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從「還我土地」到「南島史觀」 －小說「阿拔泉之霧」中政治烏托邦的象徵意義

文/陳竹奇(作家)

小說「阿拔泉之霧」裡面描述台灣遭逢第五縱隊攻擊後，台北淪陷。遷都到台南左鎮，因為統治的實際範圍大幅縮小，為了符合實際版圖，重新命名為西拉雅國。
中部地區以嘉義、雲林、彰化、台中、南投與花蓮等地區，構成西拉雅國與第五縱隊統治地區的戰略緩衝區，取名為「阿里山國」。
至於北部以台北首都為主的地區遭受第五縱隊控制，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實施民主化，舉行總統直選，並宣布尊重台灣住民的意願，遵循住民自決原則，不願意兼併台灣。第五縱隊在無奈情況下自己獨立為一個國家，並取名「凱達格蘭國」。
這三個國家都是虛構的，是一種政治烏托邦。
「西拉雅國」與「凱達格蘭國」都是以原住民族的族名來命名。至於阿里山國則是象徵高一生的政治遺願，希望鄒族能夠成立自治區。
歌手巴奈·庫穗（Panai Kusui）自2017年起，因不滿政府排除私有土地納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原民運動人士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進行超過7年、約2644天的長期抗爭（凱道部落），主張「土地就是生命」，要求落實真正的原住民族土地轉型正義，直至2024年5月拔營。
小說「阿拔泉之霧」裡面的政治烏托邦為何要以原住民族的族名來為島嶼的新興國家命名，就是為了呼應巴奈「還我土地」的訴求。

猶記得我在一家政治公關公司任職時，為了舉辦紀念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的追思會，邀請歌手巴奈上台演唱，深深為了她的歌聲感動。
長久以來，台灣的民主運動或者街頭遊行，每每在關鍵時刻都會以原住民族來做為住民自決的象徵正當化與合理化住民自決的建國理想與訴求。但是，當政治對抗結束，進入政黨執政與政策落實時，卻往往將少數民族工具化與邊緣化，這種情況在「還我土地運動」時感到特別明顯。
筆者唸大學從嘉義竹崎的鄉下到台北，同學搞不清楚竹崎在那裡，告知同學是阿里山下，從此被當作原住民（鄒族）。
現在從事文學創作時，因為過去處於文化邊陲地位的習慣，常常以原住民自居，卻又常常被原住民族說筆者是漢人，涉及文化挪用，感覺自己處於一種文化上的雙重邊陲地位。
為了呼應原住民族的「還我土地運動」訴求，因此。筆者在小說「阿拔泉之霧」中特別將中共第五縱隊分裂台灣後所形成的新興國家全部以原住民族的族名或者阿里山來命名，以便彰顯對於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正當性訴求的肯定。
如何避免在進行民族建構時，意圖將居民國民化過程所造成的殖民化現象，最重要的是要賦予每一個居民權利，不只是基本人權，而是做為國民所應該有的所有權利，換言之，落實國民主權原則。

香港在一九九七之後，為何主權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去殖民化」變成一個「再殖民化」的過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個主權在民的國家，換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落實國民主權，以致於香港的回歸祖國，其本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香港的「殖民化」。也就是說香港從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殖民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化程度是遠落後於現在的英國，導致最終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統治呈顯出民族的差異，他們已經不屬於同一個民族，這樣歷史文化基礎下的主權回歸其實是「再殖民化」。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撇開主權爭議不論。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統治並未依照憲法的精神及原則賦予公民權，而是實施戒嚴，並且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將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凍結，因此，立即形成一種「內部殖民化」的現象，國民政府因此變成「殖民政權」，也就是一種「定居者殖民主義」。

此種現象一直到解除戒嚴才開始鬆動，八十年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社會力解放後，一九九一年才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開始恢復憲政體制的運作，一九九六年實施總統直選，兩千年完成政黨輪替，逐步落實國民主權原則，讓台灣由內部的政治反對運動達成「去殖民化」的成果。

一直到現在的抗中運動，不管是香港、新疆、西藏與台灣的抗中，都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個主權在民的國家，無法落實國民主權的原則，因此，不管是新疆、圖博（西藏）、香港要求獨立或者尋求自治地位，或者是台灣要維持目前主權獨立的地位與現狀，其實都是一種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去殖民化」或者「反殖民化」的運動。

從「去殖民化」的觀點來看待及重新反省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

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落入殖民與反殖民這個「啟蒙」思想，與台日中國族建構想像的「救亡」辯證發展。1960鄉土文學論戰則是落入冷戰結構中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二極對立體系，中國國族主義分裂，台灣做為殖民地淪為中華民國借屍還魂的再殖民情境，進而形成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與共產中國的國族主義對抗的敘事脈絡。

