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歐洲歐盟

  文/巫本添(紐約市) 前言： 在1/21星期三今天凌晨，美國總統專機飛到瑞士的DAVOS 達沃思，參加「世界經濟論壇」（ 從1/19 到1/23）， 雖然總統專機有問題而延誤，今天早上仍然準時發表演說，全程一個半小時，毫無倦容， 演講後，緊接著再接受論壇主持人的訪問，回答時間約18 分， 離開時，一面走路一面接受各國記者擁擠的即時問話，有問必答，毫不含糊，典型川普風格。 1/21 早上一開場，其熱烈程度，毫無疑問地告訴全世界，美國川普總統是自由世界的Leader 領導者。 驚喜之一： 川普總統今天1/21下午在Truth Social 社交媒體直接公佈有初步協議： 「根據我和北約秘書長Mark Rutte有成果的會議，我們已經完成初步架構，關於格陵蘭的最後協定，事實上是包含整個北極地區。 這個結果，假如能談成，將是對美國及全部北約國家都是偉大的成就。 根據這個了解， 我將不會在2 月1 日實施增加關稅。另外有關對空防禦的金穹設置，今天的討論也包括了格陵蘭在內。 未來討論的成果將會陸續公佈。 副總統JD Vance...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正處於劇烈的地殼變動中，二戰後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面臨崩解。過去國際關係理論樂觀預言經濟互賴將消除戰爭動機，但現實卻殘酷地推翻了這一假設。隨著大國競爭加劇與社會契約斷裂，世界正經歷深刻的範式轉移：民族主義已從邊緣情緒演變為各國決策的核心邏輯，而曾被視為穩定基石的多邊主義，正被強權政治邊緣化。這不僅是政策調整，更是世界觀的重塑，全球步入缺乏統一規則、充滿動盪的生存競爭階段。 民族主義回歸與經濟主權的絕對化 民族主義不再是開發中國家的專利，而已成為西方成熟民主國家的主流敘事。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導致內部產生龐大失落階級，迫使各國政府將「國家利益」無限上綱，轉化為對經濟主權的絕對掌控。川普（Donald Trump）在美國政壇的強勢影響力正是此趨勢的指標，顯示美國決策層已拋棄「仁慈霸權」角色，轉而擁抱赤裸裸的交易主義。 以民族主義為驅動力的政策導致保護主義常態化。關稅被賦予維護國家尊嚴與安全的政治意義，各國競相築起壁壘，試圖將供應鏈強行拉回國境。這種邏輯顯示各國不再相信比較優勢理論，而是恐懼外部依賴帶來的脆弱性。當國家將進口視為威脅而非互補時，全球貿易基礎便被撼動。這種情緒更侵蝕了盟邦互信，為了爭奪製造業與投資，傳統盟友間也展開補貼競賽，導致國際合作成本急升，信任在民族主義狂熱中消耗殆盡。 多邊主義的結構性衰敗與叢林法則 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治理核心機構正處於近乎癱瘓的狀態，這代表了結構性的權威喪失。多邊主義前提是各國願讓渡部分主權換取共同利益，但當前沒有大國願受規則約束。強權國家繞過多邊機制，訴諸單邊行動或雙邊談判，使國際法規淪為具文。國際關係正回歸古典現實主義的「叢林法則」，爭端解決不再依賴規則，而是取決於實力對比。 這種環境對中小型國家是災難性的。過去它們依靠國際規則保護權益，現在則被迫在列強間選邊站隊。區域性排他集團的興起加速了體系碎片化，各國轉向建立基於地緣政治忠誠度的小型聯盟。這些「小圈子」雖有內部共識，卻在全球層面製造深刻對立。氣候變遷、大流行病等全球議題因此寸步難行，在人類最需要團結時，多邊主義衰落卻讓世界四分五裂。 中國大陸崛起與地緣經濟武器化 在此波秩序重組中，中國大陸的角色至關重要。其龐大經濟量體與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對西方自由市場體系構成挑戰。中國積極推動產業升級並透過「一帶一路」構建平行體系，顯示北京意圖從參與者轉變為規則制定者。面對此局勢，西方採取「去風險」策略，將經濟依賴視為安全隱患，導致「相互依存武器化」。 關鍵原物料出口管制、市場准入限制及投資審查，已成為地緣政治鬥爭的常規武器。