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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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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巴黎之約 ——歷史不會忘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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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牧(德國)

年初,黃慈萍說起清明節前後會去巴黎,隨即我們便有了相約一起赴巴黎的設想。歐洲之聲與萬潤南先生的【閑話三人行】欄目,已進入了第三個年頭。筆者很慚愧,數次與老萬相約,得閑再去巴黎與老萬和李姐一聚,卻一直忙於雜事未能成行,設想與行動總是有距離。認真而周詳的黃慈萍,言必信、行必果,適時傳來赴巴黎的時間確定和行程安排,從她的計劃中方才知曉,嚴家祺老師一家已遷居巴黎,巴黎之約勢在必行。

3月28日,我們駕車從德國穿越比利時進入法國,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西歐沿海區域,毗鄰相連,一馬平川。早春時節,微風吹拂,萬物復蘇、花香遍野,欣欣向榮。我們一路四輪生風,也算是現代版的「春風得意馬蹄疾」。

見高臯老師喜上眉梢

按約定,下午14點在嚴家祺老師家相會,我們摁響了門鈴,為我們開門的居然是慈萍。慈萍與斯文、還有魏京生的妹妹姍姍已先於我們抵達,慈萍替主人接待了我們一行——廖天琪、陳敏和我。不久前與慈萍在華盛頓剛剛道別,復又相見,人生苦短,能夠重逢總是緣,大家相擁而樂。

嚴老師去醫院看病未歸,我們首先見了高臯老師,她滿面笑容地與我們招呼著,這一刻仿佛感受不到她重病纏身,她的臉上泛著紅光,皺紋鮮少,與我心目中重病的高老師判若兩人。

嚴家和高臯夫婦。田牧攝影 

這些年來,耳聞高老師健康狀況極差,患有癌症、帕金森病等。28日晨出發前,收到了嚴老師的郵件,他寫到「有許多話要說……」,其中還附有「高臯帕金森病現狀」的PDF文件。我猜測這可能是話題之一,應該先予以了解,盡量不要影響之後對話流暢,於是匆匆打印下來。7點不到我們就開車上路,路上我讓陳敏閱讀給我聽。

這些年來的傳聞,在嚴老師的文中有了清晰的描述,他們一家流亡海外三十餘年,嚴老師夫婦與兒子一家,在法國、美國聚合離散的揪心往事。高老師的長期勞累和憂慮,她被確診患了癌症,又加上帕金森病。不幸的是,2019年嚴老師也經歷了一次心臟大手術,整個胸腔被打開。那些住院的日子裏,兩位重病的老人互相牽掛與擔憂……。一方面令人感悟到那種無奈的暮年悲涼,另一方面又從中體察到二老的相濡以沫、惺惺相惜。2020年,嚴老師「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愈來愈臨近終點」,為了與兒子一家團聚,兩位八十歲的老人,竟然自行完成了跨洋舉家搬遷的大工程。一家人團聚喜悅之後,生活還得回到漫長的現實中來。嚴老師說:他們巴黎生活的寫照是:「一個還能自理的病人伺候另一個不能自理的病人」,一日復一日……。

見到高老師的那一刻,相聚的喜悅,暫時沖淡了我對她帕金森病現狀的憂慮與心疼。高老師喜上眉梢,我們一行人眉開眼笑,我攝下了高老師的神態笑貌,在時光熒屏上留下了珍貴的記憶。

「帝師伯樂」的嚴家祺

嚴家祺的名字,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可謂是如雷貫耳。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是大陸的風雲人物,尤其是他的《終身制和限任制》以及《首腦論》等著作,馳名全國。從性別一般原理來說,雄性本能,因擇偶競爭,延伸於面子至上、爭強好勝、地位攀比,而權力與地位,又是彰顯男人魅力的標尺。基辛格也曾說過:「權力是最好的春藥」,對那一時代的中國青年來說,《首腦論》一書,無疑成為一帖春藥,一種誘惑,抑或是權力秘經。

