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童振源(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今天下午，我前往新加坡著名地標「濱海灣花園」參訪，由濱海灣花園局長羅志威親自接待與介紹。這不只是一次園藝與景觀考察，更像是一堂關於國家治理、城市品牌與文化創新的深刻課程。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濱海灣花園，不只是賞花，而是在新加坡「看見世界」。 這座花園透過全球花卉、文化藝術、生態科技與國際合作，將世界文明濃縮於一座城市公園之中。它不只是綠地，更是一個結合觀光、教育、文化、商業與國家戰略的超大型公共空間。 一座花園，承載新加坡的國家理想 羅局長提到，濱海灣花園最初的規劃理念，其實是「為新加坡人民而建」。因此，園區對本地居民提供高度票價補貼，入園費用相當低廉，希望全民都能享有世界級公共空間與自然體驗；相對地，外國觀光客則不享有補貼，其門票與消費收入約占園區整體收入八成，形成某種程度上「由觀光收益補貼本地居民消費」的營運模式。 這也反映出新加坡一項重要治理思維：公共建設不只是服務人民，同時也必須具備國際吸引力與自我造血能力。 目前，濱海灣花園每年盈餘約達4千萬新幣。隨著政府補助逐年減少，官方對羅局長團隊的期待反而愈來愈高——不只是維持營運，更必須持續創造收益、吸引人流、帶動經濟。換言之，濱海灣花園早已不只是「公園」，而是一個國家級的城市經濟平台。 從13億新幣投資，到世界級觀光地標 濱海灣花園當年耗資13億新幣興建。羅局長透露，這也是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生前最後的重要國家決策之一。 當時外界曾質疑：「一座花園，值得投入如此龐大的資金嗎？」 然而，十多年後回頭檢視，答案已十分清楚。這座花園不僅成功塑造新加坡的國際形象，更帶動周邊土地開發、房地產增值、觀光消費與城市品牌效益，成為「以公共建設帶動整體城市升級」的經典案例。 羅局長表示，開園第一年遊客約200萬人次，主要來自新加坡本地居民；之後幾乎每年增加約200萬人次，目前已穩定達到每年約1,600萬人次。電影《瘋狂亞洲富豪》在此取景後，更讓濱海灣花園迅速躍升為全球知名地標。 如今，每晚燈光秀即可吸引3,000至5,000人，高峰時甚至突破萬人。園區同時也是「春到河畔」、聖誕慶典，以及大型國際商業與文化活動的重要場地。這也讓人看見，新加坡如何成功將「城市花園」轉化為全球觀光引擎。 在花園裡看見世界文化 目前園區正展出荷蘭鬱金香花卉展，令人驚艷。整體展覽不僅規模龐大，更結合燈光、空間設計與歐洲花藝美學，營造出彷彿置身荷蘭的氛圍。荷蘭駐新加坡大使館與KLM皇家荷蘭航空也共同贊助相關文化設施與活動，現場美輪美奐，令人流連忘返。 更令人驚嘆的是，園方竟以真實花卉重新演繹荷蘭畫家梵谷的世界名畫《星夜》。深藍、紫色與金黃色花朵層層堆疊，在燈光映照下，彷彿將梵谷筆下旋轉流動的夜空與星光，轉化為立體而鮮活的園藝藝術。 這不只是花卉展覽，更像是一場跨越國界與時空的文化對話。遊客在欣賞鬱金香之餘，也同時感受到荷蘭藝術文化的深厚底蘊。濱海灣花園透過花藝，把世界名畫轉化為沉浸式體驗，讓人真正感受到：在新加坡，可以透過一座花園看見世界文明。 這種跨國文化合作，也充分展現濱海灣花園不只是景點，更是一個國際文化交流平台。園區內不同主題花園，同樣展現新加坡多元文化融合的精神。印度花園展示來自印度贈送的大理石；馬來花園透過高腳屋與麵包樹呈現馬來文化；殖民花園則保留英國殖民時期黑白洋房元素。 此外，園區也收藏許多由各國政府贈送的紀念藝術品與文化藏品，象徵濱海灣花園作為國際交流平台的重要地位。其中，也包括由我國駐新加坡代表處捐贈、台灣知名雕塑家林光裕的雕塑作品《思維》，成為台灣文化藝術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展示。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與文化贈禮，不僅增添園區的人文氣息，也讓濱海灣花園不只是自然景觀，更像是一座融合世界文明與藝術交流的「開放式國際博物館」。 兩座巨型冷室，展現生態科技實力 濱海灣花園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兩座大型冷室。這兩座溫室皆採用高度節能空調系統，卻呈現截然不同的生態環境。其中一座屬於較為乾冷的氣候，以地中海型氣候與沙漠高地植物為主，展示橄欖樹、多肉植物及各類耐旱花卉；另一座則營造潮濕涼爽的環境，擁有大型瀑布、熱帶花卉與雲霧森林景觀，宛如置身高山雨林。 而目前與《侏羅紀公園》合作的沉浸式展覽，更將恐龍、聲光效果與熱帶霧氣結合，讓遊客彷彿走入電影場景。現場不時傳來孩童驚呼與快門聲，科技娛樂與自然景觀巧妙融合，也讓整體體驗更具吸引力。 園方也提到，許多蘭花其實向台南採購。我也向園方表示，未來台灣擁有許多可與濱海灣花園深化合作的文化與花卉資源。例如，故宮博物院的文創與數位藝術展極具國際吸引力；台南可舉辦國際蘭花展；苗栗則可結合花卉產業，規劃鬱金香與紫羅蘭等主題花展。此外，花蓮的玫瑰石與海底化石，也具備世界級展示潛力。 從《侏羅紀公園》到沉浸式經濟 濱海灣花園成功之處，不只在於景觀本身，更在於其高度成熟的商業與行銷模式。園區積極與國際企業合作，包括推出《侏羅紀公園》等沉浸式展覽，現場到處可見排隊與圍觀恐龍展示的人潮，不僅吸引大量親子客群，也創造可觀收益。 這說明了一件事：今日成功的公共空間，已不再只是「花政府的錢」，而必須具備「自我造血能力」。 一座花園，改變一座城市 參訪濱海灣花園後，我最大的感受是：新加坡透過這座花園，成功結合生態、文化、科技、觀光與商業，將「城市花園」提升為全球品牌。在濱海灣花園，我看到的不只是植物與燈光，而是一個國家如何以遠見與創意，將一座花園打造為世界級觀光舞台。 濱海灣花園真正成功之處，不只是把世界各地的花卉帶進新加坡，而是讓人們在新加坡，看見世界。

