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論壇報

文 / 張姮燕 從2020年新冠情爆發以來，因為家庭中有重症、罕病、失能、失智等成員而有照護需求的家庭，面臨了種種照護不穩定的挑戰。 勞動部造成的外籍看護政策亂象，包括：禁轉令實施前，3千多個失能家庭的看護被「洗工」到以營利為目的之產業類；各種為達雇主同意轉換的「怠工」手段，在許多家庭每日上演；台灣缺工現象造成非法外勞近8萬人，而其中4成是家庭看護工「逃逸」的結果；勞動部以「外勞低薪為台灣國恥」一說，規定所有家庭看護工自2022年8月起加薪17.6%、起薪2萬，增加弱勢失能家庭的照護開銷；入境一站式服務要求雇主支付訓練期間的薪資，並承擔訓練群聚後到家戶報到的染疫風險。此值歲末年終，針對幾點嚴重造成家庭看護雇主困擾的政策，進行探討。 家庭類移工入境一站式服務花費4億，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即將在2023年1月1日推行「新聘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幫傭入境一站式講習計畫」，執行經費來自素有勞動部小金庫之稱的「就業安定基金」，一年將耗費近4億元做入境訓練。移工入境講習內容包含生活適應、衛生教育及健康保險、家事類工作職業安全衛生、聘僱法令及權益保障，並規劃勸導「不要逃逸、失聯」，以減少看護工違反就業服務法令的可能性。 據了解，由勞發署強制規定移工必須受訓的課程，將由標到此巨額案的「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執行，由服務中心接移工安排入住、上課。為時3天2夜的講習計畫，受訓課程僅佔8小時，由雙語講師結合「影片教學」進行。若是影片教學，為何不能入境前，線上授課，再以測驗確保訓練成效即可? 在規劃中，移工入境第3天是重點，外籍看護在勞動部的保證下，領取聘僱許可、外僑居留證、移工手冊，並完成職災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生活照顧入國通報等作業，最後再由仲介或雇主接回一室一衛的隔離地點。此入境講習在「台灣採購公報網」上的決標資訊與勞動部回覆4億元的金額有所出入(研字第1110242號)，僅3億4百萬，其中7成主要花費在移工受訓期間的餐飲及住宿費用。這樣的訓練制度，到底在嘉惠旅遊業者承包住宿及餐飲，還是真在協助家庭類雇主訓練移工、防止逃逸與勞資爭議? 勞動部以受訓人數達5萬人為訓練執行標的，而不著重評估訓練績效，亦即若此3億元的訓練費，只要有5萬人次受訓，就達到教育訓練成果。 建構完整的評核系統指標並作為日後訓練的修正，是一站式服務的承包廠商，應該在此試行計畫中就必須要完成的。否則，每一位新入境的外籍看護，在入境的前三天，就已經花費台灣6千元，幾乎是印尼勞工在雅加達的1個月薪資，卻沒有實際效應。難免被懷疑，此一站式服務是否淪為浪費公帑、劫弱勢雇主繳交的就業安定費來接濟在此訓練營中獲利的廠商們而已？ 移工未上工即須支付薪資，家庭看護工雇主的責任多過廠工老闆 勞發署針對日前筆者撰文回應，三天兩夜訓練營由雇主支薪是專家學者討論後的結果，主張「企業」進行教育訓練時，公司員工亦得支領薪水。但勞發署及專家學者們，顯然「拿蘋果比橘子」，竟把營利事業的廠工雇主，跟家庭看護工因為照護需求而成的雇主相比。企業主動要求新進員工進行教育訓練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員工知識、技能與核心能力，增進對職場環境及工作內容的熟悉，進而提升員工與組織的績效。 但反觀一站式服務，是勞動部勞動發管字第 11105133511 號令修正發布「修正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八條」，規定「從事家庭幫傭或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入國時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地點，接受八小時以上之講習，並取得完訓證明」。此乃勞動部規定移工必須受此訓練，不是家庭類雇主提出要求的訓練內容，理當由勞動部支付移工薪水，而非雇主。更何況，勞動部對新進移工的訓練，與企業對新進人員的訓練標的，大相逕庭，因此以企業在教育訓練期間給付薪資的邏輯，套用在有照護需求而不得不聘僱外籍看護的雇主身上，實屬不當。 規定家庭看護工起薪兩萬，外籍看護一年多賺走台灣失能家庭84億 資料顯示，目前台灣有將近22萬家庭看護工，依照目前勞動部規定雇主加薪的幅度，外籍看護每個月至少多領3千元，亦即台灣每月要多支付給外國人約7億。勞動部強制要求雇主加薪的舉動，一年替勞動力引進國(印尼、越南、菲律賓)從台灣弱勢、失能家庭中，多賺走84億。而這還不包括外國仲介收的牛頭費、辦件費等各種名目而跟雇主收的費用，都遠比疫情前高，甚至外籍看護瞞天喊價早已超過一個月2萬者比比皆是等亂象。勞發署回應雇主們這些收費亂象，只以「市場機制」回應，也就是說，權責單位任由面對少子化、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台灣，讓聘僱外籍看護成為「價高者得」的狀況，繼續下去，未來只有有錢人能生得起病、聘得起看護。 勞動部忽略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們，都是領有巴氏量表、失智量表的相對弱勢，支付外籍看護薪資外，還得繳交就業安定基金、健保、職災險等費用，再外加移工的伙食與住宿費。 台灣有多少基層家庭的收入，足以負擔以上將近四萬塊，為了照顧高齡父母、重症手足、罕病子女、失能伴侶的照護費用? 為了聘僱外籍看護，還得繳給仲介各種名目卻沒收據的仲介費、牛頭費、文件費、買工費等費用，而勞動部面對超收費用的仲介，卻只建議雇主得以「檢舉超收費用的仲介」。雇主若檢舉仲介，未來還有仲介會協助聘僱看護嗎? 只會要求雇主加薪、扛責的勞動部，已然在基層民眾中被公認為「站著講話不腰疼」、「不知民間疾苦」的單位。 禁轉令無法徹底阻止轉換工作業別，看護工依舊怠工、加薪、期滿轉換樣樣來 新冠疫情爆發後，在缺工的大環境下，家庭看護工跨行轉職到工廠工作的現象增加，造成失能家庭的照護空窗，勞動部遂於2021年7月針對跨業轉換條件進行限縮，改為「移工需登記在就業服務站，並連續14日無同行業雇主登記在該就業服務站，始得被跨行業承接」。 但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外籍家庭看護工近三年聘期「未」滿即轉換至製造業，有 3,376 人，其中看護工大宗的印尼籍佔1,304人次。外籍家庭看護工「期滿」轉換至製造業人數計1,840人次，其中印尼籍966人次、菲律賓籍803人次。安置中心因也有移工接受安置，要求轉換工作業別的計有176人。而未期滿即轉換工作業別的移工，70%是經雇主同意轉換（2,370人），被看護者死亡轉換雇主者計646人次（19%）及其他不可歸責於移工事由轉換雇主者360人次（9%）。這樣的數據，證明禁轉令無法徹底阻止移工違背原工作契約而達到轉換工作產業別之目的，這7成答應照護家中老弱病殘轉換工作業別的雇主，乃出於無奈地同意轉出。 當外籍看護起心動念要轉換雇主、前往工廠，每天家戶的照護現場上，就會出現各種怠工現象，甚至已死相逼、前往安置中心接受安置已規避失聯定義的劇情，就不斷上演。禁轉令下，未期滿的家庭看護工仍舊比期滿轉出成廠工的數量多，更提醒勞動部不能鬆綁禁轉令的執行，且須制訂保障失能雇主們的政策，避免重症一再成為跳板。 錯誤政策中的期許：家庭看護雇主不再被栽贓扣押證件、沒有逃逸空窗期 外籍移工不論工種，全數由勞動部管理，正是聘僱家庭看護的雇主之所以面對這麼多照護困境的主因。不管是外籍看護入境前的受訓時數與內容，勞動部皆因對照護知識與技能缺乏，而不進行看護品質的把關與監督。引進外籍看護後，又以修正條文，強制家庭類移工執行與照護技能毫無相關的入境一站式訓練。 追究修正第八條的原因主要在於「外籍家事勞動者權益為監察院與國際人權組織長期關注議題」，但台灣人口販運及人權問題者多為漁工，故若要推行入境講習，應優先從漁工進行，甚至應適用於所有產業之雇主所聘僱之移工，不得只限於家庭類雇主，以免針對家庭類雇主之嫌。希望未來，勞動部不要帶頭汙名化有照護需求的弱勢家庭。 再者，從明年起，入境之家庭看護皆已在入境時，即領取聘僱許可、居留證、移工手冊等「重要證件」，且獲得足夠的訓練，了解在台灣逃逸、打黑工，將違法就業服務法。因此，未來協助處理勞資爭議的地方勞動局處及勞團，將不得再以雇主扣押證件作為勞資爭議的指控，而移工若能就逃逸成為黑工，執行教育訓練的勞發署，必須負全部的責任。建議立法委員們，應以家庭類雇主「照護零空窗」為修法目標，讓外籍看護發生逃逸、失聯、生病、生產、怠工、轉換等各種現象時，都有因應之道，馬上遞補照護人力，讓照護毫無空窗期。提供穩定的照護人力、解決外籍移工在台灣的亂象，都應是政府的責任，而不是弱勢雇主的責任。而勞動力發展署首要之務，就是積極開發新的勞動力引進國，唯有當外籍看護來源國不再僅限縮在印尼、越南、菲律賓時，台灣的雇主才不會被犧牲，也才會「有老有所養」的未來。

文 / 魯怡君 傳道  不管什麼理由，戰爭沒有贏家，百姓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在選邊站的時候，俄烏這兩個國家最需要的其實是真光進入兩國領導者的心中，使他們能夠謙卑地以民為先，從信仰中尋找解決方法，我們一起為這兩個國家禱告。 太4:16那坐在黑暗裡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 黑暗中的光 烏克蘭的百姓如同坐在黑暗中，看不見光。 2/24俄國出人意外的出兵烏克蘭，發動了一場震驚全球的戰爭，除了俄國總理普丁，沒有人預料到俄國會發動戰爭。 烏克蘭送走老弱婦孺，留下來的人全民皆兵的對抗俄國。 雖然如此，我們可以從新聞中看見，在戰火中的烏克蘭人民，如同坐在死蔭幽谷的黑暗中，看不見光明。 波蘭人民的愛如同黑暗中的光 250萬烏克蘭人逃離烏克蘭，有150萬以上來到全力收留難民的波蘭，其中華沙已接待近30萬的烏克蘭難民，也讓這座170萬人口的城市感到沉重壓力。 據說，華沙沒有設置難民營，因為每個華沙人的家庭都自願至少接待一位烏克蘭人入住他們家。…… 波蘭人以雙臂擁抱烏克蘭難民，以行動庇護他們，波蘭人民的愛如同黑暗中的光，使烏克蘭難民感受到不孤單的溫暖。 在面對難民議題上，波蘭人真正活出馬太福音中所說的義人行動： 太25：35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40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黑暗中的人更需要神的真光照亮 不管什麼理由，戰爭沒有贏家，百姓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在選邊站的時候，俄烏這兩個國家最需要的其實是真光進入兩國領導者的心中，使他們能夠謙卑地以民為先，從信仰中尋找解決方法，我們一起為這兩個國家禱告。 <禱>親愛的主，看見烏克蘭無辜的百姓因戰爭而流離失所，如同在黑暗死蔭之地，需要你的真光照亮他們，需要你的公義憐憫護庇他們，我們除了為執政掌權者能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之心禱告外，也求你的恩手護庇無辜的百姓，安慰他們因戰爭而失去家人、家庭的痛苦，安撫他們恐懼無助的心，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 大腦的黑暗需要光 除了新冠肺炎外，21世紀還有一種疾病，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流行病，它叫做失智症。