經濟活動泛安全化使得商業決策必須考量政治風險。在大陸周邊地區，這種緊張局勢尤為劇烈，周邊國家在享受大陸市場紅利的同時，也深感政治壓力。如何在美中陣營間保持平衡成為外交難題，但隨著對抗加劇，模糊空間迅速縮小，地緣經濟斷裂線日益清晰。 科技霸權爭奪與數位鐵幕降臨 科技領域已成為民族主義與大國博弈的最前線。半導體、人工智慧與通訊技術被視為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鍵。各國政府投入鉅資補貼並限制技術外流，美國對先進晶片的封鎖及大陸的自主研發衝刺，標誌著全球科技生態系不可逆轉的分裂。「數位鐵幕」降臨，世界分裂為不同技術標準與網路基礎設施的陣營。 數據自由流動受限，互聯網被分割為受監控的主權網路，阻礙創新並增加溝通障礙。跨國企業被迫在市場間艱難抉擇，供應鏈重複建設導致成本飆升。更嚴重的是科技軍事化，學術合作受審查，人才流動受阻。當科學無國界理想被國家安全擊碎，技術進步將放緩，且更多服務於監控與戰爭而非人類福祉。 全球通膨固化與成長動能停滯 民族主義經濟政策與供應鏈碎片化，正將世界推向高通膨、低成長陷阱。過去全球化的高效分工帶來低通膨紅利，如今企業為求「韌性」犧牲「效率」，生產成本結構性上升並轉嫁消費者。各國為支撐產業與應對競爭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加劇赤字與債務，進一步推升通膨預期。 央行被迫維持高利率對抗通膨，抑制了投資與消費，使經濟成長疲弱。數據顯示，全球貿易對經濟成長的拉動作用顯著減弱，取而代之的是保護主義下的市場萎縮。全球經濟大餅不再做大，各國只能在存量博弈中激烈爭奪，這種零和遊戲將加劇社會動盪與貧富差距，形成惡性循環。 結語：在動盪與對抗中尋找生存之道 綜上所述，世界秩序崩解是歷史週期性的回歸。民族主義調整與多邊主義衰落，標誌著後冷戰自由主義幻想破滅，進入赤裸的權力政治時代。規則是強者意志，安全是稀缺奢侈品。無論國家或企業，都必須放棄對外部穩定的依賴，轉而建立內在韌性。 未來國際關係將長期處於「武裝和平」的脆弱狀態。衝突與摩擦將成常態，各國須展現戰略靈活性，在堅持核心利益同時尋找有限合作。世界將變得更加艱難冷酷，唯有能適應這場殘酷規則變革的行動者，才能在廢墟中重建秩序，在不確定性中求得生存。

  歐洲聯盟（EU）歐洲委員會於20日提案，禁止被視為具有安全保障風險的第三國企業進入歐洲的通信網路。此舉被認為是針對中國。 雖然並未直接點名特定國家或企業，但歐盟早已要求：限制中國供應商進入這一塊高度機密的領域。歐洲委員會在2023年曾要求各成員國，基於安全風險的理由，將中國通信設備巨頭華為技術（Huawei）與中興通訊（ZTE）排除在行動網路之外。 歐盟在對中國的貿易問題上，態度日益強硬，同時也存在著美國多次所提出的安全保障疑慮。根據新的規定，被指定禁止進入的通信業者，必須在三年內逐步退出歐洲網路。 歐盟之所以採取這項措施，是因為2023年的自主規範並未在27個成員國中帶來足夠的改變。現行規則雖然賦予各國主管機關有制定限制的權力，但真正利用這些規則來限制或排除高風險業者的成員國並不到一半。 歐盟技術主權、安全保障與民主事務的高級副主席、來自芬蘭的亨娜・比爾克寧（Henna Virkkunen）在記者會上表示：「由於成員國沒有加以落實，因此我們這次提出義務化的建議。」 美國早已禁止華為進入，並以其產品可能被用於監聽通信為由，要求盟國採取同樣的措施。

  中國在 AI 應用層的優勢正在對全球（特別是歐盟）產生顯著的「擠壓與催化」效應 中國龐大的工程師紅利與製造業場景，將 AI 競爭的焦點從單純的「模型算力（Model Scale）」轉移到了「落地成本（Cost-to-Deploy）」與「硬體整合（Embodied AI）」。這迫使歐盟國家必須在「法規防禦」與「技術實用主義」之間尋找新出路。 以下以 2026 年歐盟的 AI 應用發展為例，說明這種影響： 歐盟新創圈的「DeepSeek 震撼」與策略轉向 中國 DeepSeek 等模型展現的「低成本高效能」，直接衝擊了歐洲 AI 新創的發展路徑。  影響： 過去歐洲新創試圖模仿 OpenAI「融資數十億美元訓練大模型」的模式，但 DeepSeek 證明了「小團隊、精算力」也能做出頂尖模型。 歐盟案例： 許多歐洲 AI...