  文/童振源(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在今年4月舉行的2026年新加坡食品展（FHA 2026）上，台灣再次展現農產與食品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其中，由台南市政府率領的「台南隊」表現尤其亮眼，不僅吸引大量國際買主，更在4天展期中創下突破新台幣3.5億元、約1,100萬美元的外銷訂單成果。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親自率團赴新加坡參展與宣傳，展現台南積極拓展國際市場的決心。此次「台南館」由「新台灣館」擔任主辦單位，攜手8家台南優質食品與農產業者參展，並派出8位銷售團隊夥伴駐守現場，直接與國際買主接洽、推廣與接單。 值得注意的是，「新台灣館」除了實體展售，也積極結合直播電商與社群行銷。展覽期間，連續3天透過網紅直播介紹台灣食品特色、品牌故事與料理方式，成功吸引大量新加坡消費者與國際買主關注，現場人氣熱絡，收效恢宏，也讓更多年輕族群開始認識台灣食品品牌。 這樣的成果並非偶然，而是多年努力累積的結果。 我於2023年5月到任新加坡後，便一直思考：除了半導體、金融與科技合作之外，如何讓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水果與食品，在新加坡建立更穩定、更深入家庭生活的通路？ 新加坡消費市場成熟，國際競爭激烈，台灣水果與食品雖然品質優異，但過去多半停留在短期展售或節慶活動，缺乏持續性的品牌經營與配送系統。因此，我積極協助新加坡企業、台商與台灣地方政府、農產及食品業者建立直接合作平台。 其中，「新台灣館」董事長方震群是推動台灣食品拓展新加坡市場的重要推手之一。過去兩年，我陸續邀請方董事長參與在官邸舉辦的46場餐敘與交流活動，促成他與台灣各縣市政府、食品業者及水果通路商深入互動與對接，不僅強化台星食品產業合作，也讓台灣業者更深入掌握新加坡市場需求與消費趨勢。 在雙方持續努力下，「新台灣館」終於於2024年11月16日在新加坡正式成立。開幕當天，包括台南市副市長、嘉義縣副縣長與雲林縣副縣長都親自到場祝賀；因受颱風影響而延後啟程的台南市長黃偉哲，也在當晚抵達新加坡，展現台灣地方政府對拓展新加坡市場的高度重視與支持。 成立後，「新台灣館」不僅進口台灣水果、食品與食材，更積極推廣台灣文化與觀光。例如去年舉辦「台南美食節」，將台灣鯛及各類台灣特色食材入菜，同時推廣台南蘭花，邀請新加坡朋友前來品嚐美食與欣賞花卉，獲得熱烈回響。 與傳統零售模式不同的是，「新台灣館」積極運用團購與直送模式，將台灣水果與食品直接配送到消費者家中與辦公室，不僅提高便利性，也有效降低中間成本。作為推廣台灣水果、食品與食材的重要夥伴，「新台灣館」讓更多新加坡朋友能直接品嚐並受惠於台灣優質農產品。 此外，我們也在新加坡成立「iTaiwanFruit」WhatsApp群組，專門提供台灣水果在新加坡銷售的最新資訊，包括團購與直銷消息。目前已有數千位新加坡朋友加入，只為第一時間獲得台灣水果的最新動態。 新加坡朋友對台灣水果的喜愛，往往令人印象深刻。有位新加坡朋友從台灣旅遊返回時，竟一次帶了20多公斤水果回新加坡，之後立刻加入「iTaiwanFruit」WhatsApp群組，希望未來能持續購買台灣水果。這樣的故事，也反映出台灣水果在新加坡市場深受歡迎。 近期，「新台灣館」也成功取得「所長茶葉蛋」新加坡總代理權，並正式通過新加坡食品局（SFA）審核。除此之外，新加坡最大的通路商目前也正與「新台灣館」洽談多項台灣進口食品合作案，未來可望進一步擴大台灣食品在新加坡主流市場的能見度與銷售規模。 未來，我們將持續推動台灣農產品、食品、文化與觀光在新加坡的整合行銷，讓更多新加坡朋友透過台灣味，看見台灣的美味、溫暖、人情與創新活力。

  文/童振源(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作為全球重要的商業與金融樞紐，新加坡的經濟運作長期建立在高度國際化的人力結構之上。外籍勞動力不僅支撐基礎建設與服務體系，更深度嵌入金融、科技與先進製造等核心產業。隨著人口老化加速與社會承載壓力逐步浮現，政府在「開放人才」與「社會控管」之間持續尋求平衡，以同時回應經濟發展、產業升級與社會穩定等多重目標。 這套政策的關鍵，在於處理三個彼此牽動的核心原則：其一，維持親商環境與經濟競爭力，確保企業得以持續取得全球所需的人才與技能；其二，保障本地勞工與就業市場，避免薪資遭壓抑，維繫中產階級的發展空間；其三，兼顧城市的可持續性，在土地與基礎設施有限的條件下，防止人口過度擴張對住房與交通造成壓力。因此，其人才政策已不再是單向開放工具，而是一項需持續校準的精密治理工程。 在此架構下，新加坡建構出高度分層的人才引進體系，使各類工作准證成為精準配置人力的政策槓桿。頂端的「就業准證」（EP）鎖定高階專業人才與經理人，支撐金融服務、科技創新與跨國企業運作；中層的「中階技術人員准證」（SP）補足技術型人力，維繫製造、醫療與資訊服務等產業的運作韌性；底層的「工作准證」（WP）則導入基礎勞動力，填補建築、海事、製造、服務業及家庭幫傭等長期人力短缺部門。 此一分層制度在資格條件與權利配置上設有明確差異，不僅提升人力配置效率，也引導產業升級與本地勞工技能提升，使外籍勞動力成為結構轉型的一部分，而非單純的替代來源。 