主核能力的聲音，中東地區如 沙烏地阿拉伯 也出現類似辯論。當國際核規範出現鬆動跡象，中小國家的安全焦慮容易迅速擴散。 對台灣而言，全球核秩序重組具有直接的區域意義。台海位於東亞戰略中心，一旦區域軍備競賽升溫，安全風險將逐步外溢。核威懾體系若出現不穩定，危機升級的門檻可能降低。誤判風險增加，區域衝突升高的可能性也隨之上升。雖然台灣目前不會考慮發展核武器，但是對於東亞地區是否會有核武器的軍備競賽，也應該要密切注意。 國際社會正試圖透過多邊體系維持核不擴散框架。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的審議機制仍然是全球核治理的重要平台。2026年的審議會議被視為重新討論核風險管理的重要契機。若國際社會無法建立新的信任機制與核風險降低措施，核規範真空可能持續擴大。 全球核秩序正進入重塑階段。條約體系的鬆動象徵國際安全架構出現新的不確定性。伊朗問題只是這個變化的一個焦點。對台灣社會而言，理解核規範與區域安全之間的連動關係具有重要意義。當條約失效與信任下降同時發生，如何避免誤判並維持戰略穩定，將成為未來國際政治的重要課題。

  文/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過去烏克蘭在戰場初期扮演卑微的受援國角色，不斷向歐美盟友尋求防空系統與飛彈支援。隨著戰事演變，烏克蘭在對抗伊朗製廉價無人機的過程中累積了極其豐富的實戰數據。這場戰爭迫使原本習慣高科技、高造價武器的美軍重新審視戰略。美軍在面對中東地區與烏克蘭戰場同樣頻繁的自殺式無人機攻擊時，不得不向烏克蘭求教。這種從「求助者」轉變為「戰術輸出者」的過程，反映了現代戰爭邏輯的根本性翻轉。 美軍過去面臨嚴峻的防空成本陷阱，這對台灣而言是極為重要的警訊。敵方使用的見證者-136自殺式無人機，單架造價僅 2,000 到 2 萬美元，被戲稱為「空中摩托車」。美軍過去慣用單枚 48.5 萬美元的 AIM-9X 飛彈，甚至單枚 210 萬美元的愛國者飛彈進行攔截，本質上是在用昂貴的美元換取對手的廉價零件。這種極度不對稱的消耗戰會迅速掏空國防預算。 為了應對這種威脅，美軍新成立的「蠍子特遣隊」打破了傳統武器開發長達數十年的慣例。這支試驗性部隊僅用 7 個月便完成組建並投入實戰，核心目標在於尋找廉價高效的方法摧毀敵方無人機。戰場因此變成了高科技干擾與定向能武器的試驗場。蠍子特遣隊利用電子屏障在 3 到 5 公里外切斷無人機衛星導航鏈路，讓無人機迷失方向。這種軟殺手段的成本幾乎為零。 蠍子特遣隊也引進了雷射武器與高能微波技術。雷射武器單次發射成本僅相當於一杯拿鐵咖啡，3 到 5 秒即可燒穿無人機外殼。高能微波則像巨型電磁掃帚一樣，能在一秒鐘內清空整片空域的電子設備，專門對付蜂群攻擊。針對物理攔截的部分，美軍將單枚不到 3 萬美元的 APKWS 雷射導引火箭彈改裝成防空利器，成功實現一換一的成本對等。 美軍開發的...

  文/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美國大學對中國學生在敏感科技領域的審查正快速升高。工程、電腦科學、人工智慧、量子科技與半導體研究被視為「關鍵與新興科技」，相關領域的招生、研究參與與簽證審查都出現新的安全限制。這些措施並未全面寫入法律，而是透過行政指導、簽證審查以及國會調查壓力逐步推動，美國高等教育體系正在形成一套新的安全審查環境。 這種變化在普渡大學的案例中特別明顯。普渡大學在工程與電腦科學等STEM研究生招生過程中，行政單位曾向教職員提供口頭指示，要求避免錄取中國學生。部分研究所即使已發出錄取通知，也出現撤銷情況。2025年春季就有超過100名中國學生的錄取資格被取消，理由多與國家安全疑慮以及國會調查壓力有關。研究助理與實驗室工作涉及敏感科技，美國政府對相關人員的背景審查變得更加嚴格，許多學校因此調整招生與聘用政策。 美國國會對高等教育體系的壓力也在持續增加。眾議院「對華委員會」曾要求多所研究型大學提供中國學生在敏感科技領域的參與情況，包括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半導體與航空科技等研究。被點名的大學包括普渡大學、馬里蘭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卡內基梅隆大學、南加州大學與史丹佛大學。這些大學必須提交相關研究資料與學生比例統計，校方因而開始強化內部審查制度。 中國學生在美國STEM研究生中的比例相當高，部分統計估計約占16%。這個比例長期被視為美國科技研究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在美中科技競爭升高之後，相關議題逐漸被放入國家安全框架。部分涉及出口管制的課程與研究計畫開始限制參與資格，部分實驗室也提高安全審查門檻。這種制度調整意味著，美國科技研究正在從「開放學術交流」逐漸轉向「安全優先的合作模式」。 簽證政策也在同步收緊。美國政府擴大使用總統公告10043，針對與中國軍民融合體系相關的大學背景學生進行更嚴格審查。部分學生的F簽證或J簽證被撤銷，部分申請人被拒絕入境。美國國務院多次提到軍民融合風險，認為某些研究領域可能涉及軍事技術轉移。對許多中國學生而言，即使已取得錄取資格，簽證與續簽問題仍可能影響留學計畫。 間諜案件也加深了美國政府與社會的警戒。曾在美國就讀的季超群案件便被視為典型案例。季超群在中國就學期間被情報機構招募，後來以留學生身分赴美攻讀碩士，任務包括蒐集美國航空與工程領域專業人才資料。相關調查最終導致季超群被逮捕並判刑。這類案例在華盛頓政策圈被頻繁引用，作為推動研究安全政策的重要理由。 普渡大學目前是唯一被廣泛報導存在非正式限制中國STEM研究生錄取的大學。其他被國會點名的學校多採取強化安全審查與資訊通報措施，尚未出現大規模拒絕錄取的政策。不過國會報告曾將普渡大學視為研究安全的示範案例，這種政策模式未來可能被更多學校採用。 這些發展顯示，美中科技競爭已逐漸延伸至高等教育體系。過去被視為純粹學術交流的留學生制度，如今與國家安全、科技競爭與產業政策緊密連結。美國大學在維持學術開放與回應國安壓力之間必須取得平衡，招生與研究合作的決策也越來越受到政治環境影響。 這個變化具有重要觀察價值。雖然美國不是唯一有審查政策的國家，但是因為美國採取比較公開透明的方式，所以相關資訊比較多。以敏感科技的性質來講，各國或多或少都有國安的考慮。現在美國科技體系正在重新界定國際學術合作的邊界，高等教育不再只是人才交流平台，也成為科技競爭的重要前線。我們長期參與全球科技研究與產業鏈，一定會深切地了解到，未來在人才流動與研究合作方面，勢必也會感受到這種國際安全環境轉變，作為未來進行這些人才交流活動的重要背景。