今天中共的「三朝帝師」王滬寧,用嚴老師的話說:當年他一直跟隨著我,為我提包。嚴對王有知遇之恩,可說是伯樂。嚴老師曾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委,有權舉薦一名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嚴老師推薦的是王滬寧。沒有嚴老師的舉薦,江澤民、胡錦濤就不會認識王滬寧。故此,嚴老師是名符其實的「帝師伯樂」。

與嚴家祺老師道別,左起:田牧、嚴家祺、廖天琪、魏姍姍、斯文、黃慈萍。陳敏攝影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嚴老師流亡法國,同年任總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在海外民運的30餘年中,中國民運的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但筆者始終在民陣組織中,從未另辟蹊徑、改換門庭。

從中國反對派陣營來說,儘管民運組織眾多,名稱不一,但大家的初衷,均是反對與推翻中共專制獨裁,重建民主共和。所以中國的民運圈,同樣又是政治、經濟利益的社會生存形態,也算是江湖日上,中共不倒,江湖不靜。

那天,嚴老師與廖天琪和筆者一見面,他就說:我看到你們兩人一直堅持歐洲「民陣」工作,很活躍,美國就不見「民陣」了。按江湖之道而論,其實人即江湖,有江湖就一定有「民陣」。

嚴老師述說不完的話題

詩云:「未遑少留驟遠別」,相聚不易,無法停留太久,又得匆忙道別……。嚴老師打開了話匣子,抓緊每一分一秒的敘述著,談及他幾十年命運經歷的感受、感傷與感嘆……,有時也向我們提出問語與征詢,我們自然領悟,都會適時回應與表述,只是嚴老師聽力不佳,我們最終選擇了靜靜傾聽、默默領悟他的命運呢喃詩章……。

嚴老師肯定了「國是會議」,認為這是展示態度、力量與目標的方式,總得有人站出來,魏京生做得對,做得好!他表示:如果我在美國,也會參加這樣重要的會議,推進國家憲政民主制度毋庸置疑,中國的問題,總得有人前赴後繼去承擔歷史重任。後來,我收到了一些謾罵魏京生和「國是會議」的郵件,我不同意,置之不理。

嚴老師還提到了民運人的現實問題,面對人到暮年,他說道:我們無需自責、後悔、氣餒與悲傷,我談三點自己如何面對暮年的經驗:一、有希望;二、有關愛;三、有事做。比如我吧,晚年舉家跨洋搬遷,從美國又搬回法國,就是為了尋找家庭團聚的希望。親人、朋友、同仁之間的友愛與關愛,這是人生活在世上的氛圍和土壤,比如我與萬潤南就是好朋友,我珍惜這份友誼,這是有關愛。我一直沈浸於寫作,自覺時間不夠用,每天清晨4、5點起床寫作,這是一天之中靈感最好的時候,這就是有事做。有事指的是積極意義方面的事,用它來充實自己的生活……。

我聽懂與理解了他的一字一句,雖然我們天各一方,但我們經歷同一個時代,走在相同的政治理念征程上,沒有捨棄、退卻與怨言,我敬佩嚴老師身上的崇高境界與純潔品質。

此時,我驀然醒悟,嚴老師事前發給我「高臯帕金森病現狀」一文的意義,是不希望他們生活的煩惱與雜事,影響到我們在有限時間裏的談話。
我們在嚴老師家裏聚餐,嚴老師一早就燉了一大鍋濃郁的雞湯,慈萍也從13區亞洲飯店打包了許多熟食,美味佳肴滿滿當當擺了一大桌。

與萬潤南相聚不負韶華

我們在歡聲笑語中與老萬、李姐相擁相聚。李姐不忘提醒:上次見面是2020年的疫情前。是呀,時光荏苒、稍縱即逝,一晃又過去了三年有餘,我意識到自己的疏忽,許諾在前,卻讓人遲遲不見「第二個靴子」落地,於是隨即表示:「以後我們每年會拜訪老萬一次。」老萬沒有反應。老萬說:「朋友對我說,什麽時候我想去看望你?我回答:要看我就快來……」老萬有句口頭禪:「我現在過去的每一天,都是賺的。」那天他又重覆了一遍,我內心一陣悵惘與悲涼,想起嚴家祺提到民運人的現實問題,如何面對暮年?我注視著老萬,他卻全然不覺,就像是在說「吃過了……」那麽隨意。