為落實「重質不重量」的原則，薪資門檻與評分制度進一步強化選擇性開放。以EP為例，最低薪資門檻已提高至月薪5,600新幣，金融業為6,200新幣，並隨年齡與經驗遞增，最高可達11,500與12,700新幣。 同時，「互補專才評估框架」（COMPASS）從薪資、學歷、企業多元性與支持本地就業等四大面向進行綜合評估，具體落實「互補而非替代」的核心邏輯，確保外籍人才的引入能提升整體生產力與本地薪資，而非擠壓就業空間。 SP的起薪門檻亦提高至3,300新幣（金融業為3,800新幣），並隨年資逐步調升至約4,800至5,650新幣。這些門檻不僅是收入標準，更是政策篩選機制，用以確保引進人力具備足夠的附加價值。 相較於高階人才的彈性，中低階勞動力（WP）則置於更嚴格的管控體系之中。政府透過外勞配額與分級勞工稅雙重工具，一方面限制企業聘用外籍基層員工的比例，另一方面提高使用成本，形成「以價制量」的制度設計。此一安排傳遞明確訊號：外籍勞工可作為必要補充，但不應成為長期依賴的低成本替代，進而促使企業在擴充人力與推動自動化之間作出取捨。 不過，在家庭幫傭領域則採取不同規範，其權益主要由專門法令保障，目前未設申請人數限制，亦無法定最低薪資。然而，雇主仍須負擔勞工稅：首名幫傭約300新幣，第二名提高至約450新幣；若家庭中有年幼子女、年長者或身心障礙者，則可適用約60新幣的優惠稅率。此一差異化設計，反映政策在社會照護需求與成本控管之間的平衡。 面對產業缺工與轉型壓力，新加坡亦展現高度制度彈性，透過「策略性鬆綁」進行動態調整。例如，擴大「非傳統來源國」適用範圍，並將廚師、重型車輛司機與製造業操作員等納入清單；同時取消基層移工工作年限上限，並將最高就業年齡放寬至與本地退休年齡一致的63至64歲。 這些措施表面上是對既有管制的例外，實則是為避免經濟運作受阻而預留的調節空間，顯示其人力政策並非僵化規範，而是一套可隨現實條件靈活調整的動態系統。 從整體結構觀察，這套制度已形塑出明確的人力金字塔。截至2025年12月，新加坡外籍員工總數達163萬5,700人，占總體勞動人口約43%；其中EP持有人為20萬3,300人、SP為17萬8,900人，而WP則高達122萬2,700人。此一分布並非偶然，而是薪資門檻、產業需求與制度工具交互作用的結果。 在頂端競才方面，新加坡進一步推出「頂級專才准證」（ONE Pass），將門檻提高至月薪3萬新幣，並賦予跨企業流動與創業自由，配偶亦可合法就業，精準鎖定跨國企業高管、金融菁英與科技領域頂尖人才。其本質，是將頂尖人才視為戰略性資源進行配置。 在產業端，「戰略經濟人力計畫」（M-SEP）則為參與投資、創新與國際化的企業提供額外最高5%（上限50人）的外勞配額，使具高度經濟貢獻潛力的企業在擴張時不受既有配額限制。 同時，「緊缺職業清單」（SOL）明確標示人工智慧、綠色經濟、碳管理、半導體與精準醫療等關鍵領域的人才缺口，為相關EP申請者提供最高20分的COMPASS加分。此舉不僅降低關鍵人才引進門檻，更使人力政策直接轉化為產業發展的導引工具。 整體而言，新加坡的外籍人才政策呈現鮮明的分層治理結構：頂端以高薪與高度自由吸引全球菁英，中層透過薪資門檻與徵費機制促進產業升級，底層則以配額與分級勞工稅維持經濟基本運作。透過ONE Pass、M-SEP與SOL等機制的疊加，該體系不僅具備「管制」能力，更展現精準「引導」的政策功能。 新加坡引進外勞的關鍵，從來不在於單純擴充數量，而在於精密的結構配置與人才互補。在此框架中，外籍勞動力既是經濟成長的引擎，也是產業轉型的槓桿。未來如何在吸引全球菁英與維持社會共融之間持續校準，將決定新加坡在國際競爭中的位置；當人才本身成為最稀缺資源，新加坡治理人才的能力，便是其整體競爭力的最終體現。

  文/童振源(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2026年3月，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前往中國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發表主題演講並會見海南省委書記。海南正是其祖籍所在，然而此行完全聚焦於官方會晤與經濟議題，未曾踏足文昌祖籍地，也未安排任何形式的祭祖活動。 這種「刻意缺席」並非偶然，而是新加坡一以貫之的政策選擇。對一個華裔佔多數、卻高度多元的國家而言，新加坡始終將個人的血緣與文化連結，與國家的政治忠誠與政策取向嚴格區隔。政要對祖籍地的「保持距離」，正是對內凝聚認同、對外彰顯獨立的重要象徵。 新加坡的生存邏輯：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自1965年獨立以來，新加坡作為移民社會構成的多種族國家，長期投入大量政治資本建構國族認同與種族和諧。在東南亞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新加坡逐步確立一項核心生存邏輯：打造一種超越血緣、族群與原鄉情感的「新加坡人」身分。 為避免被強權或鄰國視為中國的附庸，新加坡領導人主動引導華人社會，由早期「落葉歸根」的情感依附，轉向對本國的政治效忠與「落地生根」的身分認同。李顯龍於2022年國慶群眾大會指出：「新加坡的華族不再是落葉歸根，而是落地生根。」這不僅是文化轉向，更是政治定位的再確認——新加坡人的根，最終必須長在新加坡。 若新加坡高層政要頻繁返回中國祭祖，勢必釋放錯誤訊號，暗示對原鄉仍存情感依附，甚至可能被外界解讀為潛在的政治傾向或政策偏好。這不僅可能引發新加坡的馬來裔與印度裔社群的疑慮，也可能侵蝕長期累積的多元族群信任基礎。 