失智是大腦生病引起的，與年齡有密切的關係，隨著社會的高齡化，患病的人數也會快速的成長。我會關注這個疾病，是因為我身邊也有許多長輩得了這個疾病，我的父親也得了失智症。 全球失智症狀況 依據國際失智症協會（ADI）2019年全球失智症報告，估計全球有超過5千萬名失智者，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 目前台灣老化的速度高居世界之冠，在台灣每一百人中即有一位失智者，老年與失智照護已成為嚴肅的課題。 內政部民國109年12月底人口統計資料估算：台灣65歲以上老人約400萬人，失智症有約30萬人，佔8%，換句話說，65歲以上老人約每12人即有1位失智者，而85歲以上的老人則約每5人即有1位失智者。90歲以上的老年人有失智症的比例高於三分之一。這個比例高到令人無法忽視。但感謝神，教會裡的長輩似乎比這個百分比低。 國際健康組織指出，失智症是導致老年人失能及生活無法獨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對患者本身、照顧者、家屬、社區及社會國家都造成嚴重衝擊，在經濟方面的負擔也十分驚人。 我的父親得了失智症 我的父親去年因跌倒腦傷而產生退化，過去本就個性固執的他變得更加偏執 今年他的身體變得更加虛弱，大小便失禁也讓他更加暴躁。 他開始有妄想，分不清真實還是夢境，自己編故事，深信不疑，並且因此而懷疑不安，咆哮發怒。 越是親近的照顧者越容易被指責。當失智長輩因為沮喪與妄想而指責、否定照顧者的用心，照顧者的信心愛心與耐心會受到嚴重打擊。 起初，我以為照顧失智症的父親很容易，我以為有愛就足以克服困難。但當謊言的箭射向你時，當被父親的妄想汙衊卻無法澄清時，雖然明知到父親生病了，我的憤怒與委屈竟使我無法原諒我的父親。我才發現照顧失智症患者就像要揹十字架一樣好難。 原來，照顧失智症不僅需要愛心、溫柔，還需要有顆恆久忍耐的心。我發現，照顧失智症者就是在挑戰我們是否能活出基督的生命。 失智症的症狀(靈魂的暗夜) 由於失智症發生的原因是大腦病變，由於腦功能下降引起的各種失能，阻擋他們正確的接收環境的訊息，所以失智症者無法正確的感知身邊的事物。失智症的症狀大多跟大腦有關，主要的有： 認知障礙：認知功能障礙是失智症的核心，患者會出現無法理解，無法決定，方向感迷失，會迷路。à不安全感 記憶退化：非記憶衰退，而是提醒了仍然記不起來。à失憶 精神狀態：躁動、坐立不安，睡眠習慣改變，日夜顛倒，幻覺、妄想，甚至會出現語言和行為暴力等，造成照護者極大壓力。à思覺失調 情緒起伏：失智症患者有情緒表達與溝通上的障礙，容易產生自閉與憂鬱，人際關係也會出現困難。最近85歲的氣象主播李富城就自曝有輕微的失智及憂鬱傾向。à憂鬱症 失智症的照護 在照顧失智父親的挫折過程中，聖靈啟示我，失智症如同是黑暗籠罩了心靈，使靈魂陷入黑暗的深淵。 面對坐在黑暗死蔭之地的人，講理或導正都不能幫助他們脫離黑暗的挾制，反而可能讓他們更加退縮自閉。 唯有友善的環境與愛才能為他們帶來光與溫暖，使他們在感到安全的環境下，接收到正確的信息，並且做出正確的回應。 信仰力量：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這些真理成為我的力量，我的引導。 幸虧我有信仰，在聖靈的提醒下，我知道自己需要調整，藉著聖靈的幫助重新得力，幫助我知道如何更正確的照顧父親。 ...

文 / 吳孟興醫師(成功大學醫學院婦產學科教授，婦產部生殖內分泌科主任)  子宮腺肌症與不孕症的相關性十分複雜，嚴重影響整個懷孕的過程，常合併有子宮內膜異位症及骨盆腔黏連的情況。 子宮腺肌症是相當常見的婦產科疾病，或稱子宮肌腺症(瘤) ，與造成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原因相似，在子宮肌肉層出現類似子宮內膜之腺體組織，隨著月經來潮在子宮肌肉層內反覆發炎與出血，造成子宮肌肉局部纖維化增厚。 影響懷孕的機會與生活品質 如同造成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原因一樣，月經時子宮內膜剝落出血，但是因為累積在子宮肌肉層中排不出來，造成劇烈的經痛，並且在肌肉層裡把正常子宮的肌肉纖維破壞，造成子宮無法收縮，使得月經期血量增加產生貧血，此外肥厚增生的子宮也會造成壓迫膀胱、輸尿管與大腸等相關症狀，骨盆或性交疼痛，會影響懷孕的機會與生活品質。近年來因為婦女晚婚晚生育的比率增加。因此患有子宮腺肌症的婦女若是有生育的需求時，將面臨的不僅是醫療問題，也伴隨著相當程度的家庭社會問題。 造成子宮腺肌症的危險因子包括憂鬱病史 子宮腺肌症好發於40至50歲的婦女，常見造成子宮腺肌症的危險因子包括憂鬱病史、增加暴露雌激素的情況，例如初經較早((≤10 歲)、經期頻率較短(≤24 天)、賀爾蒙藥物的使用與體重BMI增加等；經產婦尤其是生產兩胎以上(勝算比即是事件發生的比率/事件不發生的比率odds ratio = 3.1)，可能是因為胚胎著床後滋養層細胞侵入子宮肌肉層中合併女性荷爾蒙增加所導致；以及子宮有接受過手術處理等狀況，例如有接受過子宮搔刮手術 (OR=2.2)以及曾經接受過剖腹生產 (OR=2.08)，子宮腺肌症患者曾經接受過剖腹生產的比率是 25% (相較於沒有子宮腺肌症的婦女14%曾經接受過剖腹生產手術)。 影響子宮內膜的完整性以及胚胎著床的機會 目前導致子宮腺肌症的病理機轉，除了與雌激素相關造成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疾病概念外，新的疾病分類學概念是組織受損與修復 'tissue injury and repair' (TIAR) 理論，子宮內膜間質組織受到損傷後誘發局部雌激素的製造增加，繼而因為子宮內膜慢性蠕動或蠕動波增強引起的微小創傷，又重新進入TIAR循環週期，繼續不斷的產生發炎反應與從旁分泌雌激素刺激，促使疾病的生成。當脫落的子宮內膜組織碎片因為上述持續不斷的TIAR反應及增強作用導致子宮內膜跑到腹腔或透過子宮內膜基層細胞直接侵入子宮肌肉層中，繼而影響子宮內膜的完整性以及胚胎著床的機會。 子宮腺肌症的診斷需要病理組織報告確定 子宮腺肌症的診斷需要病理組織報告確定，臨床上超音波或核磁共振檢檢查可以幫忙輔助診斷，因為子宮內膜侵入子宮肌肉層會造成子宮內膜下肌肉層接合區(junctional zone)的變化，若是最大junctional zone的厚度超過12 mm、不規則的junctional zone的厚度最大與最小差距超過4 mm、或是在沒有子宮肌瘤的存在下最大junctional zone的厚度與子宮肌肉層厚度的比值超過40%，可以認為患有子宮腺肌症。若是病灶影響的範圍較輕，仍然可以自然懷孕，一旦深度與症狀較嚴重的子宮腺肌症患者則會影響生育。子宮腺肌症患者會因為子宮肌肉層的收縮增加與子宮內膜與胚胎著床相關分子異常表現而影響生育，由於局部雌激素的增加導致靠近子宮內膜的內側子宮肌肉層蠕動波增強，影響正常精子的傳送與胚胎著床，破壞子宮內膜與子宮肌肉層介面的完整性，反覆的TIAR循環週期使得子宮腺肌症更加嚴重。子宮腺肌症也會改變子宮內膜的容受性(endometrial receptivity)，尤其是影響子宮內膜蛻膜化的形成，會降低可以幫助胚胎著床相關因子 FOXO-1、HOXA-10以及LIF的表現。 子宮腺肌症對懷孕造成不少併發症 子宮腺肌症除了會影響胚胎早期發育，也會對懷孕的整個過程造成不少併發症，流產、子宮早期收縮、早期破水、早產、胎兒過小、子癲前症、剖腹生產與產後出血的機率增加，臨床懷孕率以及活產率下降。子宮腺肌症的傳統治療方式是切除子宮，近年來因為微創手術與藥物的進展，對未來仍有生育需求的子宮腺肌症婦女多一些選擇的方法，由於子宮腺肌症不是形成一顆完整的子宮內腫瘤，而是侵入擴散在子宮肌肉層中，大多情況是手術都不容易清除完全，所以對有經痛或經血過多症狀的患者，若是暫時沒有懷孕的打算時或是還未採取最後子宮切除手段前，建議先選擇內科療法為首要保留子宮的治療方式，主要的機轉是經由負回饋機制減少卵巢內生性雌激素的生成、或給與黃體素誘發子宮內膜的蛻膜化反應，造成患部組織萎縮。 手術處理後懷孕時需要注意子宮破裂的危險 一般而言針對症狀較輕的子宮腺肌症患者口服避孕藥就可以緩解經痛和經血過多的症狀；單純黃體素療法主要包含口服 (異位寧dienogest) 給與，以及經陰道避孕器 (蜜蕊娜Levonorgestrel-IUD) 置入子宮腔，直接在子宮內膜作用，目前認為皆可以長期使用；針劑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nalog (GnRH-a) 注射，例如柳培林 (leuplin depot) 每三個月皮下注射一針，可影響腦下垂體抑制性腺激素的分泌，造成假停經現象；其他如口服合成之類固醇荷爾蒙(佑汝...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情、民情，對於生命應該如何結束，都有差別甚大的期待，其中沒有哪個文化比較慈悲，哪個文化比較殘忍的問題。很不客氣地說，沒有所謂的「醫學倫理專家」，即使有「醫學倫理」，也不是可以任意移植的，更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文 / 鄭春鴻 逾五成醫師為避免醫療糾紛，實施「無效醫療」 「台灣，擁有世界第一的加護病床密度、長期靠呼吸器維生人數，曾是美國的五．八倍，調查發現，逾五成醫師為避免醫療糾紛，實施「無效醫療」、加護病房的臨終前無效醫療，一年耗費三十五．八億元。這是觀念的錯，還是制度的錯？ 」台灣某雜誌在一次的專題報導，用這段話開頭。 這一類用「算數」，以及用「自以為是」的所謂「醫學倫理」來命題的生死大事，真的是「無懈可擊」嗎？首先，筆者不是反對這種立法，只是我們必須認清，選擇這種「死法」的人，不一定是多數。雖然他們的「死法」值得尊重與保障，但是不想這樣死去的人，難道都是畏死之徒，都是浪費健保資源的自私之人嗎？這當然不是「算數」問題，也不是「醫學倫理」說得周全的。這是古今中外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窮極一生深思未果的大哉問。不可能是一個科門、一門課、一個演講、一個涉世未深的醫者三兩句話說得清楚的。 「醫學倫理」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毫無疑問地，善待垂死之人是基本的人道精神。對公衛學者而言，值得討論的是，什麼時刻是醫藥要撤退的時刻？它應該以病人的病情的輕重程度為準嗎？那麼，是在他被治療的機率是50%？30%？還是20%？10%呢？它應該以病人被延壽的時間為準嗎？那麼是5年？3年？還是3個月呢？抑或是它應該以病人花不花得起錢為準呢？還是以病人自己求生的意願為主呢？病人家屬應不應該在病人失去意識的情況下，對於醫藥要撤退的時刻具有法定的發言權呢？這都值得深刻地討論。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情、民情，對於生命應該如何結束，都有差別甚大的期待，其中沒有哪個文化比較慈悲，哪個文化比較殘忍的問題。很不客氣地說，沒有所謂的「醫學倫理專家」，即使有「醫學倫理」，也不是可以任意移植的，更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醫學倫理的「悖論」成篇累牘   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題材，只是醫學倫理專家似乎刻意跳過這成篇累牘的「悖論」，或許這就是他們一直沒有把這個課題寫好的主因。