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奏曲 2025年5月，美有關方面的某人，催我赴美甚急，六月趕辦手續，七月五日立刻離台赴美。 預計滯留華府附近三週,若有必要延長一周，一定要在七月底以前回台灣，以便於八月十日，參加橋頭地方檢察署，關於台灣國有領土主權被假中華民國霸佔訴訟案開庭時，確定能夠出席辯論作證說明。 不料，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點半，一下飛機，就被彰化調查站率領四個調查員，持檢察官開發之搜索票，攔截押上汽車，冒著大雨回到二水台灣自治政府總部，進行兩個半小時的搜索; 又到彰化調查站做筆錄，再於傍晚五點多，押送至台中地方檢察署候審室(牢房)候審. 原來，台灣(自治)政府(Taiwan Autonomy Government; TAG or TG)的罪名是偽造文書: 偽造非法假政府ROC的傳票，給違反行政執行令，拒收行政執行令，或拒絕配合行政執行令之地方級公務人員，包括戶政事務所(如拒收公文,拒絕提供台灣公民戶籍謄本); 地方稅務局(如拒絕配合台灣(自治)政府減半課徵稅捐); 地方行政執行分署(違法扣押台灣公民銀行帳戶的款項); 警政人員及司法人員(阻撓台灣自治政府合法之活動); 和不法刁民. 我們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掌握政權之前，大力針對我們未來的公務人員進行宣導和啟蒙教育工作，進而突破國共民三黨聯手對台灣(自治)政府嚴密的封鎖和無情的打壓。 1.1 台灣合法TAG面對非法ROC的封鎖 為何我們會那樣大膽地做這些事,以發給拒絕行政執行令之地方級公務員傳票來刺激他們檢討和覺醒? 因為,成立TAG,在國際政治上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行動; 但是,此一行動被ROC密不透風的封鎖所淹蓋; 加上台灣內部的民眾,尤其是公務員,則長期被ROC洗腦詐騙,極其缺乏對國際法理和國際政治方面的正知正見. 我們為了突破封鎖,更為了啟蒙教育運動,不得不斷製造法理認知的衝突,甚至不惜引發訴訟, 以引起台灣住民(inhabitants)的注意,檢討,和覺醒. 又因為我們在國內外早就已經完成許多不為人知的,完全合法的行動,如下: 1....

  By Gavin Tsai 你們知道先父當時如何回答我上開的問題呢? 1946年10月出生的我, 在虛九歲或十歲時,問家父說: <我們日本台灣打敗中國,只是敗於美國,為何不是美軍而是中國兵,來佔領我們台灣不走?> 四書五經倒背如流,在基隆親眼目睹蔣軍殺人如麻的,和霧峰那個書呆子林獻堂先進一樣自以為是漢人的家父, 說: <大概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為行政管理需要語言溝通,美國才派蔣介石軍隊來佔領台灣. > 我怎麼回答? 我辯稱: <我們家後面山腳路上的中國官兵,說中國話,您聽懂嗎? 您對他們說台灣話,他們聽懂嗎?> 父親搖頭說: 都不懂. 我就對父親說:＜我們都聽不懂中國話怎麼會是中國人？＞父親漠然．我繼續說：<中國人說中國話因為他們有中國為名的國家, 我們台灣人講台灣話, 我們也應該要有一個以台灣為名的台灣國家才對啊! 為什麼中國兵占領我們台灣十年久了! 他們還(賴在這裡)不走呢? (台語發音)> 父親無奈地說: <這一些話你千萬不能在外面講, 你若在外面講這一些話,...

