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醫師，我支持安樂死立法 但不支持安樂死公投

最近看到一支超紅的影片。美國一位小學老師，請學生寫下「怎麼做一個花生醬果醬三明治」，然後她承諾，完全照著學生寫的字面去做，不腦補做法。

學生寫「把果醬塗在麵包上」，沒寫要先拆開包裝，她就把果醬抹在還包著塑膠袋的吐司上；沒寫要用刀子，她就直接用手挖；有人寫「put on the jelly」，她乾脆把果醬抹到自己手臂上。孩子們在旁邊崩潰大喊：「不是這樣啦！」

這個活動從 1990 年代就被拿來教「演算法」和「工作流程」。它要告訴我們一件事：電腦，就是一個永遠不會幫你腦補的笨蛋。你沒寫，它就不做；你寫得模糊，它就用一種最莫名其妙的方式，照著你的模糊去執行。

其實立法也是這樣的。

最近民眾黨提出「安樂死公投」，我立刻想到這個故事。因為「安樂死」這三個字在台灣，就是一份寫得超級模糊的三明治食譜。

當我們說「支持安樂死」，每個人心裡想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有人想到的是末期癌症病人，有人想到的是漸凍人、植物人、失智症；有人以為是醫師直接打一針，有人以為是病人自己吃藥；有人講的其實是「拔管、停止維生治療」，甚至有人把「安寧緩和療護」、ACP也一起混進來。

身為醫師，我必須說：這些在法律和醫療決策上，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而且台灣走得比很多人以為的更前面。2019 年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是亞洲第一部保障病人自主權的專法。只要你意識清楚時，先和醫療團隊做「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簽好「預立醫療決定」，將來萬一走到末期、不可逆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這些狀況，你就可以合法地選擇不要那些沒有意義的維生治療，自然、有尊嚴地離開。這在法律上叫「善終選擇」，跟安樂死是兩回事。

很多人以為自己在爭取的「安樂死」，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病主法已經給你了。問題是，這部法上路這麼多年，簽署率一直不到 1%。連我們已經有的善終工具，大家都還沒搞懂、還沒用起來。

我不是說安樂死不能討論。確實有一群病人，罹患難治的疾病、承受著連現有安寧療護都壓不下來的痛苦，又剛好不在病主法保障的範圍裡。他們的苦，現在的制度真的接不住。傅達仁遠赴瑞士的故事，就是最沉重的提醒。這個議題是真的、很重要，值得整個社會嚴肅面對。

但正因為它這麼重要、這麼複雜，它更不適合用一張「是」或「不是」的公投票來決定。

公投可以回答「你支不支持」，卻回答不了真正的問題：誰可以申請？誰來判定？要幾位醫師？有沒有等待期、有沒有反悔的機會？家屬能不能介入？醫護人員可不可以基於良心拒絕執行？這些，才是一套安樂死制度真正的靈魂。

就算公投過了，這一整套還是得回到立法院，一條一條重新設計。連一些支持安樂死立法的人，都反對用公投來處理，原因就在這裡。

而這，就是我最擔心的浪費。一場全國性公投，中選會估計單獨辦一案就要花大約 9 億元，先前的核三公投更花了 11.4 億。

花掉這麼多公帑還是其次；真正可惜的是，在大家連「安樂死」到底指什麼都還沒有共識的時候，就急著把它丟去投票。

結果很可能是：你手上那張票，投的是你心中的版本，我投的是我心中的版本，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投完之後，不會有答案，只會有一個看起來很像共識、其實各說各話的假象，還有更多的混亂。

真正成熟的民主，會先把問題定義清楚，再讓人民做選擇。與其急著辦一場定義不清的公投，我更希望我們先把病主法好好推廣、把安樂死牽涉的每一種制度設計攤開來，讓每一個人都真正搞懂：自己到底在討論什麼。

善終，是每一個人的權利。正因為這條路這麼重要，我們更不該用一句模糊的口號，草草地把它打發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