  問:  如以上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論述,可就 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社會如何與一神論的相依發展?   答:  這是一個極具深度的歷史與政治哲學議題。在 2026 年的政治學研究中，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西方的民主、自由與法治，並非憑空產生的世俗觀念，而是深度植根於「一神論」神學土壤的世俗化產物。  如果說中國的體制是「政治統攝了信仰」，那麼西方的體制則是「信仰演化出了政治」。以下我將以哲學教授的身份，為您梳理一神論如何孕育出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內在邏輯：  一、 法治（Rule of Law）的起源：上帝是最高立法者  法治的核心在於「法律高於權力」。這與一神論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律法」的普世性：在一神論中，上帝制定了摩西十誡，這套律法連國王都必須遵守。這種「法律高於君主」的觀念，是西方「憲政主義」的雛形。 自然法傳統：西方哲學相信有一套超越人間國王的「自然法」（Natural Law），這被視為上帝的理性。如果人間的法律違反了上帝的法，人民就有權拒絕。這為後來限制政府權力、建立法治社會提供了神聖的法源依據。 對比中國：在中國傳統中，「法」通常是統治者的工具（法家），而非約束統治者的標準。  二、 自由（Freedom）的起源：上帝面前的個體靈魂  西方「個人主義」與「自由」的根基，在於一神論對個體靈魂的賦權。  上帝與個人的直接對話：在一神論（特別是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新教）中，每個人都可以直接面對上帝，不需要透過祭司或權力者。這種「靈魂的獨立性」演變成了現代的「人格獨立」。 良知的自由：為了保護對上帝的信仰不被國王干涉，西方演化出了「良知自由」，進而發展成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這就是為什麼西方人認為「自由」是天賦人權（Endowed by their Creator），而非政府賜予。 對比中國：中國傳統中，人的價值通常依附於集體（家族、國家），缺乏一個超越世俗權力的「神聖個體觀」來對抗集體主義。  三、 民主（Democracy）的起源：人的有限性與原罪論  這是一個吊詭但深刻的觀點：西方民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相信人」。  原罪與制衡：一神論認為，所有人（包括領袖）都是有罪且有限的，沒有人是完美的聖人。因此，不能給予任何人絕對的權力。這種「人性黑暗面」的哲學預設，導致了三權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的設計。 平等在於受造：民主的前提是平等。西方的平等觀源於「人皆為上帝所造」，在神面前，國王與乞丐的靈魂價值相等。這種「神聖平等」世俗化後，就變成了「一人一票」。 對比中國：中國政治傾向於「聖人政治」（內聖外王），期待出現一位大公無私的領袖，因此缺乏對權力進行制度性制衡的迫切感。  四、 2026 年的現代啟示：一神論轉向「世俗神學」  到了...

  事由 1 月9 日星期五下午美國川普總統在白宮召見美國大石油公司老闆，會前會公開介紹共17 家石油公司和媒體見面，實況轉播。全程約一個半小時。然後再開正式的不公開的閉門會議。 這17 家公司是： Chevron, Exxon, ConocoPhillips, Continental, Halliburton, HKN, Valero, Marathon, Shell, Trafigura, Vitol Americas, Repsol, Eni,...

  英國法中有「國王不死」理論，其核心觀念是：在英國憲政傳統裡，國王（或女王）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徵，法律上「永不死亡」。即使君主生理上去世，王位立即由繼承人承接，不存在「主權真空」的現象。這個理論的功能是：確保國家權力的延續性，避免因君主死亡而出現法律或政治斷層。這個理論的法理基礎是：主權人格化於君主，而在制度設計上確保「主權不斷」，以維持國家法律秩序的穩定。 在台灣，憲法法庭的判決具有憲法秩序的最高效力，理論上也需要「不斷性」：亦即判決一旦作出，必須持續有效，不能因政治變動而被否定，而憲法法庭的組織與運作當然不能被癱瘓。在台灣，憲法法庭雖然不能直接移植「國王不死」，而總統是可以的，但對於憲法法庭來說，這個理論可以轉化為「憲法秩序不死」或「憲法判決不死」。「憲法秩序不死」或「憲法判決不死」可以用來強調憲法法庭判決的持續拘束力與憲法法庭在憲政秩序之延續性的不可或缺性。