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台灣病？還是新加坡解方？從匯率、低薪與缺工談台灣真正的結構困境

文/高登信

近日《經濟學人》以「Taiwan Disease（台灣病）」為封面主題，指出台灣長年貿易順差龐大、外匯存底節節上升，台幣卻長期被低估，甚至依大麥克指數推算低估幅度高達五成以上，認為台灣應讓匯率緩步升值，否則將不利經濟長期發展。此論一出，台灣社會議論紛紛，情緒性反應不少，但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憤怒，而是：台灣與新加坡，為何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路？

同樣是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新加坡的選擇恰恰與台灣相反。新加坡長期容許幣值偏強，以升值抑制通膨、倒逼產業升級，搭配高度彈性的外勞與移民政策，確保勞動力與內需穩定成長；而台灣則是長期壓抑匯率、壓低工資、壓住物價，試圖靠「低成本優勢」維持製造業競爭力，這正是台灣今日低薪、高房價、缺工嚴重的根源。

台灣不是賺不到錢，而是「賺得到外匯，卻留不住民生紅利」。台灣貿易順差長年名列前茅，但人民實質薪資近二十年幾乎停滯；股市與房市大漲，卻與多數年輕世代無緣。政府一方面透過水、電、油與健保補貼壓低民生通膨，表面穩定物價；另一方面卻讓資金集中炒作資產，房價節節攀升，住房貸款餘額已突破十四兆元，金融風險正在悄悄累積。相較之下，新加坡政府則是以高薪、高匯率、高效率為國家發展目標，房市嚴格控管投機，青年購屋與貧富差距遠比台灣可控。

再從缺工與外勞政策來看，台灣至今仍陷在「怕外勞搶本勞工作」的舊迷思中，結果就是產業缺工嚴重，卻不敢大幅開放，只好默許逃逸外勞黑市化，形成制度性失控；新加坡則是坦然面對現實：哪些工作本地人不願做，就正規引進外勞，同時搭配高階人才移民政策，拉高整體勞動生產力與薪資水準。結果是，新加坡工資能隨經濟成長同步上升，台灣卻陷在「低薪救出口」的惡性循環。

至於匯率問題，《經濟學人》固然忽略了地緣政治與美中科技戰的現實脈絡。台灣在半導體與高階製造供應鏈中扮演美國關鍵夥伴角色，美方短期內不會對台幣升值施加強大壓力，這是現實。但問題在於：即便沒有外力逼迫，台灣自己是否也該反思，是否仍要繼續用低薪、低匯率支撐出口？

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真正可長可久的競爭力，不是壓低工資，而是靠高附加價值產業、高效率政府與高人才密度。台灣今日的問題，不是「台灣病」，而是「不敢轉型病」——明知模式老化，卻遲遲不敢下決心調整。

與其爭辯台幣該不該升值，不如正視更根本的問題：台灣是否願意走向新加坡式的高薪、高匯率、高產值發展路線？還是繼續停留在低薪、缺工、房價高漲、年輕世代無力翻身的結構困局？

若政府真心想讓人民「有感受惠」，與其寄望匯率緩升，不如加速社會住宅、鬆綁外勞制度、引導資金投入實體產業、全面拉高工資結構。這才是台灣邁向健康經濟體的真正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