從這麼冗長的解析裡，我們可以看出：自從1950年以來，中華民國在台灣所辦理的各項選舉，都是詐騙台灣人感情的一部份。特別是1996年開始舉行的歷次總統選舉，讓不具公民身分的台灣住民，參與只有具公民身份的公民才能參選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因而嚴重誤導了台灣住民的國家認同，認賊作父，熱衷支持長期霸凌台灣住民之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以致讓台灣住民完全忘了國際法理高度保障台灣自治與自決建國之天賦人權的權利。 密碼的二和密碼三的解碼，要從TRA第15條第2項著手。 TRA既然是根據戰爭法裡軍事占領法的規定，明確區分台灣這塊土地的主人和客人，當然也將台灣（主）和中華民國（客，中國的一部分）做一個徹底而完美地切割（解碼二）。也為台灣住民安排一個具體的對策，以解除中華民國殖民體制，及其背後的中國所給予的軍事威脅（解碼三）。 TRA第15條第2項明顯定義「台灣」一詞是指：台灣和澎湖諸島嶼（土地），各島嶼上的人民（the people on Taiwan, 包括住民與住民以外的外人），根據島上法令規章創立之公司行號或其他團體（法人），和1979年1月1日以前，被美國承認為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ROC不被承認為合法組織），以及其任何後繼之眾多治理當局（包括該治理當局的分支機構，機關廳處，及關於其功能的組織）。（the term ”Taiwan “ includes, as the context may require,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the people on...

中美長期對抗（1949〜）與美國對台灣懸案的模糊政策，給蔣家政權極大的迴旋空間，擴大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對台灣住民洗腦的效果，以致有前述的違反常理的封閉現象，至今台灣人還深陷蔣經國佈局的中華民國迷宮裡，找不到出路。除此之外，由於台灣懸案是國際政治的重大議題，會不斷受到利害關係國家，中、英、日、俄等國，所採取應對政策的影響，臺灣關係法的條文，語意不能完全具體化，甚至必須暗藏密碼，主要軍事占領權（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國－美國，才能因應情勢變遷，做最有利於美國（與台灣）立場的詮釋。 前文已有述及裴爾參議員（Claiborne Pell）本來是「海軍接收計畫」裡，內定的台灣行政長官。心中充滿台灣戰後重建理念的裴爾，與1854年停泊基隆港的海軍提督培里（Commodore Mathew Calbraith Perry），所看到台灣各地，都還是未開發的蠻荒之地的心情，是完全一樣的。培里建議美國應該用錢向大清帝國購買她的殖民地台灣，做為美國在遠東貿易的中繼站。1945年，裴爾參議員所看到的台灣的未來，比培里更為深遠。裴爾希望他能將台灣建設成一個西方化的社會，讓每一個台灣人都過得有尊嚴，如有可能再讓台灣逐漸融入美國。但是，到了1978和1979年間，裴爾急切想要做的事，是如何改變蔣介石政權占領下本土台灣人十分悲慘的命運，和如何解除台灣可能被中國赤化的危機。 所以，充分理解國際法法理，和美國國會據以制定通過台灣關係法過程的本土台灣人，就可以在短短十八條條文裡面，看到TRA至少隱藏著上帝為救贖本土台灣人的三個密碼： 密碼一，TRA徹底區分台灣住民絕對擁有之台灣澎湖的法理主權，與中國流亡難民在台灣與中國兩種國籍之間的選擇權； 密碼二，TRA徹底切割台灣與中華民國，使其成為兩個完全不同的國際法法人，一個是具有充分權利自治建國的台灣，另一個是必須離開台灣的中國流亡難民組織； 密碼三，TRA暗示台灣住民有充分的權利，籌組可以取代中華民國台灣治理當局的自治政府組織。 我們必須從TRA條文及國際法法理的依據，來解開這三個密碼解碼。 密碼一的解碼如下： 要深入了解TRA第2條c項，和聯合國憲章第73條及76條的精神。根據聯合國憲章第73條及76條，這是殖民地或軍事占領地住民自治（inhabitants self-government）與住民自決（inhabitants self-determination）之人權保障最為具體的條款。