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具有一定的「規則制定權」，它不受司法行政機關監督，並依《基本法》（Grundgesetz）與《聯邦憲法法院法》（BVerfGG）自行制定程序規則（Verfahrensordnung），以確保憲法審查的獨立性與運作效率。憲法法院可依 BVerfGG 制定內部程序規則，規範案件分配、審理方式、書狀要求等，並就案件分配、合議方式、表決規則自行制定。在「憲法秩序不死」或「憲法判決不死」的原則之下，由於立法院癱瘓大法官的運作，憲法法庭自然可以依據原來的憲訴法自訂繼續運作的規則。 在憲法法庭因為違憲的政治手段而無法維持原有之人數時，只要其組織可以持續運作，那是可以持續進行實施憲法之審理的。因此，憲法法庭對於違憲的憲訴法判定違憲，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像蔡宗珍這種德國留學的憲法學者並沒有用心去維持憲法的運作，反而把希特勒政府所實施的惡法亦法之法實證主義用在對違憲的憲訴法的肯定，而不參與評議，這和立法院癱瘓憲法法庭的作法是同樣的。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5 年 12 月 24 日，笹川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渡部恒雄於「日米關係 Insights」發表分析指出，烏克蘭停火與和平談判的實際推進方式，已逐漸形成一種高度固定的操作模式，而這種模式本身，比任何具體協議條文都更能反映川普（Donald Trump）外交的真實樣貌。 表面上，停火談判被描繪為戰爭即將告終的前兆，彷彿只要談判仍在進行，和平就已近在眼前。然而，若從談判內容、參與角色與權力配置來看，這些努力並未真正縮小交戰雙方的立場差距，反而在反覆循環中逐步空洞化。停火成為一種話語工具，而非結構性解方。 停火談判為何反覆卻難以前進 自 2025 年以來，烏克蘭停火談判逐漸呈現出高度可預測的節奏。美方往往率先釋放所謂「現實可行」的和平構想，這些構想在形式上強調立即止戰，實質上卻隱含要求烏克蘭在領土控制、未來安全安排或政治定位上做出重大讓步。相關方案未必以正式文件提出，但透過外交接觸與輿論訊號不斷被強化。 隨後，烏克蘭與部分歐洲國家對方案內容表達疑慮，嘗試進行修正，希望至少保留主權象徵與基本安全底線。歐洲國家在其中多扮演折衷與緩衝角色，試圖讓停火方案既能回應美方壓力，又不致完全動搖烏克蘭的戰略立場。然而，當這類修正版方案送交俄方時，結果多半仍是拒絕、拖延，或提出更高要價。 這種循環的關鍵問題在於，談判已逐漸脫離「尋求共識」的初衷，而轉為一種政治訊號管理機制。對美方而言，只要能顯示「談判仍在進行」，便足以支撐對內敘事；至於談判是否具備落實條件，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川普外交的運作方式與價值排序 從烏克蘭停火談判的實際操作，可以清楚看出川普外交的第一個特徵：外交成果被視為可立即兌現的政治資產。停火是否穩固、和平是否可持續，並非判斷成敗的核心標準，重點在於是否能迅速被包裝為「達成進展」。 第二個特徵，則是內政優先的抑制主義邏輯。川普外交對外承諾的正當性，來自其是否有助於降低美國成本、回應國內選民情緒。對烏克蘭的支持因此不再被視為維護國際秩序的一環，而是一項可被重新談判、甚至用來施壓的工具。 第三，這種外交模式高度倚賴非正式管道與個人化決策。相較於傳統外交體系的跨部門協調與盟友諮商，決策往往集中於少數核心人物之間。這雖提高了操作彈性，卻也大幅降低了政策的可預測性，使盟友難以判斷美國立場的穩定性。 第四，這樣的操作方式無意間改變了談判的權力結構。當美方急於展現進展時，俄方反而掌握了時間優勢。拖延本身就成為一種有效策略，因為時間越長，烏克蘭與歐洲承受的政治與社會壓力就越大。 同盟體系中的不安與裂縫 對烏克蘭而言，停火談判若缺乏清楚且可信的安全保障，其風險高度不對稱。一旦戰線被凍結，未來是否能恢復主權，將取決於外部支持是否長期存在，而這正是烏克蘭最難掌控的變數。 歐洲盟友對此亦感到深層不安。停火談判逐漸不只是戰爭管理工具，而成為檢驗美國是否仍願意承擔領導責任的試金石。當美國立場顯得反覆且工具化時，歐洲國家開始更嚴肅地討論戰略自主與防衛整合的必要性。 這種信任消耗並非立即顯現，但其影響具有累積性。當外交話語與實際承諾之間的落差持續存在，同盟體系的穩定性便會逐步被侵蝕，而這正是停火談判無法彌補的結構性問題。 停火話語背後的長期風險 若停火僅被視為暫時凍結衝突的工具，而未觸及領土、安全與責任歸屬等核心問題，其結果很可能只是延後衝突再次爆發的時間點。這種未完成的和平，往往比持續衝突更具欺騙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一模式具有示範效應。當國際社會逐漸接受「表面停火等同和平進展」的敘事，國際秩序中原本對侵略、責任與規範的界線將進一步模糊。外交從制度建構退化為交易管理，其後果難以逆轉。 結語 從烏克蘭停火與和平談判的實際運作來看，川普外交的底層邏輯已清楚浮現。停火被用來製造政治成果，談判成為內政敘事的一部分，而非解決戰爭的制度工程。 這種外交模式或許能在短期內營造和平假象，卻同時削弱同盟信任與國際秩序的穩定性。烏克蘭的停火迷局最終顯示的，不是和平的臨近，而是一種以交易取代承諾、以話語取代結構的外交轉向。

