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美伊戰火焚毀國際法,覺醒民眾接手畫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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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手發動「史跡怒火行動」,精準襲擊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不僅將中東推向全面戰爭邊緣,更在國際法治的地基上炸出一道深淵。當強權繞過聯合國安理會,以武力決定他國命運時,《聯合國憲章》所構築的秩序承諾瞬間顯得蒼白。然而,法治失靈的裂縫中,一股基於自發道德的民間力量正悄然擴大其活動,試圖在舊秩序廢墟上重建某種平衡。本文旨在探討此衝突如何暴露既有法治架構的局限,以及全球「民眾」何以在此背景下擴大其秩序塑造的角色。

法治極限的殘酷顯現

美以行動對國際法治的衝擊,首先在於其對武力使用規則的粗暴踐踏。《聯合國憲章》明確禁止使用武力侵害他國領土完整,例外僅限自衛或安理會授權。美國雖以「集體自衛權」為由致函安理會,聲稱伊朗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卻未能提出實質證據。所謂「預防性戰爭」在國際法上從未被廣泛接受,而這一切發生在美伊就核協議進行談判之際。這種「邊談邊炸」的行徑,摧毀了現代外交的信用基石:若對話誠意仍可能招致「定點清除」,任何國際協議都將淪為陷阱。

美國國內同樣浮現正當性赤字。依據1973年《戰爭權力決議》,總統僅在國會宣戰或國家遇襲時可發起敵對行動,川普繞過國會的舉動引發兩黨質疑。然而制衡機制未能在關鍵時刻阻止戰爭。這些事實顯示,無論國際法或國內法,在強權意志面前均顯示出顯著的局限性:規則的存在無法自動轉化為對權力的有效約束。當「力量即公理」重新主導國際關係,人類社會似乎正被推回叢林法則的時代。

全球格局的震盪與重組

衝突對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遠震盪。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迫使全球主要經濟體直面能源中斷的現實。中國大陸作為中東原油重要進口國,其原油進口的42%依賴中東地區,能源價格劇烈波動對中國大陸經濟構成額外衝擊。中國積極透過外交管道推動停火,形成「美國放火、中國救火」的鮮明對比。新加坡尤索夫伊薩研究所2026年4月7日發布的東南亞調查顯示,在中美之間選擇合作夥伴時,選擇中國的比例首次超越美國,達到52%比48%,而前一年美國為52%、中國為48%。這一逆轉反映全球南方國家在親眼目睹美國主導的法治秩序失效後,重新評估自身戰略定位的趨勢。

與此同時,俄羅斯嚴厲譴責美以行動為「預謀已久、無端的針對主權國家的武裝侵略」,指責美國「攻擊世界秩序的國際法律支柱」。中俄在此次危機中的立場協調進一步深化,顯示與西方秩序相抗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正加速成形。歐洲與中東各國普遍認為,川普的軍事行動不僅浪費美國優勢資源,更變相壯大了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實力。單極國際體系的殘餘正在瓦解,世界格局向多極化轉變的步伐明顯加快。

西方陣營的信任裂痕

若說美伊衝突動搖全球法治根基,美歐之間日益加深的不信任則進一步撕裂西方內部團結。西方盟友紛紛與美國劃清界限:西班牙直言「不要戰爭」,英國拒絕參與進攻性打擊,法國禁止美軍使用本國基地,加拿大與北歐五國甚至著手組建「中等強國新聯盟」,主張減少對美依賴。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明確表示,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是需要糾正的弱點,「我們必須照顧好自己,不能依賴單一外國夥伴」。哈佛大學教授沃爾特(Stephen Walt)提出的「掠奪性霸權」概念,精準概括了當前美國利用霸權地位壓榨盟國資源的行為模式。

盟友的疏離並非一時情緒,而是對美國戰略可靠性與道德領導力的根本性質疑。川普政府反覆改變對伊朗的目標說辭,連內閣成員也無法確定其戰略意圖。當霸權國家不再願意承擔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角色,盟國便被迫尋求戰略自主。英法甚至召集數十個盟國磋商確保荷姆茲海峽安全的方案,而這些會議均未邀請美國。這種「去美國化」趨勢,標誌著西方同盟體系正面臨二戰以來最深刻的危機。

自發道德與民眾秩序活動的擴大

在國家層面法治失靈、大國博弈加劇及同盟體系動搖的背景下,一股基於自發道德的民間力量正在崛起。戰爭爆發後,美國國內反戰浪潮迅速蔓延。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五十多個城市於2026年3月7日舉行大規模遊行,高舉「停止對伊朗戰爭」標語。民調顯示,高達43%的美國民眾反對出兵,僅27%支持。抗議核心力量來自進步派左翼,尤其是Z世代和千禧一代年輕選民,其抗爭精神根植於經濟現狀不滿與長達20年的戰爭創傷。

更值得關注的是,民眾反戰行動具有跨國聯動特徵。在穆斯林世界,美國軍事行動引發強烈反美情緒。巴林、印尼等與美國關係較友好的國家,當地媒體充斥反美言論,能源危機更加劇這種情緒擴散。這種基於自發道德立場的民間動員,正形成一種新型「跨國公共領域」,不依賴國家授權,不受國界限制,以人類共同的安全與尊嚴為出發點,對強權行為進行道德審判與輿論制約。

民眾擴大秩序塑造活動的背景,恰恰是國家層面法治架構的全面失靈。當安理會因大國否決權癱瘓、國際法院裁決被強國視若無物、雙邊談判淪為軍事打擊掩護時,民眾被迫越過國家這一中介,直接參與全球治理進程。這一趨勢的深層意義在於:它標誌著國際秩序建構主體的多元化,也預示著一種不以「權力」而以「道德」為紐帶的新型全球公民社會雛形正在形成。

結語

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是一場關於國際法治局限性的殘酷壓力測試。它顯示在強權政治面前,法律規則的約束力何其脆弱;也顯示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正加速單極秩序瓦解。然而在法治失靈的裂縫中,基於自發道德的民眾行動正悄然填補真空,以超越國家邊界的方式對強權行為進行道德制約。這股力量尚不足以取代國家成為秩序的主要建構者,但它無疑為一個更加多元、更具道德意識的全球治理未來提供了想像空間。歷史或許將證明,2026年的這場衝突不僅是美國霸權衰落的標誌,更是一個新時代的序章,在那個時代裡,秩序的形成不再僅由強權與法律決定,也將由覺醒的民眾共同書寫。

本文僅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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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鎤銘
蔡鎤銘
經濟學博士、金融業退休高階主管、淡江大學財金系兼任教授、台北張老師基金會副主委; 行政院第二屆終身學習楷模、2019金融研訓院校園黑客松金獎指導教授; 人生信條:「風鳴草勁、漱石無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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