事實上，醫學總是遭到人們的諷刺，常常還很辛辣，上自羅馬詩人，下至蕭伯納，歷朝歷代莫不如此。攻擊有時候針對病人，像莫里哀的《無病呻吟》，但更多的時候是針對醫生。撒母耳•巴特勒1872年出版的《烏有鄉》寫的是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在那裡，罪犯接受治療，病人受到懲罰。 在美國，以醫學為主題的小說非常流行，公眾對它們似乎有貪得無厭的胃口。這種時尚多半是從辛克萊•路易士的《阿羅史密斯》開始的。現代醫院和實驗室讓人著迷，毋庸置疑，那些住在醫院裡、不斷與死神搏鬥的男男女女，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有著非常強烈的戲劇元素。這些作品，有些是醫生寫的，有些是外行寫的；有些寫得很棒，有些寫得很糟。 通過個人氣質所看到的私人風景 人生艱難惟一死。事實上，生死議題從來就不是公眾議題，它是私人議題。人無法選擇如何出生，但是可以選擇如何死去嗎？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一個人選擇如何告別人間，做出這個決定，幾乎要考察他的一生的思想、價值觀，甚至行事風格。 作家埃米爾•左拉曾經把藝術定義為 ：「通過個人氣質所看到的自然」。同樣，我們可以把歷史定義為「通過個人氣質所看到的過去」、生命是「個人的歷史」，如果我們把個人的生命定義為「通過個人氣質所看到的私人風景」也頗有道理。簡言之，你的人生是你的，我的人生是我的。日常生活上，大家都柴米油鹽，吃喝拉撒，帝王將相和販夫走卒，好像差別不大。不過，一旦要死去，臨終想的是甚麼，恐怕不到死前，還真不能確知。 莎翁不會「預立醫囑」要求臨死不急救？ 莎士比亞，名氣夠大了吧？整整52年的生涯中，他為世人留下了37個劇本，一卷14行詩和兩部敘事長詩。學問夠大了吧？ 1616年，莎士比亞生病離開了人世。他的墓碑上刻著他親自事先寫好的碑文：   Good frend for Iesus sake forbeare To digg the dust enclosed heare； Blest bee ye man that spares these stones And curst bee hee that moves my bones.   朋友，看在耶穌的分上， 請勿挖掘此處的墓葬。 容得此碑者，受到祝福， 移我骸骨者，遭到詛咒。   莎士比亞的墓碑碑文，令人讀了掉下巴。 以莎翁在文學、戲劇、歷史等各方面的造詣，寫下如此令人讀了下巴都掉下來的「公開遺言」，庸俗、畏死、可笑地害怕被人盜墓辱屍。難怪愛護我的前輩作家陳冠學先生要特別寫一本專書《莎士比亞識字不多》，大大考據他的作品極可能是大文豪培根之作，只是掛莎氏的名。 鼎鼎大名的莎士比亞臨死都尚且留下如此「不堪」的遺言做墓碑碑文，我們合理地懷疑他老先生一定不會因為「病人自主權利法」三讀通過而開心，當然也不會「預立醫囑」，要求臨死不急救。莎翁如此這般，我們要算老幾？選擇不安樂死的人，有那麼「不高貴」嗎？ 從遺言中參透心中真正的遺憾 莎士比亞究竟是否為37個劇本的真正作者，當然不能只靠這段令人「失望」的碑文來做定論。不過，他說過 (不一定是他說的) 的這段話，倒也頗令人深思的，他說：「人生有如一塊用善與惡的絲線交織成的布，我們的善行必須受我們過失的鞭撻，我們的罪惡卻又賴我們的善行把它掩蓋。」說得真好。人到臨終，這一塊善與惡交織的布，變成了一塊裹屍布。你想，蓋在這一塊「好事做盡，壞事做絕的功過『布』」，下面的人會是什麼感受呢？ 當我們看到臨終者，希望錄下最後一段談話，全篇都說自己鋪橋造路，做了多少好事善事。他是不是想要掩飾哪些「絲線」呢？上帝不會只想看這一段「夫子自道」的表功錄。梁武帝問：「我自即位以來，供養佛僧，建造寺廟，抄寫佛經，這究竟有多大的功德？」達摩祖師回答「毫無功德」。這個細數自己做了多少善事的臨終者，會不會正是他家族中最小氣的一員呢？他之所以在將死之前如此表白，是不是在解釋這個一生最被家人苛責的弱點呢？ 好漢不怕死，只怕病來磨 陪伴臨終者，貴在能從遺言中參透他心中真正的遺憾為何，在來得及的時間裡，為他彌補那未竟之志，而不是只在為他做點小事而沾沾自喜。 三國時代，足智多謀的孔明問勇猛善戰的張飛：「世間上，有什麼你會怕的 ?」展現大男子氣概的張飛答道:「我什麼都不怕。」孔明於是寫了個「病」字問死都不怕的張飛，張飛也不得不說：「我怕。」 兩棲部隊的「水鬼」可能聽到自己得癌症，就被嚇死；而看似柔弱的村姑卻能安然戰勝病魔。原來，疾病是一個動態過程。它有開始或姍姍而至，或突如其來有發展， 在很多病例中還要達到一個高潮，最後，要麼結束於康復，要麼就一命嗚呼。因此，在文學史上我們偶爾可以看見用文字來描述疾病的成功作品。它是一個高度敘事性的，有時甚至是戲劇性的主題。試圖用繪畫或雕塑來描繪疾病的藝術家，也能再現這個過程的某個瞬間。 作家的病人文學，比醫師的文學作品更有用 對於有心在生死議題上做深刻思考的人，與其在醫院裡兜圈子東看西瞧的，自以為幫上甚麼忙，倒不如好好地展書一讀，看看一些好作家如何寫他自己的疾病，看看那為數不多的醫師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如何思考人生。 作家總是從自己的經歷出發，記下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感覺的或思考的。他看到了疾病，並注意到嚴重的疾病很可能成為一個人生活中的轉捩點。他本人可能也經歷過疾病，因為每個人都在這樣那樣的時候受到過疾病的困擾。很多偉大的作家都患過肺結核，不妨僅舉幾例：雪萊、濟慈、沃爾特•惠特曼、莫里哀、梅裡美、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對某些人來說，比方說席勒吧，疾病是他們極力要戰勝的一個障礙。而對另一些人來說，比如瑪麗•巴什基爾采娃，疾病則是他們一生中的核心經歷，契訶夫身為醫師決定了其作品的品格。有些醫生成了著名的詩人、小說家或戲劇家，他們的人數也不少。這份名單包括哈勒、契訶夫、施尼茨勒、杜哈梅爾、韋爾•米切爾、約翰•拉斯伯恩• 奧利弗、A. J.克羅寧及其他很多人。對他們來說，表現醫學問題或者以疾病及其導致的痛苦為主題，難道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麼？他們留下的作品，往往比起所謂的「醫學倫理」教科書還要實用呢！ 從遙遠的古代到我們今天，有無數的文學作品，從中我們可以找到對病人和疾病的描寫，但開列它們的目錄並不是我們的目的。關於這一主題的可用文獻十分廣泛，因為大多數經典名著都被有文化修養的醫生們用手中的鉛筆仔細批閱過。他們研究了文學家們所患過的疾病，以及他們的作品所受到的影響。 病人等待哪一個人，哪一句話，哪一個眼神 林語堂《八十自敍》說：「翠綠表現生命和力量，橘紅表現黃金般的滿足，紫色表現認命和死亡。」這不是人生的階段，而是人生相繼或交替出現的顏色，就像四季一樣，冬季不遠，春天就要來；但，也不要跟春天走得太近，寒冬每年也從不缺席。死亡亦復如是，看來沒有指望的病人，在被戲謔為殘酷的慈悲下，也許就在嗎啡止痛的下一刻，一個病人最在意的親友，來到病榻旁邊，在病人耳際的一個道歉，一句感謝。病人就得以劃下完滿的人生中止符。病人等待的是哪一個人，哪一句話，哪一個眼神，誰都不知道，只有病人自己知道。對他而言，什麼是慈悲，什麼是殘酷，誰又能說三道四呢？ 不要對每一個生命，每一道靈魂說三道四 德國詩人歌德《生活與性格》說：「生命的全部奧秘就在於為了生存而放棄生存。」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生命的價值，有時候還在慈悲與殘酷之外，當然，它根本跟醫療、醫師，還有什麼醫學倫理完全無關。叔本華在《意欲與人生之間的痛苦》中說：「如果說人生前半部分的根本特點在於不知滿足地追求幸福，那麼，其後半生則充滿著不幸之惶恐。」誰到了臨終看到那善惡交織的裹屍布而不惶恐？現在的所謂醫學倫理，以為人的身體的朽壞快到了終點，它的專業就派上用場了，於是端上一桌子醫療經濟、自以為是的道德，對每一個不同的生命，每一道靈魂說三道四，好似自己握有天堂地獄之鑰的門房和獄卒，為人分派什麼是慈悲，什麼是殘酷，不也一樣使已經浮在半空中的魂魄感到無奈與可笑嗎？ 維持兩種相反而又相成勢力的平衡 英國思想家哈夫洛克·靄理士在他的名著《性心理學》說：「生命是一個藝術，而這個藝術的秘訣是維持兩種相反而又相成勢力的平衡。」這種說法一直被認為是對「性心理」極有創意的解釋。其實，此說又何嘗只在言明人的「性心理」，人的一生不都在「兩種相反而又相成勢力」擺盪嗎？即使到了臨終，如果你有耐心跟他懇談，他也有遊絲與你相晤，你會不會驚訝地發現，那些你以為死亡對他是最大的慈悲的臨終者，其實他不想死，甚至認為你的「見死不救」是極大的殘忍？ 聽進去病人說的幾句「小事」推敲它同理它 美國哲學家弗蘭克•梯利在他的《倫理學概論》就說過：「生命無論如何都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是一個為自己的緣故而被欲望被珍視的東西。」那些輕率、只看到飯鍋中央香Q軟飯的，吃鹽過橋有限的學者，往往不知生命是多麼「被慾望，被珍惜」，那些臨終的生命，他們「貪生」的慾望，可能超乎你想像的高很多。 羅斯福說：「我認為沒有比那些只顧自己眼前一點小事的人更可悲。」我則認為此話必出自一個非常自以為是的粗人。大概只有羅斯福除外，世間每一個人，每一天無不糾纏於，想不開於一些他所謂的「小事」。緩和醫療，安寧照顧，不是一邊「養一個活不了的病人」好向健保局報帳；一邊去罵人為何忍受病人形容枯槁地苟活於病榻？重點在「小事」，病人心中一個一個小事。那些端出慈悲與殘忍大菜的，你瞭解眼前的病人多少，你加總和病人說了幾句話，花了幾分鐘？你聽進去病人說的幾句「小事」，並且去推敲它同理它。 莎士比亞說：「一個帶病的人，寧願永遠生活在痛苦呻吟之中，也不願讓『死亡』這一服藥到『病』除的『良藥』治癒他的疾病。」 這又是哪門子的慈悲呢？ 看了這樣的研究，不知你作何感想？沒錯，癌症死亡率與失業率、經濟的不景氣有些影響，癌症與太多事兒都有些關連，又都沒關聯。這又怎麼樣呢？癌症死亡率也與機車族、成天坐在辦公室的上班族、甚至跟你宵夜吃的泡麵也都有些關聯，要不要也來研究研究呢？癌症病人有些確實會藥石罔及，生理上的死因已經複雜難以分辨了，如何再做誇誇之言，說它與其他生活細節有什麼關連呢？ 這種研究看似在探討「癌症社會學」，比如美國的處方藥的價格一直是世界最高的，這也在醫師，公共社會，專業組織以及宣傳組織間引發了許多的討論。不斷攀升的藥物價格也刺激了一些想要幫助醫師，購買者以及病人更好的瞭解新療法的價值的倡議的提出，從而更好的選擇藥物和療法。這樣的研究，真的是單純為病人著想嗎？其實，會不會經藥商委託的調查，看看新藥上市，每一顆藥要定價多少錢，才能大發利市？ 每一個癌症病人得的都是「自己的癌症」，把癌症病人當成族群或社區來研究，意義又有多少呢？我們的社會每天都在對【聖經】上說的「最小的弟兄」，那身體受到摧殘，心靈失喪的弱者進行剝削，這些集體的殘忍行為，不見被嚴厲譴責，反被視作自由市場的機制；那好事者的學者專家，反而對那些在死亡線上舉棋不定、進退維穀的人，主張讓他們早早退場，自認為此乃慈悲，這又是哪門子的慈悲呢？ 臨終前會後悔的25件事 在死亡線上舉棋不定、進退維穀的人，他們（其實應該說「我們」）都在想些什麼？有什麼事使他們「捨不得走」呢？日本有這樣一位年輕的臨終關懷護士大津秀一，他在親眼目睹、親耳聽到1000例病人的臨終遺憾後，寫下了《臨終前會後悔的25件事》一書，這些遺憾有一天也會變成你的遺憾嗎？   第一個遺憾：沒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沒有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個遺憾：沒有實現夢想：沒有實現夢想。 