文/ Lī-chhin Lîm 法國報導 (本文照片由Maksim Aleshichev提供) 2024夏季奧運在花都巴黎舉行,塞納河畔的開幕典禮結合多種表演藝術與法國歷史文化,令全球觀眾驚艷不已。開幕當天雖然飄雨,表演者依然賣力演出。法國舞團Mazelfreten在塞納河河畔演出「闇黑」(Obscurité)舞碼, 打扮五彩繽紛的舞者們如高能量分子般激烈舞動後一一倒下, Maksim就是其中一位。 俄國侵烏戰爭後流亡法國 巴黎奧運開幕式表演時的Maksim臉上抹著一道銀粉, 穿著銀灰色勁裝。巴黎都會舞蹈danse électro圈的人叫他Myax。他如果戴上墨鏡,乍看像好萊塢電影中的阿諾史瓦辛格般冷峻剛硬。跳起舞來, 筋骨柔軟的他彷彿手臂有了自己的生命, 舞出令人難以想像的姿態。 Myax本名為Maksim Aleshichev , 1999年在俄國西部Perm出生, 八歲起住在俄國南部靠近黑海的Krasnodar城。那時候蘇維埃體制崩解,俄國正在摸索與重建。 Maksim表示, 自己家裡經濟條件並不是很好。他一開始學空手道,後來在網路上發現danse électro,開始跟著網路自學這種源自法國的都會舞蹈。舞蹈跟武術一樣,都需要懂得控制身體。Maksim後來發現附近一座城市有位danse électro老師, 就去跟他學了一年左右的基本動作,...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冷戰結束後，跨大西洋同盟一度被視為當代國際秩序中最穩固的安全支柱。然而，這套以價值、制度與軍事承諾為核心的聯盟架構，近年卻逐漸顯露出裂縫。據《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全加政治專欄作家塔莎·凱里丁（Tasha Kheiriddin）於 12 月 15 日在 Gzero Media 發表的分析指出，丹麥最新公布的安全與威脅評估中，首次將其傳統盟友美國列為「可能的安全風險」，此一轉變在北約歷史中極為罕見。 這項評估並非意味丹麥與美國正式對立，而是顯示丹麥決策圈已開始將「盟友行為的不確定性」本身納入國安風險計算。當盟友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安全保證，而成為必須被審慎觀察的變數，這不僅動搖雙邊關係，也對北約整體的集體防衛精神構成挑戰。 本文將以丹麥對美態度的轉變為切入點，分析格陵蘭爭議、北約制度限制，以及美國內部政治變化如何交織成一場信任危機，進而影響歐洲安全與全球戰略秩序。 盟友再定義：丹麥安全思維的轉向 丹麥國安單位在年度報告中指出，美國在某些情境下可能運用其壓倒性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影響力，向盟友施壓以達成自身戰略目標。報告的關鍵不在於指控美國具備侵略意圖，而在於承認一個現實：即使是盟友，其政策選擇仍可能對丹麥的主權、經濟或外交自主性構成風險。 這種判斷反映出安全概念的擴張。傳統國防威脅主要指向軍事入侵，但在高度全球化與權力不對稱的體系中，關稅手段、外交脅迫、科技與能源依賴，同樣可能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工具。丹麥的評估顯示，小國在面對超級強權時，即便雙方名義上共享同盟關係，也難以完全排除被迫讓步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這份報告象徵一種心理層面的轉折。長期以來，歐洲多數國家在戰略想像中，將美國視為穩定、可預期且最終會兌現承諾的領導者。如今，這種預設開始動搖，取而代之的是更審慎、甚至帶有防範意味的觀察態度。 夜間觀察機制：信任裂痕的具體化 在制度層面，丹麥外交部設立俗稱「夜間觀察」的輪值機制，專責即時掌握美國高層在非歐洲工作時段內所發布的政策訊息與公開言論。這一安排最初源於格陵蘭相關爭議，但隨著美國對外政策言辭的不確定性升高，逐漸成為常態化作業。 此舉本身並非敵意行為，而是一種風險管理工具。然而，當一個國家必須以制度化方式，即時監控其最重要盟友的動向，以避免突發言論對自身外交與安全造成衝擊，便已清楚顯示雙方關係的緊張程度。 對丹麥而言，這種做法反映的是務實考量。小國缺乏左右強權決策的能力，唯有透過資訊掌握與快速應對，降低被動承受政策震盪的風險。但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也象徵北約內部的信任正在由「預設存在」轉為「需要不斷驗證」。 