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部長與企業家之間─公共政策不可跨越的紅線

文/林健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退教授)

伊隆•馬斯克（Elon R. Musk）熱衷政治，積極替川普助選，不遺餘力，並捐助天文數字的競選經費。川普宣布成立政府效率部，任命馬斯克與維維克•拉馬斯瓦米（Vivek G. Ramaswamy）共同領導這一新成立的行政部門。馬斯克由此成為川普的摯友之一。作為一位了不起的企業家，馬斯克的成就令人矚目，但他的一生充滿爭議，其言行經常引發社會熱議，這一點與川普頗為相似。

近來科技巨頭的高管們——包括谷歌的執行長、創辦人，蘋果的執行長，以及亞馬遜的創辦人——紛紛造訪海湖山莊。有些人攜帶著高達七位數金額的支票，與川普共進晚餐，這種密切的政商互動讓人不禁感到一絲不安。這或許只是我個人的錯覺，但也可能是一個潛在的警訊。

歷史能為當下提供一些啟示。我們不妨回顧企業家進入聯邦政府擔任要職的經驗。例如，艾森豪總統曾任命通用汽車（GM）執行長查爾斯•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為國防部長，以期提高國防部的管理效率。

二戰後的背景與威爾遜的任命

二戰結束後，美國國防部規模迅速擴大，管理和經費分配成為急需解決的核心問題。作為一位出色的將領，艾森豪對軍事事務了如指掌，但他希望借助企業管理的專業經驗，改善國防部的運營效率與資源配置，並平衡冷戰時期軍工產業需求與國家整體發展目標。

威爾遜在參加任職聽證會時表示：「為了國家的利益，我會支持一些對通用汽車不利的決策。」此言充分展現了他對政府與企業利益衝突的清晰認知和處理能力。

麥艾樂的任命與DARPA的成立

艾森豪連任後，繼續引入企業管理專才，任命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 P&G）總裁尼爾•麥艾樂（Neil E. McElroy）為國防部長。麥艾樂的任命延續了艾森豪強調效率與現代化管理的執政理念。

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了史潑尼克一號（Sputnik 1），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一事件震驚美國，使美國政府意識到，自己可能在科技競賽中落後於蘇聯，尤其是在導彈、通信和太空領域的技術上。

為應對這一危機，在麥艾樂的積極推動下，美國於1958年成立了「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當時稱ARPA）。這個機構旨在集中資源，推動軍工產業技術創新，確保美國在科技競賽中的領先地位，並避免類似史潑尼克事件再次發生。

麥艾樂的企業管理經驗和對科技創新的重視，為美國在冷戰中的科技領先奠定了基礎。DARPA後來的諸多成就，如物聯網、GPS等，都可以追溯到這段冷戰時期的政策決策與執行。

值得一提的是，麥艾樂在接受任命前就向艾森豪表明，他將在任期內專注於達成具體目標，並承諾兩年後卸任以實現平穩過渡。他與艾森豪最終兌現了這一承諾。

從企業家任命到「軍工複合體」

企業家擔任政府要職，反映了美國政商關係日益緊密的趨勢，也催生了「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雛形。儘管這種模式在冷戰期間幫助美國維持軍事與科技領先，但也存在潛在的利益衝突問題。艾森豪總統在卸任演說中曾警告「軍工複合體」對民主制度可能帶來的威脅，為後人留下深刻的啟示。

甘迺迪與麥納瑪拉的延續

艾森豪之後，甘迺迪總統任命福特汽車總裁羅伯特•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為國防部長。他在1961年至1968年間，幾乎橫跨甘迺迪與詹森兩位總統的完整任期，成為美國史上任期最久的國防部長，離開五角大廈之後，擔任世界銀行總裁長達13年之久。

麥納瑪拉以其強大的分析能力與管理專長，在越戰期間對美國國防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但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在越戰的前期，麥納瑪拉曾以系統分析做出戰勝的推論，而無視於多謀善斷的軍事實戰經驗，晚年在回憶錄中，以「我們錯了，錯的離譜(We were wrong, terribly wrong)」表達對升高越戰的後悔。

政商關係的紅線

到了尼克森總統任內，他多次任用私人摯友與企業家擔任政府職位，卻因利益衝突問題引發不少麻煩，最終動搖了其政府的信譽。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國家領導人在選任企業家進入政府時，需要慎重考量。企業家通常在私營領域有卓越成就，但公共政策、商業利益與私人需求之間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一旦跨越這條紅線，可能對民主治理和國家發展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