第三個遺憾：做過對不起良心的事：做過對不起良心的事。 第四個遺憾：被感情左右度過一生：被感情左右度過一生。 第五個遺憾：沒有盡力幫助過別人。 第六個遺憾：過於相信自己。 第七個遺憾：沒有妥善安置財產。 第八個遺憾：沒有考慮過身後事。 第九個遺憾：沒有回故鄉。 第十個遺憾：沒有享受過美食。 第十一個遺憾：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工作。 第十二個遺憾：沒有去想去的地方旅行。 第十三個遺憾：沒有和想見的人見面。 第十四個遺憾：沒能談一場永存記憶的戀愛。 第十五個遺憾：一輩子都沒有結婚。 第十六個遺憾：沒有孩子。 第十七個遺憾：沒有看到孩子結婚。 第十八個遺憾：沒有注意身體健康。 第十九個遺憾：沒有戒煙。 第二十個遺憾：沒有表明自己的真實意願。 第二十一個遺憾：沒有認清活著的意義。 第二十二個遺憾：沒有留下自己生存過的證據。 第二十三個遺憾：沒有看透生死。 第二十四個遺憾：沒有信仰。 第二十五個遺憾：沒有對深愛的人說“謝謝”。 以上這25個人到臨終時可能會留下的遺憾，你不可能沒有一兩個。就要遠行回老家了，這趟人間之旅仍有一些未竟之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健保，如果經過精算可以再多給病人三、五個月，這不是以眾人之力，彼此成就，畫下完滿的句點。還有什麼事比它更慈悲呢？那些老外跟我們的風土民情文化天差地別，說我們這樣是「虐待」病人，臺灣年輕醫師被「指責」還感到丟臉，套一句陳水扁的話：「有那麼嚴重嗎？」 莎士比亞說：「一個帶病的人，寧願永遠生活在痛苦呻吟之中，也不願讓『死亡』這一服藥到『病』除的『良藥』治癒他的疾病。」莎翁在調侃世人貪生怕死嗎？虛弱的身體，培養得出有活力的靈魂和智慧嗎？他不知道蒼白的鞋匠，強過一個抱病的國王嗎？ 只有愉快的笑聲，是健康的可靠標誌 莎翁怎麼會說出這種「好死不如賴活」的話呢？ 我們應該仔細讀，莎翁是把這些拒絕服食「死亡」這個一勞永逸的藥方的人，設定在「帶病的人」。在「病苦」與「死亡」的選擇中，一個帶病之人，尤其越帶重病的人，寧願選擇「病苦」的人或許更多？健康的身體乃是靈魂的客廳，有病的身體則是靈魂的禁閉室。世人寧願在「靈魂的禁閉室」裡喘息，而不願意死去嗎？ 沒錯！體力、精力來和黃金、鑽石比較，黃金和鑽石是無用的廢物。疾病有成千上萬種，但健康也有千百種。沒有進病房的人，只是「相對地」健康，其實多少都有毛病。所以，《惡之花》的作者，查理士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才會說：「人生是一所病院，每一個住院病人都一心想換自己的床。」(Life is a...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報告說，他們已經查明約三分之二的癌症組織類型（31種癌症中的22種），癌症的成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為「壞運氣」。……   「癌症是因為『運氣不好』隨機突變造成的」。真得是這樣嗎？   著名的《科學》期刊上說，有2/3的癌症可以解釋為「運氣不好」(bad luck)。這個來自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研究報告，很快地成為世界各地的頭條新聞。 癌症病人不再那麼內疚和自責   對於癌症病人來說，這個新研究好像使大家「鬆了一口氣」，也算是一種寬慰和解脫。過去，我們常聽人說一句話；「想不得癌症，第一，就是有一對沒得癌症的爸媽！」這話聽在癌症病人的耳裡是很傷心的，事實上，癌症病人最擔心的事之一，確實是「我的癌症會不會遺傳給我的孩子？」看到這個研究，大家就比較不會那麼認為會不會是自己把不良基因遺傳給了孩子。對於得過癌症的爸媽來說，這個新研究也使大家比較釋懷。之前，他們常惦在心中的是會不會給孩子們吃了不對頭的東西，又或者是不該讓孩子們接觸車庫裏的什麼顏料，這些想法過去都令他們深感內疚和自責。 努力「防癌」一族，有點「失落感」   但對於有些人喜歡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納入掌控之中，比如有人一早起來就喝「生力湯」；花比別人更多一倍的錢去買生機蔬菜水果；每天吃綜合維他命；吃這個怕，吃那個也怕的人，對他們來說，這研究結果恐怕就非常可怕了，至少有點「失落感」，因為它代表在癌症的致病因素居然有2/3的比例是人力無法控制的。那麼他們以前的「努力」不就都不怎麼「靠譜」了嗎？ 癌症，恐怕真是運氣惹的禍！   而大多數人看到新聞上說，患上癌症只是因為「運氣不好」，都會覺得太過輕率(flippant)。不過，最新的1月29日「紐約時報」以「Cancer’s Random Assault」為題報導，「癌症，恐怕真是運氣惹的禍！」 這兩週以來，對於這個引人議論的話題，已經有相當多的反彈。該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Cristian Tomasetti(編按，另一位作者是Bert Vogelstein)為此做了「修正」。他解釋說，研究的結論是「有2/3的癌症發病率，它們在不同組織中的變化，『可以用隨機運氣不好來解釋』。我們沒有聲稱三分之二的癌症病例是由於運氣不好造成的。」 乳癌與攝護腺癌不在這項研究之列   研究是以統計模組分析31種成人癌症，發現幹細胞分裂次數和罹癌風險的相關係數高達0.804。其中血癌、胰臟癌、睪丸癌、卵巢癌、腦癌等22種癌症發生主因是隨機突變，約占2/3。至於大腸癌、皮膚癌、肺癌等其他9種癌症，則主要受遺傳和環境因素影響，例如吸菸或暴露在紫外線或輻射等致癌物中。乳癌與攝護腺癌不在這項研究之列，因研究所需的幹細胞分裂率文獻不足。 癌症是遺傳、環境和偶然性綜合引發的   100多年前，科學家們就已經發現：某些組織比其他組織更容易發生癌症。例如，大腸的終生癌症風險為4.8%,，是小腸(0.2%)的24倍。因為大腸內的幹細胞遠多於小腸，且它們的分裂也更加頻繁，約為一年73次，而小腸幹細胞一年只分裂24次。在其他的許多組織中，幹細胞分裂速率也與癌症風險密切相關。而肺癌和皮膚癌和吸煙和日光暴露則有一定的關聯。另外，還有一些癌症與致癌基因有關。 科學家以車禍風險為例說，行程越長，發生車禍的幾率就越高。惡劣天氣等環境因素以及車輛故障等都可能令這一基本風險進一步增加。癌症也是一樣，它是遺傳因素、環境和偶然性三者綜合作用的結果(the combination of inherited factors, environment and chance)，其基礎是突變機會，再加上遺傳或者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影響。   所以，解讀這個研究結論，比較有參考價值的想法是；同意1/3致癌的看法(遺傳+環境+生活習慣)；也肯定2/3的新的研究(壞運氣)。因此我們仍然可以繼續堅持我所知道的所有不會增加癌症風險的好習慣，比如良好的飲食、鍛煉身體、避免吸煙等；但另一方面，我們可能也無需那麼緊張兮兮地留神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一個動作，以及我觸摸或者食用的任何東西。「科學」本來就「不那麼科學的」，精確(accuracy)這碼子事，本來就是「理想主義者」的夢。它迫使人們在語言表達、科學研究之類的活動中反復犯錯誤。而對誤差比較寬容的人，卻能經常互拍著肩膀說：「去喝一杯！」   今後應更注重癌症的「早期發現」 事實上，這次的「癌症壞運氣說」不能單怪罪於科學記者的「報導錯誤」，他們對研究的解讀也沒有錯得離譜。何況，這篇引發爭議的論文作者之一，Bert Vogelstein當然也非泛泛之輩，他是癌症基因學先驅，曾和另外十人獲得網路2013年「生命科學突破獎」。該獎獎金是諾貝爾醫學獎兩倍。他這次研究的用意，是希望從一個新角度看癌症，主要方法是檢視關於平均一個人畢生發生幾次幹細胞分裂的文獻。   相對地，世界衛生組織的癌症專業機構「國際癌症研究機構」（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就沒那麼輕鬆看待這個研究和新聞解讀，該機構強烈反對這個研究的結論，並警告說，該消息可能會使癌症研究和公眾健康受到損害。他們說，「運氣不好」是癌症的重要原因這種說法會產生誤導，它可能會抹煞多年來癌症研究者在查明癌症疾病的原因，並有效地阻止它所做出的努力。   科學家認為，這項研究積極的意義在告訴我們，今後應更注重「早期發現」，並研究如何在隨機突變形成癌症之前檢測出來。投入更多資源，研究如何在早期可治療階段檢查出這些癌症。 有人說：「宗教羅致了一大堆『人以為的』謬誤，而最終卻導致真理；科學則羅致了一大堆真理，而最後卻走向謬誤。  

好書推薦   譯 / 鄧伯宸 我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所畢業後，我修完了精神醫學科住院醫師，瑪莉蓮取得比較文學﹝法國與德國﹞博士學位，我們各自開展自己的學術生涯。我們互為各自作品的第一個讀者及編輯。我的第一部著作──一本團體治療教科書──完成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義大利的貝拉喬寫作中心﹝Bellagio Writing Center﹞給了我一筆寫作獎助金，寫我的下一本書：《愛情劊子手》﹝Love’s Executioner﹞。抵達後不久，瑪莉蓮跟我談起她要寫的一本書，談女性對法國革命的回憶，說她現在正在興頭上，我也認為她所收集的資料已經相當充實，大可放手一搏。當時，所有的洛克斐勒學者都已經分到了一間寓所及寫作工作室，我鼓勵她去找主任，看看能不能也給她一間工作室。主任的回答是，撥一間工作室給學者的配偶，事情本身就不尋常，更何況中心的工作室都已經分配完竣。但琢磨幾分鐘後，他還是給了瑪莉蓮一間工作室，一間空著的樹屋，離緊鄰的樹林步行只要五分鐘。瑪莉蓮欣然接受，興致勃勃開始她的第一本書：《身不由己的見證：法國革命的女性回憶錄》﹝Compelled to Witness: Women’s Memoi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從此以後，我們成了文友，終其一生，儘管有四個孩子，加上全職的教職及行政工作，她一本接著一本寫，與我並駕齊驅。 二○一九年，瑪莉蓮經診斷罹患了多發性骨髓瘤，一種漿細胞癌症﹝骨髓中發現有白血球﹞，接受化療藥物瑞復美﹝Revlimid﹞治療，引發中風，送進急診室，住院四天。返家後兩個星期，我們在隔街的公園散步，瑪莉蓮鄭重其事地說：「我們應該合寫一本書，也就是說，兩人輪流，各寫各的。我想把我們所面對的困難日子和歲月記錄下來，對那些配偶得了致命疾病的夫妻，我們碰到的難處或許還有點用處。」 不論是她自己或我要寫的書，瑪莉蓮對書的主題往往都有主見，於是我回答說：「這主意不錯，親愛的，妳還真應該投入一些事情。合寫一本書，聽起來挺迷人，但妳知道，我已經開始在寫一本小說了。」 「啊，別，別……別寫那一本了，寫這一本，跟我一起！我們輪流寫，你一篇，我一篇。寫一本我們的書，一本與任何書都不相同的書，因為這書牽涉的是兩個心靈而不是一個，是兩個結婚了六十五年的人的心思和想法！兩個有幸彼此擁有的人，攜手走人生最後的路。你呢，走你的三輪助行器，我呢，走我的兩條腿，好歹還能夠動個十五、二十分鐘。」 歐文在他一九八○年的作品《存在心理治療》﹝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中寫道，人生少些遺憾，比較容易面對死亡。回顧我們長久的共同生活，就沒有什麼遺憾。但說到忍受今天日復一日的肉體折磨，卻又絕不容易，想到行將丟下彼此，自也難以釋懷。我們該如何與絕望相抗？又該如何有意義地活至最後一刻？ 寫這書時，以這把年紀來說，多數同輩中人都已作古。如今每過一日，我們明白，兩人相聚的時間有限，格外珍貴。書寫，無非是要使我們的存在有意義，儘管我們都難逃被掃入血肉之軀衰頹死亡的最黑暗境地。但不管怎麼說，這本書幫助我們巡禮了生命的結局。 這本書明顯是我們個人人生的延伸，但我們明白，這也是死亡關懷的共同話題。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最佳的醫療照顧，家人及朋友的感情支持，以及沒有痛苦的善終。儘管我們擁有極大的醫療及社會優勢，但死亡來臨的痛苦及恐懼卻無人能免。如同每一個人，我們希望維持自己剩餘日子的生命品質，縱使忍受醫療過程的煎熬有時候不可避免。既要活下去，我們有多大的意願去承受必須經歷的一切？既免不了一死，如何能夠少些痛楚？又如何才能夠優雅地將這個世界交給下一代？ 我們兩個都知道，瑪莉蓮將在未來幾個月中病逝，幾乎已成定局。兩人攜手將橫在眼前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所希望的是，我們的經歷及觀察不僅有助於自己，對我們的讀者也有所助益。