格陵蘭因素：地緣政治壓力的集中點 格陵蘭在丹麥與美國關係中扮演關鍵角色。隨著北極冰層消退、航道與資源開發潛力上升，這座自治領土的戰略價值日益凸顯。美國長期在格陵蘭設有軍事設施，並將其視為北極防衛與預警體系的重要節點。 然而，當美國政治人物公開談及格陵蘭主權的可能性時，這類言論已超越傳統盟友協商的範疇，觸及丹麥與格陵蘭高度敏感的主權與自決議題。丹麥政府與格陵蘭自治當局一再強調，任何涉及該島未來的決定，必須尊重當地人民的意願，且不容外力單方面主導。 在更廣泛的國際脈絡中，北極並非僅是丹麥與美國的雙邊議題。中國大陸、俄羅斯等大國皆對北極地區展現高度關注，使得格陵蘭成為大國競逐下的戰略交會點。這種多重壓力，使丹麥更難單純依賴既有同盟，而必須強化自身的外交與安全判斷能力。 北約集體防衛的制度侷限 北約的核心在於集體防衛原則，即對任一成員的武裝攻擊，視同對全體的攻擊。然而，這項原則在實務上存在明顯界線。首先，條款所指涉的是「武裝攻擊」，對於經濟脅迫、政治施壓或灰色地帶行動，並無明確適用空間。 其次，即便啟動集體防衛，每個成員國仍可自行決定援助方式，並非自動軍事介入。這種彈性設計在冷戰時期有助於維持聯盟凝聚力，但在當前威脅型態日益多元的情況下，也使盟友對實際安全保障產生不確定感。 歷史經驗顯示，北約在面對成員國之間的衝突或模糊地帶事件時，往往選擇政治協調而非強制介入。這意味著，若壓力來源本身來自盟友，集體防衛機制並不能提供直接的制度性解答。 美國角色轉變與歐洲的不安 歐洲盟友的不安，部分源自美國內部政治的高度波動。當美國領導層頻繁以交易式思維看待同盟關係，將安全承諾與經濟利益直接掛鉤，歐洲國家便難以確定長期政策走向。 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對「戰略自主」的討論再度升溫。這並不代表歐洲尋求脫離北約，而是希望在關鍵安全與防務能力上，降低對單一盟友的過度依賴。丹麥的安全評估，正是這股思潮的具體體現之一。 結語 丹麥將美國納入潛在安全風險評估，並非情緒化反應，而是一種冷靜而務實的戰略調整。這一轉變揭示的並不是同盟的瓦解，而是同盟運作邏輯的改變。當國際秩序進入高度不確定時代，盟友之間的信任已不再是理所當然，而必須透過制度、行為與一致性不斷維繫。 北約仍然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集體防衛體系，但其長期穩定性，取決於成員國是否能在權力不對稱與政治分歧中，重建對彼此承諾的信心。丹麥的「美盟疑雲」，不只是小國的焦慮，更是一面映照跨大西洋關係未來走向的鏡子。

  經濟部龔部長明鑫與歐盟貿易總署(DG TRADE)總署長Sabine Weyand共同主持「臺歐盟貿易暨投資對話(TID)」 臺歐盟經貿投資關係緊密，經濟部龔部長明鑫本(12)月12日首度率團訪問比利時布魯塞爾，與歐盟貿易總署(DG TRADE)總署長Sabine Weyand共同主持「臺歐盟貿易暨投資對話(TID)」，就雙方關切議題進行深入交流。 臺歐盟貿易暨投資對話會議是臺灣與歐盟推動經貿及投資合作的最高層級對話平台，本次會議雙方除就與貿易相關之氣候措施、全球鋼鐵產能過剩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換外，亦就經濟安全、半導體供應鏈韌性等策略性議題深入交流。 龔明鑫部長於會議中分享臺灣面對全球供應鏈去風險與多元化趨勢，以「立足臺灣，布局全球」為目標，積極強化科技與製造實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同時透過設置海外貿易投資中心，協助業者多元布局，盼深化與歐盟等重要經貿夥伴的產業鏈結，增強臺灣的全球經貿戰略地位。 龔部長此行除與歐盟貿易總署總署長共同召開貿易暨投資對話外，亦拜會歐盟成長總署(DG GROW)總署長Kerstin Jorna，就產業政策及合作議題進行交流。另外，龔部長亦於布魯塞爾舉辦臺商座談會，瞭解當地臺商投資運營情形、面臨挑戰，以利政府提供必要協助。 歐盟為臺灣第4大貿易夥伴，2024年雙邊貿易總額逾687億美元；在投資方面，歐盟為我最大外資來源，自1952年至2024年，歐盟對我投資金額共595億美元，臺歐盟雙邊貿易及投資均顯著成長。