  文/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 近期中東局勢再度出現令人矚目的政治矛盾。伊朗總統 Masoud Pezeshkian 向中東鄰國公開道歉，並表示伊朗將停止主動攻擊行動，希望為區域局勢降溫。幾乎同一時間，伊朗軍方公開否定這項道歉聲明，甚至指責道歉屬於不可饒恕的錯誤，並持續發動軍事行動，包括攻擊 Du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這種外交訊號與軍事行動之間的巨大落差，使外界開始關注伊朗內部權力結構是否出現明顯裂痕。 從政治體制的角度觀察，伊朗並非一個單一權力中心的國家。伊朗憲政架構中存在宗教領袖、革命衛隊、政府體系以及軍事機構等多個權力來源。總統在制度上負責行政與外交政策，但軍事與安全體系長期受到革命衛隊與保守派勢力影響。當總統試圖透過外交姿態降低衝突風險，軍方卻選擇持續採取攻擊行動，這種政策分裂很容易向外界傳遞出一個訊號，伊朗內部對戰爭與和平的判斷並未形成一致共識。 這種權力分裂在戰爭環境中尤其危險。國際政治中的衝突管理往往依賴明確的指揮體系與可信的政治承諾。當一個國家的最高行政領導人宣布降低衝突強度，而軍事機構卻在戰場上採取相反行動，外部國家很難判斷真正的政策方向。外交談判失去可信度，危機管理機制也難以運作。中東各國在面對伊朗的時候，很可能因此提高軍事戒備，甚至採取預防性軍事部署，使衝突更容易升級。 迪拜國際機場遭到攻擊的象徵意義同樣值得注意。杜拜長期被視為中東最重要的金融與交通中心之一，區域戰爭期間許多企業與資金往往將杜拜視為避風港。當軍事攻擊波及這類民用交通樞紐，意味著戰爭的衝擊正在從軍事領域擴散到區域經濟核心。航空、能源與金融市場都可能受到連鎖影響。中東經濟網絡高度依賴航運與空運交通，一旦交通節點受到威脅，整個區域的貿易與資本流動都可能出現震盪。 伊朗內部政治矛盾也可能改變整個衝突的戰略走向。總統主張降低衝突強度，顯示部分政治力量仍然希望避免全面戰爭。軍方強硬派持續採取攻擊行動，代表另一股勢力認為軍事壓力仍然是最有效的戰略工具。兩種路線同時存在，使伊朗政策呈現出高度不確定性。對周邊國家而言，政策的不確定性往往比強硬政策更難處理。軍事衝突在這種環境下更容易因為誤判而升級。 國際衝突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是政治領導體系是否能夠形成一致的決策與指揮。當國家內部權力結構分裂，外交訊號與軍事行動出現矛盾，外部世界對該國政策的判讀將變得更加困難。區域安全環境也會因此更加不穩定。在面對區域安全議題時，穩定且一致的國家決策機制具有重要價值。 伊朗目前出現的政治與軍事訊號分裂，可能只是短期權力競逐，也可能反映更深層的制度矛盾。若外交與軍事政策長期維持不一致，中東衝突將更加難以控制。區域國家在面對這樣的戰略環境時，很可能採取更強硬的安全政策，導致整個地區進入更高強度的軍事對峙狀態。戰爭時期的決策結構、權力分裂與政策訊號混亂，往往是衝突升級的重要因素。理解這些現象，有助於更清楚看見國際政治中權力運作的真實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