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長的真相其實是債務」這個難堪的真相──銀行如何「從無到有創造金錢」的機制﹏ 在現代社會，「GDP成長率」被視為是國家健全性的絕對指標。但是，支撐這些亮眼數字的真正動力來源其實是「債務」，這一點卻鮮少有人知道。事實上，如果沒有任何人承擔負債，這個世界就不會有新的貨幣誕生。 根據近期出版的理查・韋格（Richard Vague）的著作《世界是靠債務運轉的（The Paradox of Debt: A New Path to Prosperity Without Crisis）》，我們得以揭示人們長久以來所信奉的經濟成長背後的「難堪真相」，以及它所無法迴避的極限。 ■在我們信奉的「經濟成長」背後所隱藏的動力 在現代社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成長，已經成為顯示國家健全性的絕對指標。政治人物承諾成長，而人民則期待這是富裕的證明。 但是，我們是否真正理解，那些在背後支撐「成長」的真正動力來源究竟是什麼呢？ 從結論來說，現代的 GDP 成長，無一個例外都是由「債務（借款）」所帶來的。 更精確地說，經濟要成長就必須有「新的貨幣」產生，而這些貨幣大部分只能透過《某人借債》的方式，才會在世上被創造出來。 依照總體經濟學，一國的 GDP，是由四個要素的合計值計算出來的：1、個人的消費支出；2、企業的固定投資支出；3、政府支出；4、出口減去進口的「純出口」。 重要的是，只要這些支出項目增加，不論是否伴隨生產力的提升，GDP 數字就會上升。例如，即使是購買性能比舊產品更差的微晶片，只要支出金額增加，GDP 就會被計入。而支撐這些龐大支出的資金，其大部分都依賴於「新的借貸」。 ■為什麼成長離不開借貸？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假設只有10個人存在的小型經濟圈「Loan Land（債務國）」。 這個國家的居民，全都在「零」的狀態之下開始，沒有任何儲蓄或淨資產。假設每人每年賺取5萬美元並消費，那麼全國的GDP為50萬美元。 某一天，其中一位居民想：「我想買更多食物。」但是，她沒有儲蓄。若不削減其他支出就要增加食費，她就必須從某處取得「新的錢」。假設她向銀行借了 5,000 美元。 她使用這筆借款後，該國的 GDP 就增加到 50萬5,000 美元。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人借錢，貨幣總量就不會增加，支出也不可能增加，GDP...

  泰國的政治混亂持續不斷。泰國是東南亞較早完成工業化的國家，曾被稱為「亞洲之虎」，但由於軍事政變與政治鬥爭一再發生，結果陷入低成長與貧富差距擴大的困境。如今，泰國甚至被稱為「亞洲的病人」。 ■為什麼政治的混亂會一直持續呢？ 泰國是以國王為元首的立憲君主制國家。圍繞王室的軍方與官僚等支配階層（保守派），一旦覺得君主制或社會穩定受到威脅的時候，就會透過軍事政變等方式來恢復秩序。自從1932年推翻絕對王制的立憲革命以來，軍方的政變（包括未遂）已經多達19次。 ■保守派為什麼能成為支配階層呢？ 泰國是東南亞唯一保持獨立的國家。自19世紀以來，為了防止英法等西方列強國家的侵略，泰國就以國王為中心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王權與佛教、泰語就被安置為國家的根本。到了1960年代，為了維護君主制與社會秩序，甚至否定選舉與議會政治，而建立起不惜引入軍政的統治理論，這被稱為「泰式民主主義」。 ■紅衫軍 vs 黃衫軍為什麼對立呢？ 2000年前後，作為保守派的對抗勢力，塔克辛（ Thaksin Shinawatra ）派勢力逐漸擴大。2001年就任首相的塔克辛，主張矯正貧富差距，推動農村支援政策（這也被批評為「撒錢政策」），因此獲得高度的支持。支持塔克辛的地方貧困群眾（紅衫軍）與以都市為主的保守派反塔克辛勢力（黃衫軍）激烈對立。塔克辛出國期間，軍方發動政變並將他驅逐。保守派與塔克辛派很深的對立至今仍在持續之中。 ■不過，自2014年以後就沒有再發生軍事政變了。 但這是因為所謂的「司法政變」頻繁出現的原因。保守派透過憲法法院等國家獨立機關來排除敵對的勢力。2014年政變後的軍事政權制定的新憲法規定，上院掌握憲法法院等獨立機關的人事權。由於上院多數由保守派掌控，這些獨立機關的事實上落入保守派的影響之下。 憲法法院在2025年命令當時的佩通坦（Paetongtarn Shinawatra）首相下台。佩通坦是塔克辛派，長期與保守派對立，她也是塔克辛的次女。由於處理與柬埔寨的邊境紛爭時，她批評泰國軍方高層的音檔外流，被認定違反憲法所規定的閣員倫理標準。