  田牧（德國） 12月3-4日，第四屆台德民間論壇會議在柏林歐盟之家舉行，主題「勇闖暴風雨」畫面感十足，且充滿了力量與挑戰。 言及台灣話題，正像寧靜平和的港灣，卻面臨著巨浪、雷電的狂暴；遭遇著中共軍機軍艦不間隙地襲擾、恫嚇與威脅。台灣的自由民主和人民在絕境中堅持、掙扎與抗爭，欲勇闖風暴而重生，這就是今天的勇敢台灣。而在柏林歐盟之家舉辦這樣的會議，明確展示了台灣並不孤立，德國、歐盟，乃至民主世界均與台灣站在一起「勇闖暴風雨」，突出重圍，傲立於世界之林！ 會議主辦方與設計人立意甚高，主題清晰、立場堅定，將與會者頃刻帶入勇闖風暴的風口浪尖…… 解讀中俄改變國際秩序 「台德民間論壇」創辦人之一、歐盟前議員萊茵哈德（Rheinhard Buetikofer）提出：判斷與觸及當前國際政治變化的兩大核心，一是中俄改變整個世界（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二是台灣有事，不僅是日本有事，而且是整個世界有事。 二戰後的全球秩序主要由美歐陣營為主導，其核心特徵包括：美國、北約主導的安全體系，以美元為核心的金融體系，IMF、世界銀行、SWIFT 等，是自由貿易 + 全球化框架，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主導價值，民主、人權和市場經濟。 為何中俄被視為「改變秩序的主要力量」？中國以「制度競爭 + 技術崛起」的方式改變秩序，推動「重新分配、或者改變國際政治權力結構」。表現有：一是經濟與科技力量的突破，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在科技上（AI、5G、半導體部分領域）逼近美國，推出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CIPS），減少對美元依賴；二是建設替代性國際機制，一帶一路、亞投行（AIIB）、上合組織、金磚擴員（BRICS+）等；三是政治敘事的競爭，主權優先，國家發展模式自主選擇，形成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替代吸引力。 俄羅斯主要表現在軍事上，以軍事手段挑戰秩序穩定性，以武力改變歐洲和平穩定的現狀與秩序，以武力挑戰冷戰後歐洲安全架構，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自此，強化與中國的戰略對接、能源合作、軍事合作，以及去美元化交易，共同推動「反西方聯盟」的戰略框架。 中俄改變國際秩序的三大核心方向：一是從「單極」走向「多極」，從美歐主導，正在改變為多中心力量。俄烏戰爭，確實拖垮了歐洲力量，國際秩序的美歐主導方中，歐洲深陷其中，正在失去與蛻化其世界領導的作用、威望與能力。二是從「美歐民主規則」走向「各國多樣模式並存」，不同的金融體系（去美元化、人民幣能源結算），不同的互聯網治理模式，不同的發展模式合法性，新的安全與經濟組織並存，出現「規則碎片化」。三是從「意識形態主導」走向「主權與發展優先」，不干涉內政，模式多樣性，發展優先於制度改革等。 中俄正在刻意改變國際政治的新敘事模式，比如：高市早苗首相講話「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關係到日本的存亡危急……。」中國不提這是中日外交的沖突與矛盾，而是直接提高至「違背了『二戰』的勝利結局與秩序」。 台灣有事 世界有事 台海的安全與風險將給世界帶來重創與災難，幾乎是這次會議達成的共識。萊茵哈德表示：台海安全，關係到印太安全、太平洋的安全，關係到國際貿易的正常運行（德國政府的印太戰略，始終堅持這一觀點）。問題是中國在刻意改變台海、印太安全穩定局面，凸現了中國的野心，企圖改變台海、印太區域的政治、經貿、軍事等二戰以來的世界國際秩序。 新任台灣駐德國代表谷瑞生指出：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2025年6月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排名全球第6，位居世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年報從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和基礎建設四大指標評估，台灣在「經濟表現」和「企業效能」方面有顯著提升。台灣本是和平祥和之地，但是這些年來台灣每天遭遇240萬次網絡攻擊，每年中國軍隊有4千多架次飛機、2千多艘軍艦入侵台海，襲擾、威脅與恫嚇台灣人民，破壞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與社會穩定。 台灣安全，維繫著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有同樣的表述：台灣海峽是全球重要的航運通道。如果台海局勢因暴力沖突而無法自由航行，全球許多地區的經濟繁榮將受到影響。他直接表態：「台海有事，就是德國有事。」意即台海若爆發沖突，德國的經濟利益也會受到重大影響，因此德國不能容許暴力改變台海現狀。 近年來，台灣的安危，成為整個歐洲傾心關注的重點與中心。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一再重申：「我們會阻止中國侵略台灣」。她還表示：歐盟「一貫呼籲台灣海峽實現和平與穩定，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尤其是使用武力。」 