文 /   鄭春鴻 陳冠學先生說：「生而為高雄人，可以說是林曙光的天職，別人幾乎無法頂替。」他的過世也將是高雄文史研究無法彌補的損失。」 詩人陳坤崙兄來電告訴我曙光先生過世的消息後，我突然有一種孤獨的感覺。我一直把曙光先生當成同業前輩，一個可以終身學習的新聞同業。 更具體地說，他給我的形象是一名真正的新聞記者，而真正的新聞記者即使相識滿天下，但是終因為職業上與道德上的堅持，反而不見得能見容於人際之間，而不免有一種說不出的孤獨。 做為一位永遠的新聞記者，我常說曙光先生博學，他卻對我說他是「雜學」，不論是博學或是雜學，我對於他始終懷抱的「一事不知，記者之恥」的精神是十分佩服的。最可貴的是他「跑新聞」雖然跑得勤快，但對於採訪的對象則保持七分投入三分冷靜的態度；七分的投入在於挖掘真相，三分的冷靜，在於平衡他的投入，目的在確認他所瞄準真相，以避免太多的投入，反而閃失了真相。 如果我沒有失察的話，在他的眼中，在他的筆下，除了郭國基先生之外，沒有一個是英雄，他對任何大人物，七分褒總有三分貶。好話人人愛聽，聞過則喜的人可就鳳毛麟爪了。正因如此，被曙光先生寫過的高雄人物，其後人對於曙光先生常常「不知如何言謝」。而特別令我折服與仰慕的是，他對某些大人物，七分貶也總不忘了三分褒，一種「理解的同情」(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使他的人格與氣派自然地流露，也讓我深深地感到一個優秀的新聞記者與一個歷史學者之間可以有互通之處。 曙光先生本名林身長，高雄市鹽埕人，生於民國十五年七月廿一日，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因心臟衰竭病逝於寓所。他早年負笈東瀛，畢業於日本京都中學，並在立命館專門學校修習化學。光復之後，他束裝返台，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大二時因四六學潮，特務到台大、師大逮捕學生，為避難而返鄉。 他是台灣文史工作的先驅者，在世時以林曙光、照史等筆名聞名，為當今編修近代高雄史，尤其是高雄人物誌成績最豐碩的第一人。現在台灣各地都有文史工作室，曙光先生早在台灣光復不久就投身地方文史研究，他、一輛摩托車和一屋子的書就是高雄的第一個文史工作室。 曙光先生早年的著作《打狗滄桑史》對於高雄的歷史、地理、人文均有簡要的解說，為第一本以現代歷史方法詮釋老高雄的專書，後進學子受教於本書而開啟研習本土歷史智慧者不計其數；晚期作品《高屏地名物語》以橫切的方式撰寫，將高屏史地貫穿一氣，與前書併讀可收雙效之功；《打狗搜神記》則為高雄寺廟的百科全書，他也是台灣民間信仰研究的拓荒者。 他的地方文史研究，除仰賴大量的研讀史料之外，著重於親身的田野調查，其用功之勤，讀者可從作品窺見。 曙光先生的早年另一著作《高雄人物》(三輯) 風靡文壇數十年不衰，他以春秋之筆，在本書中臧否時人，該褒則褒；當貶則貶，其不畏強權、不從流俗的史家風骨對文化界影響尤其深遠。 曙光先生對台灣文學史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光復初期，他應當時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主編史習枚之邀，為不諳漢文而以日文寫作的台灣早期作家譯介他們的作品，曙光先生在這個時期的貢獻被文學史家葉石濤先生譽為台灣文學的「橋中橋」。 除了在地方文史工作及台灣文學運動的成就之外，林老先生在台灣的俚語、諺語的研究成績更是可觀。他的力作《打狗瑣談》、《打狗采風錄》以故事敘述的方式寫作，讀來如聆聽一首鄉土的迴旋曲或讀一本幽默諷頌錄，令人低迴不已。他的俚諺專書與坊間不同之處在於講述的方式。一般的俚諺書做的只是「名詞解釋」的工作，曙光先生的書則是一本本的故事集，他把相關的俚諺安排在同一個故事裡，夾敘夾議，生動有趣。讀者一則了解俚諺的真正出處，二則明白相關俚諺的正確用字與用法，同時又從故事中長見識，可以說是一舉三得。 曙光先生的先人是漁貨世家，他對於台灣四時俚諺的研究所以有獨到之處，據他告訴我與他的先人從事漁業，必須準確地掌握四時節氣、天候有關。他從小耳濡目染，對於節令與大自然的俚諺便有許多無人能比的經歷。高雄市文獻會因曙光先生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績斐然，於是邀請他撰寫《打狗歲時記稿》。 曙光先生熱情、健談，做為他的座上客，是一種令人永難忘懷的經驗。 我雖然年齡只有他的半數，但是眼前的他待你如弟兄，形勢上逼得你非得一下子長大三、四十歲不可。 我在讀高中的時候，已從高雄瓊林舊書店購得曙光先生的幾本著作，拜讀之後對作者十分欣儀。一次，我與冠學先生因事一起坐火車北上，途中，我向冠學先生透露對一位筆名為照史的作家非常欽佩，冠學先生乃告訴我此人是他的至交，並且答應返高之後帶我去拜訪他。 十一年前的一個下午，冠學先生領著我第一次以孺慕的心情拜謁曙光先生，當時曙光先生住在民族路的一條小巷弄裡，記憶中每入巷總有惡犬狂吠。進門的小客廳沿著牆邊有兩張與醫院一模一樣的病床，牆上掛著幾禎小佛像畫片及隨身唸珠。原來他因外出田野調查，在凱旋路平交道被火車撞到，拖行數公尺，此時雖然大病初癒，但是元氣大傷。 我坐在一旁聽著他與冠學先生的對話，談老高雄的麻桑、談地方人物的趣聞、談采風的獵奇、談他為三信高商學生四書讀本的譯注、談林迦先生、吳濁流先生、談劉捷先生，談他最佩服的郭國基先生等等。談到余登發先生時，曙光先生指著客廳一張三人座的木製椅子說，余老的公子余瑞言先生經常到林家作客，他的身材魁梧，一日在林家沙發上午睡，竟把沙發給睡垮了，於是買了一座木製堅固的長椅賠罪。 我雖是曙光先生的書迷，當時他所說的很多話題，我卻只能聽懂一二；反而眼前這兩位老朋友之間對話的情調卻令我羨慕不已。他們的談話時而輕快、時而滯緩；時而激昂、時而抑鬱；自然、舒坦，但仍不掩老友難得相會的一絲興奮。我心裡想著，如果我這一生，也能交一個像這樣的朋友，那該有多好。 他取出一本小學生用的練習本遞給冠學先生，裡頭寫著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這些都是曙光先生寫作時，遇到不知如何書寫的台語。冠學先生對台語文研究極有造詣，曾著有《台灣的古老與古典》(第一出版社)一書，曙光先生寫俚諺所用的台語文都是寄明信片(當時冠學先生未設電話)向老友請教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塊厝」的「厝」字，應該寫成「茨」字。「厝」字是屍體暫停之處，錯用得可離譜了。 臨告辭，曙光先生從床塌邊的小木櫃裡取出一疊手稿給我，我翻出幾篇速讀。原來是一篇篇台灣俚諺的故事集，我的第一印象是這些文章既是故事，又是歷史，還可以當做台灣俚諺的民俗學讀本，簡直美不勝收。我如獲至寶地將手稿攜回報館，等不及趕緊推出以饗讀者。果然，自從曙光先生的專欄推出以來，讀者反映十分熱烈，此時曙光先生息筆已久，年輕一輩的讀者萬萬沒想到高雄還有這麼一位高手可以如此生動為他們演義高雄的歷史。有一次，西子灣副刊做了讀者問卷，結果曙光先生和創作《幾句話》漫畫的何立偉先生被選為最受歡迎的作家。 曙光先生博學彊記，我曾向他詢及一些家族或友朋長輩的往事，他竟能很細微地道出許多原本我以為只有當事人的至親才知道的小事，使我感到非常意外。 他忠奸分明、嫉惡如仇，不過依然不失俠骨柔情。才一個下午的晤談，他的真性情讓我大吃一驚。儘管當時他仍在病褟，病容猶存，但是我看到的是卻一個真正的男人。 之後，我因編務常前往向曙光先生請安。我一直這麼認為，以他耿直的真性情，如果他願意多跟我聊上幾句，我大概就不會是個什麼大壞人。 曙光先生在西副共連載了六本新作品，這段期間我看到的他，就像一朵巨大的向日葵，無畏地注著烈日，即始眼球裡最後一滴淚水將被蒸發，他仍然要拼命地創作。據林師母告訴我，曙光先生鎮日埋首寫作，經常通宵達旦。他常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正在撰寫的某一段往事的片斷，因此，我收到他的手稿，經常是第二回的拜讀。 曙光先生的一生幾乎可以說為高雄而生，他終其生命為「高雄學」殫精竭慮。冠學先生說：「生而為高雄人，可以說是林曙光的天職，別人幾乎無法頂替。」他的過世也將是高雄文史研究無法彌補的損失。」所幸，哲人其萎，典範仍在，且讓我們踏著林老先生的步履，來愛我們的故鄉，關懷我們的故土吧！ 我總覺得曙光先生並沒有真的走了，只要我一豎起耳朵，就可以聽到他宏亮的說話聲。

◎ 口述／鄧伯宸 ◎ 記錄整理／鄧湘庭 這是一篇大一學生的口述歷史報告，而且在課堂上得到A＋的成績。回顧幾十年來時代變遷，台灣在民主蛻變的過程中，上一代的禁忌如今已可以被公然討論、辯證，並還原真相樣貌，這樣的進步，正是民主驕傲的果實。本文撥開那個時代的迷茫大霧，勇敢面對過去白色恐怖禁錮，重現在時光中被鏤刻而下，一幕幕清晰的生命痕跡。 ——編者 這一篇口述歷史的主角，是我的父親，鄧伯宸先生。錄音的時間分別是於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下午，與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在我位於高雄鳳山家中的書房。 我所記錄的這一個事件，是在民國六十一年（西元一九七二年）我父親，鄧伯宸先生以叛亂罪名被起訴，從嘉義虎尾空軍基地被逮捕，接著送至位於新店的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最後再轉送至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的一個經過。這期間經歷了將近九個月的時間。 在那個時代，即是所謂白色恐怖的時期。那時可能你只是對於政府的某一項措施發了一句牢騷，明天你或許就此消失，好像從來沒這個人一樣。你的身邊可能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情報局的人，只要一句話、一個行為不對頭，你馬上就成為了他們的目標。 處於言論自由的現在，對於當時那種氛圍，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一種情況。你隨時要提防身邊的人，隨時要謹言慎行｜｜你不敢相信你身邊的人，甚至也不敢相信你心中真正的聲音。到最後，什麼可以相信，什麼不能相信；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似乎都已經無從分辨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充滿了不信任的時代，是一個真相與謊言交纏的時代。 