TRA第2條c項，則曖昧不明地區分住民（inhabitants），與不是住民（people）間不同的法理權利和法理義務的切割（解碼一）。 其主要意思是：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特別是對於臺灣地區1,800萬住民（inhabitants）人權的關切。在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臺灣人民（the people on Taiwan）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Act shall contravene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台灣，所有台籍政治人物和知識份子，大概都知道美國國會制定了台灣關係法。但是，很少台籍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真正了解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及其個人前途有密切的關係。為什麼呢？其原因如下： 美國國會之所以能制定台灣關係法，是根據聯合國憲章（1945.10.24）、舊金山和約（1952.4.28），所賦予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利與義務；也根據戰爭結束後，被占領地住民權利有所規範之日內瓦公約（第三公約與第四公約）及聯合國於1966年12月16日通過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兩公約之規定。若不了解上開散亂的戰爭法中軍事占領法等國際法理的規定，在閱讀台灣關係法的時候，就有如霧裡看花，抓不到重點。所以國際法權威彭明敏教授，在2015年4月與長山四郎見面時，曾感慨地說，「我是和平時期國際法專家，對如何處理戰後軍事占領地住民權利的事務，我毫無研究」。既然國際法權威，對軍事占領法都毫無所知，對解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問題，只能率領眾多法政社會學科子弟兵，固守1948年以來台灣獨立建國傳統的、也是行不通的主張，以至於掉入蔣經國體制內改革的陷阱，甚至從台獨轉進華獨認賊作父，繼續屈辱在外來貪腐政權的霸凌之中。 國民黨蔣家政權除長期戮力洗腦教育外，還刻意長期封鎖國際訊息，美華斷交後，更加嚴厲禁止談論國際事務的來龍去脈。其做法是多方面的，諸如，所有國際英文期刊（Time Magazine, Business Week, Financial Times,…）內任何有關台灣相關之報導，都被整段以黑墨塗掉，使讀者不知真相。中央研究院和各公私立大學法律及政治科系所的系主任和所長，都是蔣經國欽點者才可以聘任。自由派社會科學學者再如何優秀，但非我黨團出身者，都在排斥之列，台派學者尤其受到長期壓抑不得翻身。透過黨國體制鼓動各大學院校右派職業學生，於1978年12月28日，以義和團式的激烈手段，對待卡特總統特使，即時任國務院副國務卿之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請看當時英文報紙的報導：December 28, 1978. An official...

離開參議院裴爾的辦公室後，王能祥先生立刻去向郭雨新主席報告一切。然後應郭雨新的要求，草擬《台灣人民要求自決和獨立》（The People of Taiwan Demand Self-determination and Independence）一文，火速呈給裴爾做參考。其間與裴爾反覆討論。最後，裴爾問王先生是否為美國公民？王先生答以，不是。王先生思索片刻追問：「幹嘛要美國公民？」裴爾回答說：「我構思的保台方法，是一個美國國內法，所以，作證者必須要具有美國公民身分。」王能祥就答應對方，一定要找到一個具有美國公民身分的台灣人代表出席作證。在徵得時任「華府台灣同鄉會會長」的陳文源先生出席作證時，裴爾邀請王能祥坐在陳文源作證席旁，協助他作證。接著立刻把《台灣人民要求自決和獨立》一文做最後修訂，然後以郭雨新主席名義，嚴正表達台灣島內外台灣人的心聲。 