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隱形稅制陷阱的跨海鏡鑑：台灣與中國能從日本教訓學到什麼？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日本總合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翁百合在3月17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揭示了日本低所得勤勞層深陷「稅制陷阱」的困境：在收入剛超過生活保護基準的區間，稅金與社會保險費的負擔率急遽攀升，形成對中低所得者極為不利的局面。相較之下，美國的「勤勞所得稅額控除」（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與英國的「統一福利制度」（Universal Credit），則透過精密的給付設計，讓負擔曲線變得平緩，確保工作真正能帶來所得成長。這份深刻的比較研究，不僅對日本是當頭棒喝，對同樣面臨人口老化、低薪與勞動市場結構性問題的台灣與中國大陸而言，更是一份極具參考價值的政策藍圖。

台灣的啟示：從低薪陷阱到勞動誘因的重塑

台灣近年來的最低工資雖有調升，但整體薪資結構仍面臨嚴峻挑戰。數據顯示，台灣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顯著成長，但實質平均薪資的增幅卻極為有限，形成超過30倍的成長差距，導致企業獲利未能公平分配給勞工。這種「富裕中的貧窮」現象，與日本低所得層雖努力工作卻要承受高負擔率的困境如出一轍。翁百合的研究點出，問題的根源在於稅制與給付制度未能有效整合，這對台灣的啟示尤為深刻。

首先，台灣早已有引進類似「勤勞所得稅額控除」制度的呼聲。早在2008年，就有智庫提出「468方案」，仿效美國的勤勞所得稅額控除，對有工作的低所得家庭實施退稅補貼，讓政府在課稅之外，反向發給補貼，且補貼額度隨著工作所得增加而等比例增加，直到所得達到一定水準後才逐步減少。這種設計的精髓，正是翁百合所強調的「強化就業誘因」：確保低收入者工作的收益大於不工作，避免福利依賴。遺憾的是，該方案至今未能落實。台灣的勞動市場同時存在工時過長、有薪假天數偏少的問題，這使得勞工的生活品質與工作意願雙雙受損。若能在推動最低工資調升的同時，輔以類似勤勞所得稅額控除的制度，便能讓薪資成長與政府支援形成合力，而非相互抵銷。

其次，翁百合提出制度設計必須釐清核心目標，這對台灣同樣關鍵。是為了公平正義、少子化對策，還是為了促進就業？若目標是後者，就必須如同美國制度般，在低所得階段讓給付額隨收入「遞增」，創造強烈的重返職場誘因。台灣現行的社會福利給付，往往在勞工一有工作收入後便快速取消，形成了「就業懲罰」。借鏡英美經驗，台灣應思考如何將稅制與社會給付系統進行資料串聯，建立一套動態的、隨著收入平滑調整的支援體系，讓勞工在努力增加收入的過程中，始終感受到政府的支持，而非處處是懸崖。

最後，翁百合也點出，日本在導入類似制度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即時掌握所得資訊。台灣擁有世界一流的資通訊技術與全民健保的資料整合經驗，若能將「個人所得資料」與「社會福利給付」系統進行更有效率的橫向連結，並設計出便民的申報流程，完全有潛力打造出一個比英美更高效、更公平的稅務福利整合體系。

中國大陸的借鏡：社保高負擔與勞動報酬的結構性難題

相較於台灣的「低薪」困境，中國大陸面臨的則是另一種形式的「高負擔」壓力，這與日本的情況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翁百合的研究指出，日本低所得層的負擔率高，主因在於社會保險費負擔沉重。而中國大陸的企業與勞工，同樣承受著世界級的社保繳費壓力。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的法定社保繳費率合計高達31.3%，在全球範圍內僅次於瑞典，遠高於德國的21%、日本的14.1%-27.9%和美國的10.6%。這種「高名義費率」的結構，使得低薪勞工在收入微薄的同時，還得被扣除一筆不小的社保費用，直接壓縮了他們當前的可支配所得與生活品質，形成與日本類似的「繳費型貧困」。

翁百合研究的核心啟示在於，必須將「減負」與「促就業」結合。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單純調高個人所得稅免徵額，雖然能暫時減輕負擔，但也可能讓稅制更加邊緣化，弱化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更根本的解決之道，是借鏡美國的勤勞所得稅額控除或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 NIT）理念，對低收入勞動者實施稅收抵免或直接補貼。這意味著，政府不僅不應向他們收稅，反而要透過稅務系統向他們「發錢」，以此補貼其勞動報酬，提高他們的實際所得。這對於解決農民工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偏低問題，提供了一個不同於傳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路。

此外，翁百合研究中提到的英國「統一福利制度」，對中國大陸也具有前瞻性的參考價值。中國大陸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呈現「碎片化」特徵，城鄉之間、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之間、不同就業形態之間的保障差距巨大。農民工等群體往往被排除在完善的社保體系之外，即便有工作，也難以累積足夠的保障。英國將多種給付整合為單一福利制度的做法，其背後的精神是「以個人（或家庭）為中心」的整體考量。中國大陸未來在推動社保體系統籌、實現社會保障全民覆蓋的過程中，應思考如何打破制度壁壘，建立一個能根據家庭實際收入與成員狀況，自動計算並發放各類補助的整合性平台，以實現精準救助，並避免因制度銜接不順而產生的福利漏洞或就業懲罰。

最後，關於財源問題，翁百合建議參考其他國家負擔率曲線，建構更公平且具累進性的負擔結構。這對中國大陸而言，意味著需要更全面地審視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佔比的問題。在「效率優先」的發展模式下，資本報酬長期擠壓勞動報酬。要扭轉此一局面，除了依靠最低工資調整等行政手段，更需要透過稅收與轉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將從高資本所得徵收的稅收，用於補貼低勞動所得者，從而實現從「資本主導型」分配向「勞動賦能型」分配的轉變。這不僅是社會公平的體現，更是擴大內需、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一環。

結語

翁百合對日本的深刻剖析，猶如一顆投入靜水中的石子，其漣漪效應遠及同樣在福利與就業間擺盪的華人社會。對台灣而言，關鍵在於如何借鏡英美制度，將提高最低工資的訴求，升級為一套完整的「工作福利」制度設計，重塑勞動誘因。對中國大陸而言，則是如何在沉重的社保費率與龐大的流動勞動力之間，找到一條既能保障長遠安全、又能提升當前勞動報酬的改革路徑。兩岸的國情與制度雖有不同，但「讓勤勞者得以安居」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日本的教訓與英美的經驗，無疑為此提供了具體且可行的政策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