與萬潤南夫婦合影,左起:廖天琪、田牧、萬潤南、李玉。陳敏攝影

老萬是上世紀中國改革開放年代民營經濟的開拓者,我知道萬潤南的名字,就是在那個年代,記得兩件事:一是,當年我在國營企業擔任宣傳科長、計劃經營科長期間,時常使用蠟紙印刷,後來購買了四通公司的打印機產品,記得再往後又購買了四通的電腦。二是,這一時期中國尚處在計劃經濟階段,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已進入中國政治思想領域,企業渴望與市場掛鉤。企業的生命力建立於市場基礎之上,而適時調整企業的產品結構,便需要跨越計劃經濟欄柵,走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道路。當年萬潤南領導的四通公司,作為民營企業,就是在市場中尋找發展機會,對國營企業的青年管理者來說,真心羨慕並感到振奮。我也曾寫過《適時調整產品結構是企業發展的生命力》論文。

老萬是民主中國陣線第二、第三任主席,在我眼裏,成功領導者的基本要素是:要有格局,即高屋建瓴、遠見卓識;具備主見與能力,即集智慧、言行、謀略、膽識為一體;再則就是「情緒智商」,即心胸豁達,患難與共,不僅能掌控自我情緒,更要懂得調節他人的心情,讓眾人願意追隨。老萬就是這一類人,在我心目中,他是民運圈的智者前輩,身上總是煥發著一種睿智、親善與魅力的光環,與人談話時,總是娓娓道來一些閃光的真知灼見,他還會顧及談話對象,留下足夠的交流空間與情愫,真是難能可貴。所以我們喜歡與老萬聊天,由此歐洲之聲特意設立了【閑話三人行】欄目,在台灣《銳傳媒》和美國《雅虎yahoo》等都有刊載。

萬潤南贈《商海雲帆–四通故事》一書於黃慈萍。田牧攝影

老萬的儀式感特強,中午的聚餐,老萬說吃流水席,從中午吃到晚上。桌上已放著幾瓶2018年的波爾多葡萄酒,慈萍如約從13區訂購了一些外賣涼菜,我們從葡萄牙海鮮餐館訂購了一些烤大蝦、五分熟牛排、海鮮粥等,李姐也準備了烤三文魚、水果等,老萬說,這次我們就不做專欄討論了,大家一起聊天行樂為主。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在老萬小屋前合影道別時,老萬提示攝影者掌握畫面的構圖:一要注意小屋的屋頂,二要注意「87」門牌號。李玉在一邊嚷嚷著:「他又來了……。」我倒是理解:這屋頂的畫面,銜接著歐洲的建築傳統與自然美的遐思,體現了童話小屋的鄉間風情。

與萬潤南夫婦道別,左起:魏姍姍、陳敏、黃慈萍、萬潤南、廖天琪、李玉、田牧。斯文攝影

歷史不會忘懷他們

茫茫的黑幕尚未掀開,公雞總是首先意識到新一天的來臨,破曉鳴啼,告訴世界:天亮了!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有些人就像這破曉的大公雞,總是率先站出來,掀開歷史的新一頁。在我心目中,魏京生、嚴家祺、萬潤南就是這樣的先行者、開拓者。人類社會每一次的變革和革命,或者說發展和進步,從來就離不開這樣的報曉者。

舉梵高畫作為例,他是20世紀後期印象派畫家中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吃土豆的人們》、《向日葵》、《星夜》、《麥田上的烏鴉》等享譽世界。殊不知,梵高在1890年死之前,都不敢稱自己是畫家,生前唯一出售的一幅畫,還是弟弟出資找一托收購。梵高弟弟相繼去世後,是弟媳喬安娜在抽屜裏發現了梵高兄弟的通信,喬安娜讀過梵高信後,被深深觸動,也被梵高的人生和創作所吸引。自此,喬安娜通過自己勤奮、智慧的工作,經常將梵高的作品借出展覽,並整理與發表了梵高浩繁的書信,使得更多人可以看到梵高的作品,了解梵高的藝術思想,一步一步地使世界了解與認識了梵高。100多年後的今天,梵高肯定無法想象,他的作品竟然為普羅大眾甚至名人爭相追捧。