美國國會參議院（The Senate）外交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自1979年2月5日（星期一）起，共召開六次（2/05，2/06，2/07，2/08，2/21及2/22）以「Taiwan」為主題的聽證會。裴爾主導聽證會，邀請國務院、國防部、智庫、學者、專家等密集討論、思考如何在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對中華民國正式斷絕邦交之後，美國政府要如何對台灣提供安全保障架構的問題。陳文源、王能祥、郭雨新，及上百台灣人出席聽證會，張旭成也以學者身分應邀與會。聽證流程分為三個階段：1.口頭作證並即時回答議員質詢；2.遞交郭雨新書面證詞；3.裴爾從聽眾席中點選兩人許富淵和陳唐山，加入陳文源共三個人密集口頭作證，以進一步了解台灣人的政治意向。 裴爾結語是：我個人如此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我曾深入研究台灣問題達六個月之久，也研究你們台灣人的文化傳統，然後得出一個結論：你們與中國人是不同的族群，希冀有你們自己的政府！因此，美國政府應該對台灣提供一個安全保障的架構，讓台灣人從自治到自決，脫離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少數統治，和中國軍事侵略的壓力。 因此，裴爾參議員非常積極支持Danforth-Bayh美國臺灣關係法版本，即參議院第12號決議文的基本原則，贏得「參議院台灣關係法之父」的頭銜！ 另一方面，眾議院聽證會由特別重視台灣人權保障的李奇領軍，於1979年2月7日和2月8日辦理。王能祥在眾議院的版本上提出三點意見：主張台灣人主體性，台灣人的未來應由台灣人依據「住民自決」原則自己決定，任何外力不得干涉；反對台灣問題「由兩岸中國人決定」的上海公報內，強權犧牲台灣的伏筆；要求美國國會立法保護台灣，其立法旨意，應包括促成台灣島內進步力量的壯大。 完成聽證會確定推動Danforth-Bayh台灣關係法版本後，李奇眾議員籌組的國會理性問政團（Rational Statesman Group），發揮了無比的動員支持的力量！1977年李奇眾議員一上任，就開始組織理性問政團。兩年後，國會兩院聯席會議時，535個國會議員，有424票，支持裴爾（Claiborne Pell）用心支持的Danforth-Bayh《台灣關係法》版本，將Barry Goldwater 和Kennedy-Cranton兩個版本比了下去。根據規定，超過四分之三票數通過的法案，就是憲法層次的法律。當年《台灣關係法》在美國國會535位議員中，得到424票的支持，超過四分之三，相當難得。雖然美國稱那是國內法，但其實《台灣關係法》比國內法的層次高很多。這一件事，當然也為李奇獲得「眾議院台灣關係法之父」的頭銜！ 為了台灣關係法的立法，王能祥先生接觸很多國會議員。其中幫助最大的首推裴爾參議員，其次就是李奇眾議員。當然參議員Jesse Helms和John Glenn，以及眾議員Don Pease 和Ed Derwinski 等人支持人權法案的修正案，都有所貢獻。 事後看來，當時不滿美中建交的國會議員雖然很多，但是，三三兩兩在那邊大聲嚷嚷義憤填膺開罵，都沒有什麼作用。參議員總共有100人，眾議員有435人，若不是辦理「台灣問題聽證會」將問題搞得沸沸揚揚，引起「理性問政團」的注意與支持，就可能沒有那樣高的支持度，迫使卡特總統立即於1979年4月10日簽署同意，並追溯自同年1月1日起生效。從此，美國國會揚起了台灣解殖的起手式，後續動作就有賴本土台灣人如何響應美國國會的號召了。 從這一段往事的經驗，回頭來看台灣。台灣人從1950年到現在，或參加中華民國主辦的地方選舉，或參加其中央選舉，或進行街頭運動，或包圍立法院，或痛罵蔣家獨裁，或對準馬英九丟鞋子，或要全民公投正名制憲、或開口大罵三字經……；都沒有針對美國台灣關係法的規定，響應美國國會的號召，所以都做得很辛苦，而且也都沒有成效。後續若再沒有正確的論述、方法和程序，就只能繼續在中華民國陷阱裡流浪生死，那就太可惜了。（全文完）

