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倫敦 : 震撼於中國人勤勞、節儉、愛好和平

傑克·倫敦的童年生活困苦，活在社會底層，因此同情普羅大眾，有社會主義傾向，但他有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倫敦曾說：「我首先是一個白人，其次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文 / 任弘

傑克·倫敦（原名John Griffith London, 1876-1916），美國著名現實主義作家，其作品在全世界都廣為流傳，他也是深受中國讀者歡迎的外國作家之一。傑克·倫敦在反華、排華的環境中成長。

1878年傑克·倫敦在華人最多的城市三藩市出生，當時美國排華運動正酣，4年後，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排華暴行蔓延到美國各地。這一時期美國文學文本、新聞報道充斥著歪曲和醜化中國人的傾向，前面談到華人形象的stereotype，已經無所不在。傑克·倫敦的童年生活困苦，活在社會底層，因此同情普羅大眾，有社會主義傾向，但他有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倫敦曾說：「我首先是一個白人，其次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創作六部有關華人的小說

自五四運動（1919）後，傑克·倫敦的作品就開始被譯介到中國，僅《野性的呼喚》一書就高達幾十個譯本。傑克·倫敦創作的六部有關華人的小說在中文世界卻較少被提及：《白與黃》(White and Yellow, 1902)和《黃手帕》(Yellow Handkerchlef, 1903）收錄在1905年發表的小說集《漁巡隊的故事》（Tales of the Fish Patrol）中；《中國佬》（The Chinago, 1908）收錄在小說集《上帝笑了和其他故事》(When God Laughs and Other Stories, 1911)中；1907年完成的《空前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收錄在1914年發表的小說集《強者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中；《陳阿春》（Chun Ah Chun, 1908）收錄在《榮耀之屋和其他夏威夷傳奇》（The House of Pride and Other Tales of Hawaii, 1912）中；《阿金的眼淚》（The Tears of Ah Kim, 1916）收錄在《馬克羅島上的故事》（On the Makaloa Mat: Island Tales, 1919）中。《阿金的眼淚》早在1929年就被我國學者張鐵民先生譯出併發表在《北新》雜誌上，同時發表的還有傑克·倫敦的《生火》《熱愛生命》等小說，但當時並未引發太多關注。

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到了亞洲的日本

傑克·倫敦是20世紀初，少數幾位到過中國的美國作家。1904年日俄國戰爭時，傑克·倫敦受聘於《三藩市觀察者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到了亞洲的日本、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滿洲里，近距離地觀察東北亞三國。這個特殊的經歷是美國的作家中少有的，對他日後的影響也很深刻。

由於日俄戰爭時，日本對新聞嚴格的管控，他發回報社的報導中談到實際戰爭的內容有限，反而是他對中日韓三國的觀察，充滿了薩伊德所說的東方主義色彩。

對白人殖民者辛辣諷刺和猛烈抨擊

他驚訝於日本人對先進技術的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時對日本人的集體意識和愛國精神表示了高度讚揚；他震撼於中國人勤勞、節儉、愛好和平的品質以及中國幅員遼闊、礦產資源豐富、勞動力數量龐大等種種潛在優勢。這些在囿於三藩市生活經歷所無法想像的「現實」，東亞之行使他敏感的認為東、西方的矛盾與衝突將會隨著日本、中國的崛起日益升級，由此激發的種族仇恨與偏激情緒如果不能和平解決，世界大戰的爆發將在所難免。倫敦1908年發表的《中國佬》更是赤裸裸地充斥著對白人殖民者的辛辣諷刺和猛烈抨擊。而到了後期，傑克·倫敦更是在文明論的視域下審視中國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

作品被直接視作「黃禍論」和「辱華」的例證

中國學界對傑克·倫敦的作品中的中國人形象相關研究很晚。1999年，郭英劍的博士論文《論布勒特·哈特、馬克·吐溫和傑克·倫敦的作品中的中國人形象》分析了三位作家作品中的東方主義中國人形象。郭英劍認為傑克倫敦稱中國人為「劣等民族」代表著美國東方主義的第三個層面，即作為話語系統的東方主義。吳冰在《矛盾的傑克·倫敦》中將傑克·倫敦的矛盾思想用來分析他創作的6篇與中國相關的小說。朱剛在2002年出版的《新編美國文學史》第二卷中認為傑克·倫敦在關於華人和中國的作品中充斥著對華人的污蔑，他的多數作品被直接視作「黃禍論」和「辱華」的例證。

倫敦的作品中，《空前的入侵》談到「黃禍」（yellow peril）的概念，最受矚目。《空前的入侵》在這部以生化戰爭為主題的科幻小說中，不同於此前作品中個體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形象，中日兩個民族同時出現在一部小說文本中，當作民族國家的整體被塑造為西方的「他者」。如果說，這是一種黃禍想像的變遷，傑克·倫敦中國主題相關小說的研究和敘述的當中，然而這種貼標籤式的評價未免過於簡單化，對於倫敦的相關作品我們需要動態的解讀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