梵高畫作的普及與認識尚且如此,更何況有關國家的政治制度學說的普及與實踐。正像萬潤南經常勉勵大家那樣:「成功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在我的心目中,萬潤南、嚴家祺是開拓者,更是成功者。我們不能以經濟收入、生活品質、健康狀況、社會地位等論成敗與英雄。

自然界生命分陰陽,人類社會也存在陰陽。人類發展歷史告訴我們,社會每前進一步,都留下了反對派偉大貢獻的足跡。馬丁路德的新教學說挑戰,在宗教界引起了一場改革,使天主教趨向人性化和世俗化。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一次挑戰、修正和完善,出現了一大批完善、先進的西方民主國家,使人類社會跨進了新的發展階段。人類歷史就是在這樣的鬥爭、調和、修正與完善中螺旋形上升和發展。

要求政治制度改革不是新問題,是人類發展的傳統課題,只是今天的遣詞用語在不斷更新,民主運動是今日世界的潮流,是今日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今天的中國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從官僚體系的腐敗、社會經濟分配的懸殊、社會矛盾沖突的日益尖銳中,都暴露了中國制度性的不合理,政治體制變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在挑戰中完善,在改革中發展。

為什麽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數十年原地踏步,毫無進展?原因很簡單,在社會政治體制的主體力量之一——異議人士、反對派缺席的狀況下,這種社會變革注定沒有任何前途。中共政府將這些人士,要麽趕出國門,要麽置於冷板凳,要麽投入大獄,把當代的商鞅、王安石們一個個趕出政治體制擂台。可以想像一下,沒有主角的戲劇,能有什麽結果呢?

結語:生命可以結束 理念決不終止

離開巴黎之前,慈萍約大家一起去了巴黎蒂亞斯公墓中國民運墓園。蒂亞斯公墓園區非常大,我們駕車抵達73墓區的中國民運墓園,這也是巴黎華裔移民的墓區,在一片黑色的大理石墓碑群中,一眼就能望見唯一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墓碑,突兀其間,這便是中國民運墓碑。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印刻著:

為推進中國第五個現代化
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
魏京生、萬潤南敬立

我意識到嚴老師提到的中國民運現實問題,佇立在墓碑前的我,感悟萬千,魏曉濤、張健已經沈睡其中……。

在中國民運墓前悼念,左起:黃慈萍、廖天琪、陳敏、魏姍姍、田牧。斯文攝影

我熟識他們兩人。我與魏曉濤共同參加了兩次會議,2003年的法蘭克福會議和2006年的柏林會議。2003年是民主中國陣線總部換屆大會,我出任理事會秘書長,魏曉濤在會上積極鼓勵與支持我的工作,會上他站起來激情發言,呼應與支持我的建議,自此我記住了魏曉濤。2006年柏林會議,規模甚大,我具體負責會務工作,期間有人找我抱怨和指責,又是魏曉濤過來把人拽走為我解圍。在對待魏京生的接待與安排上,會務主辦方是有欠缺和欠妥的,我也找魏曉濤協調與溝通,他安慰和讓我放心,說他們理解的,沒問題。我一直記著魏曉濤的好,覺得有虧於他。大約是2016年,老魏約我在巴黎與他見面,其時我已聽說魏曉濤得了重病,也想借機看望他,最終未果,甚是遺憾,好人不會被人遺忘,我會記住魏曉濤。張健是民陣總部理事,曾任監事會主席。

在墓碑前,我們哀悼與懷念已經謝世的民運友人,但活著的民運人十分清楚:生命可以結束,中國民運實現中國憲政民主制度的理念與追求,決不會終止!

 

本文僅代表作者立場,不代表本平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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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牧
田牧
本名潘永忠,上海人,曾任職上海企業工作。九十年代初定居德國,積極參與民運同時,亦筆耕不輟。現任職網路媒體歐洲之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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