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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
提後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文 / 魯怡君傳道
前言
南加州教會發生慘案
南加州日內瓦長老會教堂在主日會後被一名台裔移民持槍闖入,無差別射殺造成一死五傷,死傷者全為爾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籍僑民。嫌犯殺人的理由懷疑是「對中國和台灣之間的政治緊張局勢不滿」,反對台灣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
死者是陪同母親到教會的52歲台裔醫師鄭達志,他本不是這間教會的會友,因為不久前父親過世,為了陪伴母親才與母親一同參加長老教會的聚會。
死者被打三槍斃命,原因是他試圖撲向兇嫌,制止兇嫌殺人,反遭殺害。人們面對危險的本能反應是逃避,但鄭醫師卻毫不猶豫地撲向兇嫌,試圖阻止兇嫌的殺戮,導致身中三槍,成為此慘案中唯一的死者。但因鄭醫師勇敢的舉動,讓其他人有機會攻擊制伏嫌犯,使得這場悲劇的傷亡沒有繼續擴大。
沒有人希望被犧牲,但鄭醫生的義舉的確使得教會更多會友倖免於難。在危難中仍能替別人設想,這樣的大愛相信是出自信仰上的力量。
疫情進入高峰,人人感到死亡威脅的恐懼
台灣自四月下旬起,染疫人數每天攀升,到5/10已進入一天五萬人染疫,本以為六月初才會破十萬人,沒想到5/19就衝上9萬,離10萬大關僅一步之遙,而衛福部表示高峰還未過去。
雖然絕大多數的染疫者都會康復,但因著媒體的推波助瀾,大家對疫情有著極深的恐懼,對於疫情相關的事物有著非理性的反應。
許多人為了快篩與PCR(核酸檢測),造成了醫療系統沉重的負荷,甚至使得許多急症患者得不到就醫的機會,因此醫界提醒民眾不要為了自己的PCR(核酸檢測)卻攔阻了別人的CPR(心肺復甦術)
還有許多人想藉此發保險財,購買多張保單,趁亂染疫,申請理賠,不但造成保險公司困擾,更增加地方公衛單位的作業負荷。面對嚴峻的疫情,還能想到藉機發財的人,勇氣非比尋常。
母親的疾病 正視與思考死亡
過去兩周,母親惡性腫瘤復發,二度開刀切除
開刀前便血及譫妄,讓家人擔心是癌末。手術後經歷辛苦的復原,死裡逃生。
在陪病過程中,看見母親從鬼門關走一遭讓我思考:人生終究會死亡,對基督徒而言,生死無法選擇,但要如何活著是我們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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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春鴻專欄】生病,人生才開始有故事
叔本華說:「生命的幸福與困厄,不在於降臨的事情本身是苦是樂,而要看人們如何面對這些事情,如何感受它。」
奧斯卡金像獎《鳥人》(Birdman)一舉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在內的四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有「小雀斑」之稱的埃迪·雷德梅恩(Eddie Redmayne)以《萬物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與《依然愛麗絲》(Still Alice)的女主角朱麗安·摩爾(Julianne Moore)分封帝后,可謂眾望所歸。《少年時代》(Boyhood)獲得最佳女配角,而《布達佩斯大飯店》(The Grand Budapest Hotel)拿下四項技術大獎。有意思的是,這次獲大獎影片中角色幾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病人」,不是患上妄想症,就是阿爾茲海默病,還有奇怪的盧伽雷氏症。影評界因此風傳「要得獎,先做病人」。
現在的人生是一團屎
