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我是夜猿-尋找台灣文學的反抗傳統

陳竹奇（作家）

尋找台灣文學的反抗傳統，是我近來在思考的問題。
反抗傳統，並非針對某一個統治集團，而是對抗長期以來的殖民統治，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歷史事件，遵循同樣的軌跡。反抗者不分族群、語言、文化等因素，對抗殖民者的殖民統治，包括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及文化上的支配。
首先，我們要釐清一些歷史事件的脈絡，然後找到這個脈絡所形成的反抗傳統，

南庄事件

「南庄事件」主要發生於 1902年的苗栗南庄地區，是一場以賽夏族為首，聯合泰雅族及漢人（客家、閩南）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大歷史事件。這次事件起因於日本人對樟腦開採權的嚴格限制及土地糾紛，導致原住民族生活空間與經濟利益受損，最終爆發激烈的武裝抗爭。
以下為該事件的關鍵重點：
1. 核心起因：樟腦與土地爭奪樟腦糾紛： 日治初期，日本總督府為控制樟腦利益，對原住民領地採取高壓政策，限制賽夏族人傳統的「樟腦開採、煉製權」。土地權利： 賽夏族頭目日阿拐（Ngehoe）原本擁有該地區大量的山林土地與樟腦開採權，日方強行沒收，直接觸發雙方衝突。各族群連動： 除了賽夏族外，泰雅族、道卡斯族，以及依賴原漢貿易的漢人也受此影響，形成跨族群的共同抵抗。
2. 經過：起事與血腥鎮壓包圍南庄支廳（1902年7月）： 日阿拐聯合東河社、大隘社等賽夏族及泰雅族人，發起武裝抗爭，並攻擊南庄支廳。歸順式屠殺（1902年11月17日）： 日軍以優勢軍力掃蕩，並設下誘殺陷阱。日本官方誘騙日阿拐率眾至南庄支廳外舉行「歸順式」，實則在儀式當日進行屠殺，大批賽夏族人在此事件中犧牲。
3. 影響與歷史定位。
南庄事件史蹟： 位於苗栗縣南庄鄉的「南庄事件史蹟」被標註為原住民族抗日的重要地標，反映了當時的血腥衝突。理蕃政策轉變： 此事件顯示日治初期殖民政府與原住民的緊張關係，對後續的「理蕃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歷史記憶： 2022年為南庄事件120周年，中央研究院與當地社區特別舉辦座談會，回顧這段對南庄地區賽夏、泰雅、客家等多族群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歷史。簡而言之，南庄事件是日本政府為奪取樟腦利益，對原住民權利進行剝奪，導致賽夏族等族群強烈反抗的歷史事件，並以日方的大規模屠殺告終。

竹林事件

1908年「竹林事件」是指日治時期明治41年（1908年）起，臺灣總督府在嘉義、斗六、竹山一帶推行林野調查，將原屬當地居民經營的竹林強行劃歸為「官有林」（國有），導致農民權益受損、引發長期抗爭的事件。此事件因日本財團「三菱造紙廠」的設立與經營權爭奪而惡化，是日治初期著名的農民抗暴事件，相關衝突延續多年，通常亦與1912年爆發的「林圯埔事件」合稱為竹林事件。
以下為1908年竹林事件的背景與經過：
1. 事件背景：林野調查與土地充公政策執行： 臺灣總督府為開發林業，自1908年起進行林野調查，將漢人或原住民長期經營、墾植的「濫墾地」或竹林，依照1895年《官有林野取締規則》沒收，改劃為「官有林」。劃分方式： 竹林被劃分為「保管林」（僅給予部分原使用者管理權，利潤需上繳）或「模範竹林」，導致當地竹農頓失生存依賴。
2. 導火線：三菱會社與巡視衝突
三菱會社三菱造紙廠與總督府締結租賃契約，接手這些竹林以供應在林內興建的製紙工廠原料。三菱會社派員進行山林巡視，禁止農民採伐自己的「祖產」竹子，若發現便抓捕並毆打農民，引發地方強烈不滿。
3. 強迫簽約與抗爭。 1908年9月，日本總督府在梅仔坑（今梅山鄉）、崁頭厝（鐵國山）、林圯埔（今南投竹山）等地派出所召集竹農，強迫簽署同意書，不從者遭憲警毆打。長期抗爭： 此後的十幾年間，農民為了維護土地權益，不斷爆發衝突，最終在1912年爆發了由劉乾領導的武裝反抗事件（林圯埔事件）。
4. 影響該事件顯示了日治初期臺灣農民在土地產權上受到壓迫的情況，是繼「抗日武裝運動」之後的「民事抗爭」代表。此事件的糾紛一直延續到1925年（大正14年）才陸續處理，對當地農民生活造成深遠影響。

