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I時代，資料中心的電力需求已經進入到GW等級，1GW資料中心每年用電需求約80億度，約等於80萬個美國家庭的電力需求。不僅止於此，OpenAI正在規劃一個10GW超級資料中心，其電力需求(800億度電/年)，遠大於先進半導體製程的電力需求。這就是美國AI巨擘正在尋求核電的主要原因。 去年，台積電全年用電量約230億度電，卻掌握9成以上的先進製程全球市占率。目前，台積電正積極規劃1奈米先進製程FAB，每一座工廠的用電規模約250MW，每年用電量約20億度。 未來五到十年，台積電要保持全球領先的地位，用電需求將會倍增成長，每年的電力需求至少460億度。因此，如何台積電如何在2040年兌現RE100的承諾，達到完全使用綠電的目標，將會是台積電最大的挑戰。 在現階段，台灣再生態源占比約10%，每年約有300億度的綠電。如果再生能源可以提升到35%，每年就有1,000億度的綠電。台電如何將綠電輸送到用戶端將是再生能源併網的最重大的任務。 在發展核電社會爭議大，建廠時程緩不濟急，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應該是台灣以綠電支持台積電或半導體產業的僅有機會。反之，大幅度增設燃氣機組與國家能源轉型的計畫目標背道而馳。

  文/林健正 輝達（NVIDIA）進駐北士科T17、T18的案子，眼看卻卡關。據悉，新光人壽若以「新新併」為由，主張變更T17、T18的地上權主體，台北市政府將不予同意，甚至可能強制解約。 新光人壽表示，若市府強迫解約，將尋求法律救濟。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也說，若雙方最終解約，市府將要求收回地上權；倘若新壽不願配合，市府也將提告。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北士科的地上權合約並非新光人壽與市府間唯一的契約。新壽與政府部門、民間企業之間尚有無數其他商業合作。若市府以此案為例行前例，那麼其他與新光人壽合作的單位，是否也能「比照辦理」？這將造成極大的制度風險與市場不安。 地上權制度的設計本意，在於活化公有土地、引入民間資金，共創城市與產業發展的契機。若政府因政治壓力或外部輿論而動搖契約基礎，不僅破壞了誠信，也會讓市場對公部門的穩定性產生疑慮。這樣的後果，將遠超過一宗開發案的得失。 倘若市府以「新新併」為理由，與新光人壽解除北士科地上權契約，這恐怕是最不明智、也最難以令人信服的決定。原本一件有助產業升級與城市發展的好事，為何會演變成如此僵局？ 看起來就像台語所說的「好好鱟刣甲屎那流」，一件事情明明有條理可循，做事卻不得要領，最後弄得一團糟，這正是行政系統缺乏統籌與智慧時的典型寫照，大家的出發點或許良善，卻因程序錯亂，讓原本可以創造雙贏的局面變成兩敗俱傷。 儒家文化有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許多台灣人至今仍深信這樣的倫理準則，也影響了社會的整體觀感。 若市府果真如此行事，輿論勢必質疑，輝達是否橫刀奪愛、與市府聯手欺負新光人壽？這樣一來，輝達愛這一塊地，豈不是「取之不以其道」，而陷於不義之地，如此的合作關係，又如何能讓人心安理得？ 話說回來，新光人壽取得地上權在先，輝達選址在後，市政府當然可以嘗試居中協調、兼顧雙方利益。若情況過於複雜，協調有困難，市府就應該當機立斷，替輝達另覓適當基地。 比起在媒體上放話，或者以法律訴訟和對抗解決問題，維護制度的信任與市場的信心才是市府最大的責任。這一個案子的成敗，攸關著政府治理的格局與城市誠信的底線。

  截至今年7月底，中國山東再生能源裝機達1.2324億瓩(123GW)，其中太陽能裝機9130萬瓩(91.3GW)，風電裝機2749萬瓩(27.49GW)，公用電網綠電占比40％，再生能源已成為山東新增電源裝機和新增發電量的主體。 中國已成為再生能源大國。而台灣的再生能源被污名化，併網數屋頂型8GW、地面型4GW；美國川普還在走回頭路，推動化石能源及傳統核電。 中國能源轉型的規模全球獨占鰲頭，同時也是再生能源的輸出大國。講到這一點，很多人以為那些太陽光電都設在沙漠，那是媒體報導造成錯誤的觀念。 其實中國山東和台灣一樣多山，面積和人口分別是台灣的4.3倍、人口密度相差無幾、人均GDP約台灣的一半。台灣的政黨惡鬥，再生能源也成為祭品。