鄉土文學論戰最終逼問的核心課題是究竟是誰的「鄉土」？

如果從後設視角來追問，南島語族做為原住民族在文學的論述與詮釋上更具有正當性，那麼夏曼藍波安、瓦歷斯·諾幹、巴厄拉邦·德納班、拓拔斯·塔瑪匹瑪、利格拉樂·阿女烏、馬列雅弗斯·莫那能及沙力浪‧達岌斯菲芝萊藍等人的作品是否更應該做為鄉土文學論戰的典範來看待，而具有鄉土的代表性呢？

再換個角度來思考，如果新移民、新住民的觀點在島嶼族群關係是新興且重要的課題，那麼196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所呈顯的新舊漢人移民的國族建構論述之爭，是否只是漢人移民內部關於國族建構的「茶杯裡的風暴呢」？

鄉土文學論爭雖然也批判國民黨政權的威權體制統治，以及白色恐怖的言論箝制，但是國民政府所使用的官方語言本身就是中文，使得舊漢文的教育能夠與中文的白話文運動銜接，鄉土文學一開始並沒有成為台語的白話文運動，在國民政府強迫使用國語的情況下，鄉土文學運動一開始只是擺脫了官方的文學傳統，拋棄官方歌功頌德以及所謂淨化社會風氣的言論箝制，開始以描寫自己生存所在的鄉土為題材，探討社會問題的寫實主義，從風格及書寫傳統上先擺脫了官方的控制，一直到八十年代開始，隨著政治上的解嚴，鄉土文學才逐漸出現台語文學，真正走向台語的白話文運動。

站在2026年的視角，站在全球劇烈變動的格局下去重新思考，民主與專制、自由與獨裁等價值觀對抗的全球政經格局下，台灣的國族主義建構固然重要，正因為它的重要性，台灣的原住民族以及新移民、新住民的國族想像論述內容如何透過文學表現，如何整合進入一個新的國族主義的框架，被納入鄉土的定義裡面，甚至包括過往殖民的荷蘭人、日本人以及外省人的鄉土認同都能受到一定的觀照。

以原住民為主題或者研究對象很可能還是忽略了原住民的主體性，忽略了長久以來原住民族被西方殖民主義、明清等帝國及大日本帝國殖民的歷史，因而採取了殖民者的觀點來加以研究，成為一種典型的殖民論述。

以原住民為研究方法則是脫離將原住民族客體化的殖民論述，恢復原住民族的主體性，直接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方式來加以論述及書寫，所以不但拋棄了殖民論述，而且還要批判殖民論述，而成為一種後殖民論述。當殖民論述遭到解構、批判進而被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研究，原住民族才能真正恢復主體性，後殖民論述才能真正超越殖民論述。

台灣人的「原鄉」，新移民、新住民的「日久他鄉做故鄉」，才是鄉土文學論戰將「鄉土」推向廣闊的海洋文明，朝向南島語族的母親藍色海洋邁進後呈顯的精神原鄉。
近來台灣的歷史研究出現了兩種類型的史觀，一種是「中原史觀」，為何不說是中國史觀，因為中國這個概念是1912年才正式奠立，但是在這之前，大部分關於台灣歷史的作品，採用的絕大多數是從中原的視角將台灣視為邊陲來分析的史觀，這個可以稱之為「中原史觀」。另外一種史觀我們可以稱之為「南島史觀」，有別於「中原史觀」的邊陲性。「南島史觀」將台灣自身視為是歷史敘述的主體，是歷史書寫的自我，而非他者。

「南島史觀」相對於「中原史觀」有相當的意義。過去台灣的史學家學的多是中國歷史，採用的多是「中原史觀」，而台灣史則是到了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才開始受到廣泛的學習，也同時開始引發了對諸如地理大發現、殖民地、倭寇、「中國」等等歷史事件（現象）的反思。

台灣歷史裡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殖民」。對於生活在後殖民時代的台灣人，或許殖民地經驗所代表的未必完全是負面的，例如日本帝國主義帶給了台灣許多普世的現代價值。這一點或許反而造成了台灣在與中國文化（尤其是帶著「中原史觀」解釋下的中國歷史）相互格義時莫大的激蕩。一般言之，這種困難在個人的層面上，必然會以認同的困惑成為這個人的夢魘。

從殖民地位與處境，到後殖民時期，台灣人歷經了不少事件，它們衝擊他的自我認同，造成他在自我認同上面無限的困惑。

台灣學知識體系的建構立基於何種史觀？大中國沙文主義的「中原史觀」否定了台灣的主體性，將使台灣學知識體系落入再殖民化的巢臼，建構台灣學知識體系，以原住民為方法的「南島史觀」是一個值得採納的方法學基礎，也是台灣理論值得採納的關鍵字。
建構「南島史觀」不是侵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而是把台灣的原住民族作為台灣民族建構的主體來思考，是尋回原住民族的主體性。透過「南島史觀」，台文書寫才會完整，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