鐵國山事件

鐵國山事件（1896年）是日治初期重要的武裝抗日事件，以雲林古坑大坪頂為根據地，由簡義、柯鐵（柯鐵虎）等人領導。抗日軍於1896年6月10日攻陷斗六街，重創日軍，隨後引發日軍在雲林地區進行的「雲林大屠殺」無差別掃蕩，造成大量民房被焚、平民死亡。
鐵國山事件關鍵要點：
背景與組織： 1895年底日軍接收臺灣後，於雲林一帶進行高壓統治。反抗軍領袖簡義、柯鐵等在雲林古坑大坪頂建立「鐵國山」據點，採取游擊戰術。襲擊斗六街（1896.06.10）： 抗日軍約600多人突襲駐紮在斗六街的日軍，日軍死傷慘重，鐵國山軍隊取得短暫勝利。
雲林大屠殺（1896.06.19-22）： 日軍為報復襲擊，進行報復性掃蕩。日軍中村道明中佐帶領軍隊，在雲林古坑、斗六等地展開「無差別」殺戮，造成數千名村民死亡，許多無辜百姓加入抗日行列。
結局： 雖然鐵國山組織一度活躍，但因日軍的嚴酷鎮壓及糧食武器匱乏，抗日運動至1902年左右被陸續肅平。
歷史地位： 鐵國山事件反映了台灣人在日治初期對日本統治的激烈反抗，同時「雲林大屠殺」也使得此事件成為國際間關注日本治台手段的重大事件。「鐵國山」的「鐵」是指領袖柯鐵虎的「鐵」，象徵鐵一般的決心。
最近梅山圳頭地區的村民為了爭取土地所有權，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這是延續日本統治時期竹林事件的對土地所有權的抗爭，爭取土地所有權的圳北圳南兩個村就是位於梅山市街與太平之間的丘陵地帶，如果熟悉地形就會發現，太平的旁邊就是我文學創作的原點嘉義竹崎的阿拔泉山。
而太平就是日治時期作家張文環的故鄉，也是小說夜猿發生的場景。
夜猿的主人翁家庭原以竹林為生，竹子生產竹筍、竹子本身是建材，也可以曬乾後作為燃料，竹子同時也是造紙的原料，可以說是當時非常重要的工業原料、燃料及食物來源。
竹林事件是殖民政府將原有的住民公有地以無主地的名義強迫徵收，並透過與財團的合作契約，將土地交給財團三菱會社經營，以壟斷這些殖民地的土地，以無成本的方式強迫徵收，達到圖利財團，壟斷造紙工業的目的。正如殖民政府壟斷樟腦工業（火藥原料）、製糖工業（殖民經濟的發動機），強迫徵收蔗糖土地一樣。
而殖民政府對於這些因為徵收土地失去生計的住民，其解決方案是進入相關企業工廠成為工人，成為製紙工業、製糖工業的工人，勞動力繼續被剝削。即便少數能夠獲得山林契作的權利，分配的土地也無法維持生計。
而且這些名為無主地的山林，其實是漢人、原住民共同擁有的公有地，如果推溯歷史的話，這些山林地應該是屬於原住民的原始領域。

張文環夜猿小說的主人翁的林地就是透過契作造成虧損，最後只能淪落到工廠工人的結局。但那是小說沒有明說的悲劇以及無以名狀的憤怒。無法表露的憤怒最後竟然獲得殖民政府給予皇民奉公賞的獎勵，但同時也遭致殖民政府文化霸權的批派，如西川滿稱呼「糞寫實主義」。
台灣過去處於被殖民或者內部殖民的狀態，某些傳統是被創造出來，但也是可以被消解的。傳統是一項帶有「歷史連續性」意味的符號，指向一個模糊不清的目標，因為目標是那樣模糊不清，讓權力可以遊刃有餘的運作而塑造情境，建構起認同、價值、規則，透過塑造集體記憶成為社會實體，過去的殖民政權所建構的國族認同，其形塑的傳統可以被消解，首先要釐清那些是被創造的傳統，元素有哪些，讓這些元素凝聚在一起的情境是如何，以及權力運作關係怎樣進行。而在同時，我們也必須從既存的文本去找尋反抗的脈絡，銜接反抗的傳統，找尋反抗的傳統，重新建構書寫反抗傳統。