  文/林健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台南市樹谷園區產業協進會秘書長） 從台灣近期的幾項關鍵數據來看，一個嚴峻的社會現實正浮現：年輕人的居住困境，已成為影響國家未來發展的核心問題。當房價所得比居高不下、青年住宅自有率與全國平均值有巨大落差，甚至連帶影響生育率時，政府若不積極介入，這個問題恐將演變成拖垮台灣經濟與社會穩定的隱憂。 數據呈現的危機 首先，讓我們檢視幾項關鍵數字，包括房價所得比、青年住宅自有率以及生育率等。 首先，2024年房價所得比高達10.8倍，這意味著一般家庭需要不吃不喝近11年才能買得起房。這不僅遠超過國際上公認的合理範圍（3至5倍），更顯示房價與薪資的脫鉤已到臨界點。 其次青年住宅自有率僅約20%，遠低於全國平均84%，這個高達64個百分點的落差，直接揭示了年輕人與中高齡世代在財富與居住條件上的巨大鴻溝。當多數年輕人仍在租屋市場掙扎時，他們如何能安心規劃人生？ 再者，2023年我國的生育率跌至0.87人，遠低於人口替換水準之2.1人。不及維持人低生育率的成因複雜，但高昂的房價與居住壓力，無疑是其中最關鍵的推手。當年輕人連安穩的住所都難以擁有，成家與生子的意願自然會大幅降低。 這些數據彼此互為因果，構成了一個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高房價與高租金壓迫年輕人的經濟，使其購屋能力與意願降低，進而導致成家與生育的猶豫，最終影響到國家的未來人口結構與產業人才穩定性。 青年合宜住宅：破局的關鍵 面對如此困境，僅僅靠市場機制已無法解決。政府必須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青年合宜住宅」正是破除困局的一帖猛藥。此方案的核心精神是政府直接興建住宅，提供年輕家庭可負擔的住房，讓居住回歸其基本價值，而非被視為投機炒作的工具。 過去，政府曾透過國宅政策、眷村改建、軍公教輔建等方式，直接興建大量住宅。雖然部分承購戶轉手套利的現象引發爭議，但也正突顯出興建成本與建商售價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這些經驗證明，政府若能直接興建，不僅能夠健全房屋市場，適量的住宅庫存量更能對市場房價產生制衡作用，達到穩定房價的政策目標。 相較於透過提高利率及限貸等金融手段，政府直接興建住宅更能精準地達到政策目的並減少副作用。金融手段雖然能抑制房市，但往往會傷害到無辜的首購族，使其購屋門檻更高。然而，政府直接興建則能同時掌握房價與通路，決定要賣給誰以及誰可以買，精準地將資源分配給最需要幫助的年輕家庭。 確保政策公平性 任何好的政策都需有嚴謹的防弊機制，以避免資源被濫用。為確保「青年合宜住宅」能真正幫助到有需要的年輕人，其首要在於嚴格的申請資格，設定明確的年齡、家庭所得、首購資格等門檻，優先提供給35歲以下結婚生子無自用住宅的年輕夫婦，確保資源分配給最需要的群體。 其次，有必要延長所有權閉鎖期，規定承購人在一定年限內（例如10-15年）不得轉售。若因特殊原因必須轉售，政府應有優先以原價回購的權利，杜絕投機者從中牟利。 總結而言，解決青年住宅問題不僅是居住正義的體現，更是維繫社會穩定與國家發展的關鍵。相較於治標不治本的新青年房屋貸款措施，政府應大刀闊斧推動「青年合宜住宅」，並輔以完善的防弊機制。此舉不僅能為年輕人打開一扇希望之窗，更能從根本上扭轉困局，為台灣的未來奠定堅實的基礎。  