自2008年以來，憲法法院已解任5位首相，並多次下令解散政黨。 ■泰國民主政治的危機 泰國政治長期在「文人政府 ↔ 軍方影響 ↔ 司法介入」之間擺盪，導致民主制度不穩定。 如同前述，過去三年內，泰國已經更換了三位總理，政黨被解散、領袖遭罷免，這顯示政治高度不穩定。 2026 年 2 月 8 日，泰國舉行了 大選與憲法公投。選民除了選出 500 席眾議院議員外，也投票決定是否要開始起草新憲法，以取代 2017 年軍方主導下制定的憲章。 公投結果是65.43% 贊成，表示多數民眾希望推動新憲法，結束軍方色彩濃厚的制度框架。而這次「選舉＋公投」的組合，被視為泰國政治的一個結構性轉折點，因為它同時涉及政府更替與制度改革。 但即使公投通過，憲法起草過程仍可能受到軍方、保守派與司法機構的影響。  

  進入2020年代後半的今天，世界正面臨《氣候危機》、《美中對抗所代表的全球地緣政治衝突》，以及《人工智慧（AI）革命》這場巨大的風暴。這些因素彼此交織，正在撼動全球力量的平衡，並使既有的制度出現裂痕。我們要怎麼思考這個局面呢？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在上個月公布的《全球風險報告2026（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6）》當中，將當前的局勢定位為「競爭的時代」，其特徵是地緣政治對立、資訊混亂與社會的兩極分化。隨後，論壇又提出四股可能在2030年前的五年當中帶來重大變化的危險潮流。這項研究由紐約大學與顧問公司 Wikistrat 共同挑選出277項風險與衝擊因素，再由來自22個國家的105位分析師進行檢驗。 ■ 美國所扮演的支柱性角色縮小…邁向多中心的世界 分析師首先指出的風險是全球權力的多重化。 他們認為，美國的領導力未來將更具有選擇性與交易性，雖不至於完全消失，但美國作為國際制度的基本支柱之角色將會縮小。這既是其他國家必須填補的壓力，也是產生新領導力的契機。 這種變化是超越「多極化（Multipolar）」，而更意味著權力分散到多個中心地的「多中心世界（polycentric）」。以分析師為對象所實施的調查顯示，2026年有7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仍領導世界，但到了2030年，預期美國能維持主導地位的僅剩37%。 分析師指出，維持全球領導力、發揮影響力的戰略性重要資產的重要指標是與AI有關連的能力。對數據、晶片、雲端容量、平台與支付系統的控制權掌，已經與領土或軍事力量同等重要。因此，開發.運用AI的科技公司已不是配角，將躍升為主角，中型國家也能透過AI等特定領域擴張其影響力。問題在於，多中心世界是否能確保全球的穩定。 ■ 民主正當性危機：成果將比程序更重要 第二個風險是民主正當性的危機。 分析師認為，民主不再僅僅是選舉或憲法制度而已，而在於能否保障安全、公平、機會與尊嚴。如今，民主的正當性之標準已從「程序」轉向「成果」，亦即能否讓生活更安全、更富足。民主的正當性將從程序的正當性移轉至成果的正當性。 若缺乏有效的治理，生活成本、腐敗、治安與機會問題將使國家信任崩解，分析師們做了如上這樣的警告。年輕世代更重視看得見的實質成果而非抽象的理想。 分析師們指出：未來不僅要注意選舉的結果，還要關注選後的正當性，例如對選舉結果的接受度、對司法與選舉管理機構的信任，以及政治的兩極化等等。 ■ 脫離美元的影響…全球金融不安升高 第三個風險是全球貨幣系統的碎片化。 分析師們預測，雖然不會在某一天突然出現取代美元的貨幣，但各地脫離兌美元依賴的趨勢將會加速。隨著美國採取關稅、出口管制、投資限制等更多地緣的政治手段，許多國家正積極地尋找替代方案。部分國家已拋售美元存量，印度、阿聯酋、中國等則擴大本國貨幣的結算系統。 但是，貨幣多元化未必是正面訊號（positive signal），反而可能加劇世界金融市場的風險（波動性）。特別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間的報復性制裁、關稅、央行的數位貨幣、民間加密貨幣的普及，都可能使全球金融市場更加不穩定且難以預測。 ■ 對技術的反彈擴大至社會基礎建設 第四個風險是對技術的反彈，即「科技反撲」（tech-lash）。 分析師指出，AI的疑慮已經超越失業問題，擴展到身份認同的危機。如果AI奪走我們的工作，人們將面臨「沒有工作的我們究竟是誰呢？」的認同問題。勞動不僅是賺錢收入的手段，也是支撐社會地位、人生的意義與社會一員之歸屬感的支柱。因此，當技術改變價值的基準時，將伴隨心理健康危機、社會不安與對技術反彈的政治結果。分析師們認為：這些危機預計在2026至2028年間會更為明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技術的動向可能擴大到基礎建設。例如，資料中心消耗大量電力與水資源，並排放溫室氣體。地方社會已開始質疑：成本由誰承擔？利益應由誰享有？ 主導這次調查的紐約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馬哈・侯賽因・阿吉茲（Maha Hosain Aziz）指出：「經濟、技術與安全風險交織的複合危機已經開始。領導者必須為地緣政治變化與制度信任下降等的各種問題做好準備。」

