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從「金龍」到「土龍」：李登輝與台拓地的歷史遺緒

─台拓會社不僅是殖民拓墾的工具，其土地處分與政權更替，深深影響著戰後台灣農民的命運。

文／李文焻

台拓地，李故總統登輝非常清楚。

我同事曾以戲謔的語氣說，我先父名叫「李員龍」，是「土龍」；而李登輝總統的父親名叫「李金龍」，是「金龍」。五行之中金木水火土，金為首，土居末，這樣一比較，似乎也隱喻了兩位李姓父親在時代洪流中的階級落差。

這並非無的放矢的玩笑。當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審視日治時期的土地制度與戰後的延續關係，會發現這些「龍」之間的差異，恰恰折射出一段台灣土地與政權錯綜複雜的歷史。

台拓會社與殖民資本的南進平台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簡稱「台拓」）是日治時期由日本政府主導設立的殖民拓墾機構，其目的是以台灣為前哨，向南洋地區拓殖經濟勢力。根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於民國87年的資料，台拓會社自身擁有良田15,000餘公頃，稱為「社有地」；另有14,000餘公頃由台灣總督府陸續撥交的公有荒蕪地，雖供其開發，但未轉移所有權，稱為「事業地」。這兩者合稱為「台拓地」。

這些土地絕非荒地，實際上多由台灣農民在極端艱困的環境中長年開墾，灌溉造林，投入心血，卻始終無法擁有完整的產權。

轉型正義缺席：戰後的接收與租約

據我父親李員龍生前的敘述，在日本戰爭末期，除徵召台灣役男外，還要求尚有壯丁的家庭每日挑米送菜，供應日本軍隊炊事之用；即所謂「奉工」。為此，日本官方曾口頭允諾，若戰後情勢許可，農民可將所開墾之「荒蕪地」登記為個人所有。

然而，隨著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戰局急遽崩解，這些轉換為所有權的程序未及完成。國民政府於1949年撤退來台，旋即接收包括台拓地在內的大量殖民資產。這些原本有望實現地主夢的土地，瞬間成為「國有」，而當地的農民則被迫接受「租地造林」制度，在無產權保障下繼續耕作，甚至需繳納租金。

歷史幽默背後的深層結構

「金龍」、「土龍」的戲言，也許是無心的調侃，但也許是歷史結構的縮影。李登輝的家世背景與教育歷程，使他得以站上歷史舞台，成為象徵國族轉型的關鍵人物；而我父親，以及無數像他一樣的基層農民，則在政權轉移與制度未完備中，默默失去了對土地的正當主張與歷史定位。

這不是單一家庭的故事，而是台灣農村社會千千萬萬個農民共同面對的命運。

結語：土地正義仍待補課

民國79年李前總統登輝專案指示原同屬台中縣（現合併台中市）太平示範林場之國有地專案辦理公地放領，直至民國105年3月23日全部辦理完成；而東勢、新社、和平…民國59年辦理公地放領因機關誤編及其它因素未能適時放領的土地；分別於89年再通知列入放領；民國91年陳前總統水扁上台，以天災地震為藉口，關閉公地放領大門，與前者竟然有如此天壤之別的待遇！

在轉型正義不斷被討論的今天，對於殖民遺產的繼承與處置，我們仍需更深層次的檢視。那些曾為台灣土地奮鬥一生的農民，他們的努力與犧牲不該被遺忘。

當我們談論國土財政、談論森林政策與國有地管理時，是否能回頭看見，那些在歷史夾縫中無聲流失的「土龍」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