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面對中國，是弱者。弱者打不過強者，所以即使只談利害，弱者主張和平是最自然不過的邏輯。奇怪的是，主張台海和平、希望中國不要動武的綠色民眾與政府，竟然被部分藍色政客和名嘴指責為主張戰爭，而且還有相當的政治市場，這真是台灣特有的怪現象。 誰主張戰爭，誰要為戰爭負責，答案其實很簡單：誰先發動武力攻擊，誰主張用武力攻擊對方，誰就要為戰爭負責，誰就是好戰者。所以，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矛盾，中國要為台海戰爭負責毫無疑義。 台灣面對的是抵抗與投降的選擇 應該選擇戰爭或選擇和平一直是敵對雙方之間或者是侵略者內部的議題，不是弱國或被侵略國內部的議題；因為沒有抵抗力的弱國即使主張和平對於避免戰爭一點影響也沒有。弱小國家如台灣，面對中國侵略者有意義的的議題不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選擇，而是抵抗與投降之間的選擇。 是的，抵抗與投降之間的選擇是可以正面討論比較其利弊的。這樣才健康，才有建設性，才有助於政策或共識的形成。把抵抗與投降之間的選擇扭曲成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選擇是污辱了和平也鼓勵了侵略者，是助纣為孽。一般人這樣作是笨蛋，政客這樣主張是壞蛋。  

近日自由時報報導：「美國陸軍特種作戰司令部上週舉行年度戰力操演，首度模擬防衛臺灣對抗中國入侵；該演習結合全球反恐戰爭使用的特殊戰術、武器與其他工具，反映出特戰司令部在因應與主要軍事對手潛在衝突時的重大變革。」 以上訊息除了報導中寫明的美軍的新變革與戰術之外，也間接透露美軍可能傳授這些新戰術與變革給台灣軍隊，甚至必要時派兵來台的可能。 在中國侵略台灣時，美國是否派遣軍隊來台支援，對照美國如何幫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答案非常清楚。 烏克蘭的敵近友遠 烏克蘭的首都基輔距太平洋七千公里，中間都是敵人俄羅斯的土地；烏克蘭北邊直到北極都是俄羅斯及其盟友白俄羅斯的土地。烏克蘭南邊是俄羅斯較有控制優勢的黑海。烏克蘭唯一有盟友的西邊則是距首都基輔500公里的波蘭邊境與其首都華沙(距離基輔700公里)。在這種的敵近友遠的情況下，美國及北約只靠提供武器、彈藥、訓練、情報，烏克蘭憑藉自己的軍隊都能夠跟俄羅斯打成拉距戰。就地理上而言，美國要出兵支援台灣其所需新增軍隊實在不多，而且以海空飛彈的支援其部隊不一定要進駐台灣。 臺灣面積3萬6000平方公里，烏克蘭面積60萬平方公里，是臺灣的16.8倍。臺灣南北長不到400公里，東西平均距離不到100公里，烏克蘭東西長1300多公里，南北寬900公里。假如我們把一張A4的長方形的紙看作是烏克蘭，把這張紙東西平分為四段，南北寬也分為四段，4x4=16烏克蘭總共可以畫成16塊，臺灣只是其中的一塊。 台灣的朋友就在家門口 假如我們再以台北對著基輔把台灣的地圖重疊到烏克蘭地圖上，我們立即可以發現基輔不遠處就是敵人，而台灣的美國友軍就在台北城外。台灣四面都是公海，隨時可以有美國艦艇航行、偵查、待命，等於友軍隨時都在家門口，隨時可以支援台灣。不僅如此，美國在日韓有基地，美國沖繩空軍飛彈基地距離台灣約600公里，美日安保條約下的日本石垣島基地距台灣約270公里，而菲律賓即將恢復的美軍基地距台灣也靠近台灣。 台灣的反登陸作戰在美國的訓練之下，戰力要自己來承擔；訓練得當基本上不需要美軍來台灣打陸戰。至於登陸前後的防空制海空優當然要靠美軍優勢武力協助；這可以利用美軍既有的台灣附近的基地、航艦與機制稍加調整擴編即可，沒有傳統戰爭中大張旗鼓的「出兵」問題。