  －澳洲駐美大使拉德的演講與美國「內需股」的高漲反映出全球化的退潮－ 富比士的專欄作家Frank Holmes於本月參加美國哈佛大學的研討會，與全美知名的企業家及意見領袖齊聚一堂。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演講者之一，是澳洲駐美大使、前總理凱文・拉德（預計三月卸任）。拉德清晰而又帶著憂慮地談到我們目前正走向的世界局勢。他指出，二戰之後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孕育了全球化、多邊主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體制──很可能正走向終結。接下來的世界，似乎將回到「強權即正義」、以勢力範圍為特徵的十九世紀式的治理。 Frank Holmes並不認為拉德是悲觀論者，反而覺得拉德是現實主義者。他相信強大的美國對世界是有益的。因為如果美國衰弱，將造成危險會產生的「力量空白」，而中國與俄羅斯必然急於去填補這個真空。 ■新的世界（沒有）秩序？ 過去八十年，美國在全球規範的形成上扮演主導角色，從開放市場、自由貿易到民主的擴展，甚至美元的基軸貨幣地位，皆深刻地影響世界。我們因此享有相對和平的時代。 但是拉德認為，這樣的時代可能已經走向終結。事實上，民主在全球似乎在退潮，武力衝突的發生件數更創下二戰以來的最高。中國與俄羅斯也毫不掩飾其野心。日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再次確認深化雙邊關係，並在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各方面要加強合作。本月，美俄之間最後一份核武管制條約「新戰略武器削減條約（新START）」也已失效。 ■習近平要改寫規則 拉德曾出版兩本關於習近平的專著，他提醒習：並非像鄧小平那樣的務實改革派，而更適合於被描述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主義者」。 在習的領導下，中國已從《遵循既有規則的角色》，轉向成為《改寫規則的角色》。中國共產黨正推動軍事現代化、產業掌控、能源自主等全方位的戰略。Frank Holmes去年十月曾論述，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就是一匹「特洛伊木馬」。習政權視經濟力與國家安全為不可分割，他這種的姿態在能源與科技領域是最為明顯。 ■中國的大規模電力擴張 當美國在能源政策上搖擺不定之際，中國卻持續推動建設。自2021年以來，中國新增的發電容量已超過美國250年累積的總量。換句話說，中國僅用四年，就建成比美國整體的電力基礎設施更龐大的發電設備。 僅僅去年，中國就新增543gigawatt(=10億瓦特)的發電設備，規模驚人，涵蓋太陽能、風力、煤炭、核能、天然氣等。根據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 NEF），中國未來五年還將再增加3.4terbatt(一兆瓦特)的發電容量，幾乎是美國預期增量的六倍。其目的在於確保人工智慧、機器人、先進製造業等新世代產業不受能源不足的限制。 ■潔淨能源成為新的成長引擎 美國的連續創業家（serial entrepreneur）馬斯克，以及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都警告中國龐大的電力盈餘將在AI運算能力上帶來巨大優勢。這個數字確實驚人：2025年，中國的潔淨能源已拉動GDP成長超過三分之一，並貢獻九成以上的投資增量。太陽能、電動車（EV）、電池技術等領域合計為中國經濟帶來約2.1兆美元的貢獻，幾乎相當於加拿大或巴西的GDP。若將中國的潔淨能源部門視為一個獨立國家，它已是全球第八大經濟體。 ■美國股市中內需型小型股急漲以及美國能源政策的迷走 相較之下，美國因為政治僵局與黨派對立，阻礙了大規模的能源擴張。中國以長期的角度規劃，而美國政治人物卻往往只顧下一次選舉。 