  文/林健正 這次大罷免為台灣的公民運動開啟了新篇章。這不只是一場政治事件，更是台灣社會凝聚共識、走向更成熟民主的重要一步。 團結守護台灣 公民運動必須展現更大的包容力，聯合所有可能的社會力量。其終極目標在於反共護台，建立永續自由民主的家園。 這次「正藍軍」的挺身而出，同樣是為了捍衛台灣的自由民主體制。這股「健康藍」的力量，只要堅定反共，就不可能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不會出現本土派擔憂的「吃裡扒外」情況。 事實上，本土派與「健康藍」完全可以攜手合作，共同守護台灣，這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具有正面意義。 健康的競合與社會進步 台灣社會存在藍綠、統獨的多元聲音，這是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將這些差異導向健康的競合關係，進而促進台灣社會的進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年輕世代普遍具有「天然獨」的觀念，而老一輩的思維也會隨著時間推移。多給予對方情感上的尊重，往往能換來對方的回饋，讓社會朝向和諧發展，最終受益的必然是台灣。 政黨政治的願景 在政黨層面，國民黨內部應鼓勵次級團體的形成，呈現多元的意見，這不僅對國民黨自身有益，也能為台灣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就像過去的集思會和新國民黨連線一樣。同樣地，民進黨內部也應該允許次級團體存在理念之爭。 展望未來，台灣的政黨政治應以台灣為優先，形成兩個具有競合關係的民主政黨：「中華民國派」與「台灣主權獨立派」。政黨輪替就像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這或許是最務實的想法，能讓台灣社會在共同的目標下，凝聚最大共識，共同迎接挑戰。

  文/林健正 從「公民覺醒」看到台灣的希望，每一位年輕人，不同於傳統的政治人物，有清晰的社會價值觀，出於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愛。 許多陌生的年輕面孔，有流利的口才，清新的形象，表達台灣的主體性，用堅定的語言，拒絕中共以及親共的政治人物。 這一股氣勢會影響台灣未來十年的發展，正如過去的野百合、太陽花以及青鳥運動那樣。世代交替一棒接著一棒，深化台灣的民主。 當老一輩還糾結在藍綠對立及統獨情結，傳播黨同伐異的仇恨感情緒時，我們看到一群正在講道理，訴求對台灣這個國家的支持。 朱立倫可能輕視了這一次公民覺醒的力量，低估對國民黨的衝擊。在面對大罷免時，一直把「公民覺醒」扭曲為民進黨不服輸，而錯失了本身反省檢討的機會。

  文/林健正 最近關心台灣、新加坡以及日本這三個國家的法律面對懲治政府官員的貪腐，新加坡對貪官污吏的刑罰最輕，貪官坐牢可能一、兩年就可以出獄，但是政治廉潔度也最高。 在另一方面，當今全球對貪腐司法處罰最嚴害的應該就是我們的鄰國，貪污罪可以判處死刑、死緩、終身坐牢，但是中國也是貪污情況最嚴重的國家。 這項觀察凸顯出一個重要事實，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嚴厲程度與實際的廉潔程度之間，並非簡單的線性關係。 影響一個國家廉潔度的因素遠不止於刑罰的輕重，還包括： * 健全的法治體系： 法律的有效執行比其嚴苛程度更為關鍵。這包括獨立的司法機關、透明的審判程序以及對權力的有效制衡。 * 預防機制： 完善的預防機制，如明確的行為準則、利益衝突申報、資產公示制度、嚴格的財務審計以及公開透明的政府採購流程，能有效降低貪腐發生的機會。 * 公民社會的監督： 媒體的自由監督、公民社會組織的活躍以及民眾的舉報意願，都能對政府官員形成有效的外部制約。 * 政治意願與領導力： 執政者對反貪腐的堅定政治意願和領導力，是推動廉政建設的關鍵。 * 文化與道德規範： 社會對貪腐的零容忍態度和普遍的道德自律，能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 雖然新加坡的刑罰可能不比某些國家嚴苛，但其執法效率高，貪腐行為被發現後幾乎難逃法律制裁。所謂「立法從寬、執法從嚴」就是這樣的道理，貪污枉法的人很難有僥倖的情況。 新加坡也同時建立了高度透明的行政體系，並對公務員的行為進行嚴格監督和問責。政府官員很難在強光透視之下，在暗箱裡做見不得人的事。 反之，中國貪腐問題出自權力過度集中，缺乏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容易滋生「一把手」貪腐。法治也不夠健全，司法獨立性受限，存在人治色彩，有權力的人一念之間可以決定重大的投資利益，而司法碰到大官會轉彎。 自古以來，權力的充滿了對人性的誘惑。當有權力的人權力不受節制、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媒體監督的情況之下，官場就變成貪腐的溫床，橫生出許多的貪腐事件。在中國，習近平推動反腐運動，許多人頭落地，但是治標不治本，難以形成廉潔的社會文化。 廉潔本是官場基本準則，公務員人人本當如此，不需要被褒揚。當我們在歌頌官員廉潔時，它也同時映照普遍不廉潔的另一面。