美國是否出兵護台這個議題源自於美國的模糊政策。這個議題後來被中國和它的在台代理人拿來作為打擊美國的護台決心的基石，試圖說服台灣人相信美國人的不可靠，並用以作為疑美論的基礎背景；這除了造成部分台灣人對美國的不信任，也影響部分台灣人自衛的信心與決心。 四個環環相扣的共同防禦條約 1952年之後，美國和第一島鏈之內的國家陸續簽了四個共同防禦條約，它們包括美菲聯防條約 (1952-)，美韓共同防禦條約 (1954-)，中(蔣)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1980)，日美安保條約 (1960-)，顯然這些都是為防堵中共出沒第一島鏈而設計的。這些共同防禦條約都是一方受侵等於美國受侵，是美國隨時可以藉以出兵的條約。 以上這些條約，除了中(蔣)美共同防禦條約因為美國為了抗蘇要與中國建交而在1980年結束以外，現在都還有效而且更形重要。替代中(蔣)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則是美國單方面的數個保證、公報與無數的國內法案。美國在緊要關頭會協防台灣的行動證明莫過於1996年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停在台灣周邊的二艘美國航空母艦。 台灣人要成熟、理性分析台灣的生存利益 今天的美、中之間的競爭情勢與敵意，使得第一島鏈與美國有關的各個防禦條約以及台灣的立場對美國而言比1996年重要得多。為了彌補美軍護台模糊政策所引起的後遺症，拜登在不同的場合連續說了幾次美國會出兵保護台灣的話。可是跟著也有台灣人質疑說：「美國國內政治會變，所以美國也會變，美國還是不可靠」。這種質疑沒有錯，但是太幼稚。世界上的國家，包括台灣自己和獨裁的中國在內，都不能排除政策改變的情形。面對國際情勢的可能變化，台灣人要做的是像個成熟的獨立國家的國民一樣，客觀、理性甚至冷血的分析台灣國家的生存利益與前途，選擇盟友。 國際的、尤其是人口眾多、幅員廣大的大國的地緣政治關係的改變與演化是很慢的。以第一島鏈上的美國的各個防禦條約為例，美菲，美韓，美日的共同防禦條約都已經六、七十年，到如今更形重要。台灣在太平洋第一島鏈的重要性，也不曾因為從中國的蔣氏獨裁政權變成民主的在地政權而有所改變。 新一輪的美國與中俄集團的對抗關係才剛開始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大國間的國際地緣政治關係，是以十年為起跳單位來計算的。1950 年代起美國對中蘇集團的包圍因為中蘇共的矛盾而有二、三十年以後美國聯中制蘇的策略。蘇聯瓦解以後，俄國受夠美國及西方盟國的氣。普亭的俄羅斯國帝國夢碎以後，中俄間的土地爭議也在2004年接著結束，俄國對中國可以重新開始、另眼相看。接者北約東擴聲音不絕於耳，俄羅斯感覺如芒刺在背，習近平主導的復興中華政策也因國力增強和美國變成競爭關係。中俄關係因俄國的侵略烏克蘭而公開成為”沒有上限的夥伴關係”。中俄對美國的關係等於繞了一圈回到七十年前，重新再跑一次。 美國與中俄這一新的回合的敵對關係才剛起步，要跑多久沒人知道，但是打個對折也要花個三、四十年。也就是說，即使美國民意、政府、政策再變，要美國放棄台灣、實質上使台灣變成中國控制的一部份，最快也要三十年。台灣人若懷疑美國不保護台灣，事實上是長敵人志氣、替中共挖台灣的墳墓。 簽署台美共同防禦條約並非完全不能想像 當然，最能抵抗中國挑撥離間臺美關係、打擊中共統戰陰謀的莫過於美國與台灣簽署共同防禦條約。美國當年可以不惜製造兩個中國、和破壞人權的中國蔣氏流亡獨裁政權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今天假如情勢需要當然有更正當的理由去和與中國毫無瓜葛的台灣土生土長的政府簽署共同防禦條約以維護台美共同的安全利益。

前中研院院長胡適之先生說過一句話:「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這句話裡包含「疑」字在漢文中的兩個可能用法。前者用在探求事理、慎思明辨、使得真理與真相越思辯、越研究、越清楚；後者用在人際或國際關係資訊不足、混沌不明時使用，以免判斷錯誤破壞關係、不利合作，甚至因誤解而反目成仇。 一二個多月來，依筆者個人的觀察，所謂的「疑美派」，雖然仍是少數，似乎占了上風，增加了部分台灣人對美國的懷疑與誤解，在攻心上似乎大有斬獲。之所以會如此發展，主要原因是那個發動「疑美」的那股力量，善用「疑」字的歧異用法，弄糊「政策思辯」與「國際關係質疑」的界線，使得必須經過思辯討論的公共政策 (台美如何合作) 變成國際間的猜心議題，離間台灣人對美國的信任與合作對抗中國的信心 政策可思辨但不應扭曲成美台矛盾 以上令人扼腕的結果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台美合作的地緣政治共同利益與民主的共同價值是兩個客觀的、不容否認的穩固的合作的基礎。