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誰說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是18世紀從法國發展的藝術、文學和文化運動，形式上它強調對古希臘、古羅馬風格的復興和模仿，但骨子裡完全是對政治理想的浪漫主義者。

1789年5月的三級會議中爆發法國大革命，第三等級的民眾發表「網球場宣言」，7月14日攻佔巴士底監獄，8月26日頒布「人權宣言」。過去傳統君主制度的階層觀念、貴族以及天主教會統治制度被自由、平等、博愛等原則取代。

新古典主義畫派的奠基者路易·大衛（Louis David 1748—1825），處在這一真理與正義爭執的動盪歲月，創造新時代藝術思潮，也是政治理想「邪惡與正義」抉擇的開創者。

台灣藝術家無論是表演藝術、繪畫藝術、音樂藝術，能為台灣獨立建國、民主自由政治理想而奮鬥的幾乎是鳳毛麟角，原因在於功利主義的被殖民意識，僅知為著個人藝術功名利祿，所以產出一窩蜂「舔共藝人」，不惜屈膝於邪惡的共產主義極權中國。

在繪畫藝術方面，1987年兩岸恢復交流往來之後，台灣水墨畫家到中國朝聖者有如過江之鯽，藉著共同的文化藝術語言在中國吃香喝辣，無產階級革命黨徒奉之為上賓，因為水墨畫的故鄉在中國，為統戰盡一份心力。與如今的舔共藝人前後「交輝呼應」。

相較於法國新古典主義藝術家大衛，即使在自己的祖國，只因時代啟蒙激起有志之士的理想主義，一起胼手胝足，他活躍於法國大革命之中，為正義而陷入凶險之境。大衛在1789年的素描《網球場宣言》作品，畫的是576名代表簽署誓言，向世人表明政治權利屬於人民及其代表，而非君主，是一次革命性行動。此後5年間，畫中不少人上了斷頭台，大衛自己也因此入獄。

新古典主義藝術風格，大衛除了描繪當時所發生的政治事件的創作之外，古希臘、羅馬歷史故事是他最崇尚的主題，但大衛並非單純為歷史而歷史，而是借古喻今，希望透過畫作陳述一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偉大時代」。

1793年創作《馬拉之死》，將馬拉描繪成為革命而獻身的「殉道者」，畫家曾在馬拉死後前往其住所，看到了當時確實存在的一些事物，例如綠色的圍毯、馬拉手握的紙張以及筆；馬拉手上的信，是柯黛兒誘騙刺死馬拉的證明。馬拉死時幾乎一無所有！

新古典主義的創造者大衛相信，理想的本質是連結於比時代、歷史更大的永恆，是值得傾其一生追尋真正的答案，唯有這種信念，才不致讓永無止盡的追尋最後落於「薛西弗斯式」的虛無。

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同樣需要堅持、相信真理與正義爭執，在動盪歲月裡真理依然超乎一切而不致落空，不知台灣的藝術家有否這樣的胸次？

1815年滑鐵盧戰役後，波旁王朝復辟，大衛逃亡到布魯塞爾依附他的學生。當時法國曾釋出善意只要大衛認罪，就同意他返回家園，但他拒絕了；他堅持理想一直流亡在外，到死前沒有祈求過法國的原諒。1825年在布魯塞爾去世，他的心臟單獨運回巴黎，埋葬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他依然屬於法國人的榮耀。

台灣政治環境的特殊性是世界絕無僅有，不是統獨、藍綠鬥爭、意識形態假象的問題，而是「真理正義與邪惡」糾葛的問題，其嚴重性，牽動整個台灣人神經思維、心性義理的扭曲。罪魁禍首正是逃亡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

藝術家具有敏銳情感觸覺，是站在人類思考的前沿，台灣藝術家被淹沒在扭曲的政治社會環境之下，遮蔽正義與邪惡的辨識能力，屬於台灣的藝術家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