根據美國智庫「資訊技術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的報告，中國在 ITIF 所稱的「國力產業（national power industry）」多數領域正逐步超越美國。所謂國力產業，包括軍需產業（如導引飛彈、戰車）、軍民兩用產業（例如電子顯示器、半導體）、基礎產業（汽車、重型機械等）。 不過，美國政府大幅增加國防支出的方針值得肯定。美國國會近日通過一項國防預算法案，編列 8390 億美元，比國防部原本要求的金額多出 80 億美元。這筆預算將用於 F-35 戰鬥機、B-21 轟炸機、哨兵洲際彈道飛彈（ICBM）等極為重要的裝備。其中，川普總統的「黃金圓頂（Golden Dome）」構想的一環──太空與飛彈防禦──也獲得超過 130 億美元的分配。 ■美國內需型小型股票的漲勢所反映的意涵 美國股市或許已經嗅到新一輪投資循環的到來。 美國股市在一月，由內需相關的小型股開始掌握主導權。大型股為主的...

  這篇文章是全球暢銷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皮凱提所撰寫的連載〈用新的“眼”看世界〉的最新一篇。其內容如下： ■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一大勢力 歐洲如果要在世界舞台上展現其存在感，那麼首先必須做到一件事，那就是：歐洲必須為《自己在1945年以後，跨越國家，而成為重視社會政策的民主主義大勢力》一事感到驕傲。 過去，歐洲各國曾是擁有殖民地的列強，彼此激烈對立，甚至有陷入深淵的經驗。但是，歐洲各國從這些經驗當中學會了團結，並在推進歐洲統合的過程中，發展出新的社會與民主模式。歐洲之所以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重鎮，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 這並不是說：要把歐洲硬塞進某個特定的政治陣營，而是想要說：在歐洲大陸，對於「歐洲的社會模式應該是什麼樣子呢？」已經形成了相當大的共識。當然，在用詞上面仍有差異。德國的保守派所說的是「社會的市場經濟」；也有人說是「社會國家」；也有人標榜「生態社會民主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 在細節上有爭論乃是理所當然。但在歐洲，沒有任何有力的政治勢力呼籲：要把國家的角色退回到1914年的水準，以GDP不到一成的支出來維持國家的基本業務與軍事。 在最繁榮的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其公共支出占GDP的45～50％。德國與法國也幾乎接近這個水準。沒有人提出說要重新審視這個現實。被討論的焦點是：接下來要怎麼做呢？。是認為現狀已經足夠而停下腳步呢？（這是保守的社會民主主義立場，受到多數右派的支持，也有不少中間左派者的支持）；還是要進一步推動這個動向，迎接新的課題（這是生態社會民主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的立場，雖然雄心勃勃，但要付諸實行，是相當複雜的）。 無論如何，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土地，未來也會繼續如此才對。 如果在1914年告訴當時的歐洲菁英或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說：未來的社會裡，財富對社會的回饋將達到國民所得的一半，他們一定會一致批評說：這是瘋狂的集體主義，並預言歐洲大陸會衰亡。 但是，事實上，歐洲各國卻繁榮到歷史上沒有前例的程度，並建立了良好的社會。而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整個社會能夠投資於醫療、教育與公共基礎建設。 ■歐洲應如何走下去？ 皮凱提這一篇文章很顯然是在川普對歐洲的指責與面對中國的挑戰與夾擊之下所寫出來的。事實上，歐洲二戰後的復興深受美國的幫助，而歐洲目前的經濟正在衰退之中，也正在思考如何向前發展，但有許多問題是歐洲必須克服的。不過，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歐洲面對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衝擊之下而產生出來的，這是歐洲對世界的貢獻則是不可否認的。