奧斯卡最佳影片是《鳥人》演的是當最落魄的自我遇上最顛峰的自己的一個過氣演員的故事。男主角雷根因為飾演過「鳥人」,名氣聚焦在那邊,從此他要做什麼事情都被綁手綁腳、無法超越當初的鳥人成就(也可以說是「鳥人緊箍咒」),明明都在演新作了卻乏人問津,只因大眾還是只把他當作鳥人的代名詞。而那個自己曾扮演過的鳥人似乎也不打算放過雷根,以一種人格分裂之姿躍然而現於雷根的眼前,不斷提醒自己「現在的人生是團屎,要不是有我(鳥人),你什麼都不是」。電影中,除了鳥人如影隨形地跟著主角並發表主角狂妄面向的內心話之外,跟得很緊的,還有無所不在的配樂,片中鼓聲和古典樂的此起彼落,彷彿是「音樂旁白」,註解了主角在現實狀況裡的雷根所有的真實情緒。
看《鳥人》這部片,使我想起許多癌症朋友。我的癌症朋友很多是過去在職場上風雲一時的人物,他們過去或在財富或在名聲都是拔尖人物,有的在行伍中,完全堪稱「人中龍鳳」,一旦成了癌症病人,穿上病人服,萎縮坐在一角排隊等著抽血、打化療、接受放攝治療,正如失翼的鳥人,或許多少也有「現在的人生是團屎,要不是有我(鳥人),你什麼都不是」之慨。
忘卻自己曾經是個「鳥人」
影后朱麗安·摩爾主演《依然愛麗絲》,改編自同名小說《我想念我自己》。主人翁愛麗絲是一位成功的女性,她是哈佛大學的認知心理學教授,擁有幸福美滿的家庭且三個孩子各有追求。然而在她50歲那年卻不幸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病,她的記憶力越來越差,甚至記不起自己丈夫和孩子的名字,似乎全世界都在離她而去。但在家人的陪伴下她依然努力地生活,體會生命中的美與愛,依然還是那個愛麗絲的《依然愛麗絲》。
這部電影也使我聯想到幾位癌症病人朋友。他們有的生病太久,治療一直不順利;有的則是曾經治療成功,一年、三年、五年,癌症又復發了。此刻,他們似乎已經忘卻自己曾經是個「鳥人」,以前做過的那些再勁爆的「鳥事」,一個也不想去記起它,老實地把自己隱藏在癌症病人的隊伍中,吭也不吭一聲。不過,當我努力地幫助他們去反芻過去的美好,幾次我見著他們臉上綻放出五彩的亮光,彷彿找到夾在大衣中,幾支沒有被抖落殆盡的小羽毛,使他依稀記起自己曾經是在天際行走的「鳥人」或愛麗絲。
創造瑰麗的工作目標、人生目標
看過《萬物理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這部電影的朋友對飾演霍金的男主角一定十分難忘。故事的開始背景為1960年代的劍橋大學,就讀博士學位的物理系學生史蒂芬·霍金與文學系學生珍·王爾德在大學相識相戀。然而身患盧伽雷氏症的運動神經疾病被醫生診斷只能生存兩年時間,不過在珍的堅持下兩人很快結婚成家,先後育有兩個子女。在羅傑·彭羅斯等教授觀點的啟發下和導師鄧尼斯的幫助下,霍金對黑洞和時空奇點等前沿未知領域的理論越來越著迷並有所貢獻,最終其有關宇宙膨脹性質的前瞻理論獲得博士學位。
漸漸地,霍金的知名度越來越大,一直致力於尋找能夠統一愛因斯坦創立的相對論和普朗克創立的量子力學的學說。與此同時他的病情也在逐漸加深,最後坐上了輪椅,他克服困難相繼出版了《時間簡史》等科學書籍。因肺炎其咽喉部位經過手術開刀後導致他不能講話,不得不使用上了一種能代替本人發音的設備。霍金身體的惡化導致夫妻二人感情的分裂,珍在與鋼琴師強納森相處過程中逐漸戀愛,而霍金與陪伴幫助自己語言表達的私人女看護伊蓮產生了感情。最後兩人在90年代和平地分手,並各自組建了新的家庭。
很多人都會問,同樣得到盧伽雷氏症運動神經疾病的人,大多數都不久人世,為什麼史蒂芬·霍金可以活30幾年仍依然健在?非常明顯地,霍金得到前妻珍·王爾德以及私人女看護伊蓮精神上全心的鼓勵,以及生活上全力的照顧。
許多癌症病友也和霍金一樣,在家人滿滿的愛心、鼓勵與造就下,一路走來。沒有病痛的人生,都有50%的離婚率,更何況多病久病的人生。家人的支持或許不能長長久久,但是創造瑰麗的工作目標、人生目標並不是健康的人所能獨享。病床是人類最龐大的學校,癌症病友不僅帶病延年,病人的人生目標更加明確,工作態度更加積極,並且創造出比過往更令人豔羨的人生新頁這也所見多人。
人不「生病」上不了新聞台
很多奧斯卡故事主人翁都是病人,而且都是病重之人,這是希奇的事嗎?《惡之花》的作者,法國偉大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曾說:「人生是一所病院,每一個住院病人都一心想換自己的床。」(Life is a hospital in which...
