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飛越台灣的杜鵑窩：我與陳永興醫師的互動歲月

文/林恆立

「但我試了，不是嗎？至少我去試了！（But I tried, didn’t I? Goddamnit, at least I did that.）」
電影《飛越杜鵑窩》裡這句近乎絕望的嘶吼，是陳永興醫師一生的寫照，也是我們那一代醫學生集體的靈魂啟蒙。

一、 那夜的幻燈片與碧山巖的風

1977年，台灣精神醫療正處於龍發堂爭議的火線。那年，年輕的陳永興醫師展開全台精神醫療院所普查。那時的我，還只是台大醫學院裡懵懂的大五學生，在學長引路下踏進陳醫師的住處。
陳醫師拉上窗簾，黑暗中打出的幻燈片殘酷無比——那是鐵籠、鐵鍊，與被文明社會遺忘的病患幽靈。陳醫師激動地說：「我不只醫人，也醫心，更醫這個社會和國家。」那一夜的震撼，成了我們一輩子情誼的起點。
1983年，陳醫師接任《台灣文藝》社長，為了推廣台灣文學，身為醫師的他竟親自到台大校門口擺地攤。那個彎腰的身影，像火柴般點燃了我們。臨床課業再重，我也決心動員台大、北醫、中山、高醫的朋友，秘密在內湖碧山巖金龍寺舉辦「台灣文藝青年文學營」。
我們在吳濁流「應知塵世炎威甚，何不為霖濟大千」的碑文旁聽課辯證，進行集體的精神突圍。回到學校後，雖然迎來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的「關切」，但我們年輕得不懂害怕，只覺得那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二、 從後山選戰到港都的拳頭

1980年代末，陳醫師從加州柏克萊大學學成歸國，隨即與鄭南榕、李勝雄律師共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站在最前線撕開歷史禁忌。
到了1990年代，台灣政治激盪。1993年，陳醫師代表民進黨參選花蓮縣長。在那個開疆闢土的艱難年代，我們這群老友義無反顧組成助選團奔赴後山，在太平洋的大風中為他搖旗吶喊，最終在政治沙漠中劈開四萬五千票的高票。
後來，他受邀出任高雄市衛生局長。在那個黑金盤踞的年代，他因悍然拒絕不法關說，在辦公室遭到暴力毆打。當時我在台中擔任阿米巴社召集人，心疼之餘，立刻邀請他到台中演講「地方衛生行政問題」。站在台上的他，眼神依舊澄澈，像個冷靜的臨床醫師，將體制的結構性腐敗一刀刀解剖給大眾看。
1999年，陳醫師榮獲第八屆賴和獎醫療服務獎。他用大半輩子的孤勇，實踐了如同賴和精神般的「以醫者之心，履社會之義」。

三、 羅東的圓滿，與戰友的終章

時光流轉，2004年後，我成為「台灣中社」的核心幹部，與本土社團一同圍繞在李登輝前總統身邊為台灣發聲。此時的我們，已從當年的追隨者，成長為與學長並肩抗衡時代巨浪的戰友。
2009年，陳醫師出任羅東聖母醫院院長，回到了他年輕時理想主義的啟蒙地。他推動興建老人醫療大樓，款項一達標便請大眾將捐款轉給更需要的偏鄉。2012年，我帶著台中市醫師公會美展聯誼社的作品赴羅東聯展，我們這群中部的醫師戰友，也一同為那棟大樓獻上了捐款。
近年，他接任門諾基金會董事長奉獻偏鄉長照，並創辦《民報》，多次奔走台中請我協助號召中部醫界幫忙。
去年大罷免戰役時，年逾古稀的他與站在中台灣核心的我，再度拿起電話隔空呼應，號召朋友試圖為台灣守住防線。結果，功虧一簣。
宣布結果的那晚，我坐在診間裡，心中有一點遺憾，卻毫無後悔。
回首這條綿延近五十年的戰友之路，我們未必每一次都是贏家。但正如《飛越杜鵑窩》裡的那句台詞，是陳永興醫師與我們這一代人對這座島嶼最深情的告白：
「但我試了，不是嗎？至少我去試了！Goddamnit, at least I did that.」
在台灣從黑暗走向微光的歷史裡，我們真實地活過、熱烈地愛過。至少我們，真的去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