  美國NIC（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國家情報委員會）前首席分析官馬修・巴羅斯（Matthew Burrows）目前仍隸屬於美國的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從事國際情勢的預測，並參與以這些預測為基礎而制定的戰略。他就格陵蘭與美間的問題表示了他的看法。 他認為川普在實際採取行動之前，如果反對聲浪變得很大，有時會選擇退縮。關於格陵蘭的問題，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其實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已出現一次）。只是，對格陵蘭而言，這是一個嚴重的風險。支持川普的共和黨員喜歡美國展現力量。只要沒有美國人喪命，或美國沒有像在伊拉克那樣投入「國家建設」（美國在伊拉克的「國家建設」被廣泛認為是失敗的案例：投入巨大成本卻未能建立穩定民主，反而引發長期混亂與恐怖主義擴張。），這種傾向就不會改變。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寫著歐洲是對立勢力。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川普對於揭露歐洲的無力感毫不在意。 對俄羅斯總統普丁來說，美國在極北地區的存在感加強是一種礙眼。不過，如果因為美國推動格陵蘭領有而導致北約瓦解，對普丁而言反而是意外的收穫。因為如果美國軍事接管格陵蘭，將意味著北約的結束，因為這等於美國對另一個北約成員國（丹麥）的領土採取軍事行動，破壞了集體防禦的根基；即便不至於立即解散，也會使北約陷入最嚴重的危機，削弱跨大西洋同盟的信任與功能。 其實，川普敦促歐洲自立的話語「有一點道理」──歐洲的力量正在不斷衰退。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正面描繪歐洲的未來似乎非常困難。危機的到來，對歐盟反而是好事。因為歐盟真正能付諸行動，往往只有在危機來臨的時候。歐盟必須減少對美國貿易的依賴。除了南美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之外，歐盟也已和印度、印尼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歐盟還計劃在2025年與由亞太地區12個國家組成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舉行首次會議，討論通商政策的協調。如果歐盟與CPTPP結合，將占全球貿易的30%以上，是美國的兩倍，但推進這些需要時間。無論如何，格陵蘭危機迫使歐盟必須緊急推動貿易多元化。 在軍事方面，歐洲沒有手段阻止美國併吞格陵蘭。短期內唯一可能成為武器的，是歐洲金融市場團結一致，阻止資金流向華爾街。到2024年12月，歐洲投資者持有美國金融資產達14兆5000億美元；相對地，美國投資者僅持有歐洲金融資產5兆3900億美元。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高度依賴外資。如果歐洲像2025年4月川普宣布高關稅政策一樣，歐洲等地外國投資者一旦不投資美國，就會導致美元價值下跌，並對美國股市和債券造成不良影響。其實美國所以能夠支出資金，僅限於能吸引外國資金流入的時候。 但是，歐洲各國也必須注意，避免因公共債務增加而引發債務危機。現在正是該把德拉吉報告中提出的各項改革付諸實行，讓歐洲經濟重新回到成長軌道的時候。當前，主張解體歐盟的民粹政黨正在壯大，這更應該成為歐洲的最優先課題。除了透過經濟成長重建歐洲經濟之外，沒有其他辦法能夠有效對抗極右政黨的崛起。 至於北約的未來，不宜過度反應。假如川普真的進攻格陵蘭，必然會遭到共和黨參議員的反對。對共和黨參議員而言，美歐同盟關係至今仍如宗教般神聖。即使川普併吞了格陵蘭，下一任總統也可能會撤銷這一舉動。如果下一任總統來自民主黨，更是如此。對美國而言，北約仍是重要的武器。不過，川普敦促歐洲自立的言論，確實也有其合理之處。

  AI 奪走的不只是人類的工作，連企業、產業本身都有可能被取代。以雲端提供業務軟體的 SaaS 產業（Software as a Service，軟體即服務）為例，微軟、Salesforce、Adobe 等公司，股價在 2 月 3 日美國市場全面急跌，一天之內竟消失了約 43 兆日圓市值。原因是美國 AI 公司 Anthropic 公布了最新功能，引發 SaaS 可能不再需要的疑慮。日本市場的 Sansan、freee、株式会社ラクス（RAKUS Inc.）也下跌超過 10％。對日本企業的影響如何？相關報導已被整理出來。 這次股價暴跌已開始被稱為「Anthropic 衝擊」。2025...