李氏家族的政治示範：總理代表國家、非宗族 在祖籍地議題上，建國總理李光耀與前總理李顯龍所建立的，不只是個人選擇，而是一種制度化的政治示範。李光耀為廣東梅州大埔縣第四代移民後裔，李顯龍則為第五代華人。 李光耀一生出訪頻繁，中國亦是其重要外交對象之一，但他始終未曾返回祖籍地參訪或祭祖。這並非血緣或文化上的疏離，而是出於對政治象徵的高度敏感——任何象徵性的「回鄉」，都可能被納入更大的中華民族敘事之中，進而模糊新加坡作為主權國家的定位。 2014年，中國地方政府斥資三千萬人民幣打造「李光耀祖居景區」，新加坡政府選擇沉默、不予承認。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清晰而克制的政治訊號。 李顯龍延續此一原則。其任內多次訪華，與中國高層建立穩定互信，但行程始終侷限於政府間合作框架，例如中新蘇州工業園區與天津生態城等具體項目，未曾返回祖籍地參訪或祭祖。這種做法明確傳達：新加坡總理代表的是國家整體，而非任何血緣或宗族共同體。 文化抗衡：連結而不依附 除了對政要個人行為的節制，新加坡在文化政策上亦展現高度戰略設計。隨著中國政經實力崛起，其對海外華人的文化連結與影響力操作日益積極。新加坡社會清楚意識到，一旦血緣與文化認同被轉化為政治忠誠，將可能影響國家決策的自主性。 2017至2018年間，在中國於新加坡設立大型中國文化中心後，新加坡隨即投入約1.1億新幣，在金融區核心設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其戰略意涵十分明確：對內凝聚、對外宣示——新加坡華族文化並不等同於中國文化。 黃循財的挑戰：在放大時代中的節制 相較於前幾代領導人，黃循財所面對的環境更為複雜。作為第二代海南移民後裔，其祖籍連結更為直接，也更容易被外部敘事放大與操作。 2024年其接任總理前夕，海南文昌宗親組織曾高調慶祝，稱其為「海南的驕傲」，相關內容亦在中國社群媒體廣泛流傳，試圖將其納入「中華兒女」的敘事框架。 在此背景下，黃循財於2026年博鰲之行不回去祭祖，釋放出清晰的政策訊號：在經濟合作上積極推進，在血緣宗親連結上嚴守界線。 吳作棟的例外：以祖源說明新加坡 新加坡政要並非完全不接觸祖籍地。2009年，卸任總理、時任國務資政吳作棟曾造訪福建永春祖居地，成為一個具有政策意涵的例外。 這次行程並非單純尋根祭祖，而是置於當時國內「新移民」辯論的背景下。面對本地社會對中國新移民的排斥情緒，吳作棟透過回到簡樸祖屋，傳遞一項訊息：新加坡本質上就是一個移民社會，多數人都是移民的後代。 他藉由回顧家族遷徙的艱辛與平凡出身，提醒國人，許多新加坡人的根可追溯至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或其他周邊地區。理解這一點，有助於建立對新移民更開放的態度。 然而，他同時清楚劃定政治底線：即使擁有1304年的悠久族譜，並對五千年中華文明感到自豪，但「新加坡是一個主權國家、一個新興國家，我們必須發展出新加坡的國家認同，而這種認同應該融合中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多元元素。」換言之，這不是一趟「回歸原鄉」，而是一場「詮釋新加坡」的政治溝通。 祖籍不能成為國家認同 新加坡政要「不回鄉祭祖」的選擇，本質上是對國家主權的高度維護。祖籍可以被記憶，但不能成為政治座標；文化可以被珍視，但不能取代國家認同。 因此，「落地生根」不僅是一句口號，而是一項經過歷史淬鍊、長期實踐與反覆校準的政治工程。它的核心不在於切斷過去，而在於確保未來的忠誠方向清晰而唯一——可以記得你從哪裡來，但必須清楚你屬於哪裡。

  文/童振源(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在二十一世紀波譎雲詭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小國的生存空間往往被認為取決於大國之間的權力博弈。然而，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的城市國家新加坡，卻透過近乎嚴苛的「戰略可預測性」，以及對國際法的高度堅持，在強權環伺之中，逐步建立起獨特而穩固的國際信譽，成為其維持安全與發展的關鍵支柱。 荷姆茲海峽：不可退讓的國際法防線 2026年初，全球目光再度聚焦中東。伊朗試圖對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船隻徵收高達200萬美元的「安全通行費」。當多個國家選擇透過外交協商，甚至直接支付費用以確保航運安全之際，新加坡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拒絕支付，也拒絕談判。 針對荷姆茲海峽爭議，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明確表示，新加坡拒絕與伊朗談判，因為過境通行權源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保障的「權利」，絕非沿海國家可以任意授予或剝奪的「特權」。 這種強硬立場背後，反映的是新加坡對自身生存命脈的長期戰略考量。荷姆茲海峽最窄處約21海浬，而位於新加坡南方的馬六甲與新加坡海峽，最窄處甚至不足2海浬。對新加坡而言，馬六甲海峽的航運重要性遠超荷姆茲海峽；一旦在荷姆茲海峽上出現妥協，等同於默認沿海國家可以任意改變國際水道的法律性質，將危及新加坡的貿易樞紐地位。 拒絕美國壓力：麥可・費案確立司法主權 要理解新加坡如何累積其國際信譽，必須回顧其面對全球最強權時的應對方式。1994年的麥可・費（Michael Fay）案，正是新加坡捍衛司法主權的重要里程碑。 