陳竹奇文學創作原點是阿拔泉，是阿里山八社之一的阿拔泉社，阿拔泉社原本位於林圯埔（今南投竹山），後來遷徙到竹崎的阿拔泉。陳竹奇的小說「在銀河之間」即描述了陳桑所娶的二娘原本是童養媳，前夫所居住林地遭到竹林事件波及，二娘與前夫所生的兒子朝岳失去生計依據，投靠陳桑，並且受到同樣竹林事件的受害者林慶邀請，參加了竹崎、梅山等地農民組合的聚會，台共事件的波及，最終因為受到陳桑的保護管束而免於受到逮捕，而竹崎、梅山是竹林事件受害地區，當然也是農民組合崛起的地區，更是台共重要的據點，從竹林事件到台共組成繼而被日本殖民政府清剿就是在地的故事脈絡，也是反抗傳統的根源。
陳竹奇的長篇小說「阿拔泉之霧」不僅要表述湯守仁、高一生的英雄事蹟，更重要的是溯源原漢衝突的根源其實是漢人不斷殖民墾荒的結果。繼而揭露鄒族英雄高一生原住民族自治的理想，同時在小說中以「阿里山國」的烏托邦形式出現，向高一生自治理想致意。
我們不要忘記，竹林事件的發生地，從林圯埔、梅山、到竹崎的阿拔泉，這片山區原本就是鄒族的原始領域。清乾隆33年（西元1768年）所立「嚴禁匠民越界私墾碑」表明梅子坑（今梅山）是當時漢人移民與原住民的交界線，原漢衝突不斷，因此立碑為界。石碑所劃界縣從古坑到梅山圳南村、太平村也是日後竹林事件發生地，可見這片山林承載了多少的歷史。
陳竹奇最近完成的小說「鐵國山的紅太陽」企圖以反烏托邦的書寫手法來捍衛島嶼的反抗書寫傳統，遭到中共和平統一後的島嶼，新的政權企圖竄改歷史，將鐵國山事件描繪成是中共統治意識形態的歷史脈絡及源頭，最終書寫歷史變成鬥爭的場域，島嶼子民必須在反抗傳統與順從之間做出選擇。
短篇小說集「以父為名」中，「印象」裡面的畫家是陳澄波的化身，身為二二八的受難者，當他有機會再回到故鄉嘉義時，他想尋找的並不是「復仇」，而是藝術創作生命的「延續」。

短篇小說集「涵碧樓傳奇」裡面為了報父母之仇的廖添丁，即便是譏諷糞寫實主義的西川滿，內心對於殖民體制的認同是否也有歧異，那個在戊辰政爭敗亡的東武天皇或許才是他心中真正的認同。
「無頭公案」裡面的無頭鬼，是一種無聲的抗議，是一種發自靈魂深處的吶喊，是另外一種對抗殖民體制的形式。無頭鬼代表千千萬萬個殖民體制下的徵工，他們不但無償被徵用，而且流血流汗，最後甚至客死異鄉，他們最後可能連頭顱都消失了，變成一個沒有容貌、沒有頭殼的無主孤魂，難道這不是殖民地命運的最佳寫照嗎？
我在年近花甲之年的時候進入台文所就讀，並且重新開始文學創作，這是我生命的一個轉折點，一個生命的一個新的起點。
進入台文所重新學習台灣文學，我原本打算研究七等生，因為七等生很像我過去那種無助徬徨的靈魂，最後我選擇張文環，不僅是因為張文環出生地太平跟我的出生地竹崎非常接近，我們同樣看到自己的故鄉透過阿里山鐵路與文明接軌、與世界接軌，同樣地，我們也看到殖民政權如何透過阿里山鐵道將資本主義體制移入殖民社會。
命運對我跟張文環而言可能是一種巧合，張文環曾經到日本岡山中學及東洋大學留學，殖民地體制在他身上展現了兩面性，啟蒙與剝削，這種兩面性的特質同樣也展現在我的身上，我也曾經到日本的筑波大學做過研究。在山茶花裡面，我同樣感受到那種鄉村知識份子透過城市之旅所獲得的啟蒙，以及對自己故鄉所環抱的矛盾情感，故鄉既是原鄉，擁有自然的力量，孕育了生命，但也隱含著蒙昧無知，城市則是知識及啟蒙的象徵，當我們從鄉村走向城市時，我們逐步走進殖民體制的核心而被同化。
如果張文環是我文學創作的傳統，作為一種傳統的繼承，這個傳統並不是殖民者的發明，這個傳統並不是服務於殖民體制，相反地，這是一種生命經驗的延續，一種對抗論述，一種源自生命經驗的反抗傳統的延續。
我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不斷透過身體也是靈魂返回原鄉，尋找生命的力量，也是創作的能量。在象徵自然而富有原始活力的故鄉我慢慢察覺到一股對抗殖民體制的力量，這股力量不存在於殖民統治體制存在的核心，而常常散發飄逸在這些殖民體制的邊陲地區，那就是一種以邊陲對抗核心的傳統，那就是我文學創作的力量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