美國臺灣關係法能由國會立法部門（Legislative Branch）主動立法，以箝制行政部門（Executive Branch），尤其是箝制白宮總統的職權。其原因還算單純，但是過程則非常傳奇。以下分成緣由與過程兩部分來說明。 1978年12月15日，卡特總統在未獲中國不對台灣動武的承諾下，接受中國建交的條件：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終止美對華協防條約；從台灣撤軍。由於卡特事先並未與國會諮商此一重大決定，就片面宣布美國要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令當時在華府擔任「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Oversea Alliance of Democratic Rule in Taiwan）主席郭雨新先生心急如焚。吩咐時任秘書長的王能祥先生儘早做好應變措施。王能祥先生聯想到應該要以記憶猶新的1977年6月在眾議院辦理「台灣人權聽證會」（Hearing on Human Rights in Taiwan）模式，來促成一個確保台灣安全的聽證會。 當時，很多美國國會議員對卡特總統突然片面宣布美中建交表示不滿。但是，絕大部分的國會議員，三三兩兩，或十幾人，或幾十人，在國會餐廳用餐時，義憤填膺痛罵卡特總統，這與民眾在國會殿堂之外大聲嚷嚷一樣，絕對起不了什麼作用。王能祥先生認為重要的事，是要舉辦公聽會（public hearing），要形成共識，要將共識寫成法案，再提出法案讓國會表決通過，才能產生實際效力。 臺灣關係法立法過程： 聰明又勤奮過人的王能祥先生，對郭雨新先生的獻策是絕對正確的。但是，從舉辦聽證會到提出國會立法法案，是一條艱困的工作，究竟要如何著手，才能完成這樣一個艱鉅的任務呢？ 1977年6月，眾議院Don Frazer議員幫助王能祥，促成眾議院「台灣人權聽證會」的召開。但是Frazer已經轉戰Minnesota州，擔任Minneapolis市市長，不再連任眾議員了。此時，恰巧王能祥與1979年新科眾議員李奇（James Albert Smith Leach）熟識。但是，對王能祥最賣力支持的李奇眾議員，則是首次當選的資淺眾議員（Freshman Congressman）。李奇被分派在眾議院郵政事務小組（House Subcommittee on Postal Administration）的眾議員。在華府政治圈內的人，多半都知道，這一個小組的成員，都是最資淺的國會議員。 根據王能祥所說：「我走投無路，只好向李奇眾議員開口，沒想到，他毫不多思索，便答應了。我還是沒有把握李奇會把我希望「促成一個能夠保障台灣安全之聽證會」的工作做好。事後才知道，李奇眾議員乃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一 前言 1987年10月15日左右於美東，看到蔣經國截肢後出院的照片，從中醫的望氣說，預測四至六個月內，蔣經國將會病亡。 寒假一到，12月10日，我就束裝返台，於12月17日，向李登輝老師提出警訊，又於12月25日向城仲謀示警說： 蔣經國一個月內可能身亡。必須預先有所準備。我個人則到處呼朋引伴，俾做為李登輝老師的後盾。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先生國然七孔出血救援不及而暴斃。 依據當時的體制，李登輝師身邊只有蘇志誠一個人，因身單力薄，只好任中華民國黨國高層擺佈，接受七天的宮禁，不得與外界接觸。真是令人驚憂的七天！ 二 先期作業 自從1970年8月8日起，開始擔任李登輝和梁國樹兩位教授的研究助理後，農經專家李教授就變成我這個貧農子弟的偶像了！現在，蔣經國如果如我在1972年6月與李老師討論未來情勢時所料，突然病亡，會不會發生政變？我開始憂心忡忡，又找不到其他朋友可以討論。JHU諾大的校園60個台灣來的學生裡，只有六個台灣人，其中有四個是國民黨員，我只能跟劉姓同學說真話，但是，他說管他去死？！正苦悶間，看到呂秀蓮在太平洋時報刊登一篇文章，眼睛一亮！ 我透過太平洋時報主編江昭儀先生找到呂秀蓮，告以我的憂心，促其向她的美國友人丁大衛（David Dean; AIT主席），提醒注意蔣經國健康惡化的問題。我也打電話給在賓州州立大學的張旭成教授及在華盛頓市附近Berthesda的賴義雄教授，請教台灣方面應變的能力與李登輝繼承蔣經國大位後所可能發生的變化。 我最大的煩惱是李老師會不會有人身安全上的問題？ 12月10日回到台北。11日晉見恩師梁國樹教授，告以我的觀察及煩惱。隨即在梁老師的彰化銀行董事長辦公室，打電話給蘇志誠先生。蘇先生第一句話就說：李副總統一直以來就有交代說，只要你打電話來，就邀請你到副總統辦公室來茶敘。 