【鄭春鴻專欄】殘忍的慈悲之悖論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情、民情,對於生命應該如何結束,都有差別甚大的期待,其中沒有哪個文化比較慈悲,哪個文化比較殘忍的問題。很不客氣地說,沒有所謂的「醫學倫理專家」,即使有「醫學倫理」,也不是可以任意移植的,更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文 / 鄭春鴻
逾五成醫師為避免醫療糾紛,實施「無效醫療」
「台灣,擁有世界第一的加護病床密度、長期靠呼吸器維生人數,曾是美國的五.八倍,調查發現,逾五成醫師為避免醫療糾紛,實施「無效醫療」、加護病房的臨終前無效醫療,一年耗費三十五.八億元。這是觀念的錯,還是制度的錯? 」台灣某雜誌在一次的專題報導,用這段話開頭。
這一類用「算數」,以及用「自以為是」的所謂「醫學倫理」來命題的生死大事,真的是「無懈可擊」嗎?首先,筆者不是反對這種立法,只是我們必須認清,選擇這種「死法」的人,不一定是多數。雖然他們的「死法」值得尊重與保障,但是不想這樣死去的人,難道都是畏死之徒,都是浪費健保資源的自私之人嗎?這當然不是「算數」問題,也不是「醫學倫理」說得周全的。這是古今中外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窮極一生深思未果的大哉問。不可能是一個科門、一門課、一個演講、一個涉世未深的醫者三兩句話說得清楚的。
「醫學倫理」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毫無疑問地,善待垂死之人是基本的人道精神。對公衛學者而言,值得討論的是,什麼時刻是醫藥要撤退的時刻?它應該以病人的病情的輕重程度為準嗎?那麼,是在他被治療的機率是50%?30%?還是20%?10%呢?它應該以病人被延壽的時間為準嗎?那麼是5年?3年?還是3個月呢?抑或是它應該以病人花不花得起錢為準呢?還是以病人自己求生的意願為主呢?病人家屬應不應該在病人失去意識的情況下,對於醫藥要撤退的時刻具有法定的發言權呢?這都值得深刻地討論。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情、民情,對於生命應該如何結束,都有差別甚大的期待,其中沒有哪個文化比較慈悲,哪個文化比較殘忍的問題。很不客氣地說,沒有所謂的「醫學倫理專家」,即使有「醫學倫理」,也不是可以任意移植的,更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醫學倫理的「悖論」成篇累牘
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題材,只是醫學倫理專家似乎刻意跳過這成篇累牘的「悖論」,或許這就是他們一直沒有把這個課題寫好的主因。事實上,醫學總是遭到人們的諷刺,常常還很辛辣,上自羅馬詩人,下至蕭伯納,歷朝歷代莫不如此。攻擊有時候針對病人,像莫里哀的《無病呻吟》,但更多的時候是針對醫生。撒母耳•巴特勒1872年出版的《烏有鄉》寫的是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在那裡,罪犯接受治療,病人受到懲罰。
在美國,以醫學為主題的小說非常流行,公眾對它們似乎有貪得無厭的胃口。這種時尚多半是從辛克萊•路易士的《阿羅史密斯》開始的。現代醫院和實驗室讓人著迷,毋庸置疑,那些住在醫院裡、不斷與死神搏鬥的男男女女,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有著非常強烈的戲劇元素。這些作品,有些是醫生寫的,有些是外行寫的;有些寫得很棒,有些寫得很糟。
通過個人氣質所看到的私人風景
人生艱難惟一死。事實上,生死議題從來就不是公眾議題,它是私人議題。人無法選擇如何出生,但是可以選擇如何死去嗎?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一個人選擇如何告別人間,做出這個決定,幾乎要考察他的一生的思想、價值觀,甚至行事風格。
作家埃米爾•左拉曾經把藝術定義為 :「通過個人氣質所看到的自然」。同樣,我們可以把歷史定義為「通過個人氣質所看到的過去」、生命是「個人的歷史」,如果我們把個人的生命定義為「通過個人氣質所看到的私人風景」也頗有道理。簡言之,你的人生是你的,我的人生是我的。日常生活上,大家都柴米油鹽,吃喝拉撒,帝王將相和販夫走卒,好像差別不大。不過,一旦要死去,臨終想的是甚麼,恐怕不到死前,還真不能確知。
莎翁不會「預立醫囑」要求臨死不急救?
莎士比亞,名氣夠大了吧?整整52年的生涯中,他為世人留下了37個劇本,一卷14行詩和兩部敘事長詩。學問夠大了吧? 1616年,莎士比亞生病離開了人世。他的墓碑上刻著他親自事先寫好的碑文:
Good frend for Iesus sake forbeare
To digg the dust enclosed heare;
Blest bee y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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