當時，18歲的美國青年因塗鴉與破壞公物，被判處四個月監禁與六記鞭刑。冷戰甫結束，美國正處於單極霸權的高峰，該判決在美國輿論引發強烈反彈，被批評為「野蠻」與「過度」。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更親自致函新加坡總統，要求從寬處理。 面對此等壓力，新加坡深知，一旦因犯罪者的國籍或其背後國家的實力而動搖判決，法治將失去其根基。最終，新加坡在展現外交善意的同時，僅將鞭刑由六記減為四記，並堅定執行其餘刑罰。 短期內，這一決定確實使美星關係降溫；然而從長遠觀之，此案反而為新加坡贏得更深層的國際尊重。它向世界傳遞出一個清晰訊號：新加坡的信譽，並非建立於迎合強權，而是源自對規則持續且一致的堅守。 不屈服於中國壓力：泰瑞斯裝甲車事件 2016年11月，新加坡武裝部隊九輛「泰瑞斯裝甲車（Terrex）」在台灣完成「星光計畫」演訓後，經商業貨輪運返途中於香港遭到扣押。外界普遍認為，此舉並非單純的行政問題，而是針對新加坡在台灣進行軍事訓練及其在南海議題立場的政治施壓。 面對壓力，新加坡展現出冷靜且層次分明的外交策略。首先，拒絕透過媒體進行「擴音器外交」，避免情緒升高與民族主義對撞；其次，將爭議重新拉回法律層面，主張裝甲車作為軍用資產，享有國際法上的「主權豁免權」，不應遭到扣押。 同時，在中國要求終止赴台軍事訓練的壓力下，新加坡一方面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則巧妙訴諸文化語境，強調「不會忘記老朋友（台灣）」與「不會背棄老朋友（台灣）」的價值。此舉既維持了戰略自主，也保留了對大國的尊重。最終，在歷經兩個月的拉鋸後，裝甲車全數歸還新加坡。 面對鄰國壓力：從赫佐格事件到白礁仲裁 1986年，以色列總統赫佐格訪問新加坡，引發馬來西亞與印尼強烈抗議，甚至出現切斷對新加坡供水的威脅。面對鄰國壓力，新加坡政府並未退縮。當時外交部長指出，自1965年獨立以來，在最艱困的時期，以色列曾提供關鍵的軍事協助，協助建立新加坡武裝部隊。他強調，新加坡有權接待任何與其具有正式邦交的國家領導人。 與此同時，新加坡在堅持接待赫佐格之餘，也刻意劃清政策支持的界線，公開說明此舉並不代表支持以色列的所有立場；新加坡總統更在歡迎宴會上表達對巴勒斯坦人民自決權的支持，與多數東南亞國家立場一致。此種在「主權自主」與「立場平衡」之間的精準拿捏，正體現出新加坡外交的原則與靈活。 另一方面，在與馬來西亞長期的白礁（Pedra Branca）爭端中，新加坡主動提議提交國際法院裁決，並願意承擔可能敗訴的風險。2008年，國際法院裁決確認白礁屬於新加坡，而中岩礁則歸屬馬來西亞，新加坡隨即接受裁決。這種對國際司法機制的尊重，進一步鞏固了其作為「負責任國際參與者」的形象。 譴責俄羅斯侵略：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新加坡成為東南亞唯一對俄羅斯實施單方面制裁的國家。這並非地緣政治上的選邊，而是對《聯合國憲章》的堅定捍衛。維文部長直言：「各國無論大小，其主權、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都必須受到尊重。這些原則對於作為小國的新加坡而言，攸關其生存。」 回顧歷史，無論是越南入侵柬埔寨、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入侵格瑞那達，或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新加坡在聯合國的投票立場始終維持一致。這種一以貫之的標準，正是其國際信譽得以長期累積的關鍵。 信譽，是小國安全的基石 從荷姆茲海峽爭議，到麥可・費案與泰瑞斯事件，再到面對鄰國壓力，以及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明確譴責，新加坡一再展現：信譽從不是口號，而是在每一個關鍵時刻對原則的具體實踐。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這份信譽，正是支撐新加坡國家安全的基石。

  文/童振源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推動台星關係的深化，不僅止於經貿或文化交流，更在於將其轉化為帶動台灣產業發展、文化國際化與市場拓展的整體動能。透過雙向、全方位的連結，讓新加坡朋友走進台灣，親身看見經貿、科技、文化、觀光、醫療與美食等多元優勢，進而讓台灣全方位走向世界。 這樣的雙向全方位總合外交模式，涵蓋經濟與人文雙重面向，使台灣的各項優勢得以轉化為具體的交流機會與實質價值。其核心在於「雙向運作」：一方面以台星關係帶動台灣產業與文化發展，另一方面也透過台灣的產業、文化與社會力量，反向深化雙方的連結與友誼。 例如，在陽明山體驗在地美食，不僅是餐飲交流，更展現台灣生活文化的細膩與質感；參訪法鼓山，不僅是宗教行程，更體現台灣深厚的人文底蘊與精神內涵。這些來自台灣社會與文化層面的力量，構成台灣重要的軟實力基礎，有助於深化台星雙方的民間情感與互信。 同時，雙向全方位總合外交模式強調多層次合作架構，不僅串聯中央與地方政府，也整合企業界與民間組織。在促進新加坡各界深入認識台灣的同時，也協助台灣各領域更理解新加坡，進而建立長期且具體的台星合作關係。 此外，這並非單一領域的交流，而是一種跨領域、全方位的整合連結。企業界與各界人士往往具備多元影響力，因此透過整合觀光、美食、文化、人文、科技、產業與醫療等面向，使台星關係由點串連成面，進一步走向全面深化與穩固。 