於是約好12月17日下午四點左右，晉見李副總統。 12月17日，我依約定時間，帶了一本在紐約市全球最大的門市書店Barnes & Nobles買的Golf Atlas晉見李老師。由於約定只有15分鐘時間，坐定之後，我就開門見山對恩師說：老師，您要有所準備！他說：準備什麼？我翹起左手大拇指，輕聲說：這個人氣色浮腫、兩眼無神，從中醫的角度來看，恐怕活不過兩個月了。 李老師回答：啊！我們每天都有見面，我看情況還好！我又說：我回台灣後，從電視上看經國先生兩眼的瞳孔只能直視，無法轉動環視，恐怕活不過一個月呢！ 老師的回答仍是：每天有四個醫護人員隨侍在側，就經國先生生命的延長方面，應該沒有任何問題等。 我又看到恩師滿面紅光，透出慶雲紫氣來，更加強我對蔣經國不久人世的論斷，因此，一再勸他要小心應付可能的變局。 我也提起1972年6月20日他出任政務委員不久，個人對他長遠的未來所指出的方向：盡可能克制自己，爭取出任省主席，將來就很可能出任蔣經國競選總統時的副總統，屆時長期患糖尿病的小蔣做不完的任期，由你接棒；天下有事，如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只要您登高一呼，脫胎換骨，宣佈臺灣獨立建國，您才能夠真正有權利力領導台灣全面改革！ 當我走出副總統辦公室時，我的手錶顯示我們竟然談了七十五分鐘之久。 12月25日，拜訪10月底呂秀蓮介紹的城仲模先生，告以經國先生即將逝世，切宜注意軍方動向以免變生肘腋！ 後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先生即因醫藥罔效，七孔流血暴斃身亡。李副總統就依憲法之規定，成為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總統。 三 關鍵時刻 1988年1月13日晚上，蔣經國猝死。 台北政壇引起騷動。有一股勢力反對副總統李登輝先生繼任總統，只要他擔任代總統。儘管這樣做是不合憲政體制。但是，仍然在關鍵時刻有所爭執！ 宋楚瑜力排眾議，認為國家處在經國先生瘁逝杌隉不安的情況下，應依憲法及早確定繼任人選。依據憲法，李副總統當然是繼任總統的不二人選……。至於黨主席方面，秦孝儀力主由蔣夫人宋美齡接任，也因鞏固領導中心的理由，由李總統接任。 1月14日和15日兩天，我擔心動亂，所以，走訪台大農學院的學長和學弟，也聯絡一些台北以外的朋友，期能在必要的時候聲援、協助李老師。 由於情勢詭譎變化多端，總統府內的情形外界完全不知情，專線電話又打不通，只好打電話給梁國樹老師，請他出面問李老師需要什麼協助。梁老師說：他沒有找我們就表示沒事。 16日晚上，才想到應該向城仲模先生請教。城先生在電話另一端說：你跑那裡去了？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我們才知道你有先見之明，三天來一直打電話找不到你來幫忙！現在請你趕快到我家來。 城先生自擔任省府委員以來，就跟隨李副總統多年，應該對內情最為瞭解。他說：參謀總長郝柏村是蔣氏家臣，又有美國方面的顧忌，應該不至於冒進！但是，15日晚上有一營裝甲車由火車運送到松山，再從松山火車站進入永春坡，則令我心中不安！ 臨時邀請莊錦農和林健次兩位學長到城先生在士林的家，他說：你究竟在忙什麼都找不到你？我說：聯絡仁人志士以備在我的李老師必要時，有一股支持力量！他說：你多慮了，有蔣孝武在，應該不會有問題的。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我完全明白李登輝總統只不過是蔣家的傀儡而已了！ 然後，城先生問我要不要留下來做點事。因為，按照行程，我必須在1月21日，搭飛機回約翰霍浦金斯大學（JHU）去。我覺得國民黨體制並不健全，涉足官場就很難保有清譽。所以，答以：我還是依行程回美國去，若李登輝老師真需要我為他做一點事，隨時可以召我回來。 從1月14日到20日，李老師都沒有，也不能，跟外界聯絡，行程非常隱密，在電視上表情也非常肅穆。在那宮禁的七天，只有天天到教堂去做禮拜時，才能與家人和短時間會面。 李登輝老師應該會擔心生命的安危，更會憂心將來面對中華民國與面對台灣同胞完全相反的期待與可能的衝突。尤其，李登輝一向同情台灣人的苦難，也懷抱台灣這片土地的赤子之情。然而，擺在眼前的蔣氏家臣，則個個都是大有來頭，都是身段不凡的人物或鬥爭高手……，如何擺平這些人又要進行各項改革，真的是需要相當的毅力與智慧！ 