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老公 你要不要變性? -從楊双子的「花開時節」淺談百合小說的時代意義

文/陳竹奇(作家)

閱讀楊双子的「花開時節」，坦白說，我不喜歡大家族，但是我喜歡花開時節。
我對女同志不但沒有排斥，相反地，我很羨慕她們。
如果要說女同跟百合的關係，我只能說女同的愛情像百合一樣地純潔。而男性總是令我嫌惡，與其說我有男同的傾向，不如說我有變性的慾望。
我寧為女人，但就算我是女人，我也不愛男人。就像紅樓夢裡面的賈寶玉所說的一樣，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則是土做的。水是如此清澈，而土總是讓水變得混濁。
我不會否認這種傾向跟童年記憶及陰影有關，因為父親的暴力、母親的溫柔及慈愛，再加上父親去世後，不斷來騷擾母親的親叔叔、親家公、鄰居、陌生男人等等所顯露的醜惡面貌及性的意圖。
所以，當我的妻子跟我一起看完「丹麥女孩」這部電影之後，對我所提出的問題，應該超出平常夫妻的想像
她問我，「老公，你要不要去變性？」

此一對話的基礎，一方面來自我對自己童年回憶的敘事所表露的慾望形式，一方面也顯示妻子作為女性產生的共鳴不僅僅來自同性交往是一種被社會認可的基本權利，而且更多的來自其青春期的同性愛經驗及回憶。
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如同柏拉圖饗宴編所呈現的同性伴侶關係，人類社會的伴侶關係並非總是以異性戀的形式出現，而異性戀之所以成為一種法律的固定婚姻關係，其經濟面向在於延續社會生產力的再生產，其政治維度則是權力的繼承來自血緣甚至立基於嫡長子的倫理秩序來加以鞏固及完成。
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社會生產力的維繫及再生產透過科技的演化及進步早已超越了異性戀所具有的「人力的再生產」價值，AI的出現及快速演化，試管嬰兒甚至複製胚胎的出現，所謂生殖能力的意義幾乎已經不構成異性戀作為單一婚姻關係的基礎，而民主政治形式的奠立，權力的更替不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即使家族仍是維繫權力繼承基礎的社會群體，生殖的需求也可以透過非異性戀加以滿足。

回顧歷史，二戰剛結束時，英國的二戰英雄艾倫·圖靈 (Alan Turing)，同時也是現代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慧的奠基人，因其同性戀傾向在戰後遭到英國政府迫害，最終自殺身亡。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同性愛形式的復甦及重新取回正當性從社會生產力及權力繼承結構等面向來看，都取得了空前的進展，實屬不易。畢竟異性戀的形式曾經取得法律關係的保障甚至上達憲法的層次，以國家賦予的合法暴力來加以維繫。
台灣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並於同年 5 月 24 日正式生效，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國。

台灣能夠站在此一思潮的先驅，率先以釋憲案的方式讓同性婚姻取得合法形式，更是值得珍惜。
讓我們再度回到問題的本身及本質，人的愛戀及慾望所展現的形式，並不侷限於婚姻，也非以家庭作為唯一的場域。從各種類型的敘事文本來閱讀、重新理解及詮釋，同性愛幾乎是不分古今中外都存在，我不敢說同性愛是更爲高級的文明，更爲超越的愛戀及慾望，但是我幾乎可以肯定，從柏拉圖的「饗宴」到楊双子的「花開時節」，百合小說所透露的時代意義仍未完全開展及彰顯，值得進一步的詮釋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