文/林健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 簡報架構總覽 1. 問題意識與歷史回顧 2. 現行政策檢討與國際比較 3. 實務困境與制度失靈 4. 解決方案與政策建言 5. 結論 6. 參考文獻 7. 討論引導／Q&A 問題意識 高房價使年輕人負擔不起，中產階級也逐漸負擔不起。「租者恆租、買者買不起」已成現實困境，社會住宅不能只是讓青年與弱勢延長租屋貧窮的時間，而應是幫助他們累積資產、邁向自立。如果無法有效地調控抑房價，讓房價節節上漲，有錢的人買得起房屋，沒有錢的人更買不起房屋，沒有錢的人付房租給有錢人房租，房租隨著房價上漲，房東的資產愈來愈多，房客的負擔愈來愈沈重，造成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住宅政策大轉彎 住者有其屋 → 社會住宅 既然買不起住宅，就由政府興建社會住宅租給你，結果還是買不起住房。不變的硬道理：住宅是社會財，政府有責任滿足國民基本的居住與生活環境的需求。 租房 vs 租貸 房租是生活費用的支出，屬於消費財，房租藉房價及通膨而上漲，負擔愈來愈重。房貸是定期定額的儲蓄，負擔愈來愈輕鬆，並可以轉換為資產，「以房養老」是社會保險以安全體系的一個重要環節。通常房租與房貸有一個黃金交叉，在那時間點之後，房貸低於房租，形同房客在替房東繳交房貸，而產生「租不如買」的情況。 類社會住宅 廣義的出租國民住宅應包括各機關學校、國營事業員工宿舍及國防部眷村的宿舍，這些公家的宿舍是 用以照顧特定對象而非以全民為受益對象的「類社會住宅」。實施成效如何？政府使用人民的納稅錢，製造更大的不公平。 國民住宅政策(1/2) 1955年，「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開始運作，主要任務在於興建中央新村及中央行政機關公務員的住宅問題。1975年，政府訂頒「國民住宅條例」，國民住宅的定義為「由政府機關興建，用以出售或出租與軍、公、教人員家庭之住宅。」 國民住宅政策(2/2) 1982年立法院修正《國民住宅條例》，重新將國民住宅重新定義為「由政府計劃興建，用以出售、出租或貸款自建供收入較低家庭居住之住宅」。新增項目包括：獎勵民間興建國民住宅，或者由人民自行購置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貸款，且由政府補貼部分貸款利息之住宅。 無殻蝸牛運動 1989年，台灣的住宅市場供應不足，導致房價飆漲，掀起無殼蝸牛運動，抗議群眾夜宿忠孝東路。行政院決定擴大興建國民住宅，並開發淡海及橋頭新市鎮，提高住宅的供給。同時，李登輝總統指示台糖配合興建6萬元/坪的勞工住宅。 國宅滯銷 1990年代，國民住宅滯銷，癥結在於申購條件限制過於嚴格(限中低收入家庭)，設計及施工品質不如市場上的商品住宅。國民住宅的售價反映建造成本，對市場上的商品住宅造成制衡的作用，國民住宅與建商住宅價差有限。 新自由主義思潮 1999年底，政府決定停止興辦國民住宅，從此商品住宅失去國民住宅的制衡，房價像是脫韁的野馬，而政府打房政策像是拔掉大牙的老虎。2010年代以後，房價蠢蠢欲動，累積上漲的能量，造成很大的民怨，對政府形成很大的壓力。 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 新青安政策，由政府補貼貸款利息，給予5年償還本金的寬限期，延長貸款期限為40年等，這項政策頗受年輕人的歡迎，滿足年輕人購屋的願望。自2023年8月上路至2024年5月止，新青安房貸累計撥貸57,980件、撥貸金額達4,281.3億元。為房市帶來了一波新的買氣，房價仍然狂飆不已。政府一邊鼓勵買房補貼利息，一邊又限貸打房，結果造成價格居高不下，反而對首購族形成加倍壓力。 國宅政策檢討 從1976年至1999年期間，政府曾規劃要興建至少114萬戶的國民住宅，相關計畫洋洋灑灑，然而，政策執行不力，加上土地取得困難，根據營建署統計資料，歷年由政府直接興建之國宅約174,891戶 ，計畫與執行之間落差相當的懸殊。相形之下，迄今新加坡在1959年脫離英國統治後，興建超過100萬戶的公共組屋，瑞典政府在1965-1975年期間完成興建100萬戶的公共住宅，在冷戰時期的西德政府興建超過1,000萬戶的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政策 2011年，「住宅法」通過後，社會住宅開始上路，由於起步晚，規模遠遠落後先進國家，經驗顯示政府興建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並無助房價的調控。（2015年廢止國民住宅條例！）2012年起，數度修訂「平均地權條例」，試圖遏止房市投機，厲行實價登錄、房地合一稅，限制換約轉售，解約申報須登錄，重罰炒 作行為等諸多措施，然而事後均證明打房政策總是雷聲大雨點小，並無助於政策目的之達成。 蔡英文：社會住宅政策（2016-2024) 2017年，啟動8年20萬戶社會住宅政策目標，前四年採「中央補助，地方推動」模式。在2021年進入「中央主導，地方推動」模式，分成兩類直接興建 與 包租代管。 ⚫ 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預計達標完成12萬戶(實際完工啟用低於3萬戶)，並規劃社福、幼托和青創等338處公益性設施。 ⚫ 包租代管社會住宅 累計媒合8.9萬戶，弱勢家戶佔比48%，超過住宅法所訂的比率(30%)。 社會住宅政策檢討 截至2024年7月為止，全國所有住宅總量約 9,153,650 戶，由政府直接興建的社會住宅與整體住宅存量相比仍相對偏低。 ⚫ 蔡政府在「8 年...

