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霧裡看花 國際法權威彭明敏的感慨─臺灣關係法主要內容暗藏玄機（上）

在台灣，所有台籍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大概都知道美國國會制定了台灣關係法。但是，很少台籍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真正了解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及其個人前途有密切的關係。為什麼呢？其原因如下：

美國國會之所以能制定台灣關係法，是根據聯合國憲章（1945.10.24）、舊金山和約（1952.4.28），所賦予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利與義務；也根據戰爭結束後，被占領地住民權利有所規範之日內瓦公約（第三公約與第四公約）及聯合國於1966年12月16日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兩公約之規定。若不了解上開散亂的戰爭法中軍事占領法等國際法理的規定，在閱讀台灣關係法的時候，就有如霧裡看花，抓不到重點。所以國際法權威彭明敏教授，在2015年4月與長山四郎見面時，曾感慨地說，「我是和平時期國際法專家，對如何處理戰後軍事占領地住民權利的事務，我毫無研究」。既然國際法權威，對軍事占領法都毫無所知，對解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問題，只能率領眾多法政社會學科子弟兵，固守1948年以來台灣獨立建國傳統的、也是行不通的主張，以至於掉入蔣經國體制內改革的陷阱，甚至從台獨轉進華獨認賊作父，繼續屈辱在外來貪腐政權的霸凌之中。

國民黨蔣家政權除長期戮力洗腦教育外，還刻意長期封鎖國際訊息，美華斷交後，更加嚴厲禁止談論國際事務的來龍去脈。其做法是多方面的，諸如，所有國際英文期刊（Time Magazine, Business Week, Financial Times,…）內任何有關台灣相關之報導，都被整段以黑墨塗掉，使讀者不知真相。中央研究院和各公私立大學法律及政治科系所的系主任和所長，都是蔣經國欽點者才可以聘任。自由派社會科學學者再如何優秀，但非我黨團出身者，都在排斥之列，台派學者尤其受到長期壓抑不得翻身。透過黨國體制鼓動各大學院校右派職業學生，於1978年12月28日，以義和團式的激烈手段，對待卡特總統特使，即時任國務院副國務卿之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請看當時英文報紙的報導：December 28, 1978. An official mission headed b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was pelted with eggs, tomatoes, mud and rocks, and … several other Americans suffered “minor cuts” in the manhandling outside Taipei airport.

在此，容我舉一例說明蔣家政權如何扼殺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情形。1976年我取得Fulbright-Hays Study Grant赴德州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接受orientation時，認識了台大歷史系畢業的原籍廣東新會的趙綺娜（1949.2〜2013.3）。結束一個月的orientation，我到紐約州大研究財政理論，她前往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以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為重心，攻讀美國外交史。於三年後（1979）以碩士論文“America’s Commitment to Taiwan：A Study in Cold War Policy-making”取得學位。

1979年回台灣時，我們都進入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回國短期服務後，她又於1981年秋，回母校繼續進修，攻讀博士學位。在一次與美國朋友討論1978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的往事，促使她注意到美國國會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於是就以此一問題為研究焦點，撰寫博士論文“The China Bloc：Congres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1947-1952”，於1990年取得博士學位。為了寫這些論文，趙教授說，她申請許可進入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許多第一手資料，發現許多不為台灣人所知的問題。這些問題繼續影響她後來三十年的研究生涯。

由於趙教授忠實寫出許多對蔣家不堪聞問的史實，並實話實說：中華民國本質上是一個流亡政府，對台灣澎湖並沒擁有事實主權和法理主權。在那個1980年代初期，說這些實話都是禁忌。她被長官痛責不愛「國」。她的論文被禁止出版。從此，她的研究受到不應有的限制！

趙教授只好轉進台大歷史系任教。但是，她並沒有放棄她最喜歡的研究工作。她還是住在中央研究院附近。2013年3月突然心肌梗塞過世了！此時，正是我積極準備赴美國華府，宣布成立台灣政府的時候。想到在國內外推動台灣的自治與建國運動仍然困難重重，與當時聽她的演講與分析所遭遇的困境，其情境與感受竟然十分雷同；只是故事中的人物，與面對的族群，完全不同而已。

直到2019年7月，網路上曾還有人（姑隱其名為CHC），一談到台灣國際地位就說：「台灣國際地位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法，也是動態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解決方案的提倡和時局變化必須相互契合，才不致於格格不入。尋求解決之道，當然就非從了解（當時的）處境開始不可。要了解台灣國際地位，必須從歷史縱軸選取其中的特定時點，去詮釋該當時點的國際地位，不可以只從某特定時點的史料、文字記載或證據，來解釋其他時點的台灣國際定位，…。」這個主張與充分了解戰後美國根據舊金山和約及臺灣關係法，而積極研究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問題的趙綺娜教授，堅持國際法理及原則，勇敢抗拒凡俗揭露史實的精神，有很大的差別；當然，這個主張與幾十年來美國堅持國際法理，遵守台灣關係法既定對台政策，也背道而馳。

總之，由於蔣經國的謀略，完全模糊了應以台灣問題為焦點的話題。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舉辦那麼重要的台灣問題聽證會，又制定了攸關台灣前途的法案，島內住民對其確實內容都毫無所悉，每一個人都已經習慣接受國民黨控制的媒體扭曲事實的謊言！以至於1986年9月28日成立的民主進步黨，也都跟國民黨說一樣的謊話：漢文翻譯避重就輕，甚至在關鍵文字的差異上搞混淆，扭曲英文加以區別的原意，例如，將住民（inhabitants）與人民（people）刻意混淆；尤其是公開強調，美國臺灣關係法是在維繫美國和中華民國非官方的友善關係。直到35年後的2014年4月10日，民主進步黨在台大校友會館三樓所舉辦的座談會，還是講一成不變的謊話與廢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