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右翼炸鍋：伊朗戰火與富恩特斯風暴撕裂美國保守派知識圈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美國右翼知識界經歷了雙重震盪。年初，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打破了川普「美國優先」與「不開啟新戰爭」的競選承諾，在右翼陣營內部引爆激烈論戰。幾乎同時，極右活動家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獲邀登上保守派名嘴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的播客節目，其反猶太主義言論引發軒然大波，更導致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內部嚴重分裂。這兩起事件宛如兩面鏡子，映照出美國右翼知識份子在新右翼崛起、MAGA運動鞏固之際，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路線之爭與身分危機。

伊朗戰火：親川普與反川普的界線全面失守

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成為檢驗右派知識份子對川普忠誠度的最新試金石。長期被歸類為「保守本流」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主編李奇·勞瑞（Rich Lowry），在伊朗攻擊後對川普的評價急速攀升。勞瑞不僅批評「孤立主義右派」將川普描繪成以色列傀儡的說法與過去民主黨指控川普為俄羅斯工作如出一轍，更直言「川普是美國政治史上最不受他人指使的人」。勞瑞在2026年4月30日的論文中，更直接點名批判卡爾森與阿馬里，認為兩人如今才因伊朗攻擊而質疑川普人格，根本是自相矛盾。

然而，新右翼知識份子陣營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反應。2022年創刊的線上雜誌《 Compact 》共同創辦人索拉布·阿馬里（Sohrab Ahmari），在2026年3月19日發表的文章中痛陳，川普2016年曾批判伊拉克入侵是「巨大、可怕的錯誤」，如今卻聯手以色列發動美國人民根本不想要的伊朗侵略。阿馬里坦言，過去用川普的「動物性本能」來合理化其人格缺陷的作法太過輕率，缺乏人格與審慎制衡的本能終將誤入歧途。卡爾森的反應更為激烈，公開稱攻擊伊朗的行為「令人作嘔」且「邪惡至極」，並宣布在2026年11月期中選舉中「絕無可能支持共和黨」，與共和黨徹底決裂。

這場論戰徹底顛覆了傳統的親川普與反川普二分法。勞瑞代表的傳統右派知識份子因支持介入主義而靠攏川普，新右翼中具孤立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卻因反對戰爭而背離川普。右派言論界的裂縫不再是主流與非主流的問題，而是圍繞外交政策、美國在世界角色等根本性議題的深層對立。

富恩特斯風暴：反猶主義的紅線之爭

如果伊朗戰爭暴露的是右派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那麼富恩特斯事件則直指右翼知識圈的核心價值之爭。2025年10月28日，卡爾森在其高收視率的播客節目中，邀請以公開反猶、否認大屠殺著稱的極右活動家富恩特斯對談。富恩特斯在節目中主張白人在美國擁有特殊遺產，並暗示好戰的新保守主義者與以色列的特徵與猶太人身分脫不了關係。卡爾森幾乎未對這些言論提出任何挑戰。

此舉立即在保守派陣營引爆巨大爭議。更具衝擊性的是，傳統基金會會長凱文·羅伯茲（Kevin Roberts）不僅未與卡爾森切割，反而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聲援，稱攻擊卡爾森的人是「惡意聯盟」。羅伯茲的發言被許多人解讀為暗指猶太人的 coded language，傳統基金會內部隨即爆發強烈反彈。基金會特別研究員克里斯·德穆斯（Chris DeMuth）立即辭職。反猶太主義行動小組宣布切斷與傳統基金會的關係。在2025年11月5日的內部會議上，羅伯茲被迫道歉，承認「惡意聯盟」一詞對猶太同事和朋友而言完全不恰當。

然而，裂痕已經造成。2025年12月，包括約翰·馬爾科姆（John Malcolm）、理查·史特恩（Richard Stern）在內的13名傳統基金會研究人員集體轉投前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成立的智庫「推進美國自由」（AAF）。彭斯表示，AAF在保守派運動中扮演「錨」的角色，對抗左派與崛起的右派民粹主義帶來的混亂。

重組進行式：人格、原則與後川普時代的摸索

伊朗戰爭與富恩特斯事件雖性質迥異，卻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右派知識份子究竟該如何定位自身與川普及新右翼的關係？勞瑞對阿馬里的辛辣反諷或許最能點出此一尷尬，當年阿馬里正是靠著批判像大衛·弗倫奇（David French）這類因人格問題反對川普的宗教保守派而嶄露頭角，如今卻自己也走上同一條路。勞瑞的質問直指要害：川普從2015年宣布參選那一刻起就是同一個人，現在才來驚訝他的為人，未免太過虛偽。

但阿馬里等人的轉向也非無的放矢。當川普的「動物性本能」缺乏人格與審慎的制衡，最終導向一場背離「美國優先」承諾的戰爭時，過去那些對其人格缺陷的容忍就顯得代價過於高昂。右派知識界正陷入兩難：如何在維持對川普的政治效忠與堅守政策原則之間取得平衡？

與此同時，傳統基金會從反川普的旗艦智庫轉變為親川普的堡壘後，如今又因是否接納極右翼而陷入內部鬥爭。這顯示即使是最堅定的親川普陣營，也無法在反猶主義等基本道德底線上無限讓步。右派知識份子的重組仍在進行中，無論是對川普又愛又恨的《國家評論》世代，還是試圖在後川普時代另闢蹊徑的AAF，都在人格與原則之間持續摸索。

結語

2026年的伊朗戰爭與富恩特斯事件，猶如兩把利刃，將美國右翼知識界切割出遠比「親川普vs反川普」更為複雜的意識形態版圖。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義與介入主義之爭、文化戰場上對極右翼的容忍底線之辯、以及對川普本人究竟是「不受指使的強人」還是「缺乏審慎的莽夫」的認知鴻溝，三重張力同時迸發。右派知識份子正經歷一場從核心價值到戰略選擇的全面重組，這場內部革命不會很快平息，而其結果將深刻影響後川普時代美國保守主義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