過去三年，我在新加坡長期透過與新加坡社會各階層的廣泛互動，持續建立深厚連結，涵蓋企業界、社團組織與各領域人士，同時也積極接待來自台灣的各類訪賓，建立雙方交流平台。每年我在官邸舉辦餐敘逾300場次，參與人數大約4,000人，形成穩定且具規模的交流網絡，持續強化台星之間的理解與互動。 然而，此類交流多半仍以新加坡為主要場域。為進一步深化互動層次，過去三年，我持續規劃每年一次，並親自帶領新加坡重要人士訪問台灣，成員以企業領袖為主，並結合文化界代表，進行為期六天的深度參訪。透過親身體驗台灣在觀光、文化、人文、美食、科技、產業與醫療等面向的實力，並安排宗教場域參訪，展現台灣獨特的人文精神。 透過這類安排，一方面促進台星雙方民間的直接交流，另一方面整合台灣中央與地方政府、產業公協會及民間資源，形成更具深度與廣度的互動機制與交流資源，進而促成實質交流與合作，建立長期夥伴關係，並吸引新加坡企業來台投資發展。 以昨天剛完成七天六夜的「台灣風光人文暨科技高端體驗團」參訪行程為例： 訪團抵達第一天下午，由專人導覽故宮博物院，並由副院長親自接待與交流；晚間由台灣連鎖加盟產業協會理事長吳永強設宴，40餘位理監事與新加坡企業界深入交流。 第二天，上午與中國生產力中心交流，由總經理率隊接待；下午由投資台灣事務所營運長介紹台灣投資環境，並與全國商業總會交流，由理事長許舒博率領多位理監事參與，晚間進一步進行餐敘交流。 第三天，參訪三家高端醫療機構，展現台灣醫療能量；中午於陽明山米其林綠星餐廳「陽明春天」用餐，並結合觀光與文化交流；晚間入住溫泉飯店，體驗台灣觀光品質與山林之美。 第四天，前往法鼓山，由退居方丈果東法師親自接待，深入體驗禪修與人文精神；下午參訪基隆和平島與「信風400」展覽，由前文建會主委陳郁秀規劃與導覽；晚間由基隆市市長謝國樑宴請，率領市府主管進行城市與新加坡企業交流。 第五天，由看見台灣基金會執行長陳文堂規劃導覽，赴新竹縣北埔體驗客家文化與美食，中午品嚐米其林推薦春嬌粄條，下午則在北埔體驗客家文化；晚間於友達光電訓練中心麻布山林進行交流，體驗自然環境與企業文化。 第六天，參訪工研院與新竹科學園區，由院長及相關主管接待介紹，並結合新竹市市長高虹安率領市府團隊說明新竹市投資環境，深入了解台灣科技產業發展，並與多家企業進行深度交流；晚間由新竹縣楊文科縣長率領縣府團隊宴請，結合高科技產業交流與客家文化展演。 最後一天，前往桃園華泰名品城，體驗台灣生活與消費環境，其中有團員單筆消費達新台幣28萬元，亦展現交流所帶動的實質經濟效益。 雙向全方位總合外交模式，使台星關係不再只是往來互動，而是轉化為具體的體驗、連結與合作；不僅讓新加坡朋友走進台灣，也讓台灣更有力量走向世界。

  文/童振源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在人工智慧（AI）迅速崛起與高效能運算需求爆發的帶動下，半導體產業正成為全球數位經濟最關鍵的基礎設施之一。隨著市場規模朝兆美元邁進，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憑藉全球領先的先進製程與卓越良率，穩居產業核心地位。 為強化供應鏈韌性，並回應主要市場的政策要求與客戶需求，台積電近年展開史無前例的跨國投資。然而，從其產能配置與技術布局觀察，這並非單純的全球分散，而是一種高度策略化的「不對稱多元化」：在全球建立製造據點的同時，將最核心的研發能力與絕大多數先進製程牢牢扎根於台灣。 台灣：先進製程與技術創新的核心 儘管台積電海外投資規模持續擴大，台灣作為其研發與先進製造重鎮的地位依然難以取代。截至2025年底，台積電超過90%的整體產能仍集中於台灣，而先進製程產能占比更高。公司亦刻意在台灣與海外廠之間維持約一至兩個世代的技術差距，以確保技術領先優勢。 目前台積電在台灣已形成完整的高端製造與研發體系。新竹科學園區作為全球研發中心，負責2奈米以下製程、新材料與新電晶體架構的研發，並預計於2025年第四季率先啟動2奈米製程量產。與此同時，高雄廠亦將投入2奈米生產，使南台灣逐漸成為重要的先進邏輯晶片製造基地。 展望未來，中部科學園區將承接更先進的A14（約1.4奈米等級）製程，預計於2028年下半年量產。另一方面，為滿足AI加速器對先進封裝的龐大需求，台積電已在嘉義科學園區興建CoWoS先進封裝廠，預計於2028年投入運作。 整體而言，台灣正逐步形成涵蓋新竹、中部與南部的先進半導體產業廊帶。根據台灣經濟部推估，即使到2030年，台灣仍將掌握台積電約85%的先進製程產能；至2036年，比例仍可能維持在80%左右。換言之，在未來十年以上，台灣仍將是全球AI晶片製造的核心基地。 全球布局：跨越三大洲的供應鏈網絡 在鞏固台灣技術核心的同時，台積電亦積極打造更具韌性的全球製造網絡。其海外投資主要集中於美國、日本與歐洲，並依據各地產業結構與市場需求進行差異化布局。 其中，美國亞利桑那州的Fab 21計畫是台積電史上規模最大的海外投資案。該項目總投資額高達1,650億美元，整體規劃包含六座晶圓廠、兩座先進封裝廠以及一座研發中心。第一期廠房已於2024年第四季至2025年初正式量產4奈米晶片；第二期廠房預計於2027年量產3奈米晶片，而第三期廠房則規劃在2030年前後導入2奈米或更先進製程。 在日本熊本，台積電與索尼、電裝及豐田合資成立JASM。第一期廠房已於2024年量產12、16、22與28奈米製程，主要供應車用電子與影像感測器市場。第二期廠房則計畫導入3奈米先進製程，以強化日本半導體供應鏈，並預計於2027年底量產。 在歐洲，台積電則與博世、英飛凌及恩智浦合作，在德國德勒斯登成立ESMC晶圓廠。該廠總投資約100億歐元，專注於28/22奈米與16/12奈米製程，以支援歐洲汽車與工業電子產業，預計於2027年開始生產。 