來自於日本、菲律賓、南韓、台灣、德國專家學者的共識與意見是一致的，表述了台灣有事，並非與己無關，而是關乎其切身國家利益，都會有事。 德國的意見：德國全年40%經貿走台海水路，台灣有事，德國的經濟利益首當其沖；日本專家表示：高市早苗首相已明確強調了「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關係到日本的危急存亡……」；菲律賓專家表示：原來菲並不重視台灣，現在必須重視台灣，政府已經在考慮，若台灣有事，菲律賓將接納多少台灣避難者；南韓專家表示：南北韓的特殊歷史背景，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一樣，所以台灣有事，一定波及到南韓，且美國一直在迫使南韓要有明確態度。 在會議的熱烈討論中，谷代表走向台前指出：這些國家中除了德國，都是印太周邊區域的國家，台海經貿水路是各國經濟的生命線。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管轄範圍包含台灣海峽，負責東海和太平洋方向，並承擔解決台灣問題的軍事任務。東部戰區下轄陸、海、空、火箭軍等部隊，頻繁在台灣周邊海空領域組織聯合演訓。尤為嚴重與危險的是，該戰區的火力刻意封鎖了台灣東部29海域，這恰恰是封鎖了印太、南海的咽喉，完全掐斷了世界各國的經貿水路，置世界經濟發展於死地。 台灣缺少德國歐盟的對台政策支撐 前台灣駐歐盟、比利時代表李淳表示：台灣投資歐盟僅3%，而投資美國97%，美國可以突破所有禁止，美國需要賺錢什麽都可以突破。而歐盟有太多繁複的規定，歐盟主要是受到「一中政策」的限制。 歐洲議會聯絡處主任Judit Hercegfalvi表示：歐盟沒有對台政策，但是有自己的態度與立場。第一已經有9個歐盟國家派遣軍艦穿越台海，宣示對台灣的支持；第二歐盟始終表達了支持台灣參加國際社會的各種組織與機構工作。 德國也沒有對台政策，這是一大缺陷與缺失。第四屆台德民間論壇會議，從會議程序與內容設置來看，包括：德國的台灣政策、台灣能源展望、台灣海上安全與區域穩定、台灣與德國的少數民族、德國與台灣的高科技合作、歐盟-台灣貿易合作、面對外部壓力和內部分歧台灣將走向何方等議題。會議融入著溝通與認知、尋找缺失與問題、促進與擴大合作等，凝聚著主辦方出謀劃策的良好願望。每一場討論，都呈現出群策群力、集思廣益，不乏對德國、歐盟的期望，表達了急人所急、幫台幫到底願望。會議明確指出：聲援與幫助，不能只停留在憐憫與同情、或者是道義支持上，而需要貨真價實的對台政策。 不少專家紛紛提出，可以設法突破與拓展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方面的深入合作。1、必須加強與台灣的經貿合作；2、關注台海的安全穩定，台灣被網絡攻擊等；3、加強科技學術交流（台灣的科技力量不容小覷），以提升與落實去「風險化」力度；4、德國還應該加強與印太地區國家的全方位合作，這會對台灣安全起到積極、有利與舒緩環境的作用；5、台灣本身要避免與中國的直接碰撞。 有無對台政策，關係到對台灣全方位的切實幫助。政策是政府為實現特定目標而制定的指導方針和行動準則，它包含指導原則和具體措施，可幫助指導決策、實現預期結果，並可以通過法律、法規、行政行為、規章制度等多種形式來體現。沒有政策支持，顯然對台的幫助與支持將會是力不從心。 保衛台灣真諦：反對戰爭維護和平 面對中共的狼子野心，從道義與良知出發，全世界人民都應該站在台灣一邊，保衛與捍衛台灣和平與民主。 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建言：台灣是正義一方，不需要憐憫與同情，絕不能將台灣送上烏克蘭的老路，反對與制止侵略是世界人民的心願，世界和平是人類共同的追求。歐盟、德國幫助台灣，要從根本上相助，以眾多國家的國際地位與實力，通過各種方法促成在聯合國的框架下，或者在歐洲民主陣營架構下（民主國家集團群）發起、督促與制約中國（大國），責任在大國，引導舉世目光焦距與監督中國的一言一行一舉，由中國首先伸出手來，主動與台灣溝通與商榷和平話題。和平的台海，和平的印太，是人類世界發展的祥和與福祉。 具體來說，應擴大認知層面的策略：將對方從「敵人」視作「對手」或「利益主體」，降低敵意、減少誤判；建立共同事實，使用公認數據、第三方專家或聯合參與（聯合國、歐盟等），避免各說各話所造成的誤解與沖突；安全感補償與同理陳述；及創造雙方都能接受的「台階」，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與決定。 又及，美國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公布，美國不支持高市早苗關於「台灣有事」的講話，這裡有了安全戰略依據，至少在川普任內不要寄希望於美國的幫助！ 我們與台灣人民共同勇闖風暴而重生，真是需要真誠、謀略、毅力與堅持，在極端的外部動蕩中，完成與台灣人民共同的洗禮與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