由於我的病體尚未到完全康復，仍應以養病為重。所以，我就於1月21日回Baltimore，要繼續養好二手菸所害肺部微血管擴張而咳出鮮血的病症。 台大政治系的學長莊錦隆教授，專長落後國家的政治發展。一向把國民黨看得很透。他說：蔣家政權讓李登輝出任總統，只不過是國民黨騙取台灣人民支持的把戲而已，台灣人要自主改革，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我則真心期待李總統能突破困境，能夠帶領台灣人向前邁進！ 四 驚憂的七天：誰來擔任國民黨黨主席？ 蔣經國在1988年1月13日傍晚後突發的七孔流血，讓大家都慌了手腳。兩個醫生和兩個護士，大概都不會從氣色和眼神，判斷蔣經國的生命已經到了盡頭，所以並沒有提出預警。 就李登輝師來說，應該會以為我多心而疏於追根究底；至於城先生也是持半信半疑的心理，所以，他才會對我說，他將會特別注意蔣先生健康變化的情況！ 蔣經國獨裁者瘁死，國民黨方面當然慌了手腳！ 第一時間是誰來擔任蔣經國總統的問題？以及誰來擔任國民黨主席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當然不是台灣人的菁英李登輝可以決定的，更不是任何一個台灣人能夠置喙的。因為，蔣經國在握的大權，已經傳承給蔣孝武了！蔣孝武自從德國軍校畢業回到台灣後，年紀不過30歲，就成為情治系統裡最有權力的人之一。他可以任命科長以上的主管，透過人事任命權開始掌握情治及各方，包括黨、政、軍三方面的系統。即使蔣孝武人在新加坡，都還可以遙控國內的一切變化。蔣孝武的決策裡面，當然有蔣經國事先的安排與打算。這我們可以從以下兩點看出端倪： 1.當蔣孝武自新加坡飛回台北松山機場時，郝柏村參謀總長代表軍方去迎接蔣孝武，表示效忠之意！ 2.蔣孝武一回到台灣誰來擔任總統的問題以及誰來擔任國民黨主席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了！ 秦孝儀怎麼說，宋美齡怎麼運作，都飛灰湮滅了！ 因為，一直參與機要的宋楚瑜，早就知道蔣家父子對蔣經國身後安排的內容，只要適時推出蔣經國和蔣孝武的意志，在蔣家的黨國體制下，誰敢阻撓說不呢？ 那麼，在這令人驚憂的七天裡，李登輝先生做了些什麼事呢？Nothing！他什麼事也沒做！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什麼話都不能說，什麼事也都不能做！所以，他只能從被軟禁的地方(從地緣判斷推論是在台北賓館)，到中山南路的濟南教會去做禮拜，趁著放風做禮拜的時間，放鬆一下緊張的情緒而已；其餘，就只能祈求上帝祝福他平安了！ 五 結語 1988年暑假，我和因公務員培訓奉派出國進修之錢釧登學弟，到賓州費城去拜訪台灣人裡蔣孝武最信任的老朋友林醫師及其家人。在座有一個林醫師的親戚，年紀約莫七十幾歲了！他說，外省人在台灣除了貪腐還是貪腐，不但無法興利除弊，反而製造出很多烏龍事；蔣經國重用李登輝只是不得已罷了！我看李登輝也無法脫離黨國體制的羈絆，只能做外省人的傀儡，幫外省人做一些擦屁股的，或做一些服侍外省人的窩囊事，要求台灣人都要犧牲自己的利益, 支持他對外省人的予取予求的政策，以取得外省人信任，甚至當外省人壞事做絕時，還要李登輝代為承擔責任！看著吧 ！ 台灣人要出頭天，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呢！ 老先生那一席話，讓我聽得很不舒服，但是在人家家裡作客，又不方便開口辯駁，只好忍了！ 心想： 我一定要在經濟政策上幫助李老師做出一翻成績，好讓台灣同胞都能過像樣的好生活。 但是，1996年5月20日後，所有經濟措施都朝向對中開放的模式在推進，加上曾永賢和張榮豐兩位李老師身邊最重要的幕僚，跑到中央研究院來要求我出面制止李登輝總統，不能不管政務，不能耗費很多時間去讀易經學算命。 據兩位幕僚說：蔣彥士和李元簇繼反對李遠哲出任閣揆之後，還強力主導經濟上對中國開放的政策。李總統憤然說：既然是高票當選的總統，我都不能重用人才，也不能主導經濟政策，那就由你們去做、去負責，我不管了！ 聞言讓我覺得1988年林醫師家那個老先生真是有遠見。果然，李登輝完全被中國流亡難民架空。 對台灣人而言，此事本是不值一談，但是，卻很值得台灣的有志之士檢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