    在鎮瀾宮的殿宇系統中，有一處遊客較少注意，卻極具歷史深度的空間——祿位廳。這裡供奉歷代住持僧侶、建廟功德主與在地信士的蓮座牌位，記錄宗教變遷與族群互動的歷史。 佛教主持與臨濟宗傳承 雖然鎮瀾宮以媽祖為主神，信仰系統屬於道教或民間信仰，但其創建初期及百餘年間，實際由佛教臨濟宗系統的僧侶主持管理。這在18至19世紀的台灣並不罕見，反映出當時寺廟治理制度的佛教化傾向。 從祿位廳供奉的木刻神主牌位可知，第一代住持為若清湛禪師，其後歷代住持共七代，皆有具名列祀，也顯示當初比丘淇滿嚴的貢獻，這些僧人來自佛教臨濟正宗，遵守清規戒律，兼容佛法與媽祖信仰，主持廟務、弘法布教，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廟宇運作模式。 有一座標題為「西天中土歷代祖師生蓮位」的神主牌位，記載自西天傳入漢地的佛教祖師傳承，並延續至鎮瀾宮的主持系統，展現一條清晰的弘法脈絡。 巧化龍長生祿位 在祿位廳中，另一座重要牌位，來自鎮瀾宮創建時捐地建廟的功德主大甲西社平埔族道卡斯人巧化龍。雍正八年（1730年），巧化龍捐出祖傳土地作為建廟基地，廟方特為其立「功德業主巧府諱化龍長生祿位」之神主蓮座，以誌其功。 這座祿位牌位至今仍供奉於蓮座之上，彰顯廟方對其功德的感念，也象徵信仰場域與土地倫理的連結，宗教記憶是一種空間正義與歷史延續。 平埔族遷徙 根據歷史記載，清朝中葉（約180年前），原居於大甲雙寮與日南地區的道卡斯族人，因清政府「撫番就熟」政策，集體被遷徙至南投埔里一帶內山地區。 這段族群遷徙史雖見於官方與族群文獻中，但鎮瀾宮祿位廳內的巧化龍祿位，則成為這段族群歷史在空間上的罕見物證，也成為族群文化轉移與記憶持續的具體象徵。

  這尊新雕刻完成的玉石媽祖神像置於側殿(父母殿)，並且背後有積慶公及積慶夫人，同時還留有彩帶。 大甲鎮瀾宮的側殿通常指聖父母殿、觀音殿、神農殿、伽藍殿、地藏殿或太歲殿等配殿區域。 那天的導覽說，這是信徒供獻的玉石雕刻而成，那顆玉石共雕刻兩尊，另外一尊放莆田的天后宮。兩尊大小稍有不同，大的在莆田，小的在鎮瀾宮。大的玉石有瑕疵。鎮瀾宮這一尊反而是沒有瑕疵的媽祖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