對於父親的這些事，我本來就有所了解，也曾經聽他提過在土城生教所中的種種情事。事實上，父親就是在生教所中認識母親的。當時兩人戀愛談得轟轟烈烈，還傳到了綠島去呢！ 這一段口述歷史，完全是由父親自行錄音完成。我們並未進行任何所謂訪問的動作。我認為－或許父親也是如此認為－以這種方式更能坦誠地記錄父親當時的心情，也能更完整地表達出他的意念。 父親之所以能這樣放心地將他的這段歷程交給我分享，我想，是出於我對於他的了解，以及他對於我的信任。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我被空軍總部政戰處以涉嫌非法顛覆政府，也就是涉嫌叛亂的罪名逮捕。當時我二十三歲，離大學畢業還不到七個月，正在中華民國空軍虎尾新兵訓練中心服預官役，職務是少尉行政官。   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那天是大霧，霧大到能見度大概只有五十公尺，遠遠近近的房舍和樹木都看不清楚。當時用完了早餐，部隊帶出去了。我因為負責的是後勤行政作業，所以留在營房裡，正在我的個人寢室中閱讀一本書，書名叫做「唯物論史」，作者是德國的哲學家費爾．巴哈。作品的內容是探討在西方哲學史裡面，相對於唯心論的唯物論的發展。在立場上，是傾向於支持唯物論。 當時，整個營房裡面，一片靜悄悄的。沒有多久，我聽到營房的中山室裡傳來電話聲，那個時候，副隊長去接了電話。大概過了不到十分鐘，當時我所屬的中隊的中隊長，騎著一輛三陽五十cc 的機車回到營房來。副隊長神色忡忡地衝進我的寢室，叫我馬上整理我的行李。我一面用軍毯把我的隨身衣物用麻繩打包，一面看到副隊長在我的桌子上翻那本《唯物論史》，嘴巴裡面不曉得是對我說，還是在自言自語地說：「怪不得會出問題，看這種書！」我聽到他這句話，心裡面隱隱已有一些警覺。但是對於他講「看這種書會出問題」的說法，不免覺得可笑，我想他可能是被「唯物論」三個字嚇住了。 當我把隨身衣物整理好之後，我心想，應該把書也帶走，但是副隊長卻阻止我。他說：「這些書都沒有用了。因為總部現在徵召你去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當教官。你不必帶這些了。」那個時候我就有一點生氣，我跟他抗議說：「這未免也太急迫了，我什麼都沒有準備好。」副隊長大概是有一點忍不住了，脫口而出的說：「急迫！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有些人三更半夜來兩個憲兵就帶走了！」 那一刻我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我還是故作鎮靜，把隨身行李扛在肩上。隊長的摩托車在外面等著，根本連熄火都沒有熄，我跨上後座，就直奔大隊部。 到了大隊部，上下大隊長已經在那邊等了，旁邊站了一位穿空軍軍常服的中校。大隊長因為我曾經在基地參加三民主義論文比賽得過獎而認得我，他便給我介紹那位中校，說他是空軍總部政戰處的某某參謀，我看到大隊長面帶憂色，但是也沒有時間深究，那位中校參謀就催著我上了大隊部門口的吉普車，直奔嘉義而去。 往嘉義的途中，一路上大霧迷濛。那位中校參謀從頭到尾一言不發，我也一個人默默地坐在後座，任吉普車在霧海中奔馳。心裡反覆地咀嚼著副隊長在營房裡所說的那些話，一點一滴地回想，過去一年多，我在大學裡跟幾位大學同學在一起的生活。包括討論到共產主義、中國統一，以及收聽所謂「匪播」的種種情事。心裡面對於自己的前途，也已經能夠掌握到一定的狀況。 對我個人來說，會面臨到這種狀況，當時我一點都不驚慌。我甚至可以回想到很小的時候，有些是母親轉述給我的情況，有些是一直在我記憶裡面無法抹掉的。應該是在我懂事了以後吧，四、五歲的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在我們家裡，我看到的照片裡面最多的，除了我父親的以外，就是孫立人將軍的。 我父親，鄧超先生，是孫立人將軍的部下，一九四七年就到台灣來了，跟隨著孫將軍在鳳山訓練新軍，住在我現在還居住的地方，鳳山黃埔新村，日本式的軍眷宿舍裡面。 當時我看到的孫立人將軍的照片，每一張都是英姿煥發的戎裝照片，有肖像的、有騎馬的，也有閱兵的照片。我也常常聽到父母親談起一些他的事蹟。在心目中，在我童稚的心靈裡面，他已經是一個我崇拜的對象，後來孫立人事件發生，當時父親幸運地已經調到別的單位去，沒有跟在孫將軍的身邊，未受到波及。但是，在我們那個平靜的家裡，也曾經遭到過憲兵的包圍跟搜索。而且幾乎在一夕之間，所有孫立人將軍的照片，都收起來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就像孫將軍的部下不相信孫將軍會叛國一樣，我也從來不相信我心目中的英雄會對國家不忠。我相信孫將軍是受到陷害，這種想法非常深刻的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面，對於當時的政府，國民黨政府，所有的宣傳都只產生沉默的反感。雖然我的父親一直在軍中服務，我也是在一個戒嚴時期，無論在教育、在思想上，管制都非常嚴格的環境裡面長大。但是基本上，在政治方面，我即使不去碰觸，即使不是很了解，但是叛逆的種子已經在滋長。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進入成大外文系就讀。進入成大是我開始真正接觸一個比較大的外在世界的開始。在學校裡面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不是老師，而是學長和同學。我開始接觸文學，接觸歷史，接觸哲學，尤其是哲學跟歷史方面對我的影響最大。也許正是哲學可以對歷史反思的這一個特性，讓我開始在思想上那種叛逆性格得到了加強。那時候在我們班上女多男少，十一個男生裡面，我跟其他人都不同調，幾乎很少跟班上的同學打交道。成大當時有一個社團叫Σ（西格瑪）社，裡面有很多學長介紹一些書籍給我看，或者是跟他們在一起聊天，對我的啟發尤其大，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方面的書籍。 雖然我所能接觸到的東西，絕大部分都是經過檢查的，都是對共產主義批判的，但是不斷地接觸使我感受到共產主義裡面，那種深刻的人道精神。另一方面，歷史引導我走上對中國近代史的關注跟興趣。從康梁變法，一直到中國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我涉獵了各方面的書籍，甚至透過同學，為了要了解國共內戰時期的一些真相，在他們父親那邊，找出來大陸還沒有淪陷到中共手上之前那幾年的《新聞天地》雜誌，看到了整個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是如何失去人心，丟掉江山的一個真實情況。 哲學讓我認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對資本主義懷抱敵意；歷史讓我了解國民黨的統治有他的不正當性，更重要的是，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讓我年輕的心裡面激盪不已的一個想法是：應該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所有這些因素混合起來，我的大學生活在同班同學的眼裡，幾乎是特立獨行。 我最常去的地方不是圖書館，也不是教室，而是窩在自己在外面租的宿舍裡大量地閱讀。我關心的是當時社會的貧富不均；在心裡面震撼著我的是「保釣運動」中中國人所受的屈辱；我感到不平的是美國文化的侵入，美國勢力在台灣、在國民黨政府有所求的狀況下所表現的趾高氣昂。 我可以說是當時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的常客。到那邊去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在語言上能有所加強，一方面是到那邊閱讀書籍雜誌去了解美國。記得在我大四的那一年，美國新聞中心曾經發生爆炸事件，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常去那兒，還是那個時候我的一些言論已經受到當局的注意，所以我曾經被警方約談過。 對於中國人在台灣受到美國勢力的屈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三的某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同學到鯤　海水浴場去戲水游泳。鯤　海水浴場當時分成兩邊，一邊靠北，是給當地人用的，設備簡陋，幾乎連個更衣室都沒有；另外一邊是給駐台灣的美軍使用的，設備豪華，一應俱全。同樣的一條海岸線，中間沒有任何界線的畫分，但是，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年輕嘛，一邊說一邊笑著從這一邊走到那一邊，心裡面多少懷著一種眼睛吃冰淇淋的輕佻心，說是去看看穿比基尼的洋妞。當我們踏入美軍的海水浴場的時候，一個只穿著一條短褲頭的黑人拿著棍子就衝出來了，對著我們咆哮。 當時我就一股氣直衝而上，用英文大聲地跟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土地！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尊重我們！」沒想到，他卻大吼一聲，拿著木棒直衝過來，情況可想而知，我們只有落荒而逃。 當時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台灣到底是中國人的土地還是美國的殖民地。那種感覺讓我覺得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並不是在為中國人而存在，而是在為他們自己的政權而存在。所有這些思想上的、生活上的因素混雜起來在我心理上，已經阻擋不住外在的一些力量來影響我。 因此到了大學四年級下學期，都快要畢業了，大概是在民國六十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的四、五月間，我們幾個常在一起的好朋友，也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的是讀礦冶系的，有的是讀交管系的，也有讀化工的，也有讀中文的︱︱好像一夕之間突然決定一樣的，說要成立組織。 從學校開始，成立組織來宣傳共產主義。也許是歷史因素的作祟吧，就像戊戌政變也是由幾個書生開始的；中國共產黨民國九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不也就是那幾個書生嘛。年輕的心似乎也從來沒有考慮過，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到底多遠。 我是在六月，一九七一年六月畢業。也就是在四、五、六三個月，幾個好朋友比較正式地聚在一起有兩次，很嚴肅地討論了成立組織的事情。其中的一個同學甚至於為了要繼續留在成大播撒他的理想，在畢業考的時候故意當掉。就這樣，兩次的所謂開會，我們幾個人的未來，在消息被當局探知以後，就已經決定了。 吉普車在嘉南平原上奔馳，我的思緒一直沒有停過。最後到了嘉義空軍基地，那個時候嘉義機場只做軍事用途，只有軍機起降。到了嘉義，大約是九點不到。軍方似乎對我也滿放心的，把我留置在一間辦公室裡面。不知道辦公室外面有沒有人守著，但在辦公室裡面，我一個人可以向窗外觀望，可以坐在那兒抽菸，可以翻翻當天的報紙，總之沒有人理會我。 中午，到了用餐的時候，那位空軍總部政戰處的參謀出現了。