至於中國市場，台積電則維持既有的成熟製程布局，包括南京Fab 16與上海松江Fab 10，以服務當地消費電子與工業應用需求。 整體而言，這些海外工廠多以成熟或次世代製程為主，而最先進節點仍集中於台灣。這種「技術核心在台、製造網絡全球化」的布局，使台積電既能回應地緣政治壓力，也能維持技術主導權。 驚人的獲利能力：AI浪潮下的領先優勢 在AI需求爆發與先進製程產能長期滿載的帶動下，台積電展現出令人矚目的財務表現。隨著AI加速器、高效能運算與高階智慧型手機晶片需求持續成長，公司在全球晶圓代工市場的領先優勢進一步擴大。 2024年，台積電全年營收達900.8億美元，毛利率為56.1%，淨利率40.5%。進入2025年後，隨著3奈米製程與先進封裝需求大幅增加，營運表現再度攀升。2025年第三季營收達331億美元，毛利率提升至59.5%，淨利率達45.6%，全球晶圓代工市佔率亦升至歷史新高的71%。 到了2025年第四季，營收進一步增至337.3億美元，毛利率強勢維持在62.3%，淨利率達48.3%。全年而言，台積電2025年營收達1,224.2億美元，毛利率59.9%，淨利率高達45.1%。在資本密集的半導體製造業中，如此高的獲利水準極為罕見，也凸顯先進製程所帶來的技術溢價。 為維持技術領先，台積電持續投入龐大的資本支出。2025年資本支出達409億美元，約占全球半導體產業總投資的四分之一。2026年資本預算更預計達520億美元至560億美元，將用於擴充產能並推進次世代埃米（Angstrom）級製程技術。 在AI時代，先進晶片已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核心資源。憑藉超過七成的晶圓代工市佔率、接近60%的毛利率以及超過45%的淨利率，台積電不僅主導了半導體製造產業，更成為推動全球數位經濟浪潮的關鍵造浪者。

  文/童振源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自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中東局勢迅速升高，並由區域軍事衝突外溢為全球能源、航運與供應鏈風險。對新加坡而言，這場危機所帶來的，不僅是油價與運費上揚，更是整體經濟運作成本、民生負擔與國家安全風險同步升高的複合式衝擊。 新加坡政府對於中東戰爭情勢的評估 新加坡政府認為，此次中東戰爭已直接衝擊荷姆茲海峽這條全球關鍵能源通道。油輪與液化天然氣運輸受阻，使國際市場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價格波動，更是供應鏈可能出現實質性斷裂的風險。 同時，政府研判，即使短期內出現停火，危機也難以迅速消退。中東地區部分能源生產、儲運與分配設施已受損，恢復產能需時，意味著高油價、高運費與高不確定性可能在未來數月持續存在，並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壓力。 在此情況下，全球經濟風險正由單純通膨轉向停滯性通膨。相關衝擊將透過輸入型壓力迅速傳導至國內價格、企業成本與家庭支出，使高成本環境可能成為一段時間內的常態。 中東戰爭情勢對新加坡的影響評估 首先受到衝擊的是能源安全。新加坡約95%的電力依賴進口天然氣，而天然氣亦為市鎮燃氣的主要來源，因此國際油氣價格上升，最終將反映於電價、燃氣費與企業營運成本。政府指出，目前電價僅部分反映戰後成本上升，未來幾季隨著成本逐步傳導，價格壓力仍將持續增加。 其次是食品與民生物價。新加坡超過九成食品仰賴進口，雖然中東並非主要糧食來源，但天然氣作為肥料生產的關鍵原料，加上肥料貿易高度依賴荷姆茲海峽運輸，使戰爭透過成本鏈條推升全球農產品與飼料價格，最終形成明顯的輸入型通膨壓力。 產業層面則呈現全面擴散。能源化工與製造業因能源與原料成本雙升而首當其衝，部分煉油與石化業者已面臨減產甚至供應中斷風險。電子與精密工程等高耗能產業，也因電力成本上升而壓縮利潤；海空運、旅遊、零售、餐飲與交通等產業，則普遍受到燃料與物流費用上漲的影響。 此外，半導體所需氦氣、製造業依賴的鋁材等關鍵物資，也可能因中東航線受阻而出現供應緊縮。同時，地緣政治緊張若外溢至社會層面，新加坡政府亦須面對邊境安全與社群和諧等內部治理挑戰，使這場危機已由經濟層面延伸至整體國家韌性的考驗。 新加坡政府堅守原則與靈活應變 新加坡政府在4月7日國會發出重要的政策訊號：不壓低能源價格或進行配給、但加強定向支援；不改變開放經濟基本邏輯、但設法提高供應韌性。這代表新加坡不會透過價格管制或大規模配給來抑制市場價格，而是接受價格上升的現實，同時將資源集中用於協助最受衝擊的群體與部門。 首先，在治理架構上，總理黃循財已啟動「國土防禦危機部長級委員會」，由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尚穆根主持，並由副總理顏金勇擔任顧問，整合財政、貿工、內政、國防與外交等部門。其下並設有由常任秘書（次長）組成的執行協調機制，統整部會資訊並推動跨機關行動。新加坡將此視為一場需以全政府模式應對的長期風險，而非單純由經濟部門處理的市場波動。 其次，在價格政策上，政府反覆強調必須保留「價格訊號」。交通部代部長蕭振祥在國會指出，若政府以行政手段壓低燃油或電力價格，供應商會將能源轉向價格較高的市場，進而削弱新加坡本地能源供應的穩定性。更重要的是，高昂且真實的價格訊號，是促使消費者、家庭與企業自主節約能源、提高能效的最有效動力。 在民生與勞工支援方面，新加坡政府宣布在2026年預算案基礎上，追加接近10億新幣援助。對受油價上升打擊最明顯、又須自行負擔燃料成本的活躍平台工作者、私家車司機與計程車司機，自4月底起將發放200新幣現金補助。 對一般家庭而言，政府則將原訂於2027年發放的500新幣社區消費券提前至2026年6月發放，以加快紓困時點。