  ■「稀土貿易圈」的構想與部長級會議 美國川普政府於4日，在華盛頓召開首次由日本、歐盟（EU）等共55個國家與地區所參加的部長級會議，討論稀土（希土類）等重要礦物的穩定供應。會中宣布建立設定最低價格的「貿易圈」構想，並表明透過多國合作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在會議上，美國副總統范斯演說時指出，中國大量供應稀土，掌握壓倒性的全球市佔率。他強調：「如果外國產量充斥市場，價格將暴跌，投資者會撤退，各國的採礦計畫也會因此而受挫。」他表示，若能透過「貿易圈」以合理價格進行交易，就能夠建立穩定的投資環境，維持自由且公平的競爭，並讓各國的礦業者、精煉業者與投資者都能受益。 未來，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將與各國協商，設計「貿易圈」的具體制度。據悉，USTR代表格里亞（Grier）在會議中向與會國家說明了制度概要。 稀土等重要礦物廣泛應用於電子設備與車輛，也在戰鬥機與艦艇的研發中不可或缺。川普政權急於建立新的供應網絡，是因為美國本身也高度依賴中國，導致安全保障上的疑慮日益升高。 根據白宮去年3月公布的資料，美國進口的稀土有70%來自中國。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在記者會上雖未直接點名中國，但表示：「供應過度集中於單一國家，不僅可能被當作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工具，也容易受到疫情或政治不安等各種混亂因素的衝擊。」 美國的「貿易圈」構想，日本也因受到中國出口管制而積極參與。日本外務副大臣堀井巖在會議中強調：「為了確保替代供應來源，並建立更強韌、可信且安全的全球供應網，我們將加倍努力。」 此次參與國中，美國主導計畫，強調投資穩定性與供應安全；而日本則因受中國出口管制影響，積極支持，強調建立「強韌且可信的供應網」。歐盟提出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並簽署備忘錄以推動供應鏈多元化。 ■可能影響與挑戰 這個構想的正面影響是減少對中國依賴，提升供應鏈韌性；吸引投資，促進新礦山開發與回收技術。但挑戰是：各國利益不同，制度設計需要協調，而且中國可能透過政策或市場手段反制，短期內可能難以完全取代中國的供應優勢。 ■可能具體作法 「稀土貿易圈」的可能具體作法，可以從政策、制度設計、技術與合作面來看： 1. 價格與市場機制：（1） 設定最低價格：建立一個「底價」制度，避免中國低價傾銷造成市場崩盤。（2） 價格協商平台：由美國主導，與參與國共同決定合理交易價格。（3）補貼或關稅調節：若市場價格低於底價，透過補貼或關稅來維持穩定。 2. 供應鏈多元化：（1）開發新礦源：鼓勵澳洲、加拿大、非洲等地開採稀土，降低集中度。（2） 回收技術：投資電子廢棄物回收，增加二次供應來源。（3）加工與精煉合作：建立跨國精煉廠，避免原料仍需送往中國加工。 3. 制度設計與合作：（1）多邊協議：由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與各國簽署協議，確立制度框架。（2）透明交易平台：建立公開的交易市場，確保價格透明與公平。（3）安全儲備制度：各國建立戰略儲備，防止供應中斷。 4. 安全與戰略面：（1）供應鏈安全審查：確保稀土供應不受地緣政治操控。（2）軍事與科技保障：優先保障國防與高科技產業的稀土需求。（3） 地緣政治合作：美日歐等國形成戰略聯盟，共同抵禦中國的出口管制。

  ■「如果規則不能保護我們，就只能靠自己的手來守護」——歐洲是否能夠重新檢視對美國的依賴，並踏出《終止經濟停滯》的改革？ 美國總統川普因要求取得丹麥自治領格陵蘭的領有權而引發的爭議，意外地為歐洲帶來了某種好處。 川普那種任性而又帶有威脅壓迫感的舉動，讓歐洲領導人意識到必須從不可信賴的美國中自立起來，並迫使他們要與《自身停滯的經濟與安全政策》告別。 川普在1月19日至23日於瑞士東部達沃斯所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達沃斯會議）上，再度主張對格陵蘭的領有權。他一度揚言以武力入侵，而隨後又撤回，製造出了一場譁然騷動，並獨占了新聞的螯頭，雖然，檯面下更深層的討論是另有其事。 過去一向流於表面、避免爭議的達沃斯會議上，歐洲各國這次公開反對川普的主張，並開始進行坦率的自我反省。 歐洲過去一直告訴自己，只要追隨美國，就能開啟經濟復甦之路。如今，他們已經拋棄了這種幻想。 