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清醒式支持」的回望—-評陳水扁近期演講的六個邏輯謬誤

文/楊斯棓

前總統陳水扁擔任台北市議員（我一歲）、參選台南縣長（我六歲）時，我無法躬逢其盛。

但陳水扁當吳淑珍的影子立委跟立委時，我已開始剪報，研究這個政壇奇蹟。

陳水扁選台北市長、參選連任、參選總統、參選連任，我跑遍無數場合力挺他。

即使如此，在他總統任內，我仍會在自由時報或其他媒體投書批評他。

我稱這是一種「保持清醒式的支持」。近期他睽違17年的公開演講，雖以民主包容為主軸，細究其論述，卻不難發現其中隱含著數種邏輯上的謬誤。

陳水扁當總統跟賴清德當總統，有一個最大的客觀條件不同：總統與立委是否同時改選。

陳水扁當總統時，立委沒有同時改選。
賴清德當總統時，立委是同時改選的。

陳水扁兩千年當上總統時，泛藍立委極盡一切可能抵制他，連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僑選立委關沃暖，也在立法院整天高聲吶喊：「罷免阿扁」
（註：關沃暖被控擔任兩屆立委期間，涉嫌以七個人頭掛名幕僚詐領公費助理薪資五百六十八萬餘元，台北地檢署，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罪嫌將他起訴，具體求刑十二年，併科罰金三百萬元，另須追繳詐領不法所得。）

隔年2001年，適逢國會選舉，當時的民意較支持要放手讓他做，選票大反撲，譬如民進黨籍的鄭余鎮舉著「鎮國元帥」的大旗，都輕鬆拿到近七萬票。

2001年底既定的國會選舉，像極了天上掉下來的「國會全面改選」，新民意讓民進黨席次大進補（從第四屆70席增至第五屆泛綠合計破百席），讓陳水扁更有本錢執政。（第四屆、第五屆立委總數均為225人）

昨天他的演講，我看相關報導，就想了一下，他的演講內容，有什麼問題？

1. 以偏概全（Hasty Generalization）

論述： 過度倚賴自身執政經驗：陳水扁提及自己在「朝小野大」的情境下，採取相對包容的做法（未清算國軍將領、推動朝野領袖高峰會等），且認為這證明「清算不是最佳解」。

問題： 他忽略了時空或政治情境的巨大差異（例如當時與現今的國會結構、政黨生態、國際局勢皆不同），卻暗示自己當年的經驗能直接套用於現今狀況。單一情境下取得的成功或表面成果，並不足以論證「只要這麼做就必然能成功」。若要證明「清算不是好的策略」，需要更多方案例、歷史經驗或統計數據佐證。

更值得追問的是，如果當時確實有將領涉及通敵等嚴重事證，「不清算」的決定是否是將潛在風險與國安難題延後處理，甚至轉嫁給繼任者？這種選擇性包容的長期代價是什麼？

2. 訴諸權威（Argument from Authority）

論述： 他強調與李登輝的互動，如他演講中所提及的：「2000年我剛當選總統時，姿態很低，就任前2個月，就拜訪了前總統李登輝10次。」

問題： 由於李登輝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有相當影響力，陳水扁此處似乎在透過「李登輝權威」的背書來強化自身（當時採取低姿態、溝通請益）的正當性。然而，李登輝的角色雖重要，但「重要的政治領袖」並不等同於「其建議永遠正確或適用於所有情境」。評估互動成果仍需客觀事實與政策成效，而非僅以「請益過權威」就能保證策略的有效性。

3. 後此謬誤（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論述： 陳水扁談到在他執政時期的某些年份，台灣經濟成長率曾達到 6%，且他強調當時外部也面臨「紅衫軍」動盪等政治衝擊。

問題： 可能暗示「包容態度 → 經濟成長」：雖未明言，但言語中有將包容態度與高成長率的同時出現，視為具因果關係的傾向。然而，經濟成長率受到全球經濟週期（例如當時的科技泡沫後的復甦力道）、科技與產業發展階段、國際貿易情勢、兩岸關係等多重因素的複雜影響。只因「在我執政時期經濟好轉」就認為「是因為包容態度帶來的」，缺乏更全面的因果論證。

4. 虛假二分法（False Dichotomy）

論述： 「清算」vs「對話」的二分：陳水扁在論述中，多次強調他選擇對話而非清算，似乎將政治解決方案簡化成「要嘛是清算，要嘛是對話」。

問題： 忽略其他可能的政策選項：比如更制度性、更長期的政治改革、協商機制的調整、司法改革、轉型正義的法制化程序、第三方調解機制等等，都可能是處理執政黨與在野黨對立的方式。政治運作往往是多面向、多層次的。

5. 訴諸情感（Appeal to Emotion）

論述： 開場即強調自己「17 年沒演講」，表達緊張，並提及「擔心這是（我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講。

問題： 塑造「自我犧牲」或「機會難得」的情境：此舉容易引發聽眾同情或珍惜其發聲機會的情感，而非專注於其政策論點的邏輯性與證據力。演講者若藉由自身處境、情緒等手段，讓聽眾在情感面產生認同，而忽略對實質論點的評估，即屬於訴諸情感。借此可能淡化對其「包容民主」主張是否真正行得通、是否有客觀證據支持的嚴謹討論。

6. 類比謬誤（Faulty Analogy）

論述： 台灣罷免成功 vs. 韓國尹錫悅宣布戒嚴：陳水扁提到，若台灣成功推動大罷免，韓國也可「比照辦理」，甚至暗示尹錫悅（在宣布戒嚴後面臨彈劾下台）可能後悔，認為「何必戒嚴弄到最後還下台」。

問題： 忽略兩國制度、歷史背景差異：韓國與台灣在憲政體制（總統權力、罷免制度）、軍方角色與政治關係、社會對立結構、民意基礎等方面皆不相同，難以用簡單的「比照」來對應。雖然兩者民主化進程常被比較，但若只因「都是民主國家」或「都有政治動盪」就認為某做法能通用，是忽略關鍵差異的不精確類比。

綜合而言，陳水扁的談話雖然看似在提倡「民主應多元包容」的良善價值，但在論述架構中仍可見到部分邏輯推論較為薄弱，或呈現出刻意強化特定觀點的「修辭操作」。

若要更全面地評估他的觀點，需要多方參照歷史事實、統計資料，以及其他不同政治時期的比較案例，才能避免落入上述各種邏輯謬誤。在當前多元分歧的政治環境下，辨識並反思政治人物言談中的邏輯與理據，不僅是對歷史經驗的負責，更是鞏固民主、促進理性對話的必要功課。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情緒動員或權威光環掩蓋了實質問題的探討，真正做到「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