他跟我說：「還要等，因為飛機還沒有來。」 用過中飯以後，我繼續等。心裡面思潮起伏，但是，卻很平靜，因為我似乎已經知道即將面對的是什麼。當然，嚴重性我卻不知道，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們對法律的了解，尤其是對戒嚴時期軍法的了解，可以說是零。 後來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我們那個時代有一點像當天清晨的大霧。在霧裡面因為有光線，不管能見度多低，總之，並不像是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多多少少你總看到隱隱約約移動的、靜止的、巨大的、渺小的景物。因此在霧裡面警戒心會降低，不像在黑暗中那樣。在黑暗中因為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警覺心反而會提高，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大霧的時代裡面，他們只給你一些有限的東西，就像你在霧裡面的視野一樣，你只能看到那些。但是那些你所看到的，又沒有直接告訴你危險在哪裡。所以當你加快速度，開始衝撞起來的時候，也許突然就從霧裡面冒出來一個龐然大物，你根本來不及煞車停止，而不可避免地一頭衝撞上去。但是如果在黑暗中，你知道一切都是黑暗的，所採取的行動，所思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確是活在一個大霧的時代裡面。 對我來講幸運的是，在歷史的閱讀裡面，也許我已經學會了任何悲劇都可能發生。因此當時，我只是以一顆平靜的心在等待，唯一焦慮的是，我擔心我的家人，包括我年邁的祖母，我體弱的母親，以及我那仍然在軍中服務的父親。 在嘉義機場一直待到下午四點多，飛機終於來了。我原以為所要搭乘的飛機一定有很多乘客，但是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一架C46 內部經過改裝的飛機裡面，一個乘客都沒有。甚至於駕駛員，那位空軍總部的參謀很客氣地把我介紹給那位駕駛員說：「這位是政戰處處長。」我才知道是他親自開飛機，是上校處長親自開飛機。 上了那架飛機，只有我跟參謀坐在客艙裡面。一個小時後，C46 就在松山機場降落。 台北天已經黑了。典型的台北冬天，淒風苦雨在等待著我。一下飛機，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四名憲兵，我走出機艙，前後各兩名憲兵便跟著我移動，上了吉普車以後，後座坐的不再是我一個人，而是兩名憲兵把我夾在中間。吉普車直奔空軍總部。 到了空軍總部，連車都沒有下，大約等了十幾分鐘，也許他們是去辦我的收押手續吧。接著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的側門開出去，在台北市的巷弄間穿行，最後，在信義路和仁愛路中間那一帶住宅區的一棟日式平房前面停下來。我被帶到屋內，已經有人在等著了。 一位是穿西裝的，大約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另外一位是穿陸軍軍常服的少校軍官。這個時候整個狀況開始由那位穿西裝的年輕人來主導。他自我介紹，他是服務於調查局，另外那位陸軍少校是國防部情報局的。 偵訊開始了。是在晚餐剛結束之後，時間大概是七點多左右，居中而坐的是調查局方面的人，左右分坐的是國防部情報局及空軍總部政戰處的人員。三個人一字排開，我坐在他們的對面，相距大概三公尺。 在我的感覺裡面，這個偵訊只是形式而已。他們不斷地叫我自己說出來，叫我自己去回想，甚至包括日期、時間、地點，他們都叫我一一交代清楚。實際上，我所能記得的只是大概，而不是那些細節，但是他們卻反反覆覆，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給我一種記憶上的壓迫。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自然會產生焦慮。當我說不出所以然來的時候，他們給我壓力，他們認為我是在說謊，或者是說在逃避。但是他們又不斷地暗示、提示，甚至於到最後明示：「乾脆你就說出來吧！乾脆你就承認吧！」 在我參與的這部分，其實很簡單。如果他們提示一下的話，明確地講出來的話，也許二十分鐘就可以結束。但是我發覺他們什麼都知道，卻偏偏要把這個過程不斷的拖延下去。他們不斷地給我這種精神上的折磨，包括威脅，包括恐嚇，包括一些言語上的污辱。他們甚至整個晚上讓我不斷地抽菸，抽當時軍中最有名的「八一四」香菸，但卻不給我一杯水喝。 偵訊一直從當天晚上七點，進行到第二天早上七點，在整個過程裡面，自白書我是三易起稿。我寫的第一次他們不滿意，重寫。一方面重寫，一方面提示我「應該」怎麼寫。第二次，仍然不滿意；第三次，寫完，按了手印以後，天已經亮了。當天晚上，台北的天空被滂沱大雨占據，一夜未曾停歇。 偵訊結束之後，我正式收押在那棟日式平房裡面，到後來我才知道，那兒就是空軍總部的看守所，在日式平房掩藏之下，後面有一排磚造的囚室，每一間只有四尺寬，六尺高，大約八尺深。裡面大約離地一尺的地方鋪上木板，囚犯就睡在裡面、住在裡面、吃在裡面，一切都在裡面。 我在那兒差一天滿一個月。值得一提的是，空軍總部看守所的一位老班長，對我卻相當寬厚，至少在每天吃飯的時候，他把我放出囚室。因為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人也被收押在另外一間囚室裡面，他連吃飯都是在囚室裡吃，我卻是跟那位老班長一起用餐。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受到不同的待遇，但是我想，父親當時在軍中服務，也許他動用了某種關係吧。 我在二月二十五日被收押，可以說是突然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除了部隊裡的長官知道以外，我的家人完全失去我的訊息。我在想，祖母，還有母親一定憂急如焚，因為我的習慣是每隔一個禮拜，都會回家去探望他們。 在空總看守所羈押的那段時間，我只有在百般求情之下，獲得那位老班長同意，寫了一封家書回去，但家書的內容全都是捏造的，他們不准我在家書裡面寫任何真相。我只能在信裡面稟報父母親說，空軍總部徵召我參加三民主義巡迴講習班，到金門去了。 三月二十四日，我又坐上了吉普車，從空軍總部看守所前往新店，到了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 首先是接受軍事檢察官的偵訊，偵訊其實是形式上的。那時候都已經接近下班時間，台北的冬天天黑得早，天色已經昏沉下來。我在小房間裡，接受了檢察官形式上的偵訊。我看到他拿著我的自白書提出一些問題，問得很簡單，他說一堆，我只要回答「有」，還是「沒有」；「是」，還是「不是」。 偵訊結束以後，正式收押於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當我走出偵訊室的時候，我看到一位我大學時最要好的沈姓同學。我們互相點頭，交換一個眼神，就分別被押入軍法處看守所不同的房間。 那時候，天已經黑了，看守所裡面用餐的時間過了，天氣很冷。在我進入押房之前，接受一位看守所裡面軍法官的檢查。我穿著空軍的軍常服，深藍色呢子的軍常服，掛著空軍少尉的官階。但那位同樣是少尉官階的軍法官，高高在上，他的第一個命令是叫我脫光衣服。 在我還沒有解開我自己的釦子之前，他先毫不客氣地把我的少尉官階從肩膀上扯下來，丟下這樣的一句話：「你們這種人，不配！」 進入囚室以後，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我的生理狀況，就是「飢寒交迫」。囚室裡昏暗的燈光，同房只有一位難友。他很好心地告訴我，「進到這裡來，可能出不去。」然後告訴我很多關於這裡面的規矩。他告訴我，柏楊、李敖、崔小萍也都關在這兒。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 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 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 突然之間，我好像進了一個大觀園，一個思想犯的大觀園。那個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對於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我似乎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總算沒有缺席。 一直到七月中旬，我才被正式起訴。當我拿到起訴書之後，我才第一次發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共犯而已。我們這個案子，一共有十九個人，十九個年輕人被起訴。其中包括成大的學生、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的學生、逢甲的學生，還有海軍官校的學生，另外還有一些從軍中退下來的年輕人，及一名高雄商業職業學校的學生。 在起訴之前，我們這十九個人各有不同的遭遇，當然那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幸運的像我，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偵訊就被收押，另外有某些人甚至遭受過刑求。在起訴之前，所有的人都與外界徹底隔離，既無法通信，更無法接見，只能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跟所謂的思想犯生活在一起。 從起訴書上，我才了解到我們這個案子的整個案情。那位為了留在學校散播思想種子的同學，在我畢業之後，確實開始著手成立了組織，但所謂的組織，也不過包含他所讀科系裡面的三個學弟而已。說起來，他們的確輕舉妄動，也太自不量力，他們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當我看到這分起訴書的時候，百感交集。我不後悔自己曾經在沒有畢業之前，跟他們談過組成組織的這件事情，更不會後悔自己在思想上，那種基於追求人道和真理的基本傾向。但是，對他們這樣莽撞的行動，卻在心裡油然生起一種「兄弟，你們為什麼這樣做？」的悲懷。 那個時候，我仔細地把起訴書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發覺在學校的時候，跟我們走得最近、最密切的一個同學，名字不在裡面，他是成大中文系三年級的一位學生。當時我就起疑，後來當我被判處三年感化執行完畢以後，經過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當年他連成大都沒有畢業就出國，到加拿大去了。因此我相信，我們的事件之所以會被政府破獲，他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我合理懷疑他應該是個職業學生。 我們的案子在十一月宣判，十九個人當中，兩個人判死刑，四個人判無期徒刑，六個人判十五年，七個人判感化三年。這只是第一審，而且死刑跟無期徒刑都是當然上訴，經過再審的判決以後，兩個判死刑的都改判無期，又因為蔣中正的逝世，都獲得了減刑，無期徒刑的減為十五年，十五年的減為十二年，但是包括我本人在內，七個交付感化三年的都沒有獲得減刑。 