在達沃斯會議，歐洲的停滯問題幾乎在每一屆都被持續關注。歐洲的市場分散（有27個國家、語言與法規不同），服務業與科技創新落後美國，人口老化拖累經濟成長，其成長率多在 1% 以下。歐洲缺乏世界級科技平台，創新企業易被監管扼殺或外移，尤其傳統產業（汽車、製造）受電動化與中國的競爭之衝擊。對於到目前為止的歐洲來說，要改變現狀很困難，但追隨美國卻很容易。 但是，進入第二次任期的川普，卻改變了這種力學。 川普把美歐同盟，變成了一種《充斥著關稅與白宮單方面要求》的屈辱性關係。歐洲各國領袖去年還是勉強忍耐，但在格陵蘭問題上，其忍耐已經達到了極限。 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達沃斯會議的演說中宣示：「我們現在並非處於過渡，而是身處斷絕之中。如果規則不能保護我們，就只能靠自己的手來守護。」 他並揭示了加拿大正在推動的《脫離美國依賴的政策》，包括與中國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 法國總統馬克宏則強調歐洲經濟重建的必要性。同時，他也肯定歐洲的可信賴性與秩序，認為這與川普的破壞性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他表示：「改革確實必要，但一個預測可能且誠實的歐洲，是個好地方。」 ■在數位革命上也落後 川普政權的閣員們在達沃斯的表現宛如戰勝國的軍隊，進一步加深了歐洲方面的反感。據相關人士透露，歐洲中央銀行（ECB）總裁克莉絲汀·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在1月20日的晚宴上，因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的高壓言論而感到不快，中途退席。 即便導火線是格陵蘭問題，但正如馬克宏所說的，歐洲已淪為美國經濟的「附庸國」之現況，讓各國心中積累了更深的怒火。事實上，從各種經濟數值來看，在人均 GDP方面，美國多於歐洲約 30–40%，在股市市值方面，美國大於歐洲，在企業獲利能力方面，美國企業顯著領先。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會議上表示，歐洲在經濟改革上必須抱持「緊迫感」，並補充說：「歐洲必須加速推進自立的努力。世界已經永久地改變，我們也必須改變。」 改革的路徑，在前ECB總裁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於2024年9月提出的報告中已清楚指出，其目的在於強化歐洲的競爭力。德拉吉警告，歐盟與美國之間已出現「GDP的巨大差距」。自2000年以來，美國的實質可支配所得的成長率幾乎是歐盟的兩倍。 德拉吉寫道：「歐洲幾乎錯失了數位革命，以及它所帶來的生產力之提升。」他並警告，在全球前50大科技企業中，歐洲僅有4家。2008年至2021年間，歐洲新創的「獨角獸」（評估後之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企業）約有30％因為租稅負擔與嚴格的管制而遷出歐盟。 ■打破《被動與依附的姿態》 德拉吉的訊息，在許多歐洲的政商領袖中，皆被明確加以理解。但是，沒有強力支持的領導人是無法推動改革的，倒不如說，歐洲經濟的僵化是惡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調查顯示，德拉吉的報告公布一年之後，他提出的383項建議中，實際上被加以落實的僅有11％。這個報告雖然被高度評價，但在歐洲實際執行困難重重，主要原因可從「政治、制度與現實利益」三個層面來理解：1、歐盟政治結構高度分散，難以形成共識，2、歐盟決策機制緩慢且層層關卡，3、歐洲若要在美中競爭下生存，必須進行更大規模、跨國界的公共投資，但這會牽涉財政的整合，會牽涉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 但川普的格陵蘭說法，對歐洲而言，就成了震撼療法，打破了歐洲長期以來的被動與依附的僵化姿態。 在歐洲領袖團結反對，以及美國股票與美國國債被拋售的情況之下，川普撤回了收購格陵蘭的主張。果不其然，如同大家所想像的，格陵蘭問題又是被稱為「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川普總是臨陣退縮）」的案例。 但是，對歐洲來說，這卻是一記覺醒的重擊。 在達沃斯會議上，川普主張歐洲應該感謝他的努力與豐功偉績。僅就這一次來說，川普也許是對的。格陵蘭的騷動讓歐洲徹底醒悟，並可能成為一個契機讓他們重新《掌握自身命運》、展開《維持繁榮所需要的經濟改革》。 只不過，儘管有這個契機，但歐洲所面臨的問題能否解決仍是一個問題。德拉吉報告不是「不知道怎麼做」，而是「歐洲知道該做，卻做不到」，因為它在經濟邏輯上過於正確，但在政治現實中卻過於困難。歐洲各國已經遇到極右派的興起，川普的刺激雖是讓歐洲甦醒的最大機會，但就看歐洲要如何形成改革的共識。  

