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現代世界

李弘祺教授兩天在敏隆講堂（洪建全基金會）和臺大余英時國際漢學中心一個講座

資本主義與現代世界（提要）

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降，很多對資本主義有深入研究的思想家都逃避不了關心宗教對人類經濟活動的重要性。斯密與韋伯(Max Weber)兩個人都注意到資本主義是與西方（特別是基督新教）倫理觀念有密切的關係。基督新教的倫理經過理性啓蒙時代的理性化（除魅化），支持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

 馬克思(Mark Marx)放棄了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聯，全力否定宗教或倫理對於資本主義有正面的影響。他認爲資本主義爲了完成它内在對無產階級的鬥爭，發展出了完全不合乎傳統宗教倫理的壓迫或剝削的制度。

韋伯提出了禁慾和「除了魅」（理性化）的宗教態度，使得很多（特別是東亞）思想家認同，並認爲資本主義是現代化的基礎。

東亞的許多思想家因此開始推出他們各自文化中的「宗教倫理」，認爲乃是各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幕末江戶的繁榮商業，韓國被日本殖民以前已有的商業社會，以及中國近世的商人精神都證明了各國（除了台灣）都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可能性。但是正如余英時所説：大家都在研究一個韋伯式的問題，但是並不能回答韋伯的問題：非基督新教的倫理（例如儒家或道教）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嗎？余英時好像是要説中國是能憑藉自己的宗教倫理就發展資本主義。但他其實是在講「商人精神」(英譯本把「商人精神」翻譯爲mercantilism，而亞當斯密反對的正是mercantilism)。

總之，混淆了資本主義與商業社會是許多東亞作者的盲點。

韋伯對什麽是「除魅」的説法過去不受重視（翻譯韋伯書的Talcott Parsons 故意淡化了韋伯對除魅的細膩説法，影響很大）。但是近年來有很多學者指出韋伯其實對[過度的]理性化和因此形成的只强調發展、效率、壓榨的現代社會非常悲觀，稱之為「鐵籠」（他對後來的海德格影響很深）。他們開始反省是不是需要「復魅」（re-enchantment）。

—  李弘祺（2026/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