在新店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我一直被羈押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二月十二日。當天我被送到台北縣土城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後來這個地方改名為仁愛教育實驗所，一直到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三日獲得釋放。 在軍法處看守所將近九個月的時間裡面，我了解到在所謂戒嚴時期，因為意識形態，因為所謂政治的理由，所製造的冤假錯案真的可以說是不計其數。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批評所謂的領袖，有些人只是發句牢騷罵了政府，只要有人通風報信，告到調查局，告到警備總部，那些人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鋃鐺入獄。更有些人自己本身就是情治人員，但卻因為權力鬥爭，而成為階下之囚。 我在軍法處看守所，待得最久的一間囚室是四號房。四號房是一間只有兩坪大的囚室，分隔成兩個部分，一道短牆隔開，靠門的部分是供囚犯坐臥起居的，短牆的另外一個部分則是盥洗用的地方，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洗臉盆。跟我同囚室的李先生，他本人就是調查局第四處的副處長。在調查局裡面已經是一級單位的副主管。他的那個案子從調查局的主任祕書、兩個處長，再加上他這個副處長共四個人，全部都是因為調查局內部的權力鬥爭而被逮捕的。他們被逮捕，根據李先生的說法，就是其中一個人先被逮捕，然後由這個人咬一個，然後咬出來的第二個人再咬一個，就這樣子一個一個咬。所謂的「咬」，指的是在自白裡面，把某一個人拖下水。事實上，自白通常都是在刑求之下所做成的，所以每一個人的罪名都是莫須有。李先生在調查局曾占有重要職位，他感慨地說也許是以前造孽造多了，終於有這個報應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事實上，在軍法處看守所裡面，所有的冤假錯案全都是這樣咬出來的，而且一咬就是一大串。我在看守所那段時間，另外有一個大案子，是所謂的「中正大學案」，是江西南昌中正大學的一批同學，也都是這樣子，十一個人，一個咬一個，一個咬一個，全部咬到軍法處的看守所裡面，然後每一個人都判了重刑。 從這樣的方式來看，當時所謂的思想犯，根本就是調查局這種情治單位為了增加自己的辦案業績，所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由此可見，思想控制其實並不嚴格，真正可怕的是情治單位掌握的權力，才是冤獄真正的罪魁禍首。 在軍法處看守所九個月的時間，人在那種環境裡面，心靈非常脆弱，任何一些聲響，都會產生恐慌。但是另外一方面，那種徹底的隔離，也會相對地帶來一些平靜。當你了解生命在那兒是如此脆弱的時候，有時反而會沒有恐懼了。因為，你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恐懼，在完全不確定的狀態之下，反而變成多餘。 在軍法處看守所，只要是同一個案子的人，說是為了避免串供，因此都分開囚禁。同案子的人，一定關在不同的囚室裡面，像我們這個案子十九個人就分在十九間囚室裡。在裡面，雖然彼此見不到，但是我們會用各種方式，傳達我們簡單的心靈訊息。用吹口哨、唱歌，或者是敲打牆壁的方式。那個時候，我們常常會同時引吭高歌，唱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流行的一首英文歌曲：〈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每一次聽到那熟悉的歌聲時，也就不會覺得孤獨了。 「Like a bridge over a trouble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我對我的同學，我的朋友，心裡面其實有一分感激。雖然他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造成了我這次的牢獄之災。但是我覺得他們也同時讓我的人生，經歷了一場對人性深刻體驗的歷程。  

(本報編輯部綜合報導) 為了達成再生能源供電占比於2025年達到20%的規畫目標，政府傾全力支持各式再生能源的開發，其中又以隸屬兩大主力的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為最。然而，除了裝置進度明顯不如預期，光、風兩電近日更分別爆出官員涉嫌收受賄賂與圖利特定廠商的弊端。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葉宗洸指出，預計承做離岸風電直升機業務的海利航空公司籌設案，這家合資公司的內資僅5萬元，外資卻高達5000萬，遭抨擊根本就是「假本土、真外資」，不符離岸風電開發必須本土化優先的原則。此外，更有立委質疑，經濟部為此案逕與交通部「溝通、協調」後，民航局因此快速核發籌設許可。 葉宗洸教授說，經濟部擔負能源轉型的重責大任，眼見2025大限將至，再生能源電力卻一直龜步成長，壓力不斷墊高之下，如果為了趕進度而便宜行事，不同程度的弊端便無法根絕。 根據能源局公布的最新資料，截至今年10月，光電裝置容量為916萬瓩，為今年目標值1125萬瓩的81%；風電裝置容量為140萬瓩，達成率更僅達目標值360萬瓩的39%。葉宗洸教授特別指出，經濟部面對3年後光、風目標值的2000萬瓩與680萬瓩，怎能不急？因此，除了先前開出高價躉購費率，招徠開發商；任何可能影響工程進度的障礙也要協助盡速排除。 他說，光電部分，有了每度電5元的誘人躉購費率，開發利益的爭奪鐵定不會少。尤其是日照強度較優質的南台灣，在土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有意競逐的業主無不想方設法走「捷徑」，主事官員如果把持不住，身陷囹圄也只是遲早的事。至於離岸風電的部分，第三階段開發已喊出零元躉購費率，經濟部自然樂觀其成。在這個階段中，開發商相中的利益已不是來自台電的低價購電，而是日後來自企業的綠電需求，屆時簽訂的購售電合約絕對可以讓開發商更滿意。 葉宗洸教授指出，如果沒有利益輸送，官商皆大歡喜其實並非壞事。此次「海利案」令人詫異的地方是，本案並不直接涉及風機建置的許可申請，但不知是否直升機業務無法順利執行，便可能影響工程進度，而經濟部礙於完工期程的壓力，必須直接出面協助廠商排除障礙。果真如此，經濟部該做的事應是檢討風電達標期限，而不是幫不符資格的廠商「喬」事。 他憂心指出，總統為再生能源擘畫了美麗願景，眼見快要破滅。當光、風兩電掉漆不斷，確定無法「風光」達標，核電除役後的缺電問題又無解方時，蔡政府還能視而不見、任令全體國人「剉咧等」嗎？

文 / 吳孟興 醫師 一對年輕夫婦結婚3年﹐先生30 歲﹐太太28歲﹐雖然有正常的性生活﹐太太月經正常﹐經輸卵管攝影檢查確定兩側輸卵管通暢﹐但苦於無法自然懷孕。原本太太以為不能懷孕的原因是自己身體有狀況﹐經由兩個月經週期排卵藥物刺激﹐超音波檢查追蹤發現卵泡的成長順利﹐也有按時操課﹐卻還是沒有懷孕。 阻塞性無精症 因此請先生接受精蟲檢查分析，赫然發現除了射出的精液量減少，只有0.5cc外﹐顯微鏡的鏡檢發現精液中完全沒有精蟲存在。將先生轉介至男性不孕症泌尿專科接受醫師診治﹐觸診時發現雖然睪丸大小正常﹐但是沒有兩側輸精管的觸感。因為以往沒有前列腺或精囊發炎、外傷或手術等病史﹐抽血分析賀爾蒙指標皆正常﹐同時也發現家族成員中有類似不孕的問題﹐所以判斷先生屬於病因為先天性兩側輸精管缺失造成的阻塞性無精症。 男嬰長大成人後﹐會不會與父親一樣 夫婦隨即決定接受試管嬰兒的療程﹐先生接受副睪取精手術取得精子﹐但是因為精蟲數量不足﹐無法以人工授精的方式懷孕﹐因此太太經由排卵針劑誘導刺激卵泡成長後取卵﹐以單一精蟲卵細胞質顯微注射的技術受精後獲得胚胎﹐當胚胎發育至囊胚期時植入子宮腔內﹐在懷孕過程中太太有接受羊膜穿刺的檢查﹐確定胎兒染色體為正常46XY﹐至懷孕38周時以陰道自然生產順利產下一名男嬰。因為尚有多餘胚胎冷凍保存﹐可以在往後適當時機施行冷凍胚胎植入受孕﹐但是夫婦不免存有疑問的是當男嬰長大成人後﹐有婚育的打算時﹐會不會與父親一樣有相同的情況發生? 如何避免? 利用附睪取精或抽取術獲得精蟲 男性不孕症的成因中無精症可分為阻塞型或非阻塞型。阻塞性無精症的患者睪丸製造精蟲能力是正常的，但是排出精蟲的通道有阻塞或缺損，使得精蟲無法正常經由射精排出﹐可利用附睪取精或抽取術獲得精蟲；而非阻塞性無精症的患者造精功能是異常的，因此無法順利製造精蟲﹐必須利用顯微睪丸切片取精手術取得精子。當取得精子的數量不足或是活動力不佳時，必須合併單一精蟲卵細胞質顯微注射的技術來提高卵子受精率。為避免發生先生事前沒有接受過精蟲分析或因故在太太取卵手術當天發生取不到精子的意外狀況時﹐可先將經由手術獲得的成熟卵子冷凍﹐等到來日先生接受手術或是確定能夠有精蟲的來源時﹐再接受上述顯微注射來完成精卵強迫受精結合的過程。 囊腫性纖維化的遺傳型式是體染色體隱性遺傳 對於已經診斷患有先天性雙側輸精管缺失(CABVD)的男性不孕症患者，建議可以接受囊腫性纖維化CFTR這個基因檢查。囊腫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是高加索人(特別是猶太人)最常見的遺傳疾病﹐但東方人帶有此突變基因的比例較少﹐台灣發生的異常大多只是單純表現先天性輸精管缺失﹐其他的身體機能正常。囊腫性纖維化跨膜傳導調節蛋白(CFTR)基因的位置是在第七對染色體長臂7q31.2的區域，會轉譯一種膜蛋白﹐如果這個基因發生突變會造成呼吸道黏膜的上皮細胞調節氯離子進出細胞膜通道發生問題﹐也會影響男性胚胎沃爾夫(Wolffian)管構造的發育。囊腫性纖維化的遺傳型式是體染色體隱性遺傳，也就是父母必須都帶有一個以上的突變基因，又都將各自的突變傳下去給胎兒才會致病，若是夫妻雙方能接受CFTR基因的突變檢測與遺傳諮詢來了解其機率﹐配合產前診斷或是甚至是利用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PGD)技術﹐便可以確定是否擁有不帶此基因突變的寶寶。 一般胚胎著床前的分析診斷技術分為兩大類: 一是胚胎著床前基因檢測(PGD)技術﹐如同上述已經知道家族或夫婦為特定遺傳性疾病之帶因者﹐在確定患有的遺傳疾病基因位置後﹐經由客製化的探針的測試，搭配常規試管嬰兒技術體外受精與胚胎培養的程序﹐從每一個培養至第五天囊胚期的胚胎取數個滋養層細胞後﹐配合囊胚玻璃化冷凍技術將冷凍胚胎保存﹐進行個別胚胎的基因型分析，將特定遺傳基因放大檢測，藉此檢測出不帶有家族性遺傳疾病的胚胎﹐才將挑選後的胚胎解凍植入子宮受孕。 孕期中仍然需要接受相關必要之產前檢查 另一技術為胚胎著床前染色體篩檢(PGS) 技術﹐目的是檢測胚胎全部 23 對染色體數目或結構是否正常﹐適用於高危險族群的夫婦﹐包括35歲以上高齡產婦、習慣性流產、屢次試管嬰兒失敗、曾經生育過或是家族有染色體異常的病史、或是男性不孕症(例如無精症或嚴重精蟲稀少)等。同樣地需配合常規試管嬰兒技術的流程﹐利用DNA擴增進行全基因組定序的染色體篩檢分析後﹐選擇染色體正常的胚胎解凍植入﹐藉此提高胚胎的懷孕率與活產率。雖然這些技術有蠻高的準確率﹐但是不保證這些正常胚胎植入後一定能夠順利著床繼續發育﹐或是檢測內容未完整包含染色體上所有基因的限制﹐無法顯現所有可能的異常情況﹐因此仍建議孕期中仍然需要接受相關必要之產前檢查﹐包括羊膜穿刺檢查以及羊水晶片染色體篩檢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