  台灣在2025年的出口市場中，美國超越中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主要原因是AI與半導體需求激增，加上地緣政治與供應鏈重組，使台灣對美出口快速成長，而對中出口則因為軍事壓力與市場風險下降。在1990年代，台灣出口結構是以美國、日本為主，1995年美國是台灣首位出口市場的最後一年，直到2025年，美國又回復為台灣首位出口市場。   ■出口占比趨勢（1995–2025） 透過上表可以知道： 1999年：美國是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出口占比約 35%；中國（含香港）約 20%。2000–2020年間：中國快速成長，成為台灣首位出口市場，尤其在電子零組件與中間財方面。 2025年：美國出口占比 30.9%，中國（含香港）占比 26.6%，美國再度回到首位。 ■台灣對中國的出口 台灣對中國出口金額在2020年達到高峰（占比約43.9%），之後開始逐年下降；2023年出口對中國大幅衰退18.1%，2024年再減少至31.7%的占比，顯示減少趨勢自2020年後明顯加速。而減少的原因是： 1、美中貿易戰與科技制裁：美國擴大對中國半導體與高科技產品的限制，台灣出口轉向美國與其他市場。 2、中國內需疲弱：房市不振、產能過剩，導致塑化、金屬、工具機等傳統產業的出口下降。 3、供應鏈重組：國際大廠分散風險，推動「中國+1」策略，亦即：不再單純依賴中國作為唯一的製造基地或出口市場，而是在保留部分中國產能的同時，增加至少一個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生產或市場據點。台灣的出口因此逐漸轉向美國與東協。 4、政治與軍事壓力：中國對台軍事施壓加劇，企業降低依賴中國市場。台灣企業在中國軍事壓力加劇下，正透過「供應鏈重組、出口市場多元化、海外投資布局」來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並加強與美國、東南亞及歐洲的合作。 ■台灣企業降低依賴中國 台灣企業為了降低對中國依賴的主要策略，可以敘述如下： 一、供應鏈重組 1.半導體業的台積電、聯電等逐步將先進製程投資轉往美國、日本，避免落入中國市場風險。 2、電子代工業例如富士康、廣達等在印度、越南設廠，分散生產基地，降低「中國製造」依存度。 3、台灣政府要求出口中國的高階晶片需取得許可，限制對華為、中芯國際等企業的供應。 二. 出口市場多元化 台灣的出口市場走上多元化，首先，美國市場對AI與半導體需求強勁，使2025年台灣對美出口占比達 30.9%，超越中國的 26.6%。 在東南亞市場方面，台灣企業積極拓展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地，利用「中國+1」策略分散風險。在歐洲市場方面，台灣與歐盟加強半導體合作，建立安全供應鏈。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的布局，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投資千億美元建廠，確保與美國科技業緊密合作；在熊本設廠，與Sony、日企合作，強化日美供應鏈。電子代工業者在印度與越南加速布局，利用低成本與政策優惠。 三、政府政策的鼓勵 在政策方面，台灣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鼓勵企業投資東南亞，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在產業方面，經濟部指出，台灣要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場，尤其在半導體技術領先領域，才能保持自主性。此外，台灣進行國際合作，例如美國與台灣加強軍事與經濟合作，確保供應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