針對中低收入國人，9月生活費特別補助金再額外增加200新幣，使總額提高至400至600新幣不等。同時，政府也提高水電費回扣，最高可達一般額度的1.5倍，並在4月與7月分批發放，以抵銷部分高電價壓力。其思路非常清楚：不是凍漲價格，而是補助帳單。 在企業支援方面，政府將企業所得稅回扣由40%提高至50%，最低受惠額提高至2,000新幣，上限增至40,000新幣，以協助企業因應現金流壓力。此外，針對公共性的運輸服務，政府將與業者共擔部分成本增幅。對於政府基礎建設採購與承包工程，政府將分攤燃料上漲所造成的部分額外成本，以避免公共工程因外部價格衝擊而延宕。 除了即時紓困，國會方案另一主軸是提高供應韌性。短期內，政府要求發電公司自全球其他來源積極採購天然氣，以降低對單一供應地的依賴。新加坡也持續深化與澳洲、美國、莫三比克等國的能源合作，並與紐西蘭協調食品與必需品供應安排，力圖在不改變開放經濟結構的前提下，分散外部風險。 中長期方面，新加坡政府進一步強化能源轉型方向，包括將2030年太陽能部署目標由2 GWp提高至3 GWp，推進與寮國、泰國、馬來西亞的區域電網整合計畫，並加快建立氫能監管框架，同時審慎評估先進核能技術的可能性。能源效率補助金也將擴大至所有產業並延長至2028年，鼓勵企業汰換高耗能設備。 總體而言，在面對中東戰爭引發的輸入型通膨與供應風險時，新加坡政府不選擇全面壓低價格，也不改變開放經濟基本邏輯；相反地，是以更有針對性的方式支援受創群體，並透過能源多元化、區域合作與效率提升來補強能源供應韌性。

  文/童振源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隨著全球數位經濟高速擴張，詐騙犯罪早已不只是單純治安問題，而是高度組織化、科技化且具跨境流動特性的結構性威脅。2024 年，新加坡錄得逾 51,500 起詐騙案件，全年財務損失首度突破 11 億新幣，雙創新高。然而，在公私協力機制逐步深化下，2025 年出現關鍵轉折：案件數下降 27.6% 至 37,308 起，財務損失亦減少 17.9% 至 9 億 1,310 萬新幣。 儘管如此，超過 81.8% 案件仍屬於受害者在心理操控下「自願轉帳」。當受害行為形式上具備「自願性」，傳統以事後偵查為核心的警政模式，便難以及時阻斷資金外流。防詐的關鍵，已從破案率轉向風險前移與決策干預。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調整戰略思維，從公部門單線主導，轉向整合警政、金融、科技平台與社區力量的公私協力架構，建構多方共擔風險的反詐生態系。 制度整合：合署辦公與即時凍結 最具象徵意義的創新，是警察部隊轄下的「反詐騙指揮處」。該單位邀請 7 家系統性重要銀行及主要電商與社群平台派員實體進駐，實施合署辦公。 過去，警方須透過公文往返才能請求凍結帳戶或下架廣告，往往在程序完成前資金已轉移。如今透過實體共處與即時溝通，凍結流程由數日壓縮至同日甚至即時完成。2024年成功追回逾 1.82 億新幣；2025...

  文/童振源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階國際研究學院(SAIS)博士，現任駐新加坡代表處代表) 在當代國際政治與全球經濟的交會點上，半導體早已不只是產業議題，而是牽動國家安全、科技競爭與供應鏈韌性的核心戰略資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駐新加坡大使童振源將於本月出版新書 Taiwan at the Core – A Strategic Partner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Landscape and Supply Chain Realignment（中文譯名《臺灣居於核心：全球半導體版圖與戰略重組中的關鍵夥伴》），說明臺灣在全球體系中的關鍵角色。 從人工智慧與先進運算，到電動車、通訊設備與國防系統，晶片已成為各關鍵產業的基礎建設。誰能穩定掌握半導體供應鏈，誰就擁有影響未來科技發展與經濟秩序的重要籌碼。臺灣目前掌握全球晶圓代工市場超過 78% 的市占率，這不僅是一項產業成就，更意味著臺灣在全球數位經濟體系中，已成為無可取代的關鍵支點。 本書以政策導向與全球視角為主軸，深入剖析當前各國正同步推動、但方向各異的「半導體戰略重組」。內容涵蓋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生態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美國、日本與歐洲如何透過產業振興政策與供應鏈安全布局，重新塑造其科技競爭力；同時也分析中國在先進製程受限的情況下，轉而加速成熟製程擴張的發展路徑，以及南韓在 AI 驅動下，高頻寬記憶體（HBM）領域所展現的關鍵優勢。書中亦特別著墨於新加坡、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如何在區域分工與全球供應鏈中，逐步扮演更具戰略意義的角色。 透過這些比較與分析，讀者可以更全面理解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結構性變化、其重組背後的動能，以及未來十年科技競爭所交織而成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意涵。 值得強調的是，《臺灣居於核心》並非僅止於產業分析，而是清楚地將臺灣定位為各國政府與企業不可或缺的戰略夥伴。憑藉完整的 AI...