只要蔡政府及早提醒台灣人民並及早揪出假訊息與錯誤的論證、正面拆穿迎擊，這個台美信任關係問題完全沒有被扭曲的空間。 至於台美之間對於應如何在經濟上(如台積電投資)與軍事上(如武器採購)合作的這些可以思辯討論的議題，蔡政府不應迴避，至少概略上應儘快讓人民知道其基本理念與背景，以免中國與統派的虛假消息與論證有作亂的空間，把可討論的政策思辨狡辯成兩國利益的基本矛盾，搞得台灣人民疑神疑鬼、傷及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與台美合作的堅實力量。

美國友台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最近利用2021下半年到2022上半年的資料，整理發佈2023年的世界經濟自由度排名。在184個國家之中，臺灣名列第四位。排名在於臺灣之前的是：第一名新加坡，第二名瑞士，第三名愛爾蘭。其他臺灣人關心的國家的排名是；南韓第15，美國第25，日本第31，中國第154。 新加坡為什麼以83.9為第一名，而臺灣人又應該怎麼樣解讀這份報告呢? 傳統基金會把經濟自由涵蓋的內容分成四大主題: 法治，監理效率，市場開放及政府規模四大類。每一大類之下各有三小項，總共十二小項，每一小項得分可以從0到100，這十二項目積分佔比完全相同。舉例來說，四大類中的政府規模佔比25%，而政府規模之下的3個小項:租稅負擔，政府支出，財政健康比重各占政府規模類比重的1/3。 以上的計分方式使得政治比新加坡清明、法治比新加坡更彰顯、市場也相當開放的北歐社會福利國丹麥被拋到第9名，而政經體制與丹麥類似的其他北歐社會福利國家瑞典、芬蘭、挪威則分列第10, 11, 12名。 為什麼會有以上結果？傳統基金會的研究設計中把政府稅收與政府支出占國民所得比重越高的國家給分越低，反之越高。以第一名的新加坡與丹麥比較為例，新加坡稅收與政府支出比重均小，所以各得90.6與89.0的高分，而累進稅率較陡、政府支出比重較高的福利國家丹麥只各得42.1與20.9，顯然只有「成績惡劣」可以形容。雖然丹麥政府財政比新加坡健康得多，可是光是這兩個小項，已經完全翻轉兩國經濟自由度排名前後的結果，而且得分差異甚大。 丹麥、瑞典、芬蘭、挪威等北歐四個社會福利國家財政政策頗具為富濟民之意，其社福政策、包括高等教育免費在內、對大多數人應是經濟自由度的提高。傳統基金會評分做相反設計，顯然是站在資本家的角度看經濟自由。 台灣人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與經濟體制要自己好好思考決定，不能光看人家--包括朋友在內—所作的排名，盲目起鬨跟著宣傳。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上https://www.heritage.org/index 查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的網頁，也可參考筆者舊作: 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策略－外資、外勞、外客，http://www.tisanet.org/quarterly/8-4-4.pdf。

不管你開的是豐田或日產的小汽車或小卡車，當你看到名貴轎車時的第一個反應可能是避它避得遠遠的，因為那種車你碰不起，碰到了你賠不起，甚至傾家蕩產。那一輛名貴轎車顯然已經影響了你的路權，他的路權比較大，你的路權相形渺小。你什麼事都沒有做，你還是原來的你，可是你的權益已經受到了負面的影響。 高級轎車的價格可以從200萬、300萬、500萬、800萬1000萬甚至2000萬不等，你當然碰不起。所以為了保護自己，你可能會跟保險業務員商量把你的責任保額增高。責任保險額提高以後你必須付更高的保險費，所以高級轎車的出現已經實質上對你的金錢利益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另外，即使你膽敢冒風險不提高你的責任保險額，你的保費也會增加；因為台灣整體車體險的出險金額也會因為高級轎車的增加而年年增加，產險業者會因此調高保費，由所有用路人來負擔。 