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當代簡明中國民主史話（一）

文/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

編按：本文是作者曾建元教授，在一月於中央廣播電臺接受溫大同先生所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上接受廣播專訪後的逐字稿。

溫大同：

本節目2025年推出新的單元：《簡明當代中國民主史話》。邀請華人民主書院前理事長曾建元教授主講。介紹以中國大陸從辛亥革命之後，所進行的民主運動的歷史。中共在一開始以民主運動推動者的角色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建政後，成為爭取民主運動人士的壓迫者，從20世紀初到今天的血淚史。

1917年俄羅斯爆發十月革命，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領導俄國共產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而組織了共產國際，輸出革命。巴黎和平會議期間，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救亡圖存的時代焦慮，使民主與科學，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旗幟最鮮明的追求。國立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參與組織了中國共產黨，他更為孫中山延攬，參與中國國民黨的改組。第一代中共黨人如何理解民主？如何推動與實踐民主？

中國共產黨背叛革命的過程

曾建元：

《當代簡明中國民主史話》是以中國共產黨跟它領導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為主軸，對當代中國民主發展進程的一個討論。如果精煉成一句話：這是一個背叛革命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地逐漸地遠離創黨理想，背叛了民主、人權、科學等許諾，然後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中國共產黨從當初爭取民主，到後來建國成為執政者，成為民主的敵人，變成人民爭取民主的絆腳石。

溫大同：

中國近代史的革命，應該是從清朝末年推翻帝制開始。當初中國的國民革命，以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為起點，宗旨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要建立以西方式民主為範本的共和政府。可是在這一過程之中，遭遇許多困難，哪怕建立了中華民國，憲政民主仍遲遲未能到來。中國共產黨是這樣的一個政黨，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革命成功的經驗為基礎提出主張。當時的中國人，都在熱烈地呼喚德先生、賽先生，想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府，中共正是在蘇俄的支持之下，所成立的一個逆時代潮流的政黨。

曾建元：

但是在當時國際大的環境之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個新興的思潮。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人，都熱情地擁抱這個思潮，所以孫中山有句名言，在他的《民生主義》演講第一講一開始的一句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這使臺灣每一個人當年在唸三民主義的時候倍感困惑，困惑了大概幾個世代的臺灣人。

溫大同：

孫中山他在遺囑當中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們都知道，他所指的民族，現實中只有一個，那就是俄羅斯。我們也知道，蘇俄在十月革命之後，是一個新興的力量，讓全世界人無不加以注意，而且蘇俄不是獨善其身，而是非常有理想，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而有共產國際的創立。那時候不管是日本、朝鮮、中國、越南，乃至整個歐洲的左派，對蘇俄的制度，其實是非常嚮往跟期待的。所以我們關於當代中國的民主史話，應當從十月革命開始談起。因為十月革命是中共整個思想的源頭。

中國憲政民主的萌芽

曾建元：

當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時候，中國還是處於北洋政府的時代。那時候的北洋政府，其實還是有選舉，還是有議會，雖然看起來有點亂。北洋時代的政府和國會，基本上是仕紳階級的組成。北京的仕紳、權貴、遺老，原本都是清朝的大官，雖然從朝服換成西裝，可是很多觀念思維，卻改變不大。另外就是中國各地軍閥的割據勢力，讓當時新生的中華民國，統治的秩序並沒有真正走上正軌。比如在民國初年，國會紛紛擾擾，為了制憲而爭吵不休，竟還發生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政府藉口取締國會多數黨國民黨議員，導致國會停擺而解散的事件，這些亂象，讓當時的人們真的是瞠目結舌。

為什麼中國會搞成這個樣子？當時美國政治學會的首任會長弗蘭克．詹森．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應北洋政府袁世凱大總統邀請，擔任中華民國政府的憲法顧問。這位非常有名的憲政學者，竟然得出一個結論，認為中國不適合民主。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結論，等於說全世界政治學界的泰斗，看到中國的亂象之後，做出的結論。這跟我們看到現在的美國，對於21世紀中國民主化的那種期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面貌。

那麼古德洛的判斷有根據嗎？他的根據至少有一點。就是說政治制度運作，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和共同的價值。可是當時可能很多的中國人，包括政治人物、政客、軍人等等，他們對於什麼是民主、權力制衡之類的概念還很模糊。所以甚至有很多人，像是籌安會的嚴復等人，居然都是贊同和擁護袁世凱恢復帝制。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國家沒辦法上軌道，所以必須要有一個非常的手段，讓這個國家上了軌道之後，再來徐圖未來的發展。所以從古德諾的角度來看，他可能認為當時中國擁抱憲政民主的條件還不充足。

可是我覺得，在當時可以跟恢復帝制聲音進行對照的，就是梁啟超。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變法的時候，梁啟超是主張君主立憲的，還是要這個國家有一個維持共識和團結的重心，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大清帝國就是通過通婚聯姻、宗教供施等關係建立起來的多民族共生的帝國。當孫中山一喊出驅除韃虜之後，這些非漢族的民族，也就是孫中山口中的所謂韃虜，他們就要爭相離開這個國家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民國以後，反而是袁世凱比較有能力來維持一個相對比較安定的局面。因為他本來就是清朝的舊臣，擔任過內閣總理大臣。

這個時候我們不能忽視一個人，那就是梁啟超。民國成立以後，梁啟超非常積極地投入整個國會天壇制憲的工作當中。袁世凱稱帝，也是梁啟超，到雲南去組織護國軍。所以他是採取比較穩健的做法，讓國家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之下，能夠慢慢地走向憲政民主。

孫中山是革命派嘛，革命派就是用暴力來推翻舊制。可是我們看到他其實還是妥協的，他自己沒有能力真正讓清帝退位，所以他最後要把政權交給袁世凱，要他收拾這個局面。古德諾當時的看法可能就是說，這個國家還沒有準備好，在思想或者制度上面都還沒有準備好。

但是如果細究起來，會發現古德諾的說法，其實對中國人不太公平。因為袁世凱要稱帝，為什麼失敗？因為全國民眾在辛亥革命之後，他們就有一個民主的概念，那就是中國可以沒有皇帝了。所以民主是可以學習的，需要時間、需要機會去學習。當時中國的政治人物，比如袁世凱、孫中山，他們如果像美國的開國先賢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那樣，懂得主權在民，知所進退，其實民主的根苗，就有機會種下去，並且茁壯成長。

所以我們回頭去看，不能說當時中國完全沒有那個民主的條件。你看北洋政府時代，各省的軍閥其實是很有概念的，他們搞聯省自治，搞制憲運動，哪怕是用地方自治來包裝，搞他們的地方割據。如果各省軍閥的制憲完成的話，他們就要遵守權力制衡的規則，做到對人權的基本保障。所以我覺得那個的確是需要時間去學習的。

非常重要的是辛亥革命，簡單來講，就是推翻帝制，它事實上是帝制跟民主制度的決鬥。我想這個民主的基本價值其實已經被全國人民接受了，所以為什麼袁世凱稱帝不會成功，因為沒有民主正當性，哪怕是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要復辟，他也沒有成功。所以在價值上，民主的高度已經建立了，在實際的運作方式上，國會則要學會如何透過民主的方式開會。大家吵吵鬧鬧沒有關係，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通過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的方式做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