車禍窮人賠多是劫貧濟富 這個問題比較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憤恨不平的是:出了車禍窮人要付給富人比較多的錢，富人要付給窮人比較少的錢。真是劫貧濟富! 筆者曾經問過幾位保險人員，問他們是不是知道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處理或反應。我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或沒有。無論如何，這個不公平的矯正可能要橫跨幾個部會，至少金管會與立法委員跑不掉，因為很可能牽涉到修法問題。 相當程度解決這個公平失衡的問題並不是那麼困難。假如我們以多數人的車價上限為整車理賠的標準，譬如說90%小客車的車價上限為120萬，那麼整車理賠最高理賠上限就是120萬，零件與維修理賠就以占整車(120萬)比例去計算，至於豪車車主沒有獲得理賠的部分就由他們購買的全險去負責了。

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realism) 理論能簡要的解釋國際關係的結構性發展與現狀。現實主義學者的認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政治，是一個以本國生存、安全、權力發展為主要目標的弱肉強食的社會；在這種國際社會裡國家彼此猜忌、懼怕並進行精確的利益算計。 在現實主義的世界裡面，大國的目標是極大化自己的力量、包括勢力與安全；這種極大化的手段包括拉幫結派，也包括給競爭對手國安全威脅在內。事實上本國的安全自保動作，永遠被對手認為是一種潛在的或立即的安全威脅。 小國，尤其是位在強權勢力範圍交界的重要小國，為了生存安全與發展只好在權衡利益與傷害增減之下選邊站。台灣、韓國、日本與東南亞諸國夾在美中兩國之間，面對的就是這種態勢。 美中兩個大霸中，美國為了安全，極力要把中國的軍事力量困在第一島鏈的西邊；美國的聯盟態勢與軍事部署，也是如此安排。除非美國沒有能力，美國不會放棄第一島鏈；因為放棄第一島鏈之後還是要保衛第二島鏈，但卻是更為吃緊難防。想像，假如台灣落入中國之手，將來有一天中國核彈潛艇就很有可能在美國不知不覺之下兵臨洛杉磯外海，對美國造成嚴重的、立即的安全威脅。 所謂中國的核心利益只是中國霸權對抗的藉口 事實是，第一島鏈諸國，不管是日本、台灣、菲律賓假如落入中國之手對美國都有同樣的安全威脅，對中國進出太平洋的利益都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可是為了突破中國出沒太平洋的障礙，中國卻只是以清帝國曾經統治過台灣，發明了一個「臺灣」(而不是日本、菲律賓) 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的託辭，不惜要以武力兼併台灣。 中國軍事力量在太平洋出沒被美國監看光光，為了能順利出沒印度洋謀得安全出路、佔據安全高點，更將從未在歷史上統治過的南海也納入「中國的核心利益」。以台灣與南海這兩個中國聲稱的「核心利益」兩相對照，就很容易了解這只是中國欲脫離地緣政治安全困局下的託辭與藉口。 中國不惜以武力兼併臺灣只會使臺灣更需要美國的保護、更配合美國武裝台灣對抗中國，對中國更不利。假如台灣對中國的安全那麼重要，中國明智的做法應該是支持台灣獨立、進入聯合國；這至少可以降低台灣部分反中民意與軍事上的抗中佈署，也可能因此破解臺海兵兇戰危所激起的全世界的反中聯盟。

民進黨九合一選舉大敗，原因很多。傳統支持民進黨的幾個所謂的「綠媒」失去作用、或甚至造成反作用是主要原因之一。 這當然不是綠媒不支持民進黨。正好相反，這是綠媒太過支持民進黨的權力核心以至於失去媒體應有的質疑、鞭策與平衡報導的立場；最後造成其可信度大減，甚至使部分閱聽大眾對綠媒傳達的新聞做相反解讀的結果。 綠營與綠媒一言堂現象的產生 故事從2019年的3月民進黨初選開始。該初選由蔡英文控制的黨中央一路修改規則並拖延到6月才告一段落。緊接者，同年4月19日「政經看民視」節目被迫關閉，造成整肅媒體的第一波。約在同一時候旅美教授林環牆教授等人對蔡英文博士學位的真實性與論文的存在提出質疑。此一議題也同時成為媒體—尤其是綠媒—的禁忌。從此之後，綠營的一言堂現象逐漸形成。具有批判性的正綠專家學者，從此上不了綠色電子媒體，文章也上不了綠色報紙。綠媒的道德高度與可信度也逐漸流失。 親中媒體道德聲量的擴大與提升 2020年11月 行政院NCC決議中天新聞台不予換照。中天新聞台隨即轉進經營網路電視頻道。這個被曹興誠稱為「匪台」的頻道，將計就計時常、甚至天天邀請正綠專家學者，包括對蔡英文論文門熟悉的學者發表分析，批評民進黨當局的道德墮落。其結果是中天與親中媒體的道德聲量與高點開始擴大與提昇，在人民心中的可信度大幅提高。 客觀、整體而言，親中或藍色媒體的可信度並未高於綠媒。可是在內政議題上，執政當局道德墮落的印象逐漸深入人心，而選前爆發的諸多論文爭議與當局的反應更為人民這種認知添加柴火。這使得站在批判角度的親中媒體在人民心中的道德高度更形升高，也使得綠媒的護短與掩蓋遭到暴露，並進而影響到其言論在大眾心中的可信度。以上這些現象，再加上中國的認知作戰對上述現象的見縫插針並加以擴大，民進黨要不輸也難。 賣身的邊際利益是遞減的 媒體做為第四權，批評執政當局本是職責所在。媒體要承擔這個職責，本來就該自重。接受威迫利誘或許可以換取短期利益，但是賣身的邊際利益是遞減的。當閱聽大眾不再相信時候，媒體還能賣到什麼價錢? 另一方面，沒有執政當局的威迫利誘，媒體不會自我檢查，也不可能會自動禁聲。執政當局的威迫利誘得逞，不但傷害了媒體，終究還是會傷了自己。 比較冤枉的是賴清德。他雖是民進黨一言堂的受害者，可是他若被民進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他所面對的是已然大幅減損的親綠媒體的信用資產，以及在人民心中逐漸提升、對「務實台獨」絕不會客氣的親中媒體。這會使賴清德再度受害。

稅收超徵搞得好不熱鬧。因為政治立場不一樣，好像沒有人完全說對。筆者試著解釋一下。 稅收超徵的意思就是:「實際徵收到的稅收金額比法定預算裡面所記載的金額還要高」。意思簡單清楚。重點在稅收超徵的原因和效果。 行政院總預算案裡所列的總稅收預算數，「理論上」是主計處根據下列因素估算而成的: 一、該預算年度期間的預估經濟成長率。 二、根據該預算年度的預估經濟成長率以及各項國稅（中央稅）的特性及其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依照預算年度的稅率去推估各項國稅的預算收入金額。 三、上項中的國稅包括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證券交易稅、關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遺產稅、贈與稅、貨物稅、期貨交易稅以及菸酒稅等，尤其是前五項。。 以上這些預算案裡的稅收金額，經過立法院的增刪通過後才成為法定預算。 所以超徵的原因簡單明瞭，就是預估錯誤，說好聽一點就是預估保守。短徵就是預估過高、太過樂觀。從頭到尾政府只是依照當年的法定稅率去課稅，與政府當年是否努力或懶得課稅無關。（蔣家反共抗俄時代和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就不是這樣） 所以它既不是國民黨財經立委賴士葆所說的「政府透過不當的賦稅制度超收人民的錢」，不是「向人民搶錢」，不是高嘉瑜委員所說的「行政失靈」，不是趙天麟委員所說的「政府很會經營因此獲得很多盈餘」；可是也不是蘇貞昌院長所說的「代表當年經濟成長出色」，因為同一個年度只要把經濟成長率預估得過高，預算數就會達不到，超徵馬上就會變成短徵。 超徵有什麼不好嗎? 以政府超徵的4500億的例子來說，假如當初預估正確，則當年擬定預算時就會把這4500億收入算進來。這時政府有兩種選擇：第一，政府可以少借或多還一點錢，替國庫省一年利息。第二，政府也可選擇把當年的支出預算擴大4500億。這多出的4500億支出預算，等於提早一年替人民興利，或建設，或給錢。也就是說，這4500億如何處理，一年前我們就安排好了。要發現金也早就落袋、救苦、救難、刺激經濟了。 短徵與超徵純粹是預估錯誤的問題。超徵顯示收入預估保守，短徵顯示收入